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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胡福明：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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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广网（2018年5月11日）

　　编者按：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这场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中，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铭记的时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轨迹，寻访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他们的回忆、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展望。
　　回望历史，是为了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天（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纪念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


　　央广网北京5月11日消息（记者丁飞 景明）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胡福明，1935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是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作为一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普通学者，他的文章引发空前共鸣、开启了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闸门。
　　在光明日报社的社史展厅内，珍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7张改样。如今报纸已经泛黄，但上面被红笔圈圈改改过的痕迹依然清晰。这篇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序幕的评论员文章，全文6200多字，发表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至今40年整。
　　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已83岁高龄，却依旧秉承着“先实践再发言”的原则，每天坚持学习、读报。《人民日报》、《扬子晚报》整齐地摞在书桌一角，旁边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则早已被翻烂。胡福明说，“只要活着还能思考，就会一直思考下去”，一如40年前那样。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国家要往何处走”这个话题的？
　　胡福明：这个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明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产生了怀疑。一亩地打五六百斤稻子已经是高产了，怎么可能一亩地打几千斤、几万斤的稻子？这是胡说，是骗人的，假的。我认为党已经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1977年，整个中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全国上下渴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然而左倾思想依旧占据主流，当年2月中央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时年42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为此先后在南大学报上发表了《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等4篇文章。
　　胡福明：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没有权力，唯一能用的就是这支笔。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道理，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能使用的只有这个武器。
　　记者：这是您当时唯一的武器，但它也是危险的。
　　胡福明：当然是危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党、人民已经觉醒了。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关头。
　　“两个凡是”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必须从根本上打破。但胡福明认为，不能简单地批它，必须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观点和它对立。只要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就能驳倒它。1977年夏天，胡福明在医院陪护妻子的过程中，完成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写作。
　　记者：您写这篇文章是花了最大力气去准备和写作的？
　　胡福明：对，可以说是把浑身能量都放进去了。晚上我去陪护就在走廊里拿几张凳子，在楼灯下面把马恩选集一二三四卷、列宁选集一二三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一批一批带过去，靠着灯光查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查出来几十条，然后在凳子上搞提纲。趴在凳子上，坐在地上，就这么干了十四五天。
　　文章写好后，胡福明把它寄给了《光明日报》，“考虑到影响问题，我要寄给全国性的报刊。这时我想到了王强华，他是《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我们有一面之交，我就寄给了《光明日报》。”
　　从文章寄到北京开始，一个人的勇气变成了一群人的执着。除了王强华，《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都加入到了稿件的研究和修改中。胡福明本人后来也到了北京，在报社住了20多天。一篇六千字的文章，前前后后定稿历时8个月。
　　记者：杨西光调整了一下标题。
　　胡福明：对，调整标题增加了“唯一”两个字。毛主席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发挥。
　　记者：他还调了一下作者。
　　胡福明：嗯，杨西光说，你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你是自己投稿投来的。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我完全赞成。
　　1978年5月11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平静的神州大地仿佛响起了一声惊雷，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的号角就此吹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40年，一代代领导人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一扇扇“智慧之门”。胡福明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一系列的解放思想、一系列的探索、一系列的总结积累构成的。
　　记者：这是您作为一个学者很骄傲的事情么？
　　胡福明：我觉得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解释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党的工作者所必须做的。
　　记者：当时如果不是您写出来，也早晚有人会写出这篇文章么？
　　胡福明：对，早晚会有人写。
　　记者：这篇文章从学术理论上来讲，并不是最高的。
　　胡福明：文章水平高的标准是什么？社会科学最好的文章，就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章。
　　记者：解决现实问题的文章。
　　胡福明：没错！
　　胡福明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这40年我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中国富起来了，中国马上要强起来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华民族真的走向了伟大复兴。”
【相关阅读】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30人之胡福明
来源：东方卫视（2008年11月3日）
胡福明

