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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领导的皖南八年游击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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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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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胡宁生 从 胡氏人文 移动到本区(2017-03-17) —

一

    在旌德、绩溪两县交界处，有一座海拔1800多米的雄伟山峰，它的名字叫黄高峰。由于黄高峰是黄山山脉逶迤东来，故有黄山第七十二峰之称。在距离峰顶100米处，造就了神奇的风洞、水洞和火洞。半山腰的黄石崖，像一张张开的狮子嘴，俗称狮子洞，洞深约四、五米，宽约五、六米，可住人数十。太平天国时期山下的百姓为躲避战乱曾在里面住过。这样一个妙绝之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自然成了从事秘密工作和隐蔽革命力量的极佳场所。黄高峰的脚下，有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著名红色村庄——王家庄，全村人口只有三十五、六人，党员就占了五分之一。从1940年冬到1949年5月皖南全境解放的九年多时间里，这个小小的村庄虽几经劫难，一再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剿摧残，但它始终是胡明所领导的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和皖南地委的“坚强可靠的老游击根据地”，不仅为皖南事变后党在皖南山区恢复力量的“新的战斗指挥部”，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皖南开辟“第二战场”的中心区所在。
    1939年9月，中共皖南特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调查党员成分，洗刷不良分子；年龄不及十八岁者，劝其退居同情者地位或候补党员；加强阶级教育；停止已有25个党员的支部的发展，没有党员的地方，继续发展；支部、区委、县委划小。
    1940年1月初，皖南特委派胡明到旌德，加强和巩固旌德党的工作，负责开辟旌（德）太（平）边区革命根据地。临行前，特委书记李步新向他介绍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旌德县委书记谭笑萍的情况。胡明抵旌后装作一名哑巴长工，落脚在谭笑萍家。谭笑萍向胡明汇报了旌德党组织情况，并陆续把谭浩、吕炯、江福喜、王士桢等党员介绍给胡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月底重新建立了中共旌德秘密县委，胡明任书记，谭笑萍任副书记，委员有刘筱山、洪琪（胡明的爱人）等人。胡明在旌德西乡、东乡和北乡开展活动，主要向旌（德）绩（溪）边的山区发展，重点发展农民党员。秘密县委下设下洋、白地、板桥三个区委，很快恢复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遭国民党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发展党员140多人。12月底，胡明和洪琪从旌德西乡下洋来到王家庄。
    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大规模调动军队集结皖南，到12月下旬共调动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在泾县、旌德、太平、宁国、宣城、青阳、南陵等地，布下重围。各县自卫队、行动队、伪装便衣等，也蠢蠢欲动，增岗、加岗、查问和扣压行人，企图把新四军活动路线堵死。
    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新四军军部奉命撤离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皖南特委，留下一部分同志以秘密方式坚持皖南斗争，原特委书记李步新随军北撤。新的特委书记为黄耀南。黄耀南原是皖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上决定让他化装成商人，利用当地党组织关系，隐蔽在休宁县城一个商店里，领导整个特委工作。新的特委委员有胡明、张伟烈、孙宗溶、崔思权4人，分别兼任四个中心县委书记。
    1、胡明兼泾（县）旌（德）太（平）中心县委书记，下辖三个县委：泾县县委（即泾旌太县委，1940年5月成立），洪林任书记；旌德县委，胡明兼任书记；太平县委，刘贵生任书记。
    2、张伟烈兼铜（陵）繁（昌）芜（湖）中心县委书记，下辖二个县委：铜陵县委（后改称铜青南县委）；繁昌县委（后改称南繁芜县委）。
    3、孙宗溶兼南（陵）芜（湖）宣（城）中心县委书记，沈鹰为副书记。下辖三个县委：
    南芜宣县委，沈鹰任书记；泾南县委（南陵东南部和泾县西北部），许英汉任书记；宣城县委，彭海涛任书记。
    4、崔思权兼徽州中心县委书记，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等县委组织（1942年崔思权同志被捕，徽州中心县委与旌泾太中心县委合并，胡明任书记）。
    根据特委指示，胡明开始撤退身份公开暴露的党员干部，不愿撤退的可以利用亲戚关系就地隐蔽。谭浩、吕炯、汤太源、江守默等人都随军北撤。江福喜到外地隐蔽了一段时间。谭笑萍因病未走，留下坚持地下工作。
    “党决定你留在皖南坚持斗争，有什么意见没有？”12月初，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当时化名梁朴）、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与胡明谈话，通知胡明留在皖南，担任皖南秘密特委委员兼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泾县、旌德、太平三个县委。危难时期，胡明欣然接受了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
    接着两位领导对留下坚持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向胡明介绍了留下坚持的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以及南（陵）芜（湖）宣（城）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徽州中心县委书记崔思权等人的情况，要胡明尽快派人把秘密特委书记黄耀南护送到休宁隐蔽工作。另外，留下坚持的干部还有洪琪和叶碧贞等。最后，饶漱石、李步新指示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在军部离开皖南后，敌人要搞白色恐怖，你们要挨打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们再派政治交通员和你们联系。”
    接受任务后，12月底，胡明（化名老杨）和洪琪（化名老孟）到王家庄，为新四军北撤后坚持皖南斗争选择“依靠阵地”。王必英告诉胡明，王家庄村后大山上的“黄石崖”，是个理想的隐蔽场所。
    开始，胡明等人住在王时尚家。大年卅那天，胡明、洪琪、王必达，还有刚到王家庄不久的皖南秘密特委委员孙宗溶，都转移到王家庄村后黄高峰半山腰的黄石崖。在皖南事变前风雨欲来的紧张日子里，王家庄的黄石崖被胡明选中，成了皖南革命的指挥中心。
二

    孙宗溶，1916年2月生，徽州屯溪仙源镇人，原为宣师学生，抗战爆发后到延安。1938年8月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皖南，由中共中央东南局分配到皖南特委青年部工作。1939年1-4月，任泾县县委青年部长。1939年4月，任中共宣城县委书记，以教书作掩护，负责开辟宣城地方党工作。
    1940年12月底，孙宗溶继胡明之后接到皖南特委紧急指示，赶往泾县云岭皖南特委驻地云岭村附近的白果树村接受任务。当晚，李步新邀孙宗溶到他的房间谈话，他对孙宗溶说：“军部和皖南部队已决定离开皖南，转移到苏南和江北的敌后去，东南局和原有的特委也要随军撤走。为了坚持皖南党的工作，东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皖南特委，把你留在皖南，参加特委工作，你是否同意组织上这一决定？”
    次日，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又同孙宗溶谈话。“新四军撤离皖南之后，皖南形势将会发生变化，国民党必然要用很大力量来摧毁皖南的党组织，使皖南党处于一个很困难时期。”“皖南党的组织基础还是比较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将能经受住这一考验。”分析了形势后，饶漱石向孙宗溶交待了坚持皖南的任务：“你们要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准备长期坚持斗争。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镇压和破坏，保护党的组织，保护群众利益，保护新四军的家属，在有利时机还要适当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同苏南的党组织联成一片。”
    接受任务后，孙宗溶立即返回宣城，在赴旌德王家庄前与宣城县委新的负责人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当时，皖南特委已派彭海涛、张禾（后改名向阳）到宣城，准备接替孙宗溶的工作。孙宗溶返宣后找到了彭海涛、张禾和在宣城县委工作的江汉等同志，将宣城县委的工作交接妥当。根据组织的决定，孙宗溶离开宣城后，彭海涛接任县委书记，张禾、江汉任委员。要求他们以合法的身份深入到群众中去，隐蔽活动，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整顿，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一次思想教育，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党的组织不受破坏，在新四军部队过境时，要给予可能的援助。
    迅速安排好工作交接后，孙宗溶决定再回到皖南特委机关，临行前，战友间相互勉励，免不了一番依依惜别。但他没想到，这次回特委的行程竟是那样的惊险。几十年后他在《皖南事变与皖南地方党》的文章中回忆：当天晚上，我就由张禾同志陪同，由水阳江东面的桂峰乡住地渡河，到达孙家埠南面的洲上，在阮村滩一位党员家投宿。
    第二天清早，天还未亮，我们又乘船到达河面，在朝雾蒙胧中，经过八角亭向夏家渡进发。我在云岭时曾和设在夏家渡的兵站负责同志联系好，随他们一道撤回军部。可是，当我们在天大亮到达夏家渡时，兵站的人刚刚撤走，我们在兵站门前来回走了两趟，只见地上散放着一些稻草，屋内却空无一人，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急。两年来，我在孙家埠一带曾以区动委会名义做过大量群众组织工作，面目已暴露，国民党三战区发文对我进行调查，一0八师正对我进行搜捕，11月间，在搜捕中还暗杀三人，我此行是相当危险的。
    我和张禾同志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我一人回军部。为了行路方便，他把自己身上的蓝布长棉袍脱下给我，我把自己身上的蓝布短袄给他，换好装后，他仔细看了看我，说：“这样打扮，就适合你的小学教员身份啦！”分手时，我通过他的棉袍还感到他的体温，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两人的眼圈都有些湿润了。
    我一个人向宣城西南乡大镇杨柳铺的方向走去，中午在凉伞桥一个小集镇上吃了一顿饭，约在傍晚时分，便到了杨柳铺。过去这里没有住过国民党部队，但是今天的情况好像有了变化，北门的桥头上出现了国民党军队的岗哨，在盘问搜查来往的行人。我放慢了脚步，准备见机行事。当快接近岗哨时，正好有一个挑了两只麻布口袋的农民向镇上走去，哨兵走上前去打开他的麻布口袋，弯腰搜查，我就乘机从这个哨兵背后轻轻走过去，走得稍远时，才加快步伐，走向镇里。
    在杨柳铺镇上，我们曾派了一个同志在一家小饭店做工。这个同志叫朱发枝，雇农出身，当时已有四十多岁，他和这家老板熟悉，经过争取，这家饭店老板成了党的同情者。朱发枝同志还在饭店伙计中发展了一个党员。我进镇后，看到街上国民党官兵来往不断，已有战时气氛。我慢步走着，边走边观察，终于在一座坐东朝西的门面看见了这个饭店招牌，走进饭店，找到了朱发枝同志，他把我带到饭店老板住房，向他作了介绍。老板非常热情，叫人打水给我洗脸，准备了晚饭。他告诉我：“现在形势紧张，国民党五十二师从泾县开来一个营住在镇上，经常来店查看，为了安全，今晚就请你在阁楼上过一夜。”我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走，到军部去，要朱发枝送我一下，另外请你帮我搞一张保公所的通行证。”店老板都答应照办。饭后，我爬上阁楼，他们就把梯子抽掉了。
    第二天一早，我由朱发枝同志陪同离开杨柳铺，向西走了约30里，渡过青弋江，到了泾县马头镇。马头镇新四军兵站也撤走了。我们继续前进，经过一天行程，天将黑时，到了泾县云岭地区。这时各单位驻地已有移动迹象，特委已从白果树移到汤村。我们找到了特委机关，受到李步新同志和特委机关同志热情接待。
    孙宗溶终于完成了这趟险象环生的行程。他到达特委机关那天正好是新年“元旦”——1941年1月1日。尽管他和朱发枝到达的时间比较晚，机关里的同志仍给他们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晚餐。孙宗溶向李步新汇报了打算在特委机关休息几天的想法，李步新表示同意，可半夜时，李步新就叫醒了孙宗溶，告诉他军部通知，部队一两天就要出发，特委机关的同志都已轻装，作了行军的准备，他必须连夜赶到旌德县胡明那里去，然后再和黄耀南同志联系。胡明派来的交通员正在这里等他。孙宗溶又把朱发枝叫醒，交待他天明后离开云岭返回杨柳铺，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保持与宣城县委的联系。
    孙宗溶回忆他与李步新握手告别时的心情，大家都预感到皖南斗争形势将发生很大变化，但却没有想到瞬息之间在皖南竟发生震动全国的巨大事变。另外，对于留在皖南坚持斗争，今后会遇到怎样的情况，想的也不多。
    带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孙宗溶和胡明留下的交通员连夜离开了云岭。是夜，云岭山下的村庄一片寂静，夜色迷茫，寒气袭人。俩人由章家渡乘渡船过了青弋江，就向东南方向的大山走去。这块大山区重峦叠嶂，山高崖峭，坡陡路滑，正处在茂林以东、榔桥河以西，靠近旌德县。借着暗淡的月色，俩人跋涉攀登，约在下半夜的时候，交通员把孙宗溶带到一个靠山的小村，在一个党员家休息。第二天，俩人越过一个大岭进入旌德县境，走了一天的路，天色将晚时，到了一个四面皆山，仅有二、三户人家的小山庄，走进一户人家，胡明正等在那里迎接他们。
    胡明和孙宗溶以前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同在皖南特委领导下工作，也常常见面，胡明的爱人洪琪还与孙宗溶同在“宣城县动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他们仨也是老熟人了，见面时的高兴自不用说。由于房东家的房子很小，只好在靠近牛栏的地方铺了一些稻草当床，连续几天行路劳累的孙宗溶在上面睡了一夜，倒也睡得很甜，次早醒来后，感到全身都很轻松。
三

    早饭后，胡明向孙宗溶谈了旌泾太地区和他住地王家庄的一些情况。孙宗溶也向胡明介绍了宣城党的情况和东南局、皖南特委负责同志交待的任务。两人商定，先到王家庄，再设法和隐蔽在休宁的黄耀南联系，共同商定以后的行动。当晚天刚黑，他们就启程了。胡明对沿途的情况非常熟悉，孙宗溶跟在他的后面，在夜色里走过几个山岗，翻越一座大山，半夜就到了王家庄，喊开王必英的家门，并在这里住下。
    孙宗溶一到王家庄，就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到这里党员多，群众关系好，是名副其实的旌泾太地区领导中心。随即，胡明派交通员和黄耀南取得了联系，同时还将上级党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旌泾太地区和南芜宣地区党的组织，对新四军撤离皖南后环境可能发生恶化，以及各地区如何保存组织，防止敌人破坏等工作作了部署。同时，要求宣城县委与南芜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并派人和江北、苏南打通联系。
四

    几天后，就有消息传到王家庄，说新四军在泾县茂林一带遭到国民党的军队包围袭击，打起来了。由于王家庄离前线不远，战地的炮声也从西北方向隆隆传来。开始几天，都传说新四军打了胜仗，突破了包围。王家庄的群众情绪激昂，心情振奋。过了几天，消息越来越不好，说新四军打了败仗，损失很大。泾县县委也来信，证实了新四军部队确实在战斗中失利。
（一）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消灭共产党却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做的事。因此，一有机会，他就搞所谓的“防共、限公、溶共”，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兵戎相见，同室操戈。
    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首先就是他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认为消灭新四军遇到了大好机遇。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订立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实现“南进”方针，企图早日结束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加紧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英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力图利用中国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遏止日本南进，加紧拉拢蒋介石，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自己在在欧洲和远东两面作战，也积极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战，希望中国长期拖住日本，使日本无力在远东向苏联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蒋介石集团把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当作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可乘之机。
    其次，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蒋介石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就把矛头指向华中。其优势，一是兵力雄厚。蒋介石在华中地区，有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韩德勤的鲁苏战区部队和冷欣的游击区部队，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二是“新桂系”和蒋介石联手，形成了蒋、桂、何联盟，增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实力。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控制华中，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战略联系。1940年3月，蒋介石密令李品仙、韩德勤调集20余团兵力进攻皖东；又命令江北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调，并调集18个团的兵力，部署皖南，形成围歼之势。他发电报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去上饶谈判，以逼迫新四军同意南调。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一部南下，支援新四军，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接着，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支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袁国平与顾祝同的谈判，改由周恩来与重庆国民党方面直接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己见，于7月16日形成了所谓“中央提示案”。10月初，国民党方面在谈判的同时，韩德勤重兵进犯黄桥地区，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
    黄桥战役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报复。于是，蒋介石集团密谋在皖南制造事变。陈毅曾经指出：国民党顽固派肯定要报复，报复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在延安？可能性不大，因为反共高潮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在重庆？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周恩来的影响大，他们不敢；在皖南？可能性最大，因为敌强我弱。
    1941年10月19日（皓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将7月16日形成的所谓“中央提示案”的内容，以“皓电”的形式发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污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等电示叶挺、项英：对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佳日），中共中央发表“佳电”，对何、白的“皓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作了公开答复。“佳电”列举了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收复失地的事实，驳斥“皓电”的污蔑；又历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罪行，揭露他们“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恶用心。“佳电”还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到江北。同时提出：“宽以期限”。
    “佳电”发表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活动。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决定第一步以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只是蒋介石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批示：此计划与部署可照办，但时机当暂缓。
    12月初，蒋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军从镇江北渡，只允许由原地北渡。12月8日，蒋介石又指使何、白向朱、彭、叶、项发出“齐电”，坚持“皓电”立场，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决心要消灭皖南新四军的“信号”。次日，他就发出手令，限江南新四军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地区，八路军于次年1月31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10日，蒋介石用“特急密电”命令顾祝同：“按照前订计划，妥为部署”，到了限期，“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核准并下达了“堵击”新四军的计划：任命上官云相为围剿新四军的总指挥，派遣战区长官部中将“参谋”陈淡如以“联络”为名到新四军军部刺探情报；党政军联合“防制”新四军行动，召开徽州秘密军事会议，制定“进剿”新四军的计划。调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以及六十二师、新七师各一部云集皖南；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消息，妄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此时，日伪军严密封锁长江，李品仙下令在江北布防堵击，冷欣在苏南虎势眈眈，上官云相在皖南磨刀霍霍，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十分危险。
（二）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策略有一个认识过程。1940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把国民党“反共”的原因，归结为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的结果。10月31日，毛泽东警告说：蒋介石正在与日本搞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11月1日，毛泽东怀疑蒋介石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与日本合谋消灭共产党。他明确指出：“应估计日蒋夹击消灭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11月3日，毛泽东一方面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何、白“皓电”，期望用缓和态度，延缓反共战争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主张调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的后方去，以局势上的进攻来对付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由于这是一着险棋，政治上关系重大，故毛泽东也难下决心，他为此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请求给予指示。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否定了毛泽东的计划，他们认为：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了，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他们还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员切不可中此诡计。无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此次对蒋介石的分析和评估与蒋介石的内心世界是一致的。毛泽东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开始估计蒋介石的投降已被制止，但由此又低估了蒋介石反共的决心。11月21日，毛泽东指出：“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是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毛泽东表示：即使皖南一点小让步，我也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如果蒋介石敢叫胡宗南在边区挑衅，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予以报复。
    同日，中共中央给叶、项的指示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特别是在蒋介石下达解决皖南新四军的“特急密电”后，毛泽东12月13日对形势还作出了“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的判断。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依然主张“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次日，即12月26日，毛泽东从周恩来传来的情报得知，蒋介石要围剿皖南新四军，他立即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此封电报的措词十分严厉，批评了项英等人“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应当指出，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最高领导和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面临的危险处境，理应比中央有更深切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提出符合实际的带有建设性的战略意见，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作为一线的最高指挥员，必须善于临机处置，果断决策，不让有利于我的机遇白白流失。但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没有认识到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问题是突围的问题、求生的问题，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放弃皖南看成是大搬家，因而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决，一味地等待中央决策，几度丧失北移的最佳时机。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26日严厉责备的电报后，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研究北移路线。在三条北移的路线中，所选择的又是一条道路不熟、缺少群众基础，环境复杂，道路最远的一条路线，即向南绕道茂林、经旌德三溪，再折回宁国，沿天目山西进入郎溪，到江苏溧阳，待机北渡。
（三）

    1941年1月4日晚，乌云笼罩的皖南一片漆黑。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指战员在“三年的皖南，别了”的悲壮歌声中，冒雨踏上奉命北移的征途。当日，军部的《抗敌报》告别号上发表了《临别之言》的社论和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北移的部队分三个纵队前进。
    一纵为左路，辖老一团、新一团，约3000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
    二纵为中路，辖老三团、新三团，约2000多人，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
    三纵为右路，辖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约2000多人，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
    军部、教导总队及军直机关人员约1000人，随二纵行动。共9000多人。显然，这种甬道式的转移和当年中央红军北撤苏区并无多大区别。
    因军部在云岭两年多，对这一带的地形道路比较熟悉，出发时没有请向导。但毛毛细雨渐大，道路泥泞不堪，夜色茫茫，伸手不见五指，只走了15华里，便走错了路，军首长及军部机关摸到了无去路的水田中，耽误了时间；后又因下雨，青弋江涨水，冲断了章家渡浮桥，部队只好在寒冰刺骨的河水中徒涉，减缓了行进速度，直至5日上午，部队才全部渡过青弋江。连夜行军，雨水和汗水湿透了衣服，部队十分疲劳，结果在茂林休息一天。
    1月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的潘家祠堂开会，决定当日黄昏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行动。下午5时，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命令所部于7日拂晓以主力围剿新四军。黄昏降临，新四军各部队相继开拔，但在7日拂晓前于行进途中遭到顽军第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打响了。
    1月7日上午，新四军三个纵队边打边前进，虽消灭了一些阻拦的顽军，但未能实现三路会攻泾旌交界的星潭，再分两路进攻旌德三溪四十师师部而转道东进的目标。其中二纵在距星潭三里的山口时，被顽军第四十师挡住去路，冲不过去。紧随二纵行动的军部进至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当日下午3时，军部在百户坑开会研究行动方案。会议时断时续，一直开到深夜。会上意见不一，又不断传来山口突不过去，部队上伤亡增大等情况，项英最后决定不打星潭，连夜回撤到丕岭以西另寻突破口。
    1月8日下午，当军部向已为第五团攻占的高岭前进时，该团正面被顽军第七十九师所阻，不得已又折回，准备改向茂林突围。当晚9时，叶挺、项英获上官云相下令紧缩包围圈、着顽军第一四四师由茂林进占高坦的情报，决定立即集合部队出发，经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至此，大部队在山谷中辗转反复，给行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1月9日凌晨，当军部到达高坦时，雨下个不停，茂林方向枪声密集，情况紧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站在大路上，淋着大雨，不知道叶挺在什么地方。周子昆让参谋叶超去请叶挺军长来研究如何突围问题。叶超去后，在汪家祠堂里找到了军长，他对军长说，现在情况紧迫，军首长们最好在一起研究一下对策，叶挺说，现在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叶超一时无语言，也蹲下来和军长一起烤火。等候在大路上的项英等人，不见叶军长来，也不见叶超来，误以为叶超找不到军长，局面失控，就在黑暗中向北面的山坡上爬去。而叶超后来回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原来停留的地方，也没有见到他们，便向叶挺军长作了报告。叶挺听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不见了，马上找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商量，向党中央和中原局报告。刘少奇和毛泽东等先后复电，要求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当日，上官云相下达总攻命令。叶挺亲临高坦前线指挥战斗，他激昂着嘶哑的声音对战士们说：“同志们，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叶挺短短的几句话，鼓舞了士气。教导总队和三团并肩作战，冲上东村岗，把一四四师一部压缩到茂林边上。叶挺指挥部队同顽军激战终日，虽打退顽军多次进攻，却突不出重围。当晚，叶挺率新三团、老三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属队撤离高坦。
    10日晨，叶挺率军部移至石井坑，加上当日上午到达的三纵第五团、特务团和老一团的部分队伍，共约5000人，仍有相当力量。叶挺决定在此坚守，等待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结果。
    当日近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军部。原来他们在山上难以行动，便走进一间烧炭的破茅草屋。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由于过度疲劳，靠在火堆旁便睡着了，醒来已是10日早晨，听到号声，发现山下行进的是自己的队伍，便跟着到了石井坑。项英同叶挺见面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他们出走的情况，表示听候中央处罚。1月12日党中央作出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北上。”
    1月11日，叶挺指挥部队击退了顽军对石井坑的进攻。12日，顽军发动总攻，战斗甚为激烈。守备东流山、长龙山的特务团、第五团等部多次以白刃格斗，同顽军争夺。第五团三个营的六名营长、副营长（教导员），有两名牺牲，三名负伤，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东流山、长龙山的岩石。由于寡不敌众，东流山终于被敌攻占。东流山是屏蔽石井坑的制高点，它的陷落，使石井坑处于顽军的炮火控制中。当晚，叶挺向延安发电：弹尽粮绝，再难坚守。随后，即决定分散向苏南和皖中突围。入夜，守备石井坑的部队全线向外分散突围。一场令山河变容、鬼神失色的生死突围战最悲壮的一幕开始了......
    至1月14日，蒋介石集团制造的皖南事变的大规模战斗结束。从1月7日拂晓开始，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名抗日志士，遭遇国民党7个师8万多兵力的残酷围剿，在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与8倍于己的敌人仓促应战，顽强战斗了八天八夜，2000多名铁军将士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生命，4276人被俘，其中排以上干部657人，士兵3619人，仅有2000多人突出重围。叶挺下山与敌五十二师交涉时被扣，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项英、周子昆突出重围后隐蔽在泾县南容乡赤坑山的蜜蜂洞，于3月14日凌晨遭叛徒刘厚总杀害。
（四）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声称将叶挺军长交“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由于距离皖南事变的的战场不远，旌德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起来。国民党特务领导的旌德县行动大队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旌德县委委员刘筱山叛变，谭笑萍和西乡大部分来不及转移的党员均遭敌逮捕，一年后，谭笑萍被家人保释出狱，从此脱离了革命，1946年病逝。隐蔽外地的江福喜春节前回到江村，1月21日夜被旌德县行动大队队长江端和叛徒程天星带领行动队逮捕，他们将江福喜、江金根父子押往县调查室，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江氏父子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维护了隐蔽在黄高峰王家庄的中心县委负责同志的安全，保存了党的力量。不久，江福喜父子被押往泾县，3月5日，江福喜这位192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泾县城外被国民党杀害。江金根被押回旌德，经具结保释回家。10月，特务头子江端又以“勾结游击队”的罪名，逮捕了江金根。10月22日，江金根在押往县城途中惨遭杀害。
    因为敌人疯狂搜捕共产党员，胡明和孙宗溶等人也不能继续住王必英的家里了。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王必英、王必达等同志带两床被条，把胡明、洪琪和孙宗溶三人送到涧深林密的一个茅草棚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夜晚，又领着他们向王家庄后面的大山上转移，走过一段山坡，进入灌木丛生的矮树林，路越来越窄，接着穿过茂密的丛林，跨溪涧，钻刺蓬，攀崖石，再走过弯弯曲曲的陡峭的山路，进入一片大树林，一个大石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就是黄石崖“狮子洞”了。在这个大石洞里，胡明、洪琪、孙宗溶，还有陪伴他们的王必达，一共四人，住了约三个月时间，“狮子洞”成了旌泾太中心县委的临时战斗指挥部，通过山下的党组织，仍然和各地党的组织保持联系。胡明和孙宗溶间或在晚上也下山去，与各地来的同志和交通员见面谈话，处理问题，宣传抗战政策，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激发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他们指导皖南地方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用一切办法同国民党的破坏作斗争，尽量减少损失。由于应对得当，党在皖南的基层组织，除新四军军部驻地的三里店、汀潭、云岭、章家渡和茂林一带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外，其他地方党组织受到的损失都比较少。王必达每天天黑后下山，了解情况，传递信件，同时搞些生活供应，带些米菜上山。因地方党和群众的掩护，黄高峰上“狮子洞”里的中心县委不仅同休宁的皖南秘密特委书记黄耀南保持联系，而且与苏皖区党委也打通了联系。
    胡明、洪琪、孙宗溶这三位特殊时期的“山顶洞人”，白天除了商讨工作上的问题外，还抓紧时间学习。胡明保存了两麻袋书，放在“狮子洞”下面一个较小的山洞里。据孙宗溶回忆，这期间，他们“系统学习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看了一些小说，如《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等。由于抓紧了学习，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而且更坚定了我们斗争的信心。”“王家庄的支部书记王家奇同志常在晚间来看望我们，有时候工作，有时候闲谈。”
    胡明他们进驻黄石崖“狮子洞”后，敌人常来王家庄一带骚扰，并扬言要搜山。但群众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也不知道胡明他们就隐蔽在黄高峰上，每次敌人快到山下村子时，村子里的党员都要及时把信送到山上，通知胡明他们做好隐蔽和准备。不了解情况的敌人，不敢贸然上山，天黑前也都溜了回去。
    皖南事变后，皖南地方党除了设法保护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外，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联系、收容失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特委领导黄耀南、胡明、孙宗溶等一面联系当地党组织、收容、掩护新四军突围官兵，一面联系苏南党组织和江北党组织，接应事变中突围人员。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战士中，有700多人经泾县、南陵前往铜陵、繁昌突围到江北，沿途都得到了皖南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与帮助。经过宣城、广德、郎溪等地前往苏南的数百人，沿途也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事后，宣城县委负责同志还专门向孙宗溶汇报过他们四处奔走，指引新四军突围人员去苏南的情况。
    皖南事变的第二天，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就在南容濂坑晋见叶挺军长，请示工作。叶挺军长对洪林说：“你不要管我，自己隐蔽起来。”洪林根据叶挺军长的指示，带着通讯员小牛，把军部一些重要文件分装在两个箱子里，悄悄地挑到濂坑地方党员殷木春家，挖山洞埋藏；得到新四军失败的消息，泾县县委立即布置濂坑党支部搞好收容工作。因为濂坑处在皖南事变最后突围地附近，所以地方党收容了很多新四军官兵。仅殷木春收容的新四军突围人员就有敖得胜、尹德光、刘奎、罗湘涛等10多人。随后，刘奎又找到了项英一行，并将项英安排到濂坑地下党员姜启贵家隐蔽（一说姜岳凡，见黄诚《项英、周子昆被害纪实》。疑是同一人），后又隐蔽到他家附近的蜜蜂洞里。事变后20多天，泾县县委共收容100多名新四军官兵，组成四个队，请原新四军军需部长罗湘涛拿出部分款子解决了部分收容人员的生活费，但去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的主张留在泾县就地隐蔽，有的主张撤到江北去，项英主张先隐蔽，待形势好转后再相机突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项英叫洪林去旌德找胡明商量对策。洪林有一明显特征，就是有一绺头发是白的，敌人称之为“斑毛洪林”，到处布告捉拿他。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来，洪林剃光了头，由胡明派来的交通员带路，到王家庄将情况向胡明作了汇报。
    3月下旬，胡明、洪琪和孙宗溶离开黄高峰上的“狮子洞”，转移到靠近绩溪县的戴家坦，住在秘密党员汪天泰家。汪天泰家里开了一个杂货店，担任国民党的保长。
    洪林从旌德返回濂坑后，项英、周子昆已经遇害，洪林立即将隐蔽在姜启贵家里的20多位同志转移到殷木春家。将他们安顿好后，洪林又派交通员小牛给已转移到戴家坦的胡明送了一封信。信上说，新四军有一批失散干部在地方党的掩护下，分散隐蔽在山上和群众家里，希望通过中心县委，要求特委来人协助研究突围问题。胡明和孙宗溶接到信已是下半夜了，经过研究，孙宗溶考虑到胡明在这一带面目很红，大白天走路不安全，提出由他到洪林处，研究解决这批失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的突围工作。
    孙宗溶在交通小牛的带领下，连夜出发了。深沉的天空上，缀满了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四周的群山显得格外的清静，夜行人脚下传出急促的“嚓嚓”声，说明了赶路者不同寻常的心情。孙宗溶跟在交通小牛的后面，怀揣着“汪保长”开出的保公所临时“通行证”，约摸走了20多里路，天就亮了。太阳快落山时，翻越了旌德大礼村附近的黄花岭，上了樵山，不久，就在一个村子里，见到了泾县县委书记洪林。
    洪林，泾县茂林凤村人，原名凤石山，1915年生。1937年11月，由本村的地下党员赵允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从事组织发展工作，担任中共章渡区委委员。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10月，即奉调到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学习，一个月后，分到三支队五团民云股，继续从事地方党组织发展工作。稍后，南芜宣县委成立，洪林任组织部长。1940年3、4间，根据领导指示到皖南特委报到，特委书记李步新第一次告诉他，为了北上抗日，新四军准备北移。李步新要洪林留下坚持，并叮嘱说：“山区党支部较少，要开辟泾、旌、太边的山区工作。要准备长期斗争，把党组织转入秘密活动。工作开展起来后，直接向皖南特委汇报，不和泾县县委（1938年成立）发生关系。”
    洪林因此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化姓名凤石山为洪林，秘密来到泾旌太3县交界的樵山。此前，老红军胡继守已经在这里开展工作，洪林接替他以后，遵照李步新的指示，只进行隐蔽活动，教育审查党员，开展单线建党工作，设法割断党员之间横向联系。洪林在濂坑党员殷木春的帮助下，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并成立泾旌太区委，洪林任书记。1940年5月，皖南特委决定以中心区委为基础，成立泾旌太县委，派苏托夫为书记，洪林任组织部长兼自卫总队队长，县委机关设铜山。1940年10月，随着皖南形势的急遽变化，李步新再次对洪林说：“新四军准备北上抗日，新四军撤走后，你们应该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李步新向洪林布置了撤退的准备工作，介绍了一套打游击的经验。洪林回到铜山地区后，召集各党支部委员和面目比较红的党员会议，向他们说明了形势，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由县委宣传部长吴加寿率领随军转移，县委书记苏托夫和洪林留下坚持斗争，并规定各个支部联络代号，进行单线联系。会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铜山地区就掀起了参军热潮，李村一次就有七、八十人参军。这时，苏托夫因身体不好，要求随军北撤，经特委同意后，洪林接任县委书记。
    此时，洪林首先向孙宗溶谈了皖南事变以来泾县地区的情况，皖南事变的军事行动已结束两个多月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形势开始稳定。军部所在地周围，党组织受到破坏较大，县委与该地尚未联系。部队失散的干部战士在战斗停止后，分散隐蔽在周围的山上，以后逐渐在石井坑、里潭仓一带分散隐蔽起来，共有100多人。县委动员了党员和群众帮助他们封锁消息，给他们送粮食、蔬菜，还给他们找了一些便衣，做了一些鞋子。孙宗溶听了这些情况后，深深感到，皖南事变中保存下来的这一大批干部是我党我军宝贵财富，帮助他们迅速突围，确是当时皖南地方党必须做好的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天晚上，孙宗溶和洪林一起到了铜山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同隐蔽在这里的失散新四军干部们见面。在场的约有十多个人。他们得知孙宗溶是皖南秘密特委派来的代表，非常激动和高兴，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很快把他们融到了一起。他们给孙宗溶的印象是：
    李志高
    新四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北移时的一纵副司令员，当时30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额大眼，精明能干。
    谢忠良
    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长，二纵参谋长，30多岁，高高的个子，两眼有神，态度沉着。
    杨汉林
    军直政治处主任，近30岁。
    陈仁洪
    五团二营营长。精干的指挥员。
    马长炎
    五团二营副营长，近30岁，穿着军装，说话声音洪亮。
    李元
    一团二营营长，精干的指挥员。
    罗湘涛
    新四军军需部长，红军时代就负责财务工作的老同志，40多岁，有忠厚长者之风。
    李桂英
    皖南特委妇女部长，罗湘涛的爱人。
    胡金魁
    新四军住上饶办事处主任，约30多岁，面孔有些清瘦，人很精干。
    在孙宗溶的眼里，这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雄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各种各样的便衣，戴着便帽，或在头上扎着围巾，又像是一支当年红军游击队。
    李志高和谢忠良详细地向孙宗溶介绍了项英、周子昆的遇害经过，说他们已成立一个临时总支，由杨汉林同志任总支书记，马长炎任总支组织委员，下有两个支部。全体人员分别隐蔽在石井坑附近两个大山沟里。他们能在这里隐蔽近三个月，除了地形好，富有游击战争的经验外，最主要的还是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和掩护。
    接下来的几天，孙宗溶和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马长炎等同志一起，集中研究了突围计划，最后确定了突围路线。这条路线由章家渡附近渡过青弋江，经过中村附近泾县和南陵交界的山地，然后插向繁昌，再渡江到无为。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走这条路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撤退，章家渡及其以北地区仍属川军一四四师防地，这个师反共不坚决，战斗力不强；第二，这一线原是新四军三支队防地，群众条件好；第三，地形有利，都是山地和丘陵，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熟悉这一带地形；第四，铜繁敌后和江北有我们的部队配合；第五，走这条线路比经宣城、广德向东突围的路程要短得多，大约三个夜晚既可到达将边。
    突围的路线解决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立即和江北取得联系，要求江北派人过江到繁昌配合，安排渡江。
    孙宗溶要洪林先找一位能够到繁昌和江北去的交通员。洪林通过党组织，在铜山附近找到了一个从繁昌来的裁缝工人，建议把去江北的任务交给他。经审查，这人也是党员，30多岁，看上去老实忠厚，家住繁昌县的农村，对江北也很熟悉，皖南事变前，到铜山走亲戚，因事变滞留未回。孙宗溶、李志高等人决定由他回繁昌，再过江到无为的白茆洲，向曾希圣同志汇报。这位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晚，孙宗溶还给已经突围到江北的李步新写了一封密信，当时他正在白茆洲一带协助曾希圣收留突围渡江的我军人员。孙宗溶在信中汇报了失散干部队伍的情况和经繁昌突围的布置，要求他派人到繁昌敌后接应，协助他们渡江。第二天一早，这位担负着重要使命的交通员就出发了。
    在等待江北来信的这段充满渴盼的日子里，孙宗溶和洪林在樵山一带每天与李志高、谢忠良、马长炎等同志一起行动，过着游击队的生活，经常变换住地。晚上睡觉没有棉被，就睡在群众家晾茶叶用的大竹匾子里，把棉衣脱下盖在身上。李志高、谢忠良、马长炎每过一两个晚上，就要召集各小队负责人开会，了解队伍中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处理，使这支特殊的队伍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置身于他们中间，孙宗溶等人学到了不少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这对他们今后开展皖南游击战大有好处。
    过了一些日子，孙宗溶要回旌德王家庄，向胡明汇报他在铜山的工作情况。临行前，他感到留在皖南坚持的同志今后也要上山打游击，就向李志高、谢忠良、马长炎等同志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留下几个军事干部和少数枪支，帮助皖南地方党建立武装，保卫地方党和群众利益，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李志高表示赞成，答应突围前安排。
    孙宗溶仍由泾县县委交通员小牛护送，从原路顺利返回旌德。在一个早晨，他俩下了黄花岭，进入旌德地界，虽遇到了敌人便衣的盘问、搜查，但有惊无险，当天晚上就回到了王家庄。王家庄的同志又把他们送到了胡明、洪琪新迁的一个山谷住地。孙宗溶将在樵山和李志高他们研究的突围计划和工作情况，向胡明作了汇报。几天之后，洪林就派交通员送信过来，说到江北的同志回来了，李步新同志已有复信，李志高、谢忠良等同志即将带着队伍出发。接信后，胡明立即赶到了铜山，在黄泥荡召开了有李志高、谢忠良等同志参加的会议，决定立即作好突围前的准备，将这100多名新四军突围人员送到江北去。
    为了确保安全过江，洪林通过地下党员余本菊任国民党保长的父亲余平甫搞了一张通行证。胡明又写了一封信派地下党员周文正到繁昌与上级取得联系。不久，周文正带回上级指示：一定要将收容的同志送到江北。除经上级批准留下刘奎、李健春坚持皖南山区斗争外，其余收容人员由周文正带领，4月10日出发，在李步新同志派人接应下，4月13日胜利渡江到了江北。
    胡明、孙宗溶送走最后一批皖南新四军突围人员后，又回到了王家庄，继续住在黄高峰上的山棚里坚持斗争。这个山棚坐落在靠近黄高峰的一个山谷里，距离王家庄约有十多里路，是一个人迹罕至、野猪出没的地方。4月上旬，孙宗溶按照皖南秘密特委书记黄耀南的来信，去了休宁，在城北方向的一块坟地里与黄耀南见了面。黄耀南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俨然是个富商。当时，正是清明后不久，坟地里烧香祭祖的人很多，他俩装作看坟的样子，一边走一边谈。孙宗溶向黄耀南汇报了近几个月来工作情况。黄耀南向孙宗溶介绍了皖南事变后长江南北的形势，他说：皖南事变后，我党在江北成立了七师，打开了江北巢（县）无（为）地区的局面，皖南斗争有了依靠。皖南特委机关要移到江北无为县白茆洲，那里的环境比较安定，便于领导皖南党的工作。为了加强特委领导，李步新同志仍然担任特委书记，黄耀南任特委副书记，要立即到江北去，胡明、孙宗溶、崔伟烈三同志为委员，继续留在皖南坚持年斗争。
    黄耀南要孙宗溶迅速回宣城，再由宣城向南（陵）芜（湖）地区发展，他要宣城县委派人到休宁把他接到宣城再去江北。这次谈话，使孙宗溶感到，皖南事变后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好转，是进一步开展皖南斗争的转折点，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原有的党组织，进一步开展皖南党的工作了。
    回旌德后，孙宗溶将黄耀南的谈话内容向胡明、洪琪作了传达，宣城县委也派江汉到旌德接孙宗溶回宣。行前，孙宗溶和胡明、洪琪殷殷话别。三位在皖南事变后最艰难日子共同战斗，经受严峻考验并结下深厚情谊的战友，五年之后才再度重逢。
    孙宗溶和江汉上路后，直向旌德县城方向走去，路上整整走了两天，每天要走90多里路，经过宁国县境，最后到达宣城孙家埠附近，隐蔽在地方党员家里，与彭海涛、张禾会合。孙宗溶一方面派交通员去南陵县马家园和中心县委副书记沈鹰联系，一面决定由江汉到休宁接黄耀南。随后，孙宗溶就赶到了南陵县的奚家滩附近的清莲洲中心县委驻地。不久，就接到宣城县委来信，得知江汉同志已将黄耀南接到孙家埠，买了大批大表纸，将他作为贩纸商人由水路安全送往江北。
五

