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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铜陵历史人物：胡舜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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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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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9
    胡舜元（1019——1099 年），字叔才，安徽省铜陵县凤凰耆沸水（今铜陵县新桥镇境内）人。
    胡舜元所处时代是北宋，出身“铜陵大世家”。少曾与王安石“共砚席，相友善。”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中进士，历任德兴、郑县县令，后迁秘书省著作郎。
    王安石青年时期结识了胡舜元。王安石除了在铜陵写过不少诗外，后来在舒州任上还专门为胡氏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送胡叔才序》。
    胡舜元在政治上属保守势力，王安石变法时，胡竟“以书诋安石”，严厉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 怀利事君，贪财害民”，因而觉得自己仕途不顺，理想不展，即辞官“归隐”，自以为“如今始觉天将晓，深闭蓬门不问津。”
    胡舜元当于1079年，终于在“优游林下二十年”后，卒于自己的故乡，葬望牛山。年六十岁。
　　胡舜元逝世后，王安石仍珍惜旧情，不计个人恩怨，写下了《挽舜元胡著作郎》的悼诗，诗中一往深情地评价胡舜元：“德行文章里宗 ，姓名朝野尽知公”。并虔诚地为他祷祝，“从今永别人间去，笑入蓬瀛阆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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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10-19
王安石与胡舜元的恩恩怨怨
作者：子金山
一、“我爱铜官好”

    准确地说，王安石是18到21岁之间来铜陵讲学的。因为在这两年发生过两件大事：
    一是1039年，王安石18岁上，他的父亲王益在江宁通判任上遽然长逝。王益先后在江西、四川转做过小官，到景佑四年（1037）才被任命为江宁通判。这中间，王安石一直随父行迁。王益为官清正廉洁，他的去世使王家生活骤然困顿，“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于不腆之禄（《王安石全集·上相府书》）。”“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中山薇（《王安石全集·忆昨诗示诸外弟》）。”因此，青年王安石不得不出来找食，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另一件事发生在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从此开始了他几经沉浮的官宦生涯。《嘉靖铜陵县志》记载：王安石“微时与新安汪澥、邑人胡舜元筑堂于灵窦泉侧讲学。”所谓“微时”，当指他尚未出仕的那段时间。其后，王历任淮南、鄞县、舒州、和州、开封、常州等中小官职，直到调往朝廷。
    虽然不能武断地说，王安石此前或此后到过铜陵、到过几次，但一些间接证据足以说明，他与这块土地联系很多。铜陵县顺安镇作为官方驿站“临津驿”，是王安石家乡江西临川（抚州）通往江宁（南京）的要道，而南京又是王安石的终老之地。同时，王安石出仕后，有不少时间在今天的安徽任职，如舒州（潜山县），和州（和县）等。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一个姐妹嫁给了本地人沈季长。在《贵池主簿沈君墓表》中，王安石说：“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君（季长）也”“他日，从沈子（季长之子）于铜陵而游观其县……沈子曰：‘先君……尝摄铜陵县事，县人有兄弟争财者，先君能为辨其曲直。’”几地之间的往返，如此重要的姻亲关系，是否可以说明王安石先后多次来过铜陵？
    王安石的学生叫胡舜元，字叔才，铜陵县凤凰人。说起这对师生，似乎也不相宜。胡出生于1019年，比王安石还大两岁。所以，《嘉靖铜陵县志》说二人“读书大明寺，共砚席，相友善”，似乎是平辈的切磋或伴读关系。至于《胡氏宗谱》中记载的“临川半山王君安石者，学行高重，（舜元之父省一公）乃于大明寺山侧建书堂一所，敦请王君居其间，而以叔才公从学于彼”，大约是名人效应，有些高抬、沾光的成分，或是先进帮教后进的关系。
