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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胡可与电影艺术家胡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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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7-01-30

— 本帖被胡宁生从胡氏人文移动到本区(2017-03-19) —

剧作家胡可：好生为人民服务

来源：光明日报王毅

　　胡可，1921年生，剧作家，满族，山东青州人。少年时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和第一中学，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参加北平郊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创作了《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经典剧本，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2007年被政府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胡可(右)与胡朋在一起

戎冠秀大娘。胡可根据其拥军事迹创作了剧本《戎冠秀》戎冠秀大娘。胡可根据其拥军事迹创作了剧本《戎冠秀》

话剧《战斗里成长》舞台照

　　2014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3周年，笔者拜访了久仰的剧作家——胡可。胡可与党同岁，一辈子与党同心，与党同音，与党同行。谈到近期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举双手赞成：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走的路线，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好生为人民服务”。
　　“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都是革命集体给的”
　　聊起往事，胡可感慨：“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都是革命集体给的。”
　　1921年2月28日，胡可生于山东青州一个满族家庭，父亲胡玉振年轻时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学军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军阀时期当过团长、旅长。后来，胡玉振参加直奉军阀战争，成为战败一方，其后基本在北平“赋闲”，1929年突发脑溢血去世。从此，胡可在比较贫困的生活境遇中继续自己的童年。
　　1929年，中国兵荒马乱。胡可一家这年冬天回到青州老家，次年便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几次大兵过境，人心惶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全国震动。当老师把这个消息向胡可和同学们讲述时，大家都痛哭流涕。
　　民族的危亡，屈辱的历史，在胡可心中深深打上了烙印。
　　1933年，胡可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由于作文触犯了时忌和编演讽刺老师的闹剧，他在读完第二学期就被学校“勒令退学”。随后，胡可随两位哥哥去了济南，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在济南求学的三年间，胡可受到两位哥哥的党性启蒙教育，逐渐投入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浪潮之中。他至今仍记得，是那时初步树立了革命的理想，成为一个向往中国共产党、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人。
　　初中毕业后，胡可满怀憧憬赴北平考高中。1937年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16岁的他坐火车到了丰台，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到车厢里来盘查，气氛十分紧张。
　　进了北平城，胡可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军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到北平后，胡可住在西单附近，能清晰听到炮声，不久便看到日军开进北平，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驰，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中国人。他感到自己已成亡国奴，考学也没了心思。
　　胡可的二哥胡旭在北平上高中，那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一天晚上他悄悄跟弟弟告别，说他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能参加抗日游击队，对胡可来说，无异于黑暗里见到了火光，他执意要与二哥一同前去。
　　第二天，兄弟俩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北平西北郊。那时，北平的郊区还是荒僻的农村，公共汽车只通到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两人下了车顺着田间小路走进青纱帐，走出几里地，来到一个叫大苇塘的小村庄，找到了游击队的队部。
　　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胡可学会了打枪，还参加了三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天门沟。那天夜里，游击队奉命到天门沟一座山梁担任警戒，监视山下那条由北平城通向温泉、南口的大道。胡可在山梁上，看到不远处有座装饰有十字架的教堂。
　　第二天中午，山脚下出现黄衣服、红肩章的日本兵，战斗随即打响。天门沟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太阳偏西，游击队居然还用机枪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
　　说起70多年前的这次战斗，93岁的胡可很得意：“当年荒僻的天门沟，就是今天国防大学背后的百望山森林公园，山下的那条大道，就是今天的黑山扈路，那座教堂现在也还在。”
　　天门沟战斗后，日军开始注意这支游击队，几次派大部队到妙峰山一带进行清剿。进入冬天，游击队补给越来越困难，开始沿青白口、斋堂向河北西部山区转移。
　　1937年12月11日，游击队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阜平县城。当晚，在县城戏楼前广场上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十周年、西安事变一周年和欢迎游击队的群众大会，聂荣臻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
　　而胡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欢迎会上演出歌舞戏剧的刚刚成立的抗敌剧社，竟是他以后要工作十几年的单位。
