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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江西胡备文:我军技术侦察情报始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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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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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晨报(2015年01月12日)
胡备文
周恩来与将帅们在授衔仪式上。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身边有一个技术侦察情报班子,曾在蟠龙战斗前,利用5个台的力量,对胡宗南两个军部、5个师部及所属的十几个旅实施全面监控,3天内破译出全部密码电报,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保证;曾在一周内破解出马家军81师、骑1旅、骑2旅的密码电报,近距离地等着穷追不舍的敌军撤退,最终脱离险境,这个技术侦察情报班子的领导人就是江西吉安人胡备文。  
    近日,记者走访江西省方志馆,并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胡备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曾担任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等职,为我军情报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被选调学习无线电知识
    后进入情报系统工作
  据《吉安县志》记载,胡备文,吉安县长塘乡桥南三官塘村人,1916年8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读过七八年书,1929年退学后,到吉安城西街的永发祥布店当学徒。由于胡备文的堂兄胡仁文是中共儒(林)坊(墩)支部书记,受其影响,学徒期间胡备文参加了吉安县学徒联合会。1930年12月,胡备文被江西省行委保送到红十二军青年学校学习,参加了红军,并于1933年5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胡备文曾在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宣传队任宣传队长,后调入师部政治部任青年干事,参加了白云山、白沙、高兴圩等战斗。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力量,中央红军在苏区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1932年,胡备文被选调到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胡备文被分配到前方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任报务员,开始情报系统的工作。1933年8月调军委二局工作,任股长。  
    据史料记载,军委二局是1932年建立起来的,是由苏维埃中央政府下属的总参谋部情报科升格的,这个局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负责对敌电报的破译,以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成为红军随后在苏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抗战时期学习日文
    翻译大量外文资料
  1934年10月,胡备文随军委二局踏上长征的路途。由于离开根据地,红军的人力情报只能起到侦察当面之敌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整个区域内国民党追剿部队的部署情况,只能依靠二局的无线电侦察手段。长征的主要工作是行军,然而二局24小时都要进行情报侦收工作。胡备文担任的是报务员,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岗位,既要保证不出差错,确保党中央、军委总部各项指令的顺利通达,又肩负着保护报务设备的重任,有时要用生命去保护电台设备。  
    据史料记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军委二局随着全军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民族战争,而情报侦察对象也由国民党军转为侵华日军。作战对象的改变,给二局带来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就是必须学会日文。1937年4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曾希圣组织人员学习日语,兼学文化、党史知识。随后,处在后方的胡备文等红军干部被编成一个特别班,突击强化日文学习。
    1938年9月中旬,特别班学员毕业,曾希圣以这些人员为骨干组成对侵华日军专职侦察机构。该机构成为二局历史上第一个对外侦察的专设机构,它标志着二局对日侦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做好对日侦察的准备工作,曾希圣率人前往武汉,在负责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的关照下,收集了日本外务省、大东亚省有关资料。胡备文被分配在军委三局担任外文翻译,他翻译的外文资料不计其数,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曾快速解开敌人新密码
    获毛泽东等嘉勉和慰问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改为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军委二局为了满足中央对情报的需要,组织了一个约60人的技术侦察情报班子,为中共中央前委二大队,胡备文担任大队长。该情报班子的任务是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提供技术侦察情报,具体任务是全面侦控胡宗南、马鸿逵等的军事系统,配合西北野战军的战略行动。  
    在青化砭战斗中,二大队从空中截获了敌整编1军31旅、135旅从延安分兵北犯的情报,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敌31旅被歼灭后,敌人整个密码系统全部更换,胡备文带领二大队很快解开了新密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嘉勉和慰问,二大队获得百万元边币和两匹马。据《吉安地区志》记载,二大队还配合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嘉奖。1948年圆满完成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情报保障任务,受到中共中央传令嘉奖。
    为巩固国防作出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胡备文曾担任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等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为军队情报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据《吉安县志》记载,1974年,张春桥、王洪文亲自坐镇解放军总参谋部“揭、砸、炸”,对总参的一些主要领导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批斗。胡备文在残酷的迫害下,身体在1976年6月和1980年5月两次患广泛性前壁心肌梗塞,生命垂危。1980年,中央军委给予胡备文大军区副职待遇,1982年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仍然关心总参三部的工作,克服病痛撰写回忆文章。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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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11-15
周恩来手下的情报专家胡备文
来源:红潮网  作者:灵犀一指

    胡备文将军(1916—1986)江西省吉安县人长塘乡桥南三官塘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胡备文将军简介

  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原部长。
  胡备文是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军委某局副科长、副处长、处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前委大队长,率部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进行清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后又担任军委某局副政委。建国后,他历任军委某部局长、政委,总参某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备文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甘当无名英雄,为我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在十年动乱中,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胡备文因病于1986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胡备文少将生平经历

  胡备文,1916年出生,江西省吉安县(今吉州区)长塘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
  土革命战争时期,胡备文历任红4军11师31团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青年干事、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员、军委2局股长,参加了长征。
  (二)
  抗日战争时期,胡备文历任军委2局电台科副科长、3处副处长、系主任。
  (三)
  抗战胜利后,胡备文历任军委2局2处处长、1处处长兼政委、2局副政委。
  1948年-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2局获中央军委传令嘉奖。
  (四)
  新中国成立后,胡备文历任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军委技术部2局局长、总参谋部3部副部长、部长、3部顾问。
  胡备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准军级、军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6年2月10日,胡备文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胡备文故事

  913后周恩来为胡备文说话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胡备文一无所知。虽然他是傅英豪(空军雷达兵部部长)的二姐夫,但一段时间仍平安无事。因为这时候,傅英豪虽然被空军关押审查,但还是算人民内部矛盾。
    1974年春节前,专案组问他有什么要求,傅英豪说,想孙子,一听到外面小孩哭,就想起他被抓时才2岁的孙子。
    于是,1974年春节,同意傅英豪的孙子去看他。傅英豪的儿子傅延延和儿媳黄翠兰带着儿子去了,傅延延被拦到门外,只允许黄翠兰带儿子进去。
    专案组开恩是有原因的,因为专案组对傅英豪说:你的问题都查清楚了,过完春节你就可以回去恢复工作了。
    但是不久,负责九一三事件专案的李德生也“进去”了,对调到沈阳军区,一样挨批。空军专案组新来了一批干校“打手”,傅英豪别说出去工作,反而增添了重罪。
    说他还有重要罪证没有交代。什么重要罪证?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查了几年,还是只有几页草稿,这怎么可能?空军专案组“打手”说,《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傅英豪拿走了。
    可是九一三事件后,傅英豪家被抄了几次,抄走六大包文件,包括照相机等。“掘地”三尺,没有发现罪证,更不要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了。
    1974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得知傅英豪唯一的儿子傅延延还在总参三部(负责大型计算机硬件维护)上班,说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留在部队?傅延延立即被隔离审查,追查《五七一工程纪要》。
    专案组会幻想,说傅英豪的亲戚一大堆,都在总参三部,《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傅英豪放到亲戚家了。
    于是,傅家几乎所有亲戚,包括总参三部部长胡备文和夫人朱桂淑(傅英豪的亲姐姐,到延安后改名)都被隔离审查。
    尤其是胡备文,是重点对象,专案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被拿到了他家。胡备文夫人朱桂淑是总参三部九局的处长,也见过大世面。她非常气愤,纯粹莫须有!
