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天衡 张炜羽
清代早中期“云间派”、“如皋派”等地域流派的孳乳，和丁敬“浙派”与邓石如“皖派”的崛起，对长期占据印坛主导地位的徽州印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乾隆末，随着歙派重要印家巴慰祖的中年早逝，以崇尚历代经典的徽派篆刻承续重任，便落在了巴氏外甥胡唐和儿子巴树穀、巴树烜肩上。
胡唐篆刻“蕅花小舸”
胡唐（1759—1838），名长庚，字子西、西甫，别署城东居士。安徽歙县人。胡唐性格恬淡，不慕功名荣利，喜吟咏，尤嗜篆刻。早年随母舅与篆刻家董洵等相聚汉口，以刻印为乐，并“以诗名噪汉皋”。乾隆五十八年（1793）胡唐赴京城，与大诗人张问陶相交，为其精心镌刻了一枚“船山”狮钮玉印，张氏欣喜无比，赋长句以酬谢。胡唐中年后一度客居苏州与扬州，道光四年（1824）因丁母忧回归故里。
巴树榖篆刻“辛祈”
胡唐在自述篆刻创作经历时称：“余自丱角（童年），寝馈不忘者三十年，以目眚弃去。”知其四十岁后因眼生翳障而无奈息艺。道光年间，徽州知名印人项怀述、汪肇龙、巴慰祖等均已凋零，唯有胡唐如鲁殿灵光，岿然独存。虽然此时胡唐已偃刀多年，但并不影响他在徽派印坛中独尊的地位。胡唐篆刻得巴慰祖亲炙，加之变化气质，所作雅静秀润，风韵超逸。同籍进士程恩泽对他尤为青睐，称：“我歙艺是工者，代有其良。古蔚若程（邃），古琢若巴（慰祖），古横若汪（肇龙），惟我胡老，能兼三子之长。”鉴于“歙四子”名声斐然而作品稀少，传世印谱难得，为了弥补“后之仰止者莫睹真龙”缺憾，休宁印人程芝华集四家印章一百九十余枚，按原大精心摹刻，辑成《古蜗篆居印述》四卷，并延请胡唐审阅、题签、作序，为后人研究清代徽派篆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胡唐与表弟巴树穀、巴树烜交往甚密，时相切磋。巴树穀，字孟嘉，号曙谷，为巴慰祖长子。巴树烜，号煦斋，树穀之弟。巴氏昆仲踵武家风，但取法稍异。巴树烜多效清丽工致一路，而巴树穀在承袭乃父经典的烂铜印一路之外，对古玺和大篆印风情有独钟。沙孟海在《印学史》中所称：“巴树穀的时代，看到金文原拓较多，所以他在作品中采用金文也较妥，不再如程邃、巴慰祖那样夹杂讹体。”笃论高言，最为剀切。胡唐、巴树穀一代适逢乾嘉金石学的兴盛期，出土的商周青铜彝器与秦汉玺印增多，流传也更为广泛。篆刻家对古文字的认识、借鉴，已从传统的《汗简》等以讹传讹，徒具其表的字书扩展到古玺印及古器实物上，巴氏丰富的阅历使其仿玺一路的水准要高于同辈印人。
乾嘉著名诗人赵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歌创作不能盲目崇古、模仿，而要与时俱进，濯古来新。书画篆刻也使然，拒陈旧，求新鲜，这可以说是时代对文艺发出的召唤和挑战。反观徽派篆刻，自程邃始，奕叶传芳，箕裘相继，至胡唐、巴树穀时已领风骚近二百年。然而因恋古过甚，与新兴的浙、皖印风产生严重脱节，加上日后太平军在安徽地区激战，徽州艺术人文难逃兵燹之灾，徽派印艺曲终人渺，胡、巴诸子也成为了“新安旧体”最后的守望者。
原文载于《新民晚报》2014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