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 [复制链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
    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 "985" 工程外聘专家。

　　过去几天，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先后两次对华“示威”，称印度军事上应将重点转向北部边境，印度不允许南亚邻国向中国“漂移”。根据自身需求与威胁感知，一国政府调整军事防范重心和外交政策布局，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分内之事，本无可厚非。但由高官公开建议政府采取一个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的防范性政策，这显然无益于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只会加深国家间疑惧。
　　常态化难题与结构性矛盾交织
　　本来中印关系就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之一，需要双方精心经营。中印之间存在着“发展竞争面”“战略猜疑面”“主权争端面”“历史负债面”“民意对立面”“地缘竞夺面”。这六大矛盾本身又蕴含着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几大常态化难题，如西藏问题、领土争端、第三方因素、贸易失衡等。
　　近三年来，令中印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是，两国在核心利益交汇区尤其共同毗邻地区的“秩序之争”渐趋尖锐。这种“秩序之争”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质，因为国强必先始自周边，强国必以周边为战略依托与发展延伸。中印两国同时崛起又相互毗邻的地缘现实，使两国在国家核心利益交汇区——主要是南亚次大陆和北印度洋地区——的利益碰撞与秩序之争似乎难以避免。如果缺乏必要的战略理解与沟通，中印越崛起，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的地缘冲突就越激烈，两国关系也就越难以稳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莫迪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开反对。印度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倡议，更是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安全优势的地缘政治扩张战略。在印度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干扰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常态化难题，尤其是“第三方因素”升级转化成了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系统性矛盾，即“地缘秩序之争”。新德里这一立场如若不变，中印关系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恐都难以建立政治互信。
　　不仅如此，原有的常态化难题反而易成为双方应对这种结构性、系统性矛盾的便利性工具。这种发展趋向如同饮鸩止渴，不但无益于化解两国的“地缘秩序之争”，反让两国间的常态化难题也同步趋于复杂化。例如，近年纠缠中印关系的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涉巴恐嫌列名联合国制裁名单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问题、洞朗对峙乃至最近越炒越热的“印太”战略概念等等，无不是“第三方因素”“边界争端”等常态化难题的一种复杂化升级，它体现的是两国“地缘秩序竞夺”愈发激烈的尴尬现实。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印关系犹如逆水行舟，要想稳住不退都需积极下大力气。而如拉瓦特这样的印度高官却贸然释放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公开言论，这只会让中印关系之舟面临更大的前行阻力。
　　如何才能让中印关系摆脱困境
　　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印关系摆脱原地打转甚至后退的困境呢？首先，中印要树立两国在周边地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和秩序观，尤其印度需破除“传统势力范围”这一零和的冷战思维。唯有如此，中印才能摆脱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修昔底德陷阱”。任何大国都不能把邻国看成“私产”，类似拉瓦特那种“不允许南亚邻国向中国漂移”的言论，显然有悖这个时代的发展大潮。这种地缘零和观若不破除，中印极有可能在共同毗邻地区陷入地缘竞夺战，其结果必然是中、印、邻三败俱伤。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印两国有责任在共同毗邻地区营建良好环境，不仅满足两国人民而且满足整个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国彼此在毗邻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计划完全可以实现对接。
　　其次，中印两国要学会相互欣赏。中印都是有情怀的大国，都在努力探索第三条道路。印度基于传统文化，试图通过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将国家带进发达国家之林;中国基于传统文化，努力通过一党执政、多党协商的民主政治实现民族复兴。两国宪法序言里都有“社会主义”一词，足见两国第一代领导人都有“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烈追求，这是两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初心，也是两国政府理应加大战略沟通的坚实基础。两国政府都面临带领各自十数亿的庞大人口奔小康的艰巨任务，双方原本有交流不完的治国理政话题。两国政府只要聚焦发展合作，不断加深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沟通，中印关系之舟的压舱石就会越来越沉、越来越稳。
