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恒俊
将“钓鱼翁至胡安国——寅、宁、宏”挂靠华林系，目前所见，一是黄启昌先生“华林胡氏‘瑜公——胡夔——安国’世系”说；二是樊明芳先生在《华林山的胡氏渊源》中，既列“胡瑜——令仪——安国”世系，又列“胡瑜——令濬——安国”世系。三者无论哪一种，都是错误链接。
一、关于“胡瑜——胡夔——安国”说
黄启昌先生此说的原文，笔者未能见到，但据王立新教授《胡安国族系考证》所引，黄启昌在《中华姓氏通书·胡姓》中，将“崇安胡氏世系表”，列为“胡瑜——夔——□——敏——容——罕——渊——安国”。对照真实的《崇安胡氏族谱》“夔——春生——敏——容——罕——渊——安国”世系（见拙作《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辨——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黄启昌先生除了确切地知道“夔”与“敏”之间还有一代人，只是不知其名外，自“夔”至“安国”，共七代人，是正确的；唯独将“夔”，挂在“胡瑜”之下，不仅错误，而且大错特错。
胡瑜者，何时人？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说法是：“五代胡瑜……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
大家都知道，陈留县，本是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虽然西晋曾将其废入小黄县，但自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到1957年废入开封县，陈留县存世就长达1371年，其间的朝代、县令更迭，方志中都会记载。而胡瑜之父胡城（875~945），“唐亡后悬车不仕，归隐华林故居”，生子珰、瑜、琼、球等五人。
后唐（923~936年）被后晋（936~946年）取代。胡瑜926至929年为陈留县令，之后为何“徙居崇安”？是929至936年，在后唐向后晋的过渡阶段，家庭发生过重大变故吗？没有！因为，胡瑜的长兄胡珰，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5年），官膳部员外郎，赠少保，卒谥‘文献’，先葬华林山冲霄凤形凤脑下……”；三弟胡琼“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常州刺史，遂家于武进县安上乡”；四弟胡（王告）“后唐间官散骑常侍、江州节度使，加礼部尚书，徙九江”；五弟胡球，“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离祖居华林，闵帝应顺元年（934）迁居武宁住田，后晋开运（944~946）间，官武宁散骑常侍、节度使，加兵部尚书”，兄弟不仅没有一人遭遇厄变，而且官运亨通。在此情况下，作为次子，一无灭门之灾、二无杀身之祸，按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高堂城公尚在（卒于945年），胡瑜岂能抛下归隐于华林的花甲之父，而向东南远徙千里，居于崇安？
退一步说，兄长胡珰，“生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世居华林”，三弟胡琼926至929年官常州刺史，作为次子，胡瑜出生年代，至少应在公元900年前后。而其长子令仪，却是“天启元年（1017年）进士”。——实际上，“天启”，是“南诏”年号（848~860年），而公元1017年，则是“北宋天禧元年”（注：《历代状元进士名录》中之“进士”，此间只有1015年的胡献卿，1019年的胡用舟，根本查不到胡令仪）。宋代参加会试者的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合格之后才被赐予等第不同的“进士”。也即是说，以此推论，胡令仪出生的年代，当在公元990年前后，显然与事实不符：长子岂会比父亲至少小九十岁？何况，胡瑜926~929年就已经是县令，作为长子的胡令仪，又怎会在90年之后的1017年，才中进士？
而《崇安胡氏族谱》中，“入闽始祖‘钓鱼翁’胡夔”，则生于南唐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相较于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记述，年龄要比胡瑜小60岁左右，比胡令仪则大30岁左右。
抛开出生年代，单看世系：《华林山的胡氏渊源》中胡瑜的世系之一，是“胡瑜——令仪——绍——美弼——罕——渊——安国”，从胡瑜到“安国”，共七代人；而《崇安胡氏族谱》的世系为“胡夔——光仁、春生——敏——容——罕——渊——安国”，从胡夔到安国，也是七代人。两相比较，胡瑜与胡夔，“辈分”相同，只能是兄弟，何来“父”与“子”之说？更何况，“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而胡瑜，“字可佩，号雪宝”，二人毫无相似之处？
黄启昌先生此说，不过是抄自某个未经辨析、考证的资料罢了。然而，由于黄先生对此说的失察，导致《中华姓氏通书·胡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不免令人遗憾。
二、关于黄启昌先生“胡瑜——令仪——安国”、“胡瑜——令濬——安国”说