    李志高、谢忠良等人在临突围去江北前，和胡明商量好，留下刘奎、李健春、黄诚等几位军事干部，帮助皖南党开展武装斗争。原泾太县委军事部长尹德光同志，在失散后找到洪林，也留在皖南坚持。这些军事干部留在皖南，为皖南游击队的建立准备了基本的领导力量。
    刘奎，江西吉安人。1926年秋年仅17岁就参加了当地农民暴动，1928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先后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长、连长、营长。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胆大心细。1930年初，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第九次攻打吉安县城时，刘奎担任主攻排长，用火牛阵大破敌人十分坚固的工事和几道铁丝网，刘奎带头冲进敌阵，打进了吉安城。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乘胜在吉安、吉水等县广大农村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了赣南苏区。但就在这次战斗中，刘奎的手臂被敌人的子弹打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了长征。刘奎时任湘赣独立五团第一营副营长，因当时受伤被留下，随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坚守中央苏区，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与敌人奋战数月，最后突出重围。 1935年2月，刘奎与突围战士成立固江游击队并任队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战爆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根据国共谈判结果，改编成新四军。刘奎作为固江游击队队长，参加了新四军改编组建工作，任改编后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三营某连副连长。在新四军改编过程中，刘奎以自己的细心曾救了陈毅一命。
    那是1937年10月，陈毅奉命去湘赣寻找当时任中共湘南省委书记谭余保同志，动员说服谭部改编。为了工作方便，陈毅装扮成绅士摸样，坐了一台四人轿子，并有便衣护送，到了江西棋盘山下，一行人到处打听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下落。后来陈毅终于在棋盘山找到了谭余保。谭余保等人未见过陈毅，也不知道山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但谭余保听人说起过陈毅，现在，陈毅在他面前大谈国共合作，他便以为陈毅叛变了革命，是来劝他投降的。谭亲自审讯陈毅后，要杀陈毅，陈毅急了，大声说：“谭余保同志，你的言行要对革命负责，要对人民、对党负责。你不相信我，可以派人到吉安、南昌去调查嘛。”谭余保一听，想了想，就把固江游击队队长刘奎找来，让他确认这个陈毅是真是假。刘奎是见过陈毅的，他确认后对谭余保说：“他是陈毅，但他是否当了叛徒我就不知道了。”但刘奎又给谭余保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这个建议，陈毅才幸免于难。刘奎建议说：“谭书记，这一次最好先不要盲目杀人，你已经杀了湘南一支队的支队长曹树良，现在陈毅又亲自来了，一定是形势真的发生了变化。这样吧，等我带几个人下山打探回来，再作定夺如何？”
    谭余保接受了刘奎的建议，派刘奎带着几个游击队战士下山了解情况。经过查证，谭余保确认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事实，这才把陈毅给放了，并同意部队下山接受改编。
    1938年5月，刘奎作为红军基层干部进入新四军教导营学习。同年7月，他护送叶挺到南昌后，听从叶挺指示，同谢忠良等十几位同志一起去了湖南衡阳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学习工兵，毕业后回到皖南任新四军教导总队一大队三中队排长，1939年任教导二大队副队长，同年12月任教导总队工兵队队长。
    1939年春，周恩来副主席视察皖南云岭，刘奎带着战士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受到了周恩来的鼓励。
    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根据叶挺的指示，把一些有战斗经验、有战术修养的干部抽调到军部参谋的岗位上。10月，刘奎从教导总队调任军部参谋，不久，即在叶挺的领导下，参加了皖南第二次反扫荡，刘奎用两年前学来的工兵爆破技术，在左坑的战斗中，灵活机动地在日军进攻的路上大摆地雷阵，炸得日伪军人仰马翻。接着，刘奎又率工兵连战士参加了枫坑截击战和泾县城保卫战，直至把日军赶出县城。
    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奎作为军部参谋，始终和叶挺军长战斗在一起。1941年1月12日夜，叶挺作出分散突围的决定后，精明强干、游击战经验丰富的刘奎，领着几个被冲散的战士在濂坑一带活动，很快就和泾县县委书记洪林接上了关系。刘奎腿长，经常在外面跑，主动帮助泾县县委收容新四军突围人员。2月下旬，他通过长坑地下党凤子旺（一说凤志旺）找到了项英、周子昆，当天晚上，又从濂坑石牛坞姜启贵那里了解到他家后面赤坑山上的蜜蜂洞十分隐蔽，天亮前刘奎带着人上山到现场一看，果然很理想，石洞座西朝东，洞口被灌木荆棘遮得严严实实，不到近处仔细观看是很难发现的，洞口高2米左右，宽1．9米，洞内宽4米，高近2米。刘奎连夜把项英和周子昆转移到了蜜蜂洞。同住在蜜蜂洞里的还有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和项英的警卫员夏冬青以及项英突围时（2月19日）遇到的军部副官刘厚总。
    当时，濂坑周围已集结了新四军失散人员100多人。为便于隐蔽和安全起见，他们分散住在不同地方。刘奎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军部侦察科长、二纵参谋长谢忠良带着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等20多人住在离蜜蜂洞约200米的一个草棚里；军作战科长，一纵副司令员李志高带领20多人隐蔽在水岭；马长炎、陈仁洪等10多人隐蔽在金毛山。
    刘奎曾问过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你们怎么不同首长住在一起？”他们回答说：“首长现在很信任刘副官，不让我们在他身边。听政委说刘副官力气大，枪法又准，又打过游击，出了问题他可以背着政委走。现在刘副官就一直跟着首长，我们有什么办法？”
    项英在蜜蜂洞隐蔽了20多天。刘奎担心项英的安全，向项英建议身边多留几个警卫员。刘厚总知道这事后，就借机陷害刘奎，说刘奎有投敌的嫌疑，怂恿项英枪毙刘奎，幸亏周子昆信任刘奎，在一旁帮忙说：“刘参谋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
    1941年3月14日凌晨，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杀害，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也被打成重伤。此时，刘奎和项英的警卫员郑德胜等人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到山下隐蔽的山棚，听说山上有枪声，马上意识到山上的项英可能出事了，便立即带着郑德胜、李德和等人向山上跑去。出山棚不远，就见到了刘厚总从山上下来。刘奎问刘厚总：“山上怎么有枪声？”“没听到枪声呀。”刘厚总回答。“好像就是枪声。”听到枪声的李德和说。“一定是风雪压断大毛竹的声音。”刘厚总又补了一句。然后对李德和说：“项政委指示，今晚我俩要去铜山一趟，现在就走。”刘奎知道，这是项英头一天交待的任务，要他俩去水岭找杨汉林联系突围的事。但刘厚总和李德和俩人一走，刘奎就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正在迟疑时，突然李德和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说：“不好了，刘厚总叛变了！”刘奎让李德和马上带几名战士下山追捕刘厚总，他和郑德胜俩人迅速来到蜜蜂洞，果然发现项英和周子昆已经牺牲了，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身负重伤，满身是血。黄诚在刘奎的喊叫声中醒了过来，见项英和周子昆都死了，悲痛欲绝，就叫刘奎给他一枪，说：“刘参谋，我也不要活了。”“黄诚，你不要这样，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的革命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革命，我也要救你。”刘奎说着，便和郑德胜把黄诚扶到洞外。三人回首目睹项英、周子昆的遗体，估计刘厚总投敌后一定会带敌人前来。刘奎当机立断，和郑德胜分别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崖下。这时军部侦察科长、二纵参谋长谢忠良等人也赶来，大家用木棍和手扒了一个大坑，把俩人掩埋了，然后做上记号。谢忠良还哽咽着说：“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回来取。项政委穿布鞋容易烂，周副参谋长穿皮鞋，三五年也不会烂。大家都要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几个人总有两三个人在的。”于是，大家这才背着受了重伤的黄诚挥泪而别。195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笔写信给时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刘奎，指派他到皖南查寻项英、周子昆的遗骨。刘奎不负重托，在当年他亲手掩埋两位首长遗体的地方，取出遗骨，并送到南京雨化台安葬。此是后话。
    由于刘厚总的叛变，使皖南事变后相对平静的环境一下子又紧张起来。隐蔽在濂坑、石井坑深山沟里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李志高、谢忠良等人的带领下，一方面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形成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一方面与皖南秘密特委取得联系，希望帮助他们尽快向江北转移。当他们转移到江北无为的十几天后，也就是4月28日，刘厚总果然带着旌德特种工作队队长陈思新和十几名士兵，来到泾县濂坑石牛坞村。陈思新带人进了蜜蜂洞后，没有发现项英、周子昆的遗体，便指挥士兵草草地在附近搜索一阵就打道回府了。刘厚总因为没有见到项英、周子昆的遗体，也因心虚趁机在回途中潜逃了。
    4月初的一天，刘奎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就参加了支部书记李志高主持的支部会议。李志高对大家说：“我们马上准备过江了，皖南地方党组织要求从我们的突围人员中留下几名军事干部，指挥和协助皖南地方党组织筹集游击武装，谁愿意留下来？”
    会上鸦雀无声，谁也没有表态。性情急躁的刘奎，见大家都没有表态，就借故出了会场。一会儿，他从外面走了进来问：“定下来没有？”李志高望着刘奎，说：“刘奎同志，临时支部决定把你留在皖南打游击，你同意吗？”刘奎没想到留下的人选竟然是他，就直率地请求，允许他考虑一下再定。“军部干部那么多，为什么单单把我留下来？”他在心里这样嘀咕着。此刻的刘奎太想渡江北上同战友们一起和日本鬼子痛快地拼杀一场了。李志高鼓励他说：“你是红军出身，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叶军长都很信任你......．因此，支部才决定挑选你......另外，还有李健春和负伤的黄诚......在这里，你当大家的面表个态吧。”刘奎沉默着。时间过了好久，在场的谢忠良、罗湘涛、杨汉林等同志一言不发。见此情形，一种无声的压力和对革命的赤胆忠诚使刘奎激动起来，他站起身，口气坚决地说：“好吧，既然支部已经决定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分配......但有三个建议，第一，多留些弹药给我们；第二，你们过江后，要求上级党领导机关即派人与我们联系，不断地对我们的工作做指示；第三，我们一定会在皖南坚持斗争，任何情况下坚决为党奋斗到底，如果我们在斗争中牺牲了，将我们的历史向党报告一下，使党能够了解我们是在留下坚持皖南斗争中牺牲的。”
    刘奎的这番话，说得大家眼圈都湿润了。就这样，刘奎从战友的手里接过七块大洋，还有几十发子弹，含着眼泪把生死与共的战友送上了向江北突围的征程......在接下来的漫长九年里，刘奎像钉子一样，紧紧地钉在皖南这块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土地上，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名震江南的传奇英雄。
六
（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气焰十分嚣张，成立各种反动组织和特务武装，强化地方保甲制度，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新四军突围人员及我地方党员、干部，残酷镇压、迫害革命群众，有理无理抓到县党办自首，妄图把皖南新四军和共产党一网打尽，皖南革命斗争处于最困难时刻。
    1941年3月，国民党特务到黄高峰地区的陶环、五百坦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一次抓去男女老少40多人，过了30多天还不放人。最后，胡明通过统战关系，请地方绅士方栋臣以不能耽搁春耕生产为由，到旌德县党部担保才得以释放。
    在泾县，国民党顽固派搞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清剿”之后，又搞“政治清剿”。凡新四军到过的地方，都要逼着群众办理自首登记。濂坑、铜山、樵山这3个地方成了敌人清剿的重点，群众被关了起来，外面的人要持有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通行证才准出入。山村里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大路上长满青草，没有一点生气。由于洪林事前已作妥善安置，濂坑、铜山、樵山的党组织没有暴露，只是铜山的党员以农会会员身份，在敌人的威逼下办理了自首登记。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留在皖南坚守的同志义愤填膺，决心以牙还牙，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新四军军部重建不久，皖南中心县委就打通了和皖江根据地的联系。胡明给陈毅代军长写了一封信，提出组建皖南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黄山周围插起革命的旗帜。陈毅代军长接信后，很快回信，批准了皖南中心县委开展武装斗争的要求，指示“皖南山区必须发动游击战争，坚持以武装斗争回击敌人。”
    在皖南事变的战场上，泾县县委书记洪林依靠从濂坑到铜山村的大片山区，依靠着这一带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开展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因敌人的封锁，泾县县委活动的地点濂坑和外地断绝了往来。濂坑人既不能去茂林卖炭，又不能到旌德买米。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山区群众，洪林就想组织武装同敌人进行斗争，他的这一想法既得到了党员殷木春的赞成，也和胡明不谋而合，经请示同意后，他就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会上，有的说：“新四军一万多人都被打垮了，方志敏那么多人也失败了，你们不行；要搞，就得到江北调动部队来，或者等八路军来。”一些家在外地的同志则说：“你们身体好的就干，身体不好的就算了。我不怕，我干，干不好还可以回老家去。”
    对于党员间出现的不同意见，洪林和殷木春经过研究，又想出一些道理，他们分别找一些党员谈心，讲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结果大家都想通了，认识到在如此严峻的白色恐怖下，只有拿起武器来斗争才能生存。接着，胡明和尹德光也参加了洪林主持召开的党支部会议，作出了建立武装，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决定。1941年4月底，泾县县委在濂坑成立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小小游击队，洪林任队长，尹德光任指导员，队员有通讯员小牛和王木元、余德喜、何炳坤、马金标、刘德胜，共8人。尹德光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干部，三年游击战时期，在湘赣游击区参加过斗争，游击战经验丰富。武器有两条半枪（其中一条是坏的，故称两条半枪），其余的只有马刀、木棒。5月4日晚上，举行了游击队成立誓师会，制定了行动方案。在游击队的威慑下，李坊的赵保长开放了关卡，濂坑的老百姓又可以去旌德卖炭买米了，山区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破。
    游击队建立起来后，首要任务就是搞武器。他们在茂林附近的山里转来转去，寻找目标。有一天，机会来了。游击队发现在宿营的小村子里，来了国民党八十八军的四个士兵，押解八十多名壮丁。洪林伪装成国民党五十二师便衣，拦住去路，要检查。就在双方交涉的刹那间，游击队缴了四个敌人的枪，敌人当了俘虏，被抓的60多名壮丁全部获救。
（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非常重视。1941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指新四军原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原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2月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步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和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明确：组织人员重返皖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革命斗争的任务，由新四军七师组织实施。
    对坚持皖南的斗争，中共中央中原局（后华中局）也极为重视。1941年4月15日，中原局致第七师的电报指出：皖南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必须恢复和坚持皖南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能轻易放弃。指示号召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要勇敢坚定，为恢复皖南阵地而斗争。同年8月21日，陈毅、刘少奇就坚持皖南斗争的原则和方法致电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指出：“敌伪区游击战争应尽量向敌区扩大（包括敌顽结合部），要求有充分流动性，南（陵）、宣（城）、芜（湖）、铜（陵）、繁（昌）、贵（池）、青（阳）等县均应划为流动区，我军均能自由穿插回旋，不受阻碍，切忌停止固定。皖变散部一大部收容加入游击队，到敌伪区活动。在黄山山脉，则保持若干秘密游击支点，以自卫并掩护地方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为恢复和坚持皖南抗战阵地指明了方向，振奋了坚守皖南的同志们的精神，他们立下誓言，绝不辜负上级党的希望，坚决要为在皖南事变中死难的同志报仇。
    皖南事变后，尽管敌人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但党领导皖南山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依然存在。当时的情况是：
    1、敌人方面：二十三集团军在宁国一带，三十二集团军驻守徽州地区。此外，还有地方上的土顽武装，敌人兵力虽然很大，但也留下许多空隙，有利于我们开展斗争。
    2、皖南事变虽然给群众很大打击，但由于军部在皖南的三年群众工作，新四军英勇善战的模范事迹及优良的纪律，给皖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群众深信新四军消灭不了，共产党消灭不了，总有一天，新四军会回来的。
    3、在事变前的1940年，地方党有计划地在泾县的铜山、濂坑，旌德黄高峰的王家庄，太平谭家桥附近的石门里，绩溪的王会山等地建立了一些秘密组织。这些山地据点，不但在皖南事变后于白色恐怖中起到了保护群众和革命火种的作用，而且也是党领导皖南山地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组织基础。
    几十年后，胡明回忆说：“冬去春来，黄高峰上、濂坑的山沟里，正是春暖花开，百鸟歌唱的时候，中心县委和泾县县委的同志们，积极地做着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搞武装斗争需要懂军事、会打仗的干部。我们向突围出来的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要求留军事干部，留些钱。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每人发三个月的伙食费，每月六元钱。李志高同意了我们的要求，留下军部教导队队长刘奎同志，还有三支队一位指导员李健春．．．．．．。刘奎．．．．．．很有经验。留下两人，一个当连长，一个当指导员，给了我们500元钱。另外，我们还收容了突围失散的排长、战士和侦察员三、四人，还有几个地方党员，有一个叫周汉青。游击队组建时，共13人，队长刘奎，指导员李健春，文化教员吕辉。武装有2支驳壳枪，6条长枪，3条土枪。”
（三）

    1941年4月，在泾（县）旌（德）边的100多名新四军失散人员准备渡江前，根据皖南中心县委的请求，党组织确定将原新四军教导总队工兵连连长、军部参谋刘奎留下和皖南中心县委胡明等同志一起坚持斗争。刘奎通过地下党员姜启贵、殷木春的帮助，联系上正在养伤即将痊愈的李健春和黄诚。李健春也是一位老红军，三年游记战争时期在福建打过游击。他们三人又将当地的周义富、周明火等一批热血青年吸收进来，准备组成游击队。经过一番努力，6月初的一天，在泾县南容朱家坑的深山窝里，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正式成立，又称黄山游击队，队长刘奎，指导员李健春。游击队共有13名指战员，其中4人是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有较丰富的游击战经验；9人分别是旌德西乡和泾县地下党员，政治上坚定，熟悉地形、社情。武器是：2支驳壳枪、六条步枪、2条土枪、几颗手榴弹等。在成立会上，大家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誓词是：“我们是新四军播下的革命种子，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坚决同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斗争到底，坚决为民族解放斗争到底，为死难烈士报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当时，群众中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强烈的报仇情绪，一种是悲观的失败情绪。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后制造的白色恐怖，鼓舞人民的斗志，游击队组织起来后，必须打一次漂亮的胜仗，但这意义重大的首仗选在何处呢？
    1941年6月中旬，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带领刘奎等十余人赶到王家庄中心县委机关，在白云庵召开会议，对确定首仗地点进行缜密的讨论和研究。会议决定，第一仗选择攻打旌德县庙首乡公所，理由是：
    第一、该乡靠近中心县委所在地黄高峰，周围有党的群众基础，有依靠，好掌握情况，便于撤退和隐蔽。庙首村距王家庄20多里，山区群众对这一带道路非常熟悉。村内有党组织的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收集了解敌人内部情况。这些良好的群众基础，是游击队打好首仗最有利的条件。
    第二、该乡的敌人最反动。国民党庙首乡乡长江端是个地头蛇，是反共急先锋。1934年，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军进入皖南时，曾占领过这一带地区。红军走后，江端等人大肆反共，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党的组织，疯狂镇压群众。1938年，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后，旌德西乡的革命又恢复和发展起来。随着革命工作的发展，江端的反共活动又猖狂起来。皖南事变后，他残酷屠杀共产党员，江村有名的共产党江福喜就是被他杀害的，区委委员老袁也是被他暗杀了，还有些党员下落不明，实际都遭他毒手被害了。由于他反共有功，被旌德县反共首领所赏识，由一名流氓而一跃被提为庙首乡的乡长。6月间，江端利用叛徒，把县委派去做恢复工作的区委干部徐建新逮捕了。这些都说明国民党庙首乡十分反动，非打不可。徐建新也是皖南事变中被俘人员，刚从江西上饶集中营越狱来到旌德王家庄，十几天后，胡明派他去里仁、板桥一带了解情况，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因叛徒告密，到板桥的第二天就遭江端逮捕，被关在庙首乡公所。
    第三，该乡的敌人战斗力弱，而且麻痹。这个乡有自卫队员10多名，10多条枪，有几个老兵油子，多数都是土狗子。皖南事变后，他们趾高气扬，松懈麻痹，认为新四军消灭了，太平无事了。晚上，他们打开大门睡觉，哨兵放哨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给游击队留下可乘之机。
    虽然有上述有利条件，但庙首之战系皖南事变后黄山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第一仗，打的好与坏，对群众和游击队的信心，对今后的斗争将会产生很深的影响。中心县委的领导在事前反复强调“第一炮要打响”。
    为了确保“首战必胜”，会议后，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又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布置。
    首先，游击队行动绝对保密。从泾县濂坑到旌德黄高峰有70多里，游击队必须夜行军，走山路，如行动被敌人发觉，整个计划就要破灭。行动前一天，刘奎、李健春带领13人的游击队，携两支驳壳枪，六支长枪，两条土枪，三把大刀，十多颗手榴弹，从濂坑秘密来到王家庄。王家庄村后的大山腰里，种玉米的农民搭的一个看守野猪的山棚，成了游击队的临时营房。
    其次，掌握敌人的动态，即游击队的行动是否被敌人发觉，是否准备逃跑或增兵，不但掌握上午的的情况，还要掌握下午情况。中心县委又派交通员王时尚和地方党员程开元父子，以做木匠为掩护，去庙首侦察敌情。他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准备好向导，选择好进攻的道路。这一条非常重要。庙首是个较大的集镇，村头到村尾有两里多长，乡公所设在村中间的祠堂里，如果从大路进攻，易被敌人发觉。当时正是夏天，乡兵睡得晚，对游击队不利。游击队决定走小路，地方党组织安排向导，秘密向乡公所前进，出其不意地猛袭乡公所。
    第四，在政治上也作了准备，如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优待俘虏，张贴宣传标语等，以便扩大影响。
    第五，在部队内部，还进行了充分的动员，指出胜利的条件，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报仇。
    在做好这些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后，游击队还做好了打坏仗的准备，规定了如果战斗失败如何处置以及如何撤退等事宜，指定了几个集合点，以防万一，确保游击队这点起家的本钱不受损失。
    7月9日（农历6月15）黄昏，游击队在王家庄附近的白云庵大庙里，与地方党员会集，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李健春宣布了参战人员的分工：
    第一组为突击组，由刘奎带领，6名队员是突围的新四军干部战士，他们是此次行动的主力；第二组打增援，由李健春率领，6名队员也有战斗经验；第三组为后卫，由胡明率领，成员主要是地方党员。
    深夜十一点，游击队从白云庵出发，战士们的手腕上都扎着一条白毛巾，行进在洒满月光的崎岖的山路上。有的同志因是第一次参加战斗，难免有些紧张。刘奎要求大家严守纪律，注意隐蔽，一切按计划行动。凌晨一点多钟，队伍靠近庙首村。
    庙首村有四五百户人家，村子狭长，一条小河自南向北穿村而过，为防备敌人增援，游击队在村头村尾各派了岗哨。乡公所坐落在村中间吕氏宗祠内，门口有一对石狮，一个敌哨兵抱着枪斜靠在石狮旁。队伍逼近祠堂门口，神枪手、红军老战士叶炳才端起手里的“德国造”，只听“砰”的一声，敌人应声倒下。突击组迅速冲进祠堂，打亮手电，高喊“举起手来”！被枪声和喊喝声惊醒的乡丁，有的穿着裤头，有的赤身裸体，狼狈不堪，个个吓得连滚带爬，跪在地下齐声喊道：“我们是好人，老爷饶命。”一个小队长躲藏在床底下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不到三分钟，游击队就顺利解决了乡公所国民党武装，缴获长枪7支，手榴弹十几颗，子弹二百发。遗憾的是，一部分敌人把老徐押进旌德县城里去了，带走了十几条枪，反动乡长江端当晚也不在乡公所，让他侥幸逃脱。
    当晚，游击队将乡公所的粮食、布匹分给群众，将乡公所抓来的50多个壮丁全部释放，这些被抓来的贫苦农民深受感动，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对被俘的敌人，游击队按照政策，进行教育后也释放了。所有敌人敲诈勒索群众的公文、反共文件全部烧毁，大街上贴满了署名“新四军皖南游击队”的标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打倒汉奸卖国贼！”。两小时后，游击队就顺利转移到旌（德）太（平）边界的山里去了。
    庙首第一仗打响了，这个胜利对游击队和群众鼓舞很大。当天天还没亮，黄高峰脚下几个村庄年就传颂着游击队胜利的消息。不几天，各色各样有关游击队的故事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有人说的兴奋：“江端这个狗日的，便宜他了，给他拣了一条命。”“想不到后方还有新四军，还有这么大的力量。”有人说的绘声绘色：“那天晚上，江端在板桥姘妇家睡觉。早上起来正端着茶要喝，忽然有人跑进来说：‘不好了，昨晚来了大队新四军，缴了乡公所的枪，还贴标语说要拿江端。’江端一听，茶杯‘叭’的一声掉在地上，他两腿一瘫，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江端虽没有被打死，却被吓得半死。”有人说的生动：“新四军枪法真好，两颗子弹打死了几个哨兵。”有人说的神乎：“新四军是神兵，那天晚上，忽然从天上掉下来，打完仗又忽然不见的，好像钻进地里。”
    还有人说的更煞有介事：“我亲眼看到的，新四军有好几百人，一位女同志骑了一匹大白马，威风得很。”
    庙首夜袭战，打响了皖南山区游击战的第一枪，政治影响很大，戳穿了顽固派制造的“皖南新四军已经肃清”的谎言，不但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和游击队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国民党乡保人员的震动也很大。庙首附近的白地和孙村两个乡公所的人说：“新四军有眼睛，他们不打白地，也不打孙村，专打中间的庙首，可见我们比江端好，以后可不能做坏事了。”
七
（一）

    首战庙首的胜利，宛如一声春雷，炸开了皖南事变后皖南山区的沉闷空气，迎来了皖南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春天。它也告诉敌人，皖南的共产党、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被消灭的只能是国民党顽固派。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几天之后，他们从绩溪县调来国民党六十三师一连人，带了五、六挺机枪，“追剿”新生的皖南游击队。有一天，他们追到旌德绩溪交界的大会山，山上有户人家，主人叫王来罗，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前一天，游击队路过这里，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拂晓，一百多号敌人包围了王来罗大爷家，他们除了捉到王大爷，抢了一些东西外，没有获得游击队的任何消息。这伙敌人在王大爷的房前屋后乱放一通枪，正好山对面的玉米地里，有个小孩在山棚里守野猪，他听到对面山上的枪声，以为有人在打野猪，就端起土枪回了一枪。这下可把敌人吓坏了，顿时慌了神，“不好了，新四军来了！”赶快抢地形，架机枪，集中火力向对面山上乱扫一气。随后，敌人抓走了王来罗大爷，逼问他：“新四军来了没有？”王大爷说：“来了。”“有多少人？”“多得很！”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对王大爷也没有什么办法，把他关了几天后就放了。后来王大爷的儿子和媳妇都参加了游击队。在游击队遇到困难的时候，王大爷总是积极热情地支持。
（二）

    打掉庙首顽乡公所后，洪林率领游击队决定惩办三溪乡“地头蛇”吕佩卿。吕佩卿是旌德县有名的恶霸地主，又是国民党的特务组长，在家私设公堂、刑具，任意欺压群众，逼租逼债，在皖南事变中曾带着便衣队捕杀了好几名新四军失散人员，强迫群众办理自首，民愤极大。如不除掉这只“地头蛇”，附近的工作不好开展。游击队根据群众的控诉，写好了吕佩卿的罪状，并且写了很多内容为“欢迎进步人士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反对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反共阴谋”的标语。经过仔细侦察，游击队摸清了吕佩卿的活动规律。1941年农历8月15，经常缩在县城里的吕佩卿回家和家人团圆。黄昏时，游击队从濂坑出发，同时派人分头去泾县城、茂林、榔桥、太平、三门、三溪、旌德县城等地张贴标语。游击队经过琅坑、高基坦时，沿途群众纷纷加入其中，跟随游击队去打吕佩卿。游击队悄悄来到吕佩卿村后的树林里埋伏，当地贫苦农民自动为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吕配卿正和家人喝酒作乐时，洪林带着游击队冲向吕佩卿的家里，可一进屋，却不见吕佩卿的踪迹，结果在群众的帮助下，将他从夹墙里拖了出来，随即拉到村外，宣读事先写好的罪状，就地处决。
    处决了吕佩卿，周围的群众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到处为游击队制造舆论，有的说：“新四军有好几千人呢！”有的说：“不止几千，有好几万人。”还有的说：“昨天晚上过队伍，又是人，又是马。”只有濂坑的群众知道，游击队只有8个人。从这天起，濂坑的老百姓就称洪林的游击队为“八大仙”。
    游击队连连胜利，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泾县、旌德交界的李家庄保长李占如弃职逃跑，无人敢当保长，后推一位姓张的任保长，他事先拿着一份公函来见洪林，要求批复。经过调查，洪林批准他担任这个村的保长。洪林还委任徐正明任南容乡乡长。南容保保长则主动慰劳游击队；马渡桥保长也主动跑来，愿意为游击队办事；团仓保保长畏罪自杀。当地群众说：“坏人不用杀，鬼找上了他。”至此，洪林领导的泾县县委直接掌握了铜山、南容、三溪3个乡和1个保，建立了两面政权。
    游击队的活动，使旌德、泾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要求有关人员限期查清游击队的情况。刘奎早已率游击队转到太平县的重镇谭家桥附近，同中共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领导的游击队相配合，共同开展工作。他们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主张，很快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洪林由于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和群众有着血肉相联关系，这支游击队靠缴获的四支枪起家，年底就有了三十多条枪。
（三）

    庙首之战不久，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领导的游击队也宣告诞生。开始，他们也是有人没有枪。中心县委决定奇袭旌（德）太（平）边的重镇谭家桥国民党乡公所，从敌人手里夺枪。
    游击队选择谭家桥作为打击的目标，其理由：第一，谭家桥乡长王延寿和庙首的江端一样，是个反共急先锋。1934年，他活埋过数名红军伤病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赏识。第二，在谭家桥乡公所，游击队有个内线，名叫江顺炎，是党员，又叫江老五，大家都叫他小江，是事变前乘敌人抓壮丁时打入乡公所自卫队，当了一名兵丁。第三，王家庄的王必达对谭家桥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可当向导。中心县委批准了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的报告，决定突袭谭家桥，并抽调中心县委游击队的一名干部郎进新（化名老高）带领4名战士、三条半枪（其中有条单打一的步枪，人称半条枪），配合作战。
    也就是在夜袭庙首五天后的晚上，由9名游击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在向导王必达的带领下，从王家庄秘密地向谭家桥疾进。约11点左右，他们来到谭家桥的东门桥头，只见一个人带着枪向他们迎面走来，正是前来接应他们的小江，这时正轮小江放哨，经过一番商量，小江带着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乡公所大门。由于正值盛夏，十几名敌人光着身子睡得正香，突然听到“新四军到了，缴枪不杀”的大声喊吓，被吓得魂飞魄散，慌作一团，有的连忙下跪磕头，忙不迭地说：“我是好人。”有的干脆扯过被单蒙住脑袋等死，还有一个跑进厨房，一头钻进锅灶里，光着屁股发抖。一名游击队员走过去，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喊道：“快出来”！这个俘虏反应也快，一边下跪，一边指着旁边的箩筐说：“那里还有手榴弹。”果然，又缴到两可颗手榴弹。这一仗兵不血刃，一弹未发，缴获了1支驳壳枪，9条步枪，子弹百余发，手榴弹十余枚。
    解决了乡公所后，刘贵生命令乡队副带路，去十里外西塘村王延寿的家里，捉拿这个反动恶棍。到时，乡队副上前叫门，屋里亮起了灯，有人走过来开门，门刚打开，一声枪响，那人应声倒地，一看却是个女人，游击队迅速冲进房内进行搜索。一看，床上的人已不见了，但从枕头底下摸到了一把手枪。原来，被打死的是王延寿的三姨太，王延寿一听到枪声就慌不择路地从后门溜掉了，衣服也没有穿，枪也忘了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943年游击队再打谭家桥，王延寿被擒，终没逃脱人民的惩罚。
    游击队的连续胜利，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群众编出歌谣唱道：“皖南新四军，真是英雄将。庙首头一仗，打得真漂亮。三条半枪缴来十条枪，以少胜多威名传四方。”“二打谭家桥，打得真巧妙。乡丁未睡醒，飞兵已来到。三分钟缴枪传捷报，老百姓喜得眉开眼又笑。”
    打完仗的第二天，郎进新带着四名游击队队员返回中心县委，刘贵生带着五、六个人，又转到自己的隐蔽据点桐子山山棚。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隐蔽据点实际上已经不隐蔽了。因为他们的山棚离谭家桥只有三里多路，战斗之前，就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现在他们仍然转回这个据点，而且晚上睡觉，连哨兵也不放一个。这天深夜，太平县一百多敌人，把山棚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辛亏敌人不甘贸然上前一下子冲上去，只是从很远的地方就慢慢地爬向山棚。恰在此时，刘贵生醒了，听到棚子外边有响声，知道情况不妙，顺手拿起手枪，轻轻到门外一望，果然有一批敌人，正向山棚爬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一边大喊“敌人来了”，一边向敌人打了一梭子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后面醒了的同志有的跟着冲了出来，区委书记叶壁贞和小江、曹传忠来不及冲出，都不幸被捕，几天后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在刑场上，他们高喊：“共产党万岁”！
    桐子山山棚事件，使游击队得到血的教训，认识到胜利既能鼓舞斗志，也容易冲昏头脑，产生麻痹思想，失掉警觉，如不能正确对待，就要吃大亏。
八