　　游击队在阜平驻下不久，被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胡可在改编前被送到军区新成立的军政学校去学习。学校设在阜平城东外的一座大寺院里，校长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孙毅将军。孙毅对胡可的影响很大：“在孙校长的引导下，短短四个月，我从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生开始变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引路人。”
　　在冰雪斑驳的河滩上，在生满荆棘的山路上，在寺院檐铃铁马的叮当声和朝朝暮暮的军号声中，胡可懂得了革命军队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在人民军队这个圣洁的大集体里，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征途。
　　1938年3月上旬，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大举进犯。胡可记得军政学校正准备会餐时接到转移命令。当夜，学员们抬着刚宰杀的猪羊，穿过被敌机轰炸后的阜平县城，随军区机关翻过长城岭，转移到山西五台县境内。此后，学校分驻在五台山脚下的几个寺院里继续上课。
　　这年4月，春暖花开，胡可毕业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抗敌剧社，从此成为一名八路军宣传员。
　　“伟大的作品将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
　　丁玲曾说过，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离开根据地，作家并不是什么都能写。胡可说，他的“根据地”就是革命军队。
　　抗敌剧社刚刚成立，演出的戏剧大都是从大后方或延安传过来的宣传抗战的独幕剧，如《顺民末路》《游击队》《林中口哨》等，胡可开始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并担任一些角色。
　　每当集会，抗敌剧社就到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戏台上挂起幕布，点起汽灯进行演出，军区首长和机关的干部战士就同当地群众一起坐在台下观看。因此，胡可能经常见到聂荣臻，有时在演出前聂司令员还登台讲话。
　　除了在驻地演出以外，胡可还随剧社到各军分区进行巡回演出，每天行军几十公里，到了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易县、五台等地。在八年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种漂泊动荡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下来，贯穿了胡可的整个青年时代。
　　1939年初，剧社进行整编，成立了戏剧、音乐、舞蹈、书画队，胡可被指定为戏剧队副队长。胡朋作为延安抗大第八大队的学员被分配到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胡朋1916年出生，比胡可大5岁，他们这一相识相伴，就是65年。
　　那时，胡可已有了自己创作剧本的强烈要求，于是从这年夏天开始，就尝试着创作歌词和剧本。他回忆说：“我们的《抗敌剧社社歌》里的两句话‘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集中表达了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态度。”
　　1940年春，胡可写了一个题为《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那是根据河北望都县柳陀村群众为了给被日寇杀害的59位乡亲报仇，青年们集体参军组成“柳陀排”的故事而编写的。
　　这是胡可的“处女作”。
　　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可是在1943年读到的，它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而在这以前的大约一年前，《讲话》精神已经在敌后的文艺队伍中贯彻。
　　1942年“八一”期间，聂荣臻对军区的文艺工作者作了重要讲话，他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训勉励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并指出伟大的作品将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
　　为了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抗战剧社开展了敌后“政治攻势”，以小型演出队的形式，在武装掩护下到敌占区向群众开展秘密演出活动，通过演出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我党我军政策。
　　1942年4月，胡可随剧社演出队穿过敌人封锁线，白天隐蔽在老乡家里，傍晚出动，趁夜色潜入预定村庄。为了防止汉奸向敌据点告密，由部队封锁村庄的路口，行人只许进村不许出村，同时通知村民前来看“八路军演戏”。演出完毕迅速撤离，再到另一个村庄隐蔽起来。
　　“政治攻势”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演出队临近结束时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几名同志牺牲，胡朋也负了伤。
　　抗战那几年，胡可曾多次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随战斗部队活动，跟随地方干部活动。他说，每次到生活中去，就感到充实，就感到充满了活力而文思畅涌。1942年秋，胡可写了一个以敌占区人民掩护八路军小战士为内容的多幕剧《秋风谣》。1943年春，他写了一个以游击区人民反抗敌人抢粮为内容的多幕剧《游击区米荒》。同年秋，又写了一个以根据地人民的减租斗争为内容的多幕话剧《贫农和土地》。
　　1945年10月底，为击退国民党傅作义部的进犯，解放军进军绥远。胡可以创作人员身份赶到前方，到第三纵队第八旅第二十三团“入伍”。
　　胡可大部分时间在一营二连，平时则组织各班、排编写墙报，帮他们画报头、作插图，闲暇时还为他们制作了几副扑克牌。就这样，胡可和这些淳朴善良的农家子弟兵建立了诚挚的友谊，直至1946年夏天才离开他们到另一支部队。
　　1946年冬，在平汉路北线的战役中，二十三团一营在易县刘家沟担任阻击，打得英勇顽强，被军区授予“钢铁第一营”光荣称号。胡可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特意赶到看望。他熟识的同志有的负了伤，有的牺牲了，健在的同志见了面格外亲热，每当他们提到一个名字，胡可脑子里便浮现一个熟悉的面孔，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描写那些为人民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战友。这一想法埋在他的心底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写出了多幕剧《英雄的阵地》，才了却夙愿。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胡可经常随野战部队行动。1946年6月，他来到大同前线，到第三纵队第七旅“入伍”，并随该旅二十一团二营参加了攻打敌坚固据点沙岭子的战斗。1947年随第二纵队第五旅十五团参加了南线战役，从河北正定一直打到山西榆次，参加了白泉战斗、黄丹沟战斗、段廷战斗。夏天又到第四纵队“入伍”。
