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武夷山胡安国研讨会论文】朱子与籍溪先生 [复制链接]

    摘  要：朱熹师事胡宪长达十九年，尽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日进焉，而熔炼诸家之长，成为一世儒宗。本文将从从学、论学与论政三个角度考察他们师生之间的互动，一见胡宪对朱熹的人生与思想的影响，二见朱熹尊师重道与学术超越。
    关键词：朱熹；胡宪；道学；尊师重道；
    两宋时期，崇安忠臣贤士之声多矣，然道学之传，惟胡氏为盛，即文定胡安国、籍溪胡宪、致堂胡寅、茅堂胡宁、五峰胡宏五先生，学术思想对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影响很大。其中胡宪（1086—1162，字原仲，号籍溪）是胡安国侄儿，又是朱熹老师，其生平事迹，值得再现，学术思想，值得探究。本文从文献入手，粗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北宋淳化五年（994）崇安正式立县，有武泰乡、新丰乡、新塘乡、武夷乡、上仁义乡、下仁义乡、崇政乡和开耀乡，其中位于县城东面的开耀乡统辖内五夫里、外五夫里和从籍里。史料记载境内山川：“黎峰在崇安县东七十里，高耸，为邑之望，籍溪出焉。”“籍溪，在从籍里胡坊，源出黎岭下”[]黎岭，在内五夫里白水，今属武夷山市上梅乡里江村，也是崇安与浦城的界山。
    家山何处是，白水籍溪万古流。以程门立雪传世的游酢（1053—1123），受门人胡安国（1074—1138）之托，为其先父胡渊作墓志铭，文中有言“公讳渊，字泽之，姓胡氏，其先江南人，唐末避地于建州崇安之籍溪。”“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唐末”，应是南唐后期，与“五代中”表述意义一致。南唐(937—975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江宁，传三世三帝，享国三十九年，是十国当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唐自安、史之乱，藩镇专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据。及巢贼蹂躏，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杰旲午，各挟智力，擅为封疆，自制位号，以争长雄。天厌祸乱，授宋大柄。太祖命将出师，十余年间，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刘既俘，李氏纳款。至于太宗，吴越请吏，潭、泉来归，薄伐太原，遂偾北汉，而海内一矣！”在北宋统一江南版图之前，宋太祖宋太宗先后都有派兵征讨南唐的重大军事行动，十五年间，两国敌对，交战不少，死伤不少。当时钓鱼翁应是南唐国李后主的一位低级官员。钓鱼翁因受儒家不事二君思想的深刻影响，食禄不忘主，亡国未忘恩，糟糕的是李煜不是明君，终致亡国，不提也罢。钓鱼翁只身躲避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里，闭口不向别人讲自己的族人、婚姻、仕履等，以避免节外生枝。于是留下“人莫知其所从来”的伏笔，但以《春秋》学见称于世的胡安国，知道五世祖心中的有君臣大义。毕竟人生在世，各为其主，而江山易主，自己能保持初心不改，就是为子孙留下清白的榜样。
    北宋立国后三十五年，崇安正式立县，系由崇安场升置，乃将建州建阳管辖的北部数里划出，归崇安县管辖。据崇安胡氏谱牒记载，崇安胡氏入闽始祖为胡夔，字佐朝，号龟山，人称钓鱼翁，曾任某县主簿，避乱入闽，初寓武夷山下建阳属地温岭镇黄柏里柘阳。南唐和北宋都是采取科举选人制度，县主簿也由进士担任。但可以排除钓鱼翁是北宋时期登第入仕者。一般而言，中进士的人，年龄不会太小，入仕前后，大多成婚。在这里，不排除胡夔此前已有妻室，也不排除妻室在战乱中离散或亡故的可能。胡夔不久与白水刘氏为婚婣。大家知道，白水刘氏系出名门望族，以刘豳之子刘街为开基祖。刘街系唐末镇国上将军、光州大都督、工部尚书、沛国忠简公刘楚（815—900）之孙子。故胡夔虽然流落他乡，婚姻上却有讲究与选择。胡夔婚后，遂迁居籍溪之滨，传胡敏辈，传胡容辈，传胡罕辈，传胡耸、从、渊辈，传胡安国、安止、安老辈，其后有胡严、胡宪和胡寅辈等人，已经是第七代。
    胡安国是福建建州崇安人，“本贯建州崇安开耀乡籍溪里”[]，“文定本居籍溪”，“胡宪居崇安之籍溪。”[]胡安国、胡宪家族，祖厝老屋坐落在胡坊村，不远处有著名的鹅子峰，周围村庄住有刘勉之族人。刘勉之是刘街的后人，是胡宪妻兄，于绍兴六年（1136）春写信给胡寅，向他讲明其身世。“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为季父后，不自知其本亲，乡人多窃议之，而莫以告。（白水）先生独为移书，具陈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为数归省，恩礼略备，议以少息。”[]胡寅由刘勉之书信所言才知道自己出生时哭闹不宁，生身父母不喜欢，祖母则让从叔胡安国抱养长大。胡寅在胡安国绍兴八年过世后守丧，才想通，而归省。绍兴十年冬，胡寅从湖南湘潭回福建崇安籍溪省亲，就住在长兄胡宪家里，因寒冬下雪，众人围炉作诗，其乐融融。[]由于种种原因，胡氏故居，至今已是荡然无存。今人寻找胡安国和胡宪故居的遗址与遗迹，当以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的鹅子峰与籍溪胡坊村为地理坐标。
    胡宪学于胡安国，有家学渊源。胡渊（1049—1119.11，字泽之），有至性，读书为进士业，未取得功名，以亲老家贫，授学浙江，岁终度亲所须力所能致者，悉市以献，后以母余氏微疾，不复远游，即里中教授，晨夕归省，诸生馈食有甘旨，持归以佐母膳。胡渊娶崇安五夫仙洲吴氏羡门之女，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生胡安国。胡安国七岁始，由通诗书、析大义的母亲“俾就外家学”，到仙洲居士吴氏家塾读书。元祐三年（1088），胡安国十五岁始游学信州，受知于州学教授胡公，三年后到京师太学就读。此际人才鼎盛，师儒多贤俊，朱长文、靳裁之在太学，胡安国得从游。朱长文（1039—1098）进士出身，为程伊川之友，于元祐四年教授于吴县故乡，召为太学博士。靳裁之为颍川人，学宗二程，精通儒家学说，才识高迈，最奇重胡安国。他们二人的学术思想，对胡安国都有影响。胡安国三试于礼部，继而在绍圣四年（1097）考取进士，殿试考官定其策论为第一，而受宰执阻遏，屈居第三名，授江陵府观察推官。赴任前始入荆门军纳室，路过江陵，被帅臣、监司看中，合章奏为江陵府学教授。荆门军与江陵府南北相邻，都在荆湖北路。胡安国江陵任满，进为太学录，迁国子博士。
