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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曾胡左李
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1月19日) 作者:张宏杰

如果胡林翼还在,曾左断交也许不会发生

    早在道光十三年,左宗棠赴京会试,在北京结识了当时任翰林的胡林翼,二人顿成莫逆。二人“每风雨连床,彻底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每天晚上共居一室,彻夜纵谈,探讨天下古今政治得失,为大清王朝的前途忧心忡忡。左宗棠后来回忆他们初识之相时说:“我歌公咢,公步我趋。諧谑杂遝,不忘箴言。”纵歌击鼓,抚掌大笑,可见两个性格投合的年轻人相处起来是多么欢快。

左宗棠(资料图)

    三年后,陶澍唯一的儿子又娶了左宗棠的女儿。这样一来,左宗棠和胡林翼又成了亲戚,不过左宗棠长胡林翼一辈,成了“季丈”。此后二人交往自然更加亲密。左宗棠常年居住在陶澍家里,替陶澍理家课子,长达八年。胡林翼也多次前往陶家,住在岳父家里。“林翼与先生风雨联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两个人在政局、人事、古今人物品评等方面观点高度一致。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两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合。”
    左宗棠性格刚直、为人自大,他自己也承认“我刚而偏”,一般人很难和他合得来,连湘军集团中很多人都看不惯他。曾国藩的好友刘蓉痛恨左宗棠,说左氏“立功一时,而流毒于十数年之后”,另一位好友郭嵩焘后来也和左宗棠成了死对头,李鸿章和左宗棠晚年也一直面和心不和。湘系之外的人很多对左氏更是深恶痛绝。比如曾任江西布政使的张集馨,在回忆录中满怀怨愤地骂左宗棠“存心阴险,极不易交”。
    能和这样的人保持一生的朋友关系是不容易的。好在胡林翼情商极高,知道如何捋这样的“顺毛驴”,所以两个人相交越来越深,甚至达到了无话不说、相互攻错的程度。在朋友中,只有胡林翼敢于毫不客气地指出左宗棠的缺点。左宗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润之前此会葬,盘桓十日而别,深信宗棠相与之诚,而以论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宗棠戒,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
    胡林翼说左宗棠的毛病是考虑事情太过严密,论断事情话说得不留余地。这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左宗棠肯定会当场翻脸,而胡林翼说出来,左宗棠居然能痛快接受,并且还表示欣悦佩服。

    左宗棠虽然一身臭毛病,但毕竟才华出众,无人能比。为了让只有举人身份的左宗棠不埋没在深山之中,胡林翼不遗余力,反复向他所认识的封疆大吏们进行推荐。他最早曾向林则徐推荐过,林则徐已经首肯,左宗棠却因为家事牵绊,没能出山。后来胡林翼又多次向湖广总督程矞采推荐左宗棠,称左氏“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品高学博,性至廉洁”,“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当为近日楚材第一”,“才学识力冠绝一时”云云,极尽揄扬之能事,可惜程氏没有识人之才,没被胡林翼热情洋溢的推荐打动。
    到了咸丰二年(1852)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胡林翼正在贵州知府任上,又多次向张亮基全力推荐。胡林翼在给张亮基的信中这样说:
    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夹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时事孔棘,得人为先……计惟有举贤才以赞幕府,方为忠爱之至。计野人葵藿之诚,盖为此也。
    他反复四次向张亮基推荐,终于让张亮基动了心,决定礼聘左氏。然而推动左氏出山工程至此才算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做左宗棠的工作。因为左宗棠虽然满怀用世之志,但是架子却一直端得很高,总是摆出一副不屑出山的姿态,胡林翼全力举荐,左宗棠却屡“加诮让”。张亮基两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也坚拒不出。张亮基只好请胡林翼想想办法。胡林翼殚精竭虑,巧妙措辞,写信给左宗棠,劝他“屈已救人”。胡林翼说:
    张中丞两次专人备礼,走请先生,一阻于兵事,其一计已登青览……(张中丞)言思君如饥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胆血性一时无两。……默计楚祸方烈,天下之祸方始,非才不济,而大勋必成于张中丞。……林翼之意非欲溷公于非地,惟桑梓之祸见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设先生屈己以救楚人,较唐荆州之出山,所补尤大,所失尤小。设程制军听余言而坚求先生,楚祸何至如是之亟!区区爱国爱乡里愚诚,未蒙深察,且加诮让,且入山从此日深。异哉,先生之自为计则得矣!须知自古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先生高则高矣,先代积累二百年,虚生此独善之身,谅亦心所不忍出也。
    把左宗棠捧到圣贤仙佛的高度,还说左氏如不出山,对不起二百年历代祖宗积累的德业。这样的高帽送上去,左宗棠才半推半就地出山,开始了他那非同寻常的幕僚生涯。
    左宗棠出身仅为举人,门第不过中农。如果没有掌握广泛人际资源的胡林翼如此全力举荐,他绝不可能一跃而成为一省巡抚的主要幕宾,一出山就左右全省事务。可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都是胡林翼为他打下的基础。

