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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瓦屑坝”移民传说的解读 武汉大学 徐斌 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中，“江西填湖广”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大多数学者也将之视为一个曾在移民史中真实发生的现象，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一移民浪潮发生于元明交替之际，同时，江西移民的后代构成了今天的湖南、湖北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深入到这一问题的背后，即可发现学术界对之进行认定主要是建立于民间谱牒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谱牒中还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不同地方版本，鄂东地区即有“江西瓦屑坝”、“南昌筷子巷”等移民传说。本文将对“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谱牒的记载中存在着众多虚构的成分，然而，移民传说是本地宗族对于祖先定居史的言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反映，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它又是真实的，因此，需要将谱牒这类的资料放在当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江西瓦屑坝”：“江西填湖广”的一个地方版本 “江西填湖广”一语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正得益于清代学者魏源在著名的《湖广水利论》中的一段话： 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①]。 由此可见，这段记载专指清初的移民运动，并且强调了江西——湖广——四川，三地移民过程的递进关联。时至今日，学者们通过研究，将“江西填湖广”所描绘移民过程的时间提前到了元末明初。谭其骧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根据地方志中的氏族志，以及少量的家谱等资料，深入分析了湖南人口的由来，并且指出：其一、湖南人口大部分由江西迁来；其二、他们迁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元末明初之时[②]。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鄂东地区，学者们同样根据方志及其家谱的资料，证明了元末明初移民浪潮的存在[③]。可见，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志及民间的家谱等资料，那么，对于“江西填湖广”的反思就必须从这些资料入手。 民间谱牒方面，检阅各姓族谱的具体记述，的确反映出这一移民过程的存在。首先，许多族谱都肯定了本族乃至所知其他宗族大都是江西移民的后裔，现仅摘录数例如下： 麻城《毛氏宗谱》：毛氏之先，江西人也。居江西者名字乡郡无传，惟季二公始可纪。公生丁闰时，民人倚徙而不遑宁处，志欲北回，涉彭蠡阽于危，誓诵青苗度人经，并然中元下元，遂济至黄之亭州，会邑中兵燹后黔黎萧条，田庐榛旷，得随作止而创基焉[④]。 黄冈《罗氏宗谱》：罗氏聚居黄冈者，无虑数十，大抵各祠其始迁之祖，而皆来自江西[⑤]。 麻城《彭氏族谱》：（麻城）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⑥]。 黄冈《黄氏宗谱》：现今大姓之杂于（黄）冈、（蕲）水、麻（城）、（黄）安者，类皆发源于江右[⑦]。 类似这样的记述在鄂东的族谱中屡见不鲜，他们的视野大多超出了本族的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社会概况，其中《黄氏宗谱》关于“大姓”的说法就有些意味深长了。 继而，这些族谱指出，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使得本地原来的土著人口或亡或逃，从而呈现出“土旷人稀”的景象，于是在官府相关谕令的号召，以及江西本身“土满人多”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大量的江右之民迁居本地，从而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前揭黄冈《黄氏宗谱》即云：“元季，宇内鼎沸，齐安一带，诸郡尽为禾黍。