    胡安国登第入仕，为籍溪胡氏家族争得荣光，成为骄傲，对族人走科举进士博取功名起了鼓舞效应。胡安国的三堂兄胡淳（？—1129），长期居家，保留耕读精神，留下长子胡严协助家务，有意培养胡宪。胡宪出生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生而沉静端悫，不妄言笑，稍长，便被送到胡安国身边学习。大约二十岁左右，前往湖北荆门从学于胡安国。“弱冠而学，有志四方。发轫蓬蒿，至于临漳。”临漳代指荆门军，以其在漳水之滨而称之。“少从其从叔文定公传《论语》学。”[]胡安国改使湖南学事官，胡宪又跟随左右，大观初年（1107）在湖南长沙常能听说上蔡先生之学问。[]胡安国罢湖南学事归荆门军当阳侍奉父母，胡宪又随叔父学，“日从季父文定公游，文定公又益以尧舜孔孟道学授受之，详为之讲贯演绎，曲尽精微，究极博大。”[]“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道相传，见诸行事，所谓师弟子之说，固不必论。惟孔子至圣，有作时无位，折衷六艺，授之门人，尝自谓‘文不在兹乎’，而终有天丧予之叹者。以颜子既死，曾子晚方传道，其余则所得未深，其器未大也。驯至战国，异端浸起，独孟子能因师说，仅续不传之绪。”孟子没后，圣学失传，六经微言，晦蚀于异论。诸子百家并行，道术自是分裂。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师道衰微，虽有韩愈以师道自任，也不能救。北宋二程兴起，才接续孔孟。希望儿辈努力学习，有所作为。胡宪在荆门学舍从朱震游，相处甚款。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胡宪还从朱震处得闻谢良佐之为人与学问，[]进而获闻河南程氏之说。而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准，典学从教，“教人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原，以主敬为持养之道”[]。胡宪从学于胡安国，亲见叔父尽心躬事父母双亲，深受感染，而从学则主要是学习儒家的基本经典和基础课程以及二程的学说，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传统的儒学尤其是二程之学，从而奠定了一生思想、学术的基础。胡宪湖湘之行，是其学术思想的主要源头。而《易》《诗》《书》《礼》和《春秋》，为诸生必学课程，科举必考内容，没有特别之处，可以略笔而不提。
    胡宪入太学，又问学于经师谯定。胡宪“学承于家，行著于乡，乃献王府，乃游胶庠。”即于政和初（1111）由乡贡入京师太学学习，以应科举。偏又遇到当年十一月十五日，朝廷禁令：禁诗赋，榜朝堂，对“搢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者，“御史台弹劾。”政和二年，崇安县五夫里之白水人刘勉之（1091—1149）“逾冠，以乡举诣太学。”胡宪比刘勉之大五岁，却前后进入太学求学。胡宪和刘勉之既为同乡，又有联姻关系，很快就走在一块。此际依然推行三舍法，蔡京用事，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还“禁士毋得挟元祐书，制师生收司连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为一道德者，而实以钳天下之口。”三舍法本意是好的，但后来执政者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王安石等人编写的教材，又剥夺读书人其他选择，是可怕的文化专制。“神宗立三舍法，专以学校取士，其意非不善，顾乃弃汉唐专门注疏之学，而以安石新说颁之学宫，遂使学者厌故喜新，是今而非古，欲以一道德成风俗，岂不难乎？”蔡京出于政治需要，禁止传播伊洛之学，而胡刘二人皆爱二程学说，便私下传抄背诵，“乃独与乡人白水刘君致中阴诵而窃讲焉。”胡宪在太学并没有按照科举的要求致力于时学，“独不喜为王氏《三经》、《字说》之习，汲汲然求所以学者，如是有年。”胡宪和刘勉之突破专制文化，也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蔡京（1047—1126）为熙宁三年（1070）进士，绍圣元年（1094）入权户部尚书，助章惇重行新法，除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徽宗即位，罢知太原，又为言官所劾，夺职居杭州。当时童贯以供奉官至南方访求书画奇巧，乃乘机勾结童贯，以图起用，起知定州。崇宁元年（1102），徙大名府，为学士承旨，拜尚书左丞，俄拜尚书右仆射。十二月，朝廷下诏：“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次年，蔡京进左仆射。四月，朝廷有诏：“三苏、黄、张、晁、秦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蔡京得徽宗喜欢，累转司空，封魏国公。以复新法为名，尽贬元祐诸臣，指其为“奸党”，且立党人碑；又指责元符间上书涉及新政者为邪等，凡三百零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大兴土木，百姓遭殃。大观元年（1107）蔡京拜太师。大观三年，台谏交论其恶，遂致仕。次年，再被言官所劾，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蔡京召还京师，复辅政，徙封鲁国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蔡京依旧推行王安石主导的《三经新义》与《字说》。《三经新义》由王安石《周官新义》、王雱和吕惠卿《毛诗义》、《尚书义》三本书组成，作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偏偏有人不喜欢。不能说胡宪不喜欢包括经由孔子整理的《礼》、《诗》和《书》的三部经典，而是说他不喜欢《新义》与《字说》。这在两宋时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孤例。学界对此探讨甚多，于此不赘述。
    胡宪在太学期间，恰好谯定在京师讲学授徒，便向前辈叩问《易》学，“胡原仲尝与定游从于京师，刘勉之为之传。”谯定（1023—？）曾两度从程夫子游，兼邃《易》学。胡宪和刘勉之乘休假日去登门拜见，且扣问之，但《易》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居群经之首，没有功底，很难听懂，不下几年工夫，就不能掌握，更谈不上应用。学养丰厚的人，一般会提醒青年学子，从易到难去读书。毕竟千里迢迢到太学读书，就是要以举业为重，完成当下的任务。由于胡宪偏离当时科举考试的大纲，没有跟上当时教学课程安排，特别是没有使用当时的教材，所学与科举考试脱节，因此也难取得功名，不得不离开太学。
    胡宪又到胡安国身边侍学，对自己此前科举失利做了反思，且静下心来读书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宣和二年（1120）胡宪这次乡试考得第一名。“籍溪在某州为解头，亦尝预元正朝班。”“某州”不一定是其原籍“建州”。由于此前推行习《乐》行礼，胡宪预先得以学习，懂得群见之礼。“政和间，尝令天下州学生习《大晟乐》者皆着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纱帽，但无顶尔。及诸州得解举首贡至京师，皆若此赴元日朝”。宋代在省试之前，有举子集体“入对”皇帝之礼，叫“群见”，因后来举子人数太多，难以组织，且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为了避免无序混乱，遂改为各地“解头”入见。胡宪荣幸地“预元正朝班”，见到徽宗皇帝。此时徽宗才三十八岁，精神奋发，给胡宪留下很深的印象。接下来，胡宪参加礼部组织的考试，考试地点在辟雍内的礼部贡院。对这里的一切，胡宪并不陌生。由于胡宪临场发挥不好，名落孙山后。三月“丁未，御集英殿策进士。庚申，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三十人”没有胡宪的份，只能悻悻然回乡。胡宪的境遇，成为后人文学创作的素材：“建安胡原仲宪，宣和中赴省试于京师，届中途，夜梦对白鹇而赋长篇，既觉，但能记四句云：‘惟余虚名在，长江与苍山。不逢尧舜世，终此若为闲。’念之不乐，且起为同途士友言，以为方从事进取，而得此诗，前岐事不问可知，必老死布衣，无为汲汲西笑也。诸友强挽之行，竞不第。”