    1974年8、9月,朱桂淑偷偷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申诉信。她仍然被审查,没有“机要”路可走,就贴上四分邮票(那时市内信邮资四分)扔到邮筒。
    没想到毛泽东、周恩来都接到了。周恩来看后很生气,当场拍了桌子,说傅英豪都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胡备文怎么知道?这样,胡备文终于“解放”,但也没有工作,当了个顾问,以后离休。
  1978年,傅英豪和唐旦放出来,他们觉得冤屈,不断往上递申诉材料。胡备文通过机要口,帮助傅英豪转了一些申诉信,但无果。
    周恩来为什么要替胡备文说话?
  解放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军委2局为了保证中央对情报的需要,组织了一个5、60人的技术侦察情报班子,随毛泽东行动,代号是昆仑纵队二大队,胡备文担任大队长。
    二大队的任务是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提供技术侦察情报,具体任务是全面侦控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军事系统。
    二大队从空中截获了敌整编1军31旅、135旅从延安分兵北犯的情报,以后敌军出动的情报送到前沿部队,保证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毛泽东见到胡备文,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你怎么只“备文”,不“备武”呀?敌31旅被歼灭后,敌人整个密码系统全部更换,胡备文带领二大队很快解开新密码,毛泽东为此奖励给二大队100万元边币和两匹马。
    蟠龙战斗前,周恩来要求3天内破开敌人全部密码。胡备文集中5个台的力量,对胡宗南两个军部、5个师部及所属十几个旅实施全面控制,大量截获其电报,在3天内破译出全部密码。
    中央军委还曾要求二大队3天内找到并弄清马家军81师、骑1旅、骑2旅的无线电台联络情况,抄到其电报,一周内破译其密码电报。
    马家军在密码使用上有特性,不用国民党惯用公文格式,在报文里加了不少怪称呼,密码编码简单,但文字结构很麻烦,二大队还是如期解开了马家军的密码。
    当时刘戡率敌军对中央机关穷追不舍,形势经常吃紧,有一次中央机关隐蔽在山坳里,胡备文截获到敌后勤系统的一份电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这份电报分析刘戡的部队要撤,就在一个叫小河的地方住了下来,后来敌军果然撤了。由于二大队工作出色,周恩来也曾奖励二大队1500万边币。
   毛泽东也十分关心二大队,有一次行军,与二大队失去联系,毛泽东一边派人去找,一边在雨地里等,直到找到二大队,毛泽东问胡备文:你们大队都过来了吗?胡备文回答都过来了,毛泽东才放心上路。
    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2局获中央军委传令嘉奖。
周恩来与转战陕北期问的情报、机要和通讯工作
王亚志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自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不仅把总参谋长的实际工作承担起来,而且把全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也肩负起来,直到l952年7月,遵照中央决定把军委日常工作移交给彭德怀。
前排左起胡备文、彭富九、李涛、王永浚、马文波

  本文仅就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一些片断,作以下记述。
  完备并发挥统率机构效能
  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军事工作领域,确切地说,始于l947年4月10日。这一天,他从山西返回靖边县青阳岔,同毛泽东、任弼时和陆定一等同志会合。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汇报了他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同贺龙、刘少奇、朱德、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安顿中直、军直后方机关情况后,即研究中央在陕北的下一步工作。当时首要大事是把西北战场和全国各战场情况掌握起来,同时也把因撤退行军转移而中断的中央日常工作,恢复并继续运作。换句话说,就是把在延安相对和平环境下的中央机关工作转入战时轨道。
  中共中央和军委在延安,主要靠无线电通讯领导指挥全党全军。工作环境稳定,文电收发运转和办理有其固定程式。撤出延安转到农村,不断行军转移,对电台收发通讯和情况掌握上,遇到许多不利因素。在延安,汇总并掌握全面敌我情况的核心机构是军委作战部一局(作战局),但周恩来在青阳岔逐一了解清点留陕北的中直、军直机构,发现军委一局没有留下业务班子。周恩来在办理公务中,一贯重视依靠发挥办事机构(业务班子)的职能和作用。作战局和社会部情报工作人员不在陕北,无法领导指挥全军,于是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刘少奇、朱德和叶剑英、杨尚昆:已转移到晋西北的中直、军直机关应分成三部分;军委作战部李涛代部长率一局部分人员及中央社会部情报工作人员回陕北;部分工作人员去太行区;其余留原地由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电报发出时间是4月11日,l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转移到王家湾。
  在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双塔村的叶剑英、杨尚昆和李涛等看到中央来电后,李涛即着手从一局抽组业务班子赴陕北。但叶剑英和杨尚昆考虑到李涛高度近视,身躯魁梧胖硕,行军转徙不便,且撤离延安途中翻车受伤未愈,提议由一局局长童陆生代往,经中央复电同意后,童陆生即率一科科长张明、副科长成普、二科科长张清化及有关参谋、测绘、文印和警卫通信人员等共17人,于4月19日启程,在碛口渡黄河经绥德沿大理河西行,于23日到王家湾。同行的还有社会部罗青长及新华社少数工作人员。童陆生局长到王家湾后,即到周恩来处报到,邻侧窑洞内的毛泽东也出来见面并询一路民情,边区货币是否贬值?绥德无定河大桥是否被炸?童陆生回答说:路上看到群众仍忙于春耕,只是青壮年少,大概有些人已随军搞支前勤务工作去了。一路上未买过东西,听地方干部说粮价上涨。无定河大桥完好。周恩来说:你们一局2月10日编印的《国民党军队调查》,经过两个多月全国各战场的战斗,已有重大变化,现在要把陆军那一部分重新编印个材料,下午就开始,我去参加。