    敌人在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后，气得咬牙切齿，火冒三丈。他们不满足枪杀几名游击队员，而要彻底铲除共产党游击队。根据特务搜索的情报，敌人判断王家庄周围存在着共产党的指挥机关，决心一网打尽。于是，调动六十三师一个营的兵力，加上旌德县的自卫队，共数百人，在9月16日气势汹汹地杀向王家庄。
    这天晚上，敌人分兵几路向黄高峰山地进发，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脚下的王家庄团团围住，除了一名叫彩霞的妇女外，全村36人全被逮捕。这位叫彩霞的妇女，是党员王必雄的爱人，那天在全村起得最早，她刚一打开门，就发现敌人进了村子。她来不及喊醒正熟睡的丈夫，急忙跑了出去，机智地躲开得人，一口气跑了五里山路，来到黄石崖“狮子洞”，向胡明报告了山下的敌情。当时，中心县委机关只有十几个人，胡明通知大家迅速做好战斗准备，立即撤离黄石崖，找好地形隐蔽起来，严密注视山下敌人的行动。
    此时，山上一片寂静，山下的小路上，偶尔可见敌人的走动。敌人把被捕的群众都捆绑起来，不停地恐吓、威胁、拷打，逼他们招供泾旌太中心县委机关和游击队的下落。但是敌人的一切威胁都失败了，所有被捕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点也没有吐露游击队的秘密，倒是担心山上的县委机关和游击队是否知道山下的消息。
    到了下午，通往黄石崖的几条山路上，都出现了一批批穿黄衣服的人，敌人搜山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一路敌人距黄石崖的距离只有1000米了，游击队沉着、冷静，大家屏住呼吸，紧握着枪，严密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不到眼前，决不打枪。敌人走到一个小山岗，忽然站着不动了。只见在前面带路的敌情报员和9个敌人对着山上指手划脚，东张西望，闹了一阵后，就调转头下山去了。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敌人再也没上山。摸到天黑游击队才舒了口气，一天紧张的“围剿”终于结束了。游击队乘机跳出了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了另一个山头，同敌人捉起了迷藏。
    “清剿”的敌人几乎把黄石崖一带围困得水泄不通，关口要道层层设岗，封锁行人往来，整整围困七天七夜，最后因一无所获而撤兵。游击队也因无法和群众联系，把山上的粮食油盐吃得精光，情形很是危急。
    敌人抓不到游击队，就在群众身上大发淫威。他们抓走了王家庄的男女老少，把他们全部关在庙首乡公所，敌人天天拷打他们。支部书记汪家齐，党小组长王必雄和党员汪时旺，被敌人用破开的竹片打得皮开肉绽，连骨头都打出来了，却始终不屈服，不向敌人吐半个字。敌人的审讯不择手段，如吊打、上电等，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敌人的监狱里，坚贞不屈，志坚如钢。敌人软硬兼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不了，用叛徒劝降的办法也欺骗不了，用严刑逼供的办法更不能使他们屈服。其他被捕的人，同样认定谁也不能叛变，死也不招供，只对敌人说“没口供”、“不知道”，特别是王大相，不断鼓励被捕的人：“宁死也不招供山上的人。”最后，敌人没有办法，把三名党员汪家齐、王必雄和汪时旺位枪杀了！三位英雄壮烈牺牲，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个时候，国民党加强了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环保，五家连坐具结，一家犯法，五家治罪。同时，还到处贴“安民告示”，扬言：“谁人逮着中共老杨（胡明），赏法币10万元，捉到老马（王必达）、老周（王必英）各赏法币5万元。”
    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9月份，中心县委在旌（德）绩（溪）边船形山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皖南事变后8个多月来的斗争，分析了形势，决定分散隐蔽，扎根群众，创造新的立足点，扩大游击队的活动区域。会后，洪林领导的泾县县委，发展了以泾县濂坑和太平樵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刘奎、李健春、刘贵生带领中心县委游击队转向旌太边活动，建立以太平木瓜坑为中心的游击区。巩固王家庄一带的任务交给了归来不久的唐辉，同时留下王必达等几位当地干部，坚持老根据地，并向绩溪方向发展党的工作。胡明和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绩溪上金、金坑，与地下党员王炎成、王宗汉接上了关系，在上金山过完了阴历年。中心县委机关移往上金山后，这里的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群众情绪高涨。山外敌人的活动情况，群众自动前来报告。过了一个多月，敌人开始“清剿”上金山，胡明又转移到歙县金坑，1942年5、6月间转移到歙县绩溪交界的道溪、兰义滩等地，开辟新的游击活动区。
    1943年后，胡明、洪琪又回到王家庄，重新领导这一地区的斗争。
九

    唐辉，原名余山，化名老郭，1916年出生湖南省新化县百宁冲一个中医家庭。1930年进校读书，初中毕业考入长沙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留在附属小学任教员。1939年9月，他到湘潭邀约女友戴庆哲一起辗转来到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前在军政治部民运部工作，“事变”中随军部突围，被敌人冲散，在当地一位老乡家隐蔽下来。3月初，唐辉打算到江北找部队，不幸被国民党第六专署逮捕，关在屯溪集中营。同年秋，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决定将屯溪集中营移到江西上饶。在转移途中，唐辉开小差跑了出来。他想只要向北走，就一定能找到部队。一路上他忍饥挨饿，走了几天，翻过四、五十里的大箬岭，走下山来，不觉走入谭家桥地界。那正是游击队突袭谭家桥不几天，国民党在路两边墙上写满了标语，什么“通匪、资匪者杀！”“窝匪、知匪不报者杀无赦！”唐辉看到这些标语，不禁心中暗喜，心想这一带一定有新四军活动，有希望找到组织了。他正独自盘算着，忽听到背后有人喊他：“喂，朋友不要走，请站一站。”唐辉一听，心里猛地一惊：“不好了，遇到坏人了！”未及多想，拔腿就跑，谁知他在集中营饿坏了，怎么也跑不过后面的人，不一会便被追上了。那人一把抱住唐辉，说：“我认得你。”“我不认得你。”唐辉回答说。
    那人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地方上的一名党员，名叫余成功，他父亲也参加过革命。1940年的一天，反动乡长王延寿封了他家的门，他跑到云岭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参加了新四军，因此认识同在民运部工作的唐辉。余成功又告诉唐辉说：“这里已有了新四军，负责人老杨（胡明）、老孟（洪琪）就住在不远的山里。”
    听到这个消息，唐辉真是喜出望外，这下终于找到新四军，找到党组织了。原来唐辉认识洪琪，在军部时，他们在一起学习过。这时正是秋收季节，唐辉就暂时住到了余成功家，一边帮他家割稻子，一边继续探听游击队的消息。可是，学生出生的唐辉不会干农活，割稻的第一天，就把左手的拇指割掉了半截。几天之后，唐辉在地方党组织的带领下，来到王家庄的黄石崖，见到了胡明和洪琪。劫后重生，战友相见，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唐辉向胡明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坚持皖南斗争，为皖南事变死难同志报仇！”
    唐辉上黄石崖没几天，就遇到敌人进攻王家庄。那天晚上转移的时候，由于唐辉是近视眼，他跟着部队，爬了一夜的山，结果鞋子弄丢了，脚也被刺破了。为了适应部队夜行军的需要，唐辉依靠一根木棍子，坚持练习摸黑路，不多长时间，就锻炼出来了。除此之外，他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打仗，后来都学会了。以后他只带了两位本地干部王必达、王必英，一支步枪，留在王家庄坚持斗争，几年以后，成了皖浙边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创始人和出色指挥员，令敌人闻风丧胆。
十

    敌人消灭游击队的阴谋虽然破产了，所谓的“清剿”也被粉碎了，但新生的游击队，由于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为了对付敌人新的更大的“清剿”，游击队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调整了工作部署。中心县委书记胡明亲自参加游击区开辟工作，并总结出游击区开辟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几点经验：游击队队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必须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但要打的准；学会做统战和控制“两面派”工作，尤其要做好控制保甲长的工作，争取中间势力。在这些工作方针的指导下，新区开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洪林、尹德光以濂坑、铜山一带山区为依靠，在泾县地区坚持斗争。刘奎、李健春和太平县委刘贵生，以木瓜坑为依靠，开辟旌（德）太（平）边山区。这一带山区，山连山，坑连坑，南北六十里，东西三十里，山不高而林密，村庄小，较分散，很适宜游击队活动。唐辉等以旌德王家庄为基地，向绩溪四都等地发展。1941年10月，成立中共旌绩县委，唐辉任书记。到年底，游击队发展成近百人的武装力量。
    按照中心县委对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要求，刘奎、李健春率部进入木瓜坑后，首先开展了对贫雇农的工作。不论在山区内还是在山外的交通线上，都分别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系点。依靠这些关系，游击队建立了自己的隐蔽据点，并依靠这些关系购买粮食、军用品，收集情报，做交通站等。
    开始的时候，工作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许多关系被破坏了，有人被捕，有人全家房屋被烧。本来是很隐蔽的党群关系，为什么这么早就被敌人发觉而遭破坏了呢？经过一番调查，游击队发现，原来除通向旌德小里村的山沟里，有一个叛徒专门收集情报，对付游击队外，更主要的是这里的群众上街买东西过多，引起敌人怀疑，跟踪追查被发觉。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清除叛徒后，决定采取新的方法工作，不但要做好党群工作，还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分子。
    为了取得经验，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决定先找个地方试点，然后全面展开。他们选定的村子叫老槽，离木瓜坑有20里路。村里约20户人家，除一户甲长外，其余都是群众。甲长家也不过只有些山产，家境稍微宽裕些。这个村由于以前工作未开辟，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都不了解，但新四军的良好纪律和政治影响，早已传进这些山村。游击队打开工作局面的方法是：
    1、拂晓以前进村，不惊动群众，要坐等天亮，待群众起床开门后，派人到每家做工作；
    2、为了使群众迅速了解游击队，除进行上门宣传、开会宣传外，还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在劳动中与群众建立良好关系；
    3、游击队领导就住在甲长家，这样可以直接做争取甲长的工作。通过甲长采购粮食、军需品就方便多了。通过甲长还可应付乡公所。游击队走后，甲长可以到乡保进行应付式的报告。这样一来，过去出现的老百姓通游击队被残害的危险减少了，游击队也有了一个保护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游击队既做了群众工作，争取了群众的支持，又和中间分子交上了朋友。
    有了老槽的经验，开辟木瓜坑山区的工作加快了，游击队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环境好的时候，游击队可以不住在山上隐蔽的山棚里，而可以住在村子里。
    在开辟木瓜坑的同时，刘奎带领游击队又打了一个胜仗。一天晚上，他们经过旌德北乡大礼村乡公所时，伪装成国民党五十二师，到乡公所叫门道：“我们是五十二师，开到旌德来剿匪，快开门！”敌人信以为真，门一打开，就成了俘虏。这一仗缴获了敌人7条枪。游击队的胜利，促进了群众工作的开展，参加游击队的人数也多了，木瓜坑刘奎和泾县洪林的游击队都发展到30多人，武装也相当整齐。
    游击队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有过一些失利。11月间，刘奎和洪林两支游击队60多人合在一处，准备攻打太平县龙门乡公所。龙门乡有30多名敌人，也没有什么工事，但游击队秘密开到龙门时，却被敌人发现了。敌人迅速调动五十二师，一四四师等正规军千余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游击队，企图一网打尽，全歼游击队。这时天还未亮，游击队抢先上了山，但这是一座孤山，地形不利。天亮以后，敌人团团围住这座孤山，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上山。下午，敌人搜索发现游击队后，打上山来，游击队居高临下，英勇阻击敌人，敌人吃了大亏，想从山的后面进攻游击队，好在后山是悬崖陡壁，敌人上不来，只好又从正面反复进攻。机关枪、大炮轰了一下午。好不容易挨到黄昏，游击队队员从后面的悬崖滚到了山脚。下山后，又遇上路过的敌人，游击队以五十二师骑兵连的身份混过了敌人的盘问。不久，敌人发觉上当，又从后面追来。游击队一口气跑了30多里，来到泾县桃花渡，正因找不到渡船发急时，突然从河边的草丛中走出一位妇女，在她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浅水处涉水过了河，到了对岸，这位妇女又从草丛中拎出一蓝山芋送给游击队。洪林问她是如何知道游击队要来，她说：
    “你们白天派来侦察渡口的同志被抓走了，我估计你们可能晚上来。”
    第二天，洪林带领游击队回到了濂坑。这次突围，仅三个侦察员失去联系，其他无伤亡。游击队攻打龙门乡公所失利，主要原因，一是龙门附近游击队无群众基础，情况不明；二是游击队连续胜利，敌人普遍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情报工作。
    几天后，转移到江北无为的皖南特委派武装交通来到皖南山里。中心县委和上级党的联系加强了，和七师的联系加强了，以前只有秘密交通关系，现在又有武装交通。依靠交通就可以取得上级指示和上级的物质支援，有了上级党的指示，游击队的斗争就有了方向。王家庄的王时尚（化名钱老五）长期担负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工作，从未受到损失和破坏，深得中心县委领导的称赞。
    眼看着艰苦的1941年就要过去了。游击队自7月间在庙首打响第一枪后，不断发展壮大，从年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七、八十人。就在过年时，又传来好消息。新四军七师派原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陈洪和原新一支队连长刘焕安带着一个班的战士以及一万元活动经费，连打五仗，冲过日伪军和顽军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从江北来到皖南木瓜坑游击根据地。
    陈洪带来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对坚持皖南山区战略指点的指示精神，带来了皖江区党委和第七师以及皖南特委对坚持皖南山区斗争的具体要求，带来了新四军各部队在大江南北的抗日和反顽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消息，使渴望得到上级指示的皖南游击队指战员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感到虽然身居深山老林，但自己的斗争同各地打击日伪、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紧密联系，自己背后有党的关怀、有上级的领导，有人民群众支援，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而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而且，久别重逢的战友相见，更是说不出的高兴。1942年元旦前夕，皖南山区百余名游击队指战员会聚木瓜坑，以喜悦的心情，欢度新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十一

    1942年初，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敌人很少活动，表面看环境显得很平静，实际上敌人正在策划对付游击队的更大的阴谋。无论是顽固派头目上官云相还是反共罗箩江端、王延寿之流，对新四军游击队都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游击队从所缴获的敌五十二师文件中，知道了敌人清剿的部署是：估计游击队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决定摆下几倍的兵力吃掉游击队。他们指定五十二师参谋长陈淡如为皖南剿匪总指挥。陈淡如原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派到新四军军部的中将联络参谋，对新四军比较熟悉，反共经验丰富。他们抽调的兵力是以在皖南事变中最反动的嫡系五十二师一个团为主力，加上川军一四四、一四五师各一个团和泾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五个县的国民党自卫队共三、四千人。“限定三个月彻底肃清”游击队，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歼灭不了游击队，就把游击队困死，困不死就赶到江北去，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早皖南山区彻底铲除革命的种子。
    敌人知道游击队深得皖南人民的支持，单靠军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搬出过去在江西进攻中央苏区和进攻红色游击区的一套反共经验，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方针。首先，集中强大兵力进行包围、合围、剿山、搜山、梭剿，然后将兵力分散于交通要道直至山里，长期驻剿。第二，为了配合军事清剿，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凡清剿区内所有居民，都要按“身份证”配给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目的是袄断绝游击队的生活供应，困死饿死游击队。第三，采取所谓的“七分政治”，其用心就更歹毒了。出动县党部、调查室、特务武装行动队、情报网等一套反共机构，一方面专门对付游击队及其家属，用外部打击和内部瓦解相结合的办法，搞掉游击队；另一方面，对群众则采取高压政策和自首政策。宣布凡是通“匪”、支“匪”、窝“匪”不报者格杀勿论。凡是和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要通过春节联欢酒的办法办理自首；所有自首过的人，都要组织情报网、农民哨，在特务叛徒强迫下为他们反共反人民服务。他们还移民并村，运用日寇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付人民群众，对付游击队。
    2月份，社会上的风声开始紧张起来，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到处都有传闻，说什么国民党调来几个师的大军，到处布满了军队。还说顾祝同要亲自指挥。从四面八方的谣传和敌人频繁的调动中，游击队预感到一场严重的军事斗争就要来临了。怎么办？中心县委召开了各单位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制定了三条对策：
    1、争取主动，先发制人，首先给敌人以打击，并确定若干打击对象；
    2、积极开展外线活动，确定了活动的大体方向；
    3、思想上做好最困难的打算，地区之间、各县委和各单位与中心县委之间，规定若干联络点，防止破坏了一个，还有第二第三个联络点。
    会议号召全体游击队员，在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坚决顽强的粉碎敌人的清剿，即使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到底。
    会后，游击队就开始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中心县委游击队在刘奎、李健春的带领下在旌德西乡下洋村镇压了特务头子谭元楚，并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接着，洪林、尹德光的游击队在2月28日也在太平樵山岭伏击了敌人。行动的前一天，他们得到情报，说有一个国民党大官，可能明天经过樵山到太平县去。泾县游击队二十来人连夜行动，天亮前就埋伏在樵山岭头。上午，果然从茂林方向来了一营兵力护送一顶轿子，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从太平方向也来了一连兵力接应。当时参加伏击的游击队员只有21人，17条破枪，这个仗怎么打呢？洪林他们一合计，决定专打轿子。过了一阵，坐轿子的人快要进埋伏圈了，游击队员屏住呼吸注视着敌人，忽然有位新战士的枪未等命令就响了，洪林、尹德光急得直跺脚，只好向敌人射击。那坐轿子的人一听枪响，顿时吓得滚下轿子，连滚带爬地跑掉了。游击队追了上去，抓了一个俘虏，是个译电员，他带了一皮包文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清剿计划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还有电报密码等。这份地图在以后开辟游击区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审问这个译电员才知道，那跑掉的大官不是别人，正是敌五十二师参谋长、清剿总指挥陈谈如。原来，他结束了章渡的清剿会议之后，途径茂林，翻樵山到太平去，没想到险些当了游击队的枪下鬼，虽然没有被打死，但魂也吓飞了。游击队这次伏击战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影响很大，在敌人的清剿行动开始前，首先在精神上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3月初，敌人开始了全面清剿行动。敌人同时向濂坑、木瓜坑、上金山、金坑、黄高峰等山区发动了进攻。凡是游击队住过的地方，他们都要进行全面大搜查。在濂坑，敌人的重兵布满了山头、山脚、大路、小路，搜查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树林。游击队则在自己熟悉的山头和敌人兜圈子。刘奎、李健春率领的游击队，采取外线积极行动的方针，当敌人向木瓜坑游击根据地进攻时，他们就跑到绩溪四都一带活动，四都是唐辉开辟的秘密活动区。
    1942年4月，唐辉、王必达、王必英等人转移到绩溪四都上横路地区，他们住在许家庄秘密党员陈开元家。唐辉、陈开元白天以帮人打砖做瓦工为名，开展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王必达、王必英白天帮人挖山种地，晚上开展活动。
    游击队在四都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增加了对这个地区的清剿兵力。但这也带来好处，就是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5月，徒手的游击队缴了五十二师逃兵的2支枪。不久，唐辉在绩溪县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游击队。这样，党在皖南山区又多了一支武装力量。
    在敌人第一阶段的拉网式“清剿”中，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转入高山密林中，用木竹搭棚，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山林为掩护，分散与敌周旋，昼行夜伏，机动灵活，敌人到处扑空。敌人从军事上消灭游击队的阴谋破产了。
    但敌人的“围剿”并没有结束。敌人的军事行动由“清剿”改为“驻剿”，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游击队展开了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敌人把这种办法叫做“车水捉鱼”，自鸣得意地说：“共产党说群众是水，他们是鱼，我们把水车干了再捉鱼。”并大肆叫嚣：“不要半年时间，一定把皖南山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一网打尽。”
    这时，敌人把胡明、刘奎和洪林领导的游击队分别包围在三个大圈子里，然后采取“蚕食”办法，逐步缩小包围圈，并在包围圈内设立无数个“自觉室”，强迫群众说出游击队的下落，再把这些“自觉”的人组织起来，作为反共骨干。同时，又把18至40岁的男人编为清乡大队，每天要他们出操、上课洗闹。此外，还实行“五家连坐法”，广设递步哨、秘密哨、监视哨，广修碉堡，构成一个严密的封锁网。
    敌人首先派兵占领红色村庄，强迫群众停止生产，停止走动，连吃的菜、油也由保长代买。群众有的上山隐蔽，有的被捕，有的被杀害了。山区、山边，交通道路上三几户人家，统统被烧光、抢光，所有山区小村庄，统统被移民并村，集中到大村庄，断绝游击队和群众得到一切联系。接下来，就强迫群众自首，自首后被迫进行情报工作，还要担负农民哨。白天、晚上，情报员、特务到处了望、侦察，看哪个山头上冒白烟、有火光，并在山上的道路上、树枝上设下很多障碍和标记，以此来发现游击队的行踪和隐蔽据点。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围困之下，地区之间的联系割断了，游击队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络和音讯，断绝了粮、油、盐，尤其是盐的供应。游击队遇到了严重困难和考验。有些动摇分子说：“现在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我们被困在山上，变鸟也飞不掉了。”但大多数同志的意志坚强，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有的同志翻越很多山头，到很远的地方弄来米、盐，勉强维持生活。山上可以吃的野菜，都被找来当粮食吃了。有的同志为了保护身上衣服，光着身子走路。没有鞋子，就用山上葛藤打草鞋穿，没有袜子，就用棕毛当袜子。病倒了，挖山上的草药吃，夜晚就睡在深山密林里盖起的隐蔽山棚里，情况变坏时，就转移，由这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若是天晴，还可以对付，要是雨天只好在山上顶快油布或打把伞熬过夜。游击队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一个个人瘦毛长，但他们意志却更加坚强，在困难的日子里，照样上政治课，学军事、学文化，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下棋做游戏，晚上讲故事，唱山歌。那首脍炙人口的《皖南斗争歌》，可能就是这时游击队战士们唱响的革命歌曲。歌词是：“诸位同志们呀，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任务真正是伟大呀，真伟大！坚持皖南来斗争，艰苦奋斗不怕死，为的人民求解放。自从皖南事变，反动派更猖狂，我们的同志坚决来抵抗呀，来抵抗。动摇的投降敌人真是不要脸呀，坚决顽强来斗争，才是一个好党员。庙首第一仗呀，打得真漂亮，三分钟消灭反共的武装呀，的武装。老百姓眉开眼笑是喜洋洋呀，打开斗争的局面，政治影响到处传。
    二战潭家桥呀，打得真巧妙，三条半枪缴了十条枪呀，十条枪。以少胜多才是真本事呀，到处创建游击队，壮大革命的力量。一九四二年呀，顽固派大调兵，到处来剿山呀，到处来进攻，来进攻。樵山岭给他个迎头来痛击呀，五十二师参谋长，连滚带爬叫饶命。反动顽固派呀，真正不要脸，没有个鸟本事，到处吹牛皮呀，吹牛皮。剿半年剿不到一根毛呀，恼羞成怒乱咬人，移民烧棚害老百姓。革命同志们呀，不怕火来炼。环境恶劣经济又困难呀，又困难。坚决粉碎反攻的计划呀，没有油盐吃苦菜，同甘共苦来患难。战胜一切困难，发扬好模范。大雨大雪过水又爬山呀，又爬山。没有鞋，棕毛袜子葛藤打草鞋呀，穿牙刷用猪鬃，不住洋房住山棚。全国的大解放，总是不远了。要努力，要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呀，时时刻刻求进步，将来就是个好干部。革命的前途呀，大放光明。德国和日本要垮了台呀，要垮了台，革命胜利马上就要到来呀，提高革命信心，东方太阳快起山！”
    敌人残酷镇压群众，群众的心却和游击队紧紧联在了一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的支持游击队，特别是几位大爷、大娘，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总是不避艰险，用各种办法支援游击队，在游击队员的心目中留下的光辉的形象，如王家庄的江钦月（王必英的妈妈），沙坞坑的王老四，铜山村的老支书徐灶堂，樵山的查文连，王会山的王来罗等。
    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走路都遇到了困难。有一次，李健春带了几个游击队员从王家庄中心县委机关驻地回木瓜坑，走的是小路，不经过一户人家。天亮前，当他们走过一道小木桥，转了一个弯走进一个山沟的树林里隐蔽宿营时，却被敌人发现了，原来敌人在小桥下放了秘密哨，在进山的山沟小道上铺了一层软泥，当听到桥上有脚步声时，就判断有游击队经过，然后再看软泥上的脚印，就知道有多少人，朝哪个方向走了。天亮了，五、六个游击队员正准备睡觉，忽然山沟里出现了几十名敌人，向他们包围过来。游击队依靠树林，还击敌人，寻机突了出去。这一仗打死两名敌人，也牺牲了一名游击队员。野蛮的敌人把牺牲的同志和敌人的耳朵都割了下来，到处吹嘘打死了多少游击队。
    泾县的敌人，还根据游击队活动的特点，在路旁埋设炸弹，给游击队员的夜行军制造了很大困难。泾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熊事良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共分子，他贴出布告，悬赏一万大洋捉拿洪林、尹德光的首级。洪林和尹德光针锋相对，回了他一张布告，上写：凡拿到熊事良的头，赏铜板一枚。熊事良气坏了，见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条毒计。
    一天上午，洪林和尹德光下山来到一户人家，这家人跑出来，大献殷情，请二位到屋里坐坐，又倒茶，又敬烟，说：“这两天到街上打了一筒酒，正好又杀了一只仔鸡，炒大蒜子，就请两位同志吃吧。”洪林见主人盛情，欣然允诺。很快，这家人把酒菜端了上来。洪林性子急，吃了两块肉，喝了一口酒。尹德光却在心里犯起疑来，心想，这个人是不久前被捕释放出来的，怎么会弄到这些东西呢？再看酒杯里的酒，颜色不对，带粉红色，一看洪林，已经昏昏沉沉。“不好，中计了！”说时迟，那时快，尹德光一手拉起洪林，一手掏出手枪，冲出大门就往山上奔去。这时，埋伏在附近的敌人冲了过来，一边开枪，一边大声喊道：“捉活的，捉活的！”尹德光边回击敌人，边拉着洪林往山上跑。山上的游击队听到枪声，也从山上冲下来救援，打跑了敌人。一场危险，就这样转危为安。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敌人车干了“水”，却没有捉到“鱼”，敌人的“七分政治”也快要破产了。但敌人总不甘心失败，决定延长清剿期，想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搞垮游击队。他们知道，仅从外部进攻是搞不垮游击队的，必须从内部瓦解游击队。敌人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叫老百姓传话给游击队，说愿意让条路，让游击队到江北去；一方面胁迫游击队的家属来动摇游击队，对游击队员造谣说：“毛泽东不要你们了，你们变成土匪了。”“新四军军部都被消灭了，你们这几个人，还能成什么大事？”“你们是冬笋，永远出不了头。”“你们不要和匪首一道受苦，把他们打死来自首，政府会奖励你们的，不然，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敌人的这一套心理攻势，果真在游击队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的动摇了，有的害怕了，有的离开队伍逃跑了，有的甚至成了可耻的叛徒。旌绩游击队一个叫何木林的新兵，逃到镇头乡公所叛变自首，该乡立即调来国民党五十二师一个连，到许家庄逮捕了支书方根林。方根林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对敌人说：“敢干革命我不愁，不怕敌人杀我头，春风野草烧不尽，无数英雄在后头。”
    从表面上看，敌人的清剿似乎有点得逞，游击队员从年初的近百人，剩下只有36人。泾县县委游击队从34人减少到只有9人。中心县委游击队也只剩下十几人。以黄高峰地区为中心的皖南党的斗争，经历了皖南事变后的又一个困难时期。但敌人的围剿实际上却失败了。因为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同志意志坚强，经过了严峻的斗争考验，成为革命的中坚骨干。他们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中，不但勇敢的坚持下来，取，学会了怎样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怎样建设部队、巩固部队。经过敌人大清剿的游击队实际上是越战越强了。
    1942年8月，日军为打通浙赣线，进攻江西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仓皇撤退，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被迫改变“清剿”计划，暂时放松了对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围攻。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6个月的“清剿”只好草草收场。同月，中心县委和各游击队干部、战士共36人，在歙县兰义滩（兰荫滩）集结。兰义滩属于歙县上半乡道溪村的范围，这一带山的主峰高1300米，和黄山遥谣相对。
    为总结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心县委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从斗争的结果来看，过去6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
    第一、游击队的人员数量虽有所减少，只剩干部、战士36人，但政治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在斗争中所有的老同志都没有受到损失，主要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了，他们在反“清剿”斗争中经受了考验，说明游击队完全有办法在皖南山区立脚生根。
    第二、采取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针，坚决反击敌人，成功运用了毛主席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灵活开展游击战争，在顺利的时候不断争取小胜，生长壮大自己；在敌人发动“清剿”的时候，避开敌人的锋芒，采取灵活转移隐蔽的方法，保存自己，坚持斗争，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最终胜利。
    第三、学习和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壮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木瓜坑游击区的开辟，就是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在这里，游击队争取了不少甲长、商人和开明士绅等
    这一时期的教训和缺点主要有：
    第一、对党领导的游击队，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加强内部的团结和同人民的联系，有了这些，就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由于政治工作薄弱和“巩固内部”工作做得不够，使游击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付出了血的代价。
    第二、游击根据地太少，根据地的开辟和群众工作的点还撒的不够多，不够广。
    第三、在反“清剿”斗争中，军事上大胆开展外线活动不够，存在某些保守思想。
    第四、镇压反革命和“筹款”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宽。
    兰义滩会议因为是在8月份召开的，所以又叫“八月会议”。经过近二年的艰苦奋战，皖南中心县委和他所领导的游击队，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最终渡过了皖南事变最艰苦的岁月，建立了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保持了这块重要的战略支点.
十二

    胡明带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经过艰苦转战，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发展了新的游击基点，但与上级党也失去了联系。为了恢复与泾旌太中心县委和皖南游击队的联系，支援其斗争，新四军七师派出成连、成班的小分队前往皖南山区，铜青南地区游击武装也奉命支援。第一次派出的一个连，由周长根带领进山，转战月余，因无法立足，只好撤回。接着选派的两个精干班，由萧少春带领，经多方寻找，历经艰险，终于在泾县的茶棵山接上头，很快见到了洪林、刘奎和胡明，使新四军第七师与皖南山区泾旌太中心县委及游击队恢复了联系。
    1942年8月，新四军七师再次派陈洪率领10多人的武装到皖南山区，传达皖中区党委（后改为皖江区党委）给胡明的指示信，并通知胡明、刘奎、洪林、尹德光等人去江北无为，向皖中区党委汇报斗争情况。
    9月，胡明率刘奎等8位同志去江北，向皖中区汇报工作，并参加整党学习。陈洪、洪琪留在兰义滩，开展群众工作。在无为的白茆洲，胡明一行见到了在这里迎接他们的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和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当时，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代师长谭希林均去苏北新四军军部开会），傅秋涛代表七师党委和皖江区党委对他们坚持皖南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确定了今后皖南山区的方向和任务。傅秋涛说：“皖南的地方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的恶劣环境中，坚持了斗争，保存了党的力量，并创建游击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皖南游击队在皖南山区开展的游击斗争，不仅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在军事上也有很大影响。皖南是安徽省抗日战争的前线之一，它与皖西的大别山、浙西的天目山，都是控制宁沪杭的重要战略地带。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和向皖南游击队进攻的罪恶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皖南的新四军，控制皖南地区，以便与日伪势力配合，进攻我苏浙边区新四军第六师和皖江地区的游击队。皖南山区的党和游击队坚持并发展这一地区的斗争，就好像是插在皖南反动派身上的一把钢刀，这对于配合六师和七师的抗日战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傅秋涛代表七师和皖江党委说的这番话不仅充分肯定了皖南中心县委和皖南游击队的工作，也透彻分析了坚持皖南地区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胡明，刘奎等人听了倍觉亲切，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在这次汇报过程中，七师本来是要将刘奎、尹德光留在师部的，但皖南游击队离不开他们，俩人最后都毅然重返皖南，继续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
    傅秋涛向胡明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长期坚持皖南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问题。
    对皖南游击队打破敌人1942年的大“清剿”，皖中区党委认为“意义很大”，同时也指出在反“清剿”斗争中，“不善于避开敌人锋芒，插到敌人的背后打击敌人，开辟新区；在借粮、筹款等政策上有偏差，打击面过大。”皖中区党委确定皖南山区今后的斗争方针是：“长期坚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具体的斗争任务是：“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开辟游击根据地。”首先，北向青阳发展，“开辟青阳、石埭交界的七井山地区，以配合新四军第七师开辟沿江地区”，同时，东向宣城、宁国发展，“开辟泾、宁、宣边汀、漕二溪，以配合苏南的斗争”。强调“要以政策胜人，巩固内部”。此外，皖中区党委还根据旌泾太中心县委的建议，拔了一部分钱，以利开展一次“还债工作”，补救筹款中发生的偏差，挽回和扩大我党的影响。
    最后，胡明请求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继续加强坚持皖南的干部力量，派一些适合在皖南山区长期斗争、能吃苦的同志到皖南工作。李步新欣然同意，当即决定派王保实同志到皖南。王保实是泾县人，过去在皖南特委工作，与胡明是老熟人。
    1942年11月，胡明，刘奎、洪林等回到皖南山区。尹德光则留在七师工作。胡明一行往返均经过铜青南地区，赴江北时由铜陵大队派武装护送到长江边，但返回时遭日军伏击，大队长刘焕安不幸中弹牺牲，刘奎负伤。
    1942年12月，中心县委根据皖江区党委确定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召开了道溪会议，决定从1942年底至1943年春，重点巩固内部，对外开展“还债工作”，以恢复老区工作为主，结合开辟新的活动区。
    洪林回到樵山时，极目所见到处是国民党“清剿”摧残所留下的痕迹：茶山荒了，庄稼地里长满了青草，房子有的被烧，有的倒塌，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洪林首先把樵山、铜山在反“清剿”斗争中表现好的党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传国内外形势，传达皖江区党委、新四军七师首长关于坚持皖南山区斗争的指示，帮助那些被迫离乡的群众撤回樵山，针对各人具体情况，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对伪乡、保长，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比较反动的，捉来教育后释放，再干坏事再捉再教育。只有那些民愤极大的，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以镇压。对地方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把那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清洗出党，同时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经过考察培养，吸收入党。这样党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都加强了。经过整顿，樵山重新成为泾县县委的根据地。樵山党支部由周文正负责，铜山党支部仍由徐兆堂任支部书记。随后，洪林又恢复了濂坑一带4个党支部，发展20多名新党员。县委游击队也渐渐扩大，开始小规模地打击土豪劣绅和土顽武装。
十三

    1943年初，中心县委领导各游击区遵照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七师首长的指示，一面整顿内部，巩固游击队，一面利用相对平稳的环境，在泾县、旌德、太平和歙县地区，普遍开展“还债工作”。这项工作，体现了“以政策胜人”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有错必改的磊落胸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拥护，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还债的同时，中心县委开展政治攻势，印发《告皖南同胞书》和《告皖南士绅书》，宣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还债工作，政策胜人，成效显著。许多本来倾向反动派的地主士绅，现在转向反对他们；很多过去不了解游击队的，现在变成同情游击队；过去与游击队陌生的，现在成了游击队的朋友；过去中立的，现在转向拥护共产党了。
    开展还债工作前，泾县县委书记洪林组织游击队员和地方党员反复进行讨论，统一对还债工作的认识，研究还债的对象和方法。经过反复酝酿，县委决定先还樵山丁永定、丁永清兄弟俩的债。丁永定是樵山最大的茶庄主，在南京还开了一个大茶号；丁永清是樵山的保长。兄弟二人有钱有势。过去，洪林曾向他兄弟俩借过钱，考虑到他们在樵山一带的政治影响较大，通过他们还可以和其他地方士绅进一步建立关系，所以首先还了他们的债。
    旌德礼坊村有个地主兼肉店老板叫杨金保，洪林当初向他借款时，他把自己老婆的金耳丝也借给了洪林。这次还债，洪林原封不动地将金耳丝还给了他。他夫妇二人接过金耳丝后，喜出望外，十分感动。
    游击队的还债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显现出“政策胜人”的巨大感召力。茂林商会会长写信给洪林说：“茂林商会决不会为剿共筹款。”樵山士绅余平甫、王文质感慨不已地说：“国民党气数已尽，看来共产党还是有天下的。”包村士绅包宿仙，富有正义感，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看到游击队诚信不欺，认真还债，多次给洪林写信，保证包村不组织反共武装。包宿仙是国民党泾县参议员，在县参议会上，他以同情老百姓疾苦为由，反对国民党派兵进山剿共。还债工作的开展，也密切了洪林同樵山保长丁永清、麻岭保长刘筱斡、铜山保长徐承恩、三门乡长叶维贞等人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洪林保释出一批被捕的干部和群众。
    还债工作，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了上层人士，加强了统一战线，进一步打开了政治局面，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促进了各游击区的老区恢复和新区开辟工作。
十四