有明定鼎，迁饶民于湖北等处。一时间各大姓接壤而居，类皆发源于江右焉”[⑧]。又据黄冈《蔡氏宗谱》记载： 元朝末年，红巾猖獗，楚中郡邑及乡曲村巷屠戮殆尽，不啻靡有孑遗之惨，户口百无二三。下诏招集安插，一时技能术数辈立草为标，永为世业[⑨]。 此外，在地方志之中同样可以发现有关元明之际江右之民移居本地的记载，早者如明万历年间黄冈知县茅瑞征曾在论黄冈形胜之时提及：“异时红巾啸聚，倾市迁蜀，事定，授廛多江以西人”[⑩]，晚者如同治《黄陂县志》卷一“风俗”所称：“风俗与世易，或十年而一变，或数十年而一变，况乎百里不同风，城与乡异，乡与乡又各异。元末流贼之扰，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所有江右迁来之家，又或各自为俗，是风俗固难概论也”[11]。在这里，县志的编纂者不仅指出了元明之际江右移民浪潮的存在，甚至声称这股移民浪潮对本地的风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修成于2000年的新洲《三店镇志》亦称：“据有关史志和谱牒记载，三店居民多数为元末明初从江西迁来，本地土著居民极少”[12]。 不仅如此，在族谱的记载中，黄冈、麻城、黄安以及黄陂等县，这个移民浪潮的迁出地更惊人地集中在了“江西瓦屑坝”一地，从而形成了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南雄珠矶巷”、“洪洞大槐树”等相类似的移民传说。 关于“江西瓦屑坝”的具体所在，有的称“饶州府余干县瓦屑坝”[13]，有的称“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14]，更多的则是称为“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15]，另外，也有称“瓦屑墩”、“瓦屑岭”者。更有甚者，黄陂《喻氏宗谱》在记录始迁祖的来历时，竟将“瓦屑坝”版本与鄂东地区另一个较为流行的移民传说“南昌筷子巷”混为一谈。该族谱记载：“吾喻氏籍原江右，始祖庆二公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江西南昌府筷子巷瓦屑墩，过籍于湖北黄陂县骆家山，至喻家稻场，迁居姚家集”[16]。 就今所见，在鄂东地区的族谱中最早的有关“江西瓦屑坝”的说法，出现于黄冈《陈氏宗谱》中。据该谱记载，正德二年（1507），陈道隆为本族始迁祖所立的传记之中说道： 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徐寿辉、邹普胜等攻屠蕲黄，赤其地，士民多徙他处实之。当是时也，一望原隰，有地无人。迨洪武六年（1373），我祖福五公与弟福六公自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同至此地崔家墩，拾饭甑一口，见其白饭满载，与其弟曰我两人衣禄在此矣。爰立标准，十余里外可无间焉[17]。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可见“江西瓦屑坝”一说至迟在正德二年（1507）就已经出现了，此时距离洪武六年（1373）大约一百三十四年的时间，并不十分遥远，似乎表明这个传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另外，上述黄陂喻氏在其族谱中转载了一篇“靖果园太史瓦屑墩考”的文章，有如下说明： 冈邑靖氏亦来自江右瓦屑墩，果园太史尝求其地，两次考核，亦可见孝子仁人之用心，如此缠绵无尽也。兹就万氏谱中讳岩公节录其梗概如此，云读冈邑万府谱中所载，知瓦屑岭之地，来自江右者无不附和，有同声而未得其实，借录此篇，特景仰于邱首之仁焉尔[18]。 这篇“靖果园太史瓦屑墩考”不只是出现在《喻氏宗谱》之中，黄冈熊氏、林氏[19]等族之谱均转载了此文，其中《熊氏宗谱》在文后亦加说明：“按同郡各姓宗谱多有云明初自江西饶郡瓦屑坝来者，吾族始祖亦发迹于此时”[20]。此处的靖果园太史即指靖道谟，考黄冈县志，靖道谟：“字诚合，号果园……康熙辛丑（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官云南姚州知州，……以病乞归，主鳌山、白鹿、江汉书院……乾隆十四年（1749）修黄州府志”[21]。如果上述各姓的说法可靠的话，那么，至迟在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江西瓦屑坝”的传说在当地就已经十分流行了。于是，可以看到在鄂东地区就出现了一个“江西填湖广”的地方版本。 至于各族为何从瓦屑坝迁出，人们除了强调楚地因战乱的破坏而出现地广人稀的原因之外，还进一步指出瓦屑坝所在之处因受到吴宏等人的保护，并较早归纳朱元璋，因而甚少受到战乱的冲击，于是在洪武年间得以向外移民，如靖道谟在“瓦屑坝考”中称：“洪武初，徙大姓实江淮，鄱阳一府为多，尝求其故，鄱当元季，保障西南为吴公宏，保障东北有于公光，率先纳土，太祖嘉之，故罹患稍浅，大姓之多，想原于此意。