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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澜与《胡氏族谱》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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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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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胡宁生 从 胡氏故事 移动到本区(2017-03-20) —
励双杰


    胡瑞澜，今人已多不知晓，然说起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可谓家喻户晓，胡瑞澜就是这个奇案的主审之一，时任浙江学政，后来因此案而丢官，《清史稿·本纪二十三· 德宗本纪一》有载： “光绪三年二月壬寅(十六日)，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其实，胡瑞澜也非平庸之辈，如果石絮（大概是笔名吧？）所著的《正说历朝十大奇案》就说他“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这不是作者随口吹捧，看胡瑞澜所著传世的作品，就有《读史日抄馆课诗赋》、《湘帆杂咏》、《越吟草》、《星轺杂纪》、《星轺续纪》、《海槎日记》、《海槎续记》、《训士质言》、《教士申约》、《教士隅说》等，说他一句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并不为过。但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如何胜任这场奇案？所以杨乃武只好仰天长啸：“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可惜苦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又连带了胡瑞澜胡大人。
    《胡氏族谱》，二十二卷首四卷，光绪十三年刻本，黄纸线装，一函十二册。胡氏始祖净一，元末举人，任福建崇安县知县，由江西瓦屑坝迁居湖北江夏沙洑口。五世迁椿，岁进士，任应城县教谕，生四子：嵩、岳、崑、仑。仑无后，岳迁黄冈，崑后迁黄陂，惟嵩世居江夏。此《胡氏族谱》就是由嵩、岳、崑支下散居于江夏、黄冈、黄陂的裔孙所修。胡瑞澜即出嵩公支下，谱为十七世孙。
    陈玉堂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收录“胡瑞澜”条目，只是在说到他的生卒之年时，是这样记载的：“？-1882年”，1882年即清末的光绪八年，而在《胡氏族谱》的首序，就是由胡瑞澜所撰，落款年份为“光绪十有二年二月”，也就是1886年，所以《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所载有误是肯定的，问题是其它资料也相沿此说，就造成了他的生年不详，卒年有误。胡瑞澜的世系详本谱卷十六第十二叶，说“生于嘉庆戊寅十月初四日午时，卒于光绪丙戌四月十五日酉时”，这样，他的真实生卒之年就确凿了，即“1818-1886年”，享年68岁。
    胡瑞澜是《胡氏族谱》的督修，他在首序中说：“澜奉命起家，未克竟，厥事乃以夙所条例者授弟瑞治，与族人孚畴、孚琯、孚伟、臻福等，正旧谱之夺误，而增其未备，阅三年成书若干卷”，可知《胡氏族谱》完成于他逝世之前，而刻于逝世之后。因为他在光绪十二年就死了，而谱一直到光绪十三年才刻印出来。
    胡瑞澜为家族所做的另一大贡献是“建宗祠、置祭田”，《胡氏族谱》卷首四《省城祠堂记》及《条规》就是由他亲撰，他说：“吾族自江右迁居江夏沙洑口，五百年于兹矣。先大父尝议建宗祠，会岁洊饥不果。澜赖先人遗泽，食禄于朝，追念先大父遗言，爰割廉俸，为族人倡。以里居卑下，恒苦水灾，于同治十二年三月卜筑于武昌省垣之里仁巷。工既竣，当捐置祭产为岁时祭祀及修葺之资，以垂久远。”并在《条规》中规定：“岁、科两试及乡试时，凡族中应试者皆得居焉。其或因他事在省，亦准寄居。惟至考试时，则另移他所，不得与应试者杂处，致启事端。”可见证他在培养族中子弟上的态度。
    我于家谱中近现代名人家谱的痴迷程度，谱友中尽有耳闻，但说到底，名人的名气有大有小，历史功绩有高有低，总还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象胡瑞澜，谱名原鄀，字观甫，号筱泉，道光乙巳恩科会魁，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宗人府丞、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山西学政、湖南学政、浙江学政、广东学政、阅卷大臣、拟题大臣、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副都御史、礼部侍郎、光禄大夫等，也算是品高位尊，且又占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光，天下闻名。如此人物，加上如此人物参与修纂的家谱，何能不珍而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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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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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11-26
钦差大臣胡瑞澜
    胡瑞澜(1818-1886年)，谱名原鄀，字观甫，号筱泉，湖北武昌（现武汉市黄陂区沙口镇）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宗人府丞、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山西学政、湖南学政、浙江学政、广东学政、阅卷大臣、拟题大臣、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副都御史、礼部侍郎、光禄大夫等，累至兵部右侍郞。


    同治十二年（1873年），曾作为钦差大臣重审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胡瑞澜作出了维持原判，后和包括浙江巡抚杨昌浚在内的一大批官员因此案而遭革职查办。
    胡瑞澜所著传世的作品有《读史日抄馆课诗赋》、《湘帆杂咏》、《越吟草》、《星轺杂纪》、《星轺续纪》、《海槎日记》、《海槎续记》、《训士质言》、《教士申约》、《教士隅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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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6-11-26
【延伸阅读】口述历史：我父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真相
口述历史：我父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真相
来源：中华网文史  口述：杨浚


