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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虎妈：这个农妇，养出了35个博士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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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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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馆（2017年8月22日）

    17岁嫁给49岁老头，23岁守寡，一生坎坷，她连书都没读过，却养出了中国最牛逼的大师——胡适，一生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1、17岁嫁给49岁老头，23岁守寡

    冯顺弟，一个老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淳朴的老农民生了个女儿，希望老天眷顾再顺个儿子传宗接代，却因培养出中国影响最大的大师而备受尊敬。
    冯顺弟本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长得不漂亮，倒也过得去，认识几个字，能做几门手工，过着清贫平凡的日子。

胡适的父亲胡传

    17岁那年，上庄的媒婆前来提前。父母很高兴，媒婆还没说完，父母的脸却黑了：男方叫胡传，一个四十九岁的老头子，年纪大就算了，还死了两任老婆，嫁过去做填房，太委屈，划不来。
    冯顺弟却不这么看：“给人家做晚娘，聘金彩礼应该多些，将来可以帮忙，你们重建祖屋的心愿总能实现了，听说胡先生也是个人人敬重的好人……”
    懂事到如此，也只有那个时代的女性才会这样。母亲终究见不得自己的女儿吃亏，又抹不开面子，勉强答应，却给了个假的生辰。
    媒婆高兴地去了，找村里的算命先生排八字，哪知算命先生记忆了得，一眼看出这是错的，知道错的就罢了，竟然连冯顺弟准确的生辰八字都还记得，摊开一排，金玉良缘。父母也只好认命，这或许是上天注定的吧。
    就这样，17岁的冯顺弟嫁给了比她大32岁的胡传。
    胡传虽老，却不糟。也算是书香之家，官虽不大，却能办事，人称“三先生”，在当地也颇有名望，冯顺弟嫁给她并不算亏。
    两年后，冯顺弟生了个儿子，取名嗣穈，后来有人帮胡嗣穈改了个名字，叫胡适，字适之。
    就在胡适还不满四岁的时候，却传来了胡传病死他乡的消息。
    死信传回家的时候，顺弟正坐在老屋前堂房门口的椅子上，听见读信人读到丈夫的死讯，身子向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间满屋子的哭声，好像天地都在那一瞬间翻覆了。
    二十三的冯顺弟就此成了寡妇。
    作为当家的后母，大女儿却比她大七岁，大儿子比她大两岁，双胞胎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只比她小四岁，要当好这个家并不容易。
2、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胡传死后，胡家尚剩下几千两的存款，放在同乡的店家生息，也可以勉强支撑不至于挨饿受冻。
    可偏偏大儿子从小就败家，抽鸦片烟、赌博，到处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群讨债的，每人提着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不给钱就不走。
    冯顺弟表面上依旧平静，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给孩子压岁钱，只当不曾看见这些人。等到近半夜，才请一位临近的本家来，每位债主发一点钱，好说歹说，将这些债主一个个打发回去。
    债主走后，大儿子才敢敲门回来。因为是新年，冯顺弟也不骂他，脸上也不曾露出怒色，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饭过年。
    大儿子没出息，偏偏大媳妇和儿媳妇也不是善茬，总是指桑骂槐，时不时拿些尖酸刻薄的话来刺激下冯顺弟，冯顺弟也不去计较，假装没听见，从来没说过一句伤人的感情话。
    冯顺弟仁慈大度，却并非没有原则，对于超过底线的侵犯，冯顺弟一定会坚决予以反击：
    胡适的五叔是个游手好闲的小人，成天在外游荡、赌博、吸食鸦片，一次在烟馆里发牢骚，竟说胡适的母亲生活不检点，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不少好处。
    这话传到了冯顺弟的耳中，气得冯顺弟大哭起来，哭完之后，冯顺弟将本家的几位长辈请来，并把胡适的五叔叫来，当面质问。五叔自知理亏，最后当面认错赔罪，冯顺弟这才罢休。
    而胡适也像极了他的母亲，对人永远是谦谦君子，哪怕遭论敌奚落，也从不记恨于心，可在民族大义、自由真理面前，他却丝毫不会退让，哪怕是蒋介石，也敢当面批判。
    胡适本人也坦然承认，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
    有句话说，三流的父母是保姆，二流的父母是教练，一流的父母是榜样，冯顺弟就是胡适最好的榜样，最一流的父母。

