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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潜江辛亥名人史话 作者：关贤安 胡秉柯（1882—1914），字质斋。潜江人。1898年入县学，后转两湖书院读书。在拒俄运动中和革命者聚会花园山，讨论时局，谋救国之策，成为聚会骨干。和李四光等24人一同被清政府派往比利时学习实业。1903年冬，胡秉柯等人达到上海等待开往欧洲的轮船，与同学李成禺不期而遇，得知孙中山在美国，便托他转达，请孙中山到欧洲相见。从此，胡秉柯与孙中山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并为新民国呕心沥血，最后累死在战斗一线。 一、和孙中山讨论三天三夜，促使孙中山认识到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意义 1904年12月14日，旅欧留学生收到刘成禺一封信：孙先生已往伦敦，但其囊空如洗，请予接济。 接到这封信，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胡秉柯在比利时筹集4000余弗朗，德国留学生筹集2000余马克，法国学生筹集1000余法郎，汇给孙中山，并邀请他到欧洲大陆见面。孙中山回信，表示将首先到达比利时。 1905年春夏，孙中山到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受到湖北留欧学生的竭诚拥护，宣誓加入革命组织的湖北留学生达五十余人。同年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他们是第一批会员。图为孙中山与在比利时的湖北留学生魏宸组，胡秉柯，史青，朱和中合影。 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来到比利时。位于西北欧的比利时天气还很冷，当孙中山在奥斯敦港登陆时，胡秉柯、朱和中、贺之才作为留学生代表站在寒风中迎接孙中山。四人见面后，便乘马车至一小店稍事休息，随后一同乘火车来到布鲁塞尔，有留学生20多人在车站迎接。孙中山随众留学生到中国留学生公寓后，便下榻胡秉柯寓所。 这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抱着忧国忧民的责任感，连续三天三夜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是否将知识分子和新军士兵纳入革命的争取对象，因为孙中山一直把运动革命的重点对象放在帮会。有人觉得饿了，就上街买点吃的，困了就和衣而卧，打一个盹，精力过人的孙中山更是一直没合过眼。这场争论的意义非常深远，正是和留学生们思想上的激烈碰撞，使孙中山认识到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意义。从此孙中山把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成革命的主要力量，并开始运动新军，后来这两支力量成为革命成功的支柱。参与辩论的骨干，有胡秉柯、朱和中、史青、魏宸组，应该说，学习律师的胡秉柯能言善辩，在辩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为胡秉柯逝世较早，没有为自己写下回忆录，这段辩论为朱和中等人记载下来。 讨论结束之后，胡秉柯设盛筵招待孙中山，欧洲留学生数十人作陪。酒后孙中山提议宣誓组织革命团体，宣誓的留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孙中山从此开始联合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开端。最后，他们在胡秉柯寓所后花园合影留念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论。在得知孙中山完成对柏林留学生的加盟即将巴黎的消息后，胡秉柯提前赶赴巴黎，为孙中山做宣传和组织工作，虽然加盟人数不多，但是收获也不小。 不几日，留学生王发科、王相楚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留学生的宣誓书全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胡秉柯风尘仆仆地赶到巴黎，而孙中山已经换了旅社，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到孙中山的住处，只见孙中山一脸焦急，正快步地在屋子里踱着圈子，他一见胡秉柯，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喊道：“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 胡秉柯很能理解孙中山的心情，他并不生气，耐心地说：“比利时首都的全体同仁得知这件事，就一致推举我前来向先生表明态度：比利时首都全体同仁中，没有一人参与盗窃盟据的事，也没有一人有后悔之心。” 