其徙时，皆择豪右，如汉募民徙塞下，实关中，必如楚之屈景，齐之诸田，始与其选”[22]。在这段说辞中，仍可看到对由瓦屑坝迁出者为豪右大姓的特别强调。 通过上述简要疏理，可以发现学者们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大量的民间谱牒，以及方志中的部分记载，而这些谱牒均为晚清或是民国时期所编修，说明了这些宗族在民国时期，甚至直至今日仍然生活在当地。由此可见，“江西填湖广”，或者至少是鄂东地区的“江西瓦屑坝”之说包括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元末明初的江右移民浪潮确实存在；第二，这些移民的后裔直至今天仍然占据着当地人口的大部分。 元末明初发生移民浪潮不难理解，毕竟这一时期的战乱确实对鄂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而呈现出“土旷人稀”的景象。这批移民大部分从江西迁居而来也不难理解，毕竟江西东、南、西三面皆为大山，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从而迁至鄂东地区是一条便捷可行的途径。然而，颇难理解的一点是，何以当代居住在本地的大部分人仍然声称自己是元末明初的移民后代，要知道明清换代之际的战乱对于当地社会摧残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元明之间。仍以黄陂县为例，据称：“照得楚地（明清之间）频遭寇祸，迭遇荒灾，幸存孑遗，皆汤火余生，为民上者，即百计抚绥，尚不能转颠连于衽席，忍不聚所欲以困吾民哉？”[23]这样的记载在鄂东的方志中俯拾皆是，而且，魏源对于“江西填湖广”民谣的记录，正是针对于清初的战乱而言的，应该说此时同样有大量的江西移民迁居此地。那么，何以清初的移民浪潮在族谱这样的民间文献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反而成为了一个消失在茫茫鄂东大地之上的幽灵了呢？[24] 如果说鄂东地区许多人在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战乱而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导致清初的江西移民淹没在这些遗民之中的话，那么元明交替之时亦同样有为数不少的人口仍在本地生存并且繁衍生息，如朱元璋于洪武九年（1376）旌表“蕲水县民王焘七世同居，少长三百余口，庭无间言”[25]，王焘之家在洪武年间即已七世同居，可见这个大家庭的形成应当是早于元明之际。又如蕲州之康茂才：“元季兵乱，茂才团结乡兵御之”[26]，黄冈县之廖永安：“元末江淮兵起，聚保乡里”[27]，他们“聚保乡里”的行为自然使本地的元代遗民得以生存。康、廖两人因功绩甚伟，当属实施同样作为之人中的佼佼者，方志中类似的记载实不少见。据嘉靖《蕲州志》记载，燕子崖：“在青山下乡，去州北一百二十里，元至正间，汪不花团结乡兵，立寨于此，筑垒御红巾贼”，许家洞：“在六合山鸡公尖，元末许姓者避乱于此，因名”[28]。这些记载均反映出，本地有许多人仍然在元明之际的动乱中顽强生存下来。 如果虑及明代的人口较元代有所增长，因而在经历了战乱之后清初本地的人口数远较明初时期为多，然在方志中仍可看到明万历年间此地仍有大量荒闲的土地，茅瑞征即言：“团风、阳逻堡，西北百里而遥，田多闲旷，有十亩价仅数金者”[29]，万历时署黄梅知县曾维伦亦曰：“至其风俗大端，土广人稀，一夫受瘠田不下十余亩”[30]。此现象不独鄂东地区如此，明人包汝楫在言及汉水流域时曾指出：“襄江道中，沿堤上下，芦荡不知几千顷，土色青黄相错，地形亦不洼，此吾乡腴田也。不识何故，弃不树艺，竟作樵渔汤沐邑，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31]。虽然这些所谓“旷土”的记载并不能直接地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但它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鄂东地区明代人口增长的规模，应当比本地在清廷治下要小许多。清初迁居本地的移民，他们的后代仍会不断增长，事实上，却只有少数人声称自己是清初移民的后裔。因此，上述人口增长因素尚不足以解释清初的移民浪潮在谱牒等资料中消失的缘故。 数县移民的迁出地惊人地集中于瓦屑坝一处，亦着实让人费解，且不论此地原有的人口数不足以构成如此规模的移民运动，单就姓氏而言，据靖道谟于康乾时期的访求，该地“其姓，则有余、有陈、有邹、有杨、有王、有赵、有董、有张、有彭”[32]。黄冈县人谢葵在编修宗谱时，曾曰：“我和四公自江右迁居，则今黄冈上伍乡谢氏之一世祖也。