年轻时期的胡适
3、聪明的母亲，从不会当众教训孩子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回忆他的母亲：
    “我的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严厉眼光，就吓住了。”
    如果犯的是小事，冯顺弟就在第二天的时候早早起来，等儿子醒来时便好好教育他，让胡适反思昨天所做的错事。
    如果犯的是大错，那也绝对不会姑息，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上房门，该骂的骂，该罚的罚，该打的也要打。
    有一次吃饭后，胡适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件背心，小姨怕他着凉，就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
    小姨说：“穿上吧，凉了。”
    胡适随口回了句：“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话一出口，冯顺弟就从家里出来了，胡适便赶快把衣服穿上，到了晚上，冯顺弟把胡适叫来，让他跪在地上，重重地责罚了一顿：“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地事！好用来说嘴！”
    冯顺弟气得发抖，胡适则跪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用手抹眼泪，不知道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得眼翳病。医来医去，都不见好。
    冯顺弟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她便真的拿舌头舔胡适的眼翳。
    教育孩子本是最正常不过，但绝大部分的父母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责骂，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也让孩子产生抗拒和排斥感，往往是适得其反。
    聪明的父母绝不会在众人面前当面训斥孩子，等孩子情绪稳定下来，再跟他好好讲讲事情的厉害关系，该骂的骂，该罚的罚。在这一点上，冯顺弟超过了绝大部分的父母。

胡适
4、书，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学区房

    胡传临死前曾留下遗言：“穈儿天资聪颖，应该令他读书”。冯顺弟的心中也一直怀揣着这份信念，不惜成本，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在胡适还不满四岁的时候，便被冯顺弟送到了学堂，因为年纪还小，要别人抱起才能坐到高凳上，一座就是好久，因为坐上去就爬不下来了。
    学堂的学费并不贵，每年两块大洋，为了让先生多加照顾，冯顺弟给了六块，而且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了十二块。因为先生的多家照顾，即便年纪小，胡适的功课也丝毫不比别人差。
    据说经常有一些十几岁的小姑娘围在胡适的身边听他讲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样神奇的一幕：胡适用他的绩溪土话将古书的故事翻译过来，身边则有一群姑娘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纳鞋底。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冯顺弟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冯顺弟毕竟是冯顺弟。
    就在胡适出国留学的几年里，冯顺弟却日益病重，重到连起床都办不到，却从未告诉她的儿子。她私下里请人来家里拍了张照片，然后保存起来，跟家里的人说：
    “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
    如此情深，读完已是泪流满面。
    最令人敬佩的是，她甚至向别人借了八十块大洋给儿子买了一部图书集成。八十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月薪是八块，相当于毛泽东十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总和，而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的房子也不过二百块而已。
    冯顺弟却全部用来给孩子买书了。
    如果冯顺弟也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将这些买书的钱通通换成零食、衣服、鞋子、车子、房子，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一定少了一个享誉世界、名载史册甚、影响历史变革的大师，不过是在微不足道的世界中增添了一粒砂土罢了。
    我们的父母天天都在绞尽脑子，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既能赢在起跑线，也能笑道终点站，各种培训班、各种补习班、各种兴趣班，却从不肯半个钟头陪孩子读本书，这样的家庭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呢？
    对知识的渴望和获取，才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学区房。在这一点上，这个连学都没上过冯顺弟却足以将大多数的父母踩在脚下。