　　我是杨乃武的女儿。“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朝末年四大奇案之一。解放前几十年间，编成剧本到处演唱，解放后亦曾多次上演。1963年8、9月间杭州各电影院放映《杨乃武与小白菜》，我去看过。杭州曲艺书场评弹团李伯康弹唱这个故事，我也去听过，总觉得与事实出入太大，有很多真实的情节没有摆进去，摆进去的却有许多是不真实的。上京告“御状”的是我的姑母和我的母亲。1914年，我22岁时父亲病逝。他们生前经常对子女们谈到这件冤狱的内幕。我父亲出狱后，曾将此案有关的邸报抄录下来，还补写了日记，我也曾看过，但已散失。我早就想把这一事件的真相写出来。现在尽我所知详细叙述，以供搜集近代史料以及研究这一历史故事者参考。
构怨由来

　　我家世居浙江余杭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即从前的太炎街，现在的县前街，距离县衙门只有百余步。家境小康，祖父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我的父亲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杨二先生。20多岁考取了秀才。我的姑母杨菊贞(淑英)出嫁后不久，姑父即去世，姑母青年守寡，住在娘家。因我父在襁褓之中，即由我姑母带领，因而姐弟情深。母亲詹彩风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种桑、种地、养蚕，终日劳碌。我父亲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他总是好管多说，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平民等事编成歌谣。官府说他惯作谤诗，毁谤官府。
　　余杭仓前镇，距县城十余里，地临苕溪，舟运畅达，当年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时还要用脚踢三脚，让米溢出斛外，溢出的米不许农民扫取。受欺的都是一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我父亲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当时余杭县官刘锡彤，为官贪暴，见我父亲写状子告粮吏浮收舞弊，认为是多管闲事。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更反咬我父一口，说我父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从中牟利。刘锡彤根据何春芳的反诉，传我父去讯问。我父据理辩白，刘锡彤说我父吵闹公堂，目无王法，面加斥逐。钱粮之舞弊如故。我父亲愤恨不过，于夜间在县衙照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大清曾有明令，量米不许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米准由粮户扫取，但余杭却仍是不改。由于此事，县官、胥吏都怨恨我父亲。
小白菜与葛品连

　　电影、小说、戏剧、评弹以及清末民初一些文人所写的稗史、笔记，对小白菜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她不是余杭人，是太平天国时从南京逃难出来的一个难民的女儿，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在逃难中死了，小白菜母女即流落于余杭仓前镇；一说她本是个土妓；一说她是葛家的一个童养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所知道的小白菜姓毕，余杭人。家里很苦，童年即死了父亲，既无伯叔，亦无兄弟。因生活无靠，其母王氏即改嫁于一个叫喻敬天的小贩。小白菜随母到喻家，容貌秀丽，人很聪明，但为继父所不喜，在家帮母亲做些粗活，常受市井无赖的调笑侮辱。因她欢喜穿件绿色衣服，系条白色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个绰号叫“小白菜”。又因她嫁后，丈夫像《水浒传》中的武大，而她俊俏如潘金莲，又叫她毕“金莲”。又因丈夫是做豆腐的，又叫她“豆腐西施”。这些外号．都是带有侮辱性的，她的本名叫毕秀姑。
　　其夫葛品连乳名“小大”，是余杭仓前镇对岸葛家村人。家里原开豆腐店，父亲死后，豆腐店不开了，品连就到余杭一个豆腐作坊当伙计。母亲葛喻氏，在品连之父死后，改嫁给一个做木匠的沈体仁，故又称沈喻氏。1871年(同治十年)沈喻氏托品连的干娘冯许氏为媒，聘毕秀姑为品连之妻。因品连家无房屋，于1872年三月(农历，下同)暂赘喻敬天家成亲，秀姑时年18岁。
流言是怎样起来的

　　葛品连入赘秀姑之继父喻敬天家成亲后，因房屋狭窄，久居不便，想在外面另租房屋。适我家请沈体仁修房子，房屋修好，三楼三底，除自居外尚有余屋一间。葛品连即托沈体仁向我父承租，月租1000文。是年四月二十四日，葛品连与毕秀姑搬到我家居住。品连每天半夜就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宿在豆腐作坊，不常回家。
　　我父母见秀姑聪明伶俐，都很喜欢她。秀姑常请我父亲教她识字，以后我父又教她念佛经。因为品连常不在家，她只是一个人，我母亲常叫她在我家吃饭，吃饭时是与我父母及姑妈同桌吃。秀姑在成亲前常受人欺侮，搬入我家后，一些市井无赖就不敢来了，因为我父看到这些人来是要骂的。
　　这些无赖便制造谣言，说“羊(杨)吃白菜”。谣言传到品连耳里，品连也有些怀疑，有几个晚上潜回家，在门外屋檐下偷听。只听到我父在教秀姑读经卷，并未听见其他私情。品连将谣言及偷听情形，告知其母沈喻氏。沈喻氏来时，也看到过秀姑与我父同桌吃饭，听品连一说，心里也有些怀疑。沈喻氏偶尔把这件事向邻舍谈起，于是巷闾遍传，流言就更多了。
　　这种流言蜚语，我父亲母亲尚不知道。一天品连回家，我父亲向他讨取房租，因房租已欠了几个月。品连去向他母亲商借，他母亲说，外间闲言很多，为了避免嫌疑，最好另行租屋居住。于是在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品连与秀姑即移居太平弄口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秀姑搬出后，我父即从未到过葛家，秀姑亦未来过。
案情发端

