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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胡宁生 执行提前操作(201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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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祠堂 五千村落 来源：安徽文化论坛 作者：潘小平 （一）黄山水，新安源 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徽州原名新安、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名徽州，而改歙为徽，传统的说法，是因为绩溪境内有一座大徽岭，或曰徽山。明清之际说到徽州，人们爱说“一府六邑”，是说它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当然，还包括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从地理环境上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时代，徽州就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说法。所谓“山限壤隔”，是说徽州的一府六县处于万山环绕之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所谓“民不染他俗”，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从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开始，徽州的行政区划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辖区面积一直比较固定，当时的歙州领有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而明清时期的徽州府，也基本上就是上述区域。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南北长220里。如果采用现代计算数字，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
车行在川谷崎岖的山间公路上，隔着车窗，能看见远处，那些峰峦掩映的狭小盆地之间，坐落着一些村庄。和平原一样，这些村庄的历史都很古老，所以确切一点地说，它们是一些村落。若是傍晚，它们的上空，会有一些久久不散的炊烟，这时，你心中会蓦然浮上“人烟”这两个字来。这时，这些村落，往往居住着同宗同族的人们，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康熙《徽州府志》卷一《风俗》中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他姓搀入者。”也因此在历史上，徽州又是家族制度极为盛行的地区之一，自唐宋以来，世系清晰的大家巨族比比皆是，比如分布在各邑的程氏与汪氏。这些古老大族的祖先，大多是因战乱从北方迁徙而来，徽州山重水复，易守难攻，成为中原士族理想的避难场所。千百年来，由王朝更迭、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等等引起的战争连绵不断，但少有殃及徽州者，包括日寇侵华战争，徽州,就这样成了战争频仍的中国社会一个世外桃源。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来说一说徽商了，因为如果没有众多的富商大贾提供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徽州不可能建造起这么多宏伟的宗祠、书院和牌坊。徽州是一个高移民地区，山多地少，人烟稠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此造成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由此形成了一支与晋商相抗衡的强大的商业力量，史称徽商。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几400年，以它雄厚的财力物力，滋育出灿烂的徽州文化。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徽州地区在徽商鼎盛的那一历史阶段，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都达到了当时我国、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比如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派经学、新安理学、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画派、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水口等等。而这一时期，徽州的自然科学、数学、谱牒学、方志学，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富有特色。徽剧和徽州菜系的诞育与形成，更是与徽商奢侈的生活方式有关。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的丰厚的经济基础，将古老的徽州文化一步步推向了辉煌。
而今天，这一切并未逝去，就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那些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古建筑，仍然留在徽州的一府六邑，一些古老的村落，坐落在绿树葱茏的川谷中间，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而错落的黑瓦和白墙。山水萦绕的地理，孕育出完全不同于平原的文化形态并将其完好地保存，它们今天，仍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徽州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已经成为继“敦煌学”、“藏学”之后崛起的第三大地方学。
一、黄山水，新安源
1、新安源头六股尖
今天，一个达成共识的说法，新安江主要是由率水、横江、丰乐水和扬之水四水汇聚而成，但也有人说，新安江上游，整个黄山南麓，有上千条溪流纵横流淌，最后都汇入了新安江，所以很难说得清新安江有多少个源头。徽州山水萦绕，大小水系数不胜数，所以人在徽州，总能感觉到天地之间，有訇訇的水流之声，在你的前后左右环绕。
2004年12月中旬，一个冬雨霏霏的日子，我和著名摄影家吴广民一起，出休宁县城，沿屯景公路向西，前往休宁县鹤城乡的冯村，去寻找新安江的源头。在徽州的低山丘陵间，新安江谷地沿着由东向西的方向绵延伸展，它包括歙县、休宁和绩溪的各一部分，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休屯盆地，在徽州，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望平畴了。休宁县治海阳，位于休屯盆地的西端，南凭玉几，北依松萝，东枕白鹤，西负凤凰，四面群山环绕。海阳古镇号称“唐时建治宋时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明嘉靖本《休宁县志》记载，唐代休宁城虽无堑堞之防，但因为地处万山之中，形势非常险要。而鹤城乡地处皖赣交界的大山深处，感觉上路越走越深，林越走越密，山越走越高。从车窗向外看去，两边青山郁郁，连绵不绝。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向不为人知的鹤城冯村，一夜之间成为新闻焦点，是因为几十年的钱塘江源头之争，终于尘埃落定。钱塘江上游一段，称新安江。其实早在《山海经》、《明史·地理志·杭州府》和明弘治《休宁县·山川志》中，关于钱塘江的正源和源头，就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到了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有人对史载结论提出质疑，当时的浙江省水利勘探队通过勘探，得出了钱塘江的正源在衢江，源头在浙江开化县的莲花尖的结论。后来又有人推论出钱塘江的正源是兰江，源头在休宁县龙田乡的青芝埭。
一时间，钱塘江的正源和源头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乃至建国后出版的地图册和各类地理辞书中，钱塘江条目下，关于源头，或说其“源出莲花尖”，或干脆用“源于皖、浙、赣边界”这样模糊的说法。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浙江科技人员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先进的探源经验，采用同步登山的考察办法，重探钱塘江源头，经过几年的反复探求论证，终于一锤定音：钱塘江的正源是新安江，源头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境内海拔1629米的怀玉山主峰六股尖。
这个结论发表在1986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地理知识百科
决定方言的是水系。嘉靖《徽州府志》上说，徽州“六邑之语不能相通”，比如旧时徽州府治歙县和今天徽州的中心屯溪，地理上东西紧邻，仍然形成民谚所谓的“篁墩草市对溪东，咫尺乡音大不同”。篁墩位于歙县西南，草市与之一水之隔，但方言差异之大，使人怀疑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方言区域中。而和徽州紧邻的太平话，外人却很容易就能听得懂。这是因为，太平地处黄山北麓，北麓之水流入长江，说的是所谓“官话”，这就是水系对方言的根本性制约。
2、九曲率水几流转
由冯村往南，朝六股尖方向行约两公里，即到达新安江源头第一瀑——龙井潭瀑布，周遭水气淋沛，跌水流泉震耳欲聋，如清代诗人袁枚所描述，“三丈以上尚是水，十丈以下全为烟”。龙井潭经冯村向北称“冯源河”，再折向东北蜿蜒曲折，汇千溪百流而下，就是率水。
率水在流口一带变得阔大，是因为大源河、小源河在这里交汇。
现在让我们继续顺率水而下，穿过休、黟、祁交叉接壤的“边缘带”，前往率水流域重要的水陆码头溪口。这一路上，率水已于不经意间，汇合了很多溪流。全长148公里的率水干流，按地势可分为三段：溪口镇以上为上游，两岸山势陡峭，河谷窄深，流水浅、急、多转折；溪口镇到月潭河段为中游，地势相对平展，有别于上游的滩险流急，水深而流缓；月潭以下为下游，河面渐宽，时有河心沙洲出现，两岸多为低矮丘陵。在率水1522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里，溪口为第一重镇，因为率水在此汇沂源河而下，所以溪口和流口一样，有时也叫双溪。徽州叫双溪的地方很多。溪口双溪属休宁西乡，往东至县城不足50华里，往南经龙湾可至浙江开化，往西经板桥可至江西婺源，往北可达黟县、祁门，素有皖、苏、浙、闽、赣、湘、鄂“七省通衢”之称。
从溪口水埠乘船顺流而下，经屯溪入新安江，自深渡抵钱塘，便是杭州。作为率水往来杭州的起点和终点，溪口水埠因此又有“杭埠”的美称。从溪口出发，商人们将当地的杉木、茶叶，江西婺源、乐平、鄱阳的表芯纸、雨伞、菜油、鸭蛋等特产带往杭州，转运江浙；再将杭州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等时新物品，尤其是将余姚、龙浦等地的食盐，大批运回，转销赣东北地区。当年，溪口与下游另一个重要的水码头龙湾，每天吞吐的最主要货物就是食盐，镇上盐栈连绵十数家，专门为盐栈运盐的船队，分别号称“溪口帮”和“龙湾帮”。
因此旧时溪口沿河形成了长长的街市，石板路光滑平整，街两旁前店后坊，异常繁华。溪口历史上曾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叫汪由敦。汪由敦是乾隆朝大学士，官至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办事明敏干练，深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他的字写得很好，不仅协助乾隆编辑了《三希堂法帖》，本人也有《时晴斋法帖》传世。汪由敦死后叶落归根，葬在溪口北坡，墓前有一对6米多高雕龙卧狮的石华表，神道两侧站满了石人、石马、石虎、石羊，墓碑上刻着满汉双文。
3、世外横江有桃源
现在让我们进入新安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横江。横江又名吉阳江、白鹤溪，发源于黟县漳岭的白顶山，南流经黟县县城，至渔亭折向东流。
渔亭的来历，相传因西江渔人在此舍舟登陆而得名，所谓“渔郎问津处”。早在宋代，渔亭就已建镇，先后设立过驿站和巡检司，所以它不仅是徽州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津渡，就是陆路，在桃源洞未开凿之前，宁国府至池州府的宁池古道，也是由渔亭经栈阁岭、石墨岭、长演岭，石羊山而至羊栈岭的古徽州一条重要驿路。
渔亭之后，横江汇集了东亭河、龙源河、紫溪河、夹源水，东流抵万安古镇，因被万寿山所阻，河水急转而南，与松萝水、琅源水汇合。它最终与率水交汇而成新安江，是在阳湖，沿途经过了齐云山、玉几山、万寿山，干流全长69.8公里，流域面积997平方公里。和率水上游的滩险水急不同，横江一直是河道平顺，水流迟缓，古时的“海阳八景”，均在沿横江一线。因此自古以来，横江就以古桥、古塔众多而著称，古桥有渔亭桥、登封桥、蓝渡桥、水南桥、汶溪桥、夹溪桥、廊桥，等等等等；古塔有富琅塔、丁峰塔、巽峰塔、古城塔……多年以前，曾有人说过，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写的就是黟县的某一村落，一直未敢深信；但几年来，多次深入徽州之后，纵观黟县的山水形胜，采听乡间的风情掌故，我最终对“世外桃源”即古黟的说法，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有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明：黟县旧有“桃源洞”，为南向进入黟县的必经道口，悬于山崖之上，下临百尺深渊。从渔亭逆流而上的渔舟，因河道乱石嶙峋，至此则难以上行了。若往县城，则须舍舟登岸，穿过桃源洞，再经“浔阳台”，在崎岖的山道间穿行。缘溪而上，两岸悬崖陡峭，古木森森，行数里，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阔，只见炊烟袅袅，粉壁黛瓦马头墙，一大片村落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而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桃花源”。当年，这里曾是十里桃林，春来红花灼灼，如云霞般灿烂。可惜，这是旧时的情景，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1956年，国家开筑渔黟公路，因石门山山体高峻，线路无法另选，只得将桃源洞炸开，仅在路边的山崖上勒石以存念。
从桃源洞遗址上俯瞰河谷，两岸崖壁耸立，河间时有深潭，水色沉寂。“浔阳台”三个阴刻大字，嵌于石壁之上，虽岁月迁延，风雨侵寻，字迹仍然清晰。
地理知识百科
渔亭是黟县一个有名的古驿站，距县城13公里，位于黟、祁、休三县交界的中心地段，依山傍水，号称“七省通衢”。源于黟山的漳河流经此处，汇入横江、新安江而直达钱塘。陆路四通八达，东行可达齐云山、黄山和京、沪、杭，西行可达祁门、安庆、景德镇及九华山、庐山。当年的江西瓷器、浙江食盐和苏杭丝绸，大都是通过水路由渔亭中转输往各地。每当春茶夏汛和九华山、齐云山“进香”时节，渔亭显得异常热闹，车水马龙，桅樯如林，商贾游客川流不息。
4、丰乐水下岩寺来
丰乐水发源于黄山兴岭，全长64公里，流域面积392平方公里，又称西河。它是新安江的第三大支流，沿河两岸密布着岩寺、潜口、呈坎、唐模、篁墩、棠樾等等著名的村落。
岩寺的得名，是因为唐大历年间，名僧径山蕴禅师始创三摩圣地，在石壁岩洞前修建寺庙，一时驻寺僧侣，多达500余人。历史上最鼎盛时期，小小岩寺竟有各类庙宇殿堂100多处。在岩寺中街“广惠祠”两侧的柱子上，写有这样一副有名的楹联：“六街灯火无双镇，十里笙歌第一桥”，为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状元唐皋所撰写，唐即是岩寺人。所谓“六街”者，指岩寺的上街、下街、中街、前街、后街、渡街六条古街，而联语中的“第一桥”指通济桥，在广惠祠西面。得丰乐水便利，岩寺渐渐发展成为歙县乃至整个徽州府的商业和文化重镇，繁富一时。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岩寺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形成了商贾云集、舟车辐辏、科甲连第的繁盛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五代至清，岩寺先后出了舒雅、吕溱、唐皋、金榜4名状元，民间因此有“书声喧两市，一镇四状元”的佳话流传。
在从唐末至明清漫长的时段里，徽墨的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歙县和岩寺一带。明嘉靖、万历年间，岩寺著名制墨大师程君房、方于鲁和呈坎的罗小华鼎三足而立，各显神通，标新立异，使徽墨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罗小华成功地采用桐油烟和漆烟，改进了徽墨配方，程君房和方于鲁则大胆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玛瑙、公丁香等等名贵原料，创造出质地更加优良的超漆烟墨。方于鲁所研制的“九玄三极墨”被称为“前无古人”的神品；程君房则自诩“我墨百年之后可化黄金”。与他同时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说：“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
毫不过分。
程君房和方于鲁，都十分讲究墨谱的图案和墨模的雕刻，分别编著了《程氏墨苑》12卷和《方氏墨谱》6卷，方氏墨谱中含有380个图谱。其图谱绘画多出自当时的名家丁云鹏、吴廷羽之手，由徽州著名刻工黄璘、黄应泰手刻。到了清代，徽墨的生产渐趋实用美观，时兴集锦套墨，岩寺曹素功趁势而起，专门为权贵和名流定板制墨。康熙南巡江宁，曹素功所制贡墨受到特别赞赏，赐题“紫玉光”，一时名噪大江南北。曹素功与稍后崛起的汪近圣、汪节庵以及乾隆年间的胡开文，并称为清代制墨“四大家”，迄今300余年，声誉不衰。
5、有水若绩扬之水
现在，我们终于进入新安江的第四大支流，扬之水流域。
徽岭山脉东南麓三公里处，有一个始建于汉朝的古镇华阳镇，扬之水由北向南穿镇而过，造成了整个古镇的气韵生动，元沛淋漓。绩溪置县以来，华阳镇就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华阳名称的由来，是因为绩溪地当宣歙之交，华阳山之南；而县名绩溪，则是因为“境内乳溪、徽溪相去一里，回转屈曲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绩”字的本意是麻线绞集，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绩溪山水的丰饶与美丽。
但也有的资料上说，绩溪的得名，是因为城北有水名临溪，溪行两三里处，岸边有一块大石，方圆两丈，其平如砥，特别宜于浣纱。于是数里以外的浣纱女都到这里来劳作，将那些浣涤干净的白纱晾晒在如砥的石头上。每逢春光灿烂，花柳交映，远近村落的妇女穿着色泽艳丽的服装，挽来如雪的纱缕，汇集在这里，仿佛盛大的节日。久而久之，这条溪就叫了绩溪，再后来，绩溪又成了这个山区小县的名字。
这说法很有诗意。
绩溪置县后，起初县治是在扬之水东岸，南唐之后才开始在扬之水西岸构筑城郭，起建城门、城楼和水门。水门当地人又称“水窦”，此二字甚有古意。华阳老城区一面依山，三面临水，西北为徽岭之余脉，山脉一直延进城墙，作为基础山墙，使华阳老城看上去异常雄伟恢弘。扬之水由北向南绕过城东；乳溪从乳坑流出，在城北注入扬之水；徽水则穿过大徽村，滔滔奔华阳而来，在城南下三里处汇入扬之水中。从徽岭向下俯瞰，绩溪城郭呈鱼形，但非常非常小，城区仅有0·7平方公里。“新安六邑，以县名者六，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所以旧时人说绩溪乃“蕞尔小县”，“蕞尔”是形容非常小的样子。
苏轼之弟苏辙，曾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知绩溪县事，有惠政。当时朝廷下令征集战马，而江东诸郡素来无马，其他县的官吏都借机敲诈勒索，民间“为之骚然”，苏辙却能体恤民情，设法拖延，最后不了了之。县城西门外原有长堤，为苏辙当年所筑，后人名之为“苏公堤”。
绩溪县城保存完好而又独具研究价值的古建筑，是处于绩溪中学院内的明伦堂考棚，规模不大，一样的白墙黑瓦，门前一对小小的抱鼓石。绩溪中学原为绩溪学宫旧址，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经多次扩建，气象浩大，屋宇连绵。虽经世事动荡，沧桑之变，但绩溪中学的这条街上，仍保留有方祠文昌阁、孔庙大成殿，文昌殿等等规制宏大的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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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是一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文物众多，徽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处处粉墙黛瓦，古风悠悠。绩溪地处“徽宁之脊”，西天目山山脉和黄山山脉交汇于此，为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境内多山，溪流纵列，山明水秀，植被丰盛，森林覆盖率为75.4%，是联合国绿色产业示范区、国家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建设示范县。绩溪素以徽厨之乡、徽墨之乡、蚕桑之乡和徽商故里而闻名于世，文风昌盛，士多如林，民风淳朴，相沿至今。
6、大徽岭下大徽村
2006年5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曾专门去了一趟绩溪，前往西北方向的徽岭脚下，追寻“徽”字的来历。徽岭也称大徽山，海拔不高但山势险峻。绵延百里的徽岭山脉，将绩溪一分为二，岭南与岭北的风俗差异甚大，比如岭北的“一品锅”，岭南就不时兴。徽岭同时也是绩溪县境之内，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主要分水岭。《徽州府志》上说，宋宣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121年，平了方腊之后，朝廷改歙为徽，取绩溪大徽村为名。宋《太平广记》上也说，徽州是以绩溪境内徽岭、徽溪、大徽村而名。还有，罗愿的《新安志》、民国时期的《歙县志》，都有类似的记载，总之，从大多数文献上看，徽州的“徽”字的确出自绩溪。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就是文献记载的大徽村遗址，当年是一个千灶万丁的大村落，经数百年沧桑之变，往日的繁华早被雨打风吹去。
但是对于这一说法，多年以来，一直有人持有疑义。绩溪在徽州一府六邑之中，不独偏处东北一隅，而且是个“蕞尔小县”，“田畴不抵婺源，商贸不如休歙”，苏轼之弟苏辙在此作县令时，称为“巴掌城”。歙州若要改名，尽可以从歙县大好山水中任取一字，小小大徽村，如何可作大大徽州府的府名？
但是当我们深入走访，发现“徽”字出自大徽村的记载，确有史实依据。徽岭一带山水奇丽，风光宜人，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在此留下过“晓渡藤溪霜落后，夜过徽岭云明中”的诗句。在古代，大诗人的诗往往以春风一般的速度传播，带来很大的轰动效应。所以王安石之后，徽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文人们争相追捧，如同今日粉丝们追星。“自有荆公题句后，居然形胜压江东”，由此可知大徽岭的名气。那一时期，因为有两条商道交汇于此：一条从县城出望徽门而上徽岭，一条由西南临溪方向上徽岭而过旌德，夹在商道之间的大徽村，就自然而然成了通衢干道，经济重镇。而况朝廷动议改名，是在境内方腊起义被镇压之后，而“徽”字的古意，有美丽的意思，因此以府治最邻近的绩溪山水为思考线索，取一个吉祥美好的字眼，从情理上也说得过去。
如今，千灶万丁，喧嚣繁华的大徽村，已被青青桑田所覆盖，空留下麒麟街的地名。麒麟街当地叫作“麒麟干”，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徽水訇然而下，周围有氤氲的水气。走出村子，偶尔还会看见一段鹅卵石铺成的道路，堙没在田野之间，是麒麟商道的遗迹。
7、新安江口汇三江
横水从西北方向，率水从东南方向，各自奔流而下，在屯溪汇合而成新安江。
如我们在开头所描述的那样，作为新安江的上游，此时它们已经分别汇集了数不清的溪流。所以这时候的新安江看上去十分阔大，而横、率、新安三水汇合处，就叫“三江口”。
站在三江口上，白天倒还不觉得什么，不过是水溪环绕，气息洇润；入夜，则童话一般，美得无以诉说。只见现代都市的霓虹之下，横水、率水和新安江水缭绕变幻，浮光摇影；水中屋宇参差，错落动荡，三江两岸灯火缠绵，其景莫测。旧时，镇海桥下百舟泊留，炊烟袅袅，形成著名的海阳八景之一的“屯浦归帆”。那是夕阳西下时的情景，鸟儿从水面上飞过，有些倦怠，日暮乡关的愁思，便渐渐笼罩了整个画面。而新建的新安江大桥，则充满了现代元素，看上去巍峨壮观。站在桥上，环顾山崖陡峭，绿树苍苍，山花绚烂，瀑流如烟。
位于新安江北岸，屯溪盆地中央地带的屯溪市，1700多年前，还是一片广阔的水域，荒无人烟。据《新安志》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大战发生的那一年，孙权为清除黟、歙等地的山越土著，派威武中郎将贺齐屯兵于溪水之上，这便是屯溪二字的由来。彼时的贺齐将军大约没有想到，他的一次屯兵，会造就一个千古名镇。
因为处于三江口这样水运便利的位置上，屯溪很快发展成为徽州地区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南宋时期，偏安杭州的小朝廷大兴土木，广造殿廷，徽州木材多由新安江下泛至都城临安，大量工匠也沿新安江被征调入都，宋城建筑风格随之传回徽州。所以同属于古徽州的屯溪，其街道的商埠风格，多沿宋时遗风，被人们称之为“今日宋城”。