葵于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交卸婺源印务，赴院时道出鄱阳，访所谓瓦屑坝者，民居不满十家，并无谢姓”[33]。由此可见，瓦屑坝一地所能容纳的姓氏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尚不足以支撑这股移民的浪潮。如此种种疑问，使人不得不对这一移民传说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如所周知，方志中有关氏族与风俗的记载，通常依靠编修者在民间所收集的族谱等资料或是通过采访汇编而成，因此，这个说法的立论基础，毫无例外地都指向了宗族，以及记载宗族历史的族谱之上。由于正史中有关记载的缺失，使得大量采用族谱资料成为了对移民运动进行探讨的一个切实可行途径，如此看来，族谱记载的真实性就成为了检验“江西瓦屑坝”传说的试金石了。 二、族谱记载的“真”与“伪” 早在一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就指出了谱牒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史料宝库[34]。当代日本学者上田信将日本的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研究正史食货志或是实录的时期，这个阶段的成果有税制研究，它的特点是从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相当成熟的以地方志的研究为中心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80年开始的以家谱研究为中心的时期。在总结家谱这种特殊史料时，上田信指出它与方志、政书等其他史料相比较，长处在于：“第一，家谱提供长期不断的记录。……第二，家谱提供跨省、府、县等行政区域内的移动和联络的记录。县志等各种地方志一般记录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事情，没有记载跨过行政区的社会关系和现象。第三，家谱不但提供绅士、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记录，而且提供宗族里面的佃农、小商人等社会下层的记录。地方志、文集等史料，一般只论及读书人，不论及老百姓”[35]。 正如所言，在区域社会史尤其是民间社会史的研究中，谱牒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史料[36]，那么，族谱的记载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呢？或者说，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学者们普遍怀疑族谱中有关始迁祖之前的世系记载，认为其中攀援附会的情况十分常见[37]，即使在一些族谱中，同样记有嘲笑其它宗族修谱时存在“崇韬拜子仪之墓、诸胡带陶楚之令”[38]的嫌疑。对于始迁祖之后的记载，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有着相当真实的一面，如部分学者就是依靠族谱中有关始迁时间的记载来进行移民史的研究。 但是这种记载的真实性仍然值得怀疑，毕竟大部分宗族谱牒的兴修都是在始迁此地之后若干年才得以完成的，有时候甚至间隔了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他们通常对有详细记载以前的事情并不十分有把握，麻城《王氏宗谱》即云：“我族自明清以来，传廿余世，而宗湟大典，尚付阙如，一旦举修，诚非易易”[39]，为此，他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族人所知者，不过本身以上二三世、三四世耳，推而上之，慨弗之知，谱之难，莫难于吾族矣”[40]。麻城龚氏在民国十年（1921）编修宗谱时，亦言：“此次修辑宗谱，其最难之处在于宗支繁众，文献销亡，谱成之后，公议各支各房收领者，当敬谨以珍藏，则文献不至于残灭，续修期以三十年为例，则宗支亦易于采辑，诚两全之道也”[41]。 如此看来，考察族谱记载是否属实，首先就必须要明白谱牒编纂者的材料来源有哪些。科大卫曾总结香港新界上水廖氏宗族编纂族谱的资料来源，主要有：汇集于祠堂内的牌位、管理及使用祖传财产的文件、参加祭祀礼仪活动的人员名单，以及奉祀于各家祭坛上的牌位等等[42]。鄂东的情况与之较为类似，就笔者翻阅的谱牒来看，主要资料来源有：1、族人历代的传说与回忆，如黄冈《萧氏宗谱》云：“予先世之所传云，予族之始祖庚一公与余氏之始祖铭公，其初固同处于江西饶州者也，当皇明洪武间，余祖铭公奉命戍黄，而予始祖庚一公亦以奉命来兹土”[43]；2、各家祭坛上的牌位，如黄冈举人郭知易在万历年间修纂本族宗谱时，就是“采各分祷祀之章，详各家称谓之制……逐核其名，递详其分，耳目严明，世系昭信”[44]；3、祖传财产的契约文书等文件及先世所立之碑刻资料；4、修谱之时对现实情况的记录等等。 