    1943年1月，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派雷维和带一个连辗转到达皖南山区，加强了游击队的力量。随后，为了扩大根据地，游击队决定二打谭家桥。这时，谭家桥住着顽乡长汪延寿率领的乡小队，还有县自卫队和特务机关的便衣队各一部。游击队利用杀猪店老板春节前给汪延寿送大肥猪的机会，冲进谭家桥乡公所驻地关公庙，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打死土顽20多名，余下的纷纷投降。清查俘虏时，发现顽乡长汪延寿不在，游击队立即着乡丁带路，赶到汪延寿家里将其抓获，结束了这个沾满新四军指战员鲜血的民族败类的狗命。
    同月，随着新游击区的开辟，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党组织的发展，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改称皖南山地中心县委，胡明任书记，隶属皖江区党委领导。黄山游击队改称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游击队。中心县委集中力量开辟新区，基本上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依靠地方党和群众关系，逐步向新区发展；另一种则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即武装工作队，向预定的方向展开活动。
    从1943年春到1944年春，游击根据地再一次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山地中心县委先后开辟了五块游击区。
    1、泾旌太地区：这块根据地以樵山为中心，是泾县县委活动的中心地区。1942年国民党的大“清剿”，对这一地区的摧残很大。
    1942年底，洪林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重点恢复樵山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1943年4月初，洪林率一支武工队打通了旌德西乡后，到泾宁宣边的涌溪和汀、漕二溪建立了2个联络点。接着又回过头向北开辟泾、青（阳）、南（陵）边地区，在水东和黄柏岭建立了一支小武工队。5月间，又插入贵（池）石（埭）地区的七井山活动，在那里也建立了一支小武工队，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樵山地区的环境开始稳定。6月下旬，洪林率领查国英等12名游击队员，攻下了查村沙洲乡公所，缴步枪12支、短枪2支、手枪1支。11月间，洪林又率查文和、查国英等20多名游击队员打垮了旌德西乡江康仕反动武装，缴获步枪12支、短枪2支。1944年春，洪林再率游击队攻打厚岸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0支。随着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党和群众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到1944年3月间，铜山徐兆堂领导的党支部已经有十几名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民兵、农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发展起来。
    1944年4月，中心县委机关由黄高峰迁到樵山。6月，洪林受胡明委派，带一个班游击队到江北七师汇报工作。留在樵山的游击队，由查文和、查国英率领分散活动。至秋，泾县县委在泾旌太边已先后开辟了龙门、水东、吴村、三溪等18块活动区，建立党支部70多个，党员600多名，县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发展到40多人，基干民兵发展到200多人。民兵和游击队一块训练，共同作战，开展抗丁、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斗争。民兵组织和群众运动发展，成了樵山根据地迅速恢复和巩固的力量源泉。
    2、黄山地区。包括歙县北部、黟县西部、太平南部以及休宁的一部分。这块根据地是刘奎、李健春率领的中心县委游击队在1942年“清剿”斗争中转入外线开辟的新区，靠近敌统治中心屯溪。1942年，中心县委派原徽州中心县委交通员郎进新协助刘奎开辟歙太边地区，采取秘密发展党员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式，至1943年春，开辟了歙太边新田、田里6个小村庄和下坪、大箬坑一带。大箬坑在黄山的东边，与中心县委机关驻地兰义滩遥遥相对，有利于互相依靠，互相支援。8、9月间，大箬坑、下坪村遭敌“围剿”，群众房屋被焚，财物被抢劫一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地群众30多人随游击队上山坚持斗争。10月，刘奎、郎进新开辟黄山以西社屋坑、箬西坑，并以此为依托，向太平焦村、黟县溪头一带穿插活动。11月间，游击队宿营箬西坑时，叛徒王昆山枪杀游击队干部，朗进新不幸牺牲，刘奎负重伤。接着，叛徒带敌人“围剿”游击队驻地和中心县委所在地兰义滩。刘奎开辟的黄西新区遭破坏。此后，中心县委游击队依靠大箬坑、若西坑、田畈等地留下的点线关系，继续坚持黄山周围地区的斗争。
    3、旌绩边区。以旌德王家庄、绩溪上横路为中心，是唐辉领导的旌绩县委及游击队坚持斗争的地区。1943年3、4月间，旌绩县委决定，唐辉率游击队一部坚持绩溪上横路中心区，并以该地区为依靠，派王成信、舒梦雄向绩溪、宁国交界地区地发展，下半年开辟了九华乡山区。年底，旌绩县委游击队发展到30余人，枪30多支，在旌绩歙宁边发展党员200多名，建立党支部10多个。
    4、泾宁宣边区。1943年9月，中心县委在开辟泾旌太、旌绩和黄山周围三块游击根据地后，决定由吕辉负责，开辟泾宁宣边区。旌绩县委派王成信率游击队配合。
    吕辉，原名严晖，1923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职员家庭，兄妹6人，吕辉排行第4。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扬州省立第八中学读初二的吕辉就积极参加抗如救亡活动。1937年冬，日军侵占扬州城。第二年，16岁的吕辉毅然参加了管文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扬中县挺进纵队教导队学习。两、三个月后，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担任三支队某部一连的文化教员，。皖南事变”中，吕辉被捕，在解往上饶集中营的途中，乘机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皖南，他到处寻找党的关系，找不到党，就在旌德南乡山边一个小村子里帮工，一面帮工，一面找组织关系。数月之后，通过地下党的帮助，在旌（德）绩（溪）交界的黄高峰山棚里，找到了胡明。当时，恰好皖南游击队成立，吕辉被派到游击队里当文化教员。吕辉不讲价钱，不闹地位，他向党组织表示：坚决同皖南人民一起，为解放皖南人民，为给皖南事变中死难的同志们报仇，同敌人斗争到底。他和游击队员们一道，背起一支老套筒，穿草鞋，摸黑路，吃苦菜，住山棚，开始了他的游击战争的生涯。
    现在，吕辉要独立负责开辟的泾宁宣边地区，当年是李步新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以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反动组织，成为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较强的地区，社会情况极其复杂。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曾派人去这里做恢复工作，但未见成效。这是一块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范围几倍于木瓜坑，是发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山地。游击队如果控制它，不仅将洪林的泾旌太游击区和唐辉的旌绩边游击区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环形链条，而且有利于打通皖南游击队与苏南新四军六师的联系。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5人组成的武工队，除吕辉外，另有三位战士和一名排长。吕辉和王成信率领游击队，以武装突击的方式，先后三次进入泾宁宣边，实行穿插运动，不在一个点上停留过长时间，防止叛徒暗算。起初，由于吕辉是部队文化教员出身，缺少战斗经验，几个小仗都没有打好。开始一仗，吕辉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指挥游击队员埋伏在宁国到宣城的山路上，伏击国民党宣城县党部书记长，敌人还未走到跟前，枪就响了，结果白忙一场，让敌人跑了。大家都埋怨吕辉，说他指挥不行，但吕辉不灰心。第二又打旌德一个伪乡公所，也因敌人有准备而没有打好。第三次，终于有了一点收获，在泾县的一个保公所，缴了3支步枪。这样，仗越打越多，吕辉的本事也打出来了，打宣城何村的敌人，打泾县漕溪冬防队，都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敌人。就这样，在不断的斗争中，吕辉学会了如何领导武装斗争，最后终于立下了脚跟，开辟了以泾县涌溪、宁国板桥为中心区的根据地。
    5、绩歙边区。1942年6月初，中心县委由绩溪上金山转移到该地区后，由中心县委的直属工作组负责开辟的绩歙边，包扩道溪、黄柏山、吴家山、王进坑等近10个村庄。这一带的山地是一条很长的山坑，从上丰进山，经过许多小村庄，一直进到道溪、金坑，纵深约有50华里，有利于游击队进行控制。自此向东翻过一座大山，就是歙县东乡汪满田一带的山区，被中心县委列为下一个开辟目标。
    从1942年6月到1943年12月，绩歙边比较稳定。中心县委驻兰义滩前后1年半时间，这对指挥各游击区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1944年初，胡明、洪琪率领中心县委机关重返黄高峰。
十五

    1943年底，刘奎带领几十名游击队员向黄山西部进发，开辟新的游击区。因敌人对群众的迫害和威胁，给游击队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游击队员饥寒交迫，病倒了好几个人。经不起严酷环境考验的王昆山当了叛徒。
    一天晚上，刘奎等人在箬西坑的一个小山棚里宿营，叛徒以为邀功请赏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趁大伙熟睡之机，开枪杀害了区委书记朗进新，游击队员黄裕芝受伤，刘奎因警惕性高，有所防备，眼明手快奋起还击，打退了叛徒，但也身中两弹，一颗子弹从大退穿过，另一颗打中臀部，子弹留在肉里，流血不止，不能行走。刘奎忍着剧痛，用手指拼命将子弹挤了出来，刚想躺倒，猛然想起叛徒王昆山原是游击队通信员，对游击队的活动了如指掌，为防止中心县委机关遭破坏，他当即命令警卫员黄文海和李春明向中心县委书记胡明报信。黄文海和李春明见刘奎伤成这样，实在不忍心离去。刘奎挣扎着站起来，大着嗓子喊道：“我命令你们，快走！保卫中心县委机关要紧！”
    黄文海、李春明只好含泪离去。此时，东方已渐渐现出了鱼肚白，刘奎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命令其他战友立即撤离。他便由黄诚扶着，同负伤的黄裕芝一道行走。三人一拐一瘸的没走多远，叛徒王昆山就带着一伙敌人追来了。刘奎知道马上到来的是一场生死激战，就命令黄诚和黄裕芝分散突围。
    敌人越来越近，他们发现有人向山下突围，便转身追赶。刘奎举枪向敌人开火。敌人没料到身后飞来一串子弹，一下子倒了好几个。叛徒王昆山窜到高处回头一看，兴奋地叫道：“刘奎，是刘奎，是刘奎呐！”
    敌人一听是刘奎，个个都想邀功请赏，一窝蜂地包围上来。刘奎伏在箬叶丛中，眼看敌人就要到身旁了，甩手打出一梭子弹，又有几个敌人应声倒地。这一下可把敌人打懵了，全都趴在地上，一边胡乱地向刘奎隐身的箬叶丛射击，一边大呼小叫：“打死刘奎！打死刘奎！”
    刘奎向敌人射出一梭子弹，转身躲到一块大崖石后，高声喊道：“谁敢上来，我就用手榴弹炸死他！”话音未落，一纵身跳下了几丈高的悬崖。敌人被刘奎的喊声惊懵了，好一会才转过神来，一窝蜂地拥上箬叶丛，望着箬叶丛下的悬崖陡壁，都以为刘奎非摔死不可，但又不放心，向悬崖下乱放了一阵枪。
    跳下悬崖的刘奎，觉得天旋地转，一阵昏眩，便不省人事。当他恢复知觉时，周身不听使唤，心想：皖南事变后，党把我留在皖南坚持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样死去！想到这，他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拖着受伤的腿，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终于躲进草丛隐蔽起来。
    敌人折腾了大半天，几乎丧失了一个班的兵力，结果一无所获。敌连长莫显贵愤愤地责骂叛徒王昆山：“你是怎么搞的？刘奎到底在不在这座山上？”“我亲眼看见他就在这座山上，而且我在投奔国军之前还向他开了两枪，不死也会受重伤，料定他不会跑那么快。”王昆山一边向莫显贵递烟点火，一边点头哈腰地讨好说。“那为什么捉不着，也见不到尸体呢？”莫显贵气咻咻地盯着王昆山问。“他......已经摔死在悬崖底下了。”“胡扯！没那么简单，俺们营长都说，刘奎是天上的奎星下凡，不到该归位时是打不死的，所以要活捉。”莫显贵说。
    王昆山又建议：“现在就放火烧山，捉不到刘奎，打不死刘奎，就活活地烧死刘奎！” 秋冬季节，山上的柴草枯黄，只要一点火，火势就会四处蔓延。伏在草丛中的刘奎猛地听到一阵“呼呼隆隆”和“劈劈啪啪”的柴草烧裂声，抬头一看，只见浓烟冲天，火色乱窜。刘奎机智地搜索着，发现离他十来米远的地方有个大石崖，石崖后面有个老乡烧炭时挖的炭宕，里面有不少积水。他奋力向前爬去，在水里打了个滚，身上的火全灭了，他将面孔埋在水里深深地吸了口冷气。恰在此时，刮来一阵大风，烈焰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他惊出一身冷汗，庆幸自己没有当上火神爷。他挣扎着扶着一颗烧焦了的老松树，站起来向四周望了望，发现离身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石板路，只要跨过这条路，进入对面山上，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敌人。于是他匍匐着身体，用未受伤的一条腿配合着用力，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去。敌人得意忘形地望着冲天的烈焰，陶醉在“烧死”刘奎的“胜利”喜悦中，而刘奎却爬过了石板路，隐身进了大路下方的藤蔓之中。
    过了一阵子，刘奎听听没有动静了，才感到腿上的伤一阵阵钻心地疼痛，肚子也开始咕噜地叫着，他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浑身直冒冷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只得继续慢慢地爬行，途中喝了点泉水，找了些干冷的杨桃充饥。第二天，他在半山腰里发现了一个山洞，摸进去一看，有几间房子大，原来是个猴子洞。刘奎在猴子的“家”里住下，饿了就吃点猴子弄来的东西，渴了就喝点崖石缝里滴下的泉水。他从破旧的棉袄上扯下棉花，蘸着泉水洗了洗伤口，然后敷上身上携带的半月前从敌人那里缴来的一瓶“消治龙”药膏．．．．．．就这样，刘奎与猴子为伍，在石洞里住了20多天，肿得像水桶一样粗的腿也渐渐消肿。
    刘奎下山后，在附近找到了地下党支部书记蒋裕民家。蒋裕民半月前听到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宣扬“匪首”刘奎被打死的消息，一家人难过得吃不香、睡不着，现在突然见到刘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又惊又喜。他为刘奎抹了身子，洗了伤口，重新敷上药，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在蒋裕民家，刘奎20多天来第一次吃到了热饭，喝到了热水。由于蒋裕民的精心照护，刘奎很快恢复了健康。
    敌人以为“烧死”了刘奎，就在叛徒王昆山的带领下，进攻中心县委所在地兰义滩。两个中队的敌人，其中一个中队在山下把守，一个中队分几路进攻。敌人知道山上有县委领导机关和游击队，却不知道山棚的具体地点。中心县委机关十几个人，在胡明的指挥下，除了哨兵外，都找好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当天下午，一路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从后山爬了上来，隐蔽的游击队员从不同的方向朝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全都滚下了水沟，爬起来兔子一样跑下山去。叛徒受了伤，后面的敌人听到前面打了起来，也转身向后跑，敌中队长躲到山洞里，半夜才出来。天黑以后，中心县委集合队伍清点人数，男女老少13人，一个不少。挫败了敌人的偷袭后，中心县委转移到了另一个山头。
    当时，国民党把黄山汤口一带看作是反共前线，平均每月出兵“围剿”七、八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从黄山到岔口仅七、八里地，就修了三个据点，筑了十几个碉堡。刘奎早就想把它们一个个地拔掉，伤愈后，他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利用给敌人送饭的机会，一举烧掉了两个碉堡。那一夜，刘奎下山时恰好路过溪坑的一个国民党的弹药库，只有几个国民党兵守护着。刘奎轻身轻脚地走进一看，发现几个国民党兵有的在烤火，有的在打牌，全无戒心，心中暗想：“来而不往，非礼也。”遂顺手牵羊地放了一把火，不一会，火光冲天，弹药爆炸，地动山摇......
    次日凌晨，“剿匪”总指挥陈淡如闻听汤口附近两座碉堡被烧和溪坑弹药库被炸，都是刘奎干的，惊得目瞪口呆。自此，四乡八镇的人民奔走相告：“新四军游击队又回来了！打不死的刘奎又回来了！”
十六

    皖南游击队在军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一场减轻群众负担的“大生产”运动，也在各游击区的大山里蓬勃开展起来。
    1943年春天，皖南山地中心县委交通员从江北新四军七师带来了解放区的报纸，报道了“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朱总司令在南泥湾参加开荒”的消息。中心县委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各地游击队进行学习，层层动员，要求每个游击队员学会“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大本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充分利用战斗空隙时间，开展生产自给活动，各级领导要带头参加生产，党支部要起保证作用。各县委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时，要将部队生产活动作为一项内容。
    这场皖南山区深山沟里历时两年多的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从唐辉领导的旌绩县委及其游击队的收获中就可窥见一二。
    旌绩县委领导的游击队自1942年夏初创后，即投入异常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清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内粮、油、盐及其它日用品均日渐匮乏，加上游击队远离上级，经济来源拮据，1943年后，政策又规定不准随意筹粮借款，因此，部队吃穿难以保障，生活极端艰苦，常常数月闻不到荤腥，平时连素油也很少吃到。逢年过节，只能寻点野味开开荤，1943年的春节，游击队捉了两只山老鼠烧了两个菜，就算过了年。有时粮食没有了，就以野菜、竹笋、蕨菜等充饥。寒冬腊月，衣衫单薄，没有鞋穿，自己编织葛藤草鞋。夏天，为了保护身上的破衣服，有的同志白天行军时宁可打赤膊。没有洗换衣裤，就在晴天洗净等着晒干再穿。吸烟的同志，没有黄烟，就以茶叶、豆叶、树皮来代替。遇上国民党军队进剿，部队动荡不定，生活更为困难。
    中心县委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后，旌绩县委书记唐辉和机关党支部书记王必达，首先发动党员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决定在继续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在上横路石洞湾附近，专门开辟山场作为生产基地，利用战斗和工作间隙，借用群众的生产工具，劈荆斩棘，烧地开荒，种上玉米和萝卜等。由于领导和党员带头，队员门踊跃参加，很快掀起了生产热潮。这一年共投工200多个，开垦山地数十亩，下玉米籽32升，萝卜籽4．5升，还种了南瓜、黄瓜等。收获了玉米数十担，萝卜近200担，还有许多南瓜、黄瓜，并筛了许多萝卜干丝。部队因此节约了一大笔经费，五个月没有买过蔬菜。
    1944年春，旌绩县委总结了1943年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发动部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当时旌绩地区转入了稳定发展阶段，部队发展到30多人。县委一面组织部队开展整风学习，加强军事训练，一面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决定集体生产收益全部归公，个人生产成果，三分之一归公，三分之二归己。由于领导同志以身作则，集体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全年玉米产量超过了1943年，萝卜达到200多担，此外还开展了打野兽、采香菇、摘野菜、捉石鸡、摸河鱼、挖草药等多项生产活动。
    1945年，部队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仅上横路地区就生产玉米四、五千斤，萝卜二千多斤。这一地区的大生产运动一直延续到1946年。旌绩县委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据不完全统计，1943—1946年的四年中，绩溪地区上横路、百箩园，船形山、上金山等根据地，共生产玉米13000多斤，萝卜近1000担，并打了许多野兽，采了不少香菇等山货，自制了茶叶、自种了烟草等。
    旌绩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是皖南山区各游击队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通过大生产运动，部队得到了锻炼，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根据地的封锁，为游击队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
十七
（一）

    转变“山棚”战术。1944年春，日寇占领宣城，新四军七师派陈洪率部开辟孙家埠敌后根据地，形势的发展对游击队极为有利。中心县委指示泾宁宣边游击队负责人吕辉很快和陈洪打通了联系，并经过宣城敌后，进一步和苏南新四军打通了关系，这不仅对皖南山区以后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也增强了皖南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同年秋，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皖江区党委和七师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努力打开斗争局面，在“斗争方针上，应该放手大胆，转变‘山棚’战术，号召下山，在广大群众中公开进行活动，并积极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中心县委积极贯彻上级党的指示精神，领导各游击区相机开展武装斗争，不断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打开皖南斗争形势的新局面，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二）

    设伏“鸡公关”。1944年夏天，中共旌绩县委书记唐辉率部在绩歙边的鸡公关设伏（鸡公关，旧称嵇公关，原属歙县东乡五都源，今属绩溪县长安镇，北距绩溪镇头村20华里，东离绩溪县城34华里），成功缴获国民党反共顽军部分枪支弹药，取得了新四军皖南游击队成立以来战果最丰的一次大捷。此战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早在该年1月，旌绩县委就通过情报获悉，国民党军在旌德县城储备的一批弹药将要南运。唐辉决定截获这批弹药，并立即着手布置。可是二、三个月过去了，顽军的弹药仍迟迟未见启运。
    春夏间，日军打通了平汉、粤汉路，皖南国民党军十分恐慌，纷纷作南逃的准备，并将储备在南陵、泾县、旌德一带的军用物资向南转移。唐辉审时度势，重新作出安排。5月份，他派与县委机关有联系的群众汪德元到镇头村开饭店，同时派机灵的游击队员黄义成以股东身份入住店中，以打麻将赌博输钱的方式接触驻镇头村的顽军头目以及地方上的乡长、保长和商界人士，侦查国民党军用物资的调运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下旬，国民党顽军五十二师司管处七、八个官兵，从旌德县城押运7部独轮手推车军用物资经过镇头，前往绩溪县临溪村。当时，国民党在这段路上的冯村铺、镇头村、鸡公关和临溪村都有驻兵，临溪还设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兵站。因此，选准伏击地点对夺取这批军用物资至关重要。
    由于汪德元和黄义成前段时间的成功“活动”，这队押着重要军用物资的国民党官兵就住到了汪德元的店里。国民党运输官兵住店后，天公作美，连夜下起瓢泼大雨，“汪老板”盛情款待，邀请了镇头村驻军头目、乡长、保长和商店老板一干人等作陪。酒足饭饱后，黄义成又组织他们砌长城、打麻将，开展“娱乐”活动。麻将桌上，黄义成的手气很“背”，顽军运输队长却“捷报频传”，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他精神焕发，发誓要玩三天三夜。麻将桌外，汪德元探得车上装的确是武器弹药，立即冒着大雨秘密奔向20里外的上横路游击队根据地，向游击队负责人汪树之报告了情况，汪树之吩咐汪德元立即赶回做好“服务”工作，以免敌人怀疑，自己争分夺秒地赶往石洞湾向唐辉汇报。
    此时的唐辉，经过三年多严酷战斗生活的磨练，较之皖南事变后刚参加游击队时的风度气质有了很大的不同，虽不改书生摸样，端正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浑身透出英武之气，办起事来既沉稳又果断，真是“有书有笔有肝胆，亦文亦武亦儒雅”。听了汪树之的情况介绍后，唐辉连声说道：“好，好，好。这回一定要国民党顽固派这只铁公鸡放点血了。《水浒》里有个智取生辰纲，这次我们就给他演一出智取鸡公蛋吧。”
    谈笑间，唐辉和游击队其他领导人敲定了设伏鸡公关、巧夺顽军弹药的计划：集合游击队11名指战员和附近43名民兵，绕开镇头村，从霞潭山出发，经过王家源、徽溪口，翻越徽岭，连夜急行军40多华里，在距离鸡公关500米处的百乐亭设伏，以逸待劳，争取以“突击”方式一战而胜。
    作战计划一下达，参战的游击队员和民兵就迅速集结到位。唐辉作简短动员后，亲自率领队伍于次日凌晨到达设伏地点。唐辉仔细察看了地形地貌，将游击队员和民兵部署在一侧是悬崖峭壁的路边松树林里，同时派出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打柴的农民，向鸡公关方向游动侦察，监视敌情。
    6月29日上午，雨后天晴，太阳在林际间洒满了金色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一团团白色的雾气悠闲地漂浮在山腰间，欢快的小鸟也立在枝头不知疲倦地唱着优美的歌声。隐蔽的游击队员和民兵们，无心欣赏这令人心怡的山景，一个个憋足了劲，紧握钢枪，耳朵竖得高高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静等唐辉发布战斗命令。
    说来也巧，6月29日一大早，打了一整夜麻将、赢了许多钱的国民党顽军运输队队长接到临溪兵站一五六团打来的电话：“天气转晴，立马赶路，货运临溪，不得有误。”这位赢了钱的家伙正好借驴下坡，乘机开溜。吃过早饭，他就带着二个士兵，拖着疲惫之躯，哼着无聊小曲，押着7辆独轮车从镇头方向嘎嘎北来。
    独轮车的嘎嘎声，犹如空谷传音，让等候多时的游击队员和民兵们兴奋不已。当运输队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唐辉一声令下：“上！”他们就箭一般地冲向敌人，其敏捷的动作如同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刹那间就将敌人的运输车队团团围住，那一声声“不许动”的断喝，如同晴天霹雳，将押运弹药的3名国民党官兵震得晕头转向，屁滚尿流，来不及开枪就当了俘虏。7车弹药很快被民兵运完。为了不让推车的民夫受到国民党的追究，唐辉以“新四军黄山大队长”的名义写了一个收条，让他们拿到临溪兵站交差。
    鸡公关伏击战，兵不血刃，一举截获顽军手榴弹50箱（1000枚），步枪子弹29箱（29000多发），缴获手枪1支，步枪2支。这是皖南游击队创建以来缴获武器弹药最多的一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游击根据地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书写了皖南新四军游击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

    三打谭家桥。1944年11月，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七师派巢湖大队侦察连70多人，由连长雷维和、指导员江同义、支部书记乐环带领，携轻机枪2挺到达樵山，与皖南山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回合。胡明主持召开了中心县委会议，研究军事行动，选择打击目标。根据刘奎的建议，决定以驻谭家桥国民党太平县三乡（南望、三龙、三谭）党政办事处和国民党太平县行动队为打击对象。12月8日凌晨，七师侦察连和山地中心县委领导的刘奎、洪林、唐辉3支游击队共200多人，攻打谭家桥红庙据点。只见庙门开着，一个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突击队员身佩大刀，手拿驳壳枪，伪装成敌人走了过去。未等敌哨兵问话，游击队员的枪和手榴弹就响了起来。楼上的敌人开枪抵抗，游击队员早已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开火，仅15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楼上的敌人从窗口纷纷丢出武器。这一仗共打死、打伤敌人13人，俘虏60人，缴枪60支（一说共毙伤敌人12名，俘虏敌人47名，缴枪53支），还有弹药等物资，就地镇压了抵行动队副王承先和反动乡长王延春。这次战斗是山地中心县委转变斗争方针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皖南事变后对敌展开的一次较大的反击战。
（四）

    三路出击。取得谭家桥战斗胜利后，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中心县委决定分3路行动，寻找战机。一路由“巢大”侦察连的一排配合刘奎的队伍，向南到歙县的箬岭一带寻找目标。另一路由“巢大”侦察连二排配合唐辉的部队，向东越过旌德到绩溪、宁国一带寻找目标。洪林和中心县委机关的同志一道返回樵山。
    李健春率领中心县委游击队一部打下了歙县江村、太平焦村两个保公所，缴获长枪3支。又在歙（县）休（宁）边袭击了国民党新七师运输队。
    唐辉率领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向东走了100多里。12月23日下午，身穿灰衣服的“巢大”侦察连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兵，走在前头，穿便衣的游击队跟在后面，他们在芜屯公路上大摇大摆走向宁国甲路乡公所，哨兵问他们是哪部分队伍，前面的人不予理睬，一直往里走，突击队走完以后，最后一个人突然拿枪对哨兵说：“不准动，缴枪！”前面的人走进乡公所，见敌人正在擦枪，突击队员开了一枪，大声喝道：“不准动，缴枪！”结果缴了21支枪（一说缴枪20支）。解决了甲路乡公所后，唐辉率领游击队连夜向南前进，翻了几座大山，26日晨干净利索地打下了绩溪九华乡公所，缴枪13支（一说10支）。
    绩溪县九华乡地处皖浙边境， 面积约50平方公里，境内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中间是丘陵和山地，散居着50多个大小村庄，只有几条小路通往山外。1943年3月，中共旌绩县委就在这一带建立了点线关系。同年10月，建立了九华第一个党组织——麻叶岭党支部。党组织的建立为进一步开辟这个地区打下了基础。
    唐辉率领游击队消灭九华乡公所后，九华乡群众情绪高涨，同时由害怕敌人来报复，于是派代表要求游击队进驻九华乡。1945年2月13日，唐辉根据群众的要求，派舒梦雄排长带领19名游击队队员开进九华乡，成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抗丁、抗粮，组织民兵，建立了一支500多人的民兵队伍，镇压特务，建立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深入，游击队也扩大到60多人。游击队和民兵互相配合，不断展开军事和政治攻势，不仅巩固和加强了九华乡游击区，也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影响。
    1945年3月21日，绩溪县国民党民团两个中队，浙西行署特务营、青年营、忠义救国军两个营，配合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共1000余人的兵力，从宁国、绩溪、浙江昌化三个方向“进剿”九华地区。游击队和民兵在毙伤部分敌人后，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出了九华乡。敌人进入九华乡后，群众虽然遭受了损失，但没有低头屈服，地方党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仍然带领群众继续斗争。
（五）

    樵山保卫战。谭家桥红庙战斗后，皖南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国民党安徽省执委皖南办事处主任张一寒，急电三战区，要求派兵“围剿”樵山。12月中旬，国民党苏浙皖赣4省边区挺进纵队司令陶广坐镇歙县指挥，除国民党正规军外，配合以泾旌太三县自卫队，共调集了2000多人的兵力，构成了对樵山的全面大包围：五十二师一部驻泾县茂林、铜山一线，封锁樵山东面；江南挺进大队驻歙绩边，封锁樵山南面；一四四师驻泾县章家渡，企图堵截新四军第七师巢湖大队侦察连过青弋江去江北；六十三师一个加强营驻守樵山10公里之太平仙源，配合保五团的一个营和泾旌太三县自卫队，从西面（正面）进攻。敌人来势凶猛，妄图分进合击，一举踏平樵山。
    樵山，方圆100余公里，群山连绵，树木茂密，溪流纵横，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只有五道口子出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只要守住山上的哨口，就能守住樵山。樵山陡峭的山势，有利于游击队打“擂石战”和“麻雀战”，在樵山制高点设立了望哨，可及时观察敌人的动向。此时的樵山，既是泾县县委活动的主要地区，又是中心县委的驻在地。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樵山的消息传来，樵山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根据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中心县委和泾县县委研究决定，同樵山人民一起，在新四军七师侦察连的配合下，狠狠地打击来犯之敌。大家一致认为，要发挥樵山的优势，使雄峙的樵山，既成为掩护游击队、民兵的屏障，又成为防御敌人进攻的强大工事。惊心动魄的樵山保卫战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大战前的樵山，到处呈现一派热烈、紧张的临战气氛。游击队和民兵干部到樵山岭、西南岗和查家岗等哨口察看地形。中心县委将谭家桥红庙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分配给樵山游击队，给每个民兵分发2-3颗手榴弹，游击队、民兵60多人混合编班，守卫三大哨口，其中一个排守卫樵山岭哨口第一线浮溪口，奎坑岭、西南坑和麻岭的两个哨口，各派两个班防守，留下两个班作机动增援。同时，严密封锁上山的要道、路口，防止特务侦察我兵力部署等情况。
    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和革命果实，樵山人民自觉地行动起来，上至老人，下至青少年，都纷纷要求参加战斗。年近六旬的丁永水，再三请求把守坑口哨口，领导调配了四、五个民兵归他指挥。在他的影响下，小的哨口都由民兵和老年人守卫。保长丁永清和他的弟弟丁永吉也主动要求和民兵一起担负放擂石的任务。游击队、民兵连夜赶修哨口工事，抬石头，挖壕沟、砌掩体。在樵山岭哨口，民兵在陡坡上用树藤、绳索固定滚木，再在滚木上垒起近2米高、七米长的擂石墙，为进攻的敌人准备了滚木擂石阵。
    妇女们也行动起来了，她们担负起生活供给的任务，负责为各哨口阵地送饭、送水。老人和孩子到高山密林里搭棚隐蔽，实行坚壁清野，“不让上来的敌人吃一粒米，喝一口水！”
    洪林派出游击队侦察员，到外围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他们在农会会员和地方民兵的帮助下，活捉了上山搜集我情报的敌特，割断了太平通往旌德、泾县的电话线，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络，俘虏了2个敌人便衣交通，截获了敌人进攻樵山的情报，打乱了敌人进攻樵山的部署。
    12月1日，陶广下令进攻樵山，他先派出保五团一个营和泾、旌、太三县的自卫队，这批敌人到了樵山岭脚下，徘徊犹豫了一阵就转回去了。陶广大为恼火，12月30日凌晨，另派国民党主力一九二师一个营，加上一个机炮排，押着保五团和太平县自卫队，共600多人，趁着大雾，从南面的太平方向进攻樵山。根据截获的情报，游击队和民兵早已进入浮溪口阵地，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进攻的敌人刚进入第一道防线，就遭到游击队一个排以密集手榴弹的猛烈轰炸。退下去的敌人调整部署，半小时后，再次向山上反扑。洪林率一个班的武装及时赶来增援，最前面的敌突击连通过擂石冲击区后，他一声令下：“打！”又是一阵密集的手榴弹投向了敌人。敌突击连慌忙后撤，与后面蜂拥而来的敌人大队人马全都挤在了擂石冲击区内。山上的民兵眼疾手快，割断擂石绳，三堵石墙排山倒海地滚向敌阵，砸得敌人哭爹喊娘，伤亡二三十人，被迫撤退。后面的敌人看到前面溃退，也向后乱跑，退到了山脚。敌人连续两次遭受打击，只得以迫击炮和重机枪作掩护，颤颤惊惊发动第三次进攻。因山路又陡又窄，敌人兵力施展不开，泾县、旌德与太平的通讯联络又被游击队切断，相互不能配合作战，下午4时左右，进攻的敌人狼狈撤退。
    从南边进攻的敌人撤退后，旌德、泾县两县自卫队第二天（12月31日）才从东面的铜山方向进攻樵山。敌人不走大路，绕道爬了许多山头，花了3个多小时才爬到山顶。游击队和民兵三、五成群，埋伏于西南岗至王家岗的20多座小山坡后面，以山坡、丛林为掩护，分散打“麻雀战”。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这里打几枪，那里放几枪，巧妙地打击敌人。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游击队和民兵根据中心县委指示，主动转移。敌人爬上西南岗后，早不见了游击队的踪影，又搞不清樵山到底有多少游击队，害怕遇到埋伏，无计可施，只好收兵下山。
    樵山保卫战旗开得胜，使樵山军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士气更加旺盛，信念更加坚定，“只要顽固派不退兵，我们就坚决打到底。”这时，原先分头到旌绩宁边活动的各部队也回到了樵山，加强了保卫樵山的武装力量。
    敌人连续失败，对进攻樵山产生了恐惧，丧失了斗志，总司令陶广亲自到茂林督战。1945年1月6日。敌人又从泾县、旌德、太平3个方向同时进攻樵山，进攻的兵力除保五团一营和泾、旌、太三县自卫队外，又调来保六团、挺进二纵队各一部，共计1300余人。敌人第一次从南面进攻吃了大亏，这次改从北边泾县方向，集中兵力，实行重点进攻，从奎坑岭至老鸭岗五里宽的山坡上全面推进。敌人用机枪督战，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人兵力多，攻得猛，连续组织集团式的冲锋，战至下午1时左右，查家岭和丁家山阵地失守，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樵山，危急时刻，中心县委书记胡明果断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组织侦察连强力反击，夺回阵地。侦察连战士在机枪和手榴弹的掩护下，奋勇冲杀，敌人被我冲垮，慌乱中自相践踏。胡明指挥部队趁机迅速出击，猛追猛打。慌不择路的敌人，连夜溃退茂林。
    敌人撤退后，“巢大”侦察连的同志奉命返回七师。胡明、洪林和洪琪等同志根据上级指示，随侦察连的同志一道，到江北皖江区党委汇报工作。樵山保卫战由唐辉负责指挥。
    胡明、洪林到七师后，见到了皖江区党委书记兼七师政委曾希圣、七师师长谭希林和皖江区党委副书记李步新同志，在七师师部参加了一次干部大会。会上，曾希圣表扬和鼓励了皖南山区的斗争，要求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做好长期坚持的打算，不要死守樵山地区，要保存力量，转到外线打击敌人，分散敌人兵力，扩大游击区。为便于联络，加强对皖南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曾希圣决定在山地中心县委设电台，派机要员韩铭声和报务员张明忠负责电台工作。胡明等人返回皖南时，七师派袁参谋带领一个排30余人专程护送。
    敌人尽管几次进攻受挫，遭到游击队和民兵的有力打击，但他们不甘心失败。1945年2月5日，国民党顽固派再一次纠集挺进二纵队，保五、保六团各一部和泾、旌、太三县自卫队共1300多人，从土地岗、老鸭岗和王家岗一线向樵山发动新的进攻。敌人害怕再遭伏击，刚到山脚时，就以六0炮、迫击炮对山上连续炮击。接下来又用重机枪向山上反复扫射。敌人见山上没有动静，才壮着胆一个接一个地向山上涌去。游击队变换了打法，这次他们不是埋伏一地，固守一处，而是声东击西，悄悄地迂回到了敌人的背后。当敌人爬了半天，上了西南岗时，又饿又累，精疲力竭，游击队则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玩起了“麻雀战”和“猫捉老鼠”。民兵在方家山和木鱼山架起三门檀树炮和一门“过山鸟”，对准西南岗的敌人开炮。前后受击的敌人，意外地遭到炮轰，个个惊恐万状。正在这时，天像有意惩罚敌人似的，下起了鹅毛大雪，山陡路滑，敌人又处仰攻，不得不退兵。
    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后，敌人再也没有原来的那种嚣张气焰了，一个多月都不敢贸然进攻樵山。3月21日，正当国民党挺进二纵队、保安团以及泾、旌、太三县自卫队2000多人，分五路孤注一掷地“进剿”樵山时，洪林从江北回到了樵山。他分别召开党员和游击队员、民兵会议，传达了皖江区党委“不要死守一地”和“转到外线打击敌人，分散敌人兵力，扩大游击区”的指示，按照上级部署，说服、动员游击队和民兵主动撤出樵山，实行外线穿插，打击敌人的后方，只留下查文和带领2个班的武工队在樵山坚持斗争，保护群众，此外，他还动员樵山几位士绅出面维持，应付敌人。因此，当2000多名敌人分5路爬上樵山时，游击队和民兵早已安全转移到深山密林中，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发动大规模进攻所得到的竟然是一座“空山”。
    从1944年12月30日到1945年3月21日，樵山保卫战坚持83天，击退敌人5次进攻，击毙敌人40多名，我游击队仅牺牲1人。樵山保卫战，体现了成长壮大的皖南山地游击队具有了相当成熟的战斗素质。
（六）