俗话说“屯溪美，屯溪美，一半街市一半水”，一半街市，指的是屯溪老街。老街北依华山，南临新安江，处在率水与横水的交汇处，形成了三江汇聚的地理优势。元末明初，屯溪率口人程维宗在三江口一次建造了47间商铺，用来招徕商贾，囤积货物，为最早的老街雏形。明清两代，徽商崛起，雄震海内，屯溪作为徽州水陆运输的交通枢纽，刺激了老街的迅速发展。清咸丰、同治年间，徽州炒青绿茶，一律是集中在屯溪精制，从而创制出了驰名中外的“屯绿”名茶。到了清末，屯溪老街已发展成为钱庄、典当、银楼、药材、绸布、京广百货、瓷器、黄烟、酒楼、饭庄等行业齐全的繁华街市，商肆林立，市声腾喧，成为徽州最大的进口、出口、转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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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位于安徽省南端，雄伟瑰丽的黄山脚下，明媚秀美的新安江上游，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地当皖、浙、赣三省交界通衢之地，东与歙县、徽州区接壤，西、北、南为休宁县环抱，面积249平方公里，是正在崛起的国际旅游城市黄山市的中心城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中心。因率水和横江在此汇合为新安江穿城而过，故有“一半街巷一半水”的美称。屯溪是黄山风景区的南大门，是大多数中外游客登临黄山的的第一站。（二）徽州是个独立的民俗单元 1、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
徽州的原始居民是“椎髻鸟语”的山越人，他们头上挽着一根独髻，说着中原人听不懂的方言。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剽悍尚武，三国时，仗着天高皇帝远，徽州山民“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与当时孙权的东吴政权，前后对抗了几十年。
因为当时的土著人口很少，百姓的日子并不艰难。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外来的人口大量涌入，两晋“永嘉之乱”，唐末五代“安史之乱”，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形成了三次大的迁徙高潮，最终使徽州成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罕见的移民社会。至少是从唐代开始，徽人所需的粮食，就已经是“仰四方而来”。在我国历史上，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一向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历史上的五大古都，其中三个：长安、洛阳、开封，都在黄河流域，动乱的频率很高，我们今天所谓的徽州大姓，汪、程、吴、舒、戴、胡、江、洪等等，都是由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因战乱迁徙而来。徽州山重水复，易守难攻，成为中原士族理想的避难场所。千百年来，由王朝更迭、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等等引起的战争连绵不断，但极少有哪一次殃及到徽州，包括日寇侵华战争——徽州，就这样成了战争频仍的中国社会一个世外桃源。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复述中国历史上那些灾难的日子了，每逢中原板荡，烽火四起，都迫使更多的中原世族大规模南迁，造成徽州人口激增、土地资源越来越贫乏的局面。这些源源涌入的汉人，一方面以武力，一方面以中原正统文化为武器，对徽州土著进行征服和教化，终于在越人酋长控制下的徽州地区，取而代之，反客为主。唐代以后，不仅越人的生活习俗日渐泯灭，就是山越之称，也不再见诸于文字了。避乱以外，还有的人是因为在徽州做官，或是偶然到徽州游历，爱这里山水清淑，定居下来。这些人也大都是一些士大夫或名门望族。作为一个人口不断涌入的移民社会，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徽人的生计日益艰难，粮食严重不足，进入明清之后，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逼出外谋生的竟达十分之九。大量的粮食需从几百里以外的苏常地区乃至上千里以外的湖广地区运来，所以江南米价，徽州最高。
2、聚族而居 烟火万家
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
记得那年春天在徽州拍片，有时翻过一道山岭，或是进入一条溪谷，会突然发现其间坐落着一片很大的村子，远远看去，葱茏一片。近人陈去病在他的《五石脂》一书中说，“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所以在徽州，这样的村落还有很多很多。
那往往是早上八、九点钟，太阳暖暖地照着，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而这样的时候，周边的茶树却绿得迫人，万物都生机勃勃。我们站在高处，梦一样地看着山凹里的村庄，心里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诧浮上来。村庄早起的炊烟已经差不多消散尽了，但还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山岚笼罩着，太阳下能看见隐隐颤动的光波。这时的村子总是很安静，孩子们上学去了，大人们去了茶园，偶尔的，会有一两声鸡叫，响彻在村子的上空。
这时的鸡啼，听上去也总是十分辽阔。
清朝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程庭，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返回歙县老家岑山渡省亲后，在他随后所作的《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徽俗士夫巨室多居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中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
鸳瓦想来是徽派民居的一种建筑材料，而鸱吻，大约是蹲踞在屋脊上的，有辟邪或吉祥意味的砖雕或是别的什么。这样的村落大多是街贯巷连，屋宇错落，醒目的粉墙黛瓦，富有鲜明的皖南民居的特色。那些五叠式马头墙，起伏顿挫在山区明丽的高天之上，仿佛流动的音乐。前面我们就已说过，徽州的大家望族，大都居住在新安江谷地一带，一村一姓，并且世代相延，这里土层深厚，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缭绕着久久不散的烟火。比如歙县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世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另外，像稠墅、潜口的江氏，郑村的郑氏，傅溪的徐氏，蓝田的叶氏等等，也都是居住在我们今天称之为“屯溪盆地”上的有名的宗族。在过去的时代，他们居住的村子是不仅不准杂姓迁入，连外村人婚丧嫁娶，路经此处时，也不能进村，迎亲或送殡的队伍，只能绕着村子走过。
数百年来，这些新安大族在当地受到相当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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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古民居建筑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世界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徽派古民居建筑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特点，都与皖南山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相适应，并注入了徽州居民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徽派古民居建筑追求人居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追求功能实用与工艺装饰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独特人文景观，具有丰富而深厚的审美文化内涵。
3、百年不乱 谓为纯族
历史上所谓的“徽州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孙，则是所谓的“新安十五姓”。他们的分支余脉，在徽州的一府六邑广泛分布，以巨族大家的势力和财力，为族人的读书入仕和经商，提供坚强的后盾与保障。
其实，源远流长的徽州大姓，远不止上面所说的这些，比如祁门谢氏，始迁祖为东晋名相谢安石的十三世孙谢杰，数百年世系不乱，谓为“纯族”。因此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和修祠一样，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会祭有万丁之祠，宗佑有百世之谱”，家有牒书，无无谱之族，是徽州人的骄傲。不知为什么，在徽州，族谱俗称“纸角谱”。每个宗族的族谱，或10年，或20年，或30年，都要重新编修一次。
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封闭性的血缘集团，族谱的中心内容是对“家系”的确认。通过族谱，宗族成员产生共同的归属观念、同源意识和亲近感。在徽州，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或数部家谱，尤其是汪、程两氏，支祠都数以千计，家族之家谱，也如同他们的祠堂一样，分为通谱、世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外人搞不清楚。这使得一姓一氏的谱乘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名宗右族的族谱，刻工精美，印制精良，而且卷帙浩繁。
这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徽州刻书业的发展。
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悠悠万事，唯宗族为大，徽州人逃难，往往一副担子，一头挑的是宗谱，一头挑的是小孩。这是徽州文化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了。潘光旦在为胡适父亲胡铁花文集所作的序言说：“阖家的逃难，上有老，下有小，顾了这个，忘了那个，是何等严重的举动？家人生命的安全，其实比较还是小事，祖宗的遗产怎么样？坟地搬不动，祠堂抬不走，只好听之，但是神像、家谱是万不可不带着一起逃难的。我知道好几家人家，逃难的结果，把什么都掉了，人口也弄得七零八落，有一家当时只剩得一个寡妇，但是几卷残破的家谱却没有散失。”他指出，胡铁花就是一个挑着家谱逃难的徽商。胡适晚年常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绩溪土话来念。”这是他对助手兼秘书胡颂平说的话，有些断断续续。迢遥山水，乡关何处？通过这些话，我们能够感受到胡适先生那愈到暮年，愈萦绕于心的复杂的乡情和家族之念。
4、傍水结村 依山造屋
在徽州，村落的起源、发展和布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风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风水家有言：“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这是姚廷銮在他的《阳宅集成·基形》中，为村落基址的选择所定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徽人通常所说的“傍水结村，依山造屋”。理想的村落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有河流或溪水从村基前湍湍流过。
考察一些依山傍水的村庄，初期均是傍着水流的走势建成狭长状，只是随着人口的繁衍与屋宇的增多，才渐渐由纵向朝横向发展，成为一大片真正意义上的村落。徽州多山多水的地貌为村落的选址提供了较多的空间，许多村子的起源均是其先人根据风水理论选择的结果。翻阅有关资料，发现方氏荷村派始祖选择荷村作为他们的基址，是因为其地“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遂“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湾里裴氏则自谓他们的村落为“鹤山之阳黟北之胜地也，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胜致，目不给赏，前有溪，清波环其室，后有村，葱茏荫其居，悠然而虚，渊然而静……惟相其宜，度其原，卜筑于是，以为发祥之基。”歙县西溪南的吴氏始迁祖也是几经选择比较，才找到现在这块吉地。从这些选择中可以看出，依山面水是重要的条件，休宁的茗洲，为了面向朝山，人家的大门甚至一律面北而开。
但风水是个复杂的问题，有些时候，虽然山水俱胜，也未必就能发达。如宏村汪氏，其地雷岗后有“幽谷茂林”，前有流水潺潺，但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却不断遭受火灾的侵扰，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请高人来治理了。所以他们后来才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何可达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走遍了远山近川，反复审视了山脉河流的走向与形势，才认定宏村的地理为一卧牛形，必须按照牛形进行村落的总体规划，宗族才能兴旺发达。
徽州有很多村落，当初建造时均是按特定的形状设计，比如呈坎是八卦形，龙川、西递是船形，宏村是牛形，等等，这在平原，似乎从未遇见过。而水口则是整个村庄风水的咽喉，决定着一个村子的兴亡盛衰。许多宗族在水口之上建造桥、亭、楼、塔，种植树木花草，所以徽州村落的水口，有中国的民间园林之称。
5、风水咽喉 水口财神
风水不仅作用于徽州村落的起源，在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维护和改造上，也被认为有决定的作用。在徽州，山石草木都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轻动。徽州许多家法族规中都有禁止私伐树木的条文，就是因为，树木可以保全一个村庄的生气。而“气”的聚散可以决定一个村庄的兴与亡，一个家族的荣与衰。但“气”是抽象的，它只能通过“形”来体现，因此风水学中就产生了大量对山形吉凶的判别：“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比较玄妙，不好把握。而当天然的环境不能合乎于风水家所设定的理想模式时，就需要采用避让、改造、符镇等等方式，加以人工的调整。如歙县渔梁某宅坐北朝南，面向紫阳山，门前有一条河流，应是风水家们眼中的理想之地，可惜的是，由于用地的限制，宅门正对着紫阳山上的一块怪石，被认为是大不吉。于是除将门向偏斜外，还在门前设置了一块“泰山石敢当”，以镇邪。关于“石敢当”的来源传说不一，但其被赋予镇百鬼、厌灾殃的神秘意义，在各地民间却是共同的。这是一般人家，若是村子，要更复杂一些，如绩溪的冯村，之所以能“物阜而丁繁者，一时称极盛焉”，是因为他们依据风水之说，因地制宜，“辟其墙围于安仁桥上，象应天门，筑其台榭于理仁桥下，象应地户”，作了风水上的治理。
这些治理，大都是在水口上进行。水口是古徽州村落建设中一项重要设施，它同祠堂、庙宇一样不可缺少。在明清时代，风水是徽州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寻一方风水宝地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大事情。当地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生要生在苏州，死要死在徽州”，又说，“生在扬州，玩在杭州，死在徽州”，因为对死者而言，林木幽深的徽州是人们的最好归宿。而对于生者来说，水口则是整个村庄风水的咽喉。在徽州百姓的观念中，水就是财富，故而需要在那里建造标志性建筑，以锁住水口。民间甚至有祭祀“水口财神”的习惯。也有人认为，整个徽州府就是因为山势环绕，水口严密，才在明清两代创造了殷富无比的辉煌。
在徽州，大凡百年以上的村庄，都建有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的水口。这些水口设施，在表达象征意义的同时，也美化了徽州人的居住环境，培养了徽州人幽雅的审美情趣。
6、街巷勾连 形似迷宫
现在我们该深入到徽州的街巷了。
徽州街巷的石板路色泽青纯，古朴沉重，两边的沟渠里长年流水淙淙。在沟渠的后面，才是一些砖木结构的古民居，这样门前流水的局面，只有徽州才能看到。这些建筑看上去都朴素而端庄，而且都是一些楼房。正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记载的那样：“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徽州民居的格局都比较小，面阔大多只限三间。这也是因为徽州地少人多，田价高昂，加以子孙绵延，家族繁衍，为了扩充居住空间，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就只好建楼了。是传统的双披屋顶，半掩半露，隐在层层叠叠的山墙后面。
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与入口相对的是一块横卧着长石板的地面，称作天井，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地层正中有开敞的大厅，向着天井开放，这是‘堂’。木质柱、梁和墙壁，以及有精细雕刻的门窗在暗中发光。堂中央壁上挂着对联，装饰着花瓶、镜子等，格调高雅。天井和堂浑然一体，这是内、外起居室。这种共有空间，以及古朴的雕刻装饰在西欧、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住宅中都没有经验过。而这正是徽州民居的魅力，体现了徽州文化的特质。”
作为东方民族，日本人对徽州民居的感受，细腻而准确。进入徽州民居的院落，或是走在它的街巷中，会有迷失其间的错觉。那些聚族而居的村落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祖先派生下来的后代，然而各家各户建房时，又往往以邻为壑，不肯与别人合用外墙。于是房屋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狭窄的小巷。大一点的村落，往往有近百条小巷纵横勾连，迷宫一样。比如现在，我就走在西递深深的街巷之中，不是作为村落主干道的直街或横路街，而是一条不知名的小巷。小巷幽深而且幽静，两边的巷壁上长满了斑驳的苔癣。抬头看看，蓝天一线，有白云飘过，若不是正午，阳光无法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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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天井较小。
7、马头花墙 五岳朝天
今天，马头墙已经成为徽派建筑最重要的符号。马头墙其实就是平原的山墙，而在徽州，它的更直接的作用，是为了防火。徽州的村落，动辄上千人家，更有所谓“烟火万家”者，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防火就成为村落建设和民居起造时唯此为大的事情。徽州人家，房屋与房屋之间都有防火墙，以紧急时割断火路，防止火势的蔓延。这和平原建筑普遍采用的“借山墙”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些防火墙很高，远远地高出了屋顶，它们也就同时兼有了防盗和防风的作用，而且也不失为富足人家的一道心理屏障。
最初，徽州的防火墙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山墙，后来，随着徽商在财力上的日趋雄厚，防火墙的造型渐渐丰富多样起来，有阶梯型的，有云型的，有弓型的，这样的线条，在山区明净的蓝天下，显出特别的舒展和明彻。墙头又都作了艺术处理，饰以卷草如意一类的图案，这使它们看上去，就仿佛翘首长空的骏马，因此这些防火墙又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叫做“马头墙”。登高眺望，高高低低的马头墙在一片屋宇中错落参差，与众多的蝴蝶青瓦小山脊交相辉映，显示出一种建筑所特有韵律美与和谐美来。
它们还有一个更为民间化的名字，叫“五岳朝天”。
走在黟县汪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关麓村的街道上，能够强烈地感到周围那些美丽的马头墙对你的环绕。关麓村位于黟县县城西南十多里处，不是一个大村落，但仍然有着缭绕深邃的巷道。和徽州的许多村落一样，走在它高墙壁立的街巷中，若非中午，几乎照不见阳光。封闭，可以说是徽州聚族而居的村落中街巷的共同特点，也是最初的出发点。“八家”的房屋风格统一，形式相仿，不仅屋宇相连，而且门户贯通。汪氏祖先当初建造这些房屋时，也许就曾考虑到日后子孙辈兄弟妯娌的处境：各家门户洞开，楼与楼之间连成一体，则为一大户人家，可以抵御外族外姓的侵犯；若相互不睦，心存芥蒂，封门闭户则自成一单元。“八家”的建筑，和由这些建筑形成的街巷，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强大的家族观念。
还有封闭自守的原则。
“八家”的子孙，如今更加繁衍，恐怕已近百家了。走进这些老屋，发现屋内的装饰仍能看出往昔的奢华，那些雕梁画栋，无不富丽精巧，而且因为有人居住，至今保存完好。它层层叠叠的马头墙，在徽州明净的蓝天下，依然勾勒出简洁明快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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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墙的建筑特点，是两侧山墙高出屋顶，并随屋顶的斜坡高度呈阶梯形。因其仰首屹立，状如高昴的马头，故称马头墙。马头墙在古民居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它高于民居的房顶，具有气势美；它在建筑上呈阶梯形，逐层抬高，一般都在二至四级之间，多的达五级以上，具有视觉美；它的每一级的两侧呈斜坡，再铺以布瓦，头上还装饰一些几何图案，具有古典美。中国的古民居大都是砖木结构，极易发生火灾，马头墙好有防火功能，因此马头墙又叫封火墙。
8、有堂皆井 无宅不花
黄山书社出版的一套《歙县丛书》中，在谈到徽州的古民居时，用了“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的形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最主要的形式是木构架庭院式住宅，而徽州“四水归堂”式的住宅，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在这里，“堂”是指阶前，所谓“四水归堂”，即是将住宅屋面的雨水集于天井之中。秦汉以后，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带去了北方的建筑文化，四合院式建筑与当地原有的干阑式建筑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民居样式，这就是“四水归堂”式的徽派住宅。
除了这些，“四水归堂”还表达了一种“暗室生财”的风水观念。从风水学的角度说，徽州四面皆山，如环如卫，如拱如揖，状类盆地，天井是仿照徽州山川形式而设计的，名为“可见天日”。而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从这句话里，又可以看出“四水归堂”与人丁兴旺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与之相关的想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从审美的角度，则以为天井的设置把天宇与人心连接起来，此即中国古代生命观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体现。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将日月星辰，尽收于眼底和心中。
曾有一次，我站在西递著名的“敬爱堂”天井前躲雨，那雨淅沥淅沥淅沥淅沥一刻不停地下着，到后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四水归堂”的情景。徽派建筑所独有的鳞鳞鸳瓦，在雨中渐渐变成墨黑，那一刻我想，李约瑟于他的煌煌巨制《中国科技史》中所赞美的中国旧宅的雨，就是从这样的屋檐下滴落的吧？
据说建于清嘉庆初年的棠樾保爱堂，建成时有36个天井，108间房屋，那该是怎样巨大的住宅啊！