    这里要插几句话，胡家请来王安石，又专门建造了“逢原堂”的书堂（即后来的王荆公书堂），是为了振兴胡门文风的。胡家是“铜陵大宗，世以赀名”，此前乡里有钱人花钱让孩子考试，总是劳而无功，只好玩马钓鱼，或买田置产了，“遇儒冠者，皆指目远去”，连胡家也是如此。而叔才父母独不以为然，在他幼小时就花重金请先生，没考取也不为怪，“愈笃不悔，复资而遣之。（《王安石全集·送胡叔才序》）”。
    铜陵大概给落难中的王安石留下了较好印象，除了与胡舜元“相友善”外，他的心情也很好，这在他的“胡氏逢原堂”一诗中有所流露：“我爱铜官好，君实家其间。山水相萦萃，花卉矜春妍。有鸣林间禽，有跃池中鲜。叶山何嗟峨，秀峙东南偏。峰峦日在望，远色涵云边……”但也在此时，王安石的凌云之志也溢于言表，如在“灵宝泉（海眼泉）”一诗中，他说：“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望霖雨，谁知龙向此中蟠？”
二、“不畏浮云遮望眼”

    公元1058年，在基层锻炼了16年的年轻官员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扭转国家多年积弱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新法。
    就在上书这年之前，胡舜元屡考屡败，心理压力很大。为此，他对王安石倾诉说，既思念父母，又无颜见江东父老。王安石耐心劝他，庸人才以官禄为荣。你的父母让你走圣贤之途，被“群庸”笑骂都不后悔，是大贤人。现在，你却舍弃道义，想念荣华富贵，真是大错特错！那些笑骂你的人不过是平庸之辈，有什么理由因此愧疚呢？听我的，回去伺候父母，才是大好事。于是，胡舜元“释然寤，治装而归”（据《送胡叔才序》）。
    我们不能因此断定二人从此产生了芥蒂，但随着翌年考取进士，直到1069年王安石升任高官，大权在握，全面推行变法的时候，胡舜元除授过二任县尹和一个有权无职的著作郎外，一直没有得到升迁，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否昭示着他在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中公然跳到反对面加以反对呢？
    北宋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辽夏长期用兵，宗室繁衍渐多，政权各自为政，社会矛盾激烈。为此，王安石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观点：“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按今天的说法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实施了一系列新法措施，涵盖了农业、商业、军事、教育和手工业等方面。可是，变法却遇到了空前阻力，朝中以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为首，野中以胡舜元这样的典型为基础，朝野相互串通，千方百计抵制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近千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一直争论不休，到今天才勉强趋于认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有一点却需要说明，斗争的双方后来在事实上都认可，两派之间都存在着意气用事、不择手段、相互攻喧，甚至不惜致人于死地的情况（据《回天转地入扁舟---王安石传》、《王安石变法以“政府经商”助长了腐败》）。既然如此，就难说胡舜元只是简单地站在自己立场上，没有一点不满或泄私愤的成分，没有被别人当枪使的嫌疑。他的下层官吏身份、王胡之间的交情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让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思考和怀疑。胡舜元骂王安石的手段也着实了得，丝毫没有顾及昔日的情面，竟以下战书的形式，严厉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怀利事君，贪财害民”，表示与其这样，不如辞官“归隐”（据《万历铜陵县志》），其杀伤力之大，破坏性之强，可想而知。而王安石在变法上从来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他甚至说，现在人不理解我，将来人会感谢我的。
