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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砍柴 作者：朱晓华 浏阳为我湘省名邑。于典籍中我识浏阳的人物、风土、掌故多矣，在现实中我结交的浏阳籍朋友亦多矣。然半世行旅，直到今年暮春，方得有缘去浏阳做匆匆一游。 浏阳山水颇佳，浏阳物产丰富，烟花爆竹更是响彻寰宇。可我留意一个地方，最关注的是该地人物，如无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之壮色，总有“绿水青山枉自多”的遗憾。去浏阳，我首先想去的是两位先贤的故居——谭嗣同和胡耀邦。浏阳河 晚清以降，浏阳出的达官显宦、硕儒文豪不少，但我以为最能代表浏阳人气质的是谭、胡二公。谭嗣同生于1865年，胡耀邦生于1915年，他俩相差了整整五十年，在古代中国是祖孙的代际。他们一生行事所表现的诚朴刚烈之风，似乎是浏阳民气所钟。 4月8日傍晚，丙申清明后四日，我和几位朋友赶到浏阳市中心的谭嗣同故居时，已是黄昏，暮色渐渐四合。进到故居，只得快速浏览一番。 “谭嗣同故居”的匾额由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一个佛教界的领袖为一位烈士故居提匾，似乎令人惊讶。然而若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之来源，就会认识到佛家思想对其巨大的影响。 1896年夏，谭嗣同在南京结识了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受学佛学一年。在此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他认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 真正的学佛者，绝不是遁世避祸之人，而是如谭嗣同所言“度众生外无佛法”。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本可以如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生，然而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慷慨赴死。这正是以生命践行佛家舍身饲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 故居内还有一块赵朴初题写的竖匾“大夫第”，才是这座院落官方称呼。宅子为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从周姓所购，加以修缮而成。谭继洵做到了湖北巡抚，照官场惯例，便是“光禄大夫”的虚衔，宅邸可称“大夫第”。这是杀害谭嗣同的清廷对谭继洵的体制内肯定，以“大夫第”作为谭烈士的故居，颇具历史吊诡之意。 谭嗣同称得上典型的“浊世翩翩佳公子”。他的人生之路可以和另一位与他家渊源颇深的贵公子做一番比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字三立)。陈散原长谭嗣同十二岁，两人志同道合，都是变法维新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谭在中枢筹划，陈在长沙辅佐陈宝箴实行。他们两人也都是悲剧人物，谭嗣同惨死，陈散原被革职，两人连累了父亲。据说谭嗣同事先做了预案，仿照父亲笔迹伪造了数通斥责儿子狂悖，并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信笺放置在北京的寓所里，后由清兵搜查上报，使其父亲免于一死，但谭继洵终究被革职回乡。谭嗣同就义后，谭继洵又活了三年，在人生最后的三年里，他不知如何咀嚼丧子之痛。他私挽爱子谭嗣同的一副对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或许能一窥老人对闯大祸的儿子的复杂心情。陈宝箴在变法失败后以“滥保匪人”而革职，庚子年即1900年去世，其死因两种说法：其一为因微疾而逝;其二为太后密旨令其自尽。谭嗣同故居 对谭氏、陈氏父子的遭遇，当时士林能理解的并不多，讥讽、斥骂的人倒不少。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记载：“陈幼(右)铭革职时，或为联讥其子三立云：‘不自陨灭，祸延显考’云云，一若明以来四百年俗套讣为，专为此用，亦绝世奇文也。”明清两代大户人家男主人去世后，孝子散发的讣告上书“不孝子不自陨灭，祸延显考”，意思是自己不死，却连累父亲死去——无行文人的嘴脸，一至于斯。 陈散原一直活到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后他绝食三日而逝于北平，是年85岁。他看到了西太后重用义和拳向列强宣战引起庚子之乱，尔后狼狈逃到西安;他看到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清廷不得不逊位。当年想通过变法维新来为大清续命的散原老人心中是喜还是悲?反正他的同志、早已喋血菜市口的谭嗣同看不到这一切了。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看到楼下的浏阳河在烟雨空濛中缓缓流过市区，百无聊赖，顺手用笔在酒店的便笺上抄录了谭嗣同在甲午战败后所写的《有感》：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早餐毕，然后冒雨乘车去浏阳南部中和镇胡耀邦的故居。 山道崎岖，雨洗刷着道路两旁的树木，更显得山色翠绿逼人。“中和”应该是一个未经革命化改造的地名，如果猜得没错，语出《中庸》章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在小镇的路口，看到一堵墙上镌刻着“客家小镇 中和”几个字。中和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镇，胡耀邦祖上亦是从江西迁来的客家人。 从中和镇所在地去耀邦的故居，尚有一段距离，也越来越路弯山陡。当年一个15岁的少年，靠一双脚走出大山，去闯世界、干大事，真是太不容易了。 参观耀邦家的老宅前，我们先走进了占地不小、气势不凡的“胡耀邦故居陈列馆”。这个陈列馆2005年2月动工兴建，2006年11月投入使用。2015年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后，来其故居和陈列馆的游客日益增多。