徽州民居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门楼、门罩、柱础、梁架、窗棂、栏杆等部位，都饰以各类雕刻。这是与汉画像砖同样伟大的艺术品，是民间手工艺人的杰作。所谓“徽州三雕”艺术，就集中体现于这里。徽州特有的八字门楼，多以浑厚、稳重的青石为门坊，门楼上层是砖砌瓦覆的雨檐，层层挑出，两角翘起，顶端则为特制的雕花瓦当和滴水，形成一排整齐的雁齿。门楼是砖雕大显身手的地方，一般都雕刻有各式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戏文传说等图案，总体上以民俗和戏文为主。这些门楼砖雕，一般都有七八个层次，最多达九层，异常华美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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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三雕是指具有徽派风格的砖雕、石雕、木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的简称，主要用于民居、祠堂、庙宇、园林等建筑的装饰，以及古式家具、屏联等的雕刻。徽派"三雕"以歙县、黟县、婺源最为典型，保存也相对较好。清代的三雕艺术细腻蘩复，构图、布局吸收了新安画派的表现手法，讲究艺术美，多用深浮雕和圆雕，提倡镂空效果，有的镂空层次多达十余层，玲珑剔透，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显示了雕刻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
9、祠堂连云 远近相望
如果你前往徽州，那么你会发现，在徽州的各个村落之中，耸然高出民居的、最雄伟宏丽的建筑，当推宗祠。名宗右族，往往建有几座甚至几十座祠堂。祠堂连云，远近相望，是徽州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宗祠是全宗族或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它又是敬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祖先魂魄的依归之所，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所以，与一般的民居相比较，宗祠建造得高大气派，它既要符合宗族全体成员进行祭祖仪式的需要，又要使人在它面前产生肃穆和敬畏的感觉。
中原“衣冠”之家大量迁徽后，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组织严密；其宗法伦理，乃至饮食起居、冠婚丧祭等皆有定规，族规家法严明；各族均有宗祠统之，岁时祭祀，聚会有期；各族均有族产、义田，恤孤救灾，表彰义行；宗谱系牒齐备，不断修续，一姓相传，千年不乱。所以，清代徽人江登云的《橙阳散志》中才说新安“聚族而居，一姓相传，历数百载，衍千万丁，祠宇、坟茔世守勿替。”
虽然，我们通常将“祠”与“堂”连用，称作“祠堂”，但其实“祠”与“堂”仍有区别。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应该“奉先有祠”，而“起居有堂”。因此所谓的“祠”，是指祭祀祖先和宗族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所谓“堂”，则是宗族成员“日夕居止，拜起坐立，凶吉燕集，送迎往来”，进行日常活动的场所。我们现在所说的祠堂，严格意义上，指的是宗祠。
徽州宗祠大多都是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大厅”、“过厅”；第二进称“享堂”；第三进称“寝”。享堂是进行祭祖活动和举行祭祀礼仪的地方，是由古代的“庙”发展演变而来。徽州宗族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神主，一般都以尊卑为依据，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尊者，包括始祖、创建宗族时的数代祖先和有功有德的祖先神主，这些“神主”永世不迁，永世不祧，也就是说，永远供奉在寝室的神龛之内，永远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礼和血食。一类属于卑者，即一般没有什么功德的祖先的神主，这些神主，“五世则迁”，也就是说，玄孙死绝，高祖的神主即从宗祠里迁走了。古人认为，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亲尽。一般无功德祖先的神主，亲尽之后，再继续供奉于神龛之中已无多大意义了。
历史上，徽州曾有大小祠堂6000多座，今天它们大部分，都已经倒塌了。
10、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
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入仕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徽州，“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这是清朝大诗人王世贞说的话，作为文坛盟主，他对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当推重。宋元以来，徽州就是一个教育发达地区，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起来，除按定例设府学、县学外，还设有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据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统计，当时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各家族的塾学更是数不胜数，以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此外，徽属六邑还有很多书院，坐堂讲学蔚然成风。据叶显恩教授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共有书院54所，而“以紫阳为大”，“六邑诸儒遵文公遗规，每岁九月讲学于此。”文公是指朱熹。朱熹对徽州人读书致士的推动是巨大的，而徽州在科举上的盛名，也主要来源于朱熹在全国显赫的声名。方志里说，“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一点也不夸张。
正是在朱熹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徽州人中进士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据统计，徽属六邑明代中进士者，是392名，清代是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数字，但也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蟾宫折桂，魁台历游，在深山僻壤也不乏其人。于是徽州各地便流传有不少科第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三殿撰者，是合歙休二县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状元黄轩为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状元金榜为歙县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状元吴锡龄为休宁人。四翰林是指同治十年（1871）辛未同科考中进士并一同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歙县岩寺洪镔、郑村郑成章、潭渡黄崇惺、西溪汪运纶。这四个村镇都坐落在丰乐溪沿岸十里之内，故称十里四翰林。又，歙县唐模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分别于康熙三年（1664）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被当地人称之为“同胞翰林”。今天我们到唐模，仍能够看到站立在路边的同胞翰林坊。
这些人在科举上的成功，给家族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财富。明以后，徽州由读书科举而入仕的，绝大部分由大族子弟变成了富商子弟。伴随着明清之际徽商势力黄金时代的到来，徽州人读书科第的条件不断改善，大批徽州进士涌现出来，并逐渐把持朝政。
11、寂寞青春 风雨牌坊
走进徽州，最使人感到突兀而且受到震撼的意象，是蓝天下寂寞站立的牌坊。
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存的古建筑，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建造牌坊以旌表儒教价值观所认定的优秀人物，是传统社会里各处都有的举动，也不独是在徽州，但在其他地区，却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如此数量众多、建造华美的牌坊。
但徽州的牌坊，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都是贞节坊。徽州的牌坊种类很多，有功名坊、孝义坊、科第坊、百岁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贞节牌坊。
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在有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它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后，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以及宫殿、庙宇、陵墓和主要街道的起点、终点、交叉点，还有桥梁等处，被海外称之为中国的凯旋门。在今天歙县的解放街和打箍井的十字路口上，矗立着一座古朴雄伟的牌坊，名叫“大学士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这是一座纯粹的石坊，梁枋、栏板、斗拱、雀替也都采用大块石料。这是歙州相国许国的纪念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许国其人，在明朝的历史上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但许国牌坊却是徽州牌坊最杰出的代表，体现了当时石坊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明清时代的徽州，为扬名仕途者建立了很多石坊，许国牌坊只是其中著名的一座。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纪念碑”，它们象征着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者的崇高地位，以及科举成功为家族带来的无上光荣。
不过在徽州，说到底最多的还是贞节牌坊。明清两代，仅歙县一邑就拥有节烈妇女8606人，她们寂寞的人生，如同那些田间溪头寂寞站立的牌坊。也不知这8606名妇女，有过怎样的生活？有过怎样的青春和爱情？
徽州最晚的牌坊是位于县城新南街的贞烈砖坊，它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距今不过100年的时间。一方面它的简陋，表明了曾经喧赫一时的徽商开始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旌表的人数又最多，共旌表节烈妇女65078人。从这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徽州妇女群体的祭碑。
徽州触目可见的一座又一座节烈牌坊，是无数妇女的血泪凝铸而成。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牺牲的是妇女们的青春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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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斗山街因侧靠斗山得名，全长500米左右，多为清代徽商、仕宦的深宅大院。街道南北延伸，房屋座北朝南，临街都是侧面山墙，墙上马头高低错落，具有徽派街巷独特的幽雅风貌。巷内著名的建筑有：叶氏贞节门，建于明初，表彰一位尊老爱幼的女性；杨家大院，建于清中期，为官宦宅第；许家厅，建于清初，属私塾建筑；黄氏孝烈门坊，建于清初，表彰一位为未婚夫殉节的少女；蛤蟆井，建于唐代，是在岩石中凿出的深井，水质异常清冽。
12、汪公崇拜 岁时俎豆
明清时代，汪公大帝几乎遍及徽州的每一个社屋，而在堪称民间盛大庆典的春秋祷赛活动中，我们也几乎每会必见汪氏父子的身影。据《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上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休宁迎春，共搭台戏一百零九座，金珠缯彩，竞斗靡丽，而规模如此宏大的演剧活动，就是为了酬飨“越国公”的保障之功。越国公就是汪华。汪华活跃于隋唐之际，隋末兵燹，天下板荡，汪华被众人拥戴，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保全一方，自称吴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汪华归顺大唐，持节总管六州军事，授歙州刺史。他后来被封为越国公，死后谥“忠烈王”，归葬歙州。也许是因为统合徽州区域社会的功绩，汪华殁而为神，俗称“汪公大帝”，民间又尊奉为“太阳菩萨”。在徽州人的观念中，汪华崇拜根深蒂固，因此，在徽州的一府六邑，尊奉汪华的庙宇无处不在，汪姓也遍布了整个徽州。歙县贞白里坊往东不远的地方，今天仍存有汪氏的“忠烈祠坊”，为四柱三间五楼式，坊后就是千百年来越国公享受人间烟火的忠烈祠。
旧时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社屋一般建于村落的边缘，特别是表示村界的水口处。祠是表示一姓一族的存在，而社则凸现了一族之在一地的存在，著名徽学专家王振忠以为，这两者分别承当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文化载体。清人《黟山杂咏》：“祠堂高耸郁云烟，松柏苍苍不记年。最爱风土尤近古，苏公族谱范公田。”
所谓“苏公族谱范公田”，是指北宋苏洵和范仲淹对家族制度的创设。苏洵所撰《眉山苏氏族谱》，据说是近世家谱的最初模式；而范仲淹在其家乡广置义田，使范氏族人“日有食，岁有衣”，举凡婚丧嫁娶，都能得到义田的赈济。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徽州的家族也纷纷捐置义田，扶孤恤贫，建构祠宇，作为岁时俎豆之地。徽州祠堂祭祖所行的三献礼，是遵循朱熹的《家礼》，极其烦琐费时。这些祭祖活动又分春祭、中元、秋祭、冬祭、祖先诞辰、祖先忌日等等。依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仲祭祢的古代传统祭祖礼制，徽州宗族祠堂最普遍、最隆重的祠堂祭祖活动是春秋二祭和冬祭。“祢”是死去的父亲在宗庙中立主的名称，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祭祀之日，一些名宗右族往往要号令三通，或鸣锣，或鸣鼓，支丁齐集祠堂，气氛庄严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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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文化中，汪华崇拜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据徽学专家研究，尊奉汪华的庙宇，在古徽州一州六县无处不见，尤其是六县乡村中的众多社屋，以及堪称庆典的春秋祷赛活动，也几乎必见汪公父子的身影。徽州人通过频繁的迎神赛会，使汪华几乎成了徽州无所不能的地方神。遍布徽州的汪公庙以及汪氏宗祠，也是徽州人祭拜汪华的重要场所，诸如求雨防旱、求子祈福、减病消灾等所有民间活动，都有祭拜汪华的内容。
13、烟雨廊桥 寂寥古亭
整个徽州，到处布满了河流。“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也因此徽州人在长河急流、风涛鼓荡之间，造出了许多桥梁。据民国《歙县志》记载，清末仅歙县一县，就存有各式桥梁441座，占徽州古桥总数的四成以上。
现在让我们一同前往练江。练江仅6·5公里长，可就在这样局促的流程中，却负载了九座桥梁，其中著名的有太平桥、万年桥、紫阳桥，合称古歙三桥。都是中国传统的石拱桥，远远的，就能看见它特有的长虹一般的造型，优美地跨越在练水之上。太平桥位于富资、布射、丰乐、扬之四水汇合处，在从前的日子，它是婺源、祁门、黟县、休宁进入徽州府治歙县的必经之桥。这是安徽境内最大的古石桥，桥中心原先有亭，两边立有碑记，亭内供奉佛像，解放以后，为了便于汽车通行，将碑亭拆去了。
在桥上建亭，或是建廊，歙人称之为桥屋，现代刘敦桢先生命名为“廊桥”。歙县古廊桥尚遗存有十多处，著名的如北岸的北溪桥，许村的高阳桥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桥。
许村高阳桥廊屋七间，通面阔21米，进深5·3米，走进去后，有很宽敞的感觉，并不觉得是在桥上。两侧都置有坐凳，也许是因为不知经了多少朝代、坐了多少人吧，这些木质的坐具都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在过去，廊桥属于水口，是村民们歇息娱乐的地方。廊上的龙凤彩绘，在雨天里有些暗淡，廊桥两端的阶梯式三山封火墙，也有些雨意潸潸。据村里的老人们说，在徽州以及外地，三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一处就是许村，一处是唐模，还有一处，是在江苏的宜兴，那里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侨寓地。“高阳”是“许”的郡望，我们由此可知徽州许氏的古老。只是不知别处的高阳桥，是不是也是这样如许村般美丽的廊桥？
站在这样古老的廊桥上，和走在空无一人的翚杭古驿道上一样，我们会被一种复杂的心绪所缠绕。那往往是早晨的八九点钟，周遭有云气缭绕。走在这样寂寂无人的古道上，你会深切地感受到徽州历史的古老。走上一段，就能看见古道旁坍塌的亭子，那是茶亭，或是路亭。旧时山路迢迢，行旅艰难，民间视建路亭、茶亭为善举，所以古徽州的主要道路上都是“三里一路亭，五里一茶亭”，由邻近的村落挨户轮年当值。多数茶亭，还赠借给夜行的客人火把和灯烛。
那些在漫长而黑暗的徽州古道上亮起的一星两点的火把，该是多么温暖而美丽的意象啊。
14、打目连 嬉龙灯
旧时徽州，常唱目连戏，俗称“打目连”。目连戏又称大戏、愿戏，“愿”是酬神还愿的愿。目连戏的演出一般都与庙会、迎神、祭祀等等活动有关，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比如休宁海阳每年五月初一的五猖庙会，万安每年正月十六的水龙庙会，都必唱目连戏；歙县、绩溪等乡村，凡举办关帝会、太子会、花朝会等等，也都要打目连。“打目连”耗费巨大，徽州因此流传有“一年目连三年熟”的说法，是说连续三年丰收，才能供得起一次目连戏的费用，所以有的村子，一二十年都不打一次目连。
目连戏的演出，一般有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七天七夜等几种，这样，就需要请两个以上的戏班。两个戏班轮流演出，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晚上的那个班，有时要唱通宵，俗称“两头红”，是说从太阳落山，直唱到太阳出山。
在打目连的那些日子里，村庄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很多外村的村民，翻山越岭、扶老携幼而来，静寂的徽州山野，一下子变得很热闹。目连戏的传统剧目是《目连救母》，又名《目连劝善记》，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祁门清溪人郑之珍所撰写。目连救母的故事源于佛教经典，主题是“孝”与“善”。目连戏的内容一般都与扬善惩恶有关，通俗易懂，有明显的教化作用。
除了“打目连”以外，徽州大地上还活跃着各种“龙灯会”，老百姓称之为“嬉龙灯”。嬉龙灯并非仅仅舞龙，而是舞龙、舞凤、舞狮、舞兽的统称。自古以来，舞龙遍及徽州各地，就制作的材料而言，有纸龙、布龙、草龙、灯龙、板龙，等等，而布龙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布龙是先用竹篾制成一节一节的圆篓，然后用一条长布筒套起来，绘以彩色龙鳞，再装上绚丽多彩的龙尾和龙头。嬉舞时在龙身内点燃烛火，由十数人手执撑杆，在龙珠的引逗下，边走边舞，配以锣鼓和爆竹。遇有坦地或祠堂门前，就停下来表演，“蛟龙戏珠”、“金龙盘珠”、“横穿龙门”等等，吸引大量的观众。
较少见的是休宁的板龙，习惯上是“一丁一龙”，即村子里15岁以上的男丁，每人自制一节龙身，表演时龙头在前，在经过各家门口时，各家的男丁将自己的龙身接上去，越接越长。还有就是“束稿为龙”，是取田中稻草，扎成龙形，在中秋的晚上游舞。地里的稻子收完了，天上的月亮也圆了，场上坡上，有的是稻草，不如就地取材，舞起草龙，庆祝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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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连戏又叫“大戏”，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剧种，主要流行于旧时的徽、池、宁国、太平四府地域。目连故事源于《经律异相》、《佛说盂兰盆经》等释典。明万历年间，徽州名士郑之珍一边参加演出目连戏，一边用传奇写法，润补出长达100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又名《劝善记》。安徽目连戏因其一开始便在艺术上受到弋阳、青阳腔的影响，主要用高腔形式演唱，后来又兼唱部分昆曲、乱弹、徽戏，流传的时间和影响很长很大，所以在戏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三）徽州与徽商 1、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徽州山多地少，人烟稠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此造成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为了生存，人们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徽谚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由此形成了一支与晋商相抗衡的强大的商业力量，史称徽商。
在旧时徽州崎岖的山道上，总是能看见一些身背包裹、手拿雨伞的男人行色匆匆地走过，后头跟着一个、两个或是三五个孩子，小小的身架，不过十二三岁的模样。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一代代徽州人惟有走出大山，走出徽州，求食于四方。一个少小离家，奔走于漫漫商途的徽州人，成功后写下自己初入商途时的感受，他充满哀伤地写道：“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后来，当进入歙县南乡的金川一带时，我心中立即浮现出这段文字。那是怎样窘迫的一种景象啊，在一些巴掌般大小的泥土上，长着一些包谷，因为隔得远，包谷们就那么一棵一棵，各自孤零零地站着。能够强烈地感到它们的凄凉。当地人把包谷叫做“包芦”，是徽州多山地貌上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徽州地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重峦叠嶂，烟云缭绕，看上去固然是溪水清澈，林木葱笼，却没有成片的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凹之间，艰难地寻找并开垦一些零星的田地，徽人称之为“薄土”。这些薄土一层一层累积而上，鱼鳞般狭小零碎，往往几十、上百块田土，还不足一亩。因为山高岭峻，难以蓄水，十天不下雨，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而一场暴雨之后，又山洪爆发，将粪土禾苗，多日的劳作，冲得荡然无存。
不管到了后来，徽商如何的心雄万夫，气吞天下，我想在最初，当他们一步步离开土地，四方奔走求食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一定是四顾茫然，孤独而彷徨。
进入明清之后，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计日益艰难，粮食严重不足，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逼出外谋生的竟达十分之九。那个时候，杭州或是饶州的米船，顺着新安江或是青戈江，再不就是阊江，昼夜不息逶迤不断地进入徽州，米船一日不至，徽人面有饥色，而五日不至，就路有饿殍。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大都兴起于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的山区，所以糊口与活命，应该是农耕社会中商帮兴起的第一动因。
2、徽州古道 商路迢迢
踏上徽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翚杭古道，是早上的八九点钟，太阳安静地照耀大地，山野的小花都开了，而古道上空无一人。在过去的年月，这条道可不是这么冷清。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根据这句话，旧时徽州，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外出经商，所以在那个属于徽商的时代，往来于这条路上的客商，该是络绎不绝吧。
那时的绩溪女人，总是一边准备男人的行囊，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不慌不忙，三天到余杭。”
男人说：“可不是么？三天到余杭，鸭蛋未露黄。”说着，两口子就都笑了。
这是那个年月徽州乡村常见的情景，往往是天还没有亮透，徽州男人就背上包裹上路了。徽州女人有的送出村口，叮咛两声；有的不送，仍旧在灶前忙着。那年月，男人外出经商，不算什么。他们身后的包袱里，背着女人给准备的石头餜、炒面和咸鸭蛋。石头餜是一种咸菜馅的面饼，用火烤制而成，因为硬如顽石，得了个“石头餜”的名字，带在路上，十天半月不会变质。而三天到余杭，走的就是翚杭古道。一个咸鸭蛋吃三天，还没露出黄来，说明只吃了一小半，徽州人生性节俭。在这里，翚指的是大翚岭，作为陆路，它全长约130公里，是从绩溪翻越大翚岭到达杭州最近的陆上路程。