胡适
5、

    冯顺弟四十五岁那年，胡适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成为名声大噪的“洋博士”。第二年，儿媳怀孕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冯顺弟高兴地合不拢嘴。对她来说，一生的使命与期望算是全部了结。
    紧绷了数十年神经，一旦松懈，冯顺弟本来疲惫不堪的身躯在瞬间轰然倒塌。从发病到溘然长逝，不过十几天的时间。胡适都还没来得及从北京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后人常常感叹“民国之后无大师”。
    民国的确是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其中很多都出身寒门。
    他们依然能够屹立在中国文化的巅峰，让后人感叹、仰慕和尊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背后有很多像冯顺弟一样的父母：
    他们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同样迫切希望子女成龙成凤。但是他们不会动不动就以父母之权威，凌虐在孩子的意志之上。或许他们没钱，无法给孩子丰厚的物质财富，却能给予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好的馈赠：一条通往知识巅峰的路。
    他们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坚强、坚韧，在孩子的教育中慈爱、温柔。他们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导师和榜样。
    如果说胡适为代表的大师们是民国天空中耀眼的星辰，在背后点亮这些星辰的就是像冯顺弟一样的父母。
    为此，他们可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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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顺弟：旧时代里不简单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幼年在故乡家塾读书，１９０４年随兄到上海，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１９０６年考入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１９１２年转文学院，修哲学、文学。１９１５年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是杜威。从此一生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１９１６年开始与在美同学讨沦白话文，最后写成《文学改良当议》，１９１７年１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产生重大影响。１９１７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１９２０年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五四运动以后，思想逐渐趋于保守。１９２８年受聘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１９３１年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３２年５月创办《独立评论》。抗战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１９４６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４９年到美国，次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１９５８年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为欢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因猝发心脏病逝世。
　　文化大师胡适的父亲，大号胡铁花。这当然不是古龙笔下的武侠名人、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而是中过秀才、当过知州的胡铁花。胡适的父亲本名胡传，铁花是他的字。他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在清朝的台湾，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胡传像
　　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然而，在胡适绚烂的文学冠冕上，我们找不到他父亲的名字。胡传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要求随大清使节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这个少年。据说，吴大徵曾称赞胡传有治省之才，这也许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但胡传却的确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方。胡铁花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东海危机乌云般翻卷在上空，到处是不安谧的波涛。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边境那样，走进了台湾岛的森林、山峡、海口，踏遍了郑成功时代的城垛和荷兰人留下的赤莰城。“华严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然而在王朝末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梦想。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但他的剑还未出鞘，就被光绪皇帝割让台湾的诏书冻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员一律内渡，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褴缕，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我想，胡适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动血液，就流动在他父亲喷薄的脉管中。
　　胡传病倒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到厦门，几天后死于时疫。那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作为《全台兵备志》的作者，他应该是最知道八卦山对台南战略意义的人。与其说他死于时疫，不如说他死于台湾陷落的可怕命运。据说，胡传的家乡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我注意到，胡适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亲忧愤死于厦门时，应该只有三岁零几个月。而他的母亲，则是二十三岁的妙龄少妇。遥想娇妻幼子倚门而望，胡传眼中一定涌满坚硬如冰的泪水。那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内渡的船只，是台湾海峡封锁前的最后船队。海面上惊慌的海鸥，哀鸣的白鹭，还有哭泣流离的人群，曾带给诗人怎样的哀愁？暴风雨的四周是万籁俱静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湿的夜空中，传来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啸。然而，诗人胡传已经不能动笔了，黑暗的午夜里，他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
　　胡适动笔写下《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亲。当书生报国成为南柯一梦，文学就不得不站起来，拯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倔强的坚韧，坚韧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传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儿子胡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父亲的精魂守护在这里，激动的胡适无法克制血脉贲张，几年后骤然辞世。
　　父子两人的生命，都在台湾画上了奇特的圆。这也许只是巧合。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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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她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 虽然气量大，但性子好。 虽然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但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的那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
    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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