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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胡宁生 执行提前操作(2016-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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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胡海义 我有话说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向志柱著,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36.00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欣欣向荣,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毋庸讳言,问题与成就同在,扎堆名著而造成的研究格局严重失衡和高密度重复、发现新材料的“瓶颈”、“大文化”研究的过度泛化与考据的困境等许多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力求对此矫正和突破。《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下文简称《〈粹编〉研究》)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代表性著作。 首先,选题新颖、见微知著。自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建立以来,学界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红楼》、《水浒》、《三国》、《西游》、“三言二拍”等几部名著上。名著晕眩的光芒过多地遮蔽了研究者们本应开阔的视野,古代小说的整体景观被忽视,更多缤纷鲜活、生动复杂的作品与小说史现象沦为极少有人涉足的荒漠,甚至是“无人区”。对此,郭英德先生曾呼吁“悬置名著”(《悬置名著――明清小说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以腾出名著在明清小说研究史上所占据的过多空间,让更多的小说史现象突显出来,进入小说史家的视野。独木难成林,绝不是几部名著就能汇成纷繁复杂的小说史,恰恰相反,“非名著”的暗星和暗物质主导了明清小说史的灿烂银河的结构与面貌的形成。在前名著时代,正是大量的普通作品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宝贵探索与经验积累。忽视它们的存在,小说研究只会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粹编〉研究》避开了拥挤的名著扎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海内孤本《胡氏粹编》为研究对象。此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没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中《稗家粹编》的小说史价值与意义,现有所有小说书目都未著录。《稗家粹编》共收文言短篇小说146篇,重点采录了《玄怪录》、《剪灯新话》的篇目,尤其是20多篇小说前此未见他书。另外《稗家粹编》保存完好,校对较精,可以对唐代以来诸多小说进行文字补阙、校勘、释疑与版本考察,具有较高的辑佚和校勘学价值。 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着一种价值误区,认为只有名家名著与宏观选题才有研究价值。这样造成过度阐释与高密度的重复研究,终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困于名著作者与本事的斯芬克斯之谜和哥德巴赫猜想而不能自拔,徒耗青春和精力。《〈粹编〉研究》不是所谓的名人名著研究,更不做宏观“圈地”。而是从个案切入,小处着笔,大处着眼。作者发覆阐微,因微知著,表现出犀利的学术眼光。这种“小题大做”涉及了小说戏曲史上的诸多重大问题,如提出《宝文堂书目》不全是“书”目、“两种《秋香亭记》”与瞿佑的自传心态有关等原创性命题;提出了《宝文堂书目》的著录是话本还是文言等富有启发意义的新问题;辨清了《稗家粹编》、《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三者的相互关系;对《百家公案》卷一的本事进行了补正且探讨了《百家公案》的板块式成书方式特点。另外,对《牡丹亭》的蓝本问题、玉堂春故事原型以及《王娇鸾百年长恨》、《孔淑芳双鱼扇坠传》、《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的本事、成书、收录和著录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对《金瓶梅》的成书、《中山狼传》的作者、岳飞《满江红》的异文、于谦《石灰吟》的题名等问题都提供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引发新问题,势必引起学界对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有关名著的许多成说和结论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其次,实证严谨、缜密赅细。徐朔方先生在《小说考信编》前言中开篇就说:“就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现状而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即所谓考证有它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学鉴赏与理论分析固然十分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对真实文本的尽力还原与正确解读上。因此,实证方法尤为重要。学界前辈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的杰出成就,正是从原始材料的钩稽、辨析和索解开始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出现一种去实务虚的趋向,只在所谓的理论和范式上打主意,不去阅读第一手资料,轻视考据,文献意识薄弱。《〈粹编〉研究》在重新梳理胡文焕生平和著述的基础上,对《胡氏粹编》的版本源流、文献来源、辑佚价值和校勘价值做了细致的考述。该书能做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如作者《绪论》所言:“本书强调问题意识,不求理论性的突破和体系的完整,主要重在文献实证的基础性研究。”如《牡丹亭》的蓝本是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已经成为多数学者之共识。但作者指出有关学者多将何大抡本《燕居笔记》所收《杜丽娘慕色还魂》与余公仁本《燕居笔记》所收《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正文题《杜丽娘记》)混为一谈;他们预设《杜丽娘慕色还魂》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他们认定蓝本的依据不是文本内容本身,而是假设的出版时间。作者依据文本寻找内证,对《杜丽娘记》结构与文字予以分析,并具体指出《杜丽娘慕色还魂》有时间混乱、称谓混乱、逻辑混乱和衔接牵强等诸多疏漏之处,从文本内证上得出结论:《杜丽娘慕色还魂》受到《杜丽娘记》和《牡丹亭》的影响,《牡丹亭》的蓝本应该就是文言小说《杜丽娘记》,从而用实证方法有力地弥补了《牡丹亭》蓝本研究中的疏漏。而且作者在实证研究中态度严谨慎重,对许多尚存疑虑的问题,实事求是,不妄下结论,如辨认《湖海奇闻》佚作,认为其中的诗歌与文本故事“源出有自”也与研究者阅历以及现存文献有关,不能把现在是否发现有来源作为唯一依据。 在实证研究中,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方法,把不同版本或不同作品进行对读。如将《稗家粹编》中所选《玄怪录》的篇目与《玄怪录》最精善的高承埏《稽古堂群书秘简》本进行对读比较,发现前者更早且有多处胜于高本;仔细比较《稗家粹编》与《剪灯新话句解》大量异文,认为《稗家粹编》来源于《剪灯新话》的早期刊本;比较《稗家粹编》、《古今清谈万选》、《幽怪诗谭》中内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目,辨清了三者的相互关系,推翻了《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等权威著作中的说法,等等。这些对比立足于细致对读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让人信服。 此外,论文型的写作方式,使得该书水货极少,含金量很高。全书现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14篇,部分还发表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学术期刊。当然,《〈粹编〉研究》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如分析《胡氏粹编》的编纂体例与宗旨时应该联系当时书坊文化,而且该书仅选择小说与诙谐文进行研究,远未穷尽《胡氏粹编》的全部价值。欣闻《胡氏粹编》中的《稗家粹编》已经完成点校,被中华书局纳入《古体小说丛刊》出版计划,希望能早日出版,嘉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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