    收复樵山。3月底，胡明一行回到泾太边的龙门乡时，得到情报说，樵山已被敌人占领，游击队撤出了樵山。胡明当夜在龙门附近宿营，第二天拂晓，袭击了龙门乡公所，缴枪11支。接着，转移到木瓜坑附近的山上，和唐辉等人会了面。胡明和中心县委机关携电台转移到黄山以东大箬坑山区，这一带是刘奎、李健春活动的地区，地形较好，便于联络指挥。
    国民党顽固派上了樵山后，在樵山设立泾旌太三县“联防办事处”，委中统特务、泾县调查专员徐世良为主任。三县自卫队各留一个排驻樵山，并强行拆毁铜山、丁家村的一些民房，构筑了3座碉堡，企图长期占领樵山，进行所谓“驻剿”。国民党还派“政治教员”吴黎平到樵山搞“感化教育”，进行反共宣传。3月23日，敌人包围了樵山余、项两村，挨家挨户搜查抢劫，放火烧光了30多户民房。
    1945年4月6日，根据斗争需要和上级指示精神，樵山民兵全部上升为游击队，分三路到外线活动，扩大游击区。一路由萧少春带领，到旌太边活动；一路由查国英带领，到泾青南边境活动；一路由洪林带领，到太平、石埭、黟县活动。留下两个班，编成武工队，由查文和带领，在樵山周围监视碉堡里的敌人行动。
    三路游击队跳到外线行动后，捷报频传。萧少春缴了敌人好几条枪，查国英连克几个反动的乡、保公所；洪林率领游击队，一举打垮石埭县行动队。一个月后，三路游击队回到铜山，突袭黄荆屋据点，缴枪80多支，子弹1万多发，手榴弹几百枚。稍后，又镇压了水东特务管训组长；消灭了太平三门乡土顽武装，缴枪4支；在茂林到铜山的路上，活捉了敌人1名情报股长。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活动，弄得敌人寝食难安。
    留在樵山坚持的查文和，带领武工队和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同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男的上山，女的在家；白天敌人活动，晚上就是武工队的天下；敌人在这个山头上修起碉堡，武工队就在对面的山头盖起山棚，与敌人遥遥相对，敌人看不见武工队，武工队却能看清敌人的一切行动。当时，正值青黄不接，樵山严重缺粮，武工队和地方党就发动妇女扶老携幼向驻樵山的国民党三县“联防办事处”要饭吃，她们天天拿着空锅、空碗同敌人闹。徐世良没办法，只好拿出一点粮食敷衍，但一再声称不能分给游击队和民兵家属；同时又把游击队、民兵的家属抓去，关在“黑牢”里作人质，威逼她们找回自己的丈夫、儿子，企图又打又拉，分化樵山人民。针对敌人的阴谋，武工队和地方党再次发动妇女，一齐到“联防办事处”，声称她们都是游击队和民兵的家属，要求把她们都关起来，技穷的徐世良只好把关押的人统统放掉。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樵山建立“情报站”，要群众给他们送情报，要游击队家属带路找游击队。群众也确实不断把情报送给敌人，但送去的情报都是假的，当游击队不在的时候，群众就报告说，来了一大批游击队；当敌人要出动的时候，群众就报告说，游击队已经走了；给敌人带路的群众，每次找到的都是游击队早已放弃的山棚。敌人虽占领了樵山，却成了“聋子”、“瞎子”，虽知道群众在糊弄他们，却无可奈何。在群众的掩护下，游击队不但夜晚下山活动，就是白天也可以化装在村子里自由活动。实际上，樵山仍在游击队控制之中。
    为了配合樵山武工队的内线斗争，保护群众，洪林率游击队处决了大搞“感化教育”、趁火打劫、群众深恶痛绝的政治流氓吴黎平。那天，他正吐沫横飞地向其姘妇吹嘘搜剿游击队的“战绩”，不料游击队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立马吓得魂不附体，双膝跪地，连连磕头求饶。游击队历数其罪行，将其当场镇压。旌德县行动队队长陈思新，与徐世良狼狈为奸，大肆搜捕游击队和民兵，残害革命群众，猖狂至极，作恶多端。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一天夜里，洪林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急行军数十里，进入旌德县观音桥，封锁、包围了敌碉堡，活捉了陈思新的父亲陈太宜及联保主任等十几人。洪林将马刀往桌上一掼，这帮家伙吓得连喊饶命，洪林厉声警告说：“今天叫你们来，让你们带个信给陈思新，要打找游击队打，不许伤害樵山的一个百姓！如果你们伤害一个，就要杀你们十个！”
    陈太宜听了洪林的话，就像有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连声说：“洪同志的话我一定照办，我一定去警告我儿子。”陈太宜回家后，陈思新立即释放了关押的群众和游击队的家属。此后，他再也不敢伤害樵山的群众了。
    6月中旬，洪林在泾县冬青树伏击徐世良，俘虏2人，缴获长短枪各1支。狡猾的徐世良虽侥幸逃脱，可再也不敢回樵山。驻在樵山西南岗碉堡里的泾县行动队三中队，抢劫附近村庄群众的财物，害得老百姓居无宁日。一天，洪林获悉这个中队去茂林领军饷，火速带领游击队和民兵60多人在途中设伏，将敌人全部活捉。驻樵山的敌人，见势不妙，也吓得连忙撤走。自此，敌人在樵山修筑的3个碉堡，成了3个空乌龟壳。樵山又回到人民手中。
（七）

    发展泾宁宣边区。敌人在大规模进攻樵山的同时，对唐辉领导的绩溪县委也进行了重点“清剿”。为了减轻唐辉的压力，中心县委决定加强发展泾宁宣边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吕辉，已在泾县涌溪坑打通了和宣城敌后游击区的联系，七师一个排在袁参谋的带领下护送胡明和电台至黄东地区大箬坑后，就到了涌溪与吕辉会合，寻机打击敌人。开始，他们打掉了宣城敌警保二中队二分队，毙敌分队长以下数人。3天后在与江苏保安团一、二十人的遭遇战中，一举击溃敌人，缴步枪5支，短枪1支。随后，完成任务的袁参谋带领队伍回七师复命。
    6月，唐辉派王必达、王宗汉率一个排，配合吕辉进一步展开行动，那天晚上，他们俏俏地摸掉了泾县头溪乡公所，一枪未发，就解决了战斗，缴获步枪3支。在回来的路上，烧掉了漕溪的碉堡，活捉了敌人地方情报站头子胡德松父子。7月，吕辉率部在宁国胡乐司与东岸之间伏击顽军五十二师小股部队，缴枪3支。8月，又在宁国葛村击毙乡自卫队3人。9月，消灭了何村行动大队，缴枪10支。10月，在泾县乌溪伏击县保警队，毙敌1人，缴枪3支，打断了泾县特务头子、游击队的死对头、肃反专员徐世良的手臂。这一连串的胜利，使吕辉部游击队名声大震，由5、6人发展到30多人，且人枪俱全，开辟和巩固了泾宁边的涌溪、板桥山区，为党以后坚持和发展皖南准备了新的重要基地。
（八）

    巩固扩大老根据地。在各路游击队纷纷取得胜利的同时，旌绩地区唐辉部的对敌斗争也一直紧张激烈地进行着。1945年4月—6月，敌人对旌德黄高峰地区和绩溪上横路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在王家庄，敌人烧辉了王必英、王必达家的房子和陶湾古庙，将五百坦、陶湾里等地居民全部迁移并村。在绩溪四都，敌人烧毁了3个村子和许多山棚。为打退敌人的进攻，4月底，唐辉在绩溪霞潭山黑龙尖召开旌绩县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团结群众，保存主力，粉碎“清剿”的方针。会议决定游击队分散外线开展斗争，舒梦雄部到宁国东乡活动，设法与苏浙军区打通联系，王必英部到绩歙边之伏岭、杨树坑开展活动，相机向歙南发展，汪树之部在绩霞潭山一带坚持斗争。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在浙西孝丰自卫反击战中，歼灭国民党军队万余人，国民党在皖南的反共急先锋、“皖南事变”的刽子手顽军五十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敌人对皖南山地新四军游击队的“清剿”也因此宣告结束。随后，唐辉率部转入进攻。7月29日，在绩溪七都一举消灭龙井乡公所，摧毁碉堡一座，缴获长枪14支、短枪1支，处决了反动乡长曹助传，群众拍手称快。游击队乘胜展开政治攻势，扩大政治影响，使这一带变成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地区。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国民党正规军向大城市集结，忙于攫取抗战胜利果实，皖南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得此机会，山地中心县委领导各游击区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巩固老区，开辟更多新区。其中，歙县东乡汪满田山地的开辟意义重大。这一地区，紧靠黄高峰，它的开辟，将绩溪的上金山、七都、八都联在了一起，在以后的斗争中，成了另一个重要的指挥阵地。
    日本投降后，皖南游击队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打通和苏南新四军、苏浙军区的联系。9月，吕辉和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一道，带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从宣城陈洪、彭海涛的敌后根据地，直接赶到苏浙皖边的苏浙军区司令部，见到了粟裕司令员。粟裕十分关心皖南地区的斗争，送了两挺轻机枪，由吕辉带回。刘贵生留在苏浙军区工作。9月底，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七师和苏浙军区奉命北撤。10月初，山地中心县委接皖江区党委电示：胡明率部继续留在皖南坚持斗争。
    自1941年初“皖南事变”到1945年底，胡明带领皖南党的组织，经过5年的顽强奋战，成功创建并发展了以旌德王家庄为中心的皖南游击根据地，纵横300里，游击武装300多人，民兵1000多人，成为中共坚守皖南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十八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利益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久经战乱之苦，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此目的，国民党蒋介石大耍两面派手法，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为掩护，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谴将，抢占和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
    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顾全民族大义的诚意，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前途，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到重庆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艰苦斗争，迫使国民党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进和谈成功，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让步，主动提出撤出广东、浙东、苏南、皖南、湖南、湖北、河南（南部）8个解放区。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重庆谈判紧张进行时，即9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预告江南新四军部队将要北撤，并征求具体意见，指出：“谈判正在进行中，全国内战危险虽然很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的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之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第二天，华中局向中央报告：为应付内战危险，集中主力作战，赞成将苏南、浙东、皖南部队主力撤回江北，对北撤的交通安全已注意控制，同时请示北移时机。
    9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江南部队北撤部署，华中局于9月22日分别致电苏浙区党委、皖江区党委和浙东区党委，传达中央关于浙东、苏南、皖南部队撤退至江北和皖中部队撤至淮南的电令，原则上党政工作人员亦全部撤退，只留部分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在原地坚持，要求部队立即集结，准备安全交通，候令出发。
    华中局在部署时，强调要做好动员解释工作。对外宣传新四军主动转移江北，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避免内战；对内指出江北有空前好的发展条件，北移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所必须。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北撤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向撤出地区的人民群众耐心解释，热情安慰，使他们认识新四军北撤的必要性，相信新四军以后还会回来的；教育指战员要提高认识，相信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自觉服从命令，克服地域观念。10月1日，新四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关于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告全体民众书》，指出：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是为了促进国共谈判成功，是为了全国和平、团结的迅速实现而委曲求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具体体现。这个告民众书，揭露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谣言诽谤，被广泛印发张贴。
    在北移步骤上，军部要求苏浙军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作为第一批，在迅速集结完毕后，由粟裕司令员率领立即出动；叶飞副司令员和苏浙区党委副书记金明率领第四纵队及苏浙边可能转移的地方干部，在做好宣传和秘密工作的部署以及浙东的第二纵队到达安全地区后，再行北移。对皖南、皖中部队转移，要求皖江军区在做好宣传和秘密工作准备后，迅速向淮南地区转移，愈快愈好。
    华中局在布置浙东、苏南、皖南和皖中新四军北撤过程中，要求各地留下少数武装坚持斗争，认为上述地区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新四军、共产党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留下精干武装和干部隐蔽坚持，是有生存和发展的充分可能的。9月23日，华中局明确电示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皖南由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胡明领导的泾县、旌德县、太平县一带地区，由于能生存，以不撤退为原则。9月28日，华中局对撤离地区留下少数武装坚持斗争问题，进一步作出部署，指出：“国共谈判，目前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除江南各地主力集结江北使用外，在浙东、苏南、皖南、皖中留下一定武装（可不用共产党、新四军名义），掩护群众坚持。我们估计国顽于我撤退后，对我撤退地区群众将采取摧残政策，部分群众将被逼进行武装斗争，对我将来发展仍是可能的。同时在上述地区，留下相当武装坚持，在将来全国内战爆发后，是有极大作用的。”
    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进一步阐明了新四军北撤时留下相当力量原地坚持的意义：“现在的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受大城市、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我在各地坚持人民斗争，将给国民党以极大困难。”
    据此电示精神，次日，华中局即致电苏浙和皖江区党委，要求：苏南留下相当于地方一个大团的力量；在皖南留下5个主力连的兵力。华中局特别强调：“留下坚持的干部要政治上坚强可靠，与当地群众有联系，有坚持长期游击斗争的经验和信心，有善于打游击、做群众工作、筹款与掌握党的政策的四大本领。”新四军军部对撤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了布置，提出了要建立基地、要分散、要依靠群众、斗争策略要灵活的具体要求。
    中共浙东、苏浙、皖江区党委在部队即将撤离或开始行动之时，对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留相当力量坚持斗争的指示，作了认真贯彻，并就经费、物资尽量予以满足。
    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到10月29日结束，浙东、苏南、皖南、皖中的新四军7万部队、地方武装和干部，在有严重敌情的困难情况下奉命北撤，其规模之大，时间之紧，准备工作之仓促，过去从未有过，由于决策正确，措施得当，组织有力，各方面协同配合，各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工作干部发挥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行动迅速，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伪军的阻拦，均胜利到达苏中和皖东指定地区，完成了北撤任务，堪为人民军队史上的一篇杰作。
十九

    早先时候，即1943年3月，皖江区党委根据皖南形势的变化，将皖南特委改为皖南地委，由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政委黄耀南任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限于当时条件，地委机关设在无为县白茆洲。
    1944年底，整个皖南敌后游击区已联成一片，形成了绵亘数百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便于领导皖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共皖南地委机关由无为的白茆洲移至铜陵的钟鸣乡泉水坑一带。
    1945年10月上旬，新四军七师所属部队北撤到皖东藕塘后进行整编，皖南支队整编为第二十旅，黄耀南任该旅政治委员，于11月上旬出发到鲁南前线。
    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政府则派兵加紧对黄高峰为中心的皖南新四军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企图尽快扫清后院。一时间，皖南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加强对皖南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1945年12月，华中分局电告胡明成立新的皖南地委。1946年2月，皖南地委以胡明领导的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和杨明领导的沿江中心县委为基础，正式组成，胡明任书记，杨明、刘奎、唐辉、洪琪为委员（后增加了熊兆仁、孙宗溶和罗白桦）。
    新成立的皖南地委成了统一领导皖南地区斗争的战斗指挥部。华中局任命胡明为地委书记，是对胡明政治品格和前期工作的充分肯定。解放战争时期，皖南地委领导下的游击战略区的范围很大，北起长江，南抵浙赣线，东临太湖，西近鄱阳湖，包括皖南全部和苏南、浙西及赣东北部分地区，共40多个县，至渡江战役前，已建立起苏浙皖、皖浙、皖浙赣、沿江和地委中心区5大块游击根据地，在巩固的根据地内拥有人口百余万，成立了县区乡村各级民主政权，游击队发展到9000多人，不仅对于破坏敌人后方、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解放大军渡江作战和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6年2月初，新组成的皖南地委在黄（溪）旌（德）边高绩峰地区的王会山召开了第一次地委会议。会上，胡明、杨明分别发言，着重分析了皖南斗争形势，总结、交流了过去的斗争经验。会议确定了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相机发展游击战争，进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的行动方针；根据《双十协定》中“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精神，确定了开展民主运动，发展武装，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等项工作任务。会议决定：转入山区的沿江中心县委领导黄山以西直至沿江地区的斗争；山地中心县委撤消，所属游击队在黄山以东至青弋江地区活动。从此，党在皖南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分片活动，发展游击战争。唐辉领导旌绩县委在旌绩歙宁昌（浙江昌化）边界地区，洪林领导泾旌太县委以樵山为中心，吕辉在以宁国板桥、泾县涌溪为中心的泾旌宁宣边区，坚持老区，开辟新区；沿江中心县委对所属地区进行了调整：杨明主要在太、石边和黟县的宏贪、美溪一带活动，朱农为书记的泾青南县委以青阳县宾山为中心展开斗争，陈爱曦为书记的泾太石县委以太平县龙门为中心地区开展活动，王文石为书记的南繁芜县委以创造灰色区为主，分散在繁昌境内，隐蔽坚持。
    由于远离中央，地委对现实中怎样开展民主运动没有什么经验，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也估计不足，因此，在开始的工作中有些被动。
二十

    杨明和胡明一样，是一位“老皖南”。他1938年春随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到皖南集结编组为新四军，任老三团民运股长。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年，他在皖南度过了12个春秋。在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变”中，杨明九死一生突围到江北，一个多月后，即3月初，就奉命带着5个干部战士的小分队，最早由无为重返日、伪、顽反动统治极其严密的皖南沿江地区，了解皖南日、伪、顽的情况，收容突围中失散的人员，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他们几经周折，在铜陵顺安附近的铁嘴湖，找到了中共铜陵敌前工委书记王卓。当时，沿江地区形势异常紧张，日伪军经常“扫荡”，顽军时常“清剿”，抗日战士被捕杀，共产党的组织遭破坏，人民遭蹂躏，村庄被烧毁，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杨明这支小队伍到达铜陵地区后，尽管行踪保密，但他们的活动，仍使“新四军又回来”的消息不翼而走，在群众中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时铜陵一带有两支抗日游击队：一支由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干部赵老五和铜陵敌前工委警卫员王学七等七、八个同志组成；另一支由新四军原新一支队连长刘焕安、副连长李科、民运科长马俊峰和地方干部尹彬、杨林等十余同志组成。杨林鉴于铁湖嘴地区狭窄，难以打开局面，确定开辟新区，到顺安和朱村之间活动，并派人回江北汇报日、伪、顽的情况。
    5月初，根据新四军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的指示，沿江地区成立了铜（陵）青（阳）南（陵）党政军委员会，原新四军老五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任书记，杨明任副书记。新三团营长巫希权任大队长。
    同年夏，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为改善斗争局面，注意力集中到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展武装上来。随后在很短时间里，又涌现了一批游击队。不久，为加强江北的斗争力量，铜（陵）青（阳）南（陵）地区游击武装的主力随何志远等调往江北，剩下的一部分无装重新编组为铜陵大队，原新三团营长巫希权任大队长，杨明任政治委员。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杨明领导的铜陵大队发展到铜青南总队，奉命撤往江北，和南繁芜大队等合并编为皖南支队第三团，杨明任团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日，当皖南支队北撤到江北无为时，支队领导要他考虑抽两个连返回皖南，他迅即推荐由第三营营长查富德、教导员钱秋育带两个连去。支队领导当即同意。他在连夜落实时，感到这些同志素质虽好，但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返回皖南坚持斗争恐有困难，就立即写信要求让他也回到皖南。皖江区党委和第七师领导人曾希圣、李步新等立即表示同意。杨明迅即率领由皖南支队派给的两个连和一批地方干部共300余人，于10月4日夜乘船返回皖南铜陵，并讯即同原来留下的近百人的武工队和地方干部取得联系。随后，朱农、陈爱曦等也从江北回到铜陵，沿江中心县委成立，杨明任书记，王文石为副书记，朱农为组织部长，陈爱曦为宣传部长。沿江中心县委成立后，杨明趁顽军忙于受降接管，铜陵、繁昌一带形成真空的有利时机，作出了“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积蓄力量，隐蔽坚持，迅速与胡明部打通联系”的工作方针，派陈爱曦率领中心县委武装，先行进军到泾青南交界的宾山、盘台等地，建立隐蔽基点，争取时机和胡明部打通联系，以便在形势恶化时，将部队迅速转入山区。中心县委将沿江地区划分为两个县级单位：铜青南县委，朱农兼任书记；南繁芜县委，王文石兼任书记。
    中心县委成立后，杨明将南返部队和北撤时留在铜青南繁4县坚持的武装，共400余人，改称“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他任政治委员，并化整为零，将部队划分成6个区队，以利于分散斗争。 1946年1月，又恢复新四军名称，叫“新四军沿江总队”。1946年2月，胡明与杨明部在樵山会师。
    杨明率部和胡明会师后，共同坚持皖南游击战争，坚持了革命旗帜，扩大了革命阵地。经历了历时3年又7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杨明所部发展扩大为3000多人的皖浙赣支队，杨明任支队政治委员，他和支队司令员倪南山一起，率部转战皖赣，策应解放大军渡江作战，解放大片地区，于1941年5月1日同第二野战军渡江部队在歙县胜利会师。
二十一

    1945年12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芜湖召开“皖南地区参议员会议”，请求南京政府派主力部队“清剿”皖南新四军游击队。
    1946年3月，国民党调集四十四军的一五0师、一六二师全部，新七师1个营，安徽省保安第五团及泾、旌、太、青、石、宁、绩、歙、休、黟10个县的地方部队，计万余人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以寻歼皖南地委及各县委领导机关和游击队主力为目的，进行为期3个月的“清剿”。
    1946年4月12日，敌一六二师6个连，保五团1个大队3个连，加上地方部队，共18个连2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了皖南地委机关所在地旌绩边之黄高峰地区，准备次日晨向黄石崖发动进攻。当时驻黄高峰皖南地委机关只有38人，武装只有1个警卫班，情况十分危急。
    胡明带领地委机关及时撤离狮子洞附近的山棚，分散隐蔽在丛林深处，同敌人唱起了“空城计”，采取不发现目标不开枪，来一个消灭一个的游击战术，在密林中来回穿插，同敌人周旋一整天，打死打伤敌人10多个。由于胡明的沉着指挥，地委机关成功突围，转移到吕辉领导的泾宁宣边的板桥、涌溪地区。只是在同敌人周旋的过程中，背电台的四个同志，急于下山，以至暴露目标，均被敌人俘虏，电台也丢失。
    突围前一天的晚上，旌绩县委游击队负责人之一的王保实，正好去地委机关汇报工作，因此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突围战的全过程，多年以后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
（一）

    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天上没有星星，地上没有虫鸣。夜，寂寞而深沉。我带五个同志，从绩溪八都沿着迂回的山径小道，绕道黄山岩，去地委机关汇报工作。
    我们走得很急，以致脑门上沁出粒粒汗珠，春夜的凉风，并没有给我们丝毫寒意，反而使我们感到凉爽、舒畅。我们加快了脚步，一阵沙沙的声音，有节奏地在山间小道上响着。
    深夜，我们到了地委机关所在地，一进山口立即响起了哨兵洪亮喊声：“站住！”我们回答了口令以后，一直走到警卫班的门口，只见里面灯光闪闪，警卫班的战士坐在背包上，打绑腿，擦枪栓，一种战斗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匆匆地跑进了一个山棚里，会见了胡明政委。
    胡政委用手示意，要我坐下，随即拿起俩一条小凳子坐在我的对面，凝视着我微笑说：“你来了正好，情况大概知道一些了吧？”
    他未等我回答又接下去说：“是这样，傍晚得到情报，离这里15里的浩寨、冯村、镇头等地，有敌军一六二师一个团和旌绩两县自卫队、行动队2300人，企图在明天早晨向黄石岩进攻，如果地委要转移，时间又来不及了。”
    胡政委停顿了一会儿，用询问的目光扫视了我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在这里打一个保卫战。”说着，他握紧拳头用力一挥，像是要把敌人在这里敲得粉碎似的。稍停了一下，老马、汪木海等同志进来了，胡政委站了起来说：“好吧，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怎样打击敌人！”“这里......”胡政委用手指着地委机关后面的无名山头说：“这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我们就要在这里阻击敌人。老马同志，你带9个同志在这里，敌人来了狠狠打！”“是！”老马同志接受任务先走了。
    “木海同志，你带一个战斗小组守住狮形山，控制地委机关对面的高地。”片刻，胡政委大概看出我有些等不及的样子，对我说道：“别慌，有你的仗打，王保实同志，你有作战经验，但地形不够熟悉，所以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地委机关！”
    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既兴奋又担心，这工作我能胜任吗？但转念一想，有地委的领导，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在迟疑片刻后，我激动地说：“保证完成任务，有我在就有地委机关在！”胡明政委伸出他那宽厚的手紧握住我的手说：“祝你成功！”
    我感到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滚动，浑身充满了力量。
（二）

    东方泛起鱼肚白，黎明来临了。阳光射进沉静的山峦，战士们的心都被一种战斗的紧张气氛笼罩住了。
    正在这时，老马派人来报告：发现黄高峰南面有一条黄色长带在弯弯曲曲地向上蠕动。可以断定，敌人趁天未亮就上山了，而且现在已经包围了黄石崖。我拿起望远镜一看，社屋坑、陶湾里的敌人也开始出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老马按胡明政委的指示，一面不断报告敌情的变化，一面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狙击敌人。战士们把子弹推进枪膛，手榴弹的盖子也已打开，眼睛里射出了复仇的光芒。由于过度激动，他们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两只紧握武器的手微微颤动......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蚂蚁似的敌人向我们阵地爬来了，爬呀，爬呀，敌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30米，20米......
    “打呀！”老马那洪亮的声音响了，这声音像火山爆发，随着喊声而起的是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匪军的怪叫声......敌人没料到游击队早有准备，被突如其来的迎头痛击惊呆了，吓得四处逃窜，像一群丧家犬似的。当另一群匪徒稍稍清醒，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哒哒哒”的机枪声又响了起来。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敌人重新纠集了更多的兵力，开始了第二次进攻。时间紧急，我请示胡明政委后，就向老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老马带了9名战士，汪木海也带了他的战斗小组撤出了阵地，和地委机关一起，利用战斗的空隙，迅速地、悄悄地转移到一片丛林里。
    这是一片茂密的丛林。浓厚的叶子与粗壮的枝条，构成了理想的掩体，交错的树干形成许多如同窗棂的空隙。从这里可以看出丛林外面的一切，但外面却不易发现丛林里的秘密。
    枪声稀疏了，大概敌人已经占领了老马撤下来的无名山头，也许正在密林外面搜索我们的行踪吧？突然，密集的枪声又在山头疯狂地叫嚣来了。侦察员报告：敌人正集中火力扫射地委机关和游击队在山上宿营的草棚。
（三）

    敌人又把我们的隐蔽地点包围了。在一阵机枪扫射之后，敌人开始向我们的隐蔽地点搜索，一面漫无目标地打枪，一面在树林外乱窜，时时可以听见败叶的嗦嗦声与枯枝的爆裂声。我们极力避免发出任何声响，两手紧握着武器，两眼紧盯着敌人的行动。
    这时我心里着急，胡明、洪琪等十几个地委干部，还有一部无线电台，全在这块密林里，要是敌人发现了......想到这里，我心里陡然紧张起来，但马上又想到敌人如果胆敢闯进来，我们先下手，一定能打垮他们；而且胆怯的敌人也不敢太卤莽地接近密林。
    果然，这时一个匪军高声喊道“草棚右侧踩了一条路，共军下去了。”一阵骚动之后，敌人一个个开始下山搜索。下午2点钟光景，沉积了许久的枪声又响起来了，敌人开始搜山了。
    这时，胡明政委站起来，严肃而坚定地说：“同志们，严峻的时刻来了，我们要镇静。敌人不搜到我们面前不打，万一搜到我们面前，瞄准他，一枪一个打出一条路突围！”
    大家竟竟地坐在密林里，端着枪，握着手榴弹，不眨眼地监视着敌人。树林里传来敌人喧哗乱闯的响声。他们有的放枪，有的喊叫，30多人排一横线向我们逼近，只有十几米了，只见胡明同志右手举起驳壳枪，瞄准敌人喊道：“打！”5支驳壳枪、10支步枪同时吼叫起来，子弹带着丝丝的响声，带着我们满腔的愤怒射向敌人。战斗持续了十五分钟左右，敌人溃退了，他们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地向后逃窜了，其他各路搜索的匪军也不敢前进了。
    这时，我们急忙从右侧冲出，但发现右侧山岗没有树，敌人约有一个排在那里封锁着，当我们冲到山脊边时，目标暴露，敌人向我们开火。洪林同志突然挺身而出，举枪高喊：“同志们，为了党，为了人民，冲啊！”顿时，我们勇气百倍，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一鼓作气冲过了山岗。“老曹呢？”一个战士忽然惊叫起来。“是啊，老曹到哪儿去了？”同志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一个个用眼光在人群里搜索，原来女游击队队员曹云霞不见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她背的东西太多，掉队了；有的猜她遭到了不幸。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胡明政委。
    “不管怎样......要设法找到她的下落，我们不能随便丢失一个同志。”胡明坚定的语调里，隐约地流露着焦急。
    突然远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同志们一个个地踮起脚跟向远方眺望。不一会，派出的侦察员就将女游击队员曹云霞带了回来，只见她身上背了背包，腰里挂了两颗手榴弹，手里还拿着一支步枪。原来突围时，十几个敌人发现了这个落了单的女游击队员，立即围了上来，曹云霞一面掩护同志们撤退，一面迅速地向后转移，当她发现敌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才向我们突围的方向跑了过来。曹云霞平安归队，给大家以莫大的喜悦，一下子被大家团团围住，差点给抱了起来......
（四）
    地委机关主要干部冲过山岗，胡政委命令：“继续前进！”但此时，我们发现左右两侧和前面山岗上山凹里都有敌人踪迹。为了保存力量，我们迅速隐蔽到山右侧一片小树林里。下午4点多钟，黄石崖方向不断传来枪声，敌人又开始搜索我们以前隐蔽的密林了。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敌人也没有撤退，他们在周围山上山下支起许多熊熊燃烧的篝火，企图阻挡我们的突围。
    胡明政委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研究了形势，决定连晚突围。这一皖，夜色更浓，伸手不见五指。一阵轻轻的响声和击掌后，我们集中在一个小山岗上。
    “同志们！”胡明政委有力地说道，“今天2000多敌人，被我们战胜了，但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我们还没有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今天晚上要甩掉敌人。突围中要沉着，就是发生了战斗也不要乱跑。同志们，只要加把劲，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胡政委的话，句句说到了战士们的心坎上，坚定了战士们的意志，大家个个精神抖擞，顺着左边的山沟往山下前进。胡明政委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亲自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右手拿着手榴弹，朝火光稀疏的方向前进。
    我们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包围圈。走到马家溪山坞里的时候，天快亮了，侦察员发现孙村、庙首有敌人活动，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第二天晚上，转移到黄石崖东北面的冬坑塘一带。第三天晚上，我奉命带了一部分人回绩溪旺川，地委机关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包围圈，向泾县吕辉活动的根据地转移。
    黄石崖突围战胜利了。我们只有38人，在地委书记胡明同志亲自指挥下，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2300多人的包围，摧毁了敌军企图将我指挥机关一网打尽的狂妄计划。
    胡明带领地委机关突出重围，安全转移到了吕辉领导的泾宁宣根据地的板桥、涌溪地区。入夏以后，吕辉游击队内部有几个投机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由动摇走向和敌人勾结，组织了一次大叛变。那天，叛徒李金苟乘吕辉外出工作之机，打死了游击队的一名排长和另外两名干部，带走了14人，机枪一挺。这一严重事件“对吕辉的打击太大了”，他所建立的游击队只剩下八、九个人，但吕辉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向组织表示：“我决不离开板桥，我坚决在板桥干下去。”吕辉和宁国板桥的人民群众有血肉相连的关系，面对挫折，群众说：“只要吕辉在，我们就照样干，有共产党我们就有办法。”
    为了加强吕辉的力量，地委抽调了五、六名干部和战士，组成新的小游击队，党的旗帜仍然飘扬在板桥山区。一年后，吕辉所部的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又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吕辉在板桥地区坚持斗争，完成了与苏南打通关系的任务，对影响皖南斗争意义重大的苏皖会师起了枢纽作用。
二十二
（一）

    1945年10月4日晚，苏浙军区一分区副司令员熊兆仁正与司令员钟国楚一起，率领部队由金坛县薛埠镇向镇江行动，准备渡江北上时，突然接到苏浙军区电报，要他立即前往宜兴县张渚镇，到军区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熊兆仁带了两名侦察员和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上了路，走了两天赶到目的地时，苏浙区党委和军区联合召开的留守江南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会议已经结束。7日上午，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找熊兆仁谈话，熊兆仁此时方得知，他是被临时决定留守江南的，军区原决定由二分区司令员杨洪才留守江南、坚持斗争，留下的部队也是二分区独立二团第一营。叶飞对熊兆仁说：“军区奉中央命令，要全部过江北撤。北撤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苏联的帮助，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有可能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另一方面，蒋介石反革命本性难移，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后一种情况出现，江南的局势会更加紧张，困难是必然的，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
    停了停，叶飞长话短说，向熊兆仁宣布了留守江南主要负责同志名单、组织领导机构，介绍了留下的武装情况。最后，叶飞问熊兆仁：“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对留下坚持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熊兆仁都不认识，仓促间，他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只是向叶飞要了一部电台。
    10月8日，苏浙军区和苏浙区党委领导机关和部队撤离张渚北渡，这离熊兆仁到军区报到接受任务，仅有一天时间。
    苏浙区党委北撤后，留守的领导机构叫“苏浙皖边区特委”， 书记陈立平，熊兆仁、倪南山、孙章禄为委员。对外名称为“新四军江南留守处”，主任张之宜，秘书长储少白（徐行）。特委下设4个工委，即：
    1、茅山工委。辖江宁、句容、溧（阳）高（淳）、横山、茅东等县，书记徐明；
    2、太鬲工委。辖武南、宜北、宜南、太湖等县，书记孙章禄；
    3、郎广工委。辖郎溪、广德、宣城、长兴等县，书记张思齐；
    4、浙西工委。辖吴兴、德清、孝丰、安吉、武康、余杭等县，书记杜大公。
    留守的军事机构称“苏浙皖边区司令部”，陈立平兼政委，熊兆仁为司令员，倪南山任参谋长。司令部直属一个主力营，包括机关人员共350多人，有重机枪1挺。一连连长张晖、指导员余英，二连连长吴春富、指导员解步瑞，三连连长唐勉金、指导员钱祥华。3个主力连各有轻机枪3挺，共有长短枪250支。各工委有一个连或一个小连，各县建有武工队或武工组，总人数约1400人左右。
    当时，留守江南、坚持斗争尽管有诸如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等有利条件，活动的地区包括沪宁线西南部分，浙西的天目山脉，皖南的郎溪、广德、宣城、宁国等县，既有山区，也有太隔水网地带。这些地区都是八年抗战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广大群众拥护、支持共产党和新四军。但不利因素更多，首先是，司令部主要领导干部除陈立平是本地人外，熊兆仁和倪南山都是从外地人，是临时调进的，过去没有在这一带工作过，对当地的民情、地形都很生疏，对地方党政干部、组织情况都不了解。
    熊兆仁，福建永定人，1912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新二支队新三团参谋长，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九团政委、团长、苏浙军区茅山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在苏南茅山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
    倪南山，安徽东至人，1911年生，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童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皖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宣传队长，后编入新四军，任军部军法处看守所长、第二支队司令部执法科长，江南指挥部军法处长，第一师第二旅第五团政治特派员，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
    其次，部队中和平麻痹思想严重，对坚持江南斗争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社会上中间分子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敌人抱有幻想，基本群众则害怕反动派报复，忧虑，恐慌。有些贫农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对我们穷人真好，可惜搞不成功。”认为“我们穷人没有福气．．．．．．如果共产党再过两年下去，我们穷人就翻身了。”社会上的混乱情绪，影响了革命队伍内一些怕吃苦的人，他们悲观失望，甚至动摇。
    第三，江南大军北撤行动迅速机密。军区5日召开会议，布置留守工作，8日开始撤离，10日前全部撤离完毕。留守江南的同志对坚持斗争的任务不明确，思想认识模糊，只知道主要任务是进行善后工作，保卫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适当的牵制敌人。留守的部队，组织也不健全，干部奇缺。由于不肯留下坚持，主力营没有营长和教导员，有的连队指导员也称病离队去了江北。
（二）

    留守江南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会议一结束，接受任务的苏浙皖边区特委书记陈立平就召集各工委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了上级关于坚持江南斗争的指示，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置。
    由于江南新四军北撤的突然性和机密性，一些军、政人员未来得及撤走，群众也感到形势变化太快，有些紧张和茫然。陈立平和熊兆仁大约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一面组织收容失散的我军、政人员，组织他们渡江北撤，清理武器和物资；一面发布告民众书，做思想发动和安定民心工作，收回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抗币，保护群众利益。留守领导机关还集中精力进行了筹粮、筹款、筹布，解决部队冬衣、棉被和其他给养，对留守武装进行了组织整顿。
    10月中旬，留守领导机关在宜（兴）溧（阳）边境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形势，认为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突出，社会政治情况错综复杂。留守部队又处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是国民党必争之地；苏南一带，地势平坦、水网交错，在这里坚持军事上极为不利。会议决定：如敌人向我进攻，决不能退过长江，必须向南穿插。为保存力量，必须精干武装，缩小目标，分散行动。具体部署是：由总支部书记程灿和一连连长张晖率一连武装，配合太鬲工委和宜南张之宜在宜兴的太华、岭涯介一带行动；二、三连随领导机关到广德南乡行动，依靠广南大山和天目山隐蔽，配合郎广工委和浙西工委活动。
    从9月下旬起，国民党政府将其嫡系部队空运至京沪一带，在宁沪杭地区集结了6个军，加上地方保安团武装共10万重兵。10月中旬，国民党第三战区集中了“忠义救国军”、新七师、十四师、五二师、一四五师、一四六师、一九二师、交警大队和伞兵旅等约2万多人，从宣城、宁国一线，向长兴、泗安、郎广进攻，发动了对郎溪、广德地区的第一次“清剿”，扬言三个月内消灭新四军留守江南武装。江苏、浙江两省的保安团也配合行动。苏浙皖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留守武装面临严峻考验。
    10月20日，陈立平、熊兆仁等率部由广德北乡向广南山区推进，因道路不熟，敌情不明，到达泗安以南马王庙时，遭敌“忠义救国军”一个团的阻击，被迫撤回广北砖桥附近。30日，再向广南前进，行至郎溪上许村时，又遭敌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千余人的袭击，10多人被打散。31日夜，部队进入广南之桐沟南米冲，黎明前郎广工委副书记许道珍派了一个熟悉地形民情的干部给他们当向导，得悉敌人就在周围，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迅速分散，将部队化整为零，一分为四，避开敌人进攻的矛头，并规定了日后的联络地点。参谋长倪南山率三连一个排和侦察班向浙江孝丰方向活动，继续联络浙西工委；二连连长吴富春带一个排向棉花山活动；三连连长唐勉金率一个排向广南毕沟一带活动；政委陈立平、司令员熊兆仁率二连的三个排和司令部机关干部100多人向广德海口冲乌鸦街一带行动。部署停当后，各路立即分头行动。
    11月1日晨，在广德鸦山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陈立平、熊兆仁用电台向江北领导机关报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罪行，中午，又遭到了国民党军千余人的包围，敌人占领了四面高山的制高点，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发动突然袭击。此时，敌我兵力悬殊十倍，熊兆仁率领战士们利用敌人火力薄弱的空隙，在硝烟弥漫的火海、刀光闪闪的敌群中勇猛地向外冲杀。他们踏着战友的鲜血，越过敌人的尸体，冲出重围时，100多人只剩下了30多人，电台也丢失了。
    巧的是，突围后的熊兆仁等人，于当日傍晚又遇到了郎广工委书记张思齐和副书记许道珍，他们当即碰头对工作进行了研究。会后，陈立平去江北请示工作，带走了机关及机要人员10余人，熊兆仁负责收容失散人员，联络参谋长倪南山和各地工委。这样，留守江南、坚持苏浙皖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担就完全落到了熊兆仁的肩上，他也因此迎来了其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刻。
    此时，江南的形势更加恶化。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恶霸、还乡团和反动刀会等，利用其反动的社会基础，纷纷恢复旧政权，建立保甲机构，组织地方武装，杀害当地民主政权干部、中共党员、积极分子和掉队人员，向抗日根据地人民实行反攻倒算。郎溪县反动地主粱天祥，疯狂杀害农会干部和干部家属；广北反动地主李奇光等，杀害了新四军北撤掉队人员张能文；在长兴县花园里，反动地主章鸣皋勾结广北反动地主李奇光，将煤山农会主任挖心示众，又拘捕“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140余人，集中于合溪煤矿坑口，全部推入煤坑摔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合溪惨案”。敌人还到处抢掠奸淫，施行特务恐怖活动，进行反动欺骗宣传，离间我军民关系。
    由于敌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政策，使各阶层人民的思想产生极大混乱：中间人士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来了，可以天下太平了；进步人士悲观失望；投机分子浑水摸鱼；基本群众对敌人的罪恶行径既愤慨又害怕，盼望新四军能早日回来；没有随军北撤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有的外逃，有的隐蔽，有的自首，个别的叛变投敌。部队内部少数同志怕艰苦、怕斗争，有的跑到江北，有的开了小差，在战斗中失散的少数同志，经联络也不肯归队。二连连长吴春富、指导员解步瑞过江到了江北，三连长唐勉金下落不明，指导员钱祥华投敌，11月29日，郎广工委警卫连傅家齐和郎溪县武工队师尚荣，胁迫10余名战士带枪叛变投敌。熊兆仁的警卫员也开了小差，走时留下了字条说：“首长，我走了，但决不会投降敌人，我走的原因，主要是受不了艰难困苦的折磨。”
    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熊兆仁说，是他身上的四件“宝”帮他渡过了难关。这四件“宝”分别是望远镜、指南针和地图，还有一本书，即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多年后回忆起这四件“宝”，熊兆仁依然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这四件‘宝’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苏浙军区的油印本，风里雨里，随身携带，字迹都看不清楚，纸都磨损了，我补了又补。这四件宝，我在最困难的时刻就靠他们显示威力。那时敌人把我们与群众隔开了，我们蹲在山顶，用望远镜来观察敌人行动；夜间走路找不到向导，我就用指南针测定方向；地形不熟，我就看地图；得不到上级指示，就从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去寻找启示。”
（三）