　　其实，中印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相互提携、结伴而行，不仅是两国广大人民的期盼，也是地区和世界人民的期盼。两国取得巨大成功，将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极大丰富，使人类在发展道路上不仅有“华盛顿共识”，还有“北京共识”和“德里共识”。
　　第三，中印扩大合作是稀释分歧干扰的最佳路径。中印之间虽有前述的常态化难题与结构性矛盾，但也存在“地缘互依面”“发展互补面”“战略互需面”“文化互通面”，这是两国能够开展广泛合作的强大基础。坦率而言，中印间的那些常态化难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都难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要想有效稳住中印关系大局，两国除加强分歧管控、危机处理的能力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搁置分歧、扩大合作。除了双边层面，两国还要加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尤其当前，美国接连退出全球治理与多边协定，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面临保护主义干扰，中印两个新兴大国更有责任成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治理的排头兵，这也符合两国发展需求。随着合作领域增多、合作空间扩大，原本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会迎来柳暗花明的解决之机。
　　最近几年，中印关系经常出现上半年摩擦不断、下半年努力平复的“怪现象”。但愿中印关系今年不再重蹈老路，原本就错综复杂的中印关系经不起这样反复折腾，拉瓦特将军们还是少点负面言论为好。(作者是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11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
    对中国而言，“印太战略”的一大破局之道就在于稳住对印关系，鼓励新德里坚守战略自主文化（另一个重要的破解路径就是，抓住日本安倍政权有意与华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心思，改善对日关系）。
    本文系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对“印太战略”构想与中印关系前景的最新评述，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
    去年秋天以来，特朗普及其团队反复提及“印太”概念，特别是去年12月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在“区域战略”下单列一节专述“印太”构想。一时间，缘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印太”概念终于在美国接棒后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特朗普“印太战略”目前仍处于构想阶段，碎片化明显。“战略”一词仍主要是学界归拢特朗普在印太地区的诸多政策时所用。特朗普在去年11月于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虽然12次提及“印太”，但并未与“战略”一词挂钩，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印太”相挂钩的词汇是“地区”。对于“逢奥（巴马）必反”的特朗普而言，他只是顺势借用了日本首相安倍二任以来一直鼓吹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这一概念，用来包装其现行的相关亚太及南亚政策，以替代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这一构想有着浓厚的制华色彩，旨在更广大的印太地区网络更多力量共同规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力量平衡”。它的出台更多是美建制派尤其是军方——而非特朗普本人——意志的体现，以及为了安抚与美一样不太适应中国崛起的美国盟友及战略伙伴。其构想主要有两大核心内容。
    一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印太战略”的价值取向、粘合剂、动力源、战略诉求。这里的所谓“规则”和“秩序”说到底就是指美西方的“规则”和“秩序”，其对冲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味道太过明显，毫不掩饰。而且暗含这样的霸权逻辑，即当前美国制订的规则是“善的”，而中国所要推动确立的新规则是“恶的”；美国主导下的秩序是“善的”，而中国所要构建的新秩序就是“恶的”。
    二是构建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在特朗普“印太战略”构想里，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是骨架。特朗普强调盟友和伙伴要主动担当，“勇挑重担”。他在去年APEC峰会上称，美将寻找“强大伙伴”，而非“软弱伙伴”。为此，特朗普及其决策团队希望日澳印三国从东、南、西三面发挥战略三“锚”的作用。去年11月，美日澳印四国利用东亚峰会之际召开了司局级安全对话会，此举标志着四国合作机制时隔十年后的再度复活（十年前的2007年，四国曾搞过一个司局级对话。但在中国抗议下，陆克文领导的澳大利亚主动退出；印度当年半心半意，只有日本非常积极，但安倍政权很快垮台了。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由日本推动的四国合作构想最终被奥巴马后来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所消解）。在今年1月初新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瑞辛纳对话”（有点类似“香格里拉对话”）上，美日澳印四国高级将领更是同台亮相，大谈“印太战略”构想与中国的威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印、美日澳、日印、美印等多个部长级安全与防务对话已为四国机制奠定了基础；“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也已由美印扩展为美日印三方参与，澳在不远的将来或将应邀入伙。