胡林翼

    而在左宗棠遇到危难时,胡林翼更是全力相救。
    咸丰九年(1859年),永州镇总兵樊燮控告左宗棠劣幕不法。咸丰诏命官文查办,说如果左氏确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曾国藩、郭嵩焘等一干朋友都积极设法营救,其中胡林翼尤其“焦灼急切”。从胡林翼写给官文的一件密函,可以见到胡林翼为此事所做的努力:
    湖南左氏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指官文)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寮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恐。……左生实系胡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胡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也就是说,左宗棠这个人性格刚介,多年来与湖北官方来往中肯定有很多失礼之处,一直得到您老的海量包容。曾国藩经常说您有宰相的度量,非常佩服您的德行。您来信说对此案并无成见,一切秉公而断,没什么关连的人当然能放就放,但是关键人物一定要追究罪责,这让我读了之后非常惶恐。左宗棠是我的亲戚,我和他打小就认识,这些年他脾气不好,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这个案子如果牵连到他,敬求您老人家格外关照。这是我出自个人的私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只有一个劲地烧香拜佛,请你老兄一定同意。
    为了营救左宗棠,胡林翼四处求人,其中有些内情连左宗棠本人都未必尽知。正如刘坤一日后所说,如果不是胡林翼低三下四地四处求人,左氏“几乎殆矣”!虽然在给官文的信中,胡林翼说他只是因为左是私亲,“别无道理可说”。但是实际上,胡林翼此举主要是为天下惜人才。
    就像这次樊左冲突一样,左宗棠一生动辄与人发生矛盾,每当重大冲突发生,胡林翼都要跑前跑后,为左宗棠和稀泥,擦屁股,解危局。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复杂关系当中,胡林翼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左宗棠虽然只是举人出身的幕友,但是一直瞧不起二品大员曾国藩,平时书信来往“不肯稍自谦抑”,“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曾国藩曾经向胡林翼诉苦,说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期间向皇帝要官,左宗棠更是破口大骂,令曾国藩非常气愤,两人一度“不通音问”。

曾国藩(资料图)

    胡林翼深知曾左二人关系对维系湘系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千方百计调和他们。樊案之后,左宗棠没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胡林翼于是建议他到曾国藩大营,帮助曾国藩处理军务。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到来,非常欣喜,但也有隐忧。喜的是左氏才大,如能为自己所用则如虎添翼;忧的是左宗棠这个人确实难以相处,他怕自己对付不了。
    适此时四川兵事紧急,咸丰上谕垂询曾国藩和胡林翼,问左宗棠是否可以带领一支军队入川。曾国藩感觉这对左宗棠来说,倒也不失是一条很好的晋身之途,因为“督办军务”显然比在自己身边“襄办军务”责任更重,品级更高。于是他致书胡林翼,表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也就是说,左宗棠的性格,适合独挡一面。而且“在吴仅为襄办,入蜀则为督办”,就是说,如果在我幕中,只能做我的助手,而入蜀地位更高,因此建议让左宗棠入川。
    胡林翼接信之后,非常清楚曾国藩的心理。左宗棠也心知此时自己在官场还没有根基,离开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卵翼,单独入川根本无法成事,因此向胡林翼表示愿意入曾幕效力。于是胡林翼致书曾国藩,为左宗棠说项。他以曾国藩经常要求部下直言进谏为切入口,以“朝有争臣”、“室有烈妇”为喻,担保左宗棠“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信中说:
    左季高不愿入蜀……愿依丈(指曾国藩)而行……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谋淮扬,不出仁人之疆域。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
    他又写信给左宗棠,说:“涤帅奉命已久,吴人喜极生怨……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曾国藩于是奏留左宗棠襄办军务。在胡林翼的劝告周旋之下,左宗棠对待曾国藩态度也比较驯顺,二人这个阶段的合作非常顺利。据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说,左宗棠“其时颇知感戴(曾国藩),凡事情理相商,辞气亦甚卑约”。后来,胡林翼又向曾国藩建议由左宗棠自募一军,独当一面。这支军队从营伍编组到军官的选择,都由胡林翼一手策划。楚军成军后战功卓著,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左宗棠不久就成了浙江巡抚。
    可以说,如果不是胡林翼一再苦心调停,如果没有曾国藩的虚怀大度,左宗棠不可能一飞冲天,“遂跻疆帅,开府闽浙,摅其所蓄,恢恢而敷布之”。