　　1948年，胡可和剧社创作组的七八位同志一起到设在石家庄的补训兵团“入伍”。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新兵已经占了相当比重，为了编写一部教育新兵的大型剧本，大家分头扎进战士中间。不久就集体创作了《生铁炼成钢》的剧本初稿，新中国成立后改写为《战斗里成长》。
　　抗美援朝期间，胡可曾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1952年春入朝后，他感到光靠采访远远不够，决心用较长时间到作战部队中间去体验生活。
　　到达某军时，一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一个师开上去。撤下来的师打了胜仗，中间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总结和召开庆功会，是采访的极好机会。
　　胡可克服了“材料”的诱惑，要求跟随接防的那个师上去。后来证明他这个决心下得对。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胡可亲身体验了严酷的斗争，熟悉了活跃在这场斗争中的各种人，经受了感情的激荡。而这些，即使在熟练的采访中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回家后的第二年，胡可写出了多幕剧《战线南移》，以一个师的战斗作为背景，写了几个人物，回答我军为什么必能战胜强敌这个问题。胡可说： “写这部作品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心一直沉浸在朝鲜战场豪迈乐观的气氛当中，一直生活在我的志愿军战友们中间。这部作品倾注了我的全部感情。”
　　如今，胡可年过九旬，仍时常回想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讲话》精神的精髓，已经融会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变成了我们自觉的追求，比如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等等。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观念有些比较陈旧，甚至有些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我们都能意识到，但却很难改变了。”
　　同时，胡可也对当下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不幸的是，许多人认为深入生活就是采风，就是在当地政府热情接待下的参观访问。有不少作家、艺术家，或热衷于自我表现或热衷于名利，把文艺完全当成了商品，有些作品精益求精，但是看不出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容就这么被简单化、庸俗化，被掏空了。”
　　“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战争环境动荡不定，军区机关经常迁徙，剧社演出更是四海为家，胡可记不清曾经投宿过多少村庄，接受过多少房东大娘大伯的热情照料。他说，这些大伯大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里来，因而把投宿的战士也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是他们为军队做军衣军鞋，出差出工，自己吃糠咽菜而把碾好的小米交了军粮，是老百姓支撑着整个敌后抗战。
　　1943年上半年，胡可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文章，文章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克服特殊和自大的毛病，那是专谈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
　　1943年秋冬，敌寇对边区腹地冀西山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残酷“扫荡”。反“扫荡”结束以后，胡可逐受领任务突击写出了控诉敌寇暴行鼓舞军民斗志的活报剧《复仇》，经排练在军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演出。“作品写得不好，谈不到什么人物故事，却倾注了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和对边区父老乡亲的觉悟。”胡可说。
　　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地点设在阜平县史家寨临时搭起的大席棚里。胡可作为剧社的创作人员，列席了这次群英会，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戎冠秀大娘。
　　而此后的半个世纪，从创作《戎冠秀》到《槐树庄》，胡可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保持着胜似母子的亲情。
　　会后，领导给了胡可一个任务，把戎冠秀拥军事迹编为戏剧。于是，胡可和将在剧中扮演戎冠秀的胡朋，一起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继续进行体验采访。
　　在和戎冠秀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胡可了解了她的辛酸过去，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我们这支军队有这样深沉的感情。
　　1937年秋，戎冠秀和丈夫被地主夺了佃，一家人哭哭啼啼无路可走，北上抗日的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戎冠秀带进了崭新的生活。善良、正直、敢说敢道的戎冠秀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会长，把来来往往在她家落脚的八路军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还救过八路军伤员。
　　在戎冠秀家相处的日子，胡可、胡朋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正式谈起了恋爱。一年以后的1945年春，他俩结了婚。
　　此后，胡可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抗敌剧社广泛演出，胡朋扮演主人公戎冠秀，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戎冠秀的影子。戎冠秀那处变不惊的神态、果断豪爽的性格、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在胡朋的表演中体现出来。从此，戎冠秀成为军民关系的一面典型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胡可、胡朋随军区到北京工作，戎冠秀也经常来北京开会。1950年戎冠秀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胡可、胡朋一起去看望她。戎冠秀告诉他们，战争结束后深山沟里已经难得见到咱解放军，因此特别想念部队的同志。而且，她在抗战胜利那年把小儿子送去部队，还立了功。
　　告辞时，戎冠秀眼里闪着泪光，用她那两只大手攥住胡可的手叮嘱：“好生为人民服务！”就像母亲在嘱咐自己的儿女。