    一是中国变量。美日澳印四国对中国的崛起均感不适，牵制中国遂成为这四个国家的超强战略共识。“印太战略”构想所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就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现有规则与秩序的冲击。特朗普团队指责中国打破“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即将卸任的太总司令哈里斯在印度第三届“瑞希纳对话”上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是“秩序的破坏者”；美国新出炉的《国安安全战略报告》中则将中国（以及俄罗斯）称为“修正主义强国”，指责中国对美国搞“经济侵略”；特朗普的首份国情咨文更是进一步将中国定性为“对手”，显现美方对华敌意明显上升。连美国都有这样的体感，遑论日澳印三国了。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第三届“瑞希纳对话”上，不但四国高级将领同台公开渲染“中国威胁”，参会的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更是放言，“可以通过营造孤立中国的环境，迫使其改变行动”。特朗普及其团队上台前后还一度不断对普京“放电”，大谈改善对俄关系意愿，其意图昭然若揭。
    二是印度变量。很大程度上，“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印度+亚太”战略。事实上，美日澳都是“印太战略”的相对不变量，要想让“印太战略”真正超越“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度的“加盟”至关重要。令美日澳颇感兴奋的是，莫迪政府对“印太战略”构想尤其是对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有着一定的期待。相比之下，十年前尼赫鲁家族主政的印度国大党政府对四国合作机制的态度却是极其谨慎甚至并无兴趣的。如今，莫迪执掌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更愿借重“印太战略”尤其是美日澳印四国合作，加速印度自身的大国崛起速度，抗衡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上不断增强的显性存在。
    一大变化是莫迪政府更加重视与美日澳等国推动“亚洲的多极化”，而不是与中国一起泛泛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实际上，防范“亚洲中国化”已成为莫迪政府借重“印太政策”的核心追求之一，因其感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为之，所以希望与拥有类似战略诉求的美日澳“抱团”。
    另一大变化是莫迪政府对华安全防范心态日趋严重，这种防华意愿甚至超过了与中国合作谋发展的意愿与需求。由于莫迪政府不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自然也就不太认同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中印互为发展机遇”的主张。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振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阶层而言，维持印度在印度文化圈（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区域）的统领地位甚至比谋求经济发展利益更加重要。
    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认知趋于消极的主要原因也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莫迪政府认定，“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的发展倡议，而是一个地缘政治扩张的战略，它不但从陆上而且从海上对印度形成强大的地缘空间挤压。印度自尼赫鲁时代起就自诩为“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并誓言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然而，令新德里越发焦虑的是，搞了七十年的区域经营后，南亚邻国反而纷纷对华怀有美好期待，对印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不仅巴基斯坦积极投身如火如荼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其他南亚小国也不顾新德里“印度优先”的警告而拉近与华关系，如尼泊尔左派政权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斯里兰卡把战略港口的建设与运营交付中国公司，马尔代夫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孟加拉国热烈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其互联互通建设。新德里认定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把印度周边的人心扰乱了，把印度主持的南亚秩序打乱了。特朗普此时抛出“印太战略”构想，恰好符合莫迪政府的期待。