古道以条石铺成，宽不过一庹，左面是山岩，右面是深谷，谷底乱石嶙峋，春草繁茂。进入现代以后，这条古道，已经基本上废弃了。
翚杭古道确切的开凿年代，今天已经很难查考，但总在宋室南迁，政治重心南移之后。南宋特别是明代中叶之后，杭州一跃而为全国最繁华浮艳的都市，徽杭两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条古道，便随之成为徽商进入杭州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在封建时代，每个商帮，都有自己主要的商道水路，代代沿袭，口口相传，成为一种商业资源。
而今天，循着翚杭古道，我们能够进入历史上那些纵横交错、密如网络的徽商之路吗？徽州的古驿道很多，都是青石铺就。像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的“徽安古道”；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的“徽池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浙江昌化的“徽昌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的“徽浮古道”；由徽州府城至泾县的“徽泾古道”；由徽州府城至宁国的“徽宁古道”；由徽州府城至青阳的“徽青古道”，由徽州府城至婺源的“徽婺古道”；由休宁县城至浙江遂安县龙山街的“休龙古道”；等等，都曾是徽州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古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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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壳黄是徽州风味小吃中的名品，又名“火炉饼”，是一种用干菜和猪肉丁作馅的小烧饼，经炉火烤熟后，形如螃蟹背壳，色如蟹黄，故得此名。刚出炉的“蟹壳黄”，不待入口，便觉奇香浓烈，咬一块，既酥又脆，层层剥落，满口留香，其味隽永。制作蟹壳黄，要用熬炼七八成熟的菜子油炒油酥面，同三分之二的水面合擀成多层次的面卷，再包上馅，置烤炉烤熟。蟹壳黄存放一周不坏，尤其适合于旅游食用。
3、走到深渡丢了家务
明清之际，徽商下抵钱塘，上溯大运河，行贾于巴、鄂、淮、扬、幽、燕之地，深渡作为徽州出境的最后一个水陆码头，曾经拥有岭上、里街、外街、横街四条主街道，茶、盐、典、布等数百家店铺，非常繁华和富庶。从上游屯溪、渔梁装满了土漆、茶叶而来的商船，在灯火朦胧的深渡泊了岸，那些身着长衫的商人，就会沿着长长的水埠石阶，走进人声喧闹的客栈或酒肆。夜深渡的繁嚣，此时才刚刚开始，稍后，街市上的人会越聚越多，深渡也会越来越灯火辉煌。
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所以在那个属于徽商的时代，往来于深渡的客商，络绎不绝。顺新安江而下至富春江而抵杭州，水路600里，单在新安江一段，就有360个险滩。一首以《深渡》为题的民谣这样说：
走到深渡，丢了家务
到了杭州，万事一丢
是一种豁达，也是一种无奈。古代，徽州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新安江，因此无论前头有多大的风浪险阻，也无论360滩吞没过多少生命，装满货物的船只都必须驶离码头。今天，奔走在从歙县到深渡的曲折山路上，我们已经无法体验到几百年前徽州人的心境了，这条路在历史上曾是徽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府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布衫草履、身背雨伞、徒步而行的徽州人，从这条路走向深渡码头。或是雨雪霏霏，或是烈日炎炎，外出经商的徽州人踽踽独行，路两边是参差隆起的坟冢，头顶上有偶尔飞过的乌鸦，徽州人的心里，分外落寞和凄凉。
在封建时代，每个商帮，都有自己主要的商道水路，代代沿袭，口口相传，成为一种商业资源。比如晋商进入内蒙古贸易，就有漠南、漠北、漠西三个方向，其中漠南一线的主要路线，也是晋商最常走的一条路线，是经“杀虎口”而至鄂尔多斯。深渡是徽商的水上“杀虎口”。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行旅的艰难了，正如《天下水陆途程》序言中所说，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天下水陆途程》是明朝休宁大商人黄汴根据自己的商旅经验，亲自编撰的一部路程图书。黄汴很小的时候，就随父兄外出经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晚年侨居苏州，专门做南北二京及十三省远程贸易，再就是从事《途程》的写作。写着写着，瓜州古渡的斜阳，临清码头上的酒幌，口外的风物，坝上的牛羊，他年轻时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过的一切，又都回来了。这部书稿，历时27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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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渡古镇距歙县县城约26公里，为旅游者由黄山前往千岛湖弃车乘舟的中转站。深渡古镇的老街幽深，古巷纵横，自古就是徽州商贾出入沪杭的必经之所和泊舟之处。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十二、三岁就沿着深渡古镇旁的这条水道外出谋生。徽人外出学生意后，需苦熬苦挣，自立成人，如有吃不得苦，中途打马回朝者，则被乡人羞为“回香（乡）豆腐干”，从此一世无颜见人。现代旅游者在深渡古镇徜徉，仿佛还可听到历史的回声。
4、北达燕京 南极广粤
明清之际，徽州“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南游楚、东入吴、北涉淮泗”。曾有徽学专家，将徽商的经商线路，概括为“两点三线，六大区域”。
在这里，“两点”是指北京和广州，所谓的“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这两座城市，是明清徽商重点占领的市场，而在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这一广大的区域中，徽商建立起了自己绵密的商业网络。六大区域则是指新安江流域、京杭大运河两岸、长江中下游地区、鄱阳湖周边地区、大庾岭以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后是东南沿海地区。
“三线”是哪三条线呢？我至今没搞清楚，不过就上面提到的这些区域而言，徽商的势力范围和所抵达地区，也已经够广阔的了。
有一句话常常被我们所引用：“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在这首著名的诗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的浮梁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与徽州紧邻。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徽州的茶叶多是运到江西的浮梁县进行交易，可见从唐代起，浮梁就是国内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了。进入浮梁的茶叶，经阊水入鄱阳湖，然后从湖口进入长江，再转销全国各地。
浮梁成就了一段千古绝唱，一直到今天，唐朝的琵琶，依然在现代的都市中，吟诵着商场的生死别离。
因为一代又一代走出大山，四方求食，徽州人心里，积淀起一种经商的冲动，到后来，外出经商，已经不仅仅是迫于生计，而成了徽州男人的一种自觉人格，一种人生追求。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不知道这则谚语的后两句是：“包袱雨伞，夹起就走”。夹起包袱雨伞，踏上经商的路途，你可以说是一种别无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义无返顾。沿横贯东西的长江，徽商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徽商往来于晋冀鲁豫各地；由鄱阳湖入赣江，再由赣江溯流而上，翻越大庾岭，徽商建立了当时内地通往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顺新安江东下至杭州湾，徽商足迹遍及东部沿海，而顺着这条水上路线，他们后来甚至走向了海洋。
在徽商程春宇的《天下路程图引》和黄汴的《天下水陆途程》中，共记载了243条水陆途程，基本覆盖了徽商的经商线路和势力范围。中国十大商帮中，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的活动范围这样广泛，走得这样远，包括晋商。
5、东南无徽不成镇
尽管徽商的足迹北达燕京，南极广粤，但其影响远没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来得深刻，因为在这一地区，徽商影响的是东南城镇的形成与变迁。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徽商发迹的淮扬一带，所谓的“无徽不成镇”，说的就是这一带。胡适晚年，曾在书房里口述他一生的历史，斑驳的光影里，一些久远的往事时隐时现。说到徽州人，他这样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
这段话后来写进他的《口述自传》，作为对一个商帮的诠释，没有比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再具体生动的了。根据史料记载，苏北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原为淮北盐运司所在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严重，盐运司于弘治、正德年间，改驻淮安的河下。安东即今天的涟水县。与它一同迁往河下一带的，还有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北巡检等盐务机构，这自然带来大批盐商向淮安的迁移，由此造成了河下异乎寻常的繁荣。
苏北小镇新安，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从乡村变成了市镇。而从这个遗留下来的地名我们知道，改变这一切的，是徽州人。如果我们对东南城镇的变迁，做一种整体的区域性关照，我们还会发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变化和它所带来的商业职能的扩充，扬州迅速地完成了它的城市化过程。除此以外，扬州周边的淮安关厢以及淮盐的转运枢纽仪征、汉口等地，也在这期间日趋繁盛。这还不仅仅是指淮、扬、仪、汉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指在滨海荒陬和僻野乡村间，也由于商业的繁荣，快速地生长着一种城镇的元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商在中国地图上，为我们创造了小镇新安。从这个地名，我们验证了几百年前，关于“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民谚。通州至泰州一带的二十个盐场，其场署所在，后来都形成了街市。如粮垛场街市、安丰场街市、富安场街市、角斜场街市、丁溪场街市、草堰场街市，等等。这一类场镇的设置，最先是为了管理盐场，由盐务官驻守，慢慢就发展成了交易中心。
不难想象，在这些街市之上，活跃着大批徽商的身影。
当年那些由盐场转化而来的市镇，今天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为我们空留下一些地名。随着盐业经济的衰退，往日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市镇，都衰落了，它们重又退回到了乡村。
6、扬州繁华以盐盛
明清之际一个自号惺庵居士的文人，写过这么一首《望江南》：“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还乡。”
诗中所说“富贵不还乡”的，主要是徽商。虽说这时，地处长江、运河交汇之地的扬州，也还有晋商的存在，但显然已经无法与徽商相抗衡了，此时的扬州，早已是徽商的天下。发了大财的徽州商人们，一方面在当地大肆建造豪华园林，一方面拿出大把的银子买官，日日置酒高会，既驰骋于商场，又混迹于官场，这就是惺庵居士所谓的“经营盐典仕而商”。在当时，这样侨寓扬州的徽州商人很多，就是他们，造就了有清一代扬州的辉煌。
我们今天看见的扬州园林，多属私园性质，比如汪立德的小香雪，汪秉德的尺五楼，汪廷璋的春台祝寿，徐士业的水竹居，黄为荃的桃花坞，黄履暹的趣园，洪征治的倚虹园等等，都是客居扬州的盐商所造。仅从姓氏上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均是徽商。有的大盐商如江春，一人拥有多处亭园，像净香园、康山、水南花墅、秋声馆，就都是江春的私家园林。汪姓盐商的私家亭园平山堂，更是扬州官场士绅、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汪氏世居徽州稠墅潜口，出过汪懋麟、汪应庚这样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是说在不同时期内，歙县各姓代有其兴，像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等等，都先后坐过两淮盐务总商这个位置。
平山堂所在的扬州西北一带多风景名胜，也是康、乾两帝多次登临的地方。康乾时代，一出北门，楼台相接，尺五楼、水竹居、小香雪、桃花坞等等，沿保障河两岸蜿蜒分布流转，绝大多数为徽州盐商的私家亭园，而造这些园子，又多是为了接驾。康熙六下江南，而乾隆效法乃祖，也是六度南下。围绕接驾，扬州形成了一个以行宫为中心的园景群落，卜居于扬州的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诸盐商，当然主要是徽商，以重金聘请名士为他们设计图稿，对城外风景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天宁门外，平山堂下，画船箫鼓，殆无虚日；曲水高台，十步一花。扬州城即是从那时起，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城市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
7、海上贸易 亚欧通商
胡适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当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之后，徽商开始涉足传统盐、典、茶、木之外的生意。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当年苏州的汪溢美号，每年有两万匹绸缎运往英国皇宫，三十万匹绸缎出口，这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对中国丝绸的偏爱有关。1708年英国的《每周评论》上说，连英国女王也爱穿“汪溢美”的中国丝绸。丝织业在欧洲起步很晚，由中国传入的丝织技术，最先在意大利落根，在15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里，带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繁荣，接着又在欧洲遍地开花。当时法国巴黎、里昂的丝绸商人，为了迎合本国人的嗜好，将他们自己织造的丝绸，贴上中国的商标，并仿制中国龙的图案，但终因远逊于中国丝绸，而打不开销路。现在我们从欧洲个美国的博物馆，还可以看到清代织造的出口丝织品，其纹饰图案具有浓重的欧洲风格，展示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艺术情趣的捕捉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约在明末清初，它首先在荷兰登陆，其后风靡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英国稍迟于荷兰进口中国茶叶，到了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之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贸易成为国际通商中的最大单项贸易，以至整个亚欧通商的18世纪，被人们称之为“茶叶世纪”。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大约在24万担左右，其中英国进口的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1/3。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磅，也就是说，从中国去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
不仅如此，徽商还敢于率先犯禁，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加入由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嘉靖年间，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出现的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是由许栋兄弟、汪直和福建的邓獠等人，纠集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共同创建的，而许栋兄弟和汪直，都是徽州人。在近代贸易发展初期，商业是和海盗、走私、掠夺以及贩卖奴隶联系在一起的。
汪直还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他后来甚至在日本五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扩张。
8、一世夫妻三年半
山潆水聚的徽州，生存压力巨大，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为要出去学生意，徽州人往往早婚，十二三岁完婚的比比皆是，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因此当地流传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新安竹枝词》：“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就是清代学者魏禧在《江氏四世节妇传》中所说的“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或子不识其父焉。”
今天，在徽州民居的老式隔扇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以徽商为题材的木雕，画面中的徽州男人身背包袱，夹着雨伞，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身后，是他依门而立的新娘。徽州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说法，据胡适的解释，徽州“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很难想象，徽州女人的一生如何度过，也因此，徽州的节妇烈女最多。在徽州，节妇烈女可分为贞、节、烈三类：女子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的，谓之贞；已嫁从一而终，夫死而不再醮的，谓之节；遇强暴凌辱而以死相拒，或者夫死而自殉的，谓之烈。黟县的叶氏贞女许配给卢家时，才十一二岁，但未等出嫁，丈夫就去世了。叶氏女得到噩耗，哭得死去活来。她立志守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望门寡”。为了表彰她，人们为她立了一座贞节牌坊。今天，这座叶氏牌坊已不复存在，我们仅能从《黟县志》中，看到关于它的记载。
很难知道她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夫死守节的徽州妇女，往往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艰难度日，“深闺独守夜如年，四壁青灯自明灭”，过着一种心如死灰的生活。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却透露出了节烈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这则故事记载在《新安女史征》中，说是有一位徽州女人，结婚三月丈夫就走了。这妇女以刺绣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每到一年的年终，她仍然以辛苦积攒下来的点钱，换回一颗珠子，用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她私下里将这颗珠子，称为“记岁珠”。一年又一年，珠子一粒粒增多，等到她的丈夫回来，妇人已经死去三年了。
因为风俗的侵染，徽州妇女只能走上节烈的窄路，而内心的苦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9、儒贾不分 亦儒亦商
雍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山西人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这样的话。晋中乡谚所谓“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宝堂皇”。而徽州呢，徽州恰恰相反，是一等人读书，二等人经商。而作为商人，徽商有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始终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讲求信义，诚信服人，这也反映了他们商业上的远见。不惑于眼前小利，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才能做大做强。所以他们大都不取暴利，而是薄利经营，让利于民。明代南京城内，有当铺大约500余家，主要是由徽州人和福建人所经营。而这两个商帮的经营之道截然不同，福建人高利经营，徽州人微利经营，竞争的结果，是徽商击败了闽商。明朝徽州人汪道昆说到徽商，说他们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里的“名高”，是一种声誉、一种名望、一种信誉度，由此可以获得一种地位和人脉。义和利，永远是摆在商人面前的一对矛盾，商场中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取。有的徽商在义利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甚至舍利取义。明正德年间，休宁商人汪平山在安庆、潜阳和桐城之间经营粮食生意，某年江南大荒，粮价暴涨，当其时，汪平山非但不借机哄抬市价，反把平日囤积的大批稻谷低价出售，帮助众人度过粮荒。市场竞争，说到底是商业信誉、商业道德的竞争，由于徽商坚持了商业道德，提高了商业信誉，也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使自己成为明清之际中国经济中最举足轻重的大商帮。
徽州社会，往往是亦贾亦儒，贾儒不分，虽士大夫之家，也以商贾游于天下；虽深山僻野，亦不乏诗书礼仪之家。这也使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徽商为了强化自己的儒商特色，还不惜采取多种手段，如广交文人学士、建书楼、兴文会、办诗社、蓄戏班、好书画，其中尤以教育为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那样对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投注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大的财力，并且蔚为风气，代代传承。
“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徽商的义举、善举，为他们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为徽州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出版等等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只有进入徽州，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徽商对于整个徽州的意义。
10、绩溪厨徽菜馆
由于明清之季，徽州商人鲜衣驽马，往来平康间，徽菜随之风行全国。所以在清代，徽菜馆遍布全国，仅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武汉、芜湖等地，历史上就出现过200多家徽菜馆。徽地岭谷环绕，林竹遍布，溪水清澈，适宜于各种珍稀植物的生长，其中可食用的蔬菜、果品、菌菇、野菜、药材有800多种，为徽菜烹饪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徽菜的特点是重油、重火、重色。在清人笔记中，说到官场应酬，经常有“一品锅”的字样出现，那是因为徽商流风所至，将徽菜带到了京都。
明朝万历年间，在扬州的盐商资本不下三千万两，从盐业经营中每年可获子息九百万，其中绝大部分，用于盐商的奢侈性享乐。及至清代，康、乾二帝多次南巡，造成盐商奢侈之习日深。由于盐商居于闭关时期三大商盐、典、木之首，其举手投足都有很强的示范性，其他行业的有钱人竟相效仿，纷纷拥赵女、衣轻裘，加上新安商人足迹遍于天下，流风所至，整个社会风气大变。扬州八怪的出现和活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八怪为什么出现在康乾之际？为什么出现在扬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它和扬州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是什么关系？关系有多深？都值得深入探讨。