我们这次选择非双休日和节假日前来，又逢大雨，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胡耀邦故居 老实说，余生也晚，对胡耀邦没有太多的印象。在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的那六年，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无法理解他当时所做的一切。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11月，我在父亲工作的卫生院通过当时还很稀罕的黑白电视机，观看胡耀邦访日的报道。胡耀邦在日本国会(这当然是后来知道的，当时只认为是一个公共场所)演讲，演讲前深深地向国会议员们鞠了一个躬，当时旁边一位姓孙的叔叔说：“怎么能向日本人这样鞠躬呢?” 多年后，我读到耀邦女儿满妹的著作《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书中说： 父亲在日本获得一片赞誉，没想到在国内却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批评他在日本国会鞠躬鞠得太低了，有损中国的人格。对此，父亲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访日报告会上说：“一到日本，遇到的各方面人士都很讲礼貌。上层官方人士也好，饭店经理、服务人员也好，都是毕恭毕敬，深深鞠躬，这对我很有一点启发。到国会讲演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向四座挥手致意，鞠躬鞠得低低的，这么一来，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鞠个躬，不失我们的风度嘛!我们讲风度，讲大国风度，是讲政治风度，礼貌上周到点好，礼多人不怪嘛!” 看来，无论朝中大佬还是山野小民，对耀邦向日本议员鞠躬，不少人颇有非议。而耀邦的鞠躬，却恰好是其性格的体现：直率、真诚、平易近人。 真诚坦率的性格特点和光风霁月的行事风格，对一般人来说，是优点。但在政治文化早熟的中国，这种人性的优点往往被人理解为执政的缺陷。在中国，当大官必须要有威仪，要喜怒不形于色，言谈举止必须要比寻常人慢两拍才行，所谓“贵人言慢”。大人物的平易近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亲民，而非真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仪，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威仪;皇帝在重大典礼上戴前后有珠玉坠链的冕旒，就是要皇帝不能乱动，时刻端着君临天下的架子。 胡耀邦恰恰是最没有架子的高级领导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似乎不因革命的浪潮冲击而消亡，它总是不断换马甲而顽固地存在着。 在胡耀邦生平事迹陈列的最后部分，我看到一张巨幅彩色照片：耀邦背后是群山万壑，他面色凝重，似有无穷的心事。我猜想这是他卸任总书记后去南方散心时所摄。胡耀邦 如果说我与这位大人物还有一点关联，那是胡耀邦去世时，我正在紧张地复习，迎接改变我命运的高考，他的去世也让那一年考生上大学变得异常的艰难。 胡耀邦故居在敏溪河畔，背靠青山，四周流水潺潺，坐北朝南，为典型的湖南农家院落，青瓦黄墙，砖木结构，成凹字形，一正两横，与韶山毛泽东故居格局相近。 由于地势使然，故居院落的槽门没有开在正前方，而是左侧。槽门的楹联为“枝分西岭，业绍南塘”。唐代以前胡氏郡望主要有二：安定和新蔡，浏阳西岭胡氏源出安定胡氏。胡耀邦的先人世代居于江西高安县的浯塘(今龚枋乡浯塘村)，约在明朝万历年晚期一个名叫胡允钦的农民，携家眷离开江西，来到湖南浏阳中和乡西岭定居。胡允钦因此被浏阳中和的胡氏族人尊为“西岭胡氏”的先祖。这应是“枝分西岭”之意。“业绍南塘”所言的“南塘”，是不是指高安县的浯塘，待考。 进了槽门，有一个近百平米的晒谷坪，坪后是正屋，堂屋的楹联为“祥钟淮海，秀毓苏湖”。这副对联更佐证了胡耀邦出自安定胡氏。 “祥钟淮海”典出胡姓安定堂始祖胡质、胡威父子的事迹，父子俩籍贯为淮海寿春县。胡质，三国时人，少知名。曹操召为顿丘令，官至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史载其“每建军功赏赐，皆散于众，无入家者，家无余财，惟赐衣、书箧而已，以清畏人知著名。胡威，质子，官至徐州刺史，父子清慎，名誉著闻当世。入朝，武帝(曹操)问：‘卿孰与父清?’威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称善，累迁前将军，以功封平春侯。” “秀毓苏湖”典出宋代胡瑗的事迹。胡瑗(993—1059)，字翼之。宋代泰州海陵(今江苏省泰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被奉为宋代理学先驱。史载：“(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荐之，以白衣对崇政殿，授校书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弟子数百人，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他曾在泰州创办了安定书院，晚年在苏州、湖州一带讲学，范仲淹称赞胡瑗乃“孔孟衣钵，苏湖领袖”，其所开创的授课法被称为“苏湖教法”，后世众多书院历代奉行。 安定胡氏的堂屋类似的楹联还有：“苏湖世第，淮海家声。”“淮海家声远，苏湖世泽长。”寓意相同。胡耀邦故居 胡瑗创办的安定书院是今天江苏名校泰州中学的前身，另一位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高中毕业于该校。2014年4月，已经卸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来到了胡耀邦故居参观。 胡耀邦虽然年少即投身革命，但他一生好学，戎马与政务之余，手不释卷，身居高位后，他十分尊重读书人。或许，从其故居的楹联，能窥见某种历史渊源。 除诚朴刚烈之外，考诸浏阳民风，有“斯文在兹”的感觉。浏阳现存的文庙规模浩大，直至晚清仍然用古乐祭孔。道光十七年(1837)，还未中进士的曾国藩来到浏阳，和浏阳举人贺以南一起来咨考文庙古乐的源流。 除了文庙，浏阳还有诸多好山水，行程一日半，我未能一一探访，留待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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