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和胡适之 [复制链接]

    胡政之和胡适之还真是有一点缘分。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是当年《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他比胡适大两岁。祖籍四川成都，但因为父亲在安徽做官，所以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安徽度过的，胡适是安徽人，他们也勉强算是有一点同乡关系。1930年，胡汉民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没指名地批评了胡适，说胡适在《伦敦泰唔士报》上写文章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其实是一场误解，胡汉民所提胡适的观点是听说的，胡适根本就没有说过。胡适在这些事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给胡汉民写信，追问他何时说过那样的话。不久，胡适看到了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记》，就给胡政之写信，问他是不是胡汉民当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胡适说："请你看一个被诬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面上，把当日的真象告诉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5页），胡政之收到胡适的信后，给胡适写信，说胡汉民"确对弟提及大名。"胡政之虽然没有胡适的名声大，但在他那个时代，因了《大公报》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作为社会贤达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他是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据胡适在1947年给王世杰的一信中说，当时酝酿中的无党派人士中，有四个可能成为国府委员，这四个人是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胡政之，可以想见当时胡政之的社会声望。  
    说胡政之，还要多说几句胡适之。
    胡适是《大公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引用和阅读《大公报》的记载。他在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也常转载《大公报》上的文章。特别是从《大公报》创办了"星期论文"专栏以后，胡适和它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胡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联系的。
    胡适曾说过："《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18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适自己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大公报》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胡适和他的《独立评论》周围的朋友都先后成了《大公报》的作者和读者。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争论，都与《大公报》有关，胡适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特别重视，他们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同上1446）  
    胡适一生对《大公报》非常有好感。在他生活中，可以随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他对胡政之的评价很高："后来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线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考。"（同上1344页）
    胡适说："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的什么事？“我是向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同上1320页）
    胡适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对时局的评价，意见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的认识大体一致。
    1938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对胡适在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因为胡氏是以教授与著作为业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无此拟议，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断定必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张季鸾说："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时期我们对美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进国交，但胡氏的任务却超过寻常。"（《季鸾文存》84页）胡适和张季鸾的关系非同一般，胡适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1月5日张季鸾自上海来，我邀了梅、蒋二校长及周枚荪、潘光旦、陈岱孙、陈之迈、沈弗斋、张奚若到我家会他。从八点谈到十二点才散。季鸾说：，蒋介石先生似有意约一些学者在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后去南京谈谈。
    "季鸾说，今年三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对日本。"（《胡适的日记》第521页）
    1938年7月30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胡适写信，也表达了对胡适的敬重。他在信中说：