两人正在谈论，一封发自柏林的信件送到了，这是柏林加盟者的信：“叛党只此四人，全体未叛。”叛徒终于找到了，孙中山看完信，松了一口气，他真诚地说：“质斋兄，这件事真相已经查明，请你不要介意我刚才说的话。” 随后，胡秉柯拜会了公使孙宝琦，得知孙宝琦已经命令那几人将盟据交还各位留学生，知道已无大的问题，即禀明孙中山回比京，向比利时同学汇报情况并重新补填盟约寄给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同意，胡秉柯离开了巴黎。 胡秉柯回到比利时，即与贺之才、史青等商量，决定召集所有比利时加盟者开会，由胡秉柯将4人叛盟经过情形向大家做了报告，然后请大家讨论是否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会上各位同学都痛斥4人的叛卖罪行，赞扬孙宝琦还算知道民族大义，能息事宁人，大家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赞成重新写盟书，送呈孙中山保存。会上有同学提议，以后接纳新党员，为避免坏人混入，务须慎重考虑，认定切实可靠，方能介绍他参加。于是决定了三项事情，以利开展今后的工作：一是每月每人捐纳其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以备革命工作之需（其后孙中山多次到欧洲，即靠此款供应）；二是每月聚会一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三是设立编辑部，出版刊物或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进行中国革命宗旨的宣传。会后，大家补填了盟书，胡秉柯将盟书和会议结果一起寄给孙中山，孙中山感到十分满意。比京布鲁塞尔成立留学生同盟，开同盟会的先河，被认为是同盟会的起点，后来这帮留学生，被称为同盟会的“先天会员”。 孙中山也认为他的欧洲之行，就是同盟会的开会之始：“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二、离别妻子回到祖国，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参议员 孙中山的欧洲之行，胡秉柯奔走于柏林和巴黎之间，获得孙中山极大的好感。 1911年武昌首义后，孙中山于11月21日到法国，24号离开。孙中山在巴黎没有来得及去做或者没有做到的一些事，他要求胡秉柯在他离开后替他做，胡秉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访问了法国外交部，虽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结果，但却为南京临时政府与法国的交往打开了通道。他的使命结束后就回国了。这时候胡秉柯结婚不到一年，年轻的妻子是比利时人，还挺着一个大肚子，胡秉柯来不及等到孩子的出生（1912年春，胡秉柯妻子生下儿子胡圣宝，他打算革命成功后将妻儿接到中国，没想到不几年却殒命上海，生前连儿子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便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走上了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只身回到中国。 胡秉柯取道西伯利亚，经过黑龙江省，企图以同乡身份说服巡抚周树模举旗反正支持共和，但没有结果，于是他前往北京，住在同盟会京津支部人员张国淦寓所（东城九条胡同），外交部主事魏宸组也住在这里，他们曾经和汪精卫一道打算谋炸袁世凯，最后经过讨论接受了大多数同盟会领导的意见，放弃了谋杀袁世凯的计划。失望之余，胡秉柯继续南下，回到南京临时政府，这时候临时政府职位已满，胡秉柯作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进入总统府秘书处。他曾经参加了上海在1912年2月7日正式成立的华侨联合会，这是中国国内最早成立的华侨民间团体。 1912年3月1日，临时政府湖北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因反对临时政府借外债集体辞职，回到湖北。3月2日，临时参议院补派田桐、刘道仁、胡秉柯、欧阳启勋为湖北议员。孙中山解除职务，临时政府北迁，在随后的议院风波中，胡秉柯等同盟会员的参议员资格在袁世凯政府的阴谋中被剥夺，导致湖北在北京参议院的席位没有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胡秉柯被迫回到南京孙公馆。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前往北京，胡秉柯随孙中山住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度过了24个日日夜夜，他和魏宸组担任文件及代表出席演说事项。9月，胡秉柯跟随孙中山视察很多地方如太原、石家庄、天津、山海、济南、青岛。10月3日，从青岛返上海。按照胡忠明《伯兄质斋先生行谊记略》说，胡秉柯在跟随孙中山在北游青岛的时候“宣扬党纲”，“听者目为国士”，可见，胡秉柯在跟随孙中山巡游期间，也不停发表演说，宣扬国民党的政纲，受到各地的欢迎。