考察中国近世社会的转型，商人是、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所以徽商对东南社会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市镇的形成。通过模仿、消融苏州文化的特质，掺以徽州的乡土色彩，扬州最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今天，进入这座城市，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几百年前徽州商人留在一些古老建筑中的气息，和繁华悠闲的世风。
清代十大菜系中的两大菜系，徽菜和淮扬菜，都属于徽州文化的范畴。由于徽属六邑，各有所重，所以徽厨大部分出自绩溪。绩溪人自唐代起，即设酒肆于长安，宋代设菜馆于徽州府，明清时期发展到大江南北，民国时期徽菜馆更是遍及海内，据不完全统计，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绩溪人在全国14个省、市的百余个县、镇，开有徽菜馆500余家，从业者近万人。直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饮食业中徽菜馆的数量，仍然仅次于扬州菜馆。其中上海的大富贵、大中华，武汉、兰州的大中华，太原的鸿运楼，屯溪的富春园，芜湖的同庆楼，杭、嘉、湖的聚乐园、大中国、益乐园等等徽菜馆，皆历经久而不衰，至今仍是当地有名的徽馆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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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就地取材，以鲜制胜，山珍野味，构成了徽菜主佐料的独到之处。菌菇类有花茹、蘑菇、平菇、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石耳与高山石耳等；野菜类有蕨菜、黄花菜、金针菜、水芹菜等；豆腐有水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观音豆腐、腊八豆腐以及橡子豆腐等。徽菜善用火候，火功独到，根据不同原料的质地特点、成品菜的风味要求，分别采用大火、中火、小火烹调。徽菜继承了祖国医食同源的传统，讲究食补，是徽菜的一大特色。
11、弥天花雨唱徽州
为了取媚南巡的康乾二帝，当时淮扬一带的大盐商，人人蓄养家班，致使“苏班名戏淮扬聚”，苏、扬一带成为当时全国戏曲的中心。汤显祖的《牡丹亭》卜一问世，徽商吴越石的家班就把它搬上了舞台。为什么京剧是在徽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剧种的基础上形成？是因为一个伟大剧种的形成，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徽商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撑，就不可能产生京剧这样博大精深的戏剧艺术。
大约从明万历朝开始，徽州出现了大量专供演出的戏台，今天，在祁门县新安乡和闪里镇一带，我们仍能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各村的戏台虽然规模不一，风格各异，但都以“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令世人惊叹。位于祁门县新安乡珠林村的余庆堂古戏台，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距今已经130多年的历史了。珠林村四面环山，林木深秀，一条名叫龙溪的小河蜿蜒绕村而过，“余庆堂”就坐落在村子的中间。“余庆”是赵氏宗祠的祠名，取“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之意。和徽州大多数祠堂一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建筑，所不同的是，祠堂的大门就是戏台的后台，人们进出祠堂，须从低矮的台板下穿过去。古戏台一般都建在祠堂的前进，与享堂遥遥相望，这样的设计，一是出于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二是体现宗族的威严。徽州人讲究忠孝节义，尊祖敬上，演戏时打开享堂的隔门，既可与祖宗同乐，又可强化宗族男丁的宗法观念。
在徽州现存的古戏台中，余庆堂是最富丽堂皇的一座，在戏台的台檐部分，布满了装饰性极强的人物、花鸟和戏文图案。它的天花为藻井式，具有很好的传声效果。
徽州戏台上演出的，主要是徽戏，而徽戏是一个大概念。它与其他戏种的主要不同，在于它别具一格的声腔，俗称“徽州腔”，使用徽州本地的土音演唱，以鼓击节，锣鼓伴奏，音调高亢激越。和同时期雄踞于中国商业舞台的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以巨大的商业利润，滋润出灿烂的徽州文化。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十大寿，安徽众多徽班进京祝寿，天下轰动，九城沸腾。到了嘉庆末年，安徽先后进京的六大徽班合并而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京都剧坛出现了徽班雄霸、鼎盛一时的局面。这之后才有程长庚的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在徽汉合流的基础上，吸纳京腔、秦腔、昆剧等等精华，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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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剧原名“徽调”、“二黄调”，1949年后定名徽剧。明末清初，徽州腔和青阳腔与乱弹、吹腔交流融合形成该剧种，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昆剧的一定影响。其主要腔调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也唱西皮、高腔、昆腔。清初，盛行于安徽及江浙一带，清乾隆年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演出，风靡全国。清道光、咸丰年间，徽剧在北京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京剧。目前，黄山市京徽剧团里仍保留部分徽剧剧目。（四）徽州古村落 1、西递
水西递 其地主富
2006年5月的一天，蜚声海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之一的西递村，以异常明净的天空，迎来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穿行在西递古老的街巷之中，欣赏着让他感到陌生而又亲切的明清古建筑，安南感谢西递村民为全人类保护了世界文化遗产。
西递村地处黄山南麓，黟县盆地的东北一角，村落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高处俯瞰，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建筑群，呈现出一只船形。徽州村落的建造，大都有着风水方面的考虑。走进西递村，但见屋宇错落，街贯巷连，醒目的粉壁黛瓦马头墙，起伏顿挫于山区明丽的高天之上，仿佛流动的音乐。对于西递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西递古名西川，很早就为交通要道，设有驿站，以传递公文，和供往来的官员休息。古时候，驿站又称“递铺”，所以西递又名“西递铺”，简称西递；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人面蛇身的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共工不幸战败，一怒之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从此，天倾西北，使天上的星辰集中于西北方向；地陷东南，使地上的流水均由西向东流去。然而流经西川村的一条溪流，却超乎自然力地从东向西流淌，“东水西递”，西川也因此被称之为西递。
西递村中，有大小三条溪水流淌，它们分别是前边溪、后边溪和金溪。三水并行，自北而南，汇合于村口，而后便开始了它违反常规的“东水西递”。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那条三水汇合后的小溪，古名西川，今曰“西溪”。
但是不论何种说法，递铺在西递这个地方，原先却是切切实实存在过的。西递古铺，位于长演岭北麓的宁池古道上，在这里，宁指宁国府，池指池州府。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桃源洞未开凿之前，宁池古道由渔亭经栈阁岭、石墨岭、长演岭，石羊山而至羊栈岭，是古徽州一条重要的驿路。宁池古道久已废弃，但是石桥、石径尤在。
西递成为胡氏聚居的村落，是在北宋元丰年间，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胡氏壬派五世祖胡士良，有一年因公务由婺源赴南京，途径西递铺，见其地山多拱秀，水势西流，缘西溪上溯数里，更是土地肥沃，豁然开阔，不由得心生欢喜。后来，他请了一个“地师”也就是风水先生前来勘测，先生称此处有天马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且东水西递，其地主富，胡士良遂举家从婺源迁到了西递。
西递明经胡氏900年繁衍生息的历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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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位于黟县东南，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从村北和村东流经整个村落，在会源桥汇聚。村落以一条纵向街道和两条沿溪的道路为主干，构成东向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巷系统。所有街巷均以黟县青石铺地，古建筑为木结构、砖墙，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巷道、溪流、建筑布局相宜。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现存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递本是李改胡
在今日徽州，人们众所周知，西递是胡氏的聚居之地。但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上记载，现居于西递的胡氏宗族，其始祖并不姓胡，而是姓李，本是唐昭宗李晔的小儿子，唐朝末代皇帝李祝的弟弟。
这事说来话长。公元904年的春天，企图篡位的梁王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迁都洛阳。李晔当然不想去，但迫于朱温的兵权在握，只得仓皇辞庙，狼狈东行。在经过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了一个男孩。朱温篡位在即，前程凶多吉少，为给李唐王朝保留一点骨血，皇后何氏匆忙间，将这个男孩以帝王衣物包裹，而后塞进几件皇室珍宝，藏匿于陕州民间。
当时，歙州婺源有个叫胡三的人，正在陕州做官，为皇室分忧，也出于一腔激愤，他丢官弃职，秘密将孩子带回家乡考水，改李姓胡，取名昌翼。昌是平安吉祥，翼是翅膀，是希望他“大得覆翼”，平安躲过这一劫难。
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名存实亡的李唐王朝，勉强撑到了公元907年。而后朱温篡位，自立为梁，昭宗李晔一家全部被害，惟有昌翼一人幸免。
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胡昌翼进士及第。此时胡三公已经垂垂老矣，这天晚上，他取出御衣和珍玩，对儿子细说身世。长夜漫漫，一灯如豆，21年前尘如梦，胡昌翼从此绝了仕进之念。他后来隐居于婺源考水，潜心经史，世人称为“明经公”，其后世子孙也大都以经学传世，所以其族人名为“明经胡氏”，又称“李改胡”。
徽州的胡氏比较复杂，一共分为四支，分别为金紫胡、明经胡、遵义胡和尚书胡。胡适与西递胡氏同宗，同是属于明经胡。而清朝乾、嘉、道年间，以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为代表，因精于“三礼”被世人尊崇为“三胡礼学”的绩溪胡氏，则是属于金紫胡。
在追慕堂的后厅享堂里，供奉有李世民的画像，以追慕胡氏远祖，使后人牢记李胡的渊源。追慕堂位于西递小邮局的上首，供奉的是壬派胡氏荣祖公后裔二十三世祖应海公，是胡氏支祠。追慕堂的八字门墙，以两块完整的青石制作，精美壮观，为黟县一绝。
西递胡氏公祠名本始堂，坐落在西递村口，正对着胡文光牌坊。由“本始”二字得知，它是供奉“明经公”的祠堂，所以又叫明经祠。据说明经祠的阶下，原先有一对石狮子，一人多高，威风凛凛。在过去年代，每逢庆典，族中男丁聚集，本始堂六门大开，张灯结彩。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本始堂改为东源粮站，周遭森森古木被砍伐殆尽，唯祠前那一对石狮，几经流转，传到东瀛，为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所收藏。
三千烟灶九千丁
在徽州的低山丘陵地区，新安江谷地沿着东西方向绵延伸展，它包括歙县、休宁和绩溪的各一部分，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在山区，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望平畴了。这里土层深厚，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缭绕着久久不散的烟火。而西递村，是这块盆地上最大的村落。
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大约200年间，是西递胡氏宗族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胡氏族人，多是以经营钱庄、典当为主，仅24世祖胡贯三一人，就经营有36家典当和20余家钱庄，资本遍及长江下游各大商埠，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财力居江南第六位，号称“江南巨富”。他与当时的宰相曹振镛结成亲家后，财源更加广进，其地位也愈加稳固。我们面前的这座建筑，是俗称走马楼的“凌云阁”，是胡贯三为迎接他的宰相亲家、太傅大学士曹振镛所专门修建。“凌云阁”的规制十分浩大，以至让一向玉堂金马的朝廷高官曹振镛见了，也吓了一大跳。且说曹振镛在胡贯三的陪同下，登上凌云阁后，凭栏眺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八面来风，胸襟为之一阔。他不由得感慨说，此阁阔大，可以走马，我看就叫走马楼好了。
从此，当地人就把凌云阁，叫作走马楼。
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的，仅实授官职的就有115人，这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位于村口的胡文光牌坊，旌表的就是明嘉靖年间，实授四品衔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胡文光在江西万载县为官时，革除弊端，清理积案，修整城垣，兴办学校，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被朝廷擢拔为胶州知州，荆王府长史。如胡文光一类的朝廷官员告老还乡后，都十分热心地方。那一时期的西递建筑，多为前店后铺、前铺后户的传统格局，直街与横街交错延展，店堂老铺，酒肆茶馆，一家挨着一家，一户连着一户。可以想象那种车水马龙，商潮如涌的繁华。据史书记载，西递最鼎盛时期，有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90多口水井，以至有“三千烟灶九千丁”的说法。
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称“丁”，由此推算，当时的西递胡氏宗族，大约有近万人口。
十多年前，在轰动中外的首届黄山国际旅游节上，一位权威人士说，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去故宫；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民间建筑，去西递。
西递就这样声名鹊起，越来越吸引现代人的目光，并于2000年12月2日，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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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豆腐是黟县的民间风味特产，在春节前夕的腊八这一天，即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前后，黟县家家户户都要晒制豆腐，这种自然晒制的豆腐，即称作“腊八豆腐”。腊八豆腐的制作，是用上等小黄豆做成豆腐，把豆腐抹以盐水，在温和的太阳下慢慢烤晒而成。成品色泽黄润如玉，入口松软，味咸带甜，又香又鲜。如在晒制时加入虾米等配料，味则更好。“腊八豆腐”平时用草绳悬挂在通风处晾着，吃时摘取，一般可晾放三月不变质，不变味。吃法既可以凉调，也可与肉类同炒、同炖。
2、宏村
雷岗山下牛形村
在黟县，以皖南古村落的名义，和西递一起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著名的牛形村落宏村。这也使得黟县在古徽州的一府六邑中，备受世人瞩目。
宏村位于县城的东北方向，黄山余脉雷岗山下，为汪氏聚居的村落。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汪氏的祖先，是徽州最负盛名的地方神汪华。
宏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距今已有860多年的历史。它的建造，是一篇有关风水的大题目。12世纪初年，宏村的汪氏祖先定居于雷岗之下，仅13间茅屋。雷岗后有“幽谷茂林”，前有流水潺潺，但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却不断遭受火灾的侵扰。这让汪氏家族十分困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请来了名满古歙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何可达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走遍了远山近川，反复审视了山脉河流的走向与形势，才认定宏村的地理为一卧牛形状，必须按照牛形进行村落的总体规划，宗族才能兴旺发达。
我们今天看到的宏村，即是按照海阳何先生的设计所建造，如果用较为简洁的表达，就是“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从高处往下俯视，整个村子仿佛一头斜卧在雷岗前的青牛。走近村口，但见古木蓊郁，绿意弥漫，尤以被称为两只牛角的两株古树，最为引人注目。古树一为红杨，一为银杏，红杨树高21米，树围6米；银杏树高20米，树围3·2米，树龄均在400年以上，在乡村，被村民们目之为“神树”。
我们在前面就已说过，风水是徽州村落的起源、发展和布局中最重要的因素。阳基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有河流或溪水从村基前源源流过，似金带环抱。这便是徽人通常所说的“傍水结村，依山造屋”。考察一些依山傍水的村庄，初期均是傍着水流的走势建成狭长状，随着人口的繁衍与屋宇的增多，渐渐由纵向向横向发展，成为一大片真正意义的村落。让我们今天很难解释的是，建成牛形村落后的宏村，果然没再遭受大的天灾人祸，经500年繁衍壮大，到了明清时期，已是“栋宇鳞次，烟火千家”，发展成为黟县东北“森然一大都”。而后来的汪氏家族，也日趋发达兴盛，涌现出一批巨商和显贵，如1922年担任黎元洪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等等，就都是宏村人。汪大燮出生杭州，少年时回到宏村读书。他进入北洋高层后，维护国家主权，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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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南宋绍兴年间，古宏村人为防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
水圳与月塘
走进宏村后你会发现，这个牛形村落最动人的景观，是贯穿全村的人工水利系统。早在五百多年前，宏村人就将仿生学原理运用到了村落内部人工水系的设计上，使之既有利于生产、生活，也有利于防火和调节气候，被人们誉为“中国古代的自来水”。
宏村也因此变得美好和灵动。
宏村的人工水系，主要由水圳和月塘两个部分所组成。水圳建于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汪氏族人汪升平等人出资，凿主圳700余米，支圳500余米，引西汐河水南进东出，蜿蜒流转，最后注入村中的天然水窟。水圳建成后，水绕屋，院掘池，流水千家，千家流水，整个宏村，都笼罩在氤氲的水气之中。
我第一次到宏村的时候，村子十分安静，随着九曲十八弯的“水圳”在村巷中行走，能够清晰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有一种名字叫做“屯”的家禽，在水圳边蹒跚，红头，金吻，是一种类似于鸭，但比鸭要美丽的动物。它们蹒跚的步态，越发增加了村落的静谧。月塘的建造，比水圳工程要稍晚一点，是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动工，1408年完成。据史料记载，宏村的正中有天然一窟，冬夏泉涌不竭，即使是大旱之年，也不干涸。水圳工程竣工之后，宏村人又对这口天然水窟进行了修整，筑堰而成月形，名为“月沼”，当地人称月塘，引水圳之水西进东出。
汪氏总祠“乐叙堂”，坐落在月塘北畔的正中位置，现存的门楼，依然保持着原貌。月塘的东西两侧皆为民居，粉墙古楼倒映水中，是最经典的宏村画面。有一些漂浮的白云，浮在水面，衬托着湛蓝湛蓝的天。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坐在那里静静地画，捕捉瞬间的徽州感觉。
人说徽州村落，宏村最美，指的正是这种水天一色，澹然恬静的境界。正是夕阳西下时候，村外的南湖光洁如绸，平展如镜，远山近屋，高天流云，在晚霞的洇染下，一片绯红。湖畔的南湖书院，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当时清廷93岁的翰林侍讲梁同书，为它亲笔题写了“以文家塾”的匾额。南湖书院由志道堂、文昌阁、启蒙馆、会文阁、望湖楼、祗园六部分所组成，大厅宏梁伟柱，巍峨壮观，至今保存完好。在过去的年月，这里曾是黟县的文人墨客兴会讲学之地，诗酒雅集之所。与丁敬、黄易、蒋仁一起被誉为“西泠四家” 的一代印坛大师奚岗，少年时就在南湖书院读书，他的篆刻博采众长，苍然遒劲，开近代浙江金石阳刚之先河。暮春时节，绿柳绕堤，花摇风动，缅昔怀古，慢慢感到，离世俗的喧嚣，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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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茶干是徽州风味小吃，传统特产。相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偶尔得尝，赞口不绝。五城茶干以配料讲究、制作精细、色香味美而著称。它是黄豆浆液过滤后，用传统的方法紧压，加配料熬煮而成的。主要配料有优质大豆、原酱、冰糖、香油、丁香、桂皮、大香等，含有植物蛋白质、还原糖等多种营养成分。因此是品茗之佐餐，下酒之佳肴，其味美适口，老幼皆宜。过去因是手工制作，市面上出售不多，所以名气更大。
国之瑰宝承志堂
今天，使宏村蜚声于旅游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子里美仑美涣的承志堂。
承志堂地处上水圳，背倚雷岗山，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大盐商汪定贵的私宅。黟县境内现存明清古民居近4000余幢，从规模宏大、布局合理、结构完美、设施齐全、制作精良等等方面综合评价，首推承志堂。这座宅子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内有7处层楼，9间天井，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整幢建筑分为外院、内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渔厅、地仓，打麻将的“排山阁”，吸鸦片的“吞云轩”，平面布局具有典型的徽派民居特点，前院、福堂与寿堂，位于主轴线上。
真是奢华啊。按照明初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了汪定贵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汪定贵在经商发财后，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虽不是一个实职，却令他感到已经跳出了原属的阶层，与那些普通的商人有了很大区别了。于是就在前厅，增设了一道具有官家威仪的中门。中门又称仪门，原为官府所设，但后来，一些人将这种设置移于自家的私邸，在重大喜庆之日，或是贵客光临之时，开启仪门，显示一种气派或规格。不仅如此，汪定贵还特为在福厅的额枋上，雕了一幅“唐肃宗宴官图”，展示一群京城里的高官显贵，在花园里诗酒燕乐的情景。这幅木雕，在五、六十公分的厚度上，雕出了七、八个层次，画面上的人物，无不趾高气扬。