    然而即便如此,左宗棠对胡林翼也常有轻慢举动。他经常说胡氏不及自己,批评胡林翼“谋欠深,断太速”,不能识人用人。在文才方面,左也自以为横绝一世,不把胡林翼放在眼里。吴汝纶所作《左文襄公神道碑中》说:
    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公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我第一。”
    后来甚至连他受到胡林翼提携引荐的事实都“不肯自承”。
    对于这一切,胡林翼都不予计较,不与左氏争辩。但是,对于左宗棠经常惹事的臭脾气,对他“面折人过,不少宽假”的说话做事方式,胡林翼倒时常进行直言规劝,告诫他“此时此世,惟让美可以免祸”。左宗棠因此也不无反省与改进。
    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回顾他与胡相交始末,才痛感胡林翼对他的重要性,痛悔自己的一些言行:“咏公逝去,人之云亡,悲恸何既!……回思平生辩驳之谈,深自悔恨。”他在祭胡氏文中云“我刚而偏,公通而介”,道出了他和胡氏性格上的长短;而“我尝戏公,吾岂妄耶”,则表现其对胡氏失礼之处的反悔;最后他感叹:“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更提挈了胡氏与他关系中的纲领。左宗棠这一生,确实有赖于胡林翼“救其偏”而“拯其穷”。
    胡林翼的去世,不仅是左宗棠的损失,更是整个湘军集团的巨大损失。在胡林翼去世后不久,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就又一次紧张起来。已任巡抚的左宗棠故态复萌,对曾国藩毫不尊重,因用人用兵经常发生争执,终因幼天王事件再次失和。此时已经没有胡林翼居中调停,二人终生不通音问。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胡林翼没有早死,曾左和曾沈(胡林翼也曾调节过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矛盾)断交之事也许不会发生。
    参考文献
    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 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清)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 家书 诗文》,岳麓书社,2014年。
    (清)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 二》,岳麓书社, 2008年。
    (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 8》,岳麓书社, 2012年。
    (清)梅英杰等撰;李润英标点:《湘军人物年谱 一》,岳麓书社, 1987年。
    (清)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 2》,岳麓书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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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作者:胡遂(胡林翼玄孙女)