孙中山从青岛返回上海后，胡秉柯于此间返回家乡，担任同盟会鄂支部（虽然同盟会已经宣布组成国民党，但湖北始终用同盟会鄂支部名义）评议长。 三、竞选国民党参议员，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而斗争 胡秉柯回武昌，一为准备竞选两院议员，二为加强同盟会鄂支部的领导。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内同盟会议员与立宪党议员进行激烈斗争，最后同盟会参议员在斗争中惨败，议长林森被迫辞职，胡秉柯等同盟会员参议员资格被取消，同盟会失去了在参议院中的优势。同盟会在湖北更惨，参议院中的席位，全部被共和党人占领。因此改组后的同盟会决定加强对湖北的渗入力度，希望挽回同盟会在湖北的损失，居正、杨玉如、田桐、杨时杰、白逾恒、胡秉柯等湖北籍同盟会员在武昌设立秘密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胡秉柯回到湖北担任同盟会鄂支部评议长（此说采用胡忠民话，方觉慧回忆中，说胡为总干事），协助支部长刘公统管湖北事务。自张振武被害后，他们接手张所办《震旦民报》，《震旦民报》是反袁最激烈的言论机关，每天报上的内容，都是声讨袁、黎的内容，成为黎元洪的眼中钉。接着，同盟会鄂支部举全力投入两院议员选举中。 胡秉柯作为国民党候选人，在武汉参加湖北地区的选举。这时候国内所谓的政党、政团达数百个，经过一系列的分化组合，黎元洪、孙武等组织共和党，章太炎等组织统一党，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民主党，与国民党展开激烈的竞争。就全国范围而言，国民党是公认的民国缔造者，具有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较广泛的群众影响，在选举中占有明显优势。但在湖北不同，共和党基本控制湖北政权机构，民主党也有较强优势。选举总监督是共和党干事夏寿康，黎元洪亲自帮忙，他们利用行政权利来操纵选举。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举，事前缺乏充分的准备，时间又十分紧迫，再加上党派利用行政权力控制选举机关，肆无忌惮地利用各种合法非法的竞选手段操纵选举，彼此间展开明争暗斗，出现了各种混乱现象和丑闻。第三选区汉川欧阳启勋，辛亥革命后曾经做过潜江知事，国民党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主党串通中央选举事务所（袁世凯所把持），与湖北选举监督夏寿康，借口欧阳辞职批准日期与当选日期不符，宣告其当选无效，另以民主党成员代替。这时候欧阳已经到北京众议院报到，民主党首领汤化龙依仗议长地位，不许欧阳出席众议院会议。欧阳奔走京、鄂间，因患痨疾，竟然一病不起，饮恨以殁。 在湖北参加竞选的国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因经济困难，30多人都挤住在同盟会支部内，人多屋窄，开支短缺，穷得难以开火，连粮食都得赊借。共和党人落井下石，为窘迫国民党人，威胁米店不再给他们赊米，他们东拼西凑700元，才得维持日常伙食。但同盟会同人处境虽困难，而意气甚盛，一致团结，胡秉柯、韩玉辰、居正、高仲和、蒋羲明五人当选为湖北省参议员，共和党想独占湖北参议员的计谋，最终没有得逞。 胡秉柯竞选参议员成功后，1913年春赴北京参加国会开幕典礼。胡秉柯在北京期间广交朋友，非常活跃。袁世凯为一世枭雄，在表面上对议员都很尊重，有一天，他约见胡秉柯于总统府，主要讨论拿破仑和华盛顿的是非功过，具体对话内容不详。胡忠民说：“袁初有矜伐意，及闻先生议论，大惊，期以太平宰相，执礼甚恭。”可见胡秉柯对拿破仑与华盛顿独到的见解，也许令袁世凯大开眼界。而胡秉柯，却通过和袁世凯的一番讨论了解到袁世凯的思想状态，他认为，袁世凯胆略过人，但不是忠于民主政治的人，国家将免不了内乱了。随着宋案证据的不断公布，以及袁世凯非法向五国银行团借款案，国民党议员以国会为阵地，同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 和多数国民党议员一样，胡秉柯以议员的合法身份与袁世凯独裁专制进行斗争，寄希望以内阁制来维护共和政体。但是宋教仁的被刺，打破了无数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幻想。国民党在袁世凯已经举起屠刀的形势下不仅提不出更加有号召力的政党政纲，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反而被袁世凯所利用，弄得四分五裂。胡秉柯忧心如焚，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了新的政纲，并为自己所提出的政纲四处奔走。1913年7月，北京新创刊不久的《公论》（半月刊）第一卷4号《人物月旦》栏目，由记者石华为胡秉柯的“党略”作了专题报道，他提出了四点：改组固定国务院，力辟短期内阁之非；宣布中华民国正式国家，取消临时字样；三是先定宪法；后举总统。 胡秉柯四项主张，被记者石华称为利国福民之党略。