    变法中发生的王、胡纠葛，对王安石这样“不畏浮云遮望眼”（见王安石《登飞来峰》）的大政治家来说算不上什么，恰恰凸显了胡舜元为官的稚嫩、为人的浅薄，这是今天我们铜陵人应该汗颜的事情。王安石的沈勇简朴、廉洁自律、博学多才和在地方上的政绩，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极高的声望。他一辈子不纳妾、不坐轿子，死后无任何遗产，从中进士开始，直到官居显宦，不仅不谋官位，反而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的厚意，甚至从皇帝到百官都想一睹其尊容。相传在级别较低时候的某次，他与司马光一道到公检法司部长包青天家赴宴，司马光本来不喝酒，但碍于情面还是端了酒杯，而王安石从头至尾，全不为其所动。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一句子虚乌有的“怀利事君，贪财害民”所能打倒？
三、“六朝旧事如流水”

    公元1077年，王安石罢相，旋即回到江宁，直到10年后去世。此番大起大落，似乎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归于平淡，纵情山水，创作了大量极佳的诗歌，这对以政治为生命的人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得的事。有别于中青年时期唱和、咏史的特点，他的后期诗作显著特点是，喜咏梅花，并以梅花自比，云淡风轻中日趋自然、出世。但我每每读起来，总想到他那有名的诗句：“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浓浓的氛围就是挥之不去。
    但这不是说他从此不关心民生和政治了。去世前，当听说新法完全废止，他是极度地不平和哀叹，而当“乌台诗案”发生时，他又坚定站到了苏轼的这一边。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不赞成新法被贬调湖州，在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时，说了“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牢骚话，被朝廷大臣们逮住，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将其逮捕入狱。有意思的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也跳了出来告密，一时震惊朝野。真不知如何是说？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听到消息后，却挺身上书，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大力营救政敌、朋友苏东坡。
    王安石在变法中虽然“知人不明，聚敛太急”，不遗余力排挤政敌，但从不罗织罪名，将对手置于死地。苏轼为此感叹不已，在王辞职后，高度评价说，是天意产生了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见《回天转地入扁舟》）。”两人是何等的气量、气概和品质？
    纷争后的胡舜元乞归故里，“徜徉山水，优游林下”，没有证据表明他与王安石再有联系，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真实心理。我多么愿意看到，与司马光、苏东坡一样，在王安石挂职后，他能够勇敢站出来，为他的师友、政敌和上级说上哪怕是一点点的公道话来，可惜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了。
    《胡氏宗谱》说胡舜元于元符二年，即1099年在家乡病故，这已是王安石去世13年后的事情了，可是，《嘉靖铜陵县志》和《王安石全集·卷一百》又明明记载了王安石《挽舜元胡著作郎》诗一文：“德行文卓里开宗，姓名朝野尽知公。侍亲存没皆全孝，报政初终必竭忠。性直不从花县乐，分安求逸郁堂空。从今永别人间去，笑入蓬瀛阆苑中。”
写后感

    一且写这篇，不是为了考证，恰恰因为别的。考证并非坏事，可功力不逮，他只能打这么一点擦边球。呵呵，有人居然说“专业”了一些。不过，我承认，有点专业，动机是给那些疑似“铜陵考古专家”看的。
    嘿嘿，你多不要脸！有人可能说。非也，一且有证据。他看过不少考证铜陵历史的文字，有网上的，也有铅字的，一场读下来，总的印象是，浅。一曰功力浅，读书太少，经验太少，草草翻了几本，还不知读懂没有，就敢来“考证”，不像医大一年级学生当主治大夫，不草菅人命才怪呢？二曰方法浅，不尊重事实，或移花接木，或偷梁换柱，或主题先行，为的是说明铜陵历史悠久，有“三千年”或“五千年”的灿烂滴、辉煌滴文化，满足一下怯弱者的意淫。比如说王安石与胡舜元关系好，就是“同砚席，相友善”，不愿或不敢往深里想。三曰境界浅，这一点最要命。有的人不是为了“所以然”、搞通搞懂来的，而是邀名的所为。所以，考证是抹黑，越抹越黑。