    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日对印加大了战略拉拢力度，予印“大国礼遇”，尤其是表示尊重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领导地位，而莫迪政府也越来越满意于美国在其全球与区域战略里给予印度的角色与地位安排。奥巴马时期，美国曾将印度定性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点国家，但当时的国大党政府并未对此积极回应。再往前溯，小布什政府曾表示要“支持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然而美国当年不但未讨到好彩，反遭印度国大党政府“打脸”称，印度本来就是世界大国。但莫迪政府近几年来却对美国政府的战略拉拢表现出积极迎合之势。美国对印度的抬爱更是表现在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该报告欢迎印度作为“世界领导力量出现，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鉴此，至少在莫迪政权看来，中国成为了印度大国崛起的“最大拦路者”，因为中国不愿公开支持印度出任常任理事国，也不愿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甚至不愿在反恐问题上对巴施压。新德里对华产生了严重不适甚至战略恐慌。
    对中国而言，“印太战略”的一大破局之道就在于稳住对印关系，鼓励新德里坚守战略自主文化（另一个重要的破解路径就是，抓住日本安倍政权有意与华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心思，改善对日关系）。当前，新德里仍在审慎地探索与美日澳共同牵制中国的新路径，迄今仍未对“印太”战略公开表态支持或参与。可以说，莫迪政府尚处在一个重塑其战略选择的关键期。而且，中印关系也互有需求的空间。
    一是，对接大国诉求，实现合作共赢。在一个定制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大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发展的今天，市场资源就是战略资源。能在中印两大市场成功的产品、技术、标准往往都能成为世界的产品、技术、标准。尽管中印政治、安全关系过去两年里波折不断甚至险酿冲突，但两国经贸关系一直维持稳定，双边贸易并未因为印度民粹主义势力的“抵制中国货”运动以及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而大起大落；2015年成立的“中印邦/省级领导人论坛”也在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两国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印度诸多大邦一把手纷纷访华取经，且积极推出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中国企业前往投资。
    另外，两国可通过磋商推进各自大国诉求的相互对接甚至置换来部分化解战略龃龉。在印度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大国战略，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则是印度的大国战略。对于印领导人而言，NSG就是“发达国家”、“世界大国”的标配之一。关键是，在印度看来，这一诉求的实现远比在发展领域具备“发达国家条件”来得容易，可以算作印度政治家兑现其对国民承诺的“早期收获”。如果中印两国最终能在上述两大诉求上达成某种妥协，中印两国未来在双边、多边、地区及国际舞台上的互怼现象也会相应减少。更重要的是，它将开启中印寻求战略共处的新路径、新思维。
    二是，构建共享秩序，弱化地缘博弈。中印同为大国，同时崛起，且相互毗邻。如果没有共建“共享秩序”的思想准备，两国在同时推进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然会在共同毗邻地区形成强烈对撞。当然，建立“共享秩序”的前提是，印度必须摒弃殖民遗产与冷战思维，最主要的就是要摒弃“缓冲区”“天然屏障”“传统势力范围”等零和思维，这需要时间。
    中印可以从两方面来推进共享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中印有必要在两国利益交汇处建立并加强战略沟通机制。中国既要适应印度在西太一带的存在，欢迎并对接其东进行动计划，同时也要通过反复沟通，鼓励印度适应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区域的显性存在，南亚不只是印度的。另一方面，加强两国在共同周边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规划的对接。中国可更加主动地支持印度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进次区域合作项目。实际上，中印在共同毗邻地区各自推进的次区域合作终会难以避免地实现对接。例如，中国政府正在尝试推进中缅“人字形”走廊建设，而印度正在推进印孟缅互联互通，假以时日，两大区域联通规划必在缅甸实现对接。
    为减少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的“秩序之争”，营造中印合作共赢局面，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可以灵活处理，不必强求印度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在去年12月结束的第20轮中印特别代表会谈后，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库马尔在回答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记者提问时重申，“印度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清晰和持续的，我们认为，这项倡议必须基于国际公理与准则，实施方式应该开放透明，并且互相之间尊重彼此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因此，为最大限度地稳住中印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中国有必要进行灵活处理，大可不必将中印两国间的合作发展项目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在坚持与印度协商共建原则的同时，尊重其追求发展的愿望，我们可以继续推进与印度邻国的联通步伐，印度加入次区域发展大合唱，中国欢迎；印度不加入，中国也不强求。

