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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机械高工 （本文获得2015年湖南省移民系统征文二等奖） 小时候看到大雁翱翔在高空，用羽翼去迁徙，用迁徙实现梦想，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羡慕极了。总梦想我能有双翅膀，可以自由地飞翔。后来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由着父亲飞快地跑，我有了飞翔的感觉：又喜又怕。 可惜这感觉没有几次，父亲就去了，那年我才5岁多。父亲是正月十三日去的，清早他就去公社修新桥水库的附属灌溉工程，在七斗冲打隧道，下午收工时，因一眼炮一直没响，父亲进到隧道查看时炮响了，父亲炸死在隧道内。那天下着雪，大姐带着我们五个，沿着泥泞的田塍，来到出事地点，隧道口用扮禾桶挡着，旁边的水塘没有水，只有满塘杂乱的脚印，在隧道口上方有一棵松树，上面有乌鸦在呱呱地叫…… 我儿时的记忆就是从这地方开始的，虽然时光流逝，但这一幕就如同在小树刻上的字，随着时间的推延愈加清晰，不再磨灭。原来人的记忆，不管是幸福的、痛苦的、恐惧的、刺激的，都会是铭心的。 父亲死后，家里没有了主梁柱，生活过的着实艰苦，不久妈妈就把小妹送给了别人家，至今没有联系。好在父亲是因公死亡，我全家便成了公社照顾的困难户，兄弟姐妹在公社读书不要钱，一直由公社负担学费，一到年关，还有棉被、衣服之类的慰问品，小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故土，进入县城读书，然后以高出重点本科10多分的成绩录取到城市读大学，从初中开始的学业都是靠勤工俭学完成的，也算是一路迁徙、一路艰辛。 慢慢地长大了,也懂了一些世事,对自己的祖先也有一种好奇,总想探个究竟。有一次听老人说,湖南人大多是从江西迁移过来的,俗称“江西填湖广”，因此湖南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我将信将疑。直到衡阳观底胡姓十修族谱，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福建崇安迁移过来的，迁湘一代祖叫胡安国，“绍圣四年（1097年）登进士第，廷试探花，靖康间对策万言，绍兴初献时政二十一篇，直言取忌，遂以徽猷阁学士致仕，与子致堂、茆堂、五峰，筑室碧泉，著书讲学。晚年奉旨传经于南岳，诏加宝文阁直学士。后致堂徙永州，茆堂徙宁乡，五峰优游衡湘。上承伊洛，下启南宋理学，颁胡氏春秋于学宫，至明成为科举取士教科书，开创湖湘学派，主敬求实。”这样说来我的祖先也是迁徙一族，我更为祖先开创了湖湘文化感到无比自豪。 其实不单是我的胡氏祖先是迁徙一族，翻开中华民族百家姓的族谱看看又何尝不都是这样一路迁徙走过来的呢？ 不说远了，翻开中国近代史，“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徙。 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闯关东”实际上是中原文化的在东北的平面移植，他们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被迫迁徙。“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 同样在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山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奔赴口外谋生。俗称“走西口”。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山西移民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还有，在明末到清末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偷渡到南洋谋生。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主动迁徙者，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被动迁徙者。同样的，下南洋也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但是下南洋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是中华文化根植海外的先行者、主力军。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 如此看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被迫迁徙。其实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还有着更多的主动迁徙者，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实现强国的梦想，一大批仁人志土为国家的命运迁徙国外，到法国、渡日本、赴苏联，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怀抱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真诚愿望，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含辛茹苦地前往海外进行勤工俭学。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骨干，特别是有许多人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如侯德榜、茅以升、梁思成、周培源、李四光、许德珩、徐悲鸿、严济慈、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彭湃、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畅、邓小平、聂荣臻、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叶挺、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王明、博古、杨尚昆。 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从微观意义上来说，迁徙是人生发展的需要。俗话说的好“树挪死、人挪活”，虽然是背井离乡，一时不舍和无奈，但是舍得是一种需要参悟的哲学，有舍才有得，舍得贯穿于人生，随着迁徙的累积，舍得的智慧也不断增加，舍得的哲学就在心中成形，为个人人生观、世界观指点方向。从宏观意义上来说,迁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迁徙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促进地区之间科技交流和文化交流,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文明进步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移民迁徙也是不可避免的，有资料表明：自1949年至1999年，全国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86000多座，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含竣工蓄水前自然增长人口)总计约1750万人，是当今世界上水库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移民虽然是背井离乡，但绝大多数都是自觉响应党的号召，乐乐呵呵自愿迁徙。特别是跨越两世纪、持续18年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曾经是横亘在中国政府和三峡建设者面前的“世界级难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一世界级难题迎刃而解，回首迁徙之路，下有移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为三峡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行为；上有国家不断修正、完善安置政策，努力维护移民群众利益的举动，最终促成了这一百万移民顺利搬迁的壮举。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是一次艰辛而动人的命运大迁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家园大重建；更是一部凤凰涅槃的创业改造史。 我不懂移民政策，对移民也知之甚少，直到2011年我调到衡山县移民开发局工作，才开始了解党的移民政策，也才开始有意识接触移民这一可爱可敬的群体。 原来我小时的玩伴蒋巧珍，也就是我的邻居一家就是移民，他们就是我父亲死亡的那个新桥水库的移民，我小学的同学许球佗、水伢仉、华猛子他们也都是新桥水库移民的子女。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生活远比我家好，根本看不出是需要补助扶持的移民。 我只能羡慕他们！同时也由衷地感到党的政策旨在人民安居乐业，由衷地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偶与邻居闲聊，他也有由衷的感叹：“现在的政策真的好得没得说的了，想都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国家还能给我们移民补助”。 是啊，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移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尽量阻止和减少移民的发生,而是认真搞好移民安置工作,并从中吸取教训,摸索经验,寻求合理的方法和科学的道路,让移民安居乐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生态与环境的良性循环。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后面还应加上一句，富了能回报，不说别村的事，就说我村吧，村里修一条跨乡公路连接江东乡，上次村书记胡宏平告诉我，华猛子（新桥水库移民子女）个人就捐了3万元。这样的事例绝对不只在我们村的移民中出现，全国应该是很普遍吧。 因此说迁徙不可怕，只要有一颗追梦的心，梦想一定能在迁徙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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