    一且不是专门家，他的那点墨水我还不清楚？不过，至少有两点值得认可，一是慎思，不轻信偏信，你说“是”，我还要想一想是否“是”，为何不“是”，不“是”又如何？所以，就有了王安石与胡舜元关系不好的结论。这既有考证的因素，如文所说，又有常理的推论。现实中有些聪明人，最擅长的就是喜欢当着其他人的面夸某领导，期望有人传给领导，结欢哪。其实他与那领导关系并不好。王安石与胡舜元也就这回事，一个胸怀全国，大政治家，一个没有作为，小政客，如此不对等，怎么好的起来？所以，一且说：“我笑多情人。”二是扎实。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归纳推理，尽可能的人情物理，“历史唯物主义”，如此，才能慎思。
    “文章合为时而作”。文联编这本书，往好的理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以达到“文以载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的目的。还有一般和较差的理解，我充分理解文联一班人的苦楚，尊敬他们的为人，但写不写、写什么、怎么写，却是我的自由，我要有这个“拎的清”。人不能将精力花在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我就选择了胡舜元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很“合为时”，王安石也好，苏东坡也好，他们做官的胸襟、操守、德行，实在能让那些从政、想从政或即将从政的人好好学习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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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怨报恩的胡舜元
来源：池州新闻网　作者：吴汉卿

　　北宋开宝八年（975）铜陵县由昇州（江宁）划属池州，至1974年3月1日划归铜陵市，铜陵县归属池州整整一千年。在此千年内生于铜陵县的人其籍贯都应称为池州人。本文说的胡舜元就是北宋早中期的池州府铜陵县人即池州名人。
　　胡舜元，字叔才，又字逢原，北宋真宗三年（1019）出生铜陵县凤凰耆沸（今铜陵县新桥镇）“世以赀名”的“铜陵大宗”之家。其家世代富豪，小官吏代代有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在科举场上出人头地。胡舜元父母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才———进士及第。先后花重金请了几个家庭教师教授舜元功课，却都成效不显，劳而无功。此后，闻得江西临川有个超群学识，志向高远的才俊名叫王安石，想请他来帮教儿子舜元。决心一定，父子二人便于庆历二年（1042）春前往江宁请随父居住在那里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出生于中下层官僚家庭，从小酷爱读书，记忆力超群，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下笔如飞，十七岁就有“以治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其父王益一直在江西、四川做小官，景佑四年（1037）被任命为江宁通判，上任第三年即宝元二年（1039）就在江宁通判任上遽然长逝。其时王安石才十九岁。王益为官清正廉洁，家无余赀，他的去世使王家生活骤然困顿。王安石与母亲及兄弟一直随父迁行，“内外数十口人，无田园以依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于不腆之禄”；“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中山薇”。正想外出找食的王安石，恰逢胡舜元父子来请，便爽快地答应他们的邀请，随他俩来到胡舜元的世居之地叶山。胡舜元比王安石年长两岁即时年二十四岁，视王安石为弟师。为了让王安石住得舒适，授课有好心情，突击盖了一座宽敞书堂。王安石取“君子资深逢原”之意，为书堂题写匾额，冠名“逢原堂”。从此胡舜元就以“逢原”为字。胡舜元与王安石终日形影不离，与其日同砚，夜同席。王安石悉心给胡舜元讲解“四书”、“五经”及汉魏六朝与唐贤的名篇佳作，舜元也倾心听讲，学业明显长进。这里环境优美，群山环抱，竹树荫翳，附近的大明山有古刹大明寺，常年不涸的灵窦泉等名胜古迹，课余二人外出踏山赏景，以诗唱和，这种师徒、兄弟生活长达半年之久。胡、王二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毋庸讳言，胡家也付给了王安石不薄的劳酬。王安石告别胡氏时，作《胡氏逢原堂》以记其胡氏家园之胜境和同胡氏家人之深情。诗曰：
　　我爱铜官好，君实家其间。山水相萦萃，花卉矜春妍。有鸣林间禽，有跃池中鲜。叶山何嵯峨，秀峙东南偏。峰峦日在望，远色涵云边。宾客此遴集，觞饮常留连，君家世儒雅，子弟清风传。前日辟书堂，名之曰逢原。有志在古道，驰情慕高贤。深哉堂名意，推此宜勉旃。木茂贵培本，流长思养源。左右无不宜，愿献小诗篇。