  解放战争开始时,l946年7月3日,军委一局编印了《国军战斗序列》。到1946年12月10日,一局又编印了《国民党军作战序列》。周恩来参与的这次编印,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的第四次。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和战争进程中,很关注掌握国民党军情况,他收到军委一局1946年7月3日编印的《国军战斗序列》后,致函一局,大意是:来件收阅,甚好,很有用处,望继续收集有关资料。胡乔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由于毛主席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胸中有数,指挥若定。”
  周恩来自到青阳岔后,也把很大精力用于掌握敌军情况。转移到王家湾后,除参与一局汇编敌军新的调查材料外,对各方来的情报都仔细阅看,不断补充校订原有材料。6月4日,周恩来到银山岭视察二大队工作时,对胡备文(后任二局副政委)大队长说:“毛主席和我每天都用心熟记敌军的军、师以上部队番号、主官姓名和调动、作战情况。”
  童陆生局长从周恩来处回来,即告主管敌军情况的二科科长张清化说:午饭后周副主席来参加校勘并编印新的《蒋军调查(陆军部分)》,二科同志作好准备。这个文件内容有:蒋军各战略集团正规军步骑部队师旅统计表、蒋军各派系力量统计表、各战略集团被歼灭兵力统计表、整编师旅番号对照表、陆军指挥系统表、国防部及其以下师旅以上主官调查等。
  4月23日午饭后,周恩来到一局住处,是两孔相连通的窑洞,周恩来坐在仅有的一条窄木凳上,张清化和参谋陈宝田、赵云慈、孟凡树坐在炕上,拿出原有的材料逐页核对。由于撤离延安行军转移,军委一局的日常工作在一个多月内基本停顿,许多新的敌军变动情报未看到。但周恩来却在他手中的《国民党军调查》和记事本上有记载。事后,张清化说,这件事本是我们给军委首长当好参谋,这一次周副主席反倒是给我们“当参谋”了。校勘编写采取流水作业,校完一页即交给文印组武明旺趴在锅台上刻蜡纸油印,晚上周恩来有工作未来,一局同志加班,找来破瓷碗盛植物油,用棉衣中的棉絮搓成灯芯点燃,鼻孔都熏黑了。第二天,周恩来又到一局住处逐一补充校订完毕。晚上,一份新的《蒋军调查(陆军部分)》印制装订完毕,分送到毛、周、任、陆定一手中。
  按这次编印的材料,蒋军正规军共有86个军(整编师)237个师(整编旅)151.5万余人。这是蒋介石赖以打内战的血本,也是《调查》材料的精萃所在。军、师两级战术兵团,是可以完成一定战术攻防任务的基本战斗单位。按其番号顺序排列,从第一军(整编第一师)到第九十四军,从第一师(整编第一旅)到第二二九旅。、按数字顺序还有数码相同,但名称不相同的,例如:新编第一军、骑兵第一军以及暂编军。师(旅)则还有新编、暂编、预备、独立、荣誉、骑兵第一、二等单位。每个单位一页,内容有主官姓名,部队发展沿革,参加过哪些战斗等。例如:整编第一师(辖整编第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是l925年在广东组建的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下属有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师参谋长张治中……然后即是历任军长姓名及其参加东征、北伐、蒋阎冯中原大战及抗日战争中的战史。编印这次《调查》材料,已把其第一旅于1946年9月被陈赓纵队在晋南全歼、旅长被俘事载入,《调查》编成后十天,其一六七旅于5月4日在蟠龙就歼,旅长被俘。由此,也可看出《调查》材料过几个月即须重新编印一次。
  当时蒋军在各战场上,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下属有四个兵团;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属有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徐州陆军总部下属有三个兵团、一个郑州指挥部和八个绥靖区;太原、西安绥靖公署归南京直辖。此外,还有西北、武汉、重庆、广州行辕及台湾警备部等。其下属各有若干军、师、旅单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文集、文稿中的不少篇章中,都有多处列举一长串国民党军队的师(旅)番号与数字、解放军兵力发展、解放区面积和人口及城市消长得失等数字。许多读者往往感到枯燥无味。但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基本依据,因而每天、每月、每年都亲自掌握计算。例如: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曾达到ll7个旅。但到1947年6月,即解放战争一周年,蒋军被歼97.5个旅,能机动作战的只剩下40个旅,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转入战略进攻。
  周恩来有惊人的记忆力,并一贯躬亲摘记国内外重要情况资料,但在工作中,仍然注意发挥业务部门的作用。“西安事变”后的十多年间,他率领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工作,既依靠与发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智慧,又为新中国外事机关培养了业务骨干。
  军委一、二、三局的工作,从陕北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业务内容、文件规范和作风培养等方面,都提高到新的水平。
  军委一局掌管敌我全部情况。如前所述,周恩来同一局二科同志共同编订敌军《调查》材料。对一科主管的我方情况,相对说来周恩来较生疏些。在重庆时,1946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虽代表团内有我方情况的全面文件资料,但他仍于1月8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并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我身边无一熟悉解放区的参谋(带来的全部参谋中)。每日一人工作到深夜,今天开会,实在支持不了。”电报中说,如一局副局长王政柱不来,请尚昆另派一人来。据此电,一局参谋李少华去了重庆(李回延安时与王若飞、叶挺等同机罹难)。
  在王家湾,周恩来责成一科张明科长,把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战绩与实力统计和解放区面积、人口、城市变动情况汇集整理出材料送阅。
  周恩来阅后指示一局:我们过去是把各战场每次战役战斗后的战绩及时公布,而综合战绩只在2月7日公布过大打以来的7个月战绩。今后应每月公布一次。现可把2月、3月、4月综合起来公布一次,再把这3个月同前7个月加在一起公布l0个月的战绩。这两个战绩统计,经周恩来审阅后于5月21日公布,然后又分别公布了5月、6月份战绩。