　　胡福明，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等职，现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这篇文章引发全国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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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07-13
【相关阅读】胡福明：我当年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1日） 作者：郑晋鸣


    眼戴老花镜，手持放大镜，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虽然已是满头白发，却依然精神矍铄。
    1977年的9月初，胡福明将8000多字的初稿寄给了《光明日报》。几经修改润色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论员文章。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眼戴老花镜，手持放大镜，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虽然已是满头白发，却依然精神矍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经刊登，迅速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新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胡福明老人回想起了40年前。
    “我当年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为了宣传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为了宣传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胡福明说，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让他听后非常激动，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使命就要无惧任何险阻，要始终挺起自己的精神脊梁。
    在今天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变中国思想史的标志性文章，而在当时胡福明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勇气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在重大的社会历史转折关头，要有勇气、有担当，要有责任感与使命感。”胡福明说。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胡福明告诉记者，十九大报告他认真地在电视前“听”了两遍，每天还要读报学习。报告里提到的一系列“新”字，让他倍感振奋。“十九大最动人的一个词就是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要求、新战略，讲得很透彻，都使人耳目一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句话依然深刻体现着实践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胡福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自己到来的，是十八大以来砥砺奋进的结果。
    “历史不会终结，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发展、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胡福明相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进入了新时代，因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了，所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大踏步的向前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思想、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胡福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实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更为丰富了，但党的初心和改革的决心却一直没有变过。”

    2017年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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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胡福明：一个无锡人思考的一生
来源：无锡日报（2017年5月8日） 记者：薛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著述改变历史，这样的事例中外都有。一个人的名字通过一篇文章，与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当数胡福明。36年时光飞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如今八十有零，满头银丝，头脑却依旧没有停止思考。
　　8月10日，在南京寓所，坐在堆满书籍资料的书桌前，放下写了一半的稿纸，这位从无锡乡间走出去的读书人，谈起了他思考着的人生。
　　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引用过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那一路求学