    11月1日晚，一开完会议，熊兆仁就带着6名短枪战士，在郎广工委派来的向导张庆的带领下，向天目山方向前进，按规定的日期、地点，在长兴、安吉、孝丰一带到处寻找倪南山参谋长和浙西工委以及失散的同志。途中，路过国民党统治严密的村庄，他们就找反动保长，声称是“救国军”，要饭吃，要敌我双方情报；遇到基本群众，就说是新四军，鼓励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天，他们来到第一个联络地点乌龙山，刚爬到山腰，反动的联防队就在山野里烧起熊熊大火，弥漫的烟雾使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只得靠指南针指引方向。由于敌人紧追不放，加上道路不熟，熊兆仁只好决定向第二联络点桃花山前进。半夜时分，他们来到了桃花山脚下，因饿得厉害，想到小村子里向老乡买点吃的，可他们一进村，有人就大喊起来：“土匪呀！土匪呀！”无奈之下，熊兆仁只好带领战士饿着肚子，看着地图绕道而行。
    两次联络失败后，熊兆仁决定由天目山折回广德山北，向第三个联络点前进。这时，敌人又追赶了上来，熊兆仁带领战士再次爬上高山，在山顶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行动，和敌人捉起了迷藏，敌人在这山，他们在那山，敌人上山，他们就下山，当路经誓节渡以南山区时，他们在望远镜里观察到一条山沟里有微弱的炊烟，时隐时现，便判断那里有人居住，夜间找过去一看，结果又一次意外地遇到了郎广工委许道珍等，战友浴火重逢，喜不自禁，许道珍带领地方的同志夜间住到树林里，让一路疲劳的熊兆仁等人住进了山棚。
    当敌人用重兵追击陈立平、熊兆仁率领的“苏浙皖边司令部”机关时，倪南山参谋长率领的部队也被敌人包围，他们在山腰，敌人在山顶，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考验的倪南山，战斗经验丰富，是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带着部队突出重围，跨越高山峻岭，历经艰辛，在天目山地区的孝丰和安吉一带四处联络浙西工委，未果，不得已又折回宜南，在敌人空隙中穿插前进。
    回到广北的熊兆仁，12月10日穿过封锁线，到达溧阳戴埠附近，又迷失了方向，天快亮时，来到野猪介的山坡，意外地遇到了从浙西返回苏南的倪南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30多名战友重逢，无不沉浸在欢乐之中。为了庆贺这次鼓舞人心的会师，他们到附近的村子里买了猪肉，美美地吃了一顿。愿本想在此休息一下，不料这个村子在大路边上，到戴埠镇赶集的人很多，走漏了消息。中午时，三四十名国民党地方武装向他们发动偷袭，熊兆仁带领战士打跑了这群乌合之众，机枪手边跑边射击，战士们猛打梦冲，一口气3里多路，还冲垮了敌山丫桥乡公所，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当晚，熊兆仁率部乘胜通过戴埠以南，在张渚、太华方向找到了太鬲工委的宜南县张之宜、胡求真等人，并与程灿和一连长张晖率领的部队会合，队伍恢复到100多人。
    12月13日，熊兆仁等人在张之宜的带领下，来到宜兴、溧阳以南龙池附近的龙池大庙，在这里召开了两天会议。会议根据国共两党正在和平谈判的形势特点，决定把各地的工委和分散的同志联络起来，若谈判破裂，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调整组织，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坚持江南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建立情报和部队供应工作。会后，倪南山率一部分人，至广北砖桥、土塘、梅岭一带，配合郎广工委张思齐、许道珍、胡惠民活动。张之宜、胡求真、程灿、张晖带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在宜南、溧南一带活动。熊兆仁带20多人继续联络太鬲、茅山两工委。
    12月16日晚，熊兆仁带着队伍到达苏南太鬲地区。这个地区除土顽势力猖獗外，土匪也十分活跃。土匪出没于太湖和长荡湖中，横行霸道，欺压渔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那天晚上，熊兆仁一行人通过小路来到长荡湖边的一个小渡口，登上两只临时找来的渔船。天快亮时，与土匪相遇。土匪想发洋财，却不知道这两只“渔船”里坐着什么人，就把船一横，端着枪喝道：“把船靠过来！”熊兆仁所坐的“渔船”按着土匪的要求靠了过去。当双方的距离只有两步远时，我机枪手突然从船舱里站起来，用机枪对准土匪，命令道：“把枪放下，靠过来！”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土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吓傻了眼，一个个顺从地缴械投降。
    熊兆仁率领部队弃船上岸，酬谢了船主，来到长鬲儒村。说来也巧，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秘密交通员，熊兆仁立即派他去联络茅山工委。交通员刚走，熊兆仁就得到群众送来的情报：敌人要来儒村，他立即率领部队转向武进东安以南的一个小渡口，找到一只渔船，佯装渔民，在鬲湖上漂游了三天三夜，最后在派出去的联络员的帮助下，顺利与太鬲工委书记孙章录会合。熊兆仁向他传达了龙池庙会议精神，互相介绍了各地工作和斗争情况。和浙西山区情况相比，江南新四军北撤后，太鬲工委的工作开展得很好，有群众基础，情况比较稳定，还可以收税、筹款。太鬲的群众对新四军江南留守部队也非常热情，不仅送猪肉慰劳部队，还给战士们理发、洗衣服，战士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熊兆仁让住在附近的战士都回家探望了一回。
    25日，闻到风声的敌人到鬲湖地区“清剿”。熊兆仁再次率领部队离岸登船，进鬲湖隐蔽。敌人集中了很多船只，船头上堆上沙袋，撒成包围圈。渔民们用自己的渔船把熊兆仁他们夹在当中，正面向敌人驶去，面对黑压压一片的渔船，敌人既不敢开枪，截又截不住。渔民的船队装成转移渔场模样，驶向内湖，靠近河口时，渔民将船密排起来，挡住敌人视线，掩护新四军的小船驶进内河，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鬲湖突围后，熊兆仁带领队伍到了宜南张之宜、张晖处，不久又与倪南山联系上，陆续不断地收容了一些失散的同志。
（四）

    1946年1月7日，国民党在苏南实行第二次“清剿”。敌人一面建立区乡政权和反动的武装，划区联防、建筑碉堡和封锁线，实行移民并村；一面在政治上采取摧残、分化、瓦解的办法，强迫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自首。
    1月13日，国民党报纸刊登了国共和谈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国民党主力部队调往长江以北。1月28日，熊兆仁、倪南山、张之宜、程灿、张晖等人召开第二次龙池庙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决不善罢甘休，为避免损失，决定依然采取分散行动的方针：张之宜和张晖领导的一连留原地坚持；茅山工委选调政治交通，负责江北领导机关与江南留守部队的联络；熊兆仁与倪南山率50多名同志转移到广德、长兴边开展活动。
    时值隆冬腊月，熊兆仁、倪南山带领部队刚穿过封锁线，就遇到了狂风暴雨，晚上的天比锅底还黑，地又粘又滑。因为在敌人身边行动，必须安静疾行，不能有一点响动，走在队伍后面一个班的一个战士滑倒了，等站起来时，前面的部队已看不见了，又不好喊叫，以致那个班都掉了队。等到天明时，发现正路过敌人驻守的村外，为避免敌人发现，只好在小树林里隐蔽，雨哗哗地下了一天，战士们也淋了一天的雨。一直等到晚上，才穿过广德到张渚的公路，沿着一条山沟爬上了高山。黎明时，湿衣未干，天又下起雪来，并且越下越大，半个钟头积雪就有三指挥厚，战士们身上的衣服都结了冰，有几个同志冻得路都不能走了。到了第三天，雪仍然下个不停，部队的米、菜都吃完了，钱也没有了。倪南山参谋长领着3名战士，拿出备用的一块金子，来到山下附近的一家小纸厂，见了厂主，向他作了一番宣传，说明了来意，请他帮忙，把金子带到镇上换成纸币，再买点菜米油盐。这位厂主欣然应允，半夜里替部队买来了食物，靠这些东西，熊兆仁、倪南山带领战士们在风雪中度过了10天。2月10日，雪停了，太阳刚刚升起，战士们就收拾行装，越过封锁线，安全到达了岭峨介，2月15日，再次与宜南武工队会合。
    敌人的“清剿”还在继续。1946年4月，国民党调集新七师对苏浙皖边区进行第二次“清剿”，除采用移民并村、五家连坐的老办法外，就是派便衣特务侦察新四军留守部队的行踪。为了不暴露目标，熊兆仁带着战士生活在高山顶上，用竹筒提水，脸盆做饭。有时被困在山上，几天没米下肚，只能挖野菜、竹笋充饥。在敌人搜捕追击下，他们翻高山、穿密林、攀悬崖、走峡谷，碰到险坡就向下滑行，遇到草坡就打滚。寒冬腊月里，高山气候彻骨冰寒，战士们衣服单薄，夜里冻醒了直打哆嗦。敌人在高山上还设有了望哨，从炊烟里判断新四军的行踪，使得熊兆仁他们尽量减少烤火，以免暴露目标。一连几个月，熊兆仁带领部队迂回苏浙皖三省边界地区，行程数千里，个个炼成了“飞毛腿”，只是大家的手脚磨破了，衣服撕烂了，身上长满了虱子，一个个人瘦毛长，像与世隔绝的野人一样。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由于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治疗，物资得不到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经济上极端困难，部队减员较多。有的战士直接向领导提出，要求回家治病，待病好后再回来。尤其是，因为营养不良，大多数同志患上了夜盲症，到天黑连路都看不见。那时在长兴一带的山里，老百姓有把牛群放在山上过夜的习惯，有一次，战士们把一头牛拉来杀了，准备等革命胜利了再还钱给牛的主人。战士们吃了牛肝后，竟治好了夜盲症。
    从江南新四军北撤到1946年4月中旬的半年多时间里，江南新四军留守部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战斗的洗礼，司令部直属武装从350多人减少到130余人，既无主力的依靠，与上级党也因电台丢失一度失去了联系，但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持下，最终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实现了坚持和留守江南的战略任务。
（五）

    1946年6月底，国民党、蒋介石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7月10日，在溧阳、宜兴交界山区的一处名叫岭涯介的的地方，熊兆仁、倪南山收到了华中分局7月1日发出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七一指示”。这份约有4600多字的重要文件，用黑墨汁缮写在32开拷贝纸上、字体小似芝麻，由溧阳八字桥的秘密交通员，一位名叫张德富（外号张小兔子）的老大爷，叠藏在短管大头旱烟斗内，通过层层封锁线送来的。“七一指示”高度肯定和赞扬了苏南部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决定建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集中统一指挥江南、皖南部队，向着创造革命根据地的目标前进；提出江南、皖南党和游击部队的总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打击反革命势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争取江南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展配合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内战，反对新侵略与新卖国的运动，（促进）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胜利开展；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的重要意义，为实现彻底反帝反封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总路线，必须使我们的党我们的每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能生根，都有能力领导千千万万的群众，实行革命斗争发展革命力量，取得民族解放、民主解放、社会解放。这不仅是一份指导皖南党转变斗争方针的纲领性文件，在党的建设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间许多论述，今天依然具有真理的光辉。“七一指示”全文如下：
    熊兆仁、倪南山二同志：
    一、华中局很敬爱你们的艰苦奋斗，坚持了游击战争，反对了国民党反动派三次“清乡（剿）”的斗争，坚持了江南的游击据点，保存了党与武装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不少胜利。这种为党为人民革命的坚定性积极性的伟大精神，是应该大大发扬的。
    二、目前时局对大江以南的革命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表现在：
    （1）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名目张胆出卖中国主权去换得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财力、物力的援助，进行罪恶的内战。美国帝国主义抓住了中国的弱点，抓住了一群中国汉奸作爪牙，实行其干涉中国内政而日益露骨的侵略。中国在这日益发展的新的侵略与新的卖国的危机中，就引起了中国人民新的反侵略反卖国的高潮。就在你们的前后左右——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各地发展极大群众示威请愿运动。
    （2）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规模内战，把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军队，调向东北、华北、华中解放区的周围及大城市的交通线上，因（而）大江以南广大区域就非常空虚，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要无限制（加重）对大江以南及一切反动统治区人民的压迫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如征兵、拉兵、封船、封车、征粮赋、苛捐杂税等），人民将受内战灾难。这种内战的结果，必将引起全国人民反内战的革命运动。
    （3）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民党反动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失败。商业的衰败，农村经济的破坏，水患旱灾到处发生，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在财政经济上无限制的剥削、敲诈勒索，这就制造了千百万失业人民、灾民、难民痛苦死亡，这就必然引起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作救死求生的斗争。以上就是国民党反动同志集团无法挽救的政治经济危机，是极有利于大江以南以及全国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
    （4）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主义，有了一百四十万党员，有了一百三十多万的军队，五百多万的民兵，有了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西北、华北、东北、华中解放区。这种伟大的经过八年抗战锻炼的解放区党政军民是团结一致的，已经表示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而且正在与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民生斗争打成一片。这对于大江以南的革命斗争有着巨大帮助的。
    （5）同盟国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开辟了世界各国民主发展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指出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光明前途。这就是有利于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际形势。
    （6）江南皖南的千百万人民是经过八年抗战锻炼的，共产党新四军与江南皖南人民有着革命联系的。尤其是你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为人民坚持斗争，必然更加为当地人民拥护的。你们周围的浙东、浙南、闽浙赣边、江西、福建极其宽广的地区，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经过抗日战争革命的洗礼，这里的人民与共产党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而且现在仍有很大的组织力量。以上都是江南、皖南发展革命斗争的有利形势。
    （7）当然也有困难的条件：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军阀、民团、特务、保甲、贪官污吏、豪绅恶霸，还会对你们进攻，还会进行“清乡（剿）”。江南地方被国民党反动派三次“清乡（剿）”摧残之后，群众情绪还未提高，革命力量还未完全恢复，党的组织极大的破坏，武装力量之缩小，财政经济困难等，这些都是对你们有极大的困难的。但是这些困难是革命发展中的困难，只要自己有正确的积极的斗争，自己不犯错误，是可以克服的。
    三、根据上述形势，我们提出江南皖南党和游击队的总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打击反革命势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争取江南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展配合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内战，反对新侵略与新卖国的运动，（促进）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胜利开展。为担负和完成这个总任务，就要你们积极进行如下的工作和斗争：
    （1）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教育，使全体党员、指战员及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目前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决心和信心。在政治宣传教育中，必须抓紧调查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提高群众的切身利益，为群众喜闻爱听的口号去进行开展工作。
    （2）你们应该开展积极的游击斗争，宽广的游击战争，胜利的游击战争，群众的游击战争，就是说在一切有利的地方，去发展游击战争。你们可以在江南、皖南以及浙西广大地区到处去发展游击战争。你们要抓住敌人薄弱，打有胜利把握的仗，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打得就打，打不得就走，每战必胜，积小胜成大胜，去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就是武工队，全体指战员都成为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任务就是英勇善战，经常打胜仗，消灭敌人强大自己；就是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调查群众的疾苦，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情绪，善于提出群众口号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保护群众利益；善于筹款解决给养，善于袭击敌人的税务机关，财库粮仓，没收敌人的一切财产，捕抓反革命分子罚款，向地主捐款，去开展游击战争。
    （3）你们的游击战争可以分成两种性质：第一种是集结比较强大的主力部队，在江南皖南边境作较大规模的游击，必要时还可以向浙西发展游击。我们决定建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胡明同志为主席兼政委，以熊兆仁同志为军事部长，参加特（地）委，熊兆仁之主力与胡明之主力，可以集中领导统一指挥，这种较大规模的游击战争，须向着创造革命根据地的目标进行。这种根据地是要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摧毁反动政权，有群众自己武装自卫军，民兵游击队，有广大的群众组织，有强固党的组织及其坚强的领导力量，及肃清反革命分子等等。建立根据地条件，是要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地形，反动通知比较薄弱的地方（如黄山山脉之山区）。在未建立较大较好的根据地的时候，可多选择几个地区，建立临时较小的游击根据地（如郎溪、泾县、广德山区）。这规模的游击战争向着较大目标前进；第二种是分散的就地坚持的。
    就是说，较大游击小组，如太湖地区、茅山地区、横山地区、丹阳湖、长荡湖等地，都可以进行这种小规模的游击。这种游击小组，要善于群众化，善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善于神出鬼没，不定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完全是群众性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与群众相关联的群众武装，就是坚持的游击战争。二种游击队都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内战经常进行拥兵爱干的运动、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达到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官兵团结；在外围经常爱护群众运动，进行群众工作的教育，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达到军民团结。二种游击队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支部生活，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力量，必须把毛竹系的建党建军的思想在部队中开展起来，同时部队中还要担负建立地方党的组织。二种游击队都必须提高游击战争的艺术，进行军事教育提高军事技术。
    四、在江南广大地区内，还未能发展武装斗争的地方必须进行群众工作，发展秘密党的工作，进行合法的群众运动。必须放手发动各种各式的群众斗争，大大小小的由小到大的合法的不同的斗争，但一个目标是保护群众自己切身利益。今天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粮要草、派夫派款、以及敲诈压迫、奸淫骚扰，以及乡保甲长假公济私舞弊，在一定地区可能条件（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等。这个运动是要靠坚结（强）的组织去动员，用合法的方式在适当时机，也可以配合非法的斗争，但非法斗争不放弃合法的一面，斗争靠群众来支持，合法斗争在国民党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合于大众习惯的法，合于人情国法之法，以至合于国民党之法均可，只要能领导群众起来对运动有利就采取他。但到了对运动有阻碍时，必须冲破合法可以采取非法，这是必须了解非法合法是可以互相配合的，不是相对的东西。争取两面派，创造革命两面派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要）善于领导合法斗争，善于运用两面派工作，以孤立敌人，团结多数，保存自己，开展斗争，开展革命的群众运动。
    五、江南党的建设问题（对于地方上的党），应注意以下问题：
    （1）现有党的组织应该十分注意教育与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提高阶级观念与群众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懂得党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彻底反帝反封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并为这条总路线而坚决斗争。使我们的党我们每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能生根，都有能力领导千千万万的群众，实行革命斗争，发展革命力量，取得民族解放、民主解放、社会解放。就是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群众性的党，是彻底革命的党，使得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都具备着党性，坚强而有工作能力，有领导力量，有千千万万群众拥护，能够而且应该负责完成革命的最后胜利。
    （2）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发展党的组织。在所有江南地区（甚至在其他地区）城市与乡村，都需要找线索、找机会去发展党员，去建立党的组织。在发展党员中要注意政治上纯洁，一开始就要担负党给予的工作，起党员的积极作用，能去争取群众去开展革命工作，同时要在群众运动中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3）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要十分注意秘密工作，要使我们党员在国民党的反动环境中能够生存，能够进行革命活动，要学会在秘密工作中的合法斗争。要注意一个党员要能够以群众面目出现，运用社会条件去争取群众。就是说党员应该很自然的造成群众爱戴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表示组织形式的，而是在经常为群众做好事为群众信赖与拥戴的。只有这样的党员与组织，才能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中生存与开展革命活动。
    （4）在国民党地区发展党，以地区来说则要到处去发展党的组织，要力求其普遍发展；但以一个乡村或市镇为单位来说，则党的组织要十分精干能起作用。求质量不求数量。
    （5）秘密党的组织，要注意知道其在党的政治原则下，自觉自动的进行革命活动。不要琐碎的联系，来往频繁，暴露目标，才能保持党的巩固。以上望加以讨论研究执行。
    华中局。
    七月一日。
    “七一指示”如同一盏夜明灯，为孤悬敌后、正在艰难情势中英勇奋战的全体留守干部战士指明了前进方向。熊兆仁、倪南山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和学习“七一指示”，决定由熊兆仁、倪南山率骨干40多人，携较好的武器装备，向皖南前进，准备与坚持皖南斗争的胡明会合；苏南由太鬲工委书记孙章录负责，张晖、胡求真等人率一支十几人的武工队留在苏南，坚持斗争。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熊兆仁、倪南山一边率领部队向皖南方向发展，设法寻找胡明领导的皖南地委，一面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向敌人薄弱之处进攻。其主要的军事行动有：
    ——组织优势兵力，在太鬲工委的支持下，二次打太华。在太华附近的大涧，有个敌人的据点，江苏省保安团的一个营就驻扎在大涧的一个祠堂里，他们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封死，只留一个大门出入，同时又封死从西到东通向皖南的必经道路。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熊兆仁带领队伍如同猛虎下山，迅速包围了大涧敌据点，并发动猛烈进攻，很快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击毙敌连长，缴获轻机枪2挺，长枪50余支，短枪3支。十几天后，熊兆仁得知江苏省保安团一个连回张渚镇，就带领部队在太华附近的大山口设伏，痛快消灭敌人一个排，击毙敌连长，缴获轻机枪1挺。
    ——以少数兵力，打下了太湖边的独山乡公所，打死敌保长，缴获长枪五、六支。接着又打下了金塘乡公所，俘获乡长以下十五六，缴获长枪十几支，武装了当地武工队。复又打下了广德、溧阳交界的金鸡介。这里的反动势力猖獗，他们勾结恶霸地主，把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用十字架钉绑起来，处以酷刑。还设置哨卡，盘查路过行人，群众深恶痛绝。一天傍晚，熊兆仁带着部队冲下山去，摧毁了金鸡介的敌人据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9月，熊兆仁和倪南山率领队伍在向皖南前进的途中，联络到郎广工委的许道珍，召开郎广工委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七一”指示精神。通过学习和讨论，干部和战士提高了认识，打消了等待和观望念头，树立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思想。很快，郎广工委抽调干部，进行恢复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在郎溪南部山区的姚村等地开始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发展民兵，建立农会等群众组织，通过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扩大了工委的武装。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为1947年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9月20日，在郎广工委的配合下，熊兆仁利用中秋节的有利时机，率部袭击郎溪毕桥乡公所，当场击毙反动乡长江世云，缴获步枪11支，子弹数百发，筹集了一批布匹和钱，解决了当时干部战士没有被子，没有洗换衣服的燃眉之急。
（六）

    打下毕桥乡公所之后，于九、十月间，郎广工委两次派宣城县委的彭海涛带一个小组和熊兆仁写给胡明的信，到宣（城）郎（溪）宁（国）交界地区寻找皖南游击队的行踪。另派孙朝庭等人隐蔽在从郎溪葛子庙到宣城水东附近的一个山坞里，专事联络皖南游击队。不久，泾宁宣县委书记吕辉正好从泾县参加皖南地委会议回来，熊兆仁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孙朝庭与吕辉联系，向吕辉转交了熊兆仁写给胡明的信。吕辉将接应熊兆仁、倪南山的任务交给了喻家顺、周明火和张超三同志，他们3人经过化装，由宁国东岸、港口来到水东，找到了正在那里等候消息的彭海涛、孙朝庭等人。次日，孙朝庭带着他们3人到郎溪许道珍处，见到了熊兆仁和倪南山。
    自江南新四军北撤后，苏南和江南留守坚持的部队，经过整整一年的苦战，终于冲破千难万险，就要实现皖南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苏皖会师”了。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新四军老战士喻家顺曾回忆说：
    苏浙皖边特委熊兆仁、倪南山接到华中分局“七一”指示后，急于和皖南地委会合，但此时双方都处于秘密游击状态中，想要会合是很难的。熊兆仁把任务交给彭海涛，要彭先和我们联系上，再由我们和皖南地委联系。彭海涛派了一个化名姓马的，把信放在鞋子里化装来和我们联系，被我部化名老高的王成发同志抓了起来。老马说他是从宣城来这里看看玩玩，我们很怀疑，因为宣城和我们地区都出了叛徒，他究竟是不是特务搞不清。王成发把老马打了一顿，要老马交代，老马死不讲，我们只好去涌溪找吕辉。吕辉晚上赶到板桥，也觉得此人可疑，但他和胡明都知道苏南部队要过来，胡指示吕要注意。老马看到我们工作和午间学习（这是我们的习惯），认准了，就说自己是新四军，从苏浙皖边司令部派来的，并把彭海涛的信给吕辉看，信立即交给了胡明。胡找我们谈话，要我们一路化装去接熊司令。我们8月下旬动身，我、周明火、张超，还有老马，一行四人，2支手枪，化装成农民，从水东和孙埠中间插过去。9月中旬回到板桥。
    我们从水东向北插入东北山里，找到了彭海涛，彭非常高兴，把我们带到郎溪，又到广德，张思齐、许道珍要我们休息，他们派人到苏南司令部。一星期后，司令部派人来了，来人找我谈话，看看我带来的信，问我皖南的情况，我说详细情况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我们泾旌宁宣根据地，还有刘奎、唐辉、洪林各一块根据地。我们地区比平原环境好，虽然出了叛徒，但地区还很稳固。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走，他们说等几天，原来他们要打毕桥乡公所。几天后，打下了毕桥后，熊兆仁、倪南山就带队伍和我们一起出发了。我们第一站插到郎、宣交界处的燕村休息已是中午。倪参谋长问我，到安全地区还有多远，要远就不去了，我骗他说只有三、四十里。我和周明火商量了，讲真话他们就不走，平原打仗有困难，这些老战士是骨干，牺牲了太可惜。司令部有60多人。到宁国朱麻店吃晚饭，这时已走了50多里，还有有50多里。到了百果树他就骂了，一气骂了我五、六里路，怀疑我，不要我离开他们。他还问我可是共产党员，到了晚上9点钟，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安全地带章家湾，我说这里可以休息了。一条小山冲，只要几条步枪就可以封锁。倪参谋长问我到底有多少路，我说有110多里，讲了真话他不来了。他说是的，他又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说没关系，为了完成任务，挨骂不要紧
    第二天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了，但是司令部决定不走，先派张超和周明火回去送信，其余人留下来洗衣服、洗澡、理发。吕辉得知消息赶来，接我们到板桥会师，老百姓自动地放鞭炮欢迎我们。
    1946年10月（农历八月十九日），熊兆仁、倪南山率领苏南部队到达宁国板桥后，配合吕辉打掉了东岸乡公所和上坦碉堡，进行了板桥西湾阻击战。由倪南山直接指挥的上坦战斗，一个早上就消灭了十几个敌人，成了苏南部队送给皖南游击队的一份见面礼。上坦战斗结束后，熊兆仁到樵山见到了胡明，向他递交了华中分局的“七一”指示，介绍了苏南部队突围前后的情况，胡明也向熊兆仁介绍了皖南的情况。
    11月，皖南地委在泾县濂坑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七一”指示精神。胡明、熊兆仁、杨明，洪林、刘奎、唐辉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按照“七一”指示的要求，加强了苏南、皖南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苏皖军政委员会，胡明任书记，熊兆仁任军事部长，原属苏浙皖边特委各工委统归苏皖军政委员会领导。会后，胡明带3名警卫员和1个班战士，护送熊兆仁到涌溪，与倪南山带领的20多人会合。
    随后，熊兆仁、倪南山带着来皖南的干部和战士，回到广德，找到了郎广工委，向他们传达和介绍了皖南地委十一月会议精神和“苏皖会师”情况。熊兆仁根据苏皖会师后的形势，结合苏南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间的工作进行了新的布置：
    ——苏浙皖地区游击队主力去皖南，各工委组织武工队，适当集中武装力量，不断争取小的胜利鼓舞群众。苏浙皖边除巩固和发展原有地区外，太鬲地区向溧阳南部和浙江方向发展，并把宣（城）长（兴）公路以北地区划归太鬲工委领导，郎广工委向浙西和宣宁边方向发展，为与皖南地委连成一片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向着创造根据地的目标前进。
    ——将广北地区及干部武装划归太 鬲工委领导，太鬲工委书记孙章录的领导位置从宜北转移到宜兴南部和广北山地。1947年2月，华东局国区部派遣钱敏同志到达宜南地区，与孙章录会合，组成新的苏浙皖边工委，在皖南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和发展壮大苏浙皖边游击根据地，直至大军渡江，与三野第七、第九兵团会师宁国、广德，苏浙皖边区完全解放。
    1947年1月，熊兆仁、倪南山、程灿等率领40人的骨干队伍，回到皖南，在泾县樵山与胡明第二次会合。皖南山地、沿江和苏南部队“三军会师”，武装力量达到800多人，分散的游击队开始互相沟通，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1947年皖南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序幕。
二十三

    1947年3月，皖南地委在樵山荷花坑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部署大发展工作，胡明、熊兆仁、杨明、刘奎、倪南山、洪林、吕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的斗争任务是：认真贯彻“七一”指示，抓紧当前有利时机，打通思想，克服地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创造主力，迅速转入大发展阶段。怎样才能实现大发展的局面呢？胡明回忆说：“当时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打好几次胜仗；第二，采取什么斗争方式把群众发动起来？”
    “荷花坑会议”后，洪林发动民兵200多人打旌德县大礼村乡公所，把敌人的碉堡围了起来。这是一座13层的宝塔，敌人住在宝塔上面，下面的两层里储存有大量物资。由于敌人居高临下，不易消灭，洪林决定使出他的拿手好戏“火攻”，他从大礼村街上搞来了煤油、木材、棉絮，又搞了许多干柴，堆在宝塔的下面，乘着夜色的掩护，一把火把敌人烧得从宝塔上直往下掉。几天后，洪林又带领队伍攻打旌德孙村乡公所，孙村的敌人怕洪林在用火攻，早早在据点的后面挖了逃跑的洞口，游击队一到，就从洞口溜之大吉，却没想到，洪林守株待兔，派人隐蔽在通向洞口的后山上，缴了几个逃跑敌人的械。
    春末夏初的4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迫切需要粮食。唐辉建议地委派特务连到绩溪一带开展活动，寻找打仗目标，相机发动群众。地委采纳了这个建议，胡明、熊兆仁、唐辉遂带领部队向绩溪前进。途中，游击队打下了庙首和白地乡公所。占领庙首后，游击队打开国民党仓库，让群众分粮。但庙首是敌占区，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从国民党仓库里挑出几担稻子堆在马路上，群众还是不敢要。这时，一个小孩上去装了一畚箕，大家才跟着抢了起来，把仓库里的粮食都抢光了。这件事给了胡明、唐辉等人很大的启发，感到抢粮是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唐辉建议胡明到基础比较巩固的绩溪九华乡搞抢粮试点。胡明等人决定，从积极分子入手，团结广大群众，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动群众开展抢粮斗争。当时，处在游击队的控制下的九华乡有七个保，5000多人口，但只有3000多亩土地。在游击队的掩护下，那些饥饿的群众，打开国民党仓库，分掉了五、六百担粮食。游击队将这一成功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方式称之为“破仓分粮”。九华抢粮斗争取得胜利后，为扩大影响，巩固九华抢粮斗争的成果，游击队在熊兆仁、唐辉的带领下，又发动了九华乡周围的坑头、伏岭下等几个乡的群众“破仓分粮”，调动了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但这些斗争惊动了绩溪县城的敌人，他们组织了四、五百人向九华乡一带进攻。游击队继续采取“外线穿插”的游击战术，迅速地转到宁国，出其不意地吃掉了宁墩乡公所，缴步枪14支，冲锋枪一支，快慢机枪2支。随后，游击队再杀一个回马枪，掉过头回到绩溪，打下了杨溪乡公所，缴枪八、九支，炸药一部分。接着，游击队又“围魏救赵”，攻打绩溪县城，以支持九华等乡群众的抢粮斗争。1947年5月下旬，唐辉带领游击队打进了绩溪县城，捣毁了县党部和特务机关统调室，烧毁了文件，缴获长短枪4支。进攻九华的敌人听说游击队打进了县城，赶忙撤回，而游击队早就不见了踪影。从此，绩溪县城的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城了。
    九华抢粮后，皖南地委活动的中心区域泾太旌绩边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起来“破仓分粮”，在进行抢粮斗争的同时组织起民兵，用武装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此时，熊兆仁带领主力回到樵山，向洪林传授了“破仓分粮” 经验。6月上旬，洪林带着游击队和1000多名群众，全歼马渡桥乡公所碉堡内的敌人，缴获步枪、机枪20余支。群众把敌人仓库里的100多担粮食一起分光。6月下旬，泾县西乡11个保的1000多名群众，在两个小时内，把孤峰500多担粮食分光；接着，黄村一带5个保的七、八百名群众，在一个小时内，把泾县大坑的六、七担粮食抢光。以后，各武工队在云岭、平原、黄村、花林、雷塘、余家、大坑王、李村等地，带领群众开展抢粮斗争。风起云涌的抢粮斗争，鼓舞了群众，吓坏了敌人，惊呼群众分粮斗争是“一次大暴动”。
    很快，沿江地区的抢粮斗争也普遍地开展起来。在泾青南贵游击区，朱农领导的铜青贵县委把大规模地组织群众抢粮斗争和革命形势的需要结合起来，组织群众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政权，从南陵的刘店到泾县的汀潭、北贡、云岭、中董村，一直到青阳的乔木湾、宾阴、杨田、东堡、杜村、陵阳、南阳等地，一处点火，到处燃烧。短短几个月内抢粮100多万斤。除发动群众抢粮外，县委还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引导群众同地主恶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青阳二酉保搞了“清算积谷”的试点。这个保有个大地主，掌握了一批积谷，县委发动群众召开清算大会，周围乡保派干部参加，一次清算积谷1万2千斤，由农会分给贫苦农民。清算积谷斗争的胜利，使二酉堡的经验在周围几个乡迅速推广。几天之内，就有25个村庄组织了农会，开展了清算积谷的斗争。此后，在县委的支持和倡导下，各乡成立了“保家队”。泾青南地区在“保家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四五千人的民兵队伍，还动员青年参军。仅中村董一天时间内就组织了一个连80多人的队伍。
    在郎广地区，数十天之内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抢粮斗争。1947年5月，苏浙皖边工委发动群众500余人分掉郎溪盆形山仓库大米1万8千斤大米；同月，动员广北、山北群众300余人，分掉广德双溪里仓库大米1万七千斤；第三次是动员广德花鼓、誓节、柏垫三乡群众1000余人，分掉大范村仓库3万斤大米，7万斤稻子。
    抢粮斗争，不仅解决了群众最为急迫的生活问题，更对人民群众起到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从4月份在庙首分粮开始，到7、8月份形成高潮，先后参加抢粮斗争的群众达10万之众。整个皖南地区以“破仓分粮”为动力，在抢粮中同时摧毁国民党政权，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相配合，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发动起来，从建立农会到建立县区乡级政权，从组织保家队和民兵，到动员青年参加主力部队，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形成了大发展的胜利局面。仅6月到9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绩溪国民党政权摧毁了8个，太平被摧毁了三分之一，泾县更普遍。民兵则由6月初的1000多人，发展到10000多人游击队也从年初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缴获几十挺机枪，长枪700多支。大发展局面形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正如皖南地委《九月会议关于今后方针任务》所总结的那样：“皖南过去是孤立的游击战争，所以这种向群众性游击战争方向发展的现象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它说明，皖南人民被普遍地发动起来了，一个新的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二十四