    胡宪从汴京返回，逆旅中特往洛阳，执弟子礼拜见谯定，继续问《易》。“籍溪见谯天授问《易》，天授曰：‘且看“见乃谓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胡宪告别师席后回家，仍致信再问《易》，谯定答书云：“某老朽无用，常欲缄口例俗，迂疏之学得遂弃置，私心所尚。然以吾友听过情之问，奋古学之志，旷心无择，主善而适，当风之窍，虽冀泯声，不可得也。示喻见乃谓之象，若如是言，推为文辞则可，于见处则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耶？语直伤绞，惟冀亮察。”朱熹见过此信，后来讲学时将内容简约为“如公所言，推为文辞则可，若见处则未。公岂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耶？”谯定见胡宪久未明白，“谯谓其学有不可言传，特为原仲稍发其端。原仲因诵所闻。谯弗许。曰心为物渍，则不能有所见，惟学及乃可明耳。”胡宪退而求之久，乃有得，喟然叹曰：“所以学者，克己工夫也。”这就是学《易》收获不大的胡宪，得谯定的指授，悟出治学的目的和入门的路径。治学的目的是要“克己”，即专注于修身养性、扬善去恶，以逐步趋于人性之本真，而不是要在学问上有什么建树，以求人知。而入门的路径，无非是“格物致知”，通过“学”去“明”“为物渍”之“心”，让心中原本就有的“明德”发挥作用。胡宪问学于谯定，思想学术便有了第二个来源。
    胡宪居家自学，与益友论学。特别宣和二年十月建德军青溪人方腊举行起义，东南各地战火连天，多少也波及建州。好在胡宪在动乱前已经回到故乡。宣和三年，三舍法难以维持，“诏罢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在此背景下，三十五岁的胡宪对刘一止所谓“五十少公卿，三十老举子”有了切身体会，真切地感受到坎坷遭遇和苦涩人生，不敢在场屋继续耗下去，只能归隐故山籍溪，力田以养亲。而数年来，由于徽宗疏于朝政，奸臣当道，民怨极大，各地闹事甚至农民起义不断。
    由于老屋多年失修，胡宪便动手修筑山居，以应接从游者。而交游者日众，其中就有刘勉之同族人刘子翚（1101—1147）。胡宪与刘子翚此前都在外求学或谋职，没有见面机会，故交往较迟。“予少出游四方，迨中年始获见于里中潭川之上、籍水之滨。”[]胡宪与刘子翚始识的具体时间是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建炎戊申，公由上郡间关来归，始获见于里中。”最初见于“潭川之上”，在五夫屏山下刘子翚家园，接着又见于“籍水之滨”，在白水籍溪旁胡宪山居。
    历史上五夫里曾以梅岭为界，分为内五夫和外五夫。胡宪和刘勉之家在内五夫，刘子翚家在外五夫，同为里中人，居家相距不太远。居住在白水鹅子峰下的胡宪和刘勉之与居住在五夫屏山下的刘子翚往来密切。胡宪说“予与彦冲居相邻，世相好。”“世相好”，即前辈交往密切，甚至结成姻亲。刘子翚有诗《入白水访刘致中昆仲》，又称“鹅峰诸刘更互来”，且往来日密。
    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皆为武夷文士，以家乡山水取号，胡宪以自家门前的籍溪取号，刘勉之以家居白水取号，刘子翚以家居屏山下取号，故学者分称籍溪先生、白水先生和屏山先生，合称武夷三先生。刘子翚来访胡宪，有诗云：“寂寂临湖屋，湖风为掩门。鸟声幽谷树，山影夕阳村。好事长留客，虽贫亦置樽。平生枯淡意，去此欲谁论。”此诗反映出潜身匿迹的胡宪当时贫困的生活状况。“其里居贫甚，饘粥或旬月不继，人不堪其忧。”籍溪胡氏家族的人丁与名望，与五夫刘氏家族比，还是有差距的，生活状况也大不一样。
    胡宪因要照顾父母，加上两宋之交，社会动荡不安，逐渐打消科举念头，居家多与刘勉之、刘子翚、刘温其、翁挺、吴逵、范如圭等亲朋好友讨论学问。吴逵中进士，调永福尉，以获海盗功改知泰宁县，知顺昌，为官有法度，说“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则积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转添得繁剧，则多粗率不子细，岂不害事！”移判南剑州，曾作《南剑天柱滩记》曰：“事无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以见其志。擢知肇庆、濠州、庐州，寻为本路宪。“崇安宰上世与之有契，在邑恣行，无所不至。有诉于吴，其罪甚众。只谓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无所告诉。看来固当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废法，又如何当官！”[]朱熹认为吴逵虽是个资质好底人，一时间却于恩义上不分明，做了一件蠢事。武夷三先生“为道义交，相见讲学外，无一杂言。”这里的“杂言”，至少包括发怨言、讲生计和求功名，因为胡宪是“解元”未能“解褐”，如今却常常要自己去打鱼、耕种和卖药，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在外人看来，“解元”与进士只有一步之遥，还是要努力读书，期望有一天蟾宫折桂。
    然而，武夷三先生聚会，日以讲论切磋为事，期于有成，人生价值取向，已不是“成名”，而是“成己”，下“克己复礼”之工夫。胡宪有云，“朋友之道，亲如兄弟。相结以诚，相责以善，切磋扶持，必至于有成而后已。”且彼此“杖屦往来，弹琴赋诗，商今略古，每见必有所益。间数日不见，则必折简相召，襆被对床，所以启发蒙陋者多矣。其有阙失，必宛转讽谕，不但已也。”在朋友督促下，胡宪仍孜孜不倦地读书。“满空寒雨杂飞烟，湖上先生拥褐眠。借问茅斋容客否？夜灯相伴读韦编。”刘子翚的诗，刻画出胡宪的读书生活。，而“白首穷经隐涧隈”，则见胡宪读书不辍。
    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乡郡。建炎元年（1127），建州军校张员等人作乱，执守臣张动，杀转运使毛奎，转运判官曹仔婴城自守。建炎二年，新来的转运判官谢如意执张员等六人，诛之。是年六月，建州州卒叶侬叛，寇福州，陷七日，入宁德县，复还建州。高宗命御营中军统制张俊同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率兵讨之，大破叶侬兵于建州城下。侬遁而降。复谋叛，寻擒斩之，州始复。建炎三年十二月有一支金兵从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烧杀抢掠。建炎四年五月初，浙中龚仪叛兵又乘机烧掠打劫，直下龙泉，破隘入闽。七月，瓯宁人范汝为出没于建、剑之间，其众数千，官军遇之辄溃。在这样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人人都有朝不保夕的感受。
    在崇安籍溪生活的胡宪父亲胡淳去世，“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与社会不宁有关。此时胡宪四十四岁。胡宪居家守丧三年。孝友忠信，乐天安命，过着耕作卖药讲学的简单生活。胡安国称其有隐君子操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孙，哲宗元祐年间宰相吕公著曾孙，荥阳先生吕希哲孙，南宋东莱郡侯吕好问子。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游，知胡安国与“游杨谢诸公皆义兼师友”，也认识并欣赏胡宪和刘勉之二人。吕本中于元符中入仕，主济阴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除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迁职方员外郎。绍兴六年，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建州有君子曰胡宪曰刘勉之，非身所得，一毫不受。此后生所宜法也。”“平生苦节胡元仲，老大多才刘致中。为我殷勤问消息，十年坚坐想高风。”吕本中对胡宪、刘勉之念念不忘，时有书信往来。“累月不寄书，我病亦在床。仰见出林鹤，如睹二子翔。冰壶贮秋月，所至有辉光。僻郡足风雨，深春犹雪霜。闽水远而清，闽山深且长。何时一尊酒，更复议行藏？”实际上，吕本中还与刘子翚交好，“故人别去两经冬，今岁书来第几封？正以空疏少制作，不因穷约废过从。”