　　胡福明人生中紧要的第一步，是1952年2月考上了无锡师范。
　　他1935年出生在无锡县长安乡的农民家庭，上小学和初中时，尽管半耕半读，还是因交不出学费失学过几次。直到1952年2月，他考上了无锡师范的春季班。“以前学校和家里点的是豆油灯和煤油灯。到了师范，教室里有电灯，晚上能在灯光下读书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拼命地读书。”可家里的田还是要种，每个星期五下午在学校吃过午饭，就步行回家，“从学前街走到锡北长安乡，一个单趟是20里，步行2个小时，这条路我每星期都要走个来回，熟得很。”周一早上天蒙蒙亮，他又走回学校吃早饭。“我从小家里很穷，后来身体能长得这么健康，全靠上了无锡师范，伙食好，每天能吃上两顿干的，而且三年费用全免。”
　　更重要的机会来自毕业分配。师范毕业后他没去当小学老师，而是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农村青年一步跨进了省城，可六七个月时间里，他竟然没去过一次中山陵、明孝陵等，没看过一场戏和电影，每天下了班就是读书。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55年春夏之交，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政务院号召在机关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报考大学。本来以为没上过高中，此生与大学无缘了，消息一出，胡福明非常兴奋，萌生了要考大学的念头。征得学校同意后，他马上找来高中课本复习，填报的志愿非常牛气：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我当时的想法是，反正我有工作，要上就上北大，能取就取，不取继续工作。”考完后，生活恢复了平静。有一天，传达室大爷突然叫他：“小胡，有你的信!录取通知书!”他一看，真的是北大来的录取信。就这样，他考上了北大。那一年全国有1万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录取了200人。
　　1955年9月，新生胡福明到了北京。在中文系的两个专业方向中，他舍汉语言文学选了新闻学。“我想当作家，从事新闻工作可以帮助我接触和了解社会。”但是，他很快又发现，做新闻工作者需要敏锐的头脑，需要观察研究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于是他自己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自学哲学。毕业时，一开始要把他分配去中央报刊，他也愿意，很高兴。但后来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话：中央要求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要从应届生中选送有志学习的人继续深造。老师说，你喜欢哲学，又坐得住，适合去读书。学校当时挑了两个毕业生，一个是胡福明，另一个是后来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春贵。
　　没当成记者，胡福明进了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入学不久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他在校闭门读书，下了三年苦功夫，学业上很有收获。1962年12月，面临毕业分配，人民大学老师6次找他谈话，动员留校。因为妻子在无锡当小学老师，他想回南方，就分配到了南大任教。
　　从乡下田埂上走出来的穷小子，到成为中国高等学府的青年教师，回望自己曲折的求学路，胡老很感慨：我能一路升学，得益于两点，一是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是根本;二是爱读书，从小到大，老师都认为我坐得住，是块读书的料。
　　紧要的第二步出现在1977年与1978年之交。当在迷雾中跋涉的中国社会需要那一声响亮的呐喊时，胡福明抓住了机遇，用自己的政治勇气与理论智慧助力拨乱反正，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影响了历史。
这一次“发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都感觉到又解放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搬掉了。南大的年轻助教胡福明也买了一瓶酒，买了几只螃蟹，跟家人举杯庆贺。就在“天气”逐渐回暖时，“两个凡是”出来了，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变得寸步难行。胡福明对周遭的变化印象深刻，他在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有了答案：破解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中国必须改弦更辙。“灵光乍现”的这一刻是1977年3月。
　　胡福明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弦更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否定“文革”啊。虽然大家都知道“文革”是失败了，但有针对性地论述出来是要冒风险的。内心的“战争”整整打了一个多月。
　　1977年4月，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主题还是“两个凡是”。胡福明坐不住了，准备动手写文章。“民心不可侮!我始终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的。”那么怎么批判“两个凡是”呢?“我是学哲学的，我有破‘两个凡是’的武器。”
　　经过一个暑假的思索、查证和写作，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投给《光明日报》。一开始是4个月的沉默，1978年初，北京突然来了一封信：“文章我们要用，请修改。”趁着去北京开会的机会，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同志一起，对原文作了多次重大修改。在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亚于丢下一枚“炸弹”。
　　这篇文章矛头指向“两个凡是”，“大家都知道‘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革‘两个凡是’的命，实际上就是‘犯上’，这要得罪多少人?”把稿子投出去的时候，胡福明就对妻子说过：这篇稿子登出来，恐怕这辈子都不得安宁了……事实上，不仅是他个人没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了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一个42岁的年轻助教写了一篇改变中国思想史的文章。有人追问：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有何“背景”?否则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抓准这样一个关键课题，成就这样一个关键成果呢?2008年，胡老谈起自己在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时，曾感言：我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遇到一个机会做了一件我应该做且愿意做的事。这篇文章没有理论上的创造，高校的哲学教员，都通晓这个基本观点。那么，它意义何在呢?我是这么看的。按照传统的看法，理论上的创造、发明权属于伟大领袖或权威部门，一般干部、理论工作者只有积极宣传的资格。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基层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独立理论思考的成果。晚一个月、两个月或半年、一年，也许其他人也会写，但问题恰恰在“时间”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把时间抹掉了，历史的意义就弄不清了，不应模糊“时间”。
　　很多人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国家大事不需要我说话。胡老说：这不对，我们当时也是人微啊，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化作了行动。一个人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关心什么人的政治?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改革家都是不顾自己的生死，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作为子民，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命运，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否则人活着，处处随大流，没有多大意思。
　　求学、任教、从政，人生中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思考和努力。对进入晚年的胡老来说，研究和寻找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集大成的一个课题，为了走好这一步，他陷入了又一回“长考”。
1978年春，胡福明（左）到北京改稿时，与王强华在天安门前合影。
又一回“长考”