    1947年6月，皖南地委收到华东局的“三八”指示，它给皖南地委提出的总方针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在苏浙皖赣广大地区，开展积极的艺术的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这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上级党指导皖南游击战争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三八”指示由抗战胜利后北撤的孙宗溶带回，并协助胡明在皖南传达和贯彻。
    1947年3—4月间，解放战争已进行了8个月，在正面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此时，为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为此，华东局成立了国区部，由原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负责。莱芜战役后，曾希圣派熟悉皖南情况的孙宗溶返回皖南。出发前，在曾希圣的主持下，孙宗溶学习了1947年3月8日华东局写给皖南地委胡明的指示信，并进行了讨论。1947年5、6月间，孙宗溶经上海到皖南，将携带“三八”指示和密码、介绍信各一件交给了胡明。
    “三八”指示首先高度评价了胡明和皖南地委坚持皖南斗争的历史贡献，盛赞胡明自主力北撤后，“单独坚持皖南阵地，长期坚持艰苦斗争，不愧为党的模范。”“最近钱同志送来十一月十日报告，得悉你们在去年前八个月的斗争中，不仅不以主力北撤而受到影响，且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围剿，得了不少缴获，更有新的发展。华中屡次给你们表扬，是非常需要与正确的。后来又与熊部打通会合，取得‘七一’指示，工作又有新的布置。”
    接着，“三八”指示进一步精辟透彻地分析了当前的国内革命形势，十分准确地预测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走向，向皖南地委提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指出“由于去年的和平与自卫斗争，国内外的形势有了大大的转变，民主革命高潮已出现前夜，全国胜利已为期不远（另有饶政委报告）。在这一形势下，你们艰苦斗争与作用意义以及今后任务无疑的强大了。革命形势已进入高潮接近明天，正是一切斗争的总方向。正面战场已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许多战区逐步取得主动，即蒋美认为最关重要，采取孤注一掷的华东战场，亦因苏北、淮北、鲁南、胶济的连续大胜利，却基本取得主动了。全战场的全面反攻，是三五几个月的事情了，但是要全面胜利及协助正面反攻，则尚需革命平衡发展，即是说蒋管区要普遍开展一切斗争，要开辟第二战场，使卖国残民统治者到处陷入困境，前后遭受夹击，而迅速走入坟墓。在这一形势下，你们处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皖南不仅本身有黄山山脉的依靠，且有闽、浙、赣、赣东北的山地，东有苏南广大平原，北有大别山，这些地区有苏维埃的传统及有八年抗战的基础，又扼长江交通线两侧，有广大发展前途，有配合正面战场重大作用。同时你们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锻炼，已经过顽敌多次围剿，工作有基础，现敌顽正规军又全面调上前线，正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地带，也是你们大发展的最好时机。”为达此目的，“三八”指示要求皖南地委根据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关系重大的十一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意见。
    （一）要从思想上深入动员。因过去你们分散隐蔽方针今天变成大胆放手的游击战争，是斗争的新阶段的转变。如果首先不从思想上打通，可能发生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必须深入解释，在这里必须：
    1、切实根据饶政委报告，在全体指战员中反复讲解讨论研究，使每个同志均能了解，大胆放手发动游击战。根据钱同志谈，目前皖南群众要求我们打仗，就是（即使）因打仗而受到反动派的摧残，也不埋怨我们，这是最好说明时势变化的例子。
    2、要根据皖南的特点说明大胆放手开展游击战有利条件。
    3、指出大胆放手（发展）游击战的内容，绝不是以现有游击队孤注一掷，盲目不因群众的去打坚固据点，而是以积极的艺术的游击战，来影响和发动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击障碍群众利益的反动势力，所以群众的视线均集中在我们身上，故必须以积极的游击战才易影响群众的斗争情绪。
    （二）必须改变过去的组织形式。由于斗争方针的转变，组织上必须根据这一需要有所改变，这里应注意的是：
    1、建议一个至两个主力游击队，在战斗作风上，军政纪律上均能成为模范，故对干部人员，武器弹药的配备均应注意，以此来推动其他。
    2、在每一个地区均应建立一个基干队的游击队没，作为该地区主力以坚持斗争，同时影响各个游击组。
    3、领导机构亦需适合斗争需要，把地方工作与游击战争适当分开，以免部队行动而影响地方工作。
    4、充实扩大现有游击队，把埋藏武器挖起来，并需设法扩大充实武装力量，以壮大部队。
    （三）创造根据地。游击战的目的在建立根据地，同时游击战争的发展，又必须依靠根据地的建立，故根据地之非常重要，必须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即开展根据地的建立。但根据地不是单纯的游击战可以打出来的，必须配以群众利益的斗争，组织起群众，推翻反动封建统治，才能建立起人民的政权。在这里首先是在现有地区实行简租减息、不缴粮、不出丁的运动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其次以游击战与群众斗争两支（力量）武装去开辟扩大根据地。但根据地在开始仍需采取隐蔽的，统战的，不求名誉而求内容，不求铺张，而求实际，同时要划分几种不同地区（如抗战时期中同情区、坚持区、巩固区、发展区等......），采用不同方法来建立，不能千篇一律。报告中所谓隐蔽分散为主、以大力开辟为次，是缺乏明确的方法，只有把不同地区，不同作用，采用不同方法，才是最实际的。
    （四）要抓紧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根据地的环节。大胆地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根据地，当然依靠现有的地区与现有的游击队，但还要使其大大的发展，才能担负起总的任务。这里除不断的打胜仗外，就要依靠如何去组织民变，并使之转入成为坚持性的游击战，同时依靠于如何去组织兵变，又从兵变中转变为游击队，这是两个发展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主要环节，必须有专门人才，专门机构来进行。党着民变兵变成熟时，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一切手段去支持。最主要的民变，必须有武装斗争支持和帮助兵变，必须农民掩护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转成游击队。同时，兵变绝不能勉强，只有启发其觉悟而达到成熟时才能发动，否则是很难成功。
    （五）加强游击战术的研究。游击战术与放手发展游击战争，有着重大关系，如果游击战不能经常取得胜利，或付出代价过大时，则游击战争的展开，必然受到其影响，故必须争取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前提。因为游击战术上必须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游击战争的部分，即如何弄清情况，突然袭击，使用优势兵力，布置内线，声东击西，零整变化以及“十六字诀”......等。这些原则，除一般的处理外，必须从实战经验中去体会。最近发明爆炸战术，以爆炸代替炮兵，来打破敌之乌龟壳政策，收效极大，应好好研究准备。
    （六）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作（为）斗争的呼应与掩护。这里包含了一切反蒋势力，一切动摇中间分子，均在争取之列，对刀会、土匪要争取为我用（我占优势地方不能让其放肆）。对一切人士均不要拒绝其进步要求。但国民党特务经过法西斯教养的，不能忽视，最近更异想天开利用张国焘、郭潜、涂振农等......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指挥其割地组织支部，从政治上来破坏我们。这些叛徒多在皖赣地区活动，因此更应该提高警觉性。在内部应严密组织，不能接受那些来路不明的人员，但又不能因此而阻塞进步人士的道路，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指定一定任务一定地区，让他们从行动中证明其好坏，经过长期考察，以决定去争取，不能稍微马虎。
    （七）开展群众中宣传教育工作。皖南群众长期处于蒋顽镇压下，过去我们皖南又曾两次大损失，目前摆在面前的又只有不大的游击队，因此常有我们力量不够，常有观望态度。这里除依靠积不断的小胜，以鼓舞群众，并普遍暴露蒋介石独裁卖国及一切残杀的恶行以仇恨外，更应通俗地解释目前形势，宣传我们伟大胜利，说明不久就要反攻，以及蒋介石快要死亡的道理，在广大群众中造成改朝换代新空气，以打破群众认为我们力量不够的观念。
    （八）干部问题。要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大量干部，我们正在设法陆续给你们必须的干部，但基本上还是依靠你们从各种斗争中去提拔选择，也只有这种干部才能与群众密切联系没。你们游击队员都是老的，要大胆放手提拔。同时过去川军散在皖南战士、班长一级人员尚多，应设法争取，只要加强教育，加强领导，仍是可以的。
    （九）要积极筹款。经济对战争有着重大关系，必须多方设法筹款。从敌人交通线上贮藏仓库去争取是最主要的办法，其余营业收税打借条等．．．．．也不宜放松。皖南土产甚多，可在外围市镇开行，办法可以与根据地同情分子合股去干，借款则应面向大地主及反动派家庭，不能侵害中小农民及中间分子，吊打行为应严格禁止。万一为了需要，只要不损我党我军名誉，任何办法都可以使用。我们认为只要能够发展游击战和建立小块根据地，必须解决经济困难，故不能以经济困难减低开展游击战的信念。
    （十）不要放松恶劣环境的打算。皖南及整个蒋管区均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发展，但当我得到较大胜利，敌人受到相当刺激时，集中当地反动武装以致从较近地区抽调正规军一部来对付我们一点是可能存在的。同时敌人又在正面战场受到更大损失，而缩短防守时抽出若干兵力清剿其后方游击区可能也仍然存在，故事前应该看到此点。但绝不是以隐蔽分散的办法作我们的对策，而是依靠广大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斗争有回旋之余地与群众拥护，不会陷于狭小地区。因此我们开展游击战争时，即应组织武工队，散布到浙、赣、赣东北方向去。
    （十一）发展方向与地区的划分。总的目的，是发展苏皖浙赣广大地区的游击战，到创造为根据地，总的方向，应以赣东北为主，浙西天目山为次，对苏南则建立起隐蔽分散的游击小组。为了适应这一任务，可以将现有地区划分为以下几个单位：
    第一、以黄山周围根据地为基础，包括歙、太、旌、绩及泾南、石东、宁西，将这一地区创建成为第一个中心基地，向浙赣淳安、遂安、昌北方向发展。
    第二、以黟县游击区为基础，积极开展祁门、休宁的游击战，进一步向赣之淳、婺等县发展（这里主要的闻扬文干部虽受损失，但还有不少干部隐蔽在民间，望设法并慎重的联系），创造为第二中心根据地。
    第三、以现在青、繁茗山为中心，包括青、铜、南、贵、石。西部向东流、至德及彭泽湖都昌发展。
    第四、以繁昌、南陵为基础，包括当涂、宣西、泾北为一地区，除加强现有游击战外，应注意沿江一线及宣南等平原地区与隐蔽分散的武工队及城市交通工作。
    第五、以现有广德、郎溪为基础，包括宣宁东部、除加强现有游击区外，应向天目山及浙江积极发展。
    “三八”指示内容丰富，涵盖了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和干部培养以及前进方向、工作目标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精神归结起来，就是要求皖南游击队从分散的游击状况走上公开的放手发动群众，从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发展力量，从单纯的游击战争转向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战争，这对皖南的同志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斗争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三八”指示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坚持皖南斗争同志的意志，它所提出的“开展积极的艺术的游击战争”，更是体现了游击战争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的新创造。
    皖南地委收到“三八”指示，立即于1947年6月在泾县水岭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次月初，胡明、孙宗溶、倪南山3人到太平龙门，召集沿江地区杨明、刘奎部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地委六月会议和“三八”指示精神，传播了各地正在开展的抢粮斗争经验。根据“三八”指示提出的“发展苏浙皖赣广大地区游击战争”的要求，“龙门会议”对皖南各地党组织作了重大调整，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抢粮斗争，壮大武装力量，建立人民政权、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总方针。
    “龙门会议”期间，游击队取得了围攻龙门乡公所的胜利。从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皖南时期开始，太平县的龙门乡就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此时它更是泾太石边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有碉堡、有机枪，守敌五、六十人，力量比较强。游击队发动民兵，封锁消息，对龙门围攻三天。龙门国民党乡长胡白衡比较反动，带领敌人顽固抵抗。游击队一面采取政治攻势，派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去劝降，一面采取军事行动，终而逼敌全部缴械，共计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1支。龙门战斗胜利，激发了皖南山地和沿江地区军民更大的斗争热情。
    “龙门会议”是转变皖南形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各地群众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全皖南各游击区的大发展进入高潮。在泾青南、黄西、苏浙皖地区，游击队都打了许多胜仗，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武装。
    1947年10月2日，华东局在给皖南地委的电示中，赞扬说：“皖南军事胜利，部队发展，群众抗租抗债反奸清算广泛进行，我控制大部农村，甚好甚慰。”鉴于当时刘邓已完全控制了大别山，陈谢控制豫西，长江以北地区大部为我控制，全国局势起了基本变化的形势，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委乘机加紧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向南、向东，深入向敌人薄弱处发展，创建根据地，以便粉碎“蒋匪”之进攻，为将来主力之南进准备基地。华东局还要求皖南地委“必须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已由民族战争、减租减息进行到今天的国内战争、土改的新阶段，在战略上是起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今天党的建设与干部政策必须百倍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基础，必须坚决改变过去中富农占优势领导地位的组织基础。一年来许多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工作不深入，地区不巩固的基本原因，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不强，组织成分不纯所致，皖南党必须以此为戒。”（《皖南曙光》，第183-184页）
二十五

    分界山是旌绩交界的一个小山村，徽水河从村前自南向北静静地流去，流水吻着河床上褐色的卵石，卷起一片片银白色的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河的两边，群山连绵。只有一条小马路沿河绕村而过。
    地委六月会议一结束，参加会议的旌绩县委书记和游击队负责人唐辉就领着8名游击队员从泾县水岭出发，返回绩溪船形山根据地。6月21日，唐辉又来到枫树坞，与在这里活动的汪树之武工队会合。当天夜里，游击队得到情报，绩溪镇头敌人据点有8支枪翌日由旌德运回，途经分界山。唐辉心想，这可是敌人给游击队送上门的一件大礼物，不能不收，他和其他同志一商量，决定在离分界山不远处的马路转弯处设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6月22日一大早，唐辉率领18名游击队员和6名民兵，配步枪8支，手枪3支和土枪若干，从枫树坞秘密出发至设伏地点。唐辉和汪树之各带一个作战小组隐蔽在马路西的两个山包上，另由汪全桢率一个组隐蔽在徽水河东边的一个山包上，并派出游动哨向管家林和版书两个方向警戒。
    近中午时，国民党旌德县保警队第二中队周廷扬率一个分队36人，配机枪3挺，护卫旌德县长陈晓中回旌德，经管家林向分界山而来。唐辉得到哨兵报告后，判断敌情有变，但考虑到敌人并不知道游击队在此设伏，没有战斗准备，游击队有把握给其以措手不及的打击，遂决定仍按原计划消灭这股敌人。不多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伏击圈，唐辉一声令下：“打！”游击队和民兵从三个不同方向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遭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死伤数人，其余的个个惊慌失措，呼爹喊娘，一片混乱。周廷扬回过神来后，见东侧火力较弱，即指挥部分敌人用一挺机枪向西侧阵地反击，另组织大部敌人强渡徽水河，向东侧山包发动进攻。游击队和民兵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敌分队长在涉水过河时即被游击队击毙，周廷扬也被打成重伤，流血不止而亡。敌见强攻不济事，便派人赶往附近的将军庙乡公所，向旌德县城求援，约一小时后，驻旌德城的保四团第一大队一个中队从20里外跑步赶来增援。见此情景，唐辉指挥部队迅速撤离了战斗。
    分界山伏击战打死敌中队长周廷扬以下5人，伤敌6人，缴步枪2支，游击队无一伤亡，是皖南游击战史上唐辉指挥的又一以少胜多著名战例，产生的影响甚大。旌德县保警队受此打击，军心混乱，再也不敢轻易出城了。此后，敌急调保四团第一大队的另两个中队增援旌德以稳定秩序，接着，又撤换了旌德、绩溪两县的县长。另外，此仗不仅震动了敌人，也调动了敌人，减轻了敌人对芜屯路西游击根据地的压力，保护了路西地区群众分粮斗争的深入开展。
二十六

    1947年9月，与大别山隔江相望的皖南战略区，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影响下，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9月中旬，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带领游击队打下了皖南重镇茂林，委派镇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历时一个多月，周围几十里外的群众都来祝贺胜利，称之为“茂林小解放”。
    茂林村原名宋家坦，其改名茂林，始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一个叫吴惟辉的人感于茂林吴氏嫡祖吴安国“手植三荆于庭后”而有“茂林乔木”，绘制世系图谱，将宋家坦改名茂林村（拾风《茂林的来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茂林镇上有几千户人家，当时有“大大茂林镇，小小泾县城”的说法。
    1947年春，国民党安徽省保六团一个营盘踞茂林，占民房、筑碉堡，设岗放哨，乱捕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闹得鸡犬不宁，将茂林变成了反动派据点。不久，保六团调芜湖整编，由泾县自卫队两个分队接防。地委六月会议后，洪林根据地委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人民政权，开辟敌后第二战场”的工作方针，决定进攻茂林，拔除这一反攻据点。
    9月17日夜，洪林率县委警卫排在群众的支援和武装民兵的配合下，打响了进攻茂林的战斗。为保证战斗胜利，洪林派部分兵力控制了泾县到茂林的必经之路——凤村长龙岗，以堵截敌人的增援。另外派武装民兵把守茂林四周的要口。主攻部队兵分三路，一路由洪林率领，从正街冲进，其余两路分别由章春和孙连长率领，从上、下街头对进。
    驻守茂林的敌人也早有准备，他们把正街上的房屋商店都打通，使其和街头的碉堡相连，便于掩护进出。镇公所就设在正街中。镇公所的前面是一排商店，守敌把机枪架在商店的楼上。洪林率领部队进攻时，敌人的机枪居高临下向街上扫射，挡住了洪林部队的进攻。在这关键时刻，章春和一名战士从一家商店里搬出两大桶煤油和一些布匹，将布浸油点燃正街的一排楼房，屋楼上的敌军见势不妙，都逃进了碉堡，洪林率部包围了镇公所，里面的敌人拒不投降，洪林下令“火攻”，吓得里面30多名敌人赶紧投降。接着，洪林指挥部队向东溪河沿的敌人碉堡发起进攻，由于碉堡里的敌人火力密集，进攻部队再次受阻。情急之下，洪林派人背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二层浇了煤油的被条，点燃后冲到碉堡门前，烧着了碉堡。但敌人负隅顽抗，仍不投降。火势冲上碉堡的二层，敌人仅逃窜2人，余敌有的跳下摔死，有的葬身火海。攻克东溪河沿的碉堡后，洪林随即集中火力进攻村南的碉堡。由于此碉堡四周都是开阔地，不利火力发挥，游击队就架设机枪对准碉堡枪眼点射，将敌机枪手打死，但守敌拒不投降，洪林请来茂林社会威望很高的宗教界人士——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先生对敌喊话，劝其投降，可是敌人丧心病狂，开枪杀害了陆绍泉先生。游击队见此情景，群情激愤，经三天两夜的战斗，终于迫使敌人从碉堡里伸出白旗，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走出碉堡。同时，游击队在长龙岗也成功地阻击了敌人，打垮了从泾县县城出来的敌人一个分队的援兵。茂林围攻战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机枪2挺，步枪50余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庆祝胜利，皖南地委书记胡明，地委委员洪琪来到茂林，和洪林一起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群众数千人云集一处，欢呼声、炮竹声震天动地，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仿佛从茂林的解放中看到了整个皖南新生的曙光......
二十七

    在大发展的胜利高潮中，皖南地委于1947年9月在泾县涌溪召开了地委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强调集中主力，集中6个连成立主力团，向黄西贵池方向发展，与大别山相呼应。九月会议估计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争取继续大发展，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10月，国民党蒋介石因畏惧解放军渡江，加强了沿江防线，特调“剿共”王牌六十三师驻芜湖，该师一五二团驻南、铜、贵，一八六旅驻京芜线。这六十三师是皖南游击队的老对头、从1947年10月开始到1948年3月结束，敌在半年时间内，以六十三师为主，发动了对皖南的重点进攻。敌人先进攻樵山，接着进攻板桥等其他根据地。敌人仍然采用以前的老办法，对各根据地一块一块地“清剿”，企图把皖南地委机关和游击队主力部队搞垮。皖南地委及时向华东局汇报了情况，请示行动方针，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指示，皖南“各地区的游击战争，目前不在调动江北之敌，配合江北反攻，而在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既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引起敌人反抗‘清剿’，则应是对敌重要城镇采取隐蔽发展方针，对敌不甚重视地区及薄弱之地区则积极进击。只有如此，才能不致引起敌人之‘清剿’，但又能锻炼自己，解决敌人与扩大自己武装。”
    接着，华东局张云逸、邓子恢再次电示皖南地委：“在目前敌人正在加强封锁沿江防御及浙赣路以布置其江南防御线时，我皖南地方武装暂不宜向沿江作公开的游击活动，暂时也不要与大别山打通，否则会引起敌人加强封锁，对南北联系及今后大军渡江均属不利。因此对沿江地带除加强秘密组织外，皖南主力以转向浙赣边界发展为宜。”
    华东局接连给皖南地委和胡明的两封电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了皖南地委明确战略任务和发展方向的重要指针。其核心思想就是韬光养晦，隐蔽发展，积极为今后大军渡江争取战略基地。
    1947年10月底，胡明接到华东局的南进指示后，立即和熊兆仁、倪南山等同志一起研究，在军事上作出了“向东向南发展”的重大部署，决定内线留下一部分坚持，抽调主力，从11月开始分头向四个方向进军：
    第一路，由杨明率领向皖赣边进军。
    第二路，由倪南山率领两个连，进入黄山以西地区。12月，由熊兆仁、余华、罗白桦、倪南山组成皖浙赣前进委员会，熊兆仁任前委书记，向皖浙赣边前进。
    第三路，由唐辉率领，向皖浙边进军。
    第四路，由钱敏率领苏浙皖部队，向西天目山方向之广德、宁国、孝丰前进。
    在以上四路转向外线的作战方向中，地委将主要力量放在皖浙赣，打敌人之薄弱，以巩固黄西地区。1948年3月，杨明在皖赣之祁（门）、浮（梁）交界处开辟了新区。熊兆仁则率主力在婺源地区建立了立足点。随后熊兆仁、杨明等合兵一处，一直前进到江西上饶、景德镇附近。各路部队向外发展都比较顺利，成功开辟了新的立足点。进军皖浙边的唐辉部，派主力一个连向浙江淳安方向前进，一路节节胜利，开辟了不少新区。实践证明，“南进”行动使皖南革命武装转入主动，形成了进一步大发展的局面，敌人则更加被动，对游击队的“清剿”也成强弩之末。
    由于外线的胜利，对内线的坚持形成了有力支援。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集中力量对各根据地实行一块块“清剿”，致使敌人顾此失彼，游击队则灵活机动，声东击西，游刃有余。陈村战斗就是在内线坚持中发生的一次著名战斗。
    1947年11月4日，皖南地委令程灿率地委特务营二连到绩溪七、八都与皖浙工委书记唐辉所率主力部队汇合。程、唐汇合后，即在上金山召开皖浙区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部署内线反“清剿”斗争。会议决定由地方武工队和民兵配合皖浙边主力部队，于11月11日夜攻打敌人设在根据地内的蜀马据点（碉堡），粉碎敌人在蜀马长期驻防的企图，稳定群众斗争情绪。
    11月10日晚，唐辉、程灿率皖浙边主力部队一、二连近200人，从绩溪上金山隐蔽出发，穿过旌绩小马路到达大谷村的上观庵，向当地的民兵武装基干队布置了配合主力攻打蜀马的具体任务，令基干队于11日傍晚在旌德白沙埋伏，截击旌德联防队，并组织普通民兵在大谷一带放哨，警戒镇头方向敌人。王宗汉率武工队在金积岭埋伏，随时出击署马敌人。唐辉、程灿率主力部队隐蔽于陈村。
    陈村坐落在旌（德）绩（溪）边的万罗山东北麓，面对来龙山，为万罗、大獒交界处，距蜀马据点10多华里，离镇头约15华里，是蜀马到镇头的必经之地。白沙河的一条支流在这里发源，河两边山峰陡峭，茂林修竹。村口有一座古庙，跨溪而建，古庙名叫百善亭，又称大圣庙。一条小路经庙内折向西面山脚，沿着山间小溪蜿蜒至程家报应山，向前伸向长岭。
    唐、程率部队到陈村已是下半夜。指挥机关临时设在程四明家。部队一到，唐、程立即召集一连长舒梦雄、指导员王必达，二连长查国英、指导员许配林，布置部队抓紧时间休息，设好哨位。第一哨位设在长岭通往陈村的山口两侧的栗树岗上，由陈村民兵汪永金、汪灶明负责放哨。第二哨位设在距栗树岗约200米路东侧的陈家报应山降上，由部队负责警戒蜀马方向之敌。
    天快亮时，大谷基干队接到内线、芦水乡乡长城道淦送来的情报，告之11月11日歙县、绩溪、旌德三县联防队在镇头开会。大谷基干队即派民兵程兴金赶往陈村向唐辉汇报。
    果然，11月11日上午近9时，安徽省保三团第一大队和绩溪、旌德两县联防队近千人的“清剿”部队，自蜀马经上村干、长岭，沿白沙河进入陈村山口。此时，经一夜急行军的我方战士大部分还在睡觉，部队首长正在吃早饭。设在山口的民兵哨发现敌人后，立即撤往第二道哨位报告部队的哨兵。哨兵立即跑步赶往村内报告唐辉。唐辉、程灿紧急集合部队，分三路迎击敌人：西路由舒梦雄、王必达率一连两个排，携轻机枪一挺，在高椅形山岗上留下两个班，其余运动到大圣庙外的高窑坦山顶布防，设置机枪阵地。东路由程灿率二连向陈村斜对面的社屋上山降运动，欲占领钟形山制高点，唐辉率警卫班随后跟进。中路一个排由一连副连长甘国贞率领，在东西两路的策应下，从正面进攻敌人。
    当二连冲上社屋上山降时，敌人已接近水塘下的田块，其先头部队也越过大圣庙，占领了钟形山。社屋上的山降下是一片开阔地，程、唐决定放过敌人尖兵，命令各部队立即向敌人大部队攻击，甘国贞率部冲入开阔地，勇猛地插入敌群，展开肉搏，俘敌中队副以下20多人，余敌仓皇从原路退回。与此同时，敌后续部队在大圣庙南侧利用茂密的树林做掩护，向我疯狂射击，企图封锁游击队火力。见此情况，甘国贞率部冲向路东边的山岗，会合王必达部，与对面二连相互配合，构成交叉火力，向钟形山上的敌人猛烈射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一时间处于僵持状态，被俘的20多个敌人也乘机逃走。稍顷，甘国贞腰部中弹受重伤，被民兵转移至山背后的村庄。
    西路舒梦雄率两个排在甘国贞同敌人进行肉搏时，从高椅形、高窑坦两处山岗上向跟进的敌人猛烈开火，敌退守大圣庙。大圣庙处于拐弯处，成为死角，游击队火力够不到。敌后卫部队趁机冲上高窑坦外约100米处的栗树岗，转而占领长岭村背后山峰，一方面控制退路，一方面策应大圣庙里的敌人向舒梦雄部反击。
    大圣庙之敌在后卫部队的策应下派出小股敌人，利用茂密材草作掩护，偷袭游击队设在高窑坦山顶上的机枪阵地。连长舒梦雄、排长汪家杰（小林）率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硬是把敌人赶下了山，但汪家杰排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斗至下午2时，敌人仍旧占领着钟形山，游击队攻势受阻。面对这一不利战况，舒梦雄连长率领一个班，在高窑坦一个排火力的掩护下，从陈家报应山降右侧迂回运动到钟形山顶，抢占了这一对钟形山之敌构成致命威胁的制高点，组织火力对钟形山之敌进行攻击，舒梦雄亲提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东、中两路游击队阵地也用所有的火力集中攻击钟形山之敌，只见钟形山上弹飞如雨，硝烟弥漫，顽固的敌人终于支撑不住，拖着尸体，背着伤兵，向大圣庙溃退。大圣庙成了敌人的停尸场和伤病收容所。
    击溃钟形山之敌后，游击队二连和甘部迅速冲过开阔地追击敌人，敌人无法组织反击，遂从栗树岗山凹逃至长岭村背后，汇合后山部队，沿山坑小溪向外逃窜。
    这时，隐蔽在金积岭的王宗汉接到情报，派徐信仁带一个班佯攻蜀马碉堡，以接应陈村战斗。陈村的民兵也调至后山参加战斗。
    下午四时，游击队也因弹药不足撤出了战斗，向山里转移。地方党组织发动民兵打扫战场，掩埋阵亡战士。王宗汉率武工队和大谷民兵基干队负责护送伤员，交给村前民兵，转移到枫树坞汪树之武工队处，隐蔽治伤。
    11月12日早晨，天还没亮，王必达带着两名警卫员赶到唐家村，叫醒民兵队长唐立明，要他组织全村民兵立即到村前去抬伤病员，行动要快，免得暴露目标遭敌人跟踪追击。唐家民兵把十多副担架运道枫树坞时，天已经黑了。王必达和汪全桢把力气大、身体壮的民兵流了下来。13日，吃过早饭后，约莫9点多钟，国民党保四团300多名官兵又追到枫树坞，企图杀害游击队伤病员。民兵们在王必达和汪全桢的指挥下，一面抵抗敌人，一面组织担架队抬着伤员向石塔洞密林深山里转移。敌保四团已多次领教过游击队伏击战的厉害，怕追到深山里遇到游击队的埋伏，只好悻悻撤兵。
    陈村战斗是皖南游击战争中最激烈的、硬碰硬的恶仗之一。这次战斗，游击队在武器、和人员均处劣势的情况下，顽强奋战7小时，毙敌40多人（内有军官10多人），伤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5支，子弹3000多发。狭路相逢勇者胜。陈村战斗充分显示了游击队面对强敌敢打敢拼的大无畏精神，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皖南游击队敢打这样的硬仗，也说明他们经过长期战火的洗礼，更加成熟；陈村战斗给了“清剿”之敌迎头痛击，打乱了敌人对芜屯“路西”根据地的“清剿”计划，为“路西”军民反“清剿”和皖浙主力的南进赢得了近两个月的准备时间。陈村战斗后，敌人不知道游击队虚实，不敢再继续前进，只好缩回蜀马，向驻旌德的保四团第二大队求援，直到和该部敌人会合后，才敢离开老巢，经大谷向枫树坞一线进攻。
    陈村战斗给游击队的教训是，部队长途行军疲劳，放松了警惕，且未及时掌握敌情，使原战斗计划落空。
    12月中旬，唐辉、程灿率主力两个连从绩溪上金山出发，冒雪南征。20日到达黄富坑与戴吉祥部会合，接着连续打下深渡联防区署和昌溪乡公所，击溃偷袭黄富坑之敌，很快打开旱南局面。翌年3月，王必达又奉命率武装30余人，越过新安江，开辟水南地区，与浙江交界的淳（安）、分（水）、昌（化）地区，也有武工队活动。同月，皖浙南进部队实际控制的地区已有六、七个乡，活动范围达十三、四个乡，共缴枪79支，吸收了20多人参加游击队。政治上，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军事上，它牵制了国民党部队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皖浙边中心根据地及整个皖南的反清剿斗争；战略上，它初步实现了地委“向东向南发展”的战略意图，为以后皖浙边打通与浙东、皖浙赣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1949年1月，为策应解放军渡江，皖浙工委把武装斗争推向浙江纵深地区，很快在天目山以南，富春江以西的昌化、淳安等地打开局面，先后建立起12个村农会，12个民兵中队，控制了约6万人口的地区。同月，皖浙支队副司令员程灿率皖浙支队一部与浙江金华萧山支队会师，两军会师后在淳安歼敌保安队一个中队，在护送金萧支队返回途中，程灿在分水印渚埠不幸被冷枪击中牺牲。皖浙工委书记、支队司令员唐辉亲自为他修治墓道，撰写碑文，称颂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指挥员，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在各路部队向外发展的同时，地委机关也于1947年12月从泾太边的樵山转到黄（山）东地区，并成立了黄东工委，吴文瑞任书记。黄东是老区，包括从谭家桥、金坑到歙县的汪满田、绩溪的七都八都、旌德的王家庄一带，地委机关转到这里，与苏南、皖浙、皖浙赣前线部队和沿江诸地区的联系都比较方便，有利于协调指挥，因此成了渡江战役前皖南地委活动的中心区。
二十八

    至1948年3月底，敌人对皖南游击队的大清剿被粉碎。此后，敌人再也无力组织力量发动对皖南游击根据地的全面进攻了。但在这次粉碎敌人大清剿的斗争中，泾旌宁宣县委副书记吕辉不幸牺牲。
    1947年10月，由吕辉一手创建起来的泾旌宁宣根据地成立泾旌宁宣县委，王文石人书记，吕辉任副书记。为加强县委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各武工队抽调80余人，成立县委主力连，连长芮金生，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以宁国板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主动出击敌人据点，消灭小股敌人。在各地武工队的配合下，主力连成立不久，就攻打了宣城县杨村据点。在泾县太平坑，伏击了敌六十三师一个排，打死和俘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6支，子弹数千发。
    1948年元旦刚过，吕辉率领游击队正在板桥庆祝太平坑战斗的胜利，敌以六十三师为主力，纠集宣城、宁国两县自卫队，共计2000多人的兵力，于1月7日兵分两路，向板桥根据地发动进攻。游击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与敌人一部激战3小时后，主动撤出板桥，实行外线穿插，迷惑敌人。
    2月16日（正月初七），吕辉率领县委主力连从泾县涌溪出发，经旌德后村、龙头石坑到达塘坑。这个村约有十余户人家。部队进村时，已是深夜，战士们都很疲劳，吕辉决定在此宿营。安顿好战士休息后，有村民向吕辉反映，村子里的一个坏蛋在游击队进村时逃跑了。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吕辉凭着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判断这个坏分子一定是到宁国或旌德县城向敌人报信去了。吕辉按路程算了算，敌人接到报告派兵到这里，至少要到明天上午。于是，他吩咐连长芮金生：“现在不要惊动战士们，让他们好好休息。叫炊事员早作准备，明天天亮吃饭，饭后离开这里，让敌人扑个空。”
    第二天，天刚亮，游击队就吃了饭就动身，离开塘坑，经西草坞、哪咤庙，翻过麻雀岭，到达旌德宽岭，这是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离坑塘已有数十里路了。时近中午，吕辉命令部队休息，炊事员在群众家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继续行军。二排副排长冯忠和带领两个尖兵战士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队伍走到离宽岭五华里的蜡烛山时，与宁国县自卫队一个分队约三、四十人相遇。当时，天正下着小雨，山上雾气弥漫，敌人不知道迎面来的是什么队伍，便高声喝问：“我们是宁国自卫队，你们是哪部分的？”走在队伍前面的游击队尖兵机智地回答：“我们是旌德自卫队，自家人。”
    就在敌我双方互相问话的短暂时间里时，吕辉指挥部队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二排长徐本如和机枪手抢上前，架好了机枪，吕辉一声令下：“打！”游击队的枪声、手榴弹声顿时响成了一片。敌人遭突如其来的打击，又处在右边是沟，左边是山坡灌木丛这样不利的地形，四处逃窜，有的往山坡上爬，有的朝灌木从钻．．．．．．
    这一仗本来打得很漂亮，消灭了宁国自卫队一个排，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6支，掷弹筒1个，子弹数千发。但就在战斗接近胜利时，吕辉被敌人的冷枪击中，牺牲时，年仅26岁。
    原来，敌自卫队里，有两个叛徒，他们以前都曾参加过吕辉领导的游击队。叛变后，其中一人当上了宁国县自卫队副队长。因吕辉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暴露了自己的指挥目标，一个叛徒从吕辉“包抄山坡上的敌人，不要让他们跑掉！”的高声呼喊里，听出了吕辉的声音，就躲在山坡的树丛中，居高临下，射来了一颗罪恶的子弹，打穿了吕辉胸部。倒在血泊里的吕辉，仍以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同志喊着：“不要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别让敌人跑掉，我牺牲是......”
    战斗胜利了，全连指战员无不因失去吕辉而感到极大的悲痛，人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胡明在《忆吕辉》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他的部下和战友，“吕辉是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他最突出的品质就在于他具有共产党员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尤其在危难时，受挫折时，他不动摇不灰心，坚决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此外他谦虚，不骄傲，照顾大局，不闹本位，党的观念和群众观念都很强；他生活朴素，爱护群众，爱护同志。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英勇斗争的事迹和他的优良品质，在当地群众和与他一道做工作的同志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吕辉把自己的壮丽青春献给了皖南人民，他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质，成了他留给战斗过的泾旌宁宣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我们从宣城的行政区划图上，还能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为了永远纪念吕辉，宁国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将他的遗骸安葬在宁阳公园旧址，1963年又迁葬巫山岭烈士陵园。烈士的陵墓掩映在青松翠柏中，象征着烈士的英雄业绩和高尚品质与青山同在，永垂不朽！
二十九
（一）