笔者知识有限，对西方议会政治不熟悉，因此没有办法对胡秉柯的“党略”作很深刻的分析，只能根据民国初期的历史进行简略说明。第一条改组内阁制度，是针对临时政府期间，内阁总理频繁更迭，给政治带来不利影响而言。临时政府自唐绍仪开始，半年内总理三易其人，责任内阁始终无法建立。内阁政治只有在一个国家形成比较稳定的政党竞争机制时，方能走上正轨。而以民初中国的政党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国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政党，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各种各样的社团和政党如风起云涌，无数小党林立。待国会内初步形成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和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进步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那种原子式的政党格局才开始改观。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党派内部矛盾重重，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外部则没有对其他党派的宽容精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政党制度下，责任内阁制是不可能正常运作的。内阁制度所需要的观念和理念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因而，胡秉柯寄希望于固定内阁制度，和其他相信内阁制度的革命党人一样，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责任内阁的弊端，所以希望采取固定任期制的方法，来避免内阁的不稳定，从而以此避免总统专权的机会。第二条，取消临时字样，宣布中华民国为正式国家。记者对胡秉柯的思想没有作分析，胡秉柯自己也没有加以解释，笔者只能猜测，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国体还没有固定，内阁阁员像走马灯，临时字样总是悬在心中，给人一种共和政体不稳定的感觉，说不定哪天临时民国就变成了专制政体，大总统就变成了皇帝。胡秉柯在唐绍仪内阁被逼垮台陆征祥内阁上任的时候，袁世凯任意安插阁员的时候，就已经认定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趋势，但是又没有哪方面的政治力量可以制衡袁世凯对共和政体的破坏，所以他希望以正式的国家名称来固定共和政体。第三条和第四条可以合说，因为临时政府成立后，所公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带有明显的“因人设法”的内容，违背了宪政的真正精神。袁世凯根据需要请法律专家制定符合他自己思想的法律，而法律形成后，想要改变则很难，因此为了避免因人设法的弊端，胡秉柯主张，国会先定宪法，再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以免正式总统选举出来后，总统干预宪法的制定，使宪法成为总统的法律，成为专制者的法律。 事实上，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从未真正依靠宪法取得力量均势和制衡，传统的政治权威仍然维持着政治的运转，宪法在政治倾轧中成为一纸空文。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了旧有的政治制度，而新引入的制度又因为缺乏支持性条件无法真正建立并有效运作。因此，一旦面临动荡的局势，就出现了费正清所说的，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以至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颠覆它。 记者石华说，胡秉柯提出这四项政策后，奔走于北京、武汉、南京、上海之间，希望能够得到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但是似乎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而胡秉柯，作为法学博士，没有被纳入宪法起草委员会，因而没有进一步实现自己理想的良好平台。事实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也与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致二次革命开始时，袁世凯首先拿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刀，甚至有议员为此被杀害。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维护共和政体付出了血的代价。 