这幅“宴官图”，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汪定贵的虚荣心。但大盐商汪定贵，仍感忿忿不平。为此，他又别出心裁，在中门两边的边门上方，雕刻上两个极大的“商”字门头，使任何从边门出入的人，都低商人一等。
此举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
承志堂木雕中的神品，还有那幅著名的“百子闹元宵”，100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神态各异，在画面上耍花灯、玩狮子、踩旱船、放鞭炮。经过岁月的淘洗，这幅大型木雕连同它下面的板壁，都显出沉甸甸的古铜色，看上去恢丽而凝重。
据村里人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就是黄金一百余两。
以密集型劳动为代价的徽州三雕艺术，不仅展现了新安画派和徽州版画深厚的艺术根基，也展示了徽商在当时中国无与伦比的财力和物力。过去，一些徽商在营建私宅时，为了获得最好的雕刻装饰，往往举行声势浩大的打擂比赛，以至“百工竞技”。据歙县《虬川黄氏宗谱》记载，歙县虬村黄氏、张氏，皆以雕刻著名，自明至清，代守其业，在家族内部，将三雕技艺发展到很高水平。
3、龙川
有龙在川
龙川位于绩溪县东北的大瀛乡，是一个胡氏聚族而居的大村落。障山、七姑山、龙须山、石京山在这里形成一个长长的畚箕形谷地，发源于天目山主峰清凉峰的登源河，在绕过了九十九道弯，汇集了平银河和卓溪水之后，一收它浩荡的气势，平缓地从龙须山下绕村而过。
关于龙川村名，还有这样一段美丽的传说。我们眼前的这一条小河，正对着龙须山，这条河很神奇，每逢山洪爆发，登源河水便漫过它的水面半尺多高，但并不因此倒灌进它的河道。人们认为，这一定是有一条龙把守住了河口，这就是“龙川”二字的来历了。根据“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理论，此地的风水极好，以登源水为青龙，龙川河为朱雀，两河交汇之处，形成藏龙卧虎之坑，从《庄子·天运》“在谷满谷，在坑满坑”之义，坑满必有口出，所以龙川又名坑口。
龙川胡氏的历史十分古老，早在宋元时期，就被视为“徽郡罕有出其右”的世家大族。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大将军胡奋的侄子胡焱以散骑常侍领兵镇守歙州，在当地兴修水利，免征赋役，发展农桑，深得人民的爱戴。胡焱后来娶华阳汪氏为妻，爱新安山水清漱，任满之后没有返回原籍山东，而是在华阳镇定居下来。有一天，胡焱偶尔路过登源河口，正是黄荆花开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而对面山上一面石镜，晶莹剔透，尽收一川美景。胡焱不由得感叹：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不久，他便带领全家迁居于此，这便是龙川胡氏的始迁祖。
凭借着从山东老家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和儒家文化传统，胡焱和他的子孙们，很快将这一片长满黄荆条的荒河滩，建成古徽州一个远近闻名的船形村落。关于“龙川村像一条船”的说法，不仅在族谱中有记载，也能得到实地的印证，站在高处往下俯瞰，龙川的整体布局，确实很象一条大船。传说800多年前，江西有名的风水先生赖文正，曾在徽州一带长时间地漂泊滞留，经过湖里、仁里、瀛洲等村子时，均无人理睬。后来他来到了龙川村，受到胡氏族人的热情款待。感念之下，赖文正从风水的角度，指正了龙川村舍的建筑格局。在旧时徽州，赖文正的名声很大，人称赖布衣。在龙川，以“龙”字命名的事物很多：龙须山、龙须草、龙峰、龙泉、龙台、龙池、龙峰禅院……龙须山的主峰龙峰，海拔1000余米，北峰之下有龙池，四季流水淙淙，大旱之年也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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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位于安徽黄山脚下绩溪县境内，距县城11公里，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龙川山川秀丽，壮观奇伟，村东龙峰耸立，村西凤山相望，北有登源河蜿蜒而至，南有天马山奔腾而来，东西南北山水相连，聚天地之灵，有人文之杰。村头水口有朝笏山鹤立，石境辉映，登临俯瞰，村若龙舟，志赴江海，傍水待发。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珠联璧合，浑然天成，胡氏宗祠，为江南第一祠，素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美称。
江南第一祠
龙川胡氏宗祠坐落于登源水和龙川河交汇的河口之上，今天，国内外很多人辗转前往徽州，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座祠堂。目前，它不仅是徽州祠堂中规制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而且就全国范围看，也是经文革动荡幸存下来的最好的祠堂。进了村口，沿龙川水街缓缓而行，远远的，我们就能看见胡氏宗祠的重檐歇山式门楼，和门楼上的八只戗角。这八只戗角，将它和徽州的众多祠堂，在外观上区分开来了。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的三进七开间建筑，由影壁、龙川河平台、门楼、天井、廊庑、祭堂、厢房、寝厅、特祭祠等十大部分组成，因为体量宏大，一进高于一进，它看上去要比一般的徽州祠堂，雄伟庄严得多。在这座著名的祠堂前，龙川逶迤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阔的空间，表明了宗法权威的至高无上。龙川河代替了泮池，而龙川平台作为祠堂的前台基，占地面积高达100平方米，这在坦地特别金贵的徽州山区，甚至显得有些奢侈了。
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这以后代有修缮，动作最大的一次，是明朝嘉靖年间，出于该祠的兵部尚书胡宗宪，出巨资对祠堂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兵部尚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长。走进祠堂的大门，我们明显感到，龙川胡氏宗祠大殿的进深，比一般祠堂要深得多。站在龙川南岸往北看，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平、门楼、正厅和寝厅屋脊，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使整座祠堂看上去深邃而宏阔。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500年来，龙川胡氏宗祠高大的殿宇中，从未发现过一个蜘蛛网。这样一座沧桑大殿，落上了多少岁月的尘埃呀，居然就没有一张蜘蛛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流连于阔大的殿宇之中，周围飘荡着隐隐幽香。祠堂的大梁和各类构件，采用的大多是银杏、香樟和柏木，木质的香气，回味悠长。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胡氏宗祠，经数百年岁月始终不见一张蜘蛛网。
重修后的胡氏宗祠，月梁、雀替，全部是镂空雕刻，后进东西两厢的隔扇上，也雕刻上各色博古花卉。这些雕刻的艺术价值极高，集中体现了明代徽派雕刻的精华，同时具有明显的文人风格。这是因为，兵部尚书胡宗宪在那一时期，罗致了很多著名的文人，像大书法家文徵明，大画家徐渭等等，当时就都在他的幕府中。这些人将大艺术家的眼光和才情，融入了对胡氏宗祠的整修与装饰，加上重修工程集中了徽州的能工巧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龙川胡氏宗祠，才这样气势恢弘，富丽堂皇。
胡富与官桥
沿龙川水街一直往东，过胡氏宗祠，就是龙川河与登源水的交汇之处。我们眼前的这座木桥，当地人把它叫作“官桥”，是明成化年间任户部尚书的胡富所建造。明朝的户部尚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长。
说起胡富造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胡富7岁能诗，被誉为神童，但是屡试不第，直到34岁才中进士。进入仕途后的胡富，勤政爱民，廉洁公正，很快就赢得了清官的美名。他在福建任上，5天清理了70多件陈年积案，民间以“滩头水，急又清”来形容他的清正廉明。升任户部右侍郎以后，他坚持要查户部的帐目，得罪了大太监刘瑾。罢官后的胡富回到了龙川，住在村头一座破败的祖屋里，门前是日夜流淌的登源河，河对岸是浒里村。平常的日子，登源河水清澈见底，可是一到雨季，山洪暴涨，浒里的乡亲们要想过到河这边来，就得绕上数十里的山路。胡富想在河上造一座桥，于是亲自带人勘察地形。
但是，朝中的权贵并没有把他忘记，胡富走后不久，就有人密告，说他还乡时，24个担头进村，而这24个担头里，担的都是金银财宝。气焰熏天的刘瑾立即派人下来调查，扬言查实了，非砍他的脑袋不可！
据说化装成算命先生的朝廷官员来到龙川时，胡富正赤着脚在河边勘测，天空中飘着小雨，细密的雨丝将胡富的全身都打湿了。朝廷的官员悄悄进入胡富家的院子，发现他家徒四壁，胡富的老母亲正坐在地上，用山上的龙须草编织草席。走访了村中的老者，才知道胡富进村时担回的24个担头，原来是24担书。
朝廷的官员回到京城，把这一切说给皇帝，皇帝也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胡富为官数十载，竟是如此一贫如洗！他立即降旨对胡富进行表彰，并下令地方官员拨出专款，在登源河上架一座桥。而胡富不愿扰民，就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造了这样一座简陋的木桥。这座跨度80多米，以24块杉木桥板串联而成，在石拱桥遍布的徽州很少见的桥梁，老百姓叫它“官桥”。官桥虽然简陋，胡氏后裔却十分珍惜这份清廉的声誉，为了护桥，他们专门成立了“桥会”，从宗祠产业中拨出田地和林山作为“护桥基金”，并订立护桥规约，由族中德高望重的人轮流管理。汛期出现险情，立即以锣声为号，发动全村男丁投入保护。穿链官桥桥板的铁索，据说是请屯溪一位有名的胡姓铁匠所锻打，至今仍被使用着。历经600年风雨沧桑，遭受上千次洪水冲击，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官桥牢固如初，而铁链上“官”字，也依然清晰可辨。
尚书第与尚书坊
沿着青石铺就的进士巷蜿蜒深入，可以到达竹荫掩映的七星塘。七星塘水之中，倒映着一片错落有致的徽式屋宇，当地人称 “二十四门阙”，是龙川胡氏引以为自豪的人物胡宗宪的尚书府第。胡宗宪生于龙川胡氏一个书香门第，早年父母双亡，依靠族人帮助，入龙峰书院读书。他27岁考中进士，总督七省兵务数年，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转战江浙，历时数载，经过大小80余战，终于荡平倭寇。胡宗宪一生叱咤风云，官至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位高权重；但也先后五次遭到政敌弹劾，两度被诬为“严嵩党”，身被牢狱之灾。在狱中，他愤然上书数千言，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最后引剑自刎。死后六年，得以平反昭雪。
尚书府第有大小房舍80余间，虽经400余年风雨涤荡，仍显露出几分威严与庄重。进得尚书府第，但见庭院深深，结构井然，从善堂、梅林厅、铜钱井、文昌阁、蒙馆、戏台、官厅等等建筑，墙舍相依，三雕龙凤，和民居有着明显的不同。在龙川，除了尚书府第，和胡宗宪有关的遗迹，还有耸立于水街南侧，隔龙川河与胡氏宗祠遥遥相望的奕世尚书坊。它是龙川历尽沧桑浩劫后仅存的一座石牌坊，据说其石雕价值，甚至超过了歙县的许国牌坊。坊高10米，宽9米，进深3米，三门四柱五楼，气势磅礴，端庄厚重。牌坊的南面，刻有“奕世尚书”四个字，北面刻有“奕世宫保”四个字，字体流畅遒劲，是被誉为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的手迹。“奕世”二字语出《国语》“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是一代接一代，代代相传的意思。由此可知，奕世尚书坊旌表的是两个人，除我们已经知道的兵部尚书胡宗宪外，还有明正德年间的户部尚书胡富。胡富生于公元1478年，胡宗宪生于公元1538年，俩人中间，整整隔着60年的岁月。古人观念，三十一代，六十一世。明清之际，只要担任过“尚书”职位的，都享有“太子少保”或“太子太保”的宫衔，所以牌坊的上花板上，刻有“太子少保胡富”和“太子太保胡宗宪”的字样。这里的“宫”是指“东宫”，以代指太子。“太保”与“少保”，都是一种荣誉称号。奕世尚书坊所有的雕刻都异常精美，工匠们倾徽雕技法之所能，融圆雕、透雕、深浮雕、浅浮雕、镂空雕等等工艺为一体，使每一幅图案看上去都是那么气韵生动，巧夺天工。夕阳西下，晚霞将龙川河水泼成一川胭脂，这时的奕世尚书坊，也和对面的胡氏宗祠一起，渐渐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暖红。
龙须草和澄心堂
出龙川胡氏宗祠，经登源河坝，过官桥而上龙须古道，上行一华里左右，是龙峰禅院的遗址。旧时的“龙川十景”中，有一景名为“龙草澄心”，就在这里。所谓龙草，是指龙须草，状如龙须，细长柔韧，极富弹性，短不盈尺，长一米有余，是极好的造纸原料。龙须山上到处长满了龙须草，龙须山就是因为盛产龙须草而得名。唐宋之际，当地人采龙须草，掺以槠皮和少量砂田稻草造纸，名为“龙须纸”。而所谓“澄心”，则是指存放龙须纸的澄心堂。因龙须纸洁白如玉，名冠一时，南唐李后主珍爱有加，特造“澄心堂”以藏之，所以龙须纸又名“澄心堂纸”。
南唐李后主，就是那个吟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
在中国艺术史上名气很大的澄心堂纸坊遗址，位于绩溪城南临溪村，今临溪小学附近。临溪村坐落在扬之水东岸，登源河于村南汇入。登源河古称登水，全长55公里，是绩溪境内最有名的河流。称“水”的河流都比较古老，比如河、汉、淮、洛，最早都是称“水”，所以古籍中的“河”，一般是指黄河。唐宋时期，徽州产纸的区域，大抵在新安江上游支流两岸，因山深林茂，诸水交流，这一带槽户密集，而又以临溪槽户为最多。
世代造纸的专业户，被称为槽户。
由临溪溯登源河而上，至罗昆一段，水域平缓，溪无礁石，深广清澈，经冬不竭，是澄心堂用长船浸槠造纸之处。澄心堂所藏龙须纸，由皇家所监制。据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当时的造纸技艺已经相当精湛，“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如果是冬季，敲坚冰造纸，则纸质更为洁白坚韧。 “澄心堂纸弥珍贵，贡于皇家作画图”，由古人的这一诗句，可知南唐之后，龙须纸一直为历代贡品。
史书上说，龙须纸的品种很多，以“麦光、白滑、冰翼、凝霜”为最佳，麦光、冰翼等等，想来都是纸的名称。澄心堂纸坊旧址艺林寺，山环水抱，平畴空阔，风景清幽，引来文人雅士云集，吟诗作画之余，研究造纸技术，兼事摹刻碑拓，更使得徽纸声名远播。
徽州的笔墨纸砚都有悠久的历史，南宋理宗朝的徽州知州谢暨，就以“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圭墨、枣心砚”为新安四宝。“舂杵声声龙草地，长船列列到前村”，这是龙川人自己写的诗，前村即是临溪村。沿登源河而下，林木深幽，水势渐缓，两岸坐落着古老的村落。当年声名煊赫的艺林寺遗址，掩映在徽州的丛林深处，而著名的澄心堂纸，则被永远地写进了中国艺术史。
4、棠樾
棠樾有个牌坊群
今天，棠樾之所以声名日隆，是因为它保留了古徽州最大的，由明清时期七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
棠樾位于歙县西南15华里处，是鲍氏聚族而居的村落。“棠”是棠树，“樾”谓两树交阴，典出《诗经·甘棠》。《甘棠》是一首歌颂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召公的诗，所以棠樾二字，有纪念先贤、渴望德政的意思。
由此，我们知道棠樾鲍氏的古老。
一进棠樾村口，就能看见村东的甬道上，井然排列着七座牌坊。棠樾鲍氏在科举方面并不算成功，但在徽州一直被视为大族，《新安大族志》和《新安名族志》都将其列在第二位，仅次于程氏。这一方面因为鲍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鲍氏为徽州最古老的宗族。据《新安名族志》和《棠樾鲍氏宣宗堂支谱》等文献记载，鲍氏迁徽的始祖是西晋时的鲍伸公，晋太康年间任护军中尉，率兵镇守新安，爱徽州青山绿水，任满后就没走，在这里定居下来，其家族也由青州迁居于此，是徽州最有代表性的家族，人望攸归。仔细考察，徽商大多有深厚的家世背景和中原文化传承。七座牌坊中的三座：鲍灿坊、慈孝里坊、鲍象贤尚书坊，建于明代，另外四座，建于清代，它们分别是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坊和鲍文渊妻节孝坊。在清代四坊中，题有“乐善好施”圣旨的义字石坊，又最为举足轻重，因为它旌表的是当时的两淮盐运使鲍漱芳。而鲍漱芳的父亲鲍志道，则是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务总商。
也就是说，鲍氏父子，都是名著一时的大盐商。
《歙县志》中所记载的鲍氏父子的义行很多，比如洪泽湖决堤，“诸坝灾民嗷嗷待食”，鲍漱芳捐米六万石；淮河、黄河大水成灾，他又“力请公捐四万石”，“所存活者不少数十万人”；改六圹河开山归海，鲍氏“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疏浚芒稻河，又捐银六万两。凡有军需、赈灾、河工方面的事项，鲍志道都踊跃捐输，赤心报效。据史料记载，在他担任两淮盐务总商的20年间，共报销白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石，受到朝廷的一再嘉奖，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内阁侍读”等等头衔，虽说都是一些虚职，却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最后，又“以屡次捐输，叠奉恩旨，从优议叙，加十级”，朝廷赐建了这座“乐善好施”义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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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樾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位于由黄山市市区前往历史文化名城歙县的途中，离屯溪约26公里，离歙县县城约5公里。自宋元以来，棠樾鲍氏已绵延了800余年。世所罕见的棠樾牌坊群，是古徽州人伦理道德、宗法思想的表现。该村大姓鲍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严格奉行封建礼教、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家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特别表彰。徽州原有牌坊一千多座，现尚存有百余座，被誉为“牌坊之乡”，而棠樾牌坊群，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鲍氏的发迹之路
据说鲍志道离开家乡的那天，是个晴天，棠樾的天空意外的晴朗。十一岁的鲍志道，一步一回头地走上村口的老桥，走上村外的小路，回头看看，娘还在村口站着，瘦弱的身影，让这个早早踏上人生旅途的男孩，心里好一阵凄惶。后来，娘和村庄的影子，就一点点远去了，鲍志道想，自己这一走，还有回来的一天吗？
几十年后，鲍志道成为乾嘉年间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
裹挟在汹涌而出的经商人流中，鲍志道最后来到了扬州。但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当然只能给人当学徒。每天上了门板，收了夜壶之后，鲍志道就一个人黑了灯，在暗夜中噼里啪啦地打算盘，徽州学徒都很有眼色，也很能吃苦。后来他又辗转到金华和扬州等地，做一点小本生意，在东奔西跑中一天天长高、长大，但始终没有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当20岁的鲍志道再次来到扬州时，扬州繁华依旧。那一天，走在大街上的鲍志道，内心一定充满了焦苦。就在这时，他偶尔一抬头，看见了墙上的一则文字，是歙县籍大盐商吴尊德招聘经理的告示。应聘的人很多，挤得水泄不通。而吴尊德的考试实在是别开生面：当通过会计科目之后，他让人给应试者每人端来了一碗馄饨。
据说接过那碗馄饨时，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只有鲍志道心中一惊。所以第二天，当吴尊德逐个讯问参加复试的人，昨天吃了几只馄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各有几只的时候，全体都傻了眼，只有鲍志道准确答出来了。
徽人天生具有经商的禀赋，一代又一代奔走在这条艰难的路途上，经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植入他们的生命深处。山潆水绕的徽州，慢慢由一个高移民输入的地区，变成了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商中像鲍志道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鲍志道担任总商时，已是乾隆末年，两淮盐商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由于政府对盐商的盘剥，食盐成本大大提高，私盐乘虚而入，比如江西，本是淮盐行销区域，但因为淮盐价高，福建的私盐就大量涌进来，造成淮盐滞销。淮盐滞销，盐商无利可图，但课赋却是一分一厘也不可少。鲍志道常要为这一类事情，代表盐商和官府打交道。凭借总商的身份和雄厚的财力，鲍志道广泛结交朝中的达官显贵，像翰林院侍讲、当时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梁同书，户部尚书朱珪，大学士、大书法家刘墉，两江总督陈大文、礼部尚书纪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大烟袋纪晓岚，都与他过从甚密，交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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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出总商
鲍志道死后，纪晓岚亲自为他作传并撰写墓表，两江总督铁保亲笔手书传文，户部尚书朱珪又亲笔撰写墓志铭，真是备极哀荣。朱珪曾做过皇帝的老师，身份无比尊贵。鲍志道的两个儿子，长子鲍漱芳在他死后继承了总商的位置，次子鲍勋茂则走仕进之路，于乾隆五十五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棠樾鲍氏几百年间最为显贵的人物。
军机大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局常委。
在鲍志道的时代，歙县人喜爱把一句话挂在嘴上，这句话是：“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这倒也不是吹牛，翻阅《两淮盐法志》，发现在康熙至道光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两淮八个盐务总商中，始终有四个是徽州歙县人。“江广达”的主人江春，乾隆中、后期的盐务总商，也是歙县人，“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是徽商几百年间首屈一指的人物。这里的“江广达”指的是盐务牌号，也就是盐商行盐的旗号。和鲍志道、鲍漱芳父子一样，江春在两淮总商任上的50年间，凡有军需、赈济、河工，也都是积极报效。不算众商的集体捐输，仅以他自己的盐号“江广达”名义捐输的银子，就是1120万两。真正是“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是这样大规模的捐输报效，朝廷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乾隆甚至别出花样，出面“赏借”帑银给江春，第一次是乾隆三十六年，“赏借”江广达帑银30万两；乾隆五十年，“赏借”帑银25万两，虽说不多，却是无上荣耀。所谓“帑银”，就是皇家库房里的银子，照盐商们的话说，是“万岁爷发的本钱”。乾隆也知道，江春不会少这点银子，这么做，不过表示自己对徽商高看一眼罢了。
江春死后，墓志铭是袁枚撰写的，袁枚在乾嘉文人中，是何等风流自喜的人物？肯为江春写墓志铭，恐怕还不仅仅是因为“润笔”的丰厚吧？通过袁枚的记述我们知道，在江春的一生中，每遇国家的大典礼，大徭役，他都有所奉献。平日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唯唯诺诺，惟张目结舌拱手画押而已。江春在扬州新城东南构筑的康山草堂，叠石曲水，甚是幽雅。乾隆到平山堂游兴，曾两次在这里居停。江春抱着他七岁的儿子迎驾，乾隆居然抱过孩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紫缎荷包，给他挂上。四十年间，江春不仅接驾六次，还为太后祝寿三次，有一回居然还不远千里，跑到天津去迎驾乾隆皇帝。我们今天，通过铺天盖地的清宫电视剧所目熟能详的这位风流主子，看见江春跪在路边，抢前一步，亲自将他扶起来，把江春感动得，当时就热泪盈眶。
清懿堂的故事
棠樾牌坊群的西首有一座女祠，名叫“清懿堂”。“清懿堂”是在山上的庄稼收割完了以后落成的，那是清嘉庆六年一个秋光烂漫的日子，满山果木金黄。为鲍氏家族的烈女鲍秀鸾专门修一座祠堂，不要说是在徽州，恐怕在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因此这天老族长的脸上，一直焕发着容光。
但就在大开中门、燃放鞭炮的当口，他意外地收到了浙江龙游兰姑太送来的一担厚礼：一百两银锭、一副折断的九连环、九十九枚铜钱，和一封诗体书信：“龙游兰姑鲍氏女，守节卅年多凄苦。镜里乌云变白发，解尽连环九九数。长夜漫漫何时尽？复向苦海抛青蚨。寻寻觅觅九折肱，熬完寒冬历炎暑。青蚨一子飞不还，拳表寸心奉贞女。”
青蚨是传说中的一种虫子，因为飞而复归，生生不息，古人以它代指金钱。老族长有些发愣，他一时想不起来兰姑是哪一个了。