　　秀姑自我家搬出后，又常受外人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役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嫁过三个男人，与粮胥何春芳有染。知县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子翰，即刘海升，是个花花公子，常与何春芳作冶游，素知毕秀姑美而艳，欲得之而无由。刘子翰与一佣妇有私，遂谋之于妇。
　　佣妇一日假以他事诱秀姑至其家，抵时，刘子翰已先在，即用暴力强奸之。秀姑惧刘公子权势，又怕事泄不见谅于其夫，因亦不敢声张，佣妇却将此事泄之于阮桂金，阮桂金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亦早思染指秀姑，得知此事，于八月二十四日潜至葛家，适值王心培夫妇均不在家，何春芳即以刘子翰之事要挟秀姑与之狎，秀姑坚拒之。
　　正推拒间，葛品连适自外归，秀姑哭诉，品连与何春芳即相骂起来，何春芳悻悻而去。此事街坊邻舍均有闻知。何春芳走了以后，品连即责骂秀姑，认为在杨家时已有谣言，今又发生此事，更疑秀姑不端，对秀姑不满，常借故打骂。
　　一日品连叫秀姑腌菜，至晚回家时，菜尚未腌，即将秀姑痛打一顿。秀姑气得把头发剪掉，要入庵为尼。两个人的母亲沈喻氏和喻王氏均闻讯赶来，询问王心培，得悉吵架原因。秀姑之母喻王氏气得直哭，说腌菜小事，何必这样痛打。品连之母沈喻氏，也责骂品连不是，品连说是打她一顿出出气。经劝解后，两口子亦即和好如初。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身发寒热，双膝红肿。秀姑知他有流火疯症，以为他是发流火，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品连不听，仍然到豆腐店上工。初九日早晨，品连因病身体不能支持，由店回家，走过点心店，还买食粉团。但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即呕吐。
　　到家时，王心培之妻站在门前，见其两手抱肩，发寒发抖，呻吟不绝。品连走进家门，秀姑扶其上楼，代为脱衣睡下，仍呕吐发冷，叫秀姑给他盖上两床被。秀姑坐在床前问他病情，他说初七日到店，两天来身体发冷发热，恐系疾发气弱之故，叫秀姑拿lOOO文钱托喻敬天代买东洋参及桂元。
　　买来后，秀姑为之煎汤服下，井请王心培之妻去告知其母喻王氏。喻王氏赶来，见品连仍卧床发抖，时欲作呕，照料了半天即回家去了。下午，秀姑听品连喉中痰响，口吐白沫，问之，已不能说话，秀姑情急，就喊叫起来。王心培闻声上楼，秀姑告知情由，并请王心培速去通知沈喻氏、喻王氏。两氏赶到时，品连已不能开口了，急延医诊视，说是痧症，用万年青萝卜子煎汤灌救，无效，申时气绝身死。沈喻氏为之易衣；尸身正常，并无异样，当时都没有什么怀疑。
　　葛死时正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气候很暖，品连身胖，至初十夜间尸体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洗冤录》上说：流火忌桂元，服之口鼻出血足以致死。)品连义母冯许氏对沈喻氏说，品连死得可疑。沈喻氏痛子心切，又见尸体脸色发青，心中也生疑，就盘问秀姑，秀姑说并无别样情事。冯许氏即去叫来地保杨仁(即王林)，告以品连身死可疑，请杨仁代缮呈词，到县喊告。呈词中亦仅说死因不明，并未涉及任何人。
　　十一日黎明，由杨仁、沈喻氏赴县衙喊告。知县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即拟打轿带领仵作前往验尸。此时适有当地一个绅士陈湖 (即陈竹山)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是个秀才，懂得一点医道，平日进出官府，与我父不睦。他听说葛品连身死不明，尸亲喊告，即对刘锡彤说，外面早有传言，说杨乃武与葛品连之妻有私。自杨家搬出后，葛品连之妻即与夫经常吵闹，并把头发剪去，今葛品连暴亡，内中恐有别情。
　　刘锡彤听说，即叫人出去打听，果然有这种说法，刘锡彤随即前往验尸。当时尸已膨胀，上身作淡青色，肉色红紫，仵作沈祥辨认不真，把手指脚趾灰暗色，认作青黑色；口鼻里血水流入两耳，认作七孔流血；用银针探入喉管作淡青色，认作青黑色，银针抽出时，并未用皂角水擦洗，即认作服毒。因尸体未僵，仵作称系烟毒，门丁沈彩泉因听了陈竹山说的话，心疑与我父有关，就说不是烟毒，一定是有人用砒毒死。
　　一谓烟毒，一谓砒毒，两人争论起来，仵作即含糊报称是服毒身死，填入尸格。刘锡彤听说是服毒身死，当即传问尸亲邻舍，都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刘锡彤亦固有陈竹山先入之言，已怀疑与葛毕氏秀姑有关，当即将秀姑带回县署。
县官初讯