四、参与和领导湖北地区的“二次革命”，遭到袁世凯通缉 一方面，胡秉柯以合法身份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胡秉柯始终保持和湖北革命党人的紧密联系，积极参加湖北革命党人的反袁倒黎活动。宋教仁事件幕后主使公布后，胡秉柯义愤填膺，离开北京到武昌，和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秉坤、潘康时、宁调元、熊樾山等响应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号召，开始进行准备。1913年夏，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准备起兵的时候，6月23日从江西解往北京的革命党人文仲达在火车上变节招供，供出宁调元等人的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24日，黎元洪命令军警会同法租借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和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搜获文电布告多件，电文内有“宣布袁罪，迫告湖北成立，组织讨袁军，请各省协应”等语，并捕去季雨霖的参谋侯吉三等3人，审讯完毕立即处斩，还逮捕了报馆编辑。26日，汉口大智门百余人被包围，自团副以下到伙夫全部被处死，无一生还。詹大悲、蒋翊武、杨王鹏等逃走。这次武装起义还没有开始就流产了。 黎还电请北京外交部照会汉口领事团，将匿居租界之革命党人引渡归案，英领事首先同意，并派巡捕共同查缉。于是，黎元洪又派人搜查《震旦民报》馆，蔡寄鸥等闻风出逃，《震旦民报》即被封查。宁调元在法租界富贵馆被抓后引渡，据潘康时回忆，胡秉柯也被法租界引渡。因此，胡忠民在《伯兄质斋先生行谊记略》中所言胡秉柯于宋案发生后在汉口被捕，可能是指这次革命行动。胡秉柯以华侨身份，得到汉口各领事的保护，加上证据不足，胡秉柯既是参议员又是国民党鄂支部负责人，各领事联合迫使黎元洪释放胡秉柯。这时候二次革命开始，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破裂，胡秉柯援引欧洲政治示例，痛陈国家安危，请袁世凯辞职以谢天下。然后，胡秉柯离开武昌，到沪宁去参加二次革命。 胡秉柯等人是国会中最早响应孙中山反袁号召的国民党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应该无条件支持本党的一切活动，而且国民党人在国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武装起义后，国民党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利用国会撤销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为此，在上海的参议员议长张继在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一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而革命党人也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孙中山也没有公开站出来组织和指挥二次革命，胡秉柯坚决主张树立一个与北方袁世凯相对立的南方中央政府，正其位而号召人心，以免袁世凯挟持中央以号令全国，但是胡秉柯的建议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打出中央政府的旗号，没有打出孙中山的旗号，反而找出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前清官员，曾经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来扩大自己的力量，推举他为大元帅，可见这是一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也没有建立起来。 1913年8月10日，袁世凯下令通缉胡秉柯等人。 五、“二次革命”失败后，留在国内积极准备“三次革命”，因营救王宪章不成呕血身亡 在武昌发动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党人，继续参加赣宁之战。不久，二次革命亦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多数人员流亡国外，遭通缉的胡秉柯既没有跑到日本去，也没有回去欧洲看望妻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留到了国内继续斗争。 这时候没有出逃国外的革命党人，很多隐匿到上海租界，以逃避袁世凯密探的追捕。王宪章、潘康时、詹大悲、王守愚等先后到达上海，他们数十人分住上海法租界，胡秉柯住在协平里，他和法国领事为知交，所以商量法国领事设法保护。这些革命党人大多身无分文，生活拮据，基本上靠胡秉柯予以接济。 