　　1954年，胡可和戎冠秀都当选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戎冠秀临时住了医院，胡可去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58岁，白发明显地增多了，她讲她的小儿子后来担任炮兵连长，1951年牺牲在朝鲜战场。胡可顿时感到在她身上“子弟兵的母亲”这个称号的重量。当戎冠秀送胡可走出医院的长廊，像往日那样抓住他的手嘱咐“好生为人民服务”。
　　胡可牢记着“好生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始终保持着人民战士的忠贞，始终保持着平常百姓的朴拙。
　　2000年的一天，解放军艺术学院请离休多年的胡可讲课。按照学校的规定，讲完课要给他发讲课费，但胡可说，我原来就是军艺的院长，现在我来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讲两节课，怎么能要讲课费呢？不但讲课费坚辞不要，即使学校准备好了的午餐，胡可也谢绝了，坚持回家去吃。
　　如今，老战友一个个走了，乡亲们也一个个走了，相伴60年的胡朋也走了，白发苍苍的胡可无限惆怅：“时常想念的仍是冀西贫瘠山村的老乡们，和冀中平原上的贫农团的兄弟们，仍是那绥远前线、大同城郊和太原东山上的战友们。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作者为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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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戏外——戏剧家胡可印象记

作者：张鹰

　　别人都叫他“胡部长”或“胡院长”，可我更愿意称他为“胡老”。老者，尊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当代军旅戏剧的一位里程碑和泰斗式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他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官职。时移境迁，一切都可以淡去，但他在中国当代军旅戏剧史上的身姿却永远挺立。
　　我与胡老的第一次“邂逅”应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在新落成的露天电影院里看电影，那天放的是《战斗里成长》，我被赵石头一家人的命运深深打动，也就是在那天，我记住了这部电影的作者的名字叫胡可。又过了好几年，我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文学史教材里看到了我深刻地铭记于记忆中的名字，再后来，我成了南京大学戏剧学专业的博士生……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在和这位无意中闯入我记忆中的作者渐渐走近。又是几年，这种感觉得到了验证，我不但穿上了军装，走入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行列之中，而且，我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胡可老人的《剧事文稿》，后来，我们又有了许多的接触，我编辑了他的另一部书稿《走过硝烟——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战地手记》，现在，胡老的自传又放在了我的案头上，我对这部即将由我编辑的凝结了胡老一生革命经历的书稿充满了期待与向往。
　　我总觉得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我走近了这位老人，我感谢这种力量！因为我借此走进了一段鲜活的历史之中。
　　在我的心目中，胡可老人就代表着一段硝烟与战火中弥漫的历史，同时他还是一部凝重大气的诗篇——也许，只有那血与火的历史才会熔铸如此凝重大气的诗篇。
　　我第一次见到胡可老人是在八九年前黄寺西院的大操场上，那时我刚刚接到《剧事文稿》的书稿，有些问题需要和作者沟通。胡老说他每天的黄昏都要到大操场上散步，便约我到那里去谈。那天的具体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却记住了一个在夕阳中穿深灰色的风衣、头戴灰色礼帽，拄着一根拐杖匆匆向我奔来的精神矍铄的老人，以后我又见过胡老许多次，仍旧是这样的装束，也仍然是拄着一副拐杖匆匆奔走的身影——后来，胡老匆匆奔走的身影便幻化成一幅画面，镌刻到了我的心底。
　　在黄昏的夕阳中匆匆奔走也成为胡可老人精神与人格的写照。
　　那次见面，胡可老人的一席话也让我记忆深刻：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讲话》精神的精髓，已经融会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变成了我们自觉的追求，比如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等等。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观念也有些比较陈旧，甚至有些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我们都能意识到，但却很难改变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前辈在一个后生小辈面前如此冷静客观地剖析自己，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其实，哪一代人，甚至哪一个人又不带有自己难以逾越的局限呢？胡老和他那一代人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是一个或一群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大潮的感召所做出的无可选择的选择而带来的。
　　胡可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与硝烟中走入革命队伍中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青年。1937年，他离开家乡济南前往北平报考高中，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16岁的他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于是跟着已经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的哥哥胡旭出城投奔了一支抗日游击队，这年冬天，这支游击队与聂荣臻率领的一支八路军汇合，成为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胡可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后来又被送到晋察冀军政学校学习，1938年毕业后被分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抗敌剧社，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与革命文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抗敌剧社，他先是做演员，因为口齿伶俐普通话讲得好且会作多种表情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并在剧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官兵看到演出，剧社的同志不但在驻地演出，还要巡回到各个分区演出，每天背着二十多今的背包行军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都是常事，但即便在这种艰苦紧张的斗争生活中，胡可和剧社的同志们仍抓紧一切间隙的时间学习戏剧知识，提高自己。