　　1982年11月，他离开南大，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官至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尽管忙于行政，有关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执政党建设、苏南现代化、区域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仍然萦绕在他心头。
　　学哲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研究哲学史，啃书本，做哲学史家;还有一种就是用哲学解决现实问题，回答重大现实问题，这是做哲学家的方向。当哲学史家没风险，当哲学家有风险，可能一事无成，也可能“掉下去”。胡福明吃过苦，有平民意识，又有理论功底，加上身处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他从入门时就立志要当哲学家，做一个深入调查研究，永远观察和思考的学者，而不是坐在书斋扶手椅里写论文。
　　“历史上的文献何其多，文人们写了多少诗赋，留存于世的又能有多少?历史是最无情的淘汰。我活一辈子，可能留下来的也就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篇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
　　经历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胡福明仍然在思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980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这一篇《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问世后，并没有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般的“爆炸式”效应。但对胡福明来说，保持一个学者的严肃思考，目标只有一个：从历史进程中寻找规律，推进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还在写，不过不急于发表，先放着，等以后思考成熟了，可以拿出来看看。也许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也没关系，一切让历史来检验。”
　　离开无锡半个多世纪，胡老依然乡音浓重，对无锡的人文历史，有着哲人独到的见解。他说，无锡历史上的精神可以概括成四句话：思想开明，对外开放，努力创新，努力发展。从泰伯奔吴发展梅里开始，先进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的江南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吴文化，从源头上体现出无锡文化的开放性、开拓性。到了近代，上海开埠，西方的商品、文化都进来了，毗邻上海的无锡人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这样的开放，于是从无锡走出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的大家，中国第一号民族资本家就出自无锡，这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锡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开辟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外向型经济大发展之后，无锡又迎来了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潮，走的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引领的道路。你看，无锡自古就是一个敢于解放思想，善于创新发展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拿出智慧和勇气，进一步突破思想障碍，开放资源吸引人才，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再创一次发展高潮。
　　对自己文而优则仕的这一辈子，胡老也有反思。“我现在有点懊悔，从政二三十年，这条路走得对不对?如果留在高校，我可以培养更多的学生，也可能有更多的著述。有生之年，我还想思考一点问题，写一点文章，可是眼睛不行了，电脑也不会用。现在就苦于缺少一个助手。这也是因为当年离开了南大，没能培养出自己的学生来啊。”

　　对话录：
　　无锡日报：与政治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更关心民生问题。
　　胡福明：这不矛盾，我们当年也操心吃饭、住房问题，拨乱反正也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嘛。相信到了国家需要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会站出来，担起历史重任。
　　无锡日报：您用微博微信吗?
　　胡福明：我曾经接到过两个电话，对方说你还没有开微博，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代你开微博。我当场就谢绝了，我自己不会开微博，也决不授权给他人开我的微博，不然你讲的也变成我讲的。一个“郭美美”闹翻了天，什么原因?不要好好反思吗?微博、微信都是现代化的信息工具，你可以自由发言，但如果你造谣惑众搞乱社会，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就是犯法，必须规范整治。
　　无锡日报：请您给我们“天下无锡人”栏目谈谈想法。
　　胡福明：央视不是放了“魅力无锡”的城市形象片嘛，列举无锡是太湖佳绝处……百年工商城。我看还少了一条很重要的：无锡是人文荟萃之地。出人才、有文化，是江南特色。相比之下，苏州的人才多是文化人、艺术人，而无锡还出了很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这说明无锡人才济济。这个栏目非常好，我的意见是“天下无锡人”应当包含三类无锡人：一是离开本土的无锡人，二是留在本地的无锡人，三是从外地乃至海外来无锡工作落户的新无锡人。这三部分人不能偏废，要平衡。走出去的无锡人，并非个个都是钱伟长、薛暮桥。本地也出人才，没有400万本地无锡人的努力，哪有今天的无锡?在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外地人才、海外人才是无锡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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