胡秉柯自从离开欧洲回到中国二三年的时间，追随孙中山几乎是马不停蹄，奔波不已，不得休息，因长期操劳，风餐露宿，精神高度紧张，且事事不如意，政治主张不得申达，革命再次失败，前途未知，忧愤呕血，已经染上重疾，但他依然为反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为理想而奋斗的崇高精神。 1914年夏秋之际，王宪章、詹大悲、潘康时、王守愚、韩恢等奉孙中山命令准备策划“第三次革命”。他们一到上海，即被冯国璋的密探程子安等盯住，因为他们住在法租界，密探不敢贸然下手。密探贪图奖金，想出毒计，欺骗王宪章、韩恢、潘康时等革命党人，说张勋因与冯国璋有矛盾，愿意配合革命党人在江阴、镇江发难反对冯国璋，打算用军舰迎接王宪章等革命党人到江阴指挥军队，潘康时与詹大悲认为不可能，而王守愚则坚决反对前往江阴。 但密探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伪称张勋的联系人亲身来到上海，与革命党人进行协商，并以家眷为人质，约革命党人在租界一品香酒楼商量。王宪章以为在租界没有什么大碍，放松警惕，居然赴约，结果被冯国璋密探先是在酒中下迷药，然后用袋子密封装入车子偷偷运出租界。得知消息，革命党人痛不欲生，胡秉柯拖着病体，与詹大悲等人设法极力营救。胡秉柯拿起法律武器，向法国领事控诉袁世凯密探越过租界擅自捕捉革命党人，在开庭审理时，潘康时等人出庭作证，痛斥密探的非法行为以及残害革命党人的种种恶行，最后法国租界将密探程子安判决监禁，要求袁世凯政府将王宪章移交租界。但是辛亥首义的功臣，武汉革命党人的巨魁，苗族人民的好儿子王宪章，早被密探运到南京，被冯国璋杀害。王宪章被捕杀，不仅是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而且对胡秉柯打击十分巨大，胡秉柯身体每况愈下，呕血不止。这时候，各租界帝国主义者无不帮助袁世凯，只有法国租界还在支持革命党，但是他们唯恐革命党人在租界搞革命，影响和袁政府的关系，逐渐改变态度，变以往对革命派的保护方针为限制性保护方针，即不准带违禁物品，以便维持治安。革命党人怀着不安的心情逐渐偷偷把法租界的机关转移到公共租界，一些重要人员不得不外逃往国外，留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密探的伎俩使革命党人面临困境。潘康时与王华国躲在理发店阁楼上，生活十分窘迫，胡秉柯已经无力接济他们，潘康时的弟弟曾经跟着潘康时活动了一段时间，因为不习惯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活，积劳成疾，无钱就医，不得已返回老家，不久吐血而亡。 1914年阴历冬月，王宪章被捕杀后数日，胡秉柯在上海法租界病逝，年仅32岁。离世前竟然连儿子长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归葬潜江。 胡秉柯病逝后，国民党方面曾给予他在比利时的妻子抚恤，乃弟胡忠民亦代为资助。胡秉柯独子胡圣宝，在比利时长大，大学化学系毕业，曾经计划1937年回国，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胡忠民与胡圣宝音信断绝，不明生死。一直到1964年，胡圣宝妻子西拉参加比利时中学教师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拜托各方面寻找胡胜宝在潜江的亲戚。在省委统战部的安排下，胡忠民前往北京与西拉相见，胡忠民这才了解胡圣宝在国外的情况：他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比利时地下组织共产党，化学技术无所用，仅以演奏钢琴谋生，1947年打算回到中国，忽然遭遇车祸身亡，年仅35岁，遗有子女各一人，长女胡克莱，儿子胡马克。女儿胡克莱在大学学习化学，胡马克尚在读中学，预备学物理，一双子女都很向往中国。西拉回国后，一双子女曾经和胡忠民有信件往来，这是1967年初胡忠民给省委统战部《先兄胡秉柯在比国的家属情况》中所记载。 胡忠民，1893年出生于积玉口，曾追随乃兄胡秉柯，担任同盟会鄂支部司书，胡秉柯当选参议员后，协助乃兄作文书工作，所以胡忠民说他和胡秉柯的关系是“亦兄亦师”，深受胡秉柯教诲。胡秉柯病逝后，胡忠民1915年进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以公费留学日本，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在大学当过讲师，跟随李书城、石瑛等从过政，新中国成立前，成为民盟湖北省委宣传委员。1950年开始，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5年调任省水利厅副厅长。在省参事室工作期间，多年不领工资，认为自己无功受禄，问心有愧，经过劝说，才领回工资。1971年患脑溢血逝世，生前攒下来的1.2万元全部交给国家。此后，再不见胡秉柯在比利时的后代与潜江亲属的联系。 （本文根据《潜江辛亥名人史话》部分章节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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