    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南亚室主任、研究员胡仕胜
    时间：2008年11月28日13:00
    简介：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26日晚到27日凌晨发生连环恐怖袭击。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至今已有127人在袭击中丧生，327人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有何特点，将对印度的反恐政策和经济産生什麽影响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世界对话。印度最大城市孟买26日晚到27日凌晨发生连环恐怖袭击。据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至今已有127人在袭击中丧生，327人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有何特点，将对印度的反恐政策和经济産生什麽样的影响？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南亚室主任胡仕胜先生为广大网友解读。胡主任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胡仕胜：主持人你好。
    中国网：我们刚才也提及到孟买的这次恐怖袭击伤亡人数非常巨大。请问这次事件和过去印度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其他恐怖袭击事件，有什麽不同的地方吗？
    胡仕胜：这次袭击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过去我们说印度国内发生的恐怖袭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要麽就是人肉炸弹袭击，要麽就是遥控炸弹袭击，总之在现场找不到激烈对撞的场面。
    而这次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和反恐部队直接进行交火，有点恐怖主义分子发动小规模战争的态势，非常倡狂；第二个特点是对英美人士非常仇恨，同时也包含了以色列人士。像过去印度发生的恐怖炸弹袭击或者连环爆炸基本是针对印度国内的平民或者某一个宗教的群体，这次的性质不太一样；第三个特点是一种立体交叉似的袭击，既袭击贫民居住的目标，比如说电影院、医院、火车站，还有绑架外国人士，所有的手段都用了，所以这一次是一个例外，可能是开启了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一个新模式，更加立体化。
    中国网：谢谢。我们想问一下，一般来说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以后，大家非常关注谁是幕后黑手，现在有一个自称为“德干圣战”的组织对这个事件负责任，但是很多网友对这个组织不太了解，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组织是干什麽的？
    胡仕胜：现在声称的“德干圣战者”，目前现在没有人知道它是什麽，因为是刚刚出来，是第一次以这个名义来发佈恐怖袭击的组织。它是不是一个变体或者是过去从事恐怖活动的恐怖组织大杂烩，这裡面有很大的可能性。从去年的11月份到今年9月份，印度发生一系列连环爆炸案，基本是“印度圣战者”干的，他每次做之前和做之后都发电子邮件给你，告诉你是我干的。这次的手段有点像“印度圣战者”，因为他也是发佈电子邮件说是我干的。但是在9月份“印度圣战者”在印度的德里、班加罗尔等进行恐怖袭击的时候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印度反恐部门，当时警告孟买的反恐突击队不要骚扰穆斯林，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电子邮件，所以大家就怀疑是不是“印度圣战者”他们的变体。
    胡仕胜：如果是“印度圣战者”干的，这是印度2002年被取缔的，被定义为恐怖组织的一个伊斯兰学生运动挂牌经营的一个变体。伊斯兰学生运动是在70年代成立，02年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从02年到去年11月份之前，印度多次都市恐怖案件中，这个组织的嫌疑比较大。
    这个组织和基地有什麽关系呢？基地建了一个伊斯兰国际阵线，这裡面有一个重要成员是“伊斯兰圣战运动”，就是印度被取缔的，或者是被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印度伊斯兰学生运动的最大支援者，或者是资助者，整个网路都是牵扯在一起的，说不定它就是一套人马，只不过名字换来换去。
    胡仕胜：另外还有一个怀疑对像是“使者之军”，因为这次孟买袭击之后，警方抓了三个恐怖分子，据说他们是“使者之军”的。“使者之军”的大本营在巴基斯坦，所以这次为什麽印度总理在发表讲话中说可能是外国人干的。“使者之军”可能和基地的恐怖组织网路是非常重要的成员，过去它是在印度克什米尔，有一段时间也在印度腹地相当活跃，至少2001年很多印度的恐怖活动都怀疑是“使者之军”和伊斯兰学生运动共同组织策划实施的。说来说去都是这些组织，不管名称怎麽换，我估计人马和指挥中心都是那些幕后的人。
    胡仕胜：虽然现在恐怖形式发生了变化，可以在当地就地取材，包括炸弹材料、当地人员，它本土化了。同时，因为网路发达，通过网路遥控、指挥，就能够实施恐怖袭击，不一定非得是境外的恐怖组织到境内来，可以通过遥控来指挥。因此这个比较隐蔽，究竟谁干的不知道。从05年以来，印度的二十多起恐怖袭击案破的非常少，因为现在的隐秘性太高了。通过网路IP地址隐藏，通过盗窃电话卡，找到电话也没有用，所以非常难以搜寻，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抓了一批，怀疑是过去的人干的。