30多年前，美丽的徽州少女兰姑，远嫁浙江龙游的吴姓商人之子，亲事是父亲在生意场上订下来的。龙游位于浙江中部的偏西南方向，因为地处水陆冲要，南北环山，和徽州一样田地稀少，人们蜂拥而出，四处经商，形成了龙游商帮。龙游帮也是中国封建时代十大商帮之一。吴家家境虽说富足，儿子却体弱多病，是个药罐子。兰姑嫁过去后，心中郁郁不欢，终日以泪洗面。所幸次年生下一子，取名小宝，兰姑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快乐和希望。
儿子一天天长大，不想小宝3岁那年，丈夫旧病复发，咯血而亡。封建时代，男人是女人的天，兰姑知道，自己的天塌了。但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几年后，7岁的小宝染上伤寒，经过几天几夜的担惊受怕之后，终于也不治而亡。
这一年，兰姑才21岁。
她不敢想象，自己的一生将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孤灯一盏，兰姑呆呆坐着，眼前浮上祖母愁苦的面容。祖母也是20多岁守寡的，她记得幼年时，有时半夜醒来，看见祖母蹲在地上，一粒一粒捡黄豆。
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祖母就这种方式，熬过了最难熬的青春岁月。兰姑默默找出自己童年时玩过的九连环，黑暗里一柱一柱地套，一柱一柱地解，套过九九八十一套，再解开九九八十一套，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这副从徽州带过来的铜质九连环，在儿子死后第30年的那个冬天，于一个深夜里突然折断。兰姑将它们捡起来，仔细包好，又找出一百枚铜钱，随手一撒，然后蹲下身去，像当年的祖母一样，摸着黑，一枚一枚地捡起来。
有谁知道，在徽州民间，这样折断的九连环和磨得铮亮的铜钱，有多少枚？多少副？
5、呈坎
在徽州，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村子，是呈坎村。呈坎的名气大，不仅仅是因为，它曾被南宋大儒朱熹赞美为“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而且因为它的村落建设形似八卦。呈坎古名龙溪，位于黄山南麓大约40公里处，是徽州历史最为悠久，文化积淀最为丰厚的古村落之一。该村为罗氏所居，《罗氏族谱》记载：“择地得西北四十里，地名龙溪，改名呈坎，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这里原是一片芦苇滩，从地势上看，东临灵金山，南接丰山，西南倚龙盘山，北傍长春山，整个构造山重水复，众川河逶迤穿村而过，从风水学上说，呈“前朱雀，后玄武”之势。呈坎罗氏人丁兴旺，英才辈出，朱熹所称“双贤”者，是他的挚友罗颂、罗愿兄弟，而最让罗氏后人骄傲的，则是前罗第十三世祖，宋元之际著名学者罗东舒。
呈坎罗氏，有前罗、后罗之分。罗东舒以文章鸣于世而长隐于山野，罗氏后裔对他敬若孔子，私谥“贞靖先生”，建祠以崇其德。罗东舒祠按文庙规制建造，设唯孔庙才有的棂星门、左右碑亭、仪门、两庑、甬道、左右丹墀、两厢和拜台石雕栏板，后寝“宝纶阁”九楹十一开间，布局开阔，气势恢弘，为民间祠堂所罕有。
呈坎罗氏自唐末由江西迁徙而来后，按罗盘八卦图式对整个村落进行大规模整治改造，突出左宗右社，即在村左建家庙宗祠，在村右建祭祀土地的社屋，将村庄定位于藏风聚气的最佳位置。整个村落坐西向东，以迎春阳之和，避肃杀之气。而它三街、九十九巷、两水圳的格局，也为其所独有，所以在徽州，呈坎又被人们称作八卦村。
走进这个形似八卦的村子，你会觉得迷宫般缭绕。
在徽州，历来有“宁为人立千坟，不为人安一门”的说法，而民居的大门，一般都是朝着东、西、北三个方向。偶然受地基限制，不得不面南而开时，也设法偏一点，宁可开成一道斜门。这固然因为古代以南为尊，宫殿、庙宇大门均朝正南，帝王座位也是坐北朝南，所谓“南面而治”，民间造屋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免得犯了忌讳；更重要的是，徽人以经商致富，而从汉朝起，中国就流行“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的说法。因为“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所以商家之门不宜南开；“征”为兵家，“兵”属火，北方属水，水在克火，北向象征失败，所谓“败北”，所以兵家之门不宜北开。今天我们见到的徽州境内数千幢古民居大门，极少有向正南开启的，更有甚者如呈坎村，将门一律开在东面，显示了风水强大的制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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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坎村之宝纶阁，原名“贞静罗东舒先生祠”，始建于明嘉靖间，占地5亩余，历经70余年方才建成。整座祠堂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层层升高，显出宏伟气势。相传主持续建此祠的罗应鹤，明万历间曾任监察御使和大理寺丞，深得明神宗宠信。罗“盖之以阁用藏历代恩纶”，故名“宝纶阁”。宝纶阁梁柱之间的盘斗云朵雕、镂空的梁头替木和童柱、荷花托木雕，令人眼花缭乱。横梁上彩绘图案优美、色彩绚丽，虽历400余年，仍鲜艳夺目，历久不凋。
6、唐模
唐模有十桥，十桥连水街。唐模始建于唐，繁盛于明清，“唐模”二字的意思，是说此地有盛唐遗风，唐代规模。筠谷和陈村二溪在村西汇聚，合水而为檀干，穿村而过。在徽州，到处都是溪流入村的村落。唐模的牌坊很有名，俗称同胞翰林坊，一进唐模的地界，远远地就能看到。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唐模士子许承宣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一年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许承宣的兄弟许承家，又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被当地人称之为 “同胞翰林”。
唐模至今拥有水街溪流之美、十桥九貌之胜、同胞翰林之誉，据称是徽州地区水口园林硕果仅存的村落。村西“檀干园”，俗称“小西湖”，为该村水口。园名“檀干”的由来，是因为园内遍植檀花和紫荆。所谓水口，即徽州村落的公共绿地，多于村头之上，徽人在此广植高大乔木，点缀凉亭水榭，造成溪流蜿蜒，阡陌纵横的景致，为村民休憩娱乐场所。
因此水口是徽州村落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设施，与祠堂、庙宇一样不可或缺。在徽州，大凡百年以上的村庄，都建有经过精心设计规划的水口。我们前面就已说过，由于在风水理论中，“水口”决定着一个村落的兴亡盛衰，许多宗族往往在此处建造桥、台、楼、塔、堤、塘以镇之。所以在徽州，被认为有利于本宗族飞黄腾达的文峰塔、文昌阁等建筑，特别多。唐模的檀干园中，就建有蜈蚣亭、响松亭、灵官桥、玉带桥等等，因为是许氏富商为娱老母仿杭州西湖所建，园内还建有三潭印月、湖心亭和白堤。
唐模水口融山水、田园、村舍为一体，在徽州水口中形成了独特的园林风格。徽州民间，有祭祀“水口财神”的习惯，有人甚至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徽州府就是因为山势环绕，水口严密，溪流遍地，才在明清两代，创造了难以企及的辉煌。
还不仅水口，唐模水街在徽州村落中，也是独具特色。所谓水街，是指穿村而过的檀溪两岸的街市，溪坝以红石砌就，路面是茶源石板平铺，西北起自石头桥，东南延至蜈蚣桥，全长1100余米。两岸之间以十座石桥勾连，十桥风格形制各不相同，此即前面所说的“十桥九貌”。
在这十座桥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六座桥“高阳桥”。唐模为许氏所居，在歙县和祁门两县，四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而且据说在江苏宜兴，也有桥名“高阳”。我们前面就已说过，宜兴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寓居地，“高阳”是“许姓”的郡望。
高阳古郡，即是今天的河南许昌。
7、篁墩
篁墩是程朱阙里，坐落在黄山南麓半月型盆地的中央，旧属歙县，今划归黄山市屯溪区。因地处冲要，据徽学专家王振忠考证，历史上进入徽州的移民，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因此篁墩在徽州移民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洪洞“大槐树”之于山西移民，宁化“石壁村”之于客家人的地位，在新安人的“寻根絮语”中，“篁墩”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地名。
据明程尚宽所著《新安名族志》记载，历代由外地迁入徽州的家族有88个之多，其中，可考其具体迁徽时间、地点的有56个家族。历史上三大迁徙高潮，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之乱”、两宋之际的“靖康难渡”，尤以唐末“黄巢之乱”为盛，一次迁徽的家族多达20个左右，而其中明确始迁篁墩的大家望族就有15个。新安各姓，程氏位列于《新安大族志》之首，而《岑山渡程氏支谱》上说，“新安程氏，自篁墩始，四十四派，悉在于此”。
篁墩程氏始迁祖，为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之际起兵镇守新安的程元谭，他后来做了新安太守。大约200年后，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程元谭裔孙程灵洗再次起兵捍卫徽州全境，遂被梁元帝任命为新安太守。著名理学家程灏、程颐，就是程灵洗的后人。虽然在习惯上，二程兄弟被世人称之为“洛阳程氏”，但《祁门善和程氏谱》和元代婺源人胡炳文所作《婺源州学乡贤祠记》都认定，他们是徽州篁墩忠壮公的后裔。忠壮公是指程灵洗，他死后谥忠壮。另据明代歙县人方弘静说，他曾经看到过程灏写给“豫章唐氏”的一封信，信末就钤有一方“忠壮公裔”的印章。这表明，程颢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篁墩人。这在程朱理学风行的徽州，有着特殊的意义。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出于篁墩，则无须考证。朱熹的出生地虽然是在福建建州的尤溪，父亲朱松却是婺源人，而婺源这一支朱氏，又是从歙县篁墩迁出的。据明修《程朱阙里志》记载：“祠基即古圣堂遗址，其地在岩镇佘翁桥北，旧所称吕湖。东距碣田，西连朱方，南接湖村，北抵后美，周围十余里。湖有山，名曰湖中山，今在后美者是。自湖蜃见毙于忠壮公，而湖淤为沃壤，仍一水泓然，长注如练。”所以清代篁墩建有“程朱三夫子祠”，皇上亲赐“洛闽渊源”匾额，篁墩于是堂而皇之地竖起了“程朱阙里”牌坊。
所谓“三夫子”，指程灏、程颐和朱熹。
篁墩的“三夫子祠”，香火一直很盛，而在孔庙偏东处建朱子祠，在徽州则成为一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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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8、浯村
谜窟成群
浯村是新安江畔一个半岛形的古村落，位于屯溪屯光镇的最东端。浯村之名，始自明朝正德年间，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今日浯村的名喧海内，并不是因为它的山环水绕，而是因为在浯村左近的山体和河水中，先后发现了充满难解之谜的大型石窟群，浯村因此被世人誉为“谜窟成群的浯村”。
如前所说，人们把北纬30度线称为地球的神秘线，世界上很多神秘莫测、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都处在这一地理位置附近，比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和中国的黄山。浯村石窟群所在的屯溪，亦在这一区域范围内，是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又一世界奇观。
石窟群呈线性，沿江密布于新安江屯溪段下游南岸的连绵群山中，分布线总长达5公里，其间石林山、营排山、石壁营、马头山、阳笠山此起彼伏，环溪绕行，迄今已发现的36处古石窟，就隐藏在草木繁盛，郁郁苍苍的群山间。与国内诸多著名的天然溶洞相比，浯村石窟群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并非天然生成的溶洞，而是古代人工开掘而成，石窟岩壁上，当年凿痕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它与国内其他石窟的另一个区别，是空间奇阔，结构怪异，形成群体，而又没有任何佛像和壁画。尤其是其中的两个石窟，洞口就开在新安江水中，成为水下石窟，留下令世人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因之又被人名为“花山谜窟”。
石窟所在的那座山，叫花山。
石窟始建于晋朝，1700多年来，一直沉睡在古徽州的大山之中，无人知晓。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地一个农民进山采药，于荒草乱石中发现了1号窟，经他报告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此时的石窟，倒挂蝙蝠万千，地上的蝙蝠积粪竟达两尺之厚。后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带陆续发现了35座石窟，目前开发的是2号和35号窟。
走过长长的环溪索拉人行吊桥，登上谷野流翠的花山，可以到达已开发的两座石窟。这是一座古代吊桥，横亘于环溪之上，给人地老天荒、千年一瞬的感觉。远远的，窟中的凉意已经一阵阵袭来了，放眼望去，大小石窟联成一片，高低错落，横无际涯，而35号石窟规模阔大，气势恢宏，纵深100余米，垂直深度近20米，面积竟达12000多平方米。窟中“碧水潭”，潭深数米，碧澈见底，有人推断，此潭可能与新安江相通。洞内6根3人合抱的方形巨大石柱，成两排阵势均布支撑窟顶，窟内水中游弋着红、黄、蓝、绿、白、黑等色彩斑斓的怪异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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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谜窟座落在黄山市境内屯溪与歙县交界处，是黄山山脉的延伸部分，介于北纬290 44'—290 46'之间，东距上海、杭州、南京分别为446、240、373公里，北与合肥相隔409公里，西至景德镇195公里， 是以新安江为纽带，连接花山、雄村两大景区，呈哑铃状的风景名胜区。 景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集青山、绿水、田园景致、千年谜窟、奇峰怪石、摩崖石刻、石窟、庙宇、古建筑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大成，现以探明的石窟有36处，其宏大状阔、玄妙奇巧，为全国所罕见。
谜窟之谜难破解
无数的考古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加入破解花山石窟之谜的行列，希望从一个个历史事件入手，寻觅关于石窟的蛛丝马迹。有说是东汉贺齐“屯兵于溪水之上”时的屯兵洞和武器库，就地取材，凿洞备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块作武器。石窟群的近水沿江密布，石窟内的矛、斧、灯盏和大量未运走的石块，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猜测；有说是“花石纲”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大量搜刮民间珍奇，装船运往开封，每十船为一纲，称为“花石纲”，前后持续20年之久。据手抄本《杏城广录》载，“浯村一带有奇石，天下称为三绝。”另据手抄本《环溪毓秀》载，“浯村对面营排山上还有些奇石、牛石、鸡母石、茶盘石等。”由此可以猜想，浯村石窟群一带，当年正是搜刮花石纲的重点地区，加上有临溪近水的便利，装船后可顺新安江入钱塘江，经运河直达苏州应奉局；有说是方腊洞的，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秋，歙县人方腊在浙江青溪起事，而反对“花石糜贵”的花石纲，正是他号召起义的主要口号。方腊率起义队伍转战于浙江、安徽各地，屯溪一带是他的主要安营扎寨之地。据史料所载，方腊历来偏好凿窟为营、踞洞为寨。和齐云山附近方腊洞相比，我们发现，两处均有人工凿造的痕迹；有说是临安造殿的，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大兴土木，广造宫殿，需要大量石料。花山石窟一带以石材优质、开采技术高超、水运便利等条件，有可能成为首选之地；有说是建造渔梁坝的，手抄本《环溪毓秀》上有这么一段话：“只因为渔梁坝造水坝，各处取石均难以建成，而采用铜锣山石则行。”铜锣山在烟村，属于石窟的范围之内。据歙县文物局的同志说，渔梁历代多次大修，所用石料包括花岗岩、白麻石、红麻石等，均与花山石窟石质相仿佛。此外，杀人坞说，越王钩践伐吴秘密战备基地说，巢居说，盐商仓库说，十三陵用石说，等等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据估算，花山石窟共开采出石料数十万方，这数十万方石料最终去了哪里？用什么方法运走？史料上均无记载。
花山谜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凿的？共用了多少时间完成？开凿出的石料究竟去了哪里？水下石窟何时被新安江淹没？它们和其他石窟是否相通？有人列出了50个谜团，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而要使花山谜窟的50谜团得以破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9、上庄
胡适的上庄
上庄古称上川，位于绩溪城西约40公里处，水口“杨林”，是徽州少有的几个保存完好的水口之一，虽经世事动荡，依然美丽。但上庄的声名，并不来自于它美丽的水口，而是因为它是胡适的故乡。也因此在我以往的文字中，我总是称之为“胡适的上庄”。村中有一条宽不盈庹的小路，铺着窄窄的青条石，以胡适的字“适之”命名。顺着这条小路，婉转着一直走向村落深处，可以到达胡适故居。这是一条深巷，走在这样的深巷里，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你会感到古老徽州的静好。徽州的村落总是一个“静”字，即便是在西递、宏村那样游人如织的地方，它的巷道中也有一种沉落的气息。第一次去的时候，中途路过一处院落，女讲解员指点着和我们说：这是胡适大哥的房子。
胡适大哥的房子，现在已经无人居住，是几间日趋破败的老屋。
胡适故居离他大哥的院子不远，不过三五步的距离，站在拐角处，能看见墙上挂着的黑底金字的大牌子，和门上挂着的几乎生锈的大锁。“胡适故居”是当代著名书家沙孟海的字，为了对应胡适在白话文中的地位，特为用了新式匾额的样式。
胡适的名气虽然很大，他的故居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前来参观，听他说在台湾的墓园也很冷清。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院落，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连院落一起，共占地1134平方米。它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是在胡适母亲手里起的屋。胡母23岁守寡，是一个刚烈的女人。胡适结婚时已经27岁，刚刚受聘为北大教授，有人以“三十夜大月亮，二十七老新郎”一联戏赠，当时流传很广。在胡适和江冬秀结婚的新房里，有12扇落地隔扇门，上面雕满了阴刻的兰草，气韵生动，格调清雅，据说是徽州墨模高手胡国宾的作品。
后来，胡适对这些兰草的歌唱，曾风靡台湾的校园。
兰为君子之香，而世人公认，胡适有君子之风。不知他温和、雍容性格的形成，是不是与这满室的兰草有关？胡适一生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是上庄的骄傲，也是徽州的骄傲，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他还应该是皖派汉学的终结性人物。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说：“适之先生出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然胡适自己，后来纠正了这个说法，声明他与绩溪十八、十九世纪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著名学者胡培翚并不同宗，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先生，曾跟他读过书，而胡适自己，也无疑深受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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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胡适的处世与治学
曾在一个什么资料上看过，胡适一生题拟最多的一副对联是：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可以看出他受朴学影响所形成的治学方法和处世态度，很多年来，我们多是引用上一句，而下联几乎已经不为人所知了。最近一次我去徽州，又搜寻到胡适的另一副联语，写与大家知道，以免被岁月的尘埃湮没了：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跟好学好跟差学差
这样的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师级的人物中，恐怕惟有胡适才能做到。“乾嘉之学”之所以称之为“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要质朴得多。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了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地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学术的各个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梁启超曾给朴学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四大学术思潮之一：“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之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朴学），四者而已。”
南宋以来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皖江和新安江流域的文化有了迅猛发展的可能性，而其间，徽商的崛起，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徽州社会的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商业”应该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比如刻书业的勃兴，最初就是受到徽州社会的商业氛围所带动。像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商贾要览》，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徽商便览》，就都是由徽商编写刊行的商业书，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既有实用性，又有科学性。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清末民初，安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也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积累的结果。
胡适和陶行知，这两个徽州学子，都曾受业于杜威门下，胡适向杜威学哲学，学了一整套实验主义的方法；陶行知向杜威学教育，对他的平民教育思想深有所得。胡适曾说过，在西方思想家中，他最敬佩杜威；在东方思想家中，他最敬佩戴震。注重考证求实的朴学，是他早年接受杜威实用哲学的基础，在选择和输入西方学理时，他具有的无疑是一种皖派汉学的眼光。
有了胡适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打破单一的文化传承格局，将20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
幸运江冬秀
站在胡适故居的院落里，隐约看见对面杨桃岭的山道上，有行人走过。那是江冬秀拿出胡家聘礼所修的一条路，江冬秀的娘家，和上庄仅一岭之隔。
江冬秀因为胡适，而成为旧式妇女中的幸运者。
记得那一回，离开“胡适的上庄”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小雨，当时整个村子都陷入烟雨朦胧之中了。桥梁一下子变得醒目，很远就能看见桥下翻卷着的如雪的浪花。但伸出手去试试，雨并不大。这大约也是山区和平原的区别吧。路过村头的杨林桥时，有人告诉我说，它是胡适早年的恋人曹诚英退休后捐钱所建，而曹女士的墓，就孤零零地立在离桥不远的路边上。曹为绩溪旺川人，曾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记得胡适最初也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不知他们是否同过学？再大的人物也有感情，也有私情。胡适死后，蒋介石为他撰写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极准确地概括了胡适的为文和为人，心术与学术。
曹诚英女士终身未嫁，她到晚年还在这儿建一座桥，是希望能和这个令她肝肠寸断的男人水天相望呢，还是暗示了他们终其一生的水天相隔？