　　刘锡彤把秀姑带回县衙后，当天即坐堂审讯，追问秀姑毒药从何而来，秀姑供不知情。刘先是百般劝诱，秀姑仍说不知其夫是服毒身死，更不知毒药从何而来。审了半天，秀姑始终说不知。夜间再审，刘锡彤不问毒药来源，却要她供出曾与何人通奸。秀姑也说没有，一再逼问，都说没有。又问他居在杨乃武家，是否与杨某有过私情，秀姑说杨某除教她识字读经外，并无别样不好的事。
　　审了多时，仍审不出奸情。刘子翰、何春芳恐逼问奸情，秀姑要说出他二人之事，当夜即叫阮桂金入狱诱骗恐吓秀姑，对秀姑说：葛品连是毒死，验尸已经明确。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一成立，就要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家住过，外面早有人说你和杨某有关系，你如果说出是杨某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得死罪了。杨是新科举人，有面子，也不会死。还威胁她决不能说出刘公子之事，此事毫无对证，说出来就是诬陷好人，要罪上加罪。秀姑不语。
　　第二天再审时，刘锡彤逼问毒药及奸情，秀姑还是说不知道。刘锡彤就叫动刑，一连三拶(zan，旧时夹手指的刑具)。秀姑初次受刑，熬刑不过，既不敢说刘公子之事，又想不出别人，只好照阮桂金所教的话供了。说我父初五日曾到她家里，给她一包药，说是治流火的，吃下去就死了。
　　刘锡彤取得秀姑口供后，立即传讯我父亲。我父母在家听说葛品连被人毒死，正在诧异，县里来传，即随差人前去。一到就在花厅审问，刘锡彤叫我父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连。我父即怒斥刘锡彤凭空诬陷。刘出示秀姑原供，我父仍坚称绝无此事。因为我父是新科举人，不便用刑，12日即申请上司将我父功名革去。
　　不等上面批下来，第二次审问即动刑，一连审了数次，夹棍火砖等刑都使用了，我父还是没有承认。我有个堂叔杨恭治，舅父詹善政，闻知上情，以我父初五日正在南乡我外婆詹家除灵，无由交给毕秀姑毒药，显然是秀姑乱供诬陷，即赴县禀诉，为我父剖白。刘锡彤提案质讯，秀姑畏刑，仍是照前供说。刘锡彤即认为案情已明，就将验尸审讯各情，详报上司。
知府再审

　　刘锡彤自恃朝中有人，与知府之关系又密，认为案经上详，即可定谳(yan审判定罪)。当时杭州知府陈鲁(伯敏)翻阅原详，见我父并未承认，就叫把全案人犯案卷解府复审。10月 20日我父和秀姑、沈喻氏、喻王氏及我的母亲以及其他有关人证，都被解到杭州。刘锡彤亲到杭州打点，解送杭州府的原供都作了捏造修改。把沈喻氏供称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 血；银针未用皂角水擦洗，加上已用皂角水擦洗；因我舅父说初五日我父在南乡詹家，即将秀姑所供初五日授予流火药，改为初三日授予毒药。
　　陈鲁是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知我父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认为我父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也知是我父为首。又有刘锡彤先入之言，故此案一解到府里，即不容我父置辩，第一次审问，即用刑逼供。
　　秀姑因有供在先，不敢翻供。沈喻氏听秀姑诬供毒药是我父所给，亦改供说在品连死时见死得可疑，即盘问秀姑，秀姑说是杨乃武叫她下毒的。与在县原供及到县喊告之呈词，完全两歧。陈鲁并不究问，却用严刑逼问我父，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几次昏去。
  　一连几堂，我父熬刑不过，只得诬服，混供曾至秀姑家给予毒药，嘱其毒死本夫。陈鲁又逼问毒药从何而来，我父说前次到杭州回余杭路过仓前镇，用40文钱买了一包红砒，说是毒老鼠的。问他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我父说在爱仁堂药铺，店主叫钱宝生。
　　陈鲁取得我父口供后，不传钱宝生来对质，却叫刘锡彤于27日转回余杭传讯钱宝生，讯问他卖砒经过。刘锡彤在传讯钱宝生之前，恐怕钱宝生不肯承认，就和一个曾任杭州府幕客的仓前人章濬(即章纶香)相商。
　　章纶香曾做幕客多年，当时是余杭的训导，为余杭绅士中的一个头儿，平日与我父亦合不来，我父写的谤诗中也曾骂过他。章纶香当即向刘锡彤献计，由他先写信通知钱宝生，叫他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果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
　　钱宝生到县，刘锡彤问他卖砒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看见过杨乃武到仓前，更没有卖过砒霜。并且说爱仁堂是个小药铺，铺里并没有砒霜。刘锡彤一再威逼骗诱，钱宝生以确无此事，还是不肯承认。而且说他的名字也不叫钱宝生，是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
　　钱宝生有个弟弟钱垲听说他哥哥被捉到县里，即赶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知道陈竹山和知县官熟识，就去恳托陈竹山进县里说情，陈竹山陪钱垲去到县衙门房时，刘锡彤正在花厅上讯问钱宝生，不便进去，就在门房里叫门丁沈彩泉把我父在府里的原供要来看看。
　　门丁进去把刘锡彤抄来的我父原供给陈竹山看，陈竹山见供词上是说买砒毒老鼠用的，即对钱垲说，主犯所供买砒是为毒老鼠之用，卖砒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故承认下来，没有什么罪，至多是杖责，不承认，反而有罪。如果承认，可请县里给张无干的谕帖，这样就不会有拖累了。
　　陈竹山正在与钱垲商议此事，钱宝生退下来了。宝生见到他弟弟钱垲就说，县官强迫他承认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他没有卖过，怎么可以承认呢?陈竹山就走上去照方才和钱垲商议的话，劝钱宝生承认。并说他可以代为说话，请县里出给他无干谕帖。钱垲也劝他哥哥承认。钱宝生听他们这样一说，就答应了，当即在门房里出了一张卖砒的甘结。陈竹山拿了甘结进去见刘锡彤，刘锡彤见取得了甘结，也就给了钱宝生无干的谕帖。刘锡彤骗得了钱宝生卖砒甘结后，即日送府。陈鲁即据供词及甘结定案，按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按察巡抚会审