    胡宪还认识赋闲在家的刘子羽，交往不断，交心颇深。于是刘子羽有意推荐胡宪，意欲朝廷起用人才。“曲承眷瞩，既久而弥亲，延誉于卿相之间，而论荐于天庭。”[]绍兴六年（1136），折彦质、范冲、朱震、吕祉、吕本中、刘子羽等十人以胡宪有学行而先后荐举，特别是折彦质入西府，又以其行义闻于朝。这是“高宗垂意遗逸，首召布衣谯定，而尹焞以处士入讲筵，其后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节，张志行之高尚，刘勉之、胡宪之力学，则赐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赐处士号以宠之。所以振清节，厉颓俗。”“绍兴中用赵忠简公荐，教授本州。”“赐初品，典教乡校”，即于宋高宗绍兴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建州布衣胡宪特赐进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学教授。”这批推荐者，都是名臣，名重朝野。折彦质（约1080—1160）为将门之后，崇宁时进士，大观四年（1110）任直秘阁参军事，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军勤王，因军事失利，受到处分，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二十七日被“责授散官，昌化军安置”，流放海南岛数年。绍兴二年（1132）被召回，归途中被朝廷委任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并在王燮、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配合下剿灭喧嚣一时的杨幺。六月复龙图阁直学士。九月，由左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鼎荐其为川、陕、荆、襄都督府参谋官，随后不久又为枢密都承旨，星夜兼程赴任。绍兴五年返回临安，为工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又为兵部尚书。绍兴六年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兼权参知政事，与赵鼎、张浚等同掌朝政，至十二月十三日罢。[]范冲于绍圣间登第入仕，高宗即位，召为虞部员外郎，俄出为两淮转运副使。绍兴四年五月初四，“以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实录》。”五年二月二十五，“直史馆范冲上《神宗实录考异》。”五月二十五日“徽猷阁待制范冲兼资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六月初七，“命建国公瑗出就资善堂听读，拜范冲、朱震。”吕祉于宣和初上舍释褐。建炎二年为右正言，以论事忤执政，通判明州。绍兴元年，盗起湖南、北，为荆湖提刑，招捕有方，逾年盗平。绍兴二年进直秘阁，寻召赴行在。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将出师，辟祉议军事，除直徽猷阁，充参议官，辞不行。绍兴三年，升直龙图阁、知建康府，与通判府事吴若、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充共议，作《东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谓：“立国于东南者，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今临安僻在海隅，移跸江上，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绍兴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严，独韩世忠统锐卒在高邮。金既陷涟水，破山阳、盱眙，遂犯承州。吕祉上章言：“宜遣兵为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镇江。祉再上言：“置江北于度外，非命帅宣抚两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当急遣诸将，且乞亲御六师，庶几上下协心，可以不战而胜。”于是降诏亲征。高宗车驾至平江，金人退师。绍兴五年，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寻除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给事中。六年，迁刑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俄迁吏部侍郎。刘豫分道入寇，时车驾驻平江，或请回临安，且令守江防海。吕祉独抗言：“士气当振，贼锋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刘麟众十万，已次濠、寿。刘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军已行，乃命祉驰往军前，督其还。绍兴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命都督府参议军事吕祉如建康，措置移跸。”
    刘子羽是张浚最赏识的人，多年来荣辱与共。不仅率先荐举胡宪，还征得多位故交好友推荐一位布衣，确实令胡寅感动：“而我伯氏，养亲衡茅。参乎羊枣，回也箪瓢。公曰惜哉，敬而礼之。悉力吹嘘，振而起之。自情而论，本无暌疏。抚事而思，情既有余。”[]连胡安国也来信表示感谢：“宪侄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奖提之所及也。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国再启。”[]此时胡宪年过半百，以母老辞，累召不至，建州太守魏矼遣有行义的诸生到籍溪登门，不仅送来诏书，还写亲笔信，开陈大义甚力。魏矼不尚王氏新说，宣和三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阙，诏改宣教郎，除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元年，迁枢密院计议官，迁考功郎，擢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赐矼五品服。刘豫挟金人入寇，宰相赵鼎决亲征之议，矼请扈从，因命督江上诸军。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绘使金回，约再遣使，且有恐迫语。矼请罢“讲和”二字，饬厉诸将，力图攻取。会金屡败遁去，使亦不遣。魏矼迁秘书少监，在职七阅月，论事凡百二十余章。寻乞补外，除直龙图阁、知泉州，以亲老辞，知建州。[7]这样的父母官，亲笔信所言大义，自然会打动胡宪的心，于是答应就职。
    胡宪带着老母和眷属到建州州学执教，登坛向诸生讲授《论语》等，“日进诸生，训以为己之学。诸生始而笑，继而疑，继而视其所以修身事亲接人，无不一如其所言，遂乃悦服。复延笃行程元、廉节龚何，俾参学政，学者大化。秩满复留者再，盖七年不徙官。”[]由于北宋末以来的数年间，动乱的社会，破坏了官学，又为害着人心，人们讥笑胡宪“训以为己之学”，也是不可避免的事。胡宪聘请程元、龚何参与学政管理，把以八行荐的瓯宁县人程元和廉节见称的龚何作为表率，也能收到正面教育的效果。
