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物》2019年第5期图:渠传福定襄居士山摩崖碑《文物》2017年第5期发表《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以下简称《胡奋碑》），推定此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胡奋于泰始八年（272年）讨平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乱后的重阳登高纪功碑[1]。胡奋碑2016年，笔者曾应邀参与了此碑的数字化文字辨认释读，共同确认了摩崖碑时代属西晋，碑主为胡奋。其后的碑文整理研究由忻州市文物管理处李培林等完成。初稿曾寄笔者征求意见，当时也未发现问题。《胡奋碑》刊发之后，再度细读，认为其“胡奋登高立碑纪功事件就只能确定到泰始八年的九月九日"的年代结论，虽考证颇详，但总感觉不甚妥当。进而翻检文献，梳理史实，发现其结论似乎未尽完善，尚且难以定论。笔者深愧最初阅稿时的迟钝与草率，有负忻州同行重托。在此就相关史实，作一补正。《胡奋碑》一文的结论，“此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胡奋于泰始八年（272年）讨平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乱后的重阳登高纪功碑"，应该是不妥的。问题出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当事人立碑行为的关联认定上，其原因则可能源于对深层次历史文化背景的忽略。一、非主帅无资格勒碑纪功《胡奋碑》之所以认定此碑与讨伐刘猛的关联，可能是过于注重史书中关于胡奋的英勇和功绩记载，以及由此引发的职官升迁和历史评价，存在先入之见，昧于具体而微。关键是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深层规则——主帅才有资格勒碑铭颂。有关泰始年间平定刘猛叛乱，史书记载如下。《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2]《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泰始七年）十一月，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3]《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4]《晋书》卷五七《胡奋传》：“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硁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5]事实上，这几条史料记载的应该是两次战事：第一次战事在刘猛初叛当年，主帅是并州刺史刘钦（《晋书》失载，《通鉴》补记当有所本），亦不知胡奋是否参与其役；第二次战事的主帅（《晋书》记载前后扞格，或许暗示晋朝人事的变迁），无论是监军何桢或骁骑路蕃，胡奋只是参与部属。换句话说，那怕后来胡奋官职更高，名声更大，但此时他仅是一位部属参与者。史书关于胡奋的记载很多，评价也很高。史书出于后世，作史者或有意无意地对声名卓著者有所偏爱，将许多别人的功绩与荣誉加诸其身，当事人由参与者变为主导者的情形，司空见惯。《晋书》卷五七：“史臣曰：……（胡奋）玄威之武艺……制凶酋于硁北……“显然将讨平刘猛的功绩归之于胡奋。但是，纪功碑是当时的文告形式，必然如实展现此时此刻的政治局面和官场秩序。古代中国有这样一种政治、军事文化传统，哪怕部属建功再多，性格再狂妄，都不可能凌驾主帅而勒碑纪功。故此，胡奋碑的缘起和年代背景，当不会是讨伐刘猛的泰始八年。反过来说，以胡奋领衔的纪功碑，所颂扬的是另外一回事。二、主帅胡奋与战争对手胡奋领衔的纪功碑，除居士山纪功碑以外，还有太康元年（280年）胡奋和王戎在征伐孙吴时平夏口、武昌后所立碑。《水经注》卷三五《江水》：“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山上有吴江夏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