  周恩来说:战绩综合统计,除供党中央首长了解掌握敌我力量消长外,及时公布不仅鼓舞解放区军民,还可鼓舞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动摇蒋介石集团内部人心,并使国外知道。为此,周恩来于4月27日为中央起草电报,发给国民党区秘密台,列述3月、4月我各大区战绩,望各地下党组织注意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在各地推广宣传为要”。
  1947年6月底,解放战争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就全年战绩总结综合项目,对一局作了具体指示,除统计歼灭敌军建制单位、毙伤俘(投诚起义)敌军人数、缴获武器、俘敌将级军官外,还要作出全年敌我兵力损失对比、一年来敌军作战兵力变化,今后一年敌我兵力变化预测、解放区面积人口城市得失预测等材料,为党中央小河会议做准备。
  毛泽东于7月21日至23日,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会议,彭德怀、杨尚昆、王震和陈赓均前来出席。会上作出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越陇海路向外线出击,走马中原,饮马长江,开始了解放战争第二年大举进攻的历程。
  小河会议后,由周恩来审定的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第一至第四号公报于7月26日公布。周恩来还责成一局把一年期间我军阵亡、负伤、失踪(含被俘及失散)数目也拟写成公报,并把敌我兵力损失数字和比较也写进去,作为第五号公报于8月6日公布。这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以前我军损失数从未公布过,这次公布对国内外只会有积极影响,因打仗总要有牺牲,国际上对我方公布损失数的反映,认为是对战争胜利有信心的表现,解放区人民对我军损失是理解并能谅解的,何况我军损失与敌军损失相较是一比三点一三。周恩来审定的第一至第五号公报,即成为战争第二、三、四周年战绩公报标准模式。
  周恩来又指示胡乔木,就第一至第五号战绩公报,撰写一篇《陕北军事观察家关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的评论》,经他审核修改后于8月9日播发。《评论》详细列举了一年间,国民党军队被歼灭的建制单位人数,将级军官被俘虏和解放军发展壮大,解放区恢复扩大等数字后,结尾处写道:“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
  毛泽东于l947年12月25 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中央会议,在他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论断,是根据解放战争一年半以来,敌我兵力消长和双方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情况数据综合考虑后得出的。
  为给这次会议提供有关情况材料,军委一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昼夜紧张突击赶制,每一份文件、图表资料,都由周恩来逐字逐句精心审核校订。周恩来对于诸多数据记得烂熟,在会上不看文件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周恩来通过赋予一局任务、指导一局拟制各种文书等工作实践中,逐步提高一局业务水平,培养优良作风。在批改文件时,像教师阅改学生作业一样,把一局有关人员召去,逐一讲述修改理由并指出缺点错误应如何避免。有时,他考虑到一局业务水平不高,就把本应由一局考虑提出的重大事项亲自拟写电报指示。例如,在为中央准备杨家沟会议时,周恩来鉴于战争胜利进程,空军建设应加速进行,就于12月5日拟电告东北局:“你们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制能力、机件、汽油的储备、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等,统望电告。”毛泽东阅审此电稿时,在前面加写:“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又如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毛泽东于1948年1月曾拟以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在宜昌地区渡长江南下,周恩来即联想到解放军到新区的形象,于是在2月21日为中央致电各大区,征询军旗、军徽设计,经收集后审定于1949年6月15日公布了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在陕北对军委二局、三局的业务也时时躬亲指导,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
  军委二局的业务是无线电侦察。
  我军撤离延安以前,军委二局已从安塞转移到瓦窑堡以东杨家园子。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离延安到瓦窑堡附近王家坪后,任弼时指示二局,组织前梯队随党中央行动。3月21日,二局前梯队截获胡宗南令第三十一旅限24日到青化砭筑工事据守信息,即通报给彭德怀的野司。25日在青化砭歼灭了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4月2日彭德怀致电军委:“自三十一旅歼灭后,此间未弄清敌情,请二局所得,随时电告。”
  毛泽东于4月2 日,把西安秘密电台发来的胡军行动企图情报电告彭德怀。接到彭2日电后于3 日复电说,因行军转移二局无法侦察,需三四天后才能移至瓦窑堡以西安全地区,请彭派一个营来掩护二局侦听。二局前梯队在胡备文大队长领导下,4月5日转移到青阳岔附近立即展开工作,4月9日译破敌军行动电报。毛泽东得悉后,立即传令嘉勉,并奖给边币百万元(约值300斤小米)以示慰问,又批给二局两匹马,使业务人员行军中保持体力投入工作。5天后,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歼灭了敌军第一三五旅。
  周恩来到青阳岔和王家湾后,在一局未到前,每天收阅各方情报。周恩来熟知二局工作规律:即我军每打一次胜仗,敌军立即更换密码,为二局的侦破带来新的难关。二局同志形容他们的工作是“吃困难饭的”。胡军第一三五旅于4月14日就歼后,胡军系统密码全部更换。彭德怀于4月27日致电军委,拟攻打蟠龙。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磋商后,于28 日复电给彭德怀,同意攻打蟠龙。周恩来于28日召见胡备文,要求在三天内破译胡军全部密码,为攻打蟠龙提供准确情报。二局同志不负所望,果然在三天内译破了胡军系统的全部密码,为攻克蟠龙做出了贡献。