    中国网：我们这裡也有网友问，每次我们看到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就有组织主动出来宣称“我是对这起事件负责的。”但是真相是不是他们干的，还不一定。为什麽这些人会主动站出来宣称是自己干的？
    胡仕胜：这是为了扩大影响。恐怖组织袭击的一个目标是袭击软目标，袭击平民。第二个是製造效应。在孟加拉国06年在全国90%以上的县发生了400多起连环爆炸，每次爆炸几乎没有人死亡，但是很多人受伤。在那麽多的县同时发生那麽多起事件，这就是恐怖效应。之后他们有人站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这种宣传实际上就是为了彰显作为。这背后是不是会获得更多恐怖网路的资助，这也有可能。背后有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政治利益、宗教利益驱动，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是为了打造影响力，把这个组织推出来。如果这个组织马上被取缔了，恐怖主义受到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打压，他第二天袭击的时候又换一个名字，同样又声称是他干的。所以弄得你不知道敌人在什麽地方，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中国网：有迷雾作用。
    胡仕胜：有的时候名字是个招牌。
    中国网：这次袭击和以往不同，但是网民关注的是，为什麽他们要组织这起袭击爆炸，而且是连环性的？特别是针对英美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是什麽？
    胡仕胜：应该说有国内背景，也有国际背景。我们说整个国际大背景，国际反恐反来反去实际上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都能够看到。实际恐怖分子的死亡人数少于平民人数，平民死亡很大，这样平民死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肉炸弹。尤其是在巴基斯坦部落区有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实际他们没有政治诉求，就是为了报仇，我的亲人、朋友被杀了，我这麽做是为了报仇，目的很简单。这些人很容易被恐怖组织利用，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实施恐怖袭击。
    在全球恐怖战争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平民伤亡造成了很多个体的、自发自愿的人肉炸弹。另外，全球反恐的推进造成某些特定的族群受到整个社会普遍歧视甚至打压，甚至一看到这个人来自那个族群，就认定那个族群就是恐怖分子，这样就把整个族群推到敌对面，他们容易産生恐怖情绪。这是国际化导致的原因。
    胡仕胜：另外，全球化、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使得很多少数或者弱势群体越来越弱势，越来越边缘化。他们又不甘心被边缘化，被全球化所抛弃，他们往往又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所以诉诸极端手段保护他们的传统文化、族群身份或民族身份，而不是通过对话、协调来解决的，往往诉诸于极端，这也是国际大的背景。
    另外，还有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时候，造成的贫富悬殊也非常大。再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范围，一个国家之内肯定有弱势群体和富裕群体，所以有仇富心结。在整个国际大舞台，有强势地区和弱势地区，也有偏见。这些人不愿意诉诸对话手段的进行，而是诉诸与极端手段的进行。
    胡仕胜：从印度本身的国内环境来讲，印度是一个多元複杂的社会，所以人们经常说印度是人种博物馆，民族太多了。大语言博物馆、宗教博物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就会形成各个利益集团，而且印度是种性博物馆，加上它的大民族，所以很多的宗教团体、种性集团也好、阶级集团也好，都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所代表的政党。在大的民主自由化之下，各个政党或者各个群体都会强调自己的利益，甚至凌驾于其他的利益，非常自私的，不断夸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必然形成各个利益集团的衝突。所以我们为什麽说印度暴力文化盛行，它至少有四种恐怖势力的威胁，有民族分裂势的，10月30日在阿萨姆邦连环大爆炸，还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式。过去在印度穆斯林人和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穆斯林本身各个教派不同，双方都有衝突。另外还有左派激进武装，它横行于整个印度的德干高原的丛林中。印度一共29个邦，它在15个邦都非常活跃，一度成为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胁。
    胡仕胜：这四股武装最大的特点是趋同性，恐怖手段趋同性，纷纷採用恐怖、暴力的手段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加上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贫富悬殊、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的衝突，国际社会和本地传统社会的衝突，现代化和传统的衝突交汇在一起，任何一个族群、阶级、集团都代表著各自集团利益的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他们之间争斗非常激烈。
    我们说孟买是大都市，是和世界息息相通的国际大都市，非常庞大。同时，这个大都市又处在印度非常保守的社会中，所以各种矛盾更加激烈，衝撞得更加激烈。
    中国网：您刚才的这些分析为大家解读了印度为什麽会发生恐怖事件。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印度这个国家恐怖事件发生的频率怎麽样？在整个世界来看，它的频率属于多还是少的？