　　陈鲁严刑逼供，草率结案，此事立即哄传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还不久，我父亲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第48名举人的；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妒忌，听到新科举人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平日不直我父之为人者，也都推波助浪，众口一词，指我父为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以早日看到处斩为快。
　　这时我一家六口，家破人亡的惨祸已在目前，我母亲日夜啼哭，双目尽肿。我姑妈杨菊贞(叶杨氏)知我父是受刑诬服，即到处奔走设法要救我父一命。她在城隍山的城隍庙求了一个签，签诗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城隍山的测字先生解释说还有救星，到荷花开时，冤情就可以明白；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
　　她又去扶乩，乩坛批了两句诗：“若问归期在何日，待看孤山梅绽时”。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但是旧社会是讲迷信的，我姑妈很有信心。她自幼与我父相依为命，今见我父罹此奇冤，悲愤万分。我姑妈问沈喻氏，知她在县里和府里口供都不一样；问钱宝生的母亲和爱仁堂伙计，都说没有卖过砒霜，冤情很明显。她恨这些瘟官对老百姓太残忍，把人的性命看得不值一根草，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就准备上省告冤状。
　　我母亲这时生了我哥哥荣绪，前清规定女人不能递呈告状，就请我舅父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投状告冤情。这时杭州知府陈鲁已将此案详报按察使署。这个按察使也是一个只晓得做官弄钱的糊涂官，案子到了按察使署，只过了两堂，即认为原审无误，照原拟罪名详给巡抚定谳。
　　此案到了巡抚衙门，当时浙江巡抚杨昌濬派臬台会审，在审问时，不问案情真假，一味庇护府县原判。我父一再供称并无在仓前爱仁堂买砒霜之事，前系畏刑乱供。杨昌濬派了个候补知县郑锡滜做密查委员，到余杭去密查。
　　委员未到，刘锡彤就知道了讯息，先与幕客商议，作好了布置。叫陈竹山先去通知钱宝生，叫他按前具甘结承认卖砒是实。委员到余杭并未进行密查暗访，仓前镇也未去，只找钱宝生谈了一谈，钱宝生承认卖过砒霜，就算密查确实。
　　刘锡彤又重贿委员，盛席招待。委员就住在县衙里，竟听一面之词，以“无冤无滥”会同刘锡彤禀复。杨昌濬也就认为案情确实，即依照杭州府原拟罪名断结，勘题上报。巡抚是最后一审，至此已是铁案难翻了。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要立即执行。
两上北京告“御状”

　　巡抚审问结案后，我父“谋夫夺妇”的恶名，即传播京师。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听到本省士人中竟发生这样的事情，认为“奇耻”，无不痛骂我父，惟恐其不速正典刑。他们哪里晓得这里面有似海冤情呢?我母亲及戚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我姑妈仍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我父相商，决定上京告“御状”。由我父自拟呈词，沥叙冤情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同监的犯人很多，也鼓励我父上控。
　　写呈词没有纸笔，有个监视我姑妈探监的狱卒，很同情我父，设法弄来纸笔。我父将呈词拟好，交给我姑妈带出，由我父亲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我姑妈和我母亲带着我哥荣绪，身背黄榜(冤单)，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控诉。
  　不料都察院问也不问．即将他们押解回浙，仍交巡抚杨昌濬审理。杨昌濬仍交原审各官审问。这些问官，恨我姑妈上控，提审时不待我父开口辩冤，即用重刑威吓。秀姑更不敢翻供，因此仍照原拟断结，这次“御状”是白告了。
　　当时浙江有个京官叫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为他饯行。胡雪岩有个西席吴以同作陪客，吴以同是我父的同学同年，知道我父此案有冤情，在席间和夏同善谈起这个案子的曲折情况及我父平日为人。夏同善记在心里，答应回京相机进言。
　　我姑妈第一次告“御状”失败了，仍不死心，决定第二次上京去告。在去以前，我父亲从狱中告诉我姑妈先去看在杭州的几个好朋友。一个是汪树屏，汪在白尼山汪家很有名，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官。另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吴以同。还有一个是夏同善的堂弟夏缙川，是个武举。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
　　我姑妈去看这三个人，他们都热心帮忙，并且写了信，叫我姑妈到京里找夏同善。吴以同介绍我姑妈见胡雪岩，胡雪岩帮助了到京的路费和到京后的用度。同治十三年九月，我姑妈和我母亲偕同“抱告”姚贤瑞第二次又上北京。
　　到了北京，先去求见夏同善，夏同善夫妇接见了我的姑妈，她向夏夫妇哭诉冤情，及府县州官严刑逼供情况。夏同善答应设法帮忙，介绍我姑妈遍叩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
　　夏同善又商之于翁同龢，翁同龢也很表同情，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宫太后，请皇上重视此案。因为有了一些同乡京官帮忙说话，这次没有押解回浙。西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杨昌濬奉谕后，没有再交各原审官审问，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等审问。
　　许瑶光审问时，没有动刑，叫我父及秀姑照实直说。我父知道一定是我姑妈告御状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秀姑也翻了供，当堂呼冤，供说并无毒死乃夫之事，并供出刘子翰奸污、何春芳调戏及阮桂金串供等情。但审了两个多月，许瑶光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
钦差会审