    适之先生：别才一年，我们的抗战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感念必多。近闻先生到伦敦讲学，影响必甚大，闻之欣慰。回想去年此时在牯岭与先生聚首时，谁会想到我们会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后，武汉已感威胁，但敢断言绝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沪报送终，今年一月初来汉，已干了七个月，假使汉口不能支持，无疑的又是芸送汉报之终。敝报计划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一三出版。汉口如危急，此间之报即移重庆出版，由芸承主笔务，季鸾先生则往来于港渝及大本营之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讲稿亦时时赐寄，以增国人信念。赐件寄港汉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十三号三楼，汉口如有变动，则请寄重庆，渝馆设新丰街十九号。远东大势似在活动中，日本方对英相演说表示恫吓，今日又接日苏接触之报，日苏关系如果爆发，定我抗战之出路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628页，黄山书社）
    胡适与王芸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很一致，庐山谈话会时，胡适和王芸生就北方问题做过多次长谈。胡适在日记中说："来长谈的有：吴康、萧一山、马荫良、洪深、王芸生、戴君亮。......晚上与沧波、芸生长谈北方事。"（《胡适的日记》第574页）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公报》，与他和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的友谊相关。王芸生在《前进吧中国！》中曾叙述过他和胡适的关系。他说："今年夏天两广问题闹得最历害的时候，胡适之先生自北平出发，准备出席太平洋学会，我与他同车自北平回天津，我们谈了一路，当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我说：“希望你自美国回来时，能够看见我们国家的进步。“最近他自海外归来，我在上海码头迎接他，他虽是抱恙归来，我们见面时却是满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车上那样忧郁了。我们那天谈了约莫两个钟头，结论是：“我们还需要大的准备，大的苦斗。“他很郑重地说：“现在证明，我们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没有错。“"（《芸生文存》2集，3页）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王芸生打电报给胡适，请他把对于西安事变的感想写出来给大家看看。胡适在病中写了他那篇《张学良的叛国》，在"星期论文"栏下发出。王芸生说；"胡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我读到这两句话时，深切意味到我在这几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时我又自慰，我居然还能强项见人，硬嘴说话！我既已强项见人，硬嘴说话，为什么不能照样的写文章呢？我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来续写这篇业已搁笔一星期的文章。（同上）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胡适对于《大公报》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身上，胡适有一种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辞别人世，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铸成先生，都认为他的结局是悲凉的，因为胡政之去世后，有一些家庭纠纷。不过，对于《大公报》的同人来说，他们却另有感触，胡先生的离去，可能是一种不详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大公报》已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还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五十年代初，王芸生率《大公报》同人为胡政之扫墓，不过一年时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的眼里已满是忧虑了，他们在担心什么？死去的《大公报》时代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大公报》的阴影已罩在他们心中，他们在给胡政之扫墓，更是在给《大公报》扫墓。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总不能拿没有东西的，来打有东西的。
    胡政之去世的时候，当年《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已在1941年去世，吴鼎昌早已离开了《大公报》，胡政之在当年的三巨头中，是以"经营"著称的，那时人们都说《大公报》是张季鸾的笔，吴鼎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大体突出了他们三人的长处。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它生存的时代，总还是为它提供了一些制度保障，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诟病，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李纯青在回忆《大公报》的经历时曾提及此事，他说，胡政之曾对人讲，国大开幕前，蒋介石召见他，当时傅斯年在座，蒋当时很不高兴，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去会上签了个名，然后就回了上海，再没有开会。因为当时中共和民盟都决定不参加，所以对于参加了会议的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关于此事，四十年代，周恩来在延安还有一个说法："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士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无有销路......"（《周恩来选集》上卷260页）人在历史中总是有矛盾的，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了解之同情"。对胡政之来说，他是一个民间报纸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对公正的舆论负责，他要保持一个民间报纸的独立性，在一个政治并不十分清明的时代里，他的选择是很为难的，他虽然没有开会，但他选择了参加，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他的选择，可以批评，但有两个事实是我们要尊重的：第一，《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里是始终是得到承认的，国共两面它都骂过，但也都说过他们的好话，它也受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苦，但这张报纸还是活下来了；第二，胡政之在1946年的选择，不能以对蒋介石的评价为判断依据，因为蒋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作结论的，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能对无党派人士保持相当的尊重，这是一个人的优点还是缺点？是民主风度还是独裁作风？