　　王安石离开胡舜元家后，未久就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初授扬州府淮南判官，后调鄞县知县。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在鄞县上任三个月，胡舜元跋山涉水穿着一身孝服来到鄞县拜访王安石，先不说明来意，只说父亲去世已五个月。王安石责怪他不在家守孝，跑到千里之外的鄞县来玩。王安石留他住下，数月后，胡舜元说来鄞县是想请“子之兄”为其父写个墓志铭，以感谢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之恩。王安石为他的孝心所感动，叹曰“你真是个孝子。”立即为他父亲写了《胡君墓志铭》。文曰：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于门。揖入问吊故，则丧其父五月，留而馆，意独怪其来之早也。居数月，语吾弟曰：“吾释父之殡，跋山浮江，以子之兄于海旁，愿有谒也久矣，不敢言。吾亲之生，我学于四方，不得所欲以养。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志而铭之，藏之墓中，可以显于今世以传于后，虽吾小人，与荣焉，无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叹曰：“审如是，可以为孝。君子固成人孝，而吾与之又旧，其何顾而辞耶？”取吾所素知者为之而铭之。志曰：君讳某，池之铜陵人。生于丁丑，兴国之年也；卒于丁亥，是为庆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于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阖门数百人。君有子舜元，独招里先生教之为士。其卒也，族分而赀衰，舜元为善士。铭曰：寿七十一，不为不多。吾与之铭，千古不磨。
　　胡舜元在科举考场上屡战屡败，三十一岁还未中得进士，心里压力很大。他给在舒州通判任上（1051-1053）的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倾吐心声，说既思想父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王安石读信后，理解他的心情，怀着真情实意给他写了一封冠名《送叔才序》热情洋溢的长信，对他进行劝解。其大意是，不要将科举荣禄看得太重，只有庸人才以官禄荣，你的父母让你走圣贤之道，因未如愿，被“群庸”笑骂而不后悔，确实是大贤人。现在你却舍弃道义，要回乡继承家业，想过荣华富贵的庸人生活，真是大错特错。那些骂你的人，不过是平庸之辈，有什么理由因此而愧疚呢？我奉劝你，回家去一边侍候慈母，一边发奋读书，继续参加考试，这才是你努力的方向。于是胡舜元“释然寤，治装而归。”经过数年刻苦攻读，于嘉祐四年（1059）四十一岁时考中了进士。他给在提典江东刑狱任上的王安石报喜，王安石复信予以热烈祝贺。中进士后初授德兴县令，继迁郑县县令，后移秘书省著作郎。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进京为官，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擢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神宗提拔为宰相。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的开拓思想，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实施一系列新法措施，涵盖了农业、商业、人事、军事、教育和手工业等方面。新法遭到空前阻力，朝中以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为首，野中以胡舜元一类典型小官为基础，朝野相互串通，千方百计抵制新法，甚至以“政府经商，助长腐败”的罪名致王安石于死地。胡舜元是保守派中典型，他丝毫不顾及与王安石的昔日情谊，竟以下战表的形式，严厉攻击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怀利事君，贪财害民”。于其这样，不如辞官归家，便上书朝廷要求致仕，朝廷准奏。他自鸣得意“如今始觉天将晓，深闭蓬门不问津。”