1940年春天，胡可写了独幕剧《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剧作是根据河北望都县柳陀村的青年农民为了给被日寇杀害的59位乡亲报仇而集体参军组成柳陀排的真实故事写成的，从此以后，胡可便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连续创作出了组剧《血的五月》中的《五三》、《清明节》、《戎冠秀》等，他创作的每一部剧作，都是为了当时的革命战争甚至是为了宣传某一个抗日纲领而作的，这样的创作方式，对于那些一味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来说，的确有些难以想象，但在当时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抗日才是第一需要，生活就是舞台，舞台也就是战场，演员和剧作家首先应该是战士，他们进行的是特殊的战斗，他们给予官兵的是巨大的精神动力。其实，他们当时也并非不要艺术，只是没有时间坐下来精打细磨罢了，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胡可还读了《铁流》、《毁灭》、《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苏联小说，并在参加排演《大雷雨》、《俄罗斯人》、《前线》以及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中进行学习，为他以后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基础。
　　八年的抗日战争，胡可和他所在的抗敌剧社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起来，其后，又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很多情形下，他不但是作为戏剧工作者，也是作为指战员而出现在战争的烈焰与血泊中的，当然，战争也给了他丰后的馈赠，他解放后创作的几部大剧，如《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以及《槐树庄》等，都无一不是来自于丰富的战争中的经历与体验，也正是因为将自己的创作置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上，因此，作为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奉命而作，但来源于生活的具有浓郁生活细节的戏剧场景，对于所写人物的了然于心的熟悉，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使得他的作品尽管催生其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却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艺术上的魅力。
　　胡可和他的那一代人，是在以自己的青春与生命见证与创造着历史，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可以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且，即使现在，洋溢于其中的那来自于生活深层的灵动与鲜活都是今天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他们的作品之鲜活与魅力，来自于对血与火的战争的亲历以及血与火淬就的与人民群众的浓浓的血肉联系。现在的作家喜欢讲“深入生活”，但胡可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根本就无需刻意去深入生活，他自己就在生活中，生活于民众中，他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胡老曾经讲述过两件事令人难忘。在涞水县工作期间，村里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叫小歪，爱唱爱跳，人们都很喜欢她。几年后，胡可与胡朋的孩子出生，为了表达对那段生活以及那个乡下孩子的怀恋，他们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歪歪”。而且，这个名字一用就是好几年，直到孩子上学，才改名叫“胡伟伟”。还有，20世纪40年代，胡可曾创作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剧本《戎冠秀》，为了在舞台上再现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风采，胡可和扮演戎妈妈的演员胡朋多次到戎冠秀所在的下盘松村采访，和戎妈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60年代戎冠秀来北京参加全国英模大会，会议期间，胡可去看望戎妈妈，并把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给戎妈妈看，戎妈妈一把将照片抢到怀中，生怕他会要了回去似的，一连声地说，这张照片给我了，你不许再要回去！——与人民群众如此密切的血肉联系又怎能不创作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呢？作为戏剧家的胡可拥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土壤，恐怕也会让今天的那些浅尝辄止地立于生活的表层的作家们汗颜的。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胡可老人所说的他那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局限，可能就是指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没有时间更多地研磨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服务，为政治工作的需要服务成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因此，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艺术显得有些粗糙，某些观念甚至也与文学的创作的一般规律有相孛之处，这或许是胡可老人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民族在外族的侵略铁蹄下痛苦、流血、呻吟的时候，她的儿女又怎么可能安心地坐在象牙塔里沉潜于艺术中呢？如果那样做了，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遗憾或缺陷呢？如果历史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胡可老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场上，并用手中的笔为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摇旗呐喊的。——而且，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们的确把艺术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还有什么比用自己手中的笔谱写民族解放的壮丽史诗更壮观的事情呢？