　　御使王昕从浙江余杭私访回去，知此案有冤屈。但杨昌濬专横跋扈，地方官吏都怕他，不敢违反他的意旨办事。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当时派了一个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胡瑞澜当时放浙江学政，得到上谕，开始尚不敢承办。因他知道巡抚决定的案子，是不好轻易改动的，曾经奏请另派大员提审。上面不准，仍是叫他认真把此案审理清楚。
　　杨昌濬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向胡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如果有所更改，不仅引起士林不满，地方负责官吏，今后亦将难以办事。同时又向胡瑞澜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刘锡彤得知钦派大员提审，即多方重金行贿，这时许瑶光承审此案，尚拖延末结，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即停止审讯。
　　胡瑞澜提审是在会审公所，第一次由胡瑞澜向犯人、证人问了一下，以后几次审讯都是由宁波知府边葆诚发话讯问。边葆诚是刘锡彤的姻亲，又是杨昌濬的同乡，第二次提审时，见我父与秀姑翻供，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我父一再请求调钱宝生对质，边葆诚坚执钱宝生卖砒甘结为凭，斥我父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日夜熬审，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最后一堂两腿均被夹折。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
　　我父及秀姑熬刑不过，仍都诬服。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我父的手，捺上指印。秀姑也是如此(以后传说我父亲在画供时，用蝌蚪文画上“屈打成招”四字，又说画了三个口字，都不是事实)。
　　胡瑞澜复奏时，对刘子翰的强奸，何春芳的调戏，都一概不提，却说没有刘子翰这个人。说刘锡彤有个大儿子叫刘海舁，于一年以前已经回原籍去了，不在余杭。其实刘子翰是在案子发生后才离开的，胡瑞澜是有意为之开脱。钦差审结，依样画葫芦。我父仍是拟“斩立决”秀姑拟“凌迟处死”。
　　至此，我父知是决无生望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讼，所以说他学台充刑台，冤狱难以平反。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刘锡彤在杭州勾通一些豪绅出面设席宴客，连日不断。陪审官边葆诚、罗子森等，更加得到杨昌濬的赏识。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提审起解

　　胡瑞澜疏奏维持原判，一些人弹冠相庆，但也另有一些地方人士及京官以此案两次上京“抱告”，主犯数次翻供，屡翻屡服，胡瑞澜又奏称“熬审”不讳，其中必有曲折隐情。地方上有些举人生员及我父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30余人首先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毕一案，府、县、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
　　京中御史边宝泉也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夏同善、翁同龢、张家骧等亦一再在两宫前为此案说话，认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以澄清真相。但慈禧太后对地方大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张。即以避免拖累人证为名，还是不准提京复审，谕知刑部认真驭复，叫胡瑞澜再行认真审办具奏。
　　胡瑞澜奉谕后，又再提审了一次。复审时，我父创伤已稍平复，自思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与其诬服，蒙不白之冤以死，不如翻供死于夹棍之下，为千古留一疑狱。于是咬紧牙关，又拼死翻供。因为胡瑞澜在疏奏中说“连日熬审，始审得奸谋毒害实情”，这次上谕也就不得不加上不得再用严刑逼供之语。
　　胡瑞澜二次复审，不过是敷衍上谕，并没有认真审讯。我父翻供，亦未用刑。审了两次，胡瑞澜即行复奏，说主犯又复翻供，证人钱宝生已在监病故，难以定谳，请另派大员提审。钱宝生之死，当时即有不同传说，杨昌濬、胡瑞澜是报在监病故，传说是自缢身死。但据与钱宝生同监之犯人出狱后说，钱宝生是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吏把他弄死的，藉以灭口。因此起解赴京时，人犯中即没有钱宝生了，只有钱宝生的母亲钱姚氏及爱仁堂店伙杨小桥。
　　这时汪树屏、吴以同等的联名禀帖已到了都察院。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亦在都察院，还有其他的一些浙江人特别是一些举人、进士、翰林，他们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有冤抑不予平反，这不仅是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夏同善，张家骧(张亦系浙江人，时为翰林院编修)向慈禧太后说，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
　　刑部有个侍郎袁保恒，与夏同善、翁同龢等均甚接近，袁在夏、翁处得悉案情内幕，看到胡瑞澜之疏奏中歧异矛盾之处甚多，亦认为有提京详细研讯的必要。边宝泉在此时又上了一个奏折，主提交刑部审讯。我姑妈在京，亦迭向各衙门递呈，请求提京审问，在这样多方面的环请下，慈禧才下了一道谕旨，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奉谕，即令杨昌濬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濬在奉到上谕刑部要来提解人犯时，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
　　杨昌濬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刘锡彤也是一道去的，刘此时名义上是说赴京督验尸骨，但已是一个待罪备讯的官员，在路上还是威风十足，仆从轿马随侍左右，还随带一名刑名师爷同去。解差都如狼似虎，沿途不许犯人证人说话，夜间睡觉，枷锁手铐亦不宽松。随去的师爷途中威吓秀姑不准翻供。爱仁堂药铺店伙杨小桥，钱宝生的母亲钱姚氏，则受到优待，常和差人在一道吃饭。
　　对我父及秀姑受刑的创伤，沿途曾给予诊治，大概是为了要消灭严刑逼供的证据。葛品连的尸棺装在船上，每到一个州县，都要加贴一张封条，有两个差人看守。以后传说尸骨已经掉换过，没有这回事。当时天津闹过教案不久，路上交通不便，一个多月才到北京。到北京后，犯人、证人都被关进刑部大牢。我姑妈、我母亲几次前去探监，均不准接见。
刑部大审