一般而言，在上述数种资料来源中，后2种资料由于有文本可依，且距离族谱编纂之时不远，似乎较为可信。从各家祭坛上采集的牌位资料则不然，很多时候由于只是供奉自己的直系祖先，而且对于世系较远的祖先牌位常常将其移出祭坛等等，从而容易形成“一代一人”的基干型，其结果就造成了世系脱落的现象[45]。对于这种情况，鄂东许多宗族做法是依靠巫觋设立乩坛，请祖先之神“临乩示判”，以使族谱的记载趋于完备，如黄冈《董氏宗谱》记载：“寅以不材，生当此际，犹复袖手以待，则谱事终属子虚，由是午夜思维，必求补葺。或考诸遗文剩稿，或访诸断碣残碑，或得诸古昔之传闻，或凭诸父老之记忆，博采旁搜，参观互证，阅十数寒暑，而后条理可分，因源溯流，由末返本，与墨谱遥遥相接，若合符节焉。犹复戒设乩坛，祷求先灵判示，重者删之，缺者补之，错讹乖谬者更而正之，谱于是乎得有定本矣”[46]。又如黄冈王氏： 吾族自始祖宦游来此，原籍谱稿遗失，嗣后征文考献，每有不足，兹因列祖临乩指示，始得详晰，如宗支世系、生庚卒葬、坟墓山向，悉遵祖训[47]。 黄冈陈氏在光绪十九年（1893）修谱时同样采用了这种做法，据其宗谱记载： 余族自公成祖而下，至莲溪始祖胜公，不知世有若干，蒙祖瑞公降乩而判也。胜公生浒、琏；浒生和卿、启后；启后生又藩、质藩、凯旋；凯旋生大材、大庆、大杰。自胜公至大材，世无次据，照翔公降乩而判也[48]。 可见这种做法主要应用在祖先的“宗支世系、生庚卒葬、坟墓山向”等方面记载不清的情形之下，这些依靠“临乩示判”所得之祖先世系记载当然很难有真实性可言，其中“世无次据”的说法更是让人怀疑这些宗族的始迁时间是否就是元末明初。麻城《龚氏宗谱》曰：“县中金、程各姓修谱，因世系不清，请乩代判，吾族三世至七世或至十五世，裔簿祖讳虽存，然不知某氏系某代，某氏系某支，某支系出某祖，歧户长长男常聪与金君朗山相契，因而请金姓扶乩之人设坛祠中，判出不清之关系，自己未七月起，至辛酉三月间，始将各支判清”[49]，可见，“临乩示判”的做法在修谱的过程中曾被许多宗族所采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惯例。 在族谱的各种资料来源中，最让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有关传说的记载，而这部分内容恰好大多正是涉及始迁祖的记载。事实上，像上述黄冈萧氏采传说入谱的做法似乎还有一定根据可言，而有些宗族则依旧是以巫觋设乩坛的形式来判别有关始迁祖的记载，从而使问题疑窦丛生，如黄冈成氏即采此做法，据该族宗谱记载： 查吾乡各姓始迁之祖，除少数老户外，余皆迁自江西，惟吾族则不然。其有仍以江西为原籍者，都以旧谱无征，妄凭乩判，以他族多自江西，吾族想亦或然，沿讹袭谬，凿空臆造，所书祖宗名字，半属子虚乌有，更复不详史乘，捏造显贵官阶，神话既属荒唐，载笔者尤为简陋，适足贻讥大雅，为通人所嗤耳[50]。 成氏某些支派“妄认原籍江西”的例子因为合修宗谱时被暴露出来，在其他宗族中仍然存在类似的现象，如黄冈马氏同样在无法确知始祖迁自何方时，“设乩问讯”，该族谱曰： 修谱必首序原籍何处，迁于何代何年，又必上溯始祖之所自出，凡以明本原之不可没也。吾族卜居于此，或云来自河南，或云来自江西筷子乡，二说皆无确据，而年代久已失传，始祖以上亦复无考，均置之不论，此前清辛卯（1891）创修不得已之说也。迨民国庚申（1920）续修，特设乩坛问讯，三世子元公上乩谓，吾族始祖实由江西筷子乡，于洪武辛未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秋九月丙午日来此贸易，始居东马家，继居马家塝，至清乙已（康熙四年，1665）迁于马家畈，盖吾先人屡遭播荡，创业艰难，后嗣其志之勿忘[51]。 如果说上述陈氏的例子只是让人对于鄂东宗族的始迁时间表示怀疑的话，那么黄冈成氏的某些支派与马氏的例子就更是让人质疑所谓江右之人在移民中占据的比例如此之高是否可靠了。 黄冈陈氏的例子则更加具体地验证了以上诸种怀疑，当他们请来塾师曹作宾为该族创修的宗谱润色时，曹作宾就发现： ……若谓其始祖有白良者，同昆季三人由江右来楚，其二人未知去向，良则隶籍于邑之石屋西境陈家田结庐焉……方谓自豫章徙楚者，至今皆二十世以外，而兹谱仅十二三世，其必白良以下、世珍以前有数代阙文无疑，及观新墨稿，一世昊服名后注云：洪武庚子自江右凤天庄来此，仿佛与旧序白良相同，递衍至十世，源源本本，不一其人，补短接长，将旧稿前后未详诸名目，俱载明所出所生，而各属无疑，直与旧稿遥遥相接，然终无白良其人，此之所谓昊服，其即彼之所谓白良，而有名与字之分欤？第其中取名之字义多不近情，且洪武在位无庚子纪年，况宗字派（即陈氏所谓的第三代）凡二十五人，今之枝繁叶茂者，皆宗友一人之后，其余或及身而止，或再传而止，或三四传而止，多不过五传亦止。窃谓远追九世，去今约五百有余岁，非有当时之献、衍当时之文，何足征信，因疑致问其所从来[52]。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陈氏对其始迁祖的名字都没有十足把握，而且始迁之后的世系更是混乱，从而出现了“今之枝繁叶茂者，皆宗友一人之后”的情况。