胡适之父胡铁花，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主持重修胡氏祠堂，从同治四年动工，到清光绪二年竣工，前后用了12年时间。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在徽州进行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很多宗族的祠堂都毁于兵燹战乱。铁花先生主持重修的上庄胡氏祠堂，共耗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折合成银圆，大约是一万三千三百元。据胡铁花自述，这些钱，是他12年间，无数次地往来奔波于休宁、屯溪、上海各处，从在外经商的族人那里劝募而来。距离十月十三日神主升祠的吉日，只剩下短短的五天了，因为缺一笔工钱，祠堂不能如期完工。胡铁花犹豫再三，决心向积欠丁口、丁工捐的人家追收欠款，并按祖宗传下来的旧制，规定此两项积欠不缴者，不准其祖考神主入祠。
告示一出，举族哗然。族中不逞之徒纠结80余人，打制了80余口钢刀，准备和胡铁花拼命。得着凶信，胡铁花坦然一笑，让人连夜打造了两口棺材，言明一口留给白发老母，一口留给自己。
这场激烈的对抗，以胡铁花的胜利而告终。十三日那天，上庄胡氏合族奉升始迁祖入祠，远近各姓宗祠纷纷来贺，上庄演剧六天六夜，以酬宾客。
重修的祠堂前，被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为“胡氏”的罗汉松，依然枝叶繁茂。这棵罗汉松树龄在二百年以上，是最早建造这座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而来。
10、雄村
宰相故里 所在为雄
我最近一次去雄村，是甲申岁末的一个下午。在徽州，雄村的名气很大，是因为曹振镛的缘故。雄村位于歙县城西9公里处，原名“洪村”，曹姓迁入后，据曹全碑名句“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而易名雄村，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虽然，几经兵燹和动荡，雄村早已不复有“宰相故里”的气派，但“四世一品坊”依然在村头耸立，向人们显示着它厚重的历史。
对于曹振镛，雄村人至今津津乐道。曹振镛于嘉庆朝官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朝再拜武英殿大学士，接着入主军机，是嘉道年间显赫一时的人物。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也曾经官至尚书，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父子宰相”了。然而这些都还算不了什么，算得了什么的是，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的师傅。清朝官场，流传着八个字：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意思是说，皇帝的老师、王府的幕僚、出使洋鬼子国和在神机营当差，都很轻易就能飞黄腾达。一直到今天，雄村还流传有“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样的话，是说曹振镛在嘉庆帝，当然，也有人说是在道光帝出巡时，以宰相的身份留守京城三月，代皇帝处理政务。
这可能吗？这是民间传说。
清朝的政治制度极严，加以满汉畛域，汉族大员的权力受到种种限制。慈禧太后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天子出天花”，陷入昏迷之际，他的老师李鸿藻，曾为他代批了三天奏折，但很快就被收回了权力。那还是在洪杨军兴，天下大乱，朝纲废弛的清末，所以说嘉道年间，曹振镛代皇帝行使三个月的君权，可能性不大。
但当时的曹振镛，确实权倾一时。对于曹家的煊赫家世，清人有诗吟诵道：
绿野丰泉后，山中宰相居。
园自随流水，家仍守赐书。
曹氏家族是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纲商”首领，早在曹文埴父亲那一代，就是扬州的大盐商。后来，就是在曹氏父子步入仕途，官居显要之际，曹振镛的弟弟，也还在扬州经营盐业。官商一体，相互支撑，造就了康乾至道光前期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徽州盐商的空前辉煌。全盛时期，曹家在淮扬一带有庞大的产业，祖孙三代均占据两淮八大盐务总商的位置。曹文埴的父亲退隐歙县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对三个儿子的安排是：曹文埴的一个哥哥在扬州继续从事盐业经营，一个哥哥留在歙县掌管田产，而让曹文埴专心攻读诗书，以期步入仕途。果然，在曹文埴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之后，因为有家族的雄厚财力支持，一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后来担任了多年的户部尚书。
最后的书院
雄村的竹山书院，是目前徽州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书院，也是徽州仅存的一座书院，门楣上“竹山书院”四个大字，出自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手。据史书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邓石如游历歙县，经友人引荐，拜谒了在雄村退养的曹文埴，奉上的见面礼是两枚印章和四副书法挂屏。
这是一座典型的二进三楹式学舍建筑，占地1130平方米，由曹氏族人曹翰屏首创于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那时的曹氏族人中，就已经出现了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拥有了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在这所古老书院的正壁上，悬有一副蓝底金字的板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既解释了书院的得名，也寄寓着对于治学和处世的砥砺——人要象中空的竹子一样，保持谦虚的品质。
曹文埴字“竹虚”，不知是这两句话，隐含着对曹文埴的吹捧呢，还是的曹文埴字，本身就出自于这副联语？
沿着曲径回廊，几经周折，可以到达书院最后一进的桂花厅。天近黄昏时候，厅前的庭院里暗沉沉一片，文昌阁葫芦形的锡顶在夕照中熠熠，发出耀眼的金光。仅明清两代，曹氏子弟中举者就多达52人，其中状元一人，在清代，还曾出现过“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政”的科举奇迹。曹氏宗族规定，凡中举的士子，可在庭中种植桂花一本，寓意蟾宫折桂，所以当年，这里曾遍植桂树。
目前这些桂树，仅剩下20多株。
作为宗族书院，竹山书院曾多次得到曹氏父子的鼎力相助。不仅如此，徽州所有的书院，都得到过曹氏的资助。有一次，曹文埴接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紫阳书院因年久失修，很多房屋都快要坍塌了。这座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书院，在当时遍布徽州的书院中，声名最为显赫。曹文埴决定自己带头，捐资重新修建一座紫阳书院，他相信只要由他出面倡议，江南的盐商们会很踊跃。新建的书院，在原来的“文公祠”旧址之上，落成之后，命名为“古紫阳书院”。所以这以后，紫阳一直是两院并存的格局，而两院的日常开销，主要是依靠两淮盐商的支持。
当夕阳渐渐烧红了西天，徽州乡村的黄昏就再次不期而至了。江流无声，竹山书院完全融入暮色。有美丽的渐江从书院门前缭绕而过。依江岸而筑的“桃花坝”，新植的桃树尚未著花。据村人言，曹氏家族鼎盛时期，桃花坝遍植桃花，每当春来，桃花灿烂，红云十里。书院前有一条长长的石径，延伸进渐江，明清时代，不知有多少曹氏子弟，从这里走上前往杭州的渡船，去圆他们的科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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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起于唐，盛于宋，到明清两代，书院时盛时衰，几经沉浮。清代书院的特点一是数量多，“合全国计之，有书院两千余所”；二是分布广，全国各府厅州县无不建书院，台湾也不例外；三是名师讲授。掌管书院的人起初沿用旧称，叫山长，乾隆时改叫院长，一般都由有声望、有学问者担任，例如俞樾在诂精、陈沣在菊坡、王先谦在船山，老师被人尊仰，学生人才辈出；四是书院规模更大，讲学内容丰富，除十三经、二十四史外，还设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等，应有尽有。
11、万安
小小休宁县 大大万安街
万寿山下，坐落着横水流域最最重要的水埠码头万安镇，而从古至今，万安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街”。
这话倒也不是大话，因为有史料记载的万安，至少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三国东吴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孙休即位，为避帝讳，改“休阳”为海阳，将县治迁往城东万寿山。从此，万安便成了休宁的第二座县城，历史上曾一再被置为海阳县、海宁县、新宁郡、歙州府、新安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军马府及休宁县治，作为郡（州）、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70多年。
除府治歙县而外，徽州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处地方，有过这样的荣耀和繁华。海阳城区的总体格局是“东门牌楼西门店，北门住户南门田”，可见西街是一条商业街。西街全长560米，宽4米左右，石板街道两边是明清风格的老店铺，鼎盛时期，其繁华热闹盛于屯溪老街。清乾隆时期创办的“胡开文墨店”、道光年间创办的“胡永泰杂货糕饼店”、民国初年开办的以经营棉布绸缎呢绒为主的“惠宁公司”等等，都是老徽州闻名遐迩的老字号。但即使这样，也赶不上万安老街的喧闹。万安老街依横江走势而建，东西长5华里，明清时期，名列休宁九大街市之首，也是古徽州最长的一条街。由于地处下通屯溪、岩寺，上至黟县、祁门、婺源，转道安庆可及赣、湘、闽等地的陆路交通要道，且依傍横江，水路溯流可至黟县渔亭，顺水直达浙江杭州，万安遂成古徽州四大名镇之一，是横水流域最声名显赫的水陆码头。即使在已呈明显衰退之势的清末民初，狭长有“一线街”之称的老街两侧，也仍有布匹、百货、山杂、粮油、糖坊、酱园、食品、烟酒、典当、罗经、糟坊、炉坊、酒肆、客栈、轿行、马行等50多种行业，140多家店铺和手工作坊。临江一侧的街市，隔不几步，就有一个通往河下的水埠头，当年，这里从早到晚，无时不有商旅货物上下，曾经非常非常喧嚣。而那时老街飘着酒幌的木楼上，也是终日酒香缭绕。今天，随着现代公路的贯通，因横江水运而繁盛起来的万安古镇，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老街、老屋、老招牌、老店铺，看上去都陈旧而黯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敞开的门里，偶尔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打麻将。年轻人都搬走了，只留些老人守着祖屋。一个卖罗盘的老者，静静地坐在临街的铺面前，看见我们过去，站起来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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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古镇位于休宁县城正东4公里处，皖赣铁路，屯景公路横贯全镇，镇东尽头，是风光的绮丽的古城山。隋末汪华起兵，统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曾设治于此，并改古城山为“万寿山”，在山上建妨筑庙，大兴土木。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金声招募义军数千人，屯扎于此。万安地处盆地，依畔横江，又当休宁县通往州府的要道，遂成为早期外来居民的聚居地。在陆路不发达的古代，万安一直是古徽州重要的水运码头，来往行商众多，渐成集镇。
罗经徽盘数万安
万安罗盘的名气很大，这当然是由于历史上徽人“风水尤重”。中国古代罗盘产地划分，有内地型和沿海型两种，沿海型以福建漳州和广东兴宁为代表，其功能主要是用于航海指南；内地型即以万安罗盘为代表，主要用于建筑和堪舆，历史上称作“徽盘”。古人认为罗盘包罗万象，有经天纬地之义，故又尊之为“罗经”。徽州自古就有自成一脉的风水体系，其代表人物何令通，原为南唐国师，精通堪舆之说，曾为休宁县令，辞官为僧后，其风水术一直在徽州传承。创立于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吴鲁衡罗经老店，由于制作的罗盘精密度高，外观精美，畅销到全国各地。尤其是经过第五代吴毓贤、第六代吴慰苍的共同创制，1915年，吴氏罗盘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万安小镇也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噪。
旧时万安罗经店均为家族性作坊，技艺秘不外传，工艺核心的磁针，是店主在秘室里单独操作，传媳不传女。而在制作过程中，每道工序各司其职，不得混淆。因此一般的罗经店，都要有五位以上的师傅，而这些人都是年少进店，老死出店，终身受聘于一家店主。
傍晚的太阳，差不多收尽了光线，卖罗盘的老人孤独地坐着，看上去神情寥落。不知道是不是吴氏罗经的嫡传后人。现代生活改变了一切，他制作的罗盘，现在恐怕只有收藏的价值了。
从老街的某个巷口拐进去，走过长长的一段石板路，可以到达万安名塾师吴尔宽的老屋，它目前是陶行知启蒙馆。这是一处典型的二层徽式建筑，高墙深宅，光线幽暗。陶行知3岁时家道中落，父亲在海阳开的酱园倒闭，所有的财产典当一空，不得不返回歙县黄潭源村弃商务农。陶行知也因此被送往万安的外祖父家，依舅氏读书。在吴尔宽的门下，陶行知度过了7年的寒窗生活，据说他出国留学，就是在万安老桥水南桥上的船。
从陶行知启蒙馆出来，在宽不盈步的巷道里，我看见了徽州深巷特别特别明丽的一线蓝天。很快，我们就将返回休宁县城，进入夕阳下的海阳西街。水碓巷、社坛巷、百客厅巷、育才巷、里仁巷、东青巷、西门巷、老巷、三板桥巷等，布列西街两侧，旧时社坛巷以土石垒筑而成的社、稷二坛，为海阳人祭祀土、谷之神的重要场所。顺西街出西门桥，可达凤凰山，山南就是东汉时期的休宁旧治。夹源水由北奔腾而下，与横水交汇于玉几山西北麓，潴为深潭，过去时代，舟棹上下，多在此停泊。
12、渔梁
先有渔梁坝 后有渔梁街
歙县城里，有河流自北往南，穿境而过，这就是练江。
渔梁地处练江下游，歙城与歙浦之间，上汇源于黄山南麓的丰乐水、富资水、布射水和源于绩溪县境内的扬之水，流域面积1200平方公里，下经歙浦出徽州至浙江，水运范围上溯可辐射至歙西、歙北和绩南，下泛经歙浦而西南可上溯至屯溪、休宁、黟县，沿新安江而下出徽州，至浙江梅城码头转“直港”可达杭州、湖州和嘉兴，转“横港”可抵金华、兰溪和衢州。考察渔梁的“梁”字，和捕鱼有关，所谓“石绝水曰梁，所以偃塞取鱼者”，可见渔梁的形成，是因渔而梁，继梁而坝，村因梁名，地以坝传，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先有渔梁坝，后有渔梁街”。
渔梁作为地名形成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据明弘治《徽州府志》收录的《渔梁结屋》诗看，其时，渔梁村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石梁之上姚家庄，隔溪指点云苍苍。
飞楼杰阁说华第，翠竹老梅唯我堂。
新丰鸡犬归未得，韦曲桑麻说许长。
三间茅屋投老计，携儿拟拜庞公床。
作者姚琏，字叔器，渔梁人。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入徽州，驻扎在歙县的玉屏山，姚琏与朱升、唐仲实、凌庆四等人一同被朱元璋召见，询问平定天下大计，朱升献上了著名的“高筑墙、广蓄粮、缓称王”九字三策。而渔梁坝显然早于人家的聚落，但在最初，也仅是在“紫阳之麓，绝流为梁，潴水为渊”而已。“潴”指水流停聚的地方。隋唐之际，汪华用兵于歙，可能是为了便利军需民用的水上运输，就在这里截江以潴迅流。当初的工程是十分简易的，“唯以木障水而已。”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州守宋济开始在这个基础上设栅聚石为坝。又过了8年，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江东指挥袁甫指派徽州推官赵希诉督办渔梁坝工程，易以大石，使其经久。袁甫是名状元，博学而有才干，曾任徽州知州。他提出了叠石为坝的方案，所用料材也有三种，分为“直而方”的眉石、“狭而长”的算石、大块的囊石，用以不同的部位。但此时的渔梁坝也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现在的渔梁工程是积历代智慧而成。在不断的改进和修葺中，渔梁坝的构筑工艺日趋复杂和完善，“凡叠十石，中立石柱“，并且上下层之间用竖石插钉，各条石之间用石销，将整座水坝固为一体，在涨水的夏季，足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这就是所谓的“纳锭于凿”的技术。在渔梁坝递倾递复的几百年中，徽州人将石质重力滚水坝技术，逐渐推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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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位于杭州、千岛湖、黄山、九华山旅游线的中心点上，徽杭、屯芜公路在此交会，皖赣铁路穿越而过。歙县始置于秦，唐以后一直为州治、府治所在地，史称“徽州府”。歙县风景如画，山明水秀，风光旖丽，是著名的山城、水城、桥城。境内夕阳山影、悠悠秀水、点点白墙，古民居群布局典雅，主要景点有太白楼、新安碑园、许国石坊、斗山街、陶行知纪念馆等；园林、长亭、古桥、石坊、古塔随处可见，犹如一座气势恢宏的历史博物馆。
徽州最大滚水坝
虽然，歙县因多山多流，山洪暴涨，境内官建民修的古水利工程高达几百座，但渔梁坝至今仍是新安江上最大的石质滚水坝。坝全长143米，断面为不等腰梯形，顶宽6米，底宽27米，高约5米。石砌的坝身坚稳沉固，白亮亮的花岗岩条石上，布满了黑色的碎点。这种石头俗称凤凰麻，是一种强度很高的花岗岩。从新安古道遥望，渔梁坝如同一条巨鳌，雄亘于练江之上，每逢春夏水涨季节，湍急的水流沿坝面飞泻而下 ，造成涛声轰响、雪浪排空的壮观场面。
也因此渔梁古坝，是古歙城外最著名的风景。出西门沿新安古道逶迤而行，不过三五百步，就可以到达梁下。所谓“梁下”，也就是渔梁之下。去时最好是黄昏，当薄暮的天空中，出现丁香一般的颜色，古坝渔梁的黄昏就来了。这是古老练水一天中最为恬静的时刻，鱼鹰们忽闪着翅膀栖息下来，天光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柔和黯淡，将碎金一般的效果，撒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鱼鹰在水边冥思，边上，则是被中国诗人们不绝如缕地咏叹了上千年的那一叶扁舟，此时的渔梁，真是水墨画一样的简净淡雅。相传李白曾于唐朝天宝或是至德年间，前来歙县寻访一个名叫许宣平的隐士，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找到。这样，他准备回去了。晚间，诗人泊舟于城下，先是一个人饮酒，后来就走上了白沙如银的练水浅滩，在水一般澄明的月色下徘徊。练水潺潺，月影薄碎，古歙山川，让诗人深深地陶醉了。后来，如我们所预料的，陶醉了的诗人，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的句子。四水交汇之处，白沙成滩，水静如练，无怪乎诗人要感叹“几回流碎月”了。
今天，太白楼南首练江西畔的沙滩，仍叫“碎月滩”。
这是著名的梁下风光，缓流平水，白沙浅滩，在有月的晚上，杵衣声此起彼伏。站在太白楼南首练江西畔的“碎月滩”上，看四水交汇，水静如练，沙白如霜。但是上溯百步，那情景就有些惊心动魄了，只见练江翻越渔梁呼啸而下，湍急的水流在嶙峋的乱石之间卷起如雪的浪花。练江至此，一改“静江如练”的柔情，飞流直下，声震数里，訇訇地响彻于天上地下，给人以无比的惊诧。
渔梁坝的坝身，虽是用一种强度很高的花岗岩砌成，但是经过近千年的风雨浪涛激荡，有很多地方已经毁塌了。2001年，歙县百姓自发集资144万元，修复渔梁坝。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歙县人，寄回自己的积蓄，他们深知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意象，渔梁对于自己的意义。
鱼鳞街上宇叠楼
渔梁坝的兴建，带动了渔梁街区的形成与繁荣。因为石坝“截上流以缓之，则舟楫易上，而挽运不劳”，坝下的一片水面，就成为理想的船舶停泊地，其中，“龙船坞”一带最多时，能停靠300多艘船只。明清之际，这里商旅如云，樯桅林立，船舶沿练江进入新安江 ，可以直达杭州，是古代徽州一条著名的黄金水道。这无疑刺激了渔梁街市的发展。在由唐至明的近千年中，渔梁关厢商埠日益扩大，市井辐辏，盛极一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商业、交通转运、货物集散和船工聚居地为一体的非农业性村落。所以出新安古道，即是渔梁古镇，商人、水手、脚夫和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使这个据歙城不过里余的小镇异常繁华。而最壮观的，还是在练江的河漫滩上仰望渔梁老街，鳞次栉比的青石屋基高达数丈，重楼叠宇，参差错落，盘踞于江岸的岩石之上，分外雄阔壮观。
就是今天，这座水埠小镇也依然保持着旧时的风貌，滨江而立的青石屋基上布满了水渍和苍苔，越发显出它作为徽州名镇的古老。
当然，你也可以沿着江边那些年代久远的石阶走上去，几转几回，直接进入古风尤存的渔梁老街巷。从地势高峻的老街上，虽然看不见下面的练江，你也依然能够感到，老街是随着江势曲折蜿蜒而建，差不多有两华里长。街面上铺的是鹅卵石，其状如鳞，所以老街又叫鱼鳞街。走遍徽州以后你会发现，在现存的所有徽州老街中，最有味道的是渔梁老街。虽然说是屯溪美，一半街巷一半水，但那是过去，如今的屯溪老街人气太旺，建筑太新，车辆太多，声音太嘈杂；万安老街又过于寥落破败了。唯有渔梁老街，宁静、古朴、悠长，有一种怀旧的色彩。旧式的木板街面上，古店号、古庄号字迹比比皆是，依稀可辨，店面上飘拂着的，还是百年老店布质的市招。街两旁的徽式木楼，也保存完好，白墙青瓦，退色的木门，看上去越发古色古香。
清代徽派篆刻大家巴慰祖的老屋，就位于渔梁街77号，是渔梁现存规模最大的古民居。小镇岁月悠长，居民无多，而且大都还操着古老的行业，织网或者制砚。黄昏，孩子在石卵路上玩耍，老人倚在门上享受着最后一缕阳光，这时，徽州民居那对比分明的白墙黑瓦，渐渐染上了怀旧的暖红，街下的练水也是满江绚烂，如同泼下万斛胭脂。这是一个充满寓意的时刻，富有徽派建筑风格的紫阳桥，静静地跨越在练水之上，白色的马头墙，也在夕阳下展开它独特的造型；而夕阳，夕阳正向着古老的练水坠落。
地理知识百科
渔梁坝是歙县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离县城约3公里。据考证，早在唐宋年代，人们就曾在此垒石为坝，现在的古坝为明代重建，有明万历三十三年修坝记事碑可考。渔梁坝可蓄上游之水，缓坝下之流，无论灌溉、行舟、放筏、抗洪，都可兼而利之。坝长 138米，底宽27米，顶宽4米，全部用青一色的坚石垒砌而成，每块石头重达吨余。它们垒砌的建筑方法科学、巧妙，每垒十块青石，均立一根石柱，上下层之间用坚石如钉插入，俗称元宝钉，极为牢固。结语：走遍徽州 现在，我们终于走遍了徽州，走遍了率水、横水、丰乐水和扬之水，以及新安江主流域，我们把这些流域的文化，统称为徽州文化。在现代社会，徽州文化以它强烈的特质，显示出它在人类文化社区中的意义，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在这一区域，物质文化形态方面，黄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收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徽州则拥有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包括民居、祠堂、牌坊等形式在内的徽派建筑，以及书院、古桥、古塔、古戏台等等多种文化遗存，其中黟县的西递、宏村两个古村落，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非物质文化形态方面，徽州文化的遗产更为丰富。大量的典籍和契约文书，影响深远的新安理学，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新安朴学，自成体系的新安医学，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还有目连戏、徽剧等等，构成庞大的精神文化体系，是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中华文化是由众多的地域文化所构成，不同的地域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色，唯其如此，才显出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而另一方面，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集中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儒家思想的精髓。今天，古老的新安江一如既往，日夜奔流；两岸老街、老屋、老桥，祠堂、牌坊、书院，在太阳下静静站立，被时光淬过的木雕、石雕和砖雕，在向我们呈示其正统儒学鲜活性的同时，也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感受古老徽州曾经有过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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