    胡宪经历过荆门官学、潭州官学和太学教育，又饱受靖康亡国之恨，知道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首仕建州州学，尽心尽职，教导诸生，不遗余力。建阳人魏掞之由县学升州学，“胡公宪先生奇之”，着力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籍溪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这种用古人懿行来教育诸生，让学生记诵“有补于人者”，显然就是狠抓道德教育，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种做法，也得到州守的认可，被人仿效。从绍兴六年至十二年的七年，经过胡宪的教育，在建州州学就读的士子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诚达心化，士风为是翕然丕变，而其人问学之审，行义之笃，于今遂为全闽多士之奥区矣”，显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胡宪的做法，一直流传下来，至今各级学校仍可见此宣传。
    胡宪与朱松交往，朱熹聆听教诲。胡宪在建州州学执教七年，以母夫人年老，不乐居官舍，于绍兴十二年初冬辞去教职，并请得监南岳庙，归故里籍溪。朱松于绍兴十年秋天来建安城南环溪精舍，到胡宪辞去建州教职，整整有一年半时间，两人频繁交往，成为志同道合者。前面已经讲过，朱松是徽州婺源人，登第后举家入闽为官，先后为政和县尉、尤溪县尉，其间从学于罗从彦、萧顗，潜心于六经、诸史与二程理学，且先后与李侗、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学者名士结成好友。绍兴七年夏，朱松得张浚荐举，八月改宣教郎，除任秘书省正字。受御史中丞常同等举荐，由著作佐郎直升吏部员外郎，参修《神宗正史》、《哲徽两朝实录》。绍兴八年，与同馆职官范如圭等六人联名上书反对秦桧卖国和议政策。到了绍兴十年三月，朱松终因忤秦桧意，被捏造罪名而贬谪去职，奉祠归闽。当年七月，朱松带着朱熹与傅茂元等人同入崇安五夫访刘子翚，并会见胡宪、刘勉之等人。此后，朱松在建安城南建环溪精舍以居，故胡宪往来方便而频繁。朱熹见籍溪先生的机会也多，得以聆听前辈教诲。
    胡宪奉叔父之命，修建胡氏书堂。胡安国以《春秋传》书成进览，还在建康的高宗御览后称“深得圣人之旨，非诸儒所及”，绍兴六年十二月朝廷奖励胡安国，职位“进宝文阁直学士”。这是对“二十余年之劳，诚有功于千余年之上者”肯定和政治礼遇。胡安国离开崇安多年，此时已定居在条件相对好的衡山下碧泉，却不忘故园与族群，将朝廷赐金交给胡宪，令其修缮书堂，资助崇安贫困亲戚。胡宪奉从叔之命，按旧制重修胡氏书堂，以教授学子。有关胡安国宅、胡宪宅，方志说“俱在胡坊，旧籍溪里。”胡宪宅“扁曰：‘山居’，其游憩之所曰：‘芳亭’。”又说：“安国尝以朝廷所赐金，令从子原仲建宅，后人称为文定书院。”实际上，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去世，胡寅等人呈上遗表，高宗念其训经纳谏之忠，诏赠四官，并谥“文定”。胡宪为纪念叔父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得到朝廷表彰，便将胡氏书堂改名文定书堂。
    朱熹说：“籍溪厅上大榜曰：‘文定书堂。’籍溪旧开药店，‘胡居士熟药正铺’并诸药牌，犹存。”可以看出，文定书堂与胡宪山居就在祖传老屋，胡安国老宅，在同一建筑群中。朱熹还提到一则逸事，说：“向见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时作猪鸣。”表明胡氏家族的建筑群体规模不小，而胡宪是本族嫡长孙，居家负责家族事务管理，且有家兵看守。
    胡宪执掌文定书堂，扩大招收宗族子弟，办学规模较之前增大。“方且收召宗族子弟之髫龀未冠者，草衣芒屩，布褐不袜，环列其前，而教以句读训诂。穷年矻矻，惟日不足，见者莫不笑其徒劳，而先生乐此不倦。”五十多岁的胡宪，面对这样参差不齐的一群后生，从句读训诂开始教起，在家乡作普及性教育，却能乐此不倦，实在是有耐力。
    朱熹奉父遗命，师事武夷三先生。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赋闲在家的朱松，终因心情久郁不舒而病倒不起。朱松临终前，欲葬崇安之五夫。朱松反复思考托孤问题，最终做出决定，把家事托给奉祠家居五夫的好友刘子羽，又致书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收育朱熹。“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朱松躺在病榻上对儿子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熹含泪点头。“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祗奉遗训，往依诸刘。”[]朱松弃世后，负责料理朱家事务的主要是刘子羽，胡宪也参与其中。“纩息之言，属以其孤。公亦见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邻使居。择术使由，求田使餔。”[]如为朱松选墓葬地于白水鹅子峰下安葬，协商在五夫屏山之对建五间瓦房安顿朱家三口，安排朱熹就读于五夫刘氏六经堂读书，以及解决未来生计问题，等等。朱松托孤于挚友，而令儿子禀学于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门，确有深层的意义。
    武夷三先生都入太学深造，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在外人看来确属一大缺憾。但三先生不负好友临终重托，不遗余力地指导朱熹读书和做应举功课，共同培养朱氏独苗，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涓涓细流，终究汇聚成河。朱熹在考取进士之前，先后接受了朱松、萧顗、杨由义、范如圭、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刘珙的教育。值得关注的是朱松所说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三先生“学有渊源”的问题。通过文献梳理，胡宪从学于胡安国，与朱震游，转事谯定，其学上承二程。刘勉之爱二程之学，师事罗从彦和刘安世，对谯定、刘安世、杨时、张载的思想多有吸取；刘子翚受学于胡安国，其理学多取于胡瑗、程颐、胡安国。通过这些文士对朱熹的教育，北宋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如涓涓细流，多渠道汇入朱熹的思想宝库中。
    朱熹本身天资不凡，又得到父师多年精心栽培，于绍兴十七年（1147）八月顺利通过建州秋试。朱熹胸有大志，围绕治国安邦、国计民生大事，写了三篇时事论文，很受建州贡院考官赏识。蔡兹很自豪地对人说：“吾取中一后生，读其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朱熹次年考中进士，其中所考“本经”中考得最好的是《易》。考题围绕“刚中而应”设问，朱熹将《易·彖辞》暗地默数，使用次数只有五个，随所记行文，结果答对，于此可见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正确引导。“刘勉之胡宪皆受《易》于谯定，独子翚于《易》以自得闻。”而谯定的《易》学思想来源，主要与绍圣间程颐被流放涪陵、居白岩所注《易》有关。尽管三先生没有以《易》名家，但对朱熹后来作《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是有前导性的作用。