    胡仕胜：应该是属于多的。去年有一项统计，除了伊拉克之外，印度是发生各种暴力衝突最多的国家。整个南亚次大陆也是暴力活动的高发区，非常多。从“911”事件之后更多了，01年11月13日的议会袭击案，05年之后新德里的袭击事件，从05年到现在至少有40起。以印度生産者为例，它从11月份突然出来，和“德干圣战”一样，从那个时候到今年9月份一共在印度7大城市进行了43起连环大爆炸，死了140多人，受伤好几百人。这种都市恐怖主义或者恐怖袭击中心，我们说过去主要集中在印度克什米尔谷底，现在慢慢往印度腹地，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遍地开花，密度非常高，仅次于过去的伊拉克。现在如果伊拉克平息下去，印度就是恐怖袭击爆发最多的地方。
    中国网：这次事件以后，我们看到印度的总理辛格也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孟买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定脱离不了外部联繫。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我们回顾以前，每次印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他们都会指责是巴基斯坦或者孟加拉国纵容恐怖分子。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您觉得这种印度国内的恐怖袭击其实是国内的因素多还是外部的因素比较多？
    胡仕胜：肯定是内外结合的。当然，每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印度的条件反射式说是有外国人参与。应该说国内外的因素是互动的。首先分析印度整个周边的环境，基本上周边的邻国都是政治动荡和暴力恐怖相互激荡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包括过去的尼泊尔都是非常乱的，整个周边大的环境非常糟糕。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有些地区没有明显改善的可能。这是大的文化背景。
    另外，印巴克什米尔衝突，从89年以来一直闹得不可开交。过去我们说暴力恐怖活动、武装集中在克什米尔，现在克什米尔的极端分子和武装分子慢慢把触角伸出到印度腹地，导致了印度腹地的暴力衝突。另外这很难判断是国内因素多还是国外因素多，如果它周边环境非常恶劣的话，它可以在这裡得到集训，因为周边就是恐怖活动的实验场，既有实战经验，还有理论经验及技术。有了这麽一批人，有一个恐怖组织给钱派他过来，那麽就可以实施。因为印度本身的防范体系有很多漏洞，防范体系不严密，让他们有可乘之机。所以内因没有外因不起作用，很难说哪个原因跟重要，哪一个原因不重要，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而且是相结合的，是密切互动的。
    中国网：您提到印度的安全体系存在漏洞，其实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也看到印度反恐怖部队的领导人殉职，让大家感觉非常意外。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瞭印度的安全体系存在很大问题的？
    胡仕胜：本身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作为孟买的反恐局的局长或者反恐突击队队长，身中三枪，说明你没有准备好。而且作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突然丧失了性命，军心一下就会动摇，使恐怖分子更嚣张，使他们産生自我膨胀。就反恐体系来说，印度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没有法律化，法律存在空白。但是过去有，在1985年有《反恐法》，执行了十年又废除了，说要出台一个新的反恐法，说以前的侵犯人权，限制自由。02年出台了新的，04年又被废除了，理由是同样的。这和印度整个大民主有关系，印度的每次大选都是400多个党来参加竞选，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党派越多，政党有的时候非常自私，只考虑自己党派的利益或者他所代表的某个阶级的利益，觉得不舒服，就推翻你。
    胡仕胜：现在法律成了空白点，这些恐怖分子就有机可乘，至少在法律上是存在盲点的。而且在有些措施上，比如证人保护问题也非常虚弱。证人得不到保护，那麽可能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这样导致你没有办法有效指控这些恐怖分子。另外，法律存在空白点，那麽恐怖主义和刑事犯罪有什麽区别，搞不清楚。
    胡仕胜：第二个问题，是它的多党民主。从中央到地方基本都是联合政权，联合政权意味著中央的决策效果非常差，很难做到令行禁止。比如说印度是联邦制，如果一个邦发生了恐怖袭击，如果中央情报机构想下去调查，必须首先提出申请才行。如果这个邦不提出申请，情报机构没有办法下去调查。各个邦由于党派利益不同，往往犯罪分子就走了。即使抓到了，又有羁押时间，时间一过，嫌疑犯就放掉了，而且根据印度的法律，嫌疑贩在释放期间还可以出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路。通过网路来策划、培训，这几年非常兴盛。恐怖组织定位双赢，它通过网路就地取材，包括炸弹的材料、施炸者，通过网路付一大笔钱给你，让施爆者自己施暴，除了人肉炸弹以外，你找不到他。作为施爆者来说他得到了一笔钱，这是一种赢。另外恐怖成功地实施了恐怖袭击，所以他这是胜利的。所以通过网路遥控、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越来越盛行，印度警方防不胜防，非常头疼。
    胡仕胜：还有缺乏群众基础。我们说印度的反恐战争之后导致了很多印度主体民族，或者多少民族，比如印度教徒等等对穆斯林人群産生一种歧视，甚至警察系统都不敢招这些人。警察系统不能招这些人，如果他在某个社区发生了某个违法的事件，警察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下面的耳目。这些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破案率非常低。