    胡政之还以无党派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过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团应有中共代表的，一个是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另一个就是胡政之，他们都提议由董必武来参加，名单公布后，周恩来也认为是公平的。据说胡政之临终前曾对费彝民说过；"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样问题，可以去找他。"不过，胡政之死了以后，谁也救不了《大公报》，因为它的时代结束了，以后是《新华日报》的时代。

    在卢沟桥事件（1937）爆发的那段时间，一个青年推开了《大公报》 编辑部的大门。当时负责总务的副总 编辑、总经理胡政之，考察了这个莽撞的青年。
    这个年轻人，身材高大，外语不错，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主攻方向是外交事务，同时也是体育健将。他的缺点也挺明显：并非中文科班出身，此前没发表过文章。更奇特的是，胡政之发现，与其他报人不同，他衣着时尚奢华，一看就是富家公子。再问，原来其父是广东一位大银行家。他能不能坚持艰辛的新闻工作？胡政之心里打个问号。当时的总 编辑、著名报人张季鸾一开始也是怀疑态度：公子哥儿，来报馆做甚么？
    这个青年回答得倒是流畅：家国危急存亡之际，岂能贪图个人安乐？《大公报》当时为抗日吹响号角，以笔为枪，也是战场。平生所学，懂点政治，在大公报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胡政之就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招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廷栋。[注1]
    大公报当时人才济济，绝大部分都是胡政之一手招来。包括范长江、王芸生、徐铸成、金诚夫、张高峰、萧乾等优秀报人，塑造了大公报的战斗力。“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张高峰之子、研究新闻史的学者张刃如是说[注2]。尤其是中日关系激化、战事逼近之日，大公报更是呼唤民族精神、号召国人抗敌。在马廷栋看来，国难之际，就应投身《大公报》。
    马廷栋没让令胡政之失望。他从翻译做起，越来越出色，不仅写国际评论挥洒自如，而且更是直接参与重大采访报道，在1943年更是独家采访了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与蒋经国专员一席谈》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重要篇章[注3]，马廷栋的能力也得到了 编辑部的肯定，并被提拔为 编辑部副主任，成为《大公报》的中流砥柱。
    1945年8月15日，正是日本投降之日，标志着长达14年的抗争终于画上句号。而《大公报》刚刚出炉的报纸“日本投降矣”风靡神州（这个头版，今天仍是 中国报业版面设计的百年扛鼎之作）。交版之际已是三更时分，大公报 编辑们准备庆祝一番，但王芸生、徐铸成和胡政之等，毕竟年纪大了，在门外转了一圈，东倒西歪地散了。马廷栋则与七、八个年轻人，一路喝酒高歌至天亮。[注4]
    当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坐在山顶，相互问抗战胜利后有什么想法。马廷栋当时说，“报社要设立驻外记者站，做大国际新闻。二战刚刚结束，欧洲局势微妙，英美联盟与苏联之间又有矛盾，前方一定有很多故事。而且， 中国作为战胜国，如果在国际谈判中争得自己的利益，这点非常重要，巴黎和会就是吃了这个亏，这一次， 中国不能再错。”当时，马廷栋怀有一个国际记者梦。要实现，就要走向世界。
    三个月之后，马廷栋就启程了，目的地是伦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伦敦政经学院访学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英国将成为下一轮国际新闻的富矿。
    在大公报 编辑部选拔驻外记者之中，拥有较佳外语能力及政治学专业背景的马廷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马廷栋驻英两年，也确实发回了不少重磅报道。尤其是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讲话”，更是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公开化。马廷栋已经成为当时 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新闻记者之一。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胡政之其实不太希望马廷栋赴英的。因为他觉得，马廷栋最适合的岗位并不是采编。胡政之提过：“论文笔，在大公报众多才子之中，马廷栋只算普普通通；但是论综合能力，马廷栋是难得的全才。”这句话，倒是从多位老报人处得以印证。
    1947年，胡政之越发焦虑，因为 国内局势变得迷茫，国共矛盾开始激化，内战一触即发。同时，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大公报也面临着经营危机，局势甚至比起日军侵华之际更加扑朔。报业奇才张季鸾已经去世，其得意门生王芸生主持笔政，但王芸生毕竟不是经营人才。经营工作对于大公报来说，其实是生命攸关。“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注5]大公报才子很多，但是经营人才，却是一只手数得过来。
    同时，胡政之意识到复办《大公报》 香港版[注6]的必要性——因为 香港是港英政府统治，经济稳定，变数相对较小，适合报社长期发展。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内地的《大公报》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只有 香港《大公报》，活了下来。[注7]