    胡宪教人，重视道德培养。就在绍兴十七年冬，六十二岁的胡宪遭罹忧患，还没有走出母亲去世的悲伤境地，又报闻刘子翚病重，赶紧到五夫探望，得以听“临终言别”。刘子翚于十二月六日病卒，这是继去年刘子羽谢世后，胡宪与刘氏兄弟的又一次生离死别。刘子翚去世，六经堂顿时失去了掌门人。好在刘珙守丧在家，接过教鞭。而朱熹在家温习，准备迎接来年春试。籍溪先生对此进行指导，毕竟胡宪曾为“解元”和州学教授，考试经验还是值得传授一番。
    绍兴十八年，朱熹考中进士。武夷三先生对朱熹施教的心血没有白流。因朱熹名列第五甲进士第九十人，没有取得直接授予官职的资格，还得通过礼部铨试一关，才能授官，也就是还要等待时间入仕。其后在待补期间，朱熹便发奋读书，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前期考试相关的书——《六经》、《语》、《孟》，也就是把朱松、刘子翚等人所教的书，好好温习一遍，逐步晓知大义，学问思想由此发生转折，标志着绍兴十年接受庭训以来“十年抱遗经”生活的结束。而绍兴十九年刘勉之辞世，武夷三先生仅存胡宪。朱熹读书遇到困难，便去问籍溪先生。朱熹常到文定书堂接受教育，留下很深印象。朱熹不仅深受教育，也深受启发。“自二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胡宪教诸生以《易》、《论语》、《礼》之学，注重为己之学，而对朱熹诱掖奖勤，影响至深。
    学以致用，关注社会治理。胡宪离开建州州学十年，受龙图阁直学士、福建安抚使张宗元之召，于绍兴二十二年入幕府，为属官。此时胡宪已经六十七岁。福州盐法弊病多，主要是“旧法，民输钱而受盐于官，其后不得盐，而输钱如故。民多私鬻以给食，而官亦不问。”张宗元采取严厉措施实施官卖，凡私贩者虽铢两必重坐，然而“犯法者滋多，人不以为是。”胡宪身为安抚司属官，上书宗元，告以宽民利生的为政大体，“为陈法义，请宽之。”“宗元不悦，久之。宪请岳祠而去。”即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宪便请奉岳祠而归，“同时在幕中有轻薄者用其姓名为诗嘲之曰：‘献陈利害知何益’”[1]。胡宪遭人讽刺，不与计较，俨然一位宽厚长者。“胡宪质本恬澹，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较也。”刘子翚和朱熹听说籍溪先生已经从福州回到老家，便抽空去探望。“布衣自昔有遗才，白首穷经隐涧隈。门掩青山朝暮色，客来浊酒两三杯。鸿冥岂复惊尘网，鹗荐虚闻达帝台。我亦放情依一壑，云间杖履喜相陪。”朱熹与胡宪师徒相见，备述离别愁绪。而胡宪盐法改革思想不被闽帅采纳，却对朱熹产生了影响。后来朱熹于隆兴元年（1163）四月中旬应闽帅汪应辰之招，至福州讨论北伐用兵及闽中盐法，其中所论盐法，就是肇始于十年前胡宪所论福州盐法，其后屡有与福建安抚使、转运判官等讨论。
    叙述宗系，勉励后代践行孝悌。胡宪在文定书堂纳徒讲学，有时遇到病人则坐诊于熟药铺，为人把脉开方。在宋代，儒者通医，并不稀见。胡宪能医，还为朱熹买过药。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七十一岁的胡宪作胡氏宗系，且作文以叙传家之宝。“吾家自上世以来，性刚烈，是非曲直，断然不欺。虽在布衣，处闾阎，无势位可以动人，而邻里之有争讼者，往往取决于一言而两解焉。以是声称豪于一乡。至于事亲从兄，又多以孝悌闻。”其中讲到胡安国“登巍科，历显任，其立朝正色直言，无所假借，所以纳忠君父之意，虽死不忘。”事亲抚弟更是榜样作用，“虽妇女儿童咸知恭顺之道，实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胡宪修谱光前裕后，启发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五月修朱氏谱，以慎终追远。
    高徒回乡，彼此加强学问论说。朱熹出仕任同安主簿满三年卸任，又延迟一年多才得以交割职事，直至绍兴二十七年底才带着门人许升一起回到五夫。朱熹多年坚持官余自学，用心于儒家经典。但有许多疑难问题弄不清楚，得向前辈请教，最便利的就是翻过梅岭到籍溪先生家去讨教。胡宪尽可能答疑解难，还为朱熹提供参考书，如“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为两段。后在籍溪家见，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义极完备。”“曾子说‘忠恕’，如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关妙处。当时门弟想亦未晓得，惟孔子与曾子晓得。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其门人更不晓得，惟侯氏谢氏晓得。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范直阁是建州建阳人范如圭，朱熹在都下时便得见而问学。胡宪与范如圭不以朱熹见识为然，这样情况绝不会少。在刘子翚、刘勉之去世后，只胡宪健在，“胡籍溪人物好，沉静谨严，只是讲学不透。”胡宪讲学不透，满足不了朱熹的需求，可见朱熹在同安时期刻苦读书，进步很大，至此已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格局。胡宪不仅学问有短板，而且不纯。后来门人指出：“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朱熹在胡宪书房，看过“籍溪先生曾写得陈希夷墓表”，胡宪曾告诉说《墓表》是吕洞宾所撰。因此，胡宪至少有收集道教人物资料之举。胡宪居家，也与周边寺院僧人交往，如密庵道谦等，时有论说，却遭到胡宏批评：“顷观来书，颇推信释氏，此误之大者。”胡宏及时对堂兄“好佛老”提出批评，是起作用的，对胡宪积极入世是有影响的。
    寻找突破，走出为学困境。朱熹为门下生，避讳而不敢直接批评长者。但胡宪不能完满回答门生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朱熹求道不已，这就需要进一步去寻找高明者，把目光又投射在父亲同门友李侗身上。与朱松要求师事武夷三先生不同，师从延平先生，则是朱熹自己作出的明智选择。此前只是为举业，如今却是为求道，属于思想提升。“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此道”即孔孟学说中的治国之道和作人之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先王之道。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春雪消融，朱熹抱着“困学”求解之心，徒步数百里，往南剑州拜师李侗先生，当面请问“忠恕一贯”之旨等。李侗有感于历年来士族部分儒家、佛老的混沌，就把“理一分殊”当作区分儒道与佛老之道的根本标准来引导朱熹摆脱释老的影响。李侗郑重其事地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侗多年涵养，具有静中气象，能做到不受外物诱扰，要求朱熹“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留至三月中旬而返回到五夫，继续研读《论语》，与胡宪、范如圭书信往来讨论《论语·里仁》中“忠恕一贯”之旨。胡宪人老眼花，看书吃力，思维不如从前敏捷，复信中“复主前日一贯之说甚力”，与朱熹见解不同，但其中“若理会得向上一着，则无有内外、上下、远近边际，廓然四通八达矣”正合朱熹之意。胡宪与李侗的学问差距也明显，这是此期朱熹问学李侗远超胡宪的内在原因，而“就有道而正焉”，令朱熹信心倍增，学问突飞猛进，且一发不可收拾。