  为鼓励和褒奖二局的无名英雄功绩,除把野司送给党中央的在蟠龙缴获的战利品(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肥皂)转赠一部分给二局同志外,周恩来和任弼时于6月4日,到王家湾附近的银山岭看望二局同志,每个窑洞、每个同志一一见面,询问姓名和工作、生活情况,并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形势和战局前途等。还带去了一部分奖金。
  中央机关在王家湾地区住了近两月,胡宗南的无线电测向机构侦测到新华社播发电台的大体方向,判断中共首脑机关即在附近一带。于是决定派大军“搜剿”。6月4日刘戡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四个半旅,从青化砭地区出动向西北大理河上游推进,董钊部整编第一军四个旅自延安地区出动,溯延河向志丹(保安)方向推进。同时,出动飞机在王家湾一带盘旋侦察,并向附近鱼山、银山岭两个村庄投弹轰炸。
  敌军行动情报传到王家湾,周恩来把胡备文召来询问敌情后,就机关转移征询意见,胡备文说应向东、向绥德方向,周恩来认为有道理,向东更安全。任弼时身为中央机关支队司令,对毛泽东的安全负有全责,他根据敌军从东南方向来,决定机关向东即大理河下游绥德方向转移,6月8日启程。胡备文回去即分两批,第一批先走,第二批继续侦听。全支队均于6月8 日待命出发,但毛泽东不同意向东而主张向西,他和任弼时争论了几乎一天。周恩来鉴于敌军迫近,机关干部已等了一天,就提议先向北走一段,再向西北方向转移,毛泽东和任弼时不再提异议。周恩来派罗青长骑马赶往二局告胡备文的前梯队折转向小河方向。晚饭后王家湾的机关出发,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对二局前梯队是否已折返一直放心不下。9日清晨,胡备文得知毛泽东等在前面等候,就急忙赶来。毛泽东问:你们大队都过来了吗?胡备文说,谢谢主席关心,都过来了,我是最后一个。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二大队过来了,就好了,咱们继续走吧!中央支队走了20公里到小河村,原拟住下,但掩护部队报告,敌军正在逼近,于是晚饭后又出发向天赐湾转移,又逢大雨,天空漆黑,向导迷了路,再去找向导。十多公里路,走了一夜,天亮到天赐湾,是靠山顶处20户左右的山村。周恩来命令胡备文在他住处侧旁窑洞内架一侦听台。此时地面部队报告,敌军已到小河附近,因北山上我军火力侧射,敌军未进村继续向西顺沟向西南方向搜索前进,但敌后续主力动向不明。
  中央支队于6月10日在天赐湾,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首长在居民窑洞内休息外,其他人员均分散到沟壑处隐蔽,人的背包不解,骡马驮架下地随时准备上驮出发。此时,设在周恩来侧旁的侦听台截获一份情报,胡备文急送周恩来阅,内容是敌军后勤系统的一份电报:“部队缺粮,天又下雨,没有雨具,怎么办?应在何处补给?请示。”周恩来看后让胡备文把主管破译的中队长王镇南同志叫来,询问了那份情报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就此一情报同毛泽东、任弼时磋商后,认为敌军自4日出动已有7天,粮食将用完,部队疲劳,又无所获,判断刘戡部可能向保安董钊部靠拢取得补给。于是命令警卫团派小分队尾随奔西南的敌军,保持接触,中央机关以天赐湾为中心各村宿营住下来,并随即展开正常工作。
  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所料,敌军对无线电测向情报并不完全相信。在“搜剿”行动中,层层敷衍塞责。加以自入侵延安后,在陕北高原沟壑地带,爬坡翻山,风餐露宿,吃尽苦头,从高级军官到广大士兵,昼夜盼望的是吃饱饭、睡安稳觉,祈祷千万别碰上共军。随着敌军日益远去,中央机关于6月16日返回小河地区,开始筹备召开中央会议。
  西北野战军于8月20日,在沙家店歼灭敌军第三十六师后,敌军又更换密码,有的单位未领到新密本前停止发报。我陈赓兵团于8月22日渡黄河南下,关中空虚,胡宗南除空运援兵外,刘戡、董钊部8个旅,麇集一起,分成4个梯队,交互掩护于8月27日南返,并停止用电报指挥。
  党中央机关移住朱官寨,二局住附近凹石塔。毛泽东下令西北野战军追击敌军,并令王震纵队赶赴敌军之前,到绥德至清涧之间的公路上截击,但一时弄不到敌军位置情报。周恩来把胡备文召来指示:从敌军电台相互联络中,经过综合分析提炼情报。从敌台联络中获取情报,是红军无线电侦听起家和看家的本领。在江西第二次反“围剿”前,敌军电台联络,首先拍发“QRC?”即询对方在何处?从中获悉了敌军位置和行动时间,取得了反“围剿”胜利。陕北敌军南撤虽不发电报,但电台仍相互联络,而且使用了美制报话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9月初,从敌军报话机上获取到敌一军、二十九军军部和四个旅的位置。周恩来接到报告非常高兴,鼓励二局同志继续努力获取更多情报,还把主办这项业务的何胜同志召来,仔细询问了敌军使用报话机情况。何胜回去向胡备文汇报后,大家对周恩来深谙二局业务、及时指示另辟蹊径并取得成果,感到无限钦佩和景仰。
  周恩来对无线电侦听手段机密的保持极为重视。因敌军情况在敌方说来不是秘密,但我方获取敌军情况的手段都是绝对的核心机密。党中央在朱官寨得到一份情报:西北野战军俘虏的胡军士兵逃回去,向敌方反映我军能侦收猜译敌军通报密码。周恩来阅后,立即于9月1日以党中央和军委名义电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及朱德、刘少奇、杨尚昆、李克农,重申以下保密措施:二局系统工作人员严禁在工作场所外谈论业务内容;无关人员严禁接近二局机关;截获的情报严格限制送阅范围并改动原文,对接触、接近、传送情报的人员要严格审查;新闻报道、述评或负责人的报告、文章,均严守保密原则,非经其他方法获得,不得引用二局材料,重要情报严禁引用;其他来源情报亦应按上述保密原则。电报中还提到,敌军因连续失败,日益加强其机要保密措施,使我侦察工作日益困难。而我已开始全国性反攻,更需要情报侦察配合反攻局面,“望各负责首长重视此事,严格执行规定,以利情报之收发,至要”。
  正如周恩来所料,蒋介石集团在连续丧师失地的困境下,为避免作战中被歼并力图挽救败局,在密码通信方面采取了强力保密措施,使二局工作日益增加了难度。据此,周恩来于l948年3月16日,根据二局局长戴镜元副局长王永浚关于敌军密码质量日益提高的总结报告,在杨家沟以军委名义电告各军区、各野战军首长及参谋长,通报了敌军密码质量提高,胡军系统密码乱数已多至十万组,使用方法更加科学。为给二局工作多方面帮助配合,军委特规定:各野战军参谋长在每一战役前要指定专人到前线尽力收集敌军一切密码底本、乱数和表及来往电文、报告、命令、文件、图表乃至电台、测向台等。收集品上送二局系统。对我军二局系统要绝对保障其安全,机要人员亦应如此。在二局机构中进行三查运动,更应有领导地进行,一般不宜改业,有错误予以教育改造,非洗刷不可的人员,应送军委二局或向军委请示办法,不得自行洗刷。其他途径所得有利于二局工作的材料,均应交二局参考。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尽管敌军极力保密,但我方仍能不断侦得所需之情报,保障了三大战役的决战胜利。这是后话。