　　胡舜元胸襟窄，气量小，在王安石任副宰相期间，他只任过两县县令和一个有职无权的著作郎，长期没有升迁，他怨恨王安石不帮他、不荐举他，甚至压制他的才能，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中他公然跳出来站到王的对立营垒里。王安石大人大量，对胡舜元的谩骂不予理睬，而对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的攻击，含笑回答“现在人不理解我，将来人会感谢我”。在变法中虽然“知人不明，聚敛太急”，不遗余力排挤政敌，但从不罗织罪名，将对手置于死地。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反对变法被贬为湖州知府，在向神宗上表致谢时，说了“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牢骚话；其时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臣正、舒亶三人相勾结，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沈括也跳出告密，说他“玩弄朝廷，讥讽国家大事”，被逮捕下狱，要处死刑。此时已罢相回居江宁的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便挺身而出，上书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拯救了政敌苏东坡的一条性命。苏东坡感叹不已，称王安石是天意产生的“稀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在由黄州迁转汝州时，绕道江宁看望这位老领导。而胡舜元乞归故里后，徜徉山水，优游林下，再没有同王安石联系过。他明明知道王安石罢相寓居同饮一江水的江宁，更不曾乘一水之舟去看望故交、密友、师长，也没有写过一诗一文为他的老师、上级、政敌说过一句公道、感恩的话。而王安石得知胡舜元病故，珍惜旧情，不计个人恩怨，作《挽胡舜元著作郎》诗悼念。诗曰：
　　德行文章理闬宗，姓名朝野尽知公。
　　侍亲存没皆全笑，报政初终必竭忠。
　　性直不从花县乐，分安求逸郁堂空。
　　从今永别人间去，笑入蓬嬴阆苑中。
　　挽诗，对他的“德行文章”、“朝野尽知其名”、“报政竭忠”、“侍亲全孝”、“分安求逸”等文才、人品、个性、德行一一褒奖，对他“永别人间”深表惋惜，虔诚地祈祝他高高兴兴地入住蓬莱，过无忧无虑的神仙生活。王安石宽容大度和苏东坡的感激恩人之言，恰恰凸显了胡舜元为官的稚嫩，为人的浅薄，小肚鸡肠，实非做大官之材料，我不能不为这位先辈的作为而汗颜。
　　至于胡舜元卒于何年，明《嘉靖铜陵县志》和明《万历铜陵县志》都曰“卒于元丰二年（1079）”，而《胡氏宗谱》却说“元符二年（1099）在家乡病故”。“志”与“谱”之说，为一字之差“元丰”与“元符”，但从《王文公文集》和《临川先生文集》搜录的诗文看，胡舜元应逝于王安石前，县志的记载应是准确的。修撰于民国初年的家谱可能将“元丰”错为“元符”，胡舜元当是卒于1079年，年六十岁。
　　明清两朝的《池州府志》和《铜陵县志》均将胡舜元列入“贤哲”名目，但都只称其“嘉祐四年进士”和王安石《挽胡舜元著作郎》诗一首，无一字表述其政绩；就连《胡氏宗谱》中也无政绩的记述。贤哲的桂冠不知因何而戴。但戴上名人桂冠还是恰如其分，因为他是进士衔，又与宰相王安石关系非他人能比，在反王安石变法中是野中小吏的典型人物，朝野尽知。古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胡舜元反其而行“涌泉之恩，却滴水不报”，故笔者此文命题为“以怨报恩的胡舜元”，对否？错否？请读者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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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荆公书堂
    荆公书堂，位于铜陵县新桥乡大明村晃灵山灵窦泉侧、大明寺旁，距市区25公里。宋庆历二年(1042)，铜陵名士胡舜元在此建书堂1所，礼聘当时尚未显达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来此讲学游憩。
    王安石时年21岁，学识渊博，志向高远，感佩年届不惑的友人胡氏及其子侄笃志好学，取“君子资深逢原”之意，为书堂赐名逢原堂。
    由于书堂环境清幽，风景绝佳；友人志同道合，抱负不凡；因此，青年时代的王安石在这美好的活动场所抒发理想，施展才华，广交贤良，感怀酬唱。
    王荆公在拜相和实行变法前后，又数度来游，多有题咏，写下了《题灵窦泉》等赞美铜陵的诗词佳作3首，并为大明寺赐额。
    后人为了纪念这一名人盛事，将逢原堂改名荆公书堂。建筑物已于元代倒塌，荆公书堂已荡然无存。惟有“宋王介甫先生读书与此……”，“宋有王荆公曾游学与此...”的石碑两处可供人凭吊。
    在大明寺拙基重建时，发掘的王安石为书堂门楣所题的《钟灵毓秀》石刻及书堂上的兽形砖雕，尚可一现“王荆公书堂”建筑的典雅风采！1981年，市有关部门拟议将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准备重建。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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