    复刊 香港大公报的工作，由胡政之亲自挂帅。与此同时，马廷栋当时接到报馆的电报，要求他从英国撤回。马廷栋当时一路直击战后国际事件，不亦乐乎，接到电报后还有点莫名其妙，怀疑“是不是自己漏了新闻”。后来打听，想到这或许是胡政之的意思，于是第一时间返回 香港。
    胡政之与马廷栋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胡政之其实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从事的也是国际新闻领域。在1919年，他参与报道巴黎和会，成为 中国最早期的国际记者之一，后来接手新记大公报之后，转为经营管理。在1937年，是他把马廷栋招入报馆，成为马廷栋的“伯乐”；在1947年，他深感身体不佳，需要培养经营人才，此时又想到了马廷栋。
    胡政之对马廷栋的欣赏，一方面是国际报道确实做得扎实，颇有自己当年的风采；另一方面，胡政之发现，这个富家公子潜力很大，毕竟其父就是大银行家[注8]，身上多少有经商的禀赋。而且，马廷栋有一件事令胡政之印象深刻：1940年，刚入职不久的马廷栋，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一台印报机突破了敌军封锁线，沿着滇缅公路，成功地护送到了桂林。他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在大公报上下传为美谈。
    除了马廷栋，胡政之还召唤了费彝民、李侠文、王文耀等人。这几位在胡政之眼中，也是兼具采编能力及经营能力的后起之秀。除他们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当时并未显山露水，他的名字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的“金庸大侠”。复刊的日子非常艰苦，首先就遇到 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当时银元大幅贬值，拿到 香港兑换成港元，居然没几块钱，堂堂一群报业精英，在 香港一下子成为“穷鬼”，连办公室都没钱租。后来几人四处寻求赞助，获得某位老板的一笔拨款，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并在 香港九龙找到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了立足之地。[注9]马廷栋等人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条件非常艰苦。胡政之好不容易找到了个住处，但离报馆较远，年近六旬的他，每天只能以公交车代步。
    1948年的3月，《大公报》港版成功创刊，局面也开始好转。但此时，胡政之病倒了，不得不回上海医治。“先生何时归？”众人问。胡政之说，病好了就回来。结果，最后胡政之没有回来。不到一年后，就传来了噩耗。
    胡政之的死，意味着大公报三巨头时代正式谢幕。 国内有新闻学者说：胡政之的死，标志着大公报繁荣时代的结束。话虽如此，大公报还是必须得办下去，尤其是新生的港版，头炮还是打响了， 香港读者反应也很踊跃，不能失去势头。几个青年骨干重新进行了分工，费彝民当社长，李侠文当总 编辑，而接过胡政之的班、担任总经理[注10]的，就是马廷栋了。“马廷栋有经营之才。”这一点，胡政之早已认可。
    作者供图：1948年，胡政之（前排右一）、马廷栋（前排左一）在 香港浅水湾，当时 香港大公报骨干合影留念。前排中间为费彝民，第二排左一为李侠文。
    马廷栋对胡政之的死，伤心了好久。同时，他意识到，不得不放弃国际新闻的目标，转为经营了。从事采编写作可以留名，但做经营呢，就相当于转到幕后，从事琐碎的工作。为了新生的 香港大公报，马廷栋心甘情愿地转岗了。 香港大公报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路稳健发展，在 香港报业始终独当一面。鼎盛时代， 香港大公报更是开设了《新晚报》、《大公周刊》等子报子刊。马廷栋的经营才华，还是得到了业界的肯定。不过，一旦有国际上的大事，马廷栋也重操旧业，踏上采访征程，比如1965年的亚非会议、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等。
    更难得的是，马廷栋、费彝民等一直爱国爱港，大公报一直秉持左派立场，在关键时刻多次声称拥护国家利益。不过，内地大公报的败亡，马廷栋就无可奈何了，这也注定他达不到胡政之的高度。另外，在具体工作上，马廷栋还是有一些可商榷之处。比如，他十分欣赏查良镛，但对其写武侠不太支持，认为其“应该好好写新闻”。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查良镛成“金庸”后，大红大紫，后来更是自立门户，创办《明报》，与《大公报》成竞争对手。因此，两人缘分到头，分道扬镳。此前，金庸曾赠《十日谈》英文版（薄伽丘著）给马廷栋，并在扉页写有祝福语，马廷栋当时欣然受之；但得知金庸离职，马廷栋大发雷霆，愤然将扉页撕去……
    这些年来，马廷栋跟家人承认，自己经常会想起胡政之。“如果当时有些事处理得更艺术一点，大公报就会好一点，查良镛说不定就不会走。”晚年时他看《三国》，看到诸葛亮委任姜维，马廷栋感叹道，“胡政之可以‘得天下英雄而用之’，我离那个境界还很远啊。”马廷栋手中的笔停下很久了，对于大公报一些旧事，他一直保持沉默。
    胡政之的去世（1949），标志着内地大公报辉煌时代的结束；而马廷栋的去世（2003）， 香港大公报也陷入了低谷。两代报人，一脉相承，分别走过不同的时代。
    注1：马廷栋：（1913-2003），广东广州人，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后任大公报翻译、 编辑、 编辑部副主任、驻英记者、 香港大公报总经理、副社长。
    注2：张刃：《大公报的三驾马车》，《齐鲁晚报》2016年9月20日
    注3：全标题为《赣南旅行通讯之一：与蒋经国专员一席谈》，发表于1943年5月3日《大公报》桂林版。
    注4：此处为大公报重庆报馆。1945年各个办事处的精兵强将都聚集于重庆，一起规划抗战胜利的版面。相关细节由马廷栋妻子陈少春于2003年向笔者提供。
    注5：此话出自陈纪滢对胡政之的回忆。见高林所著《重识胡政之》
    注6：大公报 香港版曾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过，但后来因日军袭港只能停办。当时的创办人也是胡政之。
    注7：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注8：马廷栋的父亲为马伯年，为广州国华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在40年代胡政之还慕名拜访过马伯年，两人曾在广州黄花岗纪念碑前合照。可惜照片在 文革中遗失。
    注9：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注10：一开始 香港《大公报》没设立“总经理”一职，只设“经理”。但到了60年代改为“总经理”。马廷栋同时兼任副社长、副总 编辑。这个架构与抗战时期大公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