在此例中，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当然是陈氏有关始迁时间的说法，其它元末明初的移民后裔已经传至了二十余世，但陈氏仅有十二三世而已，可见，该族始迁时间极有可能要晚于元末明初之时。对于这些疑问，曹作宾发出了“非有当时之献、衍当时之文，何足征信，因疑致问其所从来”的感慨。的确，由于族谱的编修是在宗族定居之后的若干年才开始的，它本身不是共时性的描述，而只是一种追溯性的过程，很多时候，编修者已经无法确知当时的真实情况，因此，人云亦云，或是进行杜撰编造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亦不足为奇了。 三、余论：族谱自有其“真”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建构于族谱之上的移民传说并不见得符合史实，笔者不否认元明之际曾有大量的江西移民迁居鄂东地区，但是当这一结论建基于族谱资料之上时，无疑其规模在无形中被夸大了。因此，正如陈支平所言，对于族谱这种主观随意性很大的民间文本，既需要看到它所蕴含的整体学术价值，同样也不能忽视对它的鉴别取舍，一种可取的方法是对之采取实事求是、客观审慎的科学态度[53]。 然而，无论是否真是江西移民的后代，本地人对此说法却深信不疑[54]，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同样关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南雄珠矶巷”移民传说的日本人类学家濑川昌久，对族谱的真实性亦有论述，他说道：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来说，族谱的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充分的保留对于族谱记载内容真伪程度的判定，而将其内容重新理解为带引号的‘事实’，并力图去解明记录了这些族谱的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这比一味纠缠族谱的真实性要有意义得多。而且正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观照下，族谱才成为无价之宝：它可以极其生动的告诉我们，隐藏在宗族、祖先祭祀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父系世系理念、对于父祖之地的认同，等等”[55]。 濑川氏的说法可谓极有见地，我们的确无须纠缠于族谱的记载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而是应该将其放入当地社会的具体场景中加以考察，去看看为什么当地人如此深信自己就是元末明初江西移民的后裔，从这个角度来说，族谱的记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就体现在它反映出这个传说背后所隐藏的当地人的意识结构，以及当地社会的文化性与社会性规范。如此看来，对于“江西瓦屑坝”移民传说的解读，就必须依赖于对鄂东宗族以及地方社会进行详细地研究。 注释： [①] （清）魏源：“湖广水利论”，载《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 [②]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另张国雄在明清两湖地区的移民研究中，依靠以472部两湖地区的族谱所建立的移民档案作为主要资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论是‘填湖广’，还是‘填四川’，实际上早就发生了。而且，除了迁出的高潮在此时（即清初），迁入的高潮明初就出现了”，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18，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③] 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一书中，根据宣统《黄安乡土志》中氏族志的有关记载，以及张国雄所建移民档案中黄州府的族谱作为资料基础，经统计得出了如下结论：扣除元末及洪武年间由本区迁入的土著，元末及洪武年间从外地迁入黄州府的移民人口大约仍占全部人口的62％左右，在这些外地移民中，江西移民所占比例更是达到了87％，见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页129－13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张国雄根据族谱所建的移民档案中，涉及鄂东地区的共有172例，其中黄冈县100例、黄安县4例、麻城县18例、英山县1例、蕲水县2例、蕲春县23例、广济县11例、黄梅县1例、黄陂县12例，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257－26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 麻城《毛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睦族堂刊本）卷首，“墨谱原序（崇祯十年）”。 [⑤] 黄冈《罗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柏林堂刊本）卷一，“序”。 [⑥] 麻城《彭氏宗谱》（民国三十六年）卷一，“麻城彭氏族谱序（万历十四年）”，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 黄冈《黄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敦本堂刊本）卷首，“富一公传”。 [⑧] 黄冈《黄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敦本堂刊本）卷首，“自政公传”。 [⑨] 黄冈《蔡氏宗谱》（民国戊午年，九思堂刊本）卷二，“一世祥甫公传”。 [⑩] （明）茅瑞征：“形胜论”，见乾隆《黄冈县志》卷十四，“古文·论”。 [11] 同治《黄陂县志》卷一，“天文志·风俗”。 [12] 三店镇志编写组：《三店镇志》，页46，2000年，内部资料。 [13] 如黄冈《林氏宗谱》（残本）卷首，“林氏世系源流”：“元末红巾乱楚，江黄人民播迁，土宇空虚，明太祖拨饶民以实之，我祖西山公兄弟四人自余干县瓦屑坝迁黄”。 [14] 如黄冈《熊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 敦本堂刊本）卷首丙，“承受胡氏里长说”：“始祖德峻公，先世宋代原籍江右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 [15] 如黄冈《刘氏宗谱》卷首一，“原序”：“均保（始迁祖）原在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民籍，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我元祖均保妣象氏奉太祖旨，迁湖广省黄州府黄冈县庶安乡鸬鹚湖社团湖西岸安居落业”；又如黄冈《许氏宗谱》卷首，“纂修宗谱缘起”：“余族自明甫公兄弟于明洪武初由江右饶州乐平瓦屑坝，迁黄冈庶安乡古龙坵之北”。 [16] 黄陂《喻氏宗谱》（民国七年，邾城高区文华堂集印）卷一，“东分支谱序”。 [17] 郑道隆（正德二年）：“一世祖郑福五公福六公传”，见黄冈《陈氏宗谱》（1989年续修）卷首一。 [18] 黄陂《喻氏宗谱》（民国七年，邾城高区文华堂集印）卷一，“瓦屑墩序”。 [19] 黄冈《林氏宗谱》（1993年）“靖果园太史瓦屑坝考”，页219－222。 [20] 黄冈《熊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敦本堂刊本）卷首丙，“录靖果园太史瓦屑坝考附跋”。 [21] 光绪《黄冈县志》卷十，“人物志·文苑”。 [22] （清）靖道谟：“瓦屑坝考”，详见黄冈《熊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敦本堂刊本）卷首丙；黄陂《喻氏宗谱》（民国七年，邾城高区文华堂集印）卷一；黄冈《林氏宗谱》（1993年），页219－222；三店镇志编写组：《三店镇志》，页330，2000年，内部资料。等等。 [22] 黄冈《谢氏宗谱》（民国戊午年，大祠藏板）卷首中，“艺文谱·黄冈上伍乡谢氏公议统修族谱引”。 [23] “各宪饬行软抬檄文”，见同治《黄陂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中”。 [24] 如在张国雄所收集的172例鄂东族谱中仅有2例声称其族的始迁时间为清初，这2例分别为民国黄安《董氏族谱》及民国9年蕲春《吕氏重修宗谱》，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257－26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 《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庚寅。 [26] 嘉靖《蕲州志》卷七，“武勋”。 [27] 光绪《黄冈县志》卷十一，“人物志·忠义”。 [28] 嘉靖《蕲州志》卷一，“山川”。 [29] （明）茅瑞征：“土田论”，见（乾隆二十四年）《黄冈县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上”。 [30] （明）曾维伦：“风教论”，见光绪《黄梅县志》卷六，“风俗”。 [31] （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 [32] （清）靖道谟：“瓦屑坝考”，详见黄冈《熊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敦本堂刊本）卷首丙；黄陂《喻氏宗谱》（民国七年，邾城高区文华堂集印）卷一；黄冈《林氏宗谱》（1993年），页219－222；三店镇志编写组：《三店镇志》，页330，2000年，内部资料。等等。 [33] 黄冈《谢氏宗谱》（民国戊午年，大祠藏板）卷首中，“艺文谱·黄冈上伍乡谢氏公议统修族谱引”。 [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东方出版社，1996年。 [35] （日）上田信：《家谱和区域社会研究》，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36] 对此还可参见冯尔康：《家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代序，中华书局，1997年；常建华：《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载《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7] 如陈支平就在《福建族谱》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姓氏溯源往往热衷于攀龙附凤，追附于上古社会及汉、唐时期的巨家望族、贵胄名臣”，见陈支平：《福建族谱》，页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38] 如黄冈谢氏即持此说，见黄冈《谢氏宗谱》（民国戊午年，大祠藏版）卷首上，“凡例”。 [39] 麻城《王氏宗谱》（民国十五年，三槐堂刊本）卷三，“跋”。 [40] 黄冈《刘氏宗谱》（民国，中山堂刊本）卷首，“刘成港序”。 [41] 麻城《龚氏宗谱》（民国辛酉年，种柏堂刊本）卷首，“凡例”。 [42]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P60-6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 黄冈《萧氏宗谱》（民国七年，师俭堂）卷首上，“敬录宇良公序余氏增修族谱原文”。 [44] 黄冈《郭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活字本）首卷二，“墨谱序”。 [45] 这种情况可参见科大卫的论述，见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P60-6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6] 黄冈《董氏宗谱》（民国丁丑年，三策堂刊本）卷首一，“纂修谱序”。 [47] 黄冈《王氏宗谱》（光绪丁酉年，三槐堂刊本）卷首，“凡例”。 [48] 黄冈《莲溪义门陈氏宗谱》（民国庚午年，颖义堂刊本）卷首，“莲溪陈氏家乘源流引”。 [49] 麻城《龚氏宗谱》（民国辛酉年，种柏堂刊本）卷首，“创修宗谱纪名序”。 [50] 黄冈《成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 亲睦堂刊本）卷首上，“献新、献冬二公后裔合修宗谱序”。 [51] 黄冈《马氏宗谱》（民国庚申年，敦本堂刊本）卷首，“凡例”。 [52] 黄冈《陈氏宗谱》（民国丙戌年，则义堂刊本）卷一，“序”。 [53] 陈支平：《福建族谱》，页332－33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54] 张国雄先生记载了他在收集两湖地区族谱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件趣事，那就是本地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江西人的后裔，常常脱去鞋子，指着小脚指说自己指甲多一块，这就是“江西种”的生理特征，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页1－2，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55] （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页2－3，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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