应该说，胡可和他那一代的艺术家们创造的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敢于正视自己的作家是不可能止步不前的。所谓“观念的陈旧”在很大程度上是胡可老人的自谦之词，实际上，他一直都在以开放的心态，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戏剧艺术的发展创新。晚年的胡老，致力与戏剧理论的探讨与戏剧新人的奖掖与培养。《剧事文稿》一书就是一部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再后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又出版了胡老的戏剧理论著作《胡可戏剧杂文》。在这两部著作中，既有对戏剧理论、戏剧历史的宏观论述与分析，又有对新出现的作家与作品的切中肯肴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而且，对于新人新作的关注，在胡老晚年的戏剧理论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对戏剧新人的奖掖与培养，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晚年的胡老，从部队文艺领导者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一刻都没有懈怠下来，参加地方剧协的活动，担任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评委，关注部队戏剧事业的发展等等，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经常可以看到胡老拄着拐杖匆匆行走的身影，看演出，评奖，开会，有时还要到外地出差。有一次，胡老去北京人艺看辽宁人艺演出的话剧《鼓王》，戏散后被一辆逆行的小轿车撞倒，肇事司机逃去，后来，胡老在路人的帮助下在一家小饭馆给家人打了电话，送到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骨折。手术过后，胡老仍然是匆匆地奔走于各个剧院和会议场所，对于戏剧事业，他有一股发自本能的热爱与热情，对于部队的戏剧事业，就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与热情。不仅如此，胡老还具备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不具备的一种精神特质，有时我想，这或许也是因为战争生活的血与火的锤炼吧。上个世纪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我因“戏剧卷”的编写工作多次上门去向胡老求教，每次胡老都热情接待，认真答疑，哪怕连一点细小之处都决不放过。我称胡老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戏剧史，胡老笑笑说，许多事情亲历了便感到亲切。胡老还鼓励我在工作之余多关注一下军旅戏剧，写一些军旅戏剧的评论文章。2000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戏剧美学”课的教学，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要请一些德高望重的戏剧专家讲课。我自然想到了胡老，一说起这事胡老便慨然应允了，一堂课下来，博得了学生的阵阵喝彩，但下了课胡老却让我犯了难——也是按照学校的规定，讲完课要发讲课费的，但胡老说，我原来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现在我来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讲两节课，怎么能要讲课费呢？不但讲课费坚辞不要，即使学校准备好了的午餐，胡老也谢绝了，坚持回家去吃。那天不但是我，在场的人所有人都感动了。新年到来的时候，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的张志忠老师，我，还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学生捧了一篮花去看胡老，也是为了向老人家汇报一个学期来的教学，胡老欣慰地笑了。从胡老的笑容中，我们又一次体味到了胡可老人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对军旅事业的关注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拳拳之情。
　　那次拜访，胡朋老人也在，她满头银丝，拄着拐杖和客人打着招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生活中的胡朋老人。很多年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她扮演的郭大娘的形象，后来知道她就是胡可老人的夫人，再后来曾经在电话里和老人通过话，老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热情，谦逊，这点和胡可老人是惊人的一致。交谈之中，胡朋老人话不多，更多地是胡可老人讲，但从两位老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默契以及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浓浓的情感。不过，真正走进两位老人的情感生活，知道了他们之间美丽的爱情故事，则是在最近读了胡可老人为自传写的《和胡朋相伴一生》的章节，老人的叙述很平淡，没有缠绵悱恻的抒情，没有风花雪月的描写，但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让人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爱情。我突然想起了许多年前读过的诗人郭小川的一句诗：“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诗的意境，但读了胡可老人的文章，我突然觉得用这样的诗句形容胡可与胡朋两位老人之间的爱情，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胡可与胡朋老人相识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上。那是1939年，抗战已经开始了一年半，胡朋作为延安抗大第八大队的学员被分配到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的时候，胡可正生着一场重病，昏迷中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女声在念台词。在这之前，抗敌剧社是没有女演员的，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有男性来扮演，很不自然，剧社急需女演员，所以，原本想到前线扛枪打仗的胡朋被分到剧社，做了女演员。又过了二十多天，胡可病好后才第一次见到胡朋，不过，他们并没有像电影小说上所写的那样一见钟情。在那个一切为了抗战的时代，两位投身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男女也许根本就无暇顾及自己的私情。尽管如此，他们在舞台上下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在舞台下，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到驻地巡回演出，他们都事事冲在前头，且都担任了演出队的副队长，后来，女同志多了，胡朋还担任了妇女队长。