　　到北京没有几天，刑部就举行大审，又叫三法司会审。当时凡京控大案，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头一天大审，刑部两个尚书到堂，都察院也有人参加会审，两边陪审的、观审的，有不少侍郎、御史。观审的以江浙和两湖的在京官员为多。夏同善、张家骧那天也到了。
　　坐在上面发话讯问的，一个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另一个是都察院刑科主事。两个主审官刑部尚书桑春荣、皂保最后到。落座时，犯人都已带进，差人喊堂示威。问官问了姓名以后，就叫我父亲把如何与葛毕氏通奸，如何设谋毒死葛品连，从实招供。
　　我父把案子发生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削辩，既未与葛毕氏通奸，更无合谋毒死葛毕氏亲夫之事，在府在省，都是畏刑诬服，死实不甘。毕秀姑开始只是口呼冤枉，不敢翻供。问官一再叫她照实直说，她只说以为丈夫是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前供杨乃武授给流火药，也没有这件事；与杨乃武亦无奸情。
　　第一天问了两个主犯就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中间又停了几天，最后是提全案犯人见证大堂质讯。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这一次都供出了真情。刘锡彤也跪在一边，还是官员装束，不像个犯人。
　　杨小桥供称并不知有卖砒情事，药铺进货簿上从来也没有进过砒霜。钱宝生的母亲供亦如之。仵作沈祥供称，验尸的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擦洗过，只见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就在尸格上填了七窍流血。曾与门丁沈彩泉争执，一说砒毒，一说烟毒，尸单上就含糊注了个服毒。
　　门丁沈彩泉供出了陈竹山。钱垲在门房劝钱宝生出具卖砒甘结的经过。当门丁、仵作供出以上情事时，刘锡彤站起来掳袖掀须扑到两个人的前面举拳殴打二人，骂他们信口胡说。问官大声叱止，他还不听，两个差役硬把他拉到原地跪下。
　　当问官讯问刘锡彤，录他的口供时，他又咆哮起来，说他是奉旨来京督验，并不是来受审的，反责问官糊涂，不应把他当犯人看待。当问官问他银针并未擦洗，为什么上详时说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过?为什么不叫钱宝生与主犯对质，却叫陈竹山、章纶香劝诱钱宝生出具书面甘结?为什么将沈喻氏原供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刘锡彤均瞠目不答。
海会寺开棺验尸

　　刑部大审以后，1876年(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堂官6人，司官8人，仵作、差役40余人，带同全部人犯见证，到海会寺开棺验尸。开棺以前，先叫刘锡彤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司官先验，堂官再验，验得原尸牙齿及喉骨皆呈黄白色，四围仵作皆说无毒。
　　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低头不语。又叫刘锡彤去看有毒无毒，刘锡彤至此气焰始落，面色惨白，全身发抖。验尸时，寺内寺外看的人很多。有个法国记者也在场，他看到木笼里两个穿红衣的犯人，跑到笼边看了又看。开棺时，又跑去看验尸，及听说验尸结果无毒，又跑回木笼边对我父说：“无毒，无毒”。
　　这个法国记者的名字，我父曾说过多次，现在记不起了。两年后，这个记者到杭州旅行，还特意到余杭来访问我的父亲。当年外国报纸对这个奇案也有报道。
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

　　海会寺验尸后，案情已经大白，刑部将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才将刘锡彤革职拿问，有无故入人罪等情弊；原审各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刑部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刘锡彤这时已和主犯人证同样受讯。刑部审后，在勘题拟奏时，朝内朝外一些大小官员，却因此案掀起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张家骧、夏同善为首，边宝泉、王昕也属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因为翁同龢是江苏人，张家骧、夏同善是浙江人，王昕原来也是山阴人，附和的又以江浙人为最多，所以称为江浙派，又称朝议派，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另一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系湖南、湖北人，称两湖派，又称为实力派。因为这一派都是几个封疆大吏，掌握实权。
　　当刑部平反尚未奏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正在北京。这个总督曾杀过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安德海，朝中一般京官怕他。他认为刑部对此案不应平反，承办此案各级官员并无不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主张主犯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他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濬及有关官员，有一天跑到刑部大发雷霆，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
　　丁宝桢又盛气质问验骨的司宫，说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毒消则骨白，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是病死呢?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丁宝桢这样气势汹汹，也犹豫起来，怕因此引起政治上的问题，对丁宝桢极力敷衍，答应再慎重研究。
　　当丁宝桢在刑部大肆咆哮时，刑部大小员司，没有一个人敢与他争辩。只有侍郎袁保恒说：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是非出入自有“圣裁”，此系刑部职权，非外官所可干预。丁宝桢悻悻而去。
　　刑部尚书皂保本来也是极力主张平反的，因为受了杨昌濬的厚贿，就不说话了。尚书桑春荣年老颟顸，对此案本无主见，一任司官办理，别人说要平反，他亦主张平反，经丁宝桢这样一威吓，就拿不定主张，不敢出面参革了。对参革各员的疏奏，就一改再改，迟迟不复。
　　边宝泉、翁同濬、夏同善这一派，知道刑部在为杨昌濬、胡瑞澜等开脱，就由御史王昕出名上了一个奏折，弹劾杨昌濬、胡瑞澜，说这些地方官员，平日草菅人命，而某些封疆大吏，更是目无朝廷，力请重加惩办。
　　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疏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我父在监牢里更加着急。过去自谓是死定了，现在既有生望，急盼事情能够早决，早脱牢笼，担心拖下去，又要变卦。当时并不知道朝中正在争吵，在狱中真是度日如年。一直拖到1877年(光绪三年)二月十日，刑部的疏奏才上去，二月十六日平反的谕旨才下来。
　　我父出狱，已是在二月底了。我父出狱后，曾到在京的浙省官员家，踵门叩谢，有见的，有不见的。从京里回来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帮助的。我父死里逃生，虽是夫妻父子重逢，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了。
终是官官相护