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胡城次子瑜世系”中说：“五代”时，“胡瑜，字可佩，号雪宝，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卒葬华林宅后。原配吴氏，生子三：令仪、令濬、令熊；续娶刘氏，生子三：令绵、令延、令弦。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迁淮南转运使，生绍；绍生美弼；美弼生罕；罕生渊；渊生安国；安国生宣（寅？宁？）、宏；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令濬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上述介绍，既有“胡瑜……徙崇安”，又有次子“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让人一头雾水。若是自胡瑜就开始“徙居”崇安，怎会到次子“令濬生羽仪”之后，才“徙崇安”？若是“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胡瑜就不是“徙崇安”的始迁之祖。但是，同一文章之中，两种说法却赫然并存，到底那个真，哪个假？亦或无一真，全为假？
上述介绍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是否是同一个人？若是同一个人，为何胡瑜长子令仪的“后裔”之“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与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之子胡宏的世系一样；而胡瑜次子令濬，却是“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毫无疑问，此文中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就是《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父子。因为，樊明芳先生在《附录：华林胡氏（简介）》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强调说：“瑜迁陈留后徙居福建崇安，后裔中著名人物有胡安国、胡宏。”在未读到《华林山的胡氏渊源》原文，不了解樊明芳的本意时，笔者曾在《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辩——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钓鱼翁”并非华林系》中，曾经质疑说：此一说法，当然也是抄来的。而不论是否别人代抄，作为樊明芳先生，难道就一遍也不看吗？倘若扫上一眼，也应感到奇怪——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当然是一个人，怎么既是令仪之后，又是令濬之后？何况，令仪与令濬，本是同胞兄弟？如此明显的错误，竟然招致众多不加分析的引用者，岂不滑稽而又滑稽？如此之渊源，哪里还有一点可信度？
更值得推敲的是，既然“胡瑜……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又怎会“卒葬华林宅后”？即使胡瑜真的“徙居”过崇安，至多也是“暂居”，时间很短，就回归华林祖居之地，才能十分正常地“卒葬（请注意：是‘卒葬’，而非‘归葬’，也非‘迁葬’）华林宅后”，怎会成为“陈留、崇安之共祖”？何况，胡瑜之父城公“卒谥忠献，葬奉新赤岸南枥大安山”，母亲耿氏夫人“卒葬奉新赤岸南枥九皋山”，胡瑜自己却“卒葬华林宅后”？与父、母异地而葬，不但说明胡瑜不是为了守护父母坟茔，而从崇安回归华林，同时也说明，胡瑜在崇安，根本就没有子女留下安家。否则，若有子女在崇安，胡瑜的晚年，应由子女精心侍奉，岂能独自回归华林，却与父母异地而葬？为“徙居崇安之祖”尚且谈不上，何来“为陈留、崇安之共祖”之说？
显然，错误的挂靠、链接，总会有“硬伤”，难免痕迹频现、破绽屡出。
本次有幸读到《华林山的胡氏渊源》全文，方才知道：樊明芳先生是为县志的相关内容而写，本意在于介绍华林山的山川形胜、地灵人杰，华林书院的显赫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创办者胡氏的英才辈出；而对所引用的某资料中的错误，早已洞悉，只是不便评论罢了。所以，樊明芳先生才在文末，特别慎重而又严谨地申明：“以上所述仅为华林胡氏源流及祖居的历史和现实情形之万一。鉴于华林胡氏源流及其祖居情况在学术上有些不同的说法，笔者不想下什么结论，说什么是非，还是让华林胡氏1800万贤后裔自己去选择和甄别吧！”
好一个“自己去选择和甄别吧！”多么难得！
其实，胡安国族系，在引用资料时，也应如此。
胡安国族系，始终是“安定堂”系，不仅在清朝末年的《崇安胡氏族谱》中仍然被明确记载，同时，在全国宗亲们的心中，也是公认的常识。
修谱续谱，在于通过真实的本源、宗支、世系，重现清晰的血源传承脉络，达到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继承传统、更创辉煌的目的。古旧族谱，形成于地方割据、交通闭塞的封建社会，错误链接，在所难免。不加辨析、考证，就原文引用，难免不对列祖列宗，造成亵渎！作为今人，在通讯发达、资料共享的信息化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对老旧族谱，予以仔细梳理、多方辨析、认真考证、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虽然很难，却不能偷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