舞台上，他们的配合更为默契，胡朋在到剧社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在独幕剧《电线杆子》、《东北的一角》、《到山那边去》和多幕剧《丰收》、《我们的乡村》、《两年间》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接着，1940年以后，剧社开始排大戏，胡朋又在《母亲》、《日出》、《雷雨》中扮演了母亲、陈白露、侍萍等人，胡可在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也以演员的身份在剧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在《雷雨》中，他扮演了鲁贵，第一次在舞台上与胡朋扮演夫妻。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如火一般的激情和对于戏剧事业的热爱，催发了两位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在由胡可编剧的《戎冠秀》一剧中，胡朋扮演了戎冠秀，而胡可则扮演戎冠秀的丈夫李有，为了演好角色，他们曾到下盘松村和戎冠秀交谈，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戎冠秀》成功演出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爱情成熟之时。1945年春节前，他们结了婚。但婚后没有多久，胡可便从抗敌剧社抽出协助平西军分区挺进剧社的工作。这次分别尽管二十多天，但却成为他们一生的写照。在此后的许多年中，他们各自奔忙着，聚少离多，但他们却永远相互牵挂，相互支撑。战争年代，尽管都在抗敌剧社，但也随时都会因战局的变化而分开，有时相距不过十来里，也无见面的机缘，有时即使见面，也是匆匆一瞥。在这期间，胡朋像她所扮演的革命母亲一样，扮演着革命者的坚强的妻子。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小驹出生的时候，胡可正在前线，直到许多天之后，儿子才见到自己的父亲。而小驹因营养不良而去世后，胡朋在很长时间里瞒着丈夫，默默承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50年代，胡可随部队开赴朝鲜前线，在前线一年多的时间内，胡朋带着两个女儿，一方面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一方面还要在电影制片厂承担繁重的拍摄任务。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北京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也仍然是聚少离多——胡可先是在总政创作室从事剧本创作，后来又担任部队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而胡朋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后来又调到北京军区之后，一直都在做演员，两人都有自己钟爱的事业，也就很少顾及到家庭。很多年，他们在北京都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直到星期天才能匆匆地见上一面，或在胡可的宿舍，或在胡朋的宿舍，以至于女儿们总觉得有两个家，一个是爸爸家，一个是妈妈家。刚刚离休的时候，两位老人还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业，胡可经常参加地方剧协的活动，而胡朋则参加一些影视剧的拍摄。
　　半个多世纪来，夫妻两人只一起去过北戴河两次，一次是为了带两个女儿去看大海，还有一次是带外孙女看大海。再有一次就是在亲戚的陪同下游了趟白洋淀和清西陵。他们太钟爱自己的事业了，根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雅兴。但是，他们并没有出现当代人所经常面临的“情感危机”，而是让爱情在彼此的事业中迸发出绚丽的火花。离休许多年后，随着社会活动的渐渐减少，两位老人才有可能坐下来在一起看看书报，相互聊聊天，共同的战斗生活，共同的老战友，不同岗位上的经历，电影圈与戏剧圈各自接触到的人和事使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他们共同接受采访，共同写回忆文章，他们一起撰写的《敌后纪事》199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本书是这两位革命老人晚年爱情生活的见证。胡可曾深情地把晚年岁月称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然而，2004年12月28日，胡朋老人静静地走了，走得很突然，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可以想见，爱侣的突然去世会给胡可老人怎样沉重的打击。
　　得悉胡朋老人去世的时候，我曾经想给胡可老人打电话，但电话拿起又放下，我想给老人写一封信表示慰问，但又不知该从何下笔——我知道，面对如此大的悲痛，任何语言或安慰都是苍白的，我最终选择了沉默，但沉默中总会出现胡可老人在黄昏中匆匆行走的身影，我为老人祈祷并祝福着。
　　去年年底的一天，我接到了胡可老人的电话，老人在电话里说，他正在整理个人的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写到胡朋，想以自传的形式出版，问我是不是愿意再做他的书的责任编辑。我很高兴，胡可老人是中国当代中国戏剧史上矗立的一座高峰，他的自传，不仅仅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往事的回忆，也是对中国军旅戏剧史的一种勾勒；我更高兴的是，也许这部自传会将老人带出失去爱侣的阴影。
　　前不久，我终于看到了凝结了老人晚年的心血和对妻子胡朋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自传，那本书让我再一次走进了老人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和戏剧人生之中，也读到了一首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壮丽的爱情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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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冠秀是胡可、胡朋夫妇的“红娘”

来源：解放军报（2006年3月31日）

胡可、胡朋夫妇1982年与戎冠秀（中）的合影

　　在我国戏剧界，著名剧作家胡可和知名演员胡朋夫妇相濡以沫六十年的婚姻，有口皆碑。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们的结合，与著名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有关。初春，记者来到北京黄寺某干休所，在胡可老人简朴的书房里，亲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记忆犹新的“群英会”
　　“我最初见到戎冠秀，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胡老虽然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反应敏捷，回忆起过去，兴致勃勃。
当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刚刚结束。为了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