    助推后人，迈进学术领域。胡宪平时读书不务多，但《易》《诗》《书》《礼》《春秋》和《大学》《中庸》《孟子》属于必读，还是读过的，只是没有形成训说文字，唯一作品是《论语会义》，乃纂《论语说》数十家，复抄取其要，附以己说。胡宪接受叔父讲说《论语》，以及自己在建州州学讲授《论语》，多年搜集到数十家解说《论语》，进行综合处理，形成册子，后来“副在秘阁”。朱熹读过这本书稿，劝同门友魏掞之也就《论语》中做工夫。“有胡丈《会义》初本否？二先生说《论语》处皆在其中矣。大抵只看二先生及门人数家之说足矣。”《论语会义》的重点在于收入二程解说《论语》，对朱熹作《论语集注》和《论孟精义》有较大影响。朱熹气概不凡，遍注群经，在学术与著述上迈出的步子，要远超老师。朱熹追步二程，以接续二程为己任，多方收集有关文献，整理成册，如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名为《上蔡先生语录》，得吴中版本一篇，题为《逍遥先生语录》，又得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于公从子籍溪先生，题曰《谢子雅言》者，凡书四篇，相互参校，去其重复、抵牾者，于绍兴二十九年三月编成《上蔡语录》三卷。朱熹作此书，显然得到胡宪和李侗的帮助。朱熹校定后缮写一份，送到胡坊，请籍溪先生审阅后作跋。胡宪早在五十年前师从胡安国就“听说上蔡先生之学问，以为其言善启发人”，对朱熹选编本有所肯定：“其是正精审，去取不苟，可传信于久远”，又将自己从朱震处听到谢良佐所言内容附在卷末，丰富了该书的内容。胡宪而后外出，仍有助朱熹收集资料之举。
    宋南渡时，胡安国执经进讲，深见奖重，及承诏作《春秋传》，乃参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阐微辞，发明奥义。其于扶三纲，叙九法，抑邪说，正人心，与夫尊王贱霸，内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义复明矣。胡宪深受《春秋传》思想影响。
    晚年出处，言行尽有可观。范如圭为胡渊女婿范舜举之子，建炎二年进士及第，与朱松同事，同样反对秦桧和议而被贬。秦桧死后，高宗复招进奏，事先征求表兄意见，胡宪不应。再三扣之，答曰：“凡学者治经术，商论义理，可以问人。至于出处，不可与人商量。”胡宪对仕宦持“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态度，一贯认为出仕与否的决定权在自己。这在胡宪自己要不要出仕事君，有具体答案。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二十五日，由吏部尚书贺允中荐举，胡宪除大理寺直，制曰：“尔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尔志行安恬，学术醇正，尤见称于士大夫间，寘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属而不屑就也。”[]但胡宪辞，未行，旋在八月改除秘书省正字，又辞。一年后的绍兴三十年六月上旬，胡宪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却幡然而起，赴临安任馆职，令人感到意外。由于胡宪五十一岁才出仕，在履职时间才二十五年，且身体健康许可，也愿意继续去国家做事，就接受改除秘书省正字。亲朋好友及门弟子隆重为籍溪先生送行，朱熹作诗送之：
    祖饯衣冠满道周，此行谁与话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计，只为苍生未敢休。
    执我仇仇讵我知，谩将行止验天机。猿悲鹤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归。
    无人知其赴任端由，且天机不可泄露。但朱熹还是知道籍溪先生的忧时之心，只是担心老先生难以施展抱负。
    师生书信往来，一试大儒之效。朱熹读过父亲在朝时的论事札子：“在古先哲王，既以建德敦化，尊尚名节，以励风俗、明人伦，必先求魁磊骨鲠、沉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御危辱陵暴之侮。是以神器尊严，基祚强固，由此道也。”[]也揣摩出籍溪先生入馆阁“必极论天下事”。七月里，朱熹有书信寄往都下，言“拜违教席忽已月余，瞻慕之诚，食息不置。”八月十五前一天，朱熹又急不可待地寄去一封信：“秋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为忧，盖今出师防戍，转输科敛所不能免，闻沿江海州县已骚然矣。岁岁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两兵相加而坐受弊之势也。前日刘子源来此，道岭上拜别所闻诲言，以为必极论天下事，至于慷慨洒涕，有以见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见共父家兵士说丈丈至彼耳听渐聪，天其或者将一试大儒之效乎？闻之喜而不寐，伏计必有规模素定于胸中。熹窃谓天下形势如前所云者，亦当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术，独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随其变而一一应之，则其变无穷，岂可胜救也哉？而所谓救其本根之术，不过视天下人望之所属者，举而用之，使其举措用舍必当于人心，则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其气力易以鼓动。”胡宪收到朱熹的信件，对“天下人望之所属者，举而用之”这句话琢磨很久。刘珙、胡宪以书来招朱熹入都，希望一同发力。朱熹不赴，寄去诗云：“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其二：“甕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型。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胡宪和刘珙把朱熹的诗给胡宏看，胡宏虽然与朱熹未见过面，却希望朱熹能走出大山施展抱负，于是替从兄答诗三绝：“云出青山得自由，西郊未解如熏忧。欲识青山最青处，云物万古生无休。”其二：“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其三：“天生风月散人间，人间不止山中好。若也清明满怀抱，到处氛埃任除扫。”以露胡宪扫尘之意，即将要一试大儒之效，扭转“桧扼言路，士风寝衰”的局面。
    忧时晚奏篇，请起用元臣宿将。胡宪在馆阁里并没有用功于典册，也没有与年青辈馆员多说话，更没有向君相上书之类，“到馆下累月，又默默无一言，人益以为怪”[]，险些以为这个老头是来混日子的，只有刘珙和胡宏少数亲密的人略知籍溪先生的盘算。胡宪不断收集北边金国的资料信息，从谍报中了解金人的动向，越来越清楚金人有南侵的用意。要想阻止敌人的阴谋和抗击敌人的铁蹄，就得用朱熹之意，借轮对机会，大胆向皇帝进言，起用被屏弃的主战派重要人物张浚、刘锜。胡宪苦苦等待轮对机会，内心的煎熬导致生病，十二月“会次当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虏人大治汴京宫室，势必败盟。今元臣宿将惟张浚、刘锜在，而中外有识皆谓虏果南牧，非此两人莫能当。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时二公皆为积毁所伤，上意有未释然者。论者虽或颇以为说，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独极意显言，无所顾避。”因张浚和刘锜二人伤于积毁，朝臣中一直没人敢发声“颂言用之”，高宗一直不敢重用。“秦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张，却用一等人物。当时理会秦氏诸公，又宣谕止了。当时如张子韶、范仲达之流，人已畏之。但前辈亦多已死。却是后来因逆亮起，方少惊惧，用人才。籍溪轮对，乞用张魏公、刘信叔。”胡宪抓住时机奏言，而突如其来上《章疏》论事，公开要求起用张浚和刘锜，顿时震动了朝野。这是胡宪任正字期间所作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