  党中央在朱官寨时期,包括西北野战军在内,是粮食供应最困难的时期。无盐无菜,部队不得不杀掉受伤或孱弱的骡马充饥。野司机关因吃杂粮掺秕糠,一些人大便困难。贺龙司令员尽最大努力从黄河以东送粮过来,但中央机关仍不得不吃黑豆、高粱、玉米,加上一些野菜,当时称为“八宝饭”。羊肉倒可经常吃到,但缺调料蔬菜,不少人吃腻了,日后多少年一闻到羊膻味还倒胃口。周恩来关切二局同志的体力保持,亲批了一部分粮食给二大队。毛泽东把华北解放区送给中央首长的日用品(毛巾、香皂、肥皂、香烟等)转送一部分给二大队同志。
  二局工作需要稳定环境,行军转移,虽分梯队交替,仍不能不影响工作,但行军转移又不可避免,增加了工作难度。1947年11月14日,中央机关从神泉堡出发,到22日抵杨家沟住了4个月。周恩来想到二局既要行军又要不中断工作,报经毛泽东同意,于途中阎家岭给二局写一便函:
  二大队诸同志:
  连日辛勤,突破难关,对解放战争作了不少贡献。兹特送上慰劳费一千五百万,望各同志勿骄勿躁,共赴胜利为要。周恩来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战争年代,物价剧涨,当时小米价格按每斤边币四千元至五千元计,这笔慰劳款约合小米三四千斤,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当是很优厚了,遗憾的是农村市场上没有多少商品可买,但在精神上的激励作用是无法计量的。
  周恩来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时刻关怀二局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也关怀备至。沙家店歼灭敌三十六师后,敌军的马匹被炮火轰击得狂奔,有一些窜冲到二局住地,于是一些同志到山沟里去捉了几匹,拉回来打算用作运输力。周恩来得悉后对胡备文说:一切缴获要归公,《三大纪律》里早已规定,战斗部队比你们更需要马匹,还是交给野战部队吧!二大队自然遵行,并以此进行检查和教育。
  中央机关从神泉堡向杨家沟转移时,已是深秋,树叶均已枯落,但路上和村边看到一些枣树上有残留枣子挂在枝上。中央支队一些年轻人,就利用空隙上树摇撼或用抛甩棍棒去收打,以为这是树主人丢弃的。实际上这是当地民俗,有意地留下几个枣子看树用的,期望来年结更多的枣子。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把各大队领导人召来说:10月10日军委又重新公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枣子总比针、线要大吧!要进行教育,把尚在手中的枣子收起来,问明树的主人,交还给群众。吃了的适当赔偿,向群众道歉。
  反侦察措施
  中国工农红军从1931年在江西建立侦听台开始,就重视自己无线电通信的保密与反侦察措施。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撤离延安两天后,针对敌军的无线电测向侦察,于3月20日下令中央电台停止工作3天。周恩来当天离开毛泽东在清涧徐家沟住处,到瓦窑堡附近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24日电台开始启用,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有线和无线电通讯业务,由军委三局统管。从延安撤离之前,三局同中央机要处协同,派出一部电台随毛泽东行动,两部电台随彭德怀到西北野司。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会合后,瓦窑堡地区的三局向河东转移,留下三部十五瓦电台随中央行动,由黎东汉领导,代号为三大队。
  周恩来赴河东安置后方机关时,对已转移到临县孙家沟的王诤局长交代,要架设大功率电台承担为河西中央机关转发电报。回到河西后,对转发电报的有关事项作了详细规定。
  中央机关向天赐湾转移期间,黎东汉生病,王诤局长派军委总台副台长崔伦,随赴中央出席小河会议的杨尚昆,到小河附近新阳湾接替黎东汉任大队长,并又带来一部电台,黎回河东治疗。
  小河会议后,为加强无线电通讯保密,在周恩来主持下,于7月2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关于通讯工作指示,对全党全军的电台的保密,包括呼号波长的改换、拍发电报格式、电报等级发出时间的缓急等,均进一步作出规定,并要求各战区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说,我们中央机关三支队,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电台支队,二、三、四大队都是电台大队。中央和军委就是依靠这些电台来进行日常工作。
  毛泽东鉴于刘邓大军于8月27日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为分散牵制“围堵追剿”的敌军,于8月30日电令陈毅、粟裕率部在鲁西南渡黄河南下“直接援助刘邓”。但此后却与陈粟野司中断了电台联络。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9月6日把崔伦和主管同陈粟联络的孟零一召到朱官寨,首先询问三大队电台工作同志们,一个月来连续行军一到住地又急忙架台通报,吃得消吗?任弼时说,电台1司志生了病,这些同志好些了吧?这使崔伦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任弼时说,和华东野司联络不上,找到原因没有?崔伦答:还没有,过去一直联络顺畅。周恩来说:“不用急,多想些办法,把天线架高一点试试,夜深人静时仔细守听。”任弼时又说,要让报务员休息好,饮食尽可能搞好一点。崔伦来时曾准备受批评、受训斥,听了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指示后,心情轻松下来但又很激动地说,回去照首长的指示努力去做。第二天同华东野司联络通了。崔伦向支队参谋长叶子龙提议,是否发电报询问一下,为何一星期联络不通。叶子龙同意。回电说,陈粟首长为了隐蔽战役意图,电台静默一周。7日至9日,华东野战军在沙土集歼灭了敌军整五十七师两个旅,战斗发起即开始和军委通报。崔伦从周恩来的指示中受到启发,在山顶上架起一副罕见的大天线,从此,和东北军区的联络较前更为顺畅。此前是不顺畅的。