    胡林翼的病重去世,据说与一件事情有关。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至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胡林翼不久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曾国藩十分伤感地说:“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调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者哉!”这确实是十分中肯的知人之言。
    关于“赤心以忧国家”,从薛福成笔记中已经可以见出,当然从今天来看,最难得的是那种走在时代前面的远见。以后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曾国藩说海防于国家“是第一件大事。”认为购买外洋船炮,系“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左宗棠亦亟谋仿制西洋船炮,可谓皆从此出,此是中国洋务运动之开始。
    至于“小心以事友生”,胡林翼在曾、胡、左湘军三巨头中,则有七荐左宗棠,救其出死地;数荐曾国藩为督抚,倾鄂省财力慷慨而坚决以支撑曾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粮饷军需等,此皆昭昭在史者。咸丰九年,有人建议略减支援曾军数量,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 !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 无论如何,供给曾军之饷“不可丝毫欠缺”!胡林翼千方百计地为曾国藩谋取疆吏之权柄,盖欲曾氏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掌三江之兵事”。为了加强曾的权势,供其所需,应其所求,胡氏 真 是无所顾惜,以至将自己的精锐霆字营 6000 多人和礼字营 2000多人慷慨拨归曾氏。胡林翼去世后,曾 国 藩感 叹 :“ 从 此 共 事 无 极 合 心 者 矣!” 说 靠 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曾 、胡、左三人性格各异,其中左与曾性格相差甚大,曾国藩学有余而才不足,城府极深;左宗棠则素以才气自负,心高气傲,喜怒皆形于色,故素不喜曾为人,以至人前人后常责骂之。胡林翼性格豪爽,为人豁达,与左同为性情中人,少年时性格颇为相似,中年以后,心胸日益宽广,敢于担当,为国家大事能容、能忍、能让。作为世交、密友兼姻亲,他常规劝左宗棠,告诫他“此时世俗惟让美可以免祸”。左宗棠很感动,说:“我刚而褊,公通且介。”“通而介”,就是既能圆融通达,但又能坚持原则,人品耿介,毫无掩饰。左以幕僚身份在湖南实掌军政大权多年,与胡林翼在湖北作坚强后盾是分不开的,对此,左宗棠十分明白,曾说:“湘固鄂皖。我司其隐,公任其难”。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为政敌陷害,面临大难,在参与营救的湘系同僚中,胡林翼最为关键。因为此案由湖广总督官文受命全权审办,可以说,没有胡林翼竭尽全力,这个难就了不了。正因为如此,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发出了“自公之后,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的感叹。
    对于左曾矛盾,胡林翼除了劝诫左外,又尽量在曾面前作出解释,说左“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只是在性格上“ 刚 烈 而近乎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力劝曾国藩忍让,说:“ 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危难乃知其可靠。”在左氏被控案中,胡林翼联同曾国藩一道谋求解脱。案结之后,他又出面联络让左宗棠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在胡林翼的极力调和之下,曾左二人的关系才有很大改善。
    至于“苦心以调护诸将”,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上奏言其功绩中,有此一段:“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
    胡林翼年轻时恃才傲物,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从政后,深深地认识到经邦济世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从此观念大变,对待湘军内部人士至诚至谦。为了协调好湘军与各方面的关系,他不辞劳苦,不惜家财,甚至也不在意自己遭受的误会与委屈。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推心置腹。对部下披 肝 沥 胆 ,亲 密 无 间,苦心扶植,使人人都有布衣昆弟之欢。每当遇到大事难以决策,他总是果断决策,事后讨论得失时,总是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而推美于人。这就是“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因此当时就有人说:“ 江 、 楚 、 豫 、皖诸将帅,惟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在胡林翼培植、举荐、选拔和任用的文武人才中,官至尚书的有四人,官至总督的有五人,官至巡抚的有七人,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职多人,因此,胡林翼的用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受到极高的赞誉。郭嵩焘说他“汲汲奇才,求有益身心志行之助,立意高远,今世无有也”;廖寿恒称他有“ 千 古 用 贤 之 识 量 ”;袁 世 凯 敬 佩 他‘荐达贤才不拘成例,故得人之效称盛一时’”。民国时期,更有论者认为“用人之道,文忠更胜于曾、左二公”。胡林翼的人才观及用人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乃至成为当今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朝先正事略》卷26专门有一条“勤于治事”条,记载有:“胡文忠公林翼,其父达源,与先祖苇杭公为同年,当招吾父至鄂,居宝善堂,吾父于中兴名臣,推公为最。谓以诚待众,众不忍欺,荐贤满天下,无一失人。曾左诸辈皆凭藉之以成功,惜公已不及见耳。公勤于治事,军政吏治巨细必问,常达旦不休。时久患咳血,吾父以食少事烦为戒。公凄然曰:“武侯当日鞠躬尽瘁,岂得已哉。”吾父后述及此,每为泣下。公之感人深矣。公尝自以闻道苦晚,刻自绳检,坎然常觉不足。家有田数百亩,初筮仕誓先墓,不以官俸自益,此亦成都八百之志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胡文忠,出身官宦之家,又娶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儿为妻,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然而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却因在江南副主考任上受主考文庆携带举人入场阅卷的牵连以“失察”降官,回益阳丁忧守制,隐居五年未出。当此之时,他原本打算隐居家乡,讲学书院以著述终生。若不是道光二十六年,林则徐两次来信劝其出山重入仕途,以其才其学其志,他当能成就为一位颇有建树的硕学鸿儒。但后来他再入仕途,从贵州到湖北,入湘军,在成就一代功业的同时,积劳成疾,不得永年,乃至当初功盖天下,后世名声不及曾左。此乃时耶?命耶?运耶?世事无常,说不清楚了。
    只是在他早年所写的几幅对联中略可窥知一二。
    如“桃花源”对联曰:
    卅六洞别有一天,渊明记、辋川行、太白序、昌黎歌,渔耶?樵耶?隐耶?仙耶?都是名山知己;
    五百年问今何世?鹿亡秦、蛇兴汉、鼎争魏、瓜分晋,颂者、讴者、悲者、泣者,未免桃花笑人。
    又有题岳阳楼对联也是传诵一时的:
    其一曰:放不开眼底乾坤,何必登斯楼饮酒;吞得下胸中云梦,方可与仙人吟诗。
    其二曰:杜老乾坤今日眼; 范公忧乐古人心。
    孔子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宋儒则倡内圣、外王之道。至于“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是非谁管得”,那不过都是文人们面对历史人生发出的感叹罢了。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诚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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