    五夫的胡家与刘家，与张浚和刘锜都有关系。胡宪早年就从刘子羽处了解张浚致力于恢复大业，“刘公从公川陕，并心国事”，[]又从胡安国处了解刘锜，“时胡安国父子家南岳下，刘锜家湘潭，相与往还讲论，言及国事，必忧形于色，始终以和议为恨。”最关键是，此际能用的元老级人物所剩不多，而胡宪代表民情，打消了高宗的顾虑，于是便有后来召张浚和刘锜以退金师之举。可以说，宋金历史的改写，少不了要为胡宪冒着政治风险添上一笔。
    天子待之良厚，搢绅皆荣其归。胡宪不是没有听说过“人言朝奏暮必逐”，但要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大是大非，还得冒死一说，且在放逐之前主动提出辞去秘书省正字，以年老乞奉祠。胡宪并没有忘记多年前谯定的告诫：“语直伤绞，幸冀亮察！”高宗念其忠直，不以其言事触犯忌讳，不但没有明示责罚，反而予以善待，考虑胡宪入仕多年，特恩改秩，令其领祠禄安度晚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守秘书省正字胡宪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天子待之良厚，搢绅皆荣其归。”馆阁官长汪应辰率王十朋、刘度、查籥、冯方、周必大、程大昌等七人置酒于道山堂饯别，“胡原仲宪正字特改官除宫观中置酒饯别会者七人以先生早赋归去来为韵人各赋一首仆得早字。”至此，“人知先生此行，志于爱君忧国，非轻出也。”就是要打破自秦桧用事以来言路久塞的局面。胡宪并不多言，“每论事，极意显言，至于慷慨洒涕。”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同官晚辈。正因为馆阁王十朋、冯方、胡宪、查籥、李浩相继论事，“闻者兴起”，关心国事的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胡宪被尊为贤，而载入史册。
    师道仪刑，始终以谆谆诲人。朱熹听说籍溪先生冒死陈谟帝前，震声庙廊，离京归来，急忙往见，拜于师席下，得闻都下事状。“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学者吕祖谦得江民表《辨道录》一篇。”[]也就是胡宪到临安，与粮料院曾逢交往，恰好二十四岁的吕祖谦六月赴临安参加吏部铨试，住在伯舅的寓舍，得以叩问，并奉上江民表《辨道录》。胡宪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给朱熹，以补此前《上蔡语录》。师徒依旧论学，重心转向《礼》学。“昨日节略礼仪，尚有二节可疑，敢以求教。《书仪》中云：‘婿揖妇，降自西阶，至妇轿所立，举簾以俟。’前日见先生云古人用车，不可升阶，乃就阶下置车，故有降自西阶之礼。今既用轿子，不知只就厅上否？如此则妇先入轿，然后降自西阶以出矣。又妇既入婿之家，婿导妇以入，不见有举蒙首之礼，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见教。”这是讨教婚礼仪式中的细节，当然其间也讨论丧祭之礼问题。后来有学生问：“三年丧中，得做祭文祭故旧否？”朱熹回答说：“古人全不吊祭，今不柰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韵。”“顷尝见籍溪先生说，尝见用灰葬者，后因迁葬，则见灰已化为石矣。”胡宪还向朱熹谈到当年自己为解头，参与元正朝班，看到皇帝、官员与士人着装情况：天子被法服，群臣皆有其服，“士服着白罗衫，青缘，有裙有佩。”提供这样资料，非常可贵。师徒论学，又持续一年。可见“文公禀学于三君子后，二刘下世，独事先生为最久”是事实。
    斯人虽逝，今人不忘君子事。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月十二日，胡宪于家中病卒，享年七十七岁，谥靖肃。胡宪与朱熹相处达二十余年，师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在临终前，念念不忘朱熹，想和子弟见上一面。由于胡宪之子胡愉先卒，而裔孙胡亲仁年纪尚轻，尚无力主持葬事，朱熹作为门人义不容辞地承担“封马鬛”重任，助胡家营葬籍溪先生之事，隆兴元年葬建阳县东田里龙潭坑山中，“秘书省正字胡宪墓在县东北龙潭坑上。”朱熹作《祭籍溪胡先生文》，作挽诗：
    夫子生名世，穷居几岁年？圣门虽力造，美质自天全。乐道初辞币，忧时晚奏篇。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澹泊忘怀久，浑沦玩意深。箪瓢无改乐，山水自知音。册府遗编在，丘原宰树阴。门人封马鬛，寒日共沾襟。
    先友多沦谢，惟公尚典型。向来深缱绻，犹足慰飘零。乔木摧霜榦，长空没晓星。伤心遽如许，孤露转竛竮。
    到了淳熙五年，胡宪女婿詹炳为特奏名进士。七月，朱熹受胡亲仁和詹炳之托作《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其中讲到胡宪从胡安国学，“始得闻河南程氏之说，寻与乡人白水刘致中受学于涪陵处士谯天授，所与同志惟白水先生，既与俱隐，又得屏山先生更相切劘，而韦斋先生亦晚而定交焉，此文公托孤所由来也。”朱熹久从胡宪学习，对先师充满敬意，为恩师立传，以慰泉壤之思。
    胡宪一生两次做官，为官时间极短，在福建幕府数月，因上书张宗元，不效而去；在朝中馆阁数月，因进言高宗，未纳而归。前者针对闽中盐法，后者针对朝廷用人，皆是代民发声，实有直言敢谏的诤臣性格。而胡宪长期从事于读书与讲学活动，温文尔雅，诲人不倦，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先后在建州州学与文定书堂受学者不少，而门弟子刘懋“蚤受学于屏山刘先生籍溪胡先生，尽得义理精微之蕴”，而从游者日众，其中魏掞之、刘懋、朱熹、林之奇、熊克、曾逢、吕祖谦等听其传经讲道，领略到身心向里、做切于实用工夫的重要性，皆有学术成就，名留青史。大致而言，上述诸人中，魏掞之较早入师门，吕祖谦最后入师门，朱熹最显著光大师门。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初七，丞相加少保的周必大因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胡宪孙子胡亲仁不远千里到长沙，带着朱熹所作《行状》，恳请周必大为前馆阁同仁作《墓表》。周必大回忆三十年前在馆阁与胡宪相处：“绍兴庚辰，某同为秘书正字。原仲年长过倍，予敬而亲之。原仲尤相爱，每同舍退，往往留语竟日。原仲自言，少从其从叔文定公，传《论语》学。时时为予诵说，以为入道之要也。”周必大称许胡宪笃志力行，承师道于胡安国、谯定，又传师道给弟子，而朱熹“尽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日进焉，今遂为世儒宗”，对籍溪先生栽培后进作出肯定。胡宪为朱熹老师长达十九年，对朱熹的人格形成与学术造诣，显然是有很大的影响。
    今人研究朱子，自然要了解其学术源流。本文基于此认识，对朱子与籍溪先生的互动，则从从师、论学与论政三个层面作了梳理，以再现师道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