  西北野战军于l947年10月11日攻克清涧,缴获一部无线电测向台,俘虏了其工作人员。俘虏供称:他们对我西北野司和党中央两个电台群方位均可掌握。8月间晋绥许光达纵队渡河入陕归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其行军路线宿营位置均被清涧敌测向台测到。彭德怀和参谋长张文舟得悉这一情况,联系到野司驻地曾被敌机轰炸投弹,即指示把俘虏所供材料、测向机和俘虏均上送军委机关处理。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联系9月间我北平一秘密电台被敌方测向破获,周恩来认为应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进一步制定无线通讯保密措施,但应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他吩咐西北野战军和军委三局就我军无线通讯状况作深入调查,提出针对性具体措施。毛泽东于l2月在杨家沟主持中央会议后,彭德怀又于翌年l月中旬在杨家沟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周恩来于l月下旬主持召开通讯保密会议,出席者有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王诤、副局长王子纲、三大队队长崔伦、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长刘克东和中央支队的罗青长等。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到会场看望大家,一一握手,对初次见面的同志询问了姓名、职务后说:“搞好通讯保密工作,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 大家起立鼓掌,目送毛泽东离开会场。周恩来主持会议说:“通讯保密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大家都了解。近来通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张文舟同志再说一说,我就不讲了。看来敌人的测向台有时还是抓住了我军的行踪的。要摆脱敌人的测向侦察,解决通讯工作中现存的问题,变被动为主动,现在就要大家来想办法。”
  接着,张文舟就西北野战军电台工作中的情况、成绩和问题作了介绍。主要问题是呼波不常变、人员固定机器声音和手法易被敌方判认,还有个别报务员纪律观念薄弱,在机上扯乱谈、私定暗号、拍发明码,甚至扯皮骂俏违犯通讯规则等。然后,其他同志陆续发言。周恩来仔细倾听,不时在他手中本子上做笔记。最后,周恩来作小结,把改进措施归纳概括为四言八句:“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他强调说,“加强保密”是中心思想,其他七条是具体措施,并逐一阐释,把机要通讯,按军事、情报和党务划分开来。人员调整,就是把报务员调换岗位,使敌方抓不住规律。说到此处,他说这涉及干部人事业务,派人把开前委扩大会尚未走的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叫来,当面作了交待说,政治部要关心通讯干部队伍,帮助通讯部门建设好。最后,周恩来说,人们常言道千方百计,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想尽一切办法。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情况不断发展,决不可有一劳永逸的想法,要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首先通讯部门重视,同时领导上也要重视,相信这次会议后,通讯保密状况会有一个大的改善。会后,周恩来又批发了关于全军加强无线电通讯保密措施指示。
  周恩来对电台通讯业务的熟悉和指示的具体、对症,使到会同志钦佩不已。
  这次会议后半年多,军委三局于l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家村召开了全军(东北军区未参加)通讯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就通讯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技术、保密等方面,再次作了详尽指示,这是后话。
  周恩来从陕北开始,在使用军委机关的同时,努力建设提高机关业务水平,实际上是不断培养机关工作人员素质,而且不止限于一、二、三局,还包括党中央机关社会部、机要处和新华社以及直属机关的行政和警卫工作人员。到西柏坡后,他同刘少奇(兼总政治部主任)、朱德进一步健全充实了总政治部和军委后勤部;同董必武健全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华北人民政府;再加上他多年领导下的外事机构,为新中国的军事统帅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周恩来言传身教,培养树立的优良作风的保持发扬,使延安时代的战略统帅部顺利发展转变为国家职能统帅部,在他领导下组建的政务院成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的中央政府。
  周恩来在不断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基础上,培养树立的机关优良作风之所以能保证高效率,其具体表现可用“及时、准确、保密”六个字来概括。
  及时。机关上下在昼夜24小时内,均处于迅速、灵敏反应的高效率状态。在严密的值班制度等措施之下,中央有指令立即下达发出。首长查询情况,主管人员随叫随到,有问必答。下级与各方来的报告、请示及时送呈首长和承办人员手中。决不允许延误、拖拉、积压。这一优良传统在进入北京后一直保持。无论深夜或公休节假日,急事立即上报,首长找主管人员和查资料,均能随时有人承办。不允许找不到主管人员或文件锁到保密柜里,别人拿不出等现象。
  准确。军委机关像一部机器。处理公务靠发挥各个环节的集体力量,必须和谐准确地协同运转。凡经周恩来审定的军用文书、图表与新闻稿,从文字上使用准确的军语,到数字、标点符号都有一定规范。例如战绩公报中的项目顺序,缴获枪类、炮类品名排列都按一定标准格式。任何细微处都不允许有误差,回答问题、报告情况不允许大而化之、马马虎虎,也不许用“大概”、“差不多”等不确切的词语。在周恩来带动下,军委机关各部门相互间或个人,在办理公务中,都严格按规定办。讲话、拟写文稿、记录情况都力求准确、精确,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兵贵神速,军事行动因往返查询情况,往往贻误战机,甚至招致失利。
  保密。人人守口如瓶。机密文件的阅看、保管都有严格手续。片纸只字不准丢失。个人日记与通信不准涉及机密。与个人工作无关的机密不闻、不问、不听、不看,以明责任。周恩来说,这毫不涉及信任问题。调到军委机关来,就是政治上的最大信任。保密是对敌人,不是对自己的同志。但有些事必须限制知晓范围。例如在敌占区的秘密活动,不告诉无关的同志,绝不是不信任这些同志。这种事知晓的人越少越好,也无须多解释。战争年代,我军的保密是卓有成效的。周恩来在保密方面堪称模范,无关的情况,从不让邓颖超知道。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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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人物胡备文