    1948年4月，皖南地委在黄东工委所在地汪满田召开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任何地区都要放手发动游击战争，为大军渡江准备基地。会议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不管敌人如何猖狂进攻，他们的弱点无法克服，到处都有敌人的空隙，我们的基本精神是发展，坚决发展，坚决前进。但由于敌人不断向我反复清剿进攻，我们的发展是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清剿与进攻中间来发展力量，勇敢前进。其次，我们不能等待渡江，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我们的发展必须是自力更生的发展。”鉴于沿江地区的重要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1948年9月，沿江工委成立，孙宗溶任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洪为副书记，兼军事部长；陈爱曦为常委，兼组织部长；委员有李友白、许达抱等。旌泾太、泾宁宣二县委同时存在，直接归地委领导。渡江战役中，沿江工委配合大军渡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8年5月，进军皖浙赣的熊兆仁、杨明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年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熊兆仁向地委建议，以黄西为依托，成立一个大的皖浙赣工委。地委同意这一建议，皖浙赣大工委由熊兆仁、余华、罗白桦、杨明、倪南山五同志组成，书记为熊兆仁。
    1948年5月至9月，敌人集中兵力清剿泾青南和南繁芜地区，两地武装继续采取内线坚持、外线穿插的办法，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存了党在该地区的力量。
    1948年10月，敌新十三旅从沿江地区开入皖南山地，对泾旌太根据地进行清剿。洪林率领游击队和民兵在水岭对敌进行伏击。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歼敌100余人，缴六0炮一台，步枪70多支，轻重机枪各2挺。
    从泾县茂林到太平的谭家桥地区，是泾旌太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敌人集中力量对这一地区反复“清剿”。不管垂死挣扎的敌人采取什么“清剿”的花招，游击队始终对之以“内线坚持和外线穿插相结合”的游击战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神出鬼没，拖得敌人无计可施，筋疲力尽。
    至1940年初，皖南地委领导的武装以皖南山区为中心，在苏皖浙赣4省边界地区约40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稳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形成了皖浙赣、皖浙、苏浙皖、沿江和地委中心区五大战略区，并连成一片，主力游击队和武工队发展到7000多人，策应大军渡江的战略基地基本建成。
（二）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陈兵70余万于长江以南地区，企图以长江防线为依托，以长江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国民党政府将皖南地区划为第四、第七两个绥靖区，四绥区司令刘汝明，七绥区司令张世希，隶属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驻守皖南的国民党军队计有六十六、二十、八十八、五十五、九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0六、九十九共9个正规军和1个暂编纵队，以其中的7个军守备彭泽以东、铜井（马鞍山）以西长江南岸地区，以2个军加1个暂编纵队“清剿”皖南游击根据地，其中七十三军负责清剿黄山地区，一0六军负责清剿泾旌宁宣地区，暂编第一纵队负责清剿南陵、泾县等地。此外，为了确保江防，还以安东、太原、永嘉号等多艘舰艇，控制无为县土桥至铜井的江面，采取了封锁长江交通，禁止南北通航，冻结内河木排，增筑沿江公路，加强江防公事等措施。
    由于敌人重兵云集江南，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又从江北南迁，地方负担日益加重，苛捐杂税成倍增加，加上抓丁、拉夫、修筑公事，人民苦不堪言。在城市，敌人的横征暴敛，导致物价飞涨，百业凋敝，失业队伍庞大。城乡人民迫切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渡江。
    在内外交困、前后夹击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守备繁昌县狄港地区的敌八十七军军长马师恭，渡江战役发起前10天，再三请求辞职，没等命令公布，即将军务交给副军长，匆匆离去。敌中下级军官和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更是惶惶不安，泾旌太县委和皖浙边工委先后争取了八十八军和安徽保四团部分官兵起义。这些都是皖南以前未曾有过的新现象，说明国民党内部的失败情绪在与日俱增地发展着。皖南的天空就要云开雾散了。
（三）

    1949年1月8日，皖南地委发出“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接大军渡江”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形势特点，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蒋介石在江北的嫡系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东北野战军像潮水样汹涌进关，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数量上皆已超过敌人，华北、江北都即将解放，很可能在春季期间实行渡江局面。皖南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必须加紧政治动员，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加强武装斗争，做好地方工作，完成军鞋、军粮等经济任务。地方工作方面，提出要加强沿江工作，沿江工委要着重开展收集敌军情报和交通工作。其他地区主要任务是大军渡江后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掀起支援前线高潮。
    随着形势的发展，皖南地委估计渡江时间可能在春夏之交（4月），即于2月7日又发出补充指示，对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强调应特别着重党群工作的开展，发动群众以抗丁、抗粮、抗税为主，在国民党溃败或经过的地区发动抗丁、反拉夫、反奸淫掠夺斗争。广泛建立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在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上，原有党员进行统计编入支部，并注意发展党的工作，准备好区以上干部，注意物色、培养、提拔区以下干部。在武装斗争方面，因皖南解放在即，应避免一切不应有的损失，若情况紧张时，当采用一切的办法，保存力量，不打消耗、不打硬仗。大军渡江时，在一点或数点，举行佯攻，牵制敌人，便利我先头部队渡江。乘敌溃退时，应积极争取胜利，但要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仗。在思想上，应防止可能产生的麻木、疏忽，要发扬高度积极性，抓紧时间，发展力量，为大军南下做更好更多的准备工作。
    在战略措施上，地委一方面命令熊兆仁率领一部分南进部队从皖浙赣边回师皖南，在绩溪上金山集结待命；另一方面指示准备起义的安徽省保安第五旅驻扎在绩溪镇头一带，以便于机动。
    根据地委指示精神，皖南地委所属各工委和县委也相继布置了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苏浙皖边工委1月28日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补充指示》，要求所属分工委将所辖敌军部署、番号、装备、工事绘成简要地图上报。
    皖浙江工委2月在歙县岔口举行会议，分配了军鞋、军粮任务，成立了民兵运输及担架组织，加强了情报交通工作。
    同月，沿江工委在太平焦村石门坑召开会议，作出《为紧急完成迎接大军渡江任务的决议》，根据策应大军渡江的需要，对组织机构作了相应调整，将沿江总队改为沿江支队，由陈洪、李友白分别担任正副支队长，孙宗溶、陈爱曦分任正副政治委员；分别成立太石工委和青阳、南陵、铜陵、繁昌4个县委，明确了各工委和县委在大军渡江时的工作目标和责任，江边工作以芜湖至大通段为主，芜湖至狄港段由繁昌县委负责；狄港至大通及贵池方面由铜陵县委负责；青杨县委同时进行江边工作。4月15日，铜陵县委派游击队副指导员孙运松率2名侦察员，化装侦察敌坝埂头炮兵阵地，将炮的数量，型号及指挥机关位置，汇成草图，由水手赵邦根于4月17日泅水横渡长江，将情报送到江北待命渡江的部队手中，是为电影《渡江侦察记》的重要素材来源。4月20日，沿江工委得知大军渡江的消息，在泾县、南陵边的陈塘冲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出紧急指示，对军事、城镇等工作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
    泾旌宁宣县委2月上旬在蒋家山召开会议，决定各武工队在芜屯公路两侧，对调动的敌军及运输车辆进行袭扰，抽调一部分干部集中宣宁边和蔡村坝地区，控制平原。
    皖浙赣工委及皖浙赣支队在南进途中接到地委2月7日指示，立即由杨明、倪南山率一部分武装回师皖南，配合大军渡江，攻击南逃之敌。同时，做好接受城市的准备工作。
    各地还根据地委指示，采取各种措施，筹集军粮，赶制军鞋，尽力保证过江大军的物资供应。繁昌县委预征公粮10万多斤，在横山、三山、赤沙、黄浒设立临时军粮供应点，使解放军一过江就有粮供应。泾旌宁宣也采取预征公粮的办法，筹粮75万斤。太 鬲分工委接受国民党广德县邱村粮库存粮300多万斤，预征公粮5万斤，大军到达广德后临时借粮20多万斤，游击队原有的存粮3万多斤也拿出供应，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在广德北部地区聚歼南逃之敌8万多人。
    皖浙赣南进部队在上饶、开化、德兴地区，通过国民党乡保长和地方士绅，筹集军粮2000多石。绩溪路东工委征粮40余万斤，歙绩旌工委征粮30多万斤。各地赶制的军鞋，远远超过了地委布置的21000双任务。泾旌宁宣地区任务1600双，实际完成12000双；皖浙地区的路东工委和歙绩旌工委也赶制了11500双。
（四）

    1949年1-4月份，为配合大军渡江，牵制敌人兵力，以及为大军渡江扫除障碍，皖南各地区游击队积极主动出击，拔除据点，袭扰敌人。沿江支队先后拔除太平县的新丰、郭村、焦村，青阳的杨田，泾县的背屋里、汀潭，石埭县的乌石垄、夏村，南陵的三里店等敌据点，歼灭守敌480余人，缴获机枪9挺，步枪280余支。
    渡江战役发起后，繁昌县委所属游击队积极配合渡江先遣大队，占领有利地势，向敌人侧后攻击。他们剪断敌人的电线，使敌指挥中断，在有敌人据点的地方燃起火堆，为北岸大军指挥射击目标。
    皖浙地区路东工委武工队，在主力配合下，于1949年月底攻下了戈登、大障等据点，肃清了路东地区全部敌人。4月，皖浙支队全部由歙县南部返回绩溪，整编后驻扎在芜屯公路和绩旌小马路两旁，准备阻击溃退敌军。
    苏浙皖边区天西分工委武工队打下了宁国县的宁国墩；太鬲分工委武装拔除了山北、砖桥、西湖等敌据点。
    皖浙赣支队在拔除了婺源县的镇头店、甲路和休宁重镇上溪口等敌人据点后，回师途中迫使国民党休宁县地方武装向我投诚，并对屯溪实行封锁。省保安司令方师岳率部2000余人投诚。全皖浙赣地区地方武装先后解放休宁、绩溪、歙县大小据点18个。
    2月中旬，泾旌太县委游击队在茂林东北长龙岗伏击敌八十八军的一个运输队，缴获机枪1挺，步枪80多支，六0炮1门，弹药十余担。3月21日，又在李村毙伤敌一九二师2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军渡江前的3个多月中，皖南游击队共作战40余次，攻下大小据点30多个，解放农村大片地区，牵制敌人3个军的“清剿”兵力，控制了交通线，迟滞了敌人的退却和逃跑。青阳常备队起义后，控制了芜湖至青阳公路。保五旅起义后，协同皖浙支队解放旌德县城，控制了旌德、绩溪境内的芜屯路，为国民党在皖南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屯溪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三十

    这是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真实版本。
    渡江战役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军派八十一师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军部侦察科科长慕思荣，率军侦察营一、二连及三连六0炮班、七十九师、八十一师的3个侦察班共300多人，组成“先遣渡江大队”，先行渡江执行侦察任务。
    4月6日夜21时半，亚冰和军侦察营教导员撤仁顺率队部和二连180多人，从无为县石板洲鲤鱼套出发，乘20多艘木船，分4个箭头齐渡，21时50分顺利登陆南岸十里场江堤。慕思荣和军侦察营长刘浩生率一连和各师侦察班组成的一个排，从无为江心洲分乘十几条船，于22时起渡，船到江心时被敌发现，遂即进行强渡，22时25分，强度成功，在金家渡登陆。
    8日拂晓，亚冰和慕思荣很快回合，为了尽快和沿江游击队取得联系，10日上午，即派先遣大队刘参谋和3名侦察员在向导何道成的带领下到南陵寻找游击队。何道成是南陵县人，1946年曾跟随南繁芜游击队负责人王安葆打过游击，熟悉这一带情况。当晚，他们就在地下党员罗玉英的帮助下，在南陵县板石岭找到繁昌县委负责人王佐、王安葆。繁昌县委派叶明山等人随刘参谋一行迅速赶往事先约定的地点老庙，11日凌晨与先遣大队会合。傍晚，叶明山将先遣大队带到泾县北贡乡陈塘冲，与沿江支队支队长陈洪和南陵县委书记陈作霖等人见面。两天后，沿江支队政委孙宗溶和副支队长李友白率沿江支队主力赶到陈塘冲，和先遣大队会师。
    先遣大队过江后，受到了皖南人民的热情支持。当时，正值春荒，群众生活艰难，陈塘冲的百姓看到战士们没有菜吃，就上山挖野菜送给部队；看到战士缺鞋穿，妇女们就突击做了00多双鞋。庄里村有位70多岁的老妈妈，惦念着山上站岗的战士，让小孙子陪着，带着一蓝香喷喷的锅巴，拎着一壶热茶，拄着拐仗，爬上山送给战士，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4月18日，先遣大队接到二十七军军部指示：“决定二十日发起渡江战斗，晚十时半全面打响。先遣侦察部队以迎接八十师为主，有攻占龙门山任务，并对繁昌、旧县、横山桥间实行扰袭，破坏电线，错乱敌之部署，扰乱敌之指挥，有效地迎接大军渡江。”电报要求地方游击队完成三项任务时：一、迎接做好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二、二十日晚八时切断敌电话线；三、在敌人占领区放火堆为记。先遣大队和沿江工委研究决定：沿江支队主力在泾县、南陵一线接应渡江和阻截敌人溃散部队；先遣大队立即北上，向江边疾进，策应大军渡江。
    先遣大队于18日黄昏由勘上王出发，19日拂晓到达张家山隐蔽休息，20日凌晨北移黄连山与王安葆会合。20日18时由黄连山出发，21时占领寨山，迅速向龙门山搜索前进，拂晓前在两山之间高地与八十师二三八团二营胜利会师。七十九师侦察连一个班割断横山桥、三山街与江边之军用电话线，八十一师侦察连一个班也与20日2时将繁昌通狄港、横山、黄浒、三山与江边之军用电话线全部破坏。沿江支队在解放南陵三里店和泾县汀潭之后，分兵两路：孙宗溶、陈洪率一支部队向南陵前进；李友白率支队主力解放了孤峰和泾线县县城。
三十一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49年4月24日，在渡江大军的隆隆炮声中，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少将旅长王汉昭率所部5300余人在绩溪镇头（今长安镇）通电起义，配合皖南游击队解放旌德县城，为皖南全境迅速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义举成功，皖南地委的指导功莫大焉。
（一）

    王汉昭，广西忻城县人，是新桂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青年军人，与新桂系中的各方人物有广泛联系，担任过桂系主皖代表人物李品仙的机要参谋，抗日战争时期倾向进步，结识了共产党员郑汉，在团结进步人士开展反蒋爱国活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一直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
    1948年，国民党前方战事吃紧，桂系驻皖部队陆续调离安徽。为加强对安徽的控制，夏威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有意识地调派广西籍人士到安徽各地充任军政长官。得此机缘，王汉昭奉命担任了安徽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1948年10月，王汉昭就任专员后，征得夏威的同意，在第五区所属的嘉山、凤阳、盱眙、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等县，以地方原有保安团队的人员武器为基础筹建保五旅。11月底，保五旅正式成立。
    保五旅成立时，正值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激战之际，国民党失守战略要地徐州，蚌埠一线岌岌可危，合肥告急，安徽省政府迁往安庆，王汉昭想乘机起义，便委托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天任向中共地下党请示。中共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组长方向明考虑到保五旅刚成立，情况复杂，难以掌握，且处于国民党大军包围之中，起义难成功。他要求王汉昭迅速率部南移。1949年1月16日，保五旅移防当涂。不久国区部芜湖工作组又决定保五旅移驻绩溪，由中共皖南地委直接指挥，并先派石原皋、郑汉到绩溪和皖南地委联系。保五旅到达泾县后，又邀请在旌德闲居的省参议员、前泾县县长陈大镛入山与皖南地委联系。1月底，保五旅到达绩溪县城。皖南地委派郑顾永康和李明3人携带皖南地委信件到保五旅与王汉昭接上关系，并以地委联络员身份驻旅部协助王汉昭进行起义的准备。王汉昭给他们分别安排了公开职务以掩护。为方便联络指挥，地委还与保五旅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
（二）

    为了应付各种不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把握保五旅，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地委与王汉昭等分析研究了保五旅存在的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纪不严等问题，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采取了有力措施。
    首先，统一旅直单位军官和各团负责人的思想，认清形势，决定去从。不仅王汉昭分别找他们做思想工作，皖南地委书记胡明还亲自与副旅长宋家祚和陈大镛谈话，郑汉也几次找独立团团长韦驹谈话，坚定他对起义的信心。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保五旅大多数上层军官逐渐认清了形势，提高了对共产党政策的了解，消除了顾虑，放下了包袱。通过他们再统一下层军官的思想，改变了部队内部的混乱状况。
    接着，王汉昭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了整顿。1949年2月，王汉昭撤消独立团番号，将全旅整编为3个团，把独立团中的广西兵抽出，加强旅直属警卫营，以便直接掌握可靠的精锐力量；对旅团干部进行调整，将思想反动、仇视共产党的第十六团团长江恕调任副旅长，削去他手中的兵权，代之以愿意起义的军官；逮捕军中3个中统特务，经公审枪决。
    与此同时，胡明约见王汉昭，进一步确定了起义工作方案：一是起义的时间放在大军渡江后，到时听地委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的命令，夺取旌德县城，切断敌南逃退路；二是在靠近地委机关的镇头秘密设立指挥部，以便地委就近指挥；三是争取全旅起义。此外，胡明还就一些工作细节问题作了交代，强调在起义准备工作中注意内紧外松，对内继续加强思想教育和整顿，对外尽量避免与过往绩溪的敌军发生冲突。回旅部后，王汉昭将皖南地委的上述意见在起义的核心领导层作了传达，并安排了下一步工作。
    3月中旬，王汉昭在镇头秘密设立了旅指挥所，并常住于此。3月底，王汉昭根据皖南地委意见，按省保安司令部的命令发布了分兵驻防保护交通线的命令：十四团（团长麦镇涛）驻防太平，派共产党员郑汉协助，届时进攻青阳、铜陵县境内江防敌军，并相机在太平县境内伏击溃逃的刘汝明部；令宋家祚副旅长率十五团（团长宋佩儒）到休宁、婺源间，随时截击安徽省政府主席张义纯，俘获省政府要员，夺取文书档案，中共皖浙赣工委派人协助；第十六团（团长陈卜伍）由王汉昭亲自率领，在绩溪待命；副旅长韦驹留旅部处理日常工作；军官大队去旌德县城驻防，通过陈大镛策动旌德县长及县自卫队起义；旅通讯连负责编制与各团的电报密码。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对保五旅的产生了怀疑。原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早就对王汉昭不满，1949年3月下旬，安徽省政府南迁屯溪，张义纯接任省政府主席和省保安司令，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务要求白崇禧削去王汉昭的兵权，企图将保五旅控制在手中。此计划失败后，张义纯一直寻找机会想除掉王汉昭。4月20日，国民党七十三军一辆军车被保五旅截夺，七十三军告到国防部，国防部责成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查处。21日早晨，张即电召王汉昭到屯溪参加十七兵团司令部侯镜如召开的军事会议，企图乘机干掉王汉昭。王汉昭因事先得到了与我党有联系的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和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的情报，借故未参加会议。张义纯旋派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文潮、皖南行署警保处长方师岳到绩溪保五旅，准备逮捕王汉昭，但王汉昭已搬到镇头指挥所，张义纯的阴谋遂告失败。
（三）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千里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策应解放军渡江作战，皖南地委于22日晨通知王汉昭起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发布命令，要所属武装配合，策应保五旅起义。
    23日，王汉昭派副旅长韦驹、旅政工室主任罗昌明率警卫营一部到达旌德，同4月中旬移驻旌德的保五旅军官大队会合。另派参谋长潘成美随地委特派员顾永康于当日晚到达绩北的坦头村，与歙绩旌工委书记吴文瑞带领的歙绩旌总队一连取得联系，准备次日开赴旌德，配合解放县城。24日，王汉昭签发起义通电，宣布起义。通电电文如下：
    苏浙皖赣边区人民解放军熊司令胡政委并转第三野战军陈饶粟诸首长转敬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全体官兵五千三百余人经于4月24日在皖南太平、绩溪、休宁等县原驻地毅然举起义旗，参加人民解放军。逐即配合苏皖浙赣边区人民解放军进行歼灭国民党反动武装，解放皖南人民，以迎接渡江大军。我们早已看穿国民党反动集团并谋保和诚意，北平谈判，不过是反动派患兵之计，阴谋籍此获得喘息时机，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要获人民真正永久和平，只有实现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我们深感以往盲目为蒋美服役，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至为痛苦，早欲弃暗投明，参加人民解放事业之斗争。这一意图，县已由思想的酝酿而至具体行动，全体官兵无不欢欣鼓舞，同庆新生，并深感无尚光荣与愉快！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并希望江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一致觉醒，共举义旗，配合渡江大军，加速全中国的解放。全国人民定将予以同情和支援。谨电布悃，敬祈亮察，并请指示。少将旅长王汉昭、副旅长韦驹、上校副旅长宋家祚、参谋长潘成美、团长麦镇涛、宋佩儒、陈卜伍、政工室主任罗昌民、副主任李荣康等率全体官兵5300余人同叩。1949年4月24日。
    为配合保五旅起义，24日拂晓前，黄东工委书记吴文瑞率部在旌德城附近的南关，与歙绩旌总队长叶维章带领的总队二连会合，由南门开进县城。同日早晨，旌德县城即告解放，国民党旌德县长及所属机关人员、自卫队武装，悉数被起义部队缴械俘虏，起义圆满成功，旌德县城在宣城最早解放。当天下午，吴文瑞遵照地委指示，和保五旅起义人员一起撤到绩溪旺川，与地委和保五旅旅部及十六团会合，参加庆功、整编工作。
    驻休宁、婺源间的第十五团，接到起义通知后，在副旅长宋家祚率领下起义。驻太平的第十四团却在张义纯的策动下，拒不听命，移兵岩寺，准备南逃，因解放大军逼近，该团一营长胡明玉和所属的几个连长胁迫团长麦镇淘释放了被扣押的郑汉等人，率该营赶到屯溪以南和第十五团会合，另外两个营因麦镇涛的叛逃而逃散。解放军追击部队到达后，经皖南地委联络，第十五团及第十四团一个营编入该追击部队，向浙赣方向追歼逃敌。
    24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发布命令，宣布：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从25日起和皖南部队一道向敌军进攻，配合渡江大军解放皖南。随即，皖南地委派一批干部到独立旅中担任连排级正职干部，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28日，王汉昭率部从旺川出发，向旌德、泾县方向前进，途中接到命令，转向太歙方向追歼逃敌，在歙县与第二野战军渡江部队会师。6月初，独立旅编入解放军三兵团五十八师。
三十二
（一）

    1949年4月20日，千里长江，万船竞发，炮火接天，宣告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渡江战役开始。渡江战役主要在皖南的芜湖和贵池一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率先从铜陵、繁昌突破敌人江防。由于宣城既是围歼南逃之敌的主战场，又处在解放大军挺进浙赣铁路的线路上，故参加解放宣城的部队众多，除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外，属西突击集团的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一部也参加了解放宣城的战斗。
    为策应大军向江南纵深快速推进，22日，熊兆仁、胡明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命令》，令苏浙皖赣边区各地武装集中力量，配合解放军歼灭各地国民党反动武装，占领各大小城市，并以一部主力或大部主力向浙赣线转战，切断破坏浙赣线（桥梁不要破坏）及其他重要公路，阻敌运输，特别设法使敌人火车机车不能通行前往江西。
    一、皖浙赣支队，立即集中全力配合驻休屯之保五旅宋团起义，并歼灭保三旅旅部，解放休宁屯溪，乘机解放黟县、祁门、婺源县城，切断景屯公路。又令皖浙赣朱农部立即集中主力，限本月底前进到浙赣县，破坏上饶、玉山段之铁路，切断敌人交通，打断运输。
    二、皖浙支队武装立即集中全力切断徽杭公路、芜屯公路。
    1、唐辉率支队主力集结于徽杭公路、芜屯溪公路之间，配合解放歙绩县城，切断其两条公路，并激动策应其他有条件起义的国民党反动武装。
    2、旌德县委之武装配合侧影保五旅起义，解放旌德县城。
    三、洪林部立即集中主力及地方民兵等，配合解放军与策动泾县有关武装起义，解放县城，相机解放太平；后再配合解放军继续南下，解放旌德。又王文石部武装直接配合解放宣城、宁国。
    四、沿江支队直接配合解放各城市。
    五、苏浙皖支队立即集中全力于郎广地区配合解放宣城，控制宣长路及天目山苏南宜溧长等城市。
    六、刘奎、罗白桦率所部主力，除留一个营于石贵地区配合解放军外，回司令部加强配合全面解放任务......
    命令特别强调，各支队及割地武装进入城市时应遵守命令、守则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以维持秩序，如有违犯，一律用纪律惩罚。
    皖南各地游击队，按照上述命令，乘渡江大军迅速南进之势，勇猛作战，相继解放了部分县城，泾县、旌德、宁国三座县城就是由游击队解放的。
（二）

    宣城县解放。长江防线被突破后，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慌忙将其京沪机动部队九十九军调来宣城。沿青弋江以东湾止至宣城之间布防，企图保障绥靖区及所属机关部队安全撤退，以便浙赣防线，伺机反扑。
    三野九兵团根据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完成消灭繁昌、狄港、鲁港之敌后遂行控制南陵、青弋江、湾止，并包围宣城”的指示，将宣城作为主要突击目标，以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分别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合围宣城国民党军队。
    左路二十五军于23日进至湾 止以南地区，切断敌军退路。24日，将国民党二十军军直、一三三师、保四旅、九十九军各一部13000余人，歼灭于九连山以北芜宣公路两侧地区，毖敌二十军军长杨才干，活捉一三四师师长等。
    右路二十七军在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的率领下，一路追歼溃逃之敌，24日拂晓进逼宣城，攻占县城，歼敌九十九军军直及九十二师大部、八十八师和一四九师残部、二十军一三四师残部共4000余人，击毙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
    4月26日，中共泾旌宁宣县委书记王文石率部分人员进驻宣城，组建宣城县工委，王文石任书记。5月4日，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五支队到达宣城，调整配备干部，刘子佩任县长。1949年6月，撤消县工委，成立中共宣城县委员会，书记马祥。王文石调芜当地委工作。
（三）

    郎溪解放。1949年4月26日，王子达率苏浙皖边区支队第五连及丁浩、孙德胜、王自强率领的誓节中心区委直属武装200余人，在郎溪水鸣乡筲箕湾村集结，27日上午，配合三野九兵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举解放郎溪县城，成立郎溪县军管会，主任丁浩，进行旧政权接管和新政权筹建工作。5月中旬，华北南下干部团抵达郎溪。下旬，撤消朗溪县军管会，成立中共郎溪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委书记丁浩，县长胡彭年。
（四）

    广德围歼战与广德解放。1946年4月26日晨。三野九兵团二十七军抵达广德县城。27日，柏垫中心区委书记史纪昌根据苏浙皖边工委命令，率部分武装先期到达广德县城。史纪昌与九兵团供给部取得联系后，立即挂出“广德县人民政府的牌子”，以安定社会秩序。28日，路南分工委副书记许道珍在接受柏垫联防区主任朱学礼等起义后，率部抵达广德县城，组成临时政府机构，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成立支前委员会，倾全力支援渡江大军在广德北部和东北部山区围歼南京、镇江逃敌的战斗。
    1949年4月28日至29日，由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指挥的“广德围歼战”，是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一次著名大捷，参战部队有渡江大军中集团的第三十三军、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三十军和东集团的第二十三军等部。由于人民解放军参战各部队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经过两天的战斗，一举将南京、镇江南逃之敌第四、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军等部共8万余人，围歼于广德北部、东北部山区，取得了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史称“广德围歼战”。
    解放大军突破江防后，国民党军全线崩溃。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命令江防部队全线后撤，驻南京、镇江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因解放军抢先占领溧阳，切断京杭国道之故，便不敢再沿此线后撤，大部分敌军被迫离开公路向南逃窜，企图从广德、泗安之间逃往杭州。
    25日下午，南逃之敌第四军、四十五军于溧阳南渡附近走小路向广德转移，26日在郎溪长乐铺附近，与从铜井（马鞍山）以西撤退的第六十六军相遇，时正值大雨，道路泥泞，部队挤作一团，通讯联络中断，行动十分缓慢。至28日，方到广德东北部地区。另南逃国民党之第二十八军，26日上午也到达南渡，听说京杭国道被切断，军长刘秉哲无奈命令全军向广德地区逃窜，28日进入广德北郊地区。各路逃敌，妄图越过广泗公路，从泗安东侧逃王杭州，不料想在广德北部及东北山区被疾进猛追的人民解放军对进合围，成了瓮中之鳖。
    28日晨，三野九兵团三十三军最先发现敌人并打响了战斗。三十三军从广德出发，向长兴进军。行军不久，即在广德以东的十里沟和步家祠堂之间，以及十里沟以西以北一带，与敌六十六军遭遇。军领导根据敌情当机立断，改变前去长兴以南截击逃敌的任务，全军迅速展开，将南逃之敌分割包围，大胆实施穿插，至29日12时全歼该敌。与此同时，三野第七兵团第二十四军在向杭州进军途中，于28日到达广德，奉命归第九兵团指挥，全军迅即挥戈北上，出击敌人。七十一师向门口塘、流洞桥方向攻击作战，七十二师在其左翼加入战斗，次日分别于二十五军会师于流洞桥，与三十一军会师于白砚镇（属长兴县）。七十师二一0团经广德以东的湖尾坝和施家境地区向泗安攻击前进，断敌后路，黄昏后占领泗安，布置阻击阵地，投入阻击战斗，该师二0八、二0九团在军长王必成的直接指挥下，向独山方向攻击前进。全军追击部队以连、排为单位，穿插分割，对乱了建制的逃敌猛冲蒙打，打得敌人更加混乱，或四散奔逃，或缴械投降。
    28日拂晓，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从郎溪高井庙、火房村出发，向东出击。七十四师在郎溪县城和广德的戈场、凤凰桥、被苍溪地区围歼逃敌。三十军先头部队八十九师，于28日赶到广德以西，随即向东北出击。二十三军六十八师由戴埠向泗安进军途中，29日晨在流洞桥与敌第四军九十师遭遇，激战数小时，全歼该敌。至此、广德围歼战胜利结束，广德全境获得解放。为保证参战部队的物资供应，广德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为夺取围歼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月8日，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五支队四大队干部抵达广德，5月9日，中共广德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许道珍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五）

    宁国解放。1949年4月21日拂晓，苏浙皖边工委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军渡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工委机关和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布置追击逃敌，解放宁国县城和迎接南下大军等工作。中午12时许，边区支队六、八两个中队大批大宁国墩，分左右两路，将宁东地区的最后一个敌军据点保卫，战斗当晚结束，歼敌100余人。22日，打扫战场后向宁国县城进军，23日，在宁国县城西门与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会师。同时，泾旌宁宣县委委员张帆也率部到达宁国县城进行接管，苏浙娩边工委及其武装奉命前往郎广地区。
    1949年5月中旬，华北南下干部团到达宁国，中共宁国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委书记张丙申，县长张帆。
（六）

    泾县解放。如前述，孙宗溶、李友白、陈洪率沿江支队解放南陵三里店、泾县汀潭后，为策应大军渡江，决定兵分两路：孙宗溶、陈洪向南陵前进，李友白向泾县前进，策动泾县县长俞步琪起义。孙宗溶在南陵见到九兵团政委郭化若，郭化若令孙宗溶配合二十七军准备接管芜湖。在去芜湖的路上，孙宗溶又遇到三野第一副政委谭振林，此间，谭振林要求沿江支队在大军渡江后，扫清沿江各个地区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肃清土匪，安定地方，接管城市，同时，从武装部队和游击队中抽调一批干部放到地方做地方干部。孙宗溶按照谭振林的指示陆续，派人接管了铜陵、繁昌、芜湖、当涂、南陵、青阳、石台、贵池等城市。
    再说，李友白率沿江支队主力在向泾县疾进途中，23日拂晓，在城郊上坊村山上与守敌展开激战，又次日拂晓，该敌向泾县方向溃逃，李友白率部猛追不舍，抢渡青弋江，解放了泾县县城。此时，泾县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要员已经逃跑，只剩下一批伤病员。入城后，李友白立即派金培德为代理县长，所属部队留下维护秩序，肃清残敌，他率主力继续追歼逃敌。是日夜，泾县县长俞步琪的秘书向李友白报告，说俞步琪和国民党军一九二师在晏公殿，愿意带路追击。李友白率部迅速赶到晏公殿，敌已转移到榔桥河。李友白率部急行军，25日夜即把榔桥河包围起来，泾县自卫总团张副团长来报告说，俞步琪决定率部起义。
    余步琪，福建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桂系培植的县政骨干。1848年8月出任泾县县长兼县自卫团团长。俞步琪与保五旅旅长王汉昭同系桂系骨干，相交甚笃。保五旅移驻绩溪后，俞与王经常接触，谈论时政，商定起义，王将俞步骐准备起义的情况向皖南地委汇报后，地委决定由泾旌太县委负责联系，协助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3月底，泾旌太县委派项育中前往泾县县政府，俞步骐委项育中任自卫团第五连指导员，以此为掩护，担任联络工作。为了保证起义成功，俞步骐一面抓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面与原本关系紧张的县党部、参议会负责人打得火热，以麻痹对方。4月21日，解放大军南渡长江后，驻泾县的国民党一九二师在撤退的同时，派一个团的兵力加强对地方部队的控制与监视。县党部、参议会则一再催促俞步骐火速转移档案和在押政治犯。未了摆脱敌人的监视，俞步骐决定率自卫总队、警察局刑警队及乡镇自卫队千余官兵绕道榔桥，集中起义。途径乌溪时，俞步骐向下属宣布了榔桥起义的行动计划，得到绝大多数官兵的支持。25日到达榔桥后，俞步骐派一面派人与进入泾县县城的沿江支队联系，一面布置下属控制部队，起草《泾县县政府榔桥起义告全县人民书》，当日夜与李友白汇合后，正式宣布起义，所属部队编入沿江支队。
    就在俞步骐榔桥起义时，李友白接到报告，说敌一九二师在马渡桥，罪恶累累的叛徒、特务头子熊子良、徐世良也在那里。李友白率部追到马渡桥，敌又逃向三溪。这时，孙宗溶派人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信，命令李友白带领部队向芜湖进发，准备接管芜湖。这样，李友白带部队返回榔桥河，把俞步骐的部队集中起来，向他们讲了话，对他们的起义表示欢迎，4月26日，随沿江支队返回泾县县城。这时，谭震林、姬鹏飞、王建安等三野和七兵团首长已到泾县，立友白向他们简要汇报了皖南的情况，正是在这里，谭震林说出了那句也可以说是对皖南九年游击战高度肯定的赞语：“皖南军民，坚持斗争，策应大军，作战有功，很好，很好。”
    随后，李友白率部赶到南陵待命。泾旌太县委接管泾县，洪林任县长。5月2日华北南下干部团到达泾县，正式组建中共泾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洪林任书记兼县长。
（七）

    旌德解放。1949年4月24日晨，歙绩旌游击队在保五旅起义部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旌德县城。游击队进城后，黄东工委书记吴文瑞立即起草《旌德县人民政府布告》，公布歙绩旌总队队长叶维章为旌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旌德是宣城是早解放的县城，但在其解放后，境内仍不断有国民党溃军经过。4月25日晚，国民党一九二师南逃途径旌德，叶维章根据地委命令，当晚率队撤离县城，放敌军逃到我军已布置好的包围圈。为了维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撤离时，叶维章在城楼上点起灯火，用“空城计”迷惑敌人，诱敌绕城而过。4月26日，叶维章率部重返县城，吴文瑞抵旌通知做好迎接国民党“暂编二师”来旌德起义投诚的准备。
    国民党“暂编二师“有2个团一个警卫营，南逃途径绩溪丛山关附近，被皖浙支队唐辉部拦截，师长陈瑞河为保存实力，表示愿意投诚。唐辉指定该师开往旌德，由叶维章部接受起义。27日下午，陈瑞河率部进入旌德县城，吴文瑞、叶维章热情接待，一面安排部队食宿，一面设宴招待团以上干部，商讨起义事宜。然陈瑞河并非真心起义，拖延到28日夜，带1名副官、1名团长和名营长化装遁逃。游击队立即追击，俘敌营长、团长，迫其令全团官兵放下武器，宣布投降。驻西山的另1个团负隅顽抗，企图逃窜，遭唐辉部阻击，双方激战至次日上午9点，渡江部队二野三十六师一0六团奉命到达，配合唐辉部全歼该敌，缴步枪2000多支，机枪10余挺，八二炮数门。
    不日，华北南下干部大队来到旌德。5月初，正式成立中共旌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叶维章任书记，汪树之任县长。
（八）

    绩溪解放。绩溪县是皖南地区最巩固的有机根据地之一，也是宣城最后解放的一座县城。
    大军渡江后，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等主力在解放了泾县、宁国后，直下浙江，参加解放杭州的战斗。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经石台、太平、直插徽州。29日，在歙南徽杭公路上的呈村降、北岸、大阜一带围歼逃敌。绩溪正处于两大野战军进军路线结合部的空隙地带，国民党绩溪县政府党政军人员在间已于4月27日随路过绩溪的国民党一0六军二八二师南逃，除有溃军陆续过境外，此时的绩溪基本上是一座无人管辖的空城。
    活动在绩溪境内的歙绩旌总队和皖浙支队武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苏皖浙赣边区司令部的命令，前者配合策应保五旅起义，解放旌德县城，后者集结于徽杭、芜屯公路之间，切断两条公路，围歼零星残敌，阻击迟滞敌军南逃时间，机动策应有条件起义的国民党武装。4月25日晨，唐辉率支队主力在雄路伏击敌七十三军一部，歼敌1个排。26日，又将敌“暂编二师”3000余人，阻击于万罗山石洞岭一带的小马路上，乘敌不明情况与敌谈判，指令其开往已经解放的旌德县城投诚。29日，又在旌德七里铺迫降敌繁昌自卫队一部。4月30日，二野六十三师一0六团进驻绩溪县城，宣告绩溪解放。5月3日，皖浙支队和歙绩旌总队主力进城，建立城防司令部，司令舒梦熊，恢复社会秩序，同时组建中共绩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7日，华北南下干部大队到达绩溪，8日，县委、县政府宣告正式成立，县委书记王成信，县长王必英。
三十三

    大军渡江后，杨明在贵池策应、配合二野三兵团作战。5月1日，陈锡联、谢富治指挥二野三兵团夺取敌兵团指挥部重要据点歙县。5月5日，胡明、熊兆仁率部与二野三兵团在歙县会师，举行皖南解放庆祝大会，陈锡联、熊兆仁、胡明在会上讲话。这时，皖南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到9000多人。5月7日，屯溪和平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皖南结束。
    皖南地委和二野三兵团会师后，成立了皖南区党委和皖南军区。谢富治任皖南区党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为副书记。区党委在屯溪住了三个月，迁到芜湖。
    刘飞（十二军军长）任皖南军区司令员，熊兆仁任副司令员；牛树才任政委，胡明任副政委；刘奎任副参谋长，罗白桦为政治部副主任。
    皖南区党委下辖4个地委：杨明任池州地委书记；张亮、孙宗溶为芜当地委正、副书记；陈洪为宣城地委书记；王知信、唐辉为徽州地委正、副书记。另：钱敏任湖州地委书记；朱农为江西上饶专署专员；倪南山调江西。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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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3-09
胡明领导的皖南八年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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