　　封建朝代的官场中，官总是为官，案子虽说是平反了，但对承办此案的大小官员，在处理时，仍是极尽维护之能事。杨昌濬虽然革职了，光绪四年又复起用，官至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刘锡彤虽是充军到黑龙江，但对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却完全开脱了。胡瑞澜奏复时捏造说刘锡彤儿子早于一年前回家去了，刑部对这一点虽没有再提，仍是说他儿子与此案无关。其余所有承办此案的知府、知县，都只是革职了事。
　　刘锡彤、杨昌濬都曾行贿，刑部却说并无贿送情事。我父刑伤几成残废，我看到时还是两膝创伤累累，刑部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情事。所谓平反，实是反而不平。
　　对其他有关人员处理也是很轻的，余杭仵作沈祥，将病死尸体认作服毒，检验不实，使无辜惨遭重刑，只是杖80，徒二年。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毫无根据即说是砒毒，也只杖100，流3000里。
　　陈竹山在监病死。章纶香为虎作伥，写信给钱宝生叫他承认卖砒，但只是革去训导，杖刑都免了。
　　对不应加罪的，却判了罪。如沈喻氏杖100，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也杖80。毕秀姑吃了这样多的苦头，也要杖80。我父举人革职。至于杨昌濬、胡瑞澜，刑部在疏奏时并未提出参革意见，是慈禧下平反谕旨时，将两人革职的。还有刑部主事某因资助沈喻氏旅费，也受到处分。
虎口余生

　　我父出狱后，家产荡然，生活困难，依靠亲友帮助，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省外。我家世代养蚕，对育种积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我父亲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买。蚕种的招牌记号是“风参牡丹，杨乃武记”。凡我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这个牌记。每到育种时，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生活也日渐好转。我母亲有一天到桑园去收取晾晒的衣服，眼晴碰坏了，从此失明。
　　有人说我父亲出狱后做讼师，不是事实，不过有时也替别人写写状子。状子写在一块水牌上，要当事人自己抄。自己不会抄，就请别人抄，抄好即抹去，因为是惊弓之鸟，怕官府来找麻烦。也有人说，我父曾在上海《申报》报馆做过事，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没有到上海做过事。1914年9月，我父因患疮疽不治身死，年74岁。墓在余杭县西门外新庙前。
　　毕秀姑出狱后，回到余杭，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了其残生，死于1930年，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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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胡雪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胡雪岩？
大鹏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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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末四大疑案之一。同治十二年（1873年），葛品连旧病复发,暴毙，验尸认为是砒霜毒杀。余杭知县刘锡彤曾因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于是，对葛品连之妻毕秀姑百般威逼欺哄，使其诬杨乃武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上报杭州府衙。
    此案后经杭州知府陈鲁、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浙江巡抚杨昌浚、钦差大臣胡瑞澜等人草率复审，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直到最后惊动了慈禧太后，才使真相大白。然而两人受尽酷刑折磨的悲惨遭遇仍令人不胜唏嘘。此案除了给两个家庭造成不幸之外，也给浙江官场来了一次大地震，一百余位官员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个人缘由可堪玩味。
    一个本来不复杂的案情之所以越来越复杂，是因为在该案的背后存在着多种力量的博弈。满清朝廷与汉族武装集团之间、江浙籍官员与两湖派将领之间、浙江学子与浙江官员之间、醇亲王奕譞与恭亲王奕之间、左宗棠与胡雪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围绕此案展开了反复的争斗，最终导致胡瑞澜、杨昌濬等300多名官员中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使左宗棠的“两湖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前面这几个矛盾，前人都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今天重点讲讲胡雪岩这个背后推手。胡雪岩是怎么跟杨乃武搭上线的呢？原来杨乃武的乡试同科至交吴以同在胡雪岩家当家庭教师。当杨乃武的姐姐在杨乃武的指点下找到吴以同后，吴以同马上跟胡雪岩进行了汇报，胡雪岩正为左宗棠不从他这里贷款的事恼火，于是决定干左宗棠一票。
    恰好，此时正在家丁忧的浙江籍官员——兵部右侍郎夏同善要回京，于是由吴以同以老同学的名义出面邀请夏同善吃饭，由胡雪岩出钱做东。席间，吴以同跟夏同善谈论起杨乃武案。胡雪岩跟吴以同希望夏同善回京后能够多方走动，还杨乃武公道。
    后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回忆，当胡雪岩了解到杨家经济拮据时，立马出资赞助杨家进京路费，并将其在京所有费用也全包下来。杨菊贞进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夏同善投状子，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刑部为首的所有衙门，杨菊贞把状子都递个遍。然后在夏同善引荐下，求遍浙江籍在京官员三十余人。
    同年十二月，浙江士绅吴以同、汪树屏等三十余人联合上告，请求将人犯解京审讯，以释群疑。夏同善等十八名浙江籍京官多次在慈禧太后前为此案说话。朝廷下旨，责令杨昌睿将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最终导致了杨昌浚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
    事实上，胡雪岩支持杨乃武翻案的真正目的在于要砍掉左宗棠在浙江的左膀右臂杨昌浚。因为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西征军筹措军饷，即便左宗棠跟两江总督沈葆桢闹翻，只要有浙江巡抚杨昌浚在浙江筹集粮饷，西征军五年收复新疆的军令状也能实现，那他胡雪岩就没了挣钱的道儿。事实果然如此，杨昌浚被革职后，左宗棠不得不跟胡雪岩妥协，使西征军的资金运营命脉再次落到了胡雪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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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6-11-26
胡瑞澜与《胡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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