   胡备文(1916-1986)时任总参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胡备文一无所知。虽然他是傅英豪(空军雷达兵部部长)的二姐夫,但一段时间仍平安无事。因为这时候,傅英豪虽然被空军关押审查,但还是算人民内部矛盾。1974年春节前,专案组问他有什么要求,傅英豪说,想孙子,一听到外面小孩哭,就想起他被抓时才2岁的孙子。于是,1974年春节,同意傅英豪的孙子去看他。傅英豪的儿子傅延延和儿媳黄翠兰带着儿子去了,傅延延被拦到门外,只允许黄翠兰带儿子进去。专案组开恩是有原因的,因为专案组对傅英豪说:你的问题都查清楚了,过完春节你就可以回去恢复工作了。
    但是不久,负责九一三事件专案的李德生也“进去”了,对调到沈阳军区,一样挨批。空军专案组新来了一批干校“打手”,傅英豪别说出去工作,反而增添了重罪。说他还有重要罪证没有交代。什么重要罪证?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查了几年,还是只有几页草稿,这怎么可能?空军专案组“打手”说,《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傅英豪拿走了。可是九一三事件后,傅英豪家被抄了几次,抄走六大包文件,包括照相机等。“掘地”三尺,没有发现罪证,更不要说《五七一工程纪要》了。
    1974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得知傅英豪唯一的儿子傅延延还在总参三部(负责大型计算机硬件维护)上班,说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留在部队?傅延延立即被隔离审查,追查《五七一工程纪要》。专案组会幻想,说傅英豪的亲戚一大堆,都在总参三部,《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傅英豪放到亲戚家了。
    于是,傅家几乎所有亲戚,包括总参三部部长胡备文和夫人朱桂淑(傅英豪的亲姐姐,到延安后改名)都被隔离审查。尤其是胡备文,是重点对象,专案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被拿到了他家。胡备文夫人朱桂淑是总参三部九局的处长,也见过大世面。她非常气愤,纯粹莫须有!1974年8、9月,朱桂淑偷偷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申诉信。她仍然被审查,没有“机要”路可走,就贴上四分邮票(那时市内信邮资四分)扔到邮筒。没想到毛泽东、周恩来都接到了。周恩来看后很生气,当场拍了桌子,说傅英豪都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胡备文怎么知道?这样,胡备文终于“解放”,但也没有工作,当了个顾问,以后离休。
    1978年,傅英豪和唐旦放出来,他们觉得冤屈,不断往上递申诉材料。胡备文通过机要口,帮助傅英豪转了一些申诉信,但无果。
    周恩来为什么要替胡备文说话?
    解放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军委2局为了保证中央对情报的需要,组织了一个5、60人的技术侦察情报班子,随毛泽东行动,代号是昆仑纵队二大队,胡备文担任大队长。二大队的任务是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提供技术侦察情报,具体任务是全面侦控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军事系统。二大队从空中截获了敌整编1军31旅、135旅从延安分兵北犯的情报,以后敌军出动的情报送到前沿部队,保证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毛泽东见到胡备文,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你怎么只“备文”,不“备武”呀?敌31旅被歼灭后,敌人整个密码系统全部更换,胡备文带领二大队很快解开新密码,毛泽东为此奖励给二大队100万元边币和两匹马。蟠龙战斗前,周恩来要求3天内破开敌人全部密码。胡备文集中5个台的力量,对胡宗南两个军部、5个师部及所属十几个旅实施全面控制,大量截获其电报,在3天内破译出全部密码。中央军委还曾要求二大队3天内找到并弄清马家军81师、骑1旅、骑2旅的无线电台联络情况,抄到其电报,一周内破译其密码电报。马家军在密码使用上有特性,不用国民党惯用公文格式,在报文里加了不少怪称呼,密码编码简单,但文字结构很麻烦,二大队还是如期解开了马家军的密码。当时刘戡率敌军对中央机关穷追不舍,形势经常吃紧,有一次中央机关隐蔽在山坳里,胡备文截获到敌后勤系统的一份电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这份电报分析刘戡的部队要撤,就在一个叫小河的地方住了下来,后来敌军果然撤了。由于二大队工作出色,周恩来也曾奖励二大队1500万边币。
    毛泽东也十分关心二大队,有一次行军,与二大队失去联系,毛泽东一边派人去找,一边在雨地里等,直到找到二大队,毛泽东问胡备文:你们大队都过来了吗?胡备文回答都过来了,毛泽东才放心上路。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2局获中央军委传令嘉奖。
    胡备文简历:
    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11师31团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青年干事,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员,军委二局股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电台科副科长、三处副处长、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二处处长、一处处长兼政治委员、二局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军委技术部二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部长、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拿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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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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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6-11-15
江西胡备文:我军技术侦察情报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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