    我通过网上看，印度总理现在好象要加强联邦反恐法，要儘快通过制定新的法律，这些恐怖事件可能促使印度从地方到中央政府都要赶快立法，来填补这个空白。另外还要统一身份证，印度的身份系统非常混杂，工作证也可以当身份证，驾驶证、律师证都可以当身份证，没有统一的，现在都要进行统一。另外印度总理说要申请签证制度要更加严格。另外全国还缺少统一协调的反恐机构，所以印度老百姓一再呼吁，专家一再呼吁，印度应该成立包括地方联邦、中央联邦政府成立一个上下协调一致的统一平台，要有一个主平台。
    中国网：我想这次袭击事件之所以影响那麽大，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它现在处于印度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周边往腹地发展了，这肯定对印度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在国际上産生的影响也是更加放射性的影响。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次事件，印度总理已经提出了要进行一些新的立法，来维护反恐秩序。在国际合作上，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能带来什麽样的影响？
    胡仕胜：因为这次恐怖事件印度是受害者，西方也是受害者，所以我想会进一步增进整个国际的反恐合作，尤其是在南亚次大陆的反恐，要尽可能剷除这一地区的恐怖源。当然，这是任重道远的事情，需要一种综合治理，但是至少是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的反恐合作。至于对印度本身有什麽影响，印度明年就要大选了，对国大党联合政府来说，这几年上台之前恐怖袭击接二连三，反对党早就指责他反恐不利，这次的孟买事件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对于他们明年的大选非常不利。另外对印巴进程有一点影响，因为这次印度总理讲话指责有邻国插手，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会猜出是哪个国家。我估计会受到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太大。
    胡仕胜：因为巴基斯坦现在在西边，和阿富汗的反恐形势非常吃紧，如果和印度关系再不好，那麽两边夹击，他们会受不了。所以巴基斯坦会儘快的向印度示好，巴基斯坦总理就说，我们可以协助调查，你们需要什麽我们可以协助调查。对于印度的经济会不会産生影响？我估计会。本身金融风暴对投资者信心是一个打击，印度今年股市掉了40%多，从年初的21000点现在掉到7000多点，可能在60%、70%。这次对金融中心是进一步打击，两个酒店都是老外住的比较多，可能都是一些大的商人和投资者，这会加快他们的撤资，不敢进来了。就像9月20日巴基斯坦万豪大酒店大爆炸一样，这个性质是一样的，老外基本都住在那里。这样一袭击以后，其他地方的人都不敢来了，尤其是欧洲。本来全国经济处在箫条和衰落期，这是一种更加致命的打击，使印度的经济至少在吸引外资、投资环境的衝击是相当大的，比金融危机的衝击都大，因为本身金融危机自己有防护体系。
    中国网：所以这种衝击真的像您说的，比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机还要大。因为投资环境的不稳定，肯定是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外商来进行投资。我们这裡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印度过去屡遭恐怖袭击，除了宗教等複杂因素，专家普遍认为印度社会存在落后的种性制度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因素有关。请问印度这种情况对我们是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胡仕胜：印度社会太複杂，各种利益集团非常多，它不愿意採取对话，或者认为对话渠道不畅通，没有效果，所以採取更加极端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存在，这就有一个启示，就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怎样让你的整个发展改革的红利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感受到他在享受、分享。如果社会某一阶层、弱势群体感觉整个社会抛弃了它，那麽久而久之积压在心底的怨恨会爆发。
    中印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而且是人口大国，面对很多贫穷状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我们要警钟长鸣。我们怎麽样构建和谐社会，让所有的人不能仅仅当现代化的旁观者，要当参与者，从经济改革中都能享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暴力文化可能会有所遏制。
    我们知道这次孟买的连环恐怖袭击案不少人是年轻人，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本来就偏激，本来思想波动比较大，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如果整个社会的不公展现在他们面前，加上有人鼓动，一定会揭竿而起，会造成反人类、反文明的活动，对我们应该是要引以为戒的。
    中国网：今天非常感谢胡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中国访谈。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这裡谈论这起事件，希望这起事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警示，引起印度社会的关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让大家关注全世界，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世界。非常感谢胡主任做客中国访谈，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