　　当年的戎冠秀，是一位来自偏僻山区的老大娘，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袄，安详地坐在那些模范人物中间。“群英会”上来了位老大娘，格外引人注目。她是最后一天发言的，但她的发言却吸引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她站在讲台上，把两只大手搭在一起，像拉家常那样叙述了自己掩护和抢救八路军伤病员的经过。她讲得没有一点拘束，没有一点虚夸，像是对着自己的亲人述说着那些自己应当要做的事情。大家鸦雀无声地听着，深深被她那母亲般的对子弟兵的疼爱之情所打动。她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台，很多战斗英雄都离开了座位，拥上前去把她围了起来，就像儿子们围到了母亲的身旁。
　　胡可是作为一名创作人员列席会议的。会后，领导给了他一个把戎冠秀的拥军事迹编成戏剧的任务。会议结束以后，抗敌剧社就指定他和演员胡朋一起，护送着荣获“子弟兵的母亲”称号的戎冠秀大娘，回到了她的家乡——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并且在那里补充采访和熟悉生活，为日后的创作和表演做准备。和戎妈妈相处的日子
　　戎冠秀是平山县下盘松村最早的妇救会长、共产党员，她把来来往往的八路军都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总是把积攒下来的最好吃的食物给同志们吃。她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过的八路军战士不计其数。但是，当他们向她道谢时，她的回答却是：“你们为老百姓流血牺牲，谁谢你们了？”
　　胡可、胡朋就是在这样亲人般的温暖中，在伟大的母爱中，继续着他们的访问。胡朋以一个文艺女战士的身份和戎冠秀住在一起；胡可住在另外一个老乡家里，早上到戎冠秀家里吃饭。戎妈妈把他俩视为自己的儿女，想着法儿包饺子、做炸糕，弄了很多好吃的；戎妈妈说话随和而亲切，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俩的手攥在自己的一双大手里，向他们述说自己经历过的苦日子。
　　胡可、胡朋在同戎冠秀妈妈的朝夕相处中，曾谈到过很多问题，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谈到抗敌斗争等等，话题甚为广泛。作为妇救会长，戎冠秀为保护妇女的利益做了不少的好事。她不但为挨打受骂的童养媳和妇女们讨回公道，还为她们争得了上夜校、参加会议的权利。胡可、胡朋对她这种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区人民当家做主事业中去的精神，十分敬佩。
　　就这样，胡可、胡朋不仅常和戎妈妈交谈，了解她的过去、家庭和儿女，还一起走村串巷，找老乡们谈话，了解村子里的情况。偶尔，他俩也会走到村子小河旁散步，聊一聊各自的采访感受和文艺创作思想。胡可白天访问，晚上就在一盏小油灯下，趴在炕桌上开始写剧本。不期而至的“烽火恋情”
　　在和戎妈妈相处的日子里，胡可与胡朋的爱情也开始萌芽了。胡老回忆说，在这之前，他俩之间的爱慕之心早就有了。1939年胡朋来到抗敌剧社，就和胡可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排戏，一起行军、执行任务，共同在舞台上演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地生活，使同志间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大家对彼此的性格脾气秉性，颇为熟稔。
　　胡朋学生时代就登过舞台。后来，在漫长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她从一个秀美的知识青年开始接触广大劳动妇女，并和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擅长在舞台上饰演那些热心革命的正直、善良、勤劳的中老年妇女。早在1940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她就和一批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艺术家崔嵬、丁里、凌子风等，同台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胡朋饰演母亲尼洛夫娜。这是边区演出的第一个大型外国话剧，演出十分成功。
　　“当时她戏演得好，名声比我大，但不知道她心里是否有我，我也不能主动表示，怕碰钉子啊！”当年，胡可眼中的胡朋是“事事带头”的人，工作抢先，脾气急且倔，似乎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强的人做伴侣。然而，在戎妈妈家的朝夕相处却让他俩慢慢地走到了一起。当时，那种朦胧而甜蜜的感觉虽然彼此都感觉到了，但谁也没说。和戎妈妈在一起的日子，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增进相互了解的机会，最终，两个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捅开了。一年以后的1945年春，他俩结婚，成为相携六十载的“爱人和同志”。
　　此后，胡可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胡朋扮演主人公戎冠秀，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戎妈妈的影子。她处变不惊的神态，果断豪爽的性格，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在胡朋的表演中成了烙印。为了宣传解放区的军民关系，抗战以后这出戏还曾在张家口公演过。胡老说：“戏写得像一篇松散的报道，自然是不成功的，但它却倾注了我这个年轻战士对子弟兵母亲的敬爱之情。”此后，经过了整个解放战争，胡可一直没有见到戎冠秀同志，再次见到她时，已经是建国以后了。
　……弹指六十年过去，2004年12月底，著名演员胡朋不幸去世，而这段源起戎冠秀妈妈的姻缘佳话，却成为胡可老人永远的一段温馨而绵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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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家胡朋上校：观众过目不忘的“双枪老太婆” 胡朋

　　胡朋(1916,4,28—--2004,12,28)原名初韫成，山东莱阳人。1936年高中毕业后到上海，在正风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任演员。1949年冬，调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1950年由成荫导演的《钢铁战士》。图为1964拍摄的《烈火中永生》剧照，她饰演双枪老太婆。

　　1958年春，调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总团任艺术指导，并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钢铁战士》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她获得个人一等金质奖章。1991年荣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荣誉奖”。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年被评为“中华影星”。她所塑造的舞台和银幕形象多为母亲、老年妇女类型，质朴，自然，鲜明，生动，为广大观众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