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西来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又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无心得，不可以语言造，不可以寂寞通；不得已，谓之一句：谓之正位、谓之顶门、谓之得住、谓之历历、谓之惺惺、谓之的的，谓之佛来生时，谓之金刚王，谓之无诤三昧，以此修身行己，以此泽及生民；位望转险，心术愈正，万年一念，万世一时，十方犹目击，造化握掌中，纳须弥于芥子，掷大千于方外，岂难为哉！胡公岩摩崖石刻（2005年公布为浙江省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胡公岩摩崖石刻在余姚胜归山，此山为余姚的座山和风脉所在，光绪《余姚县志》云：‘胜归山，在余姚邑治北数里，世传晋刘牢之胜孙恩归，屯师于此，故名’。后因历代在此山取石他用，所以俗称打石山。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绩溪人胡宗宪就任余姚知县，为保护属邑风水，即写定书契，捐银赎买胜归山，并将山地归官，至此胜归山开山取石之风才被遏制，重还了姚邑葱茏秀丽之北山。后来，胡宗宪一直带兵抗倭在浙东前线，屡屡取得大捷，护佑了一方安宁，百姓为纪念这位曾经的父母官，于是在嘉靖三十四年自发在胜归山雕凿胡宗宪像，以示尊怀，即今胡公岩。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附近山崖旁又陆续雕凿了十余座造像及各类题刻，形成了浙东一处从明至民国独特的石刻文化遗存。 胡公岩现存摩崖造像14躯，其中年代最早为现观音阁的原胡公像，有边款记之为嘉靖乙卯年，但可惜的是当年的胡公像没能留存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后来重塑的观音大士像；年代最晚是胡公殿胡公造像，刻凿于民国三十五年；胡公岩摩崖还有许多名人格言题刻，绝大多数没有纪年，艺术价值亦一般。有说胜归山（包括胡公岩）在文革中毁掉了一批近现代名人造像及题刻，将信将疑吧，如有的话，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名人题刻，应该都是照葫画瓢之类的作品吧。 也许是好的东西看的多了，猛然间看到如此“野”的作品，思维竟一时混沌无比。慢慢静下心来，细细琢磨，渐渐发现“野”居然也有“野”的味道。胡公殿胡公造像（民国）
胡公造像（民国）
胡公造像位于胡公岩造像群中部，壶门形龛，龛上横方镌有‘胡公殿’三大字，无款，龛内凿半身人像：胡公身着官袍，头戴纱帽，左手拈长须，右手扶案板，一副懔然办公的模样，案前浅刻有‘胜归’二字；龛东侧刻有胡宗宪简历一方，落款为‘民国三十五年·黄胄敬书’，西侧则刻捐助人名讳及钱额。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明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嘉靖十九年知益都县，以艰归；嘉靖二十八年任余姚县令，有政声；嘉靖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嘉靖三十四年擢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嘉靖三十五年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嘉靖三十九年以平海盗汪直功加太子太保，晋兵部尚书；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被捕入狱，次年革职还乡；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被再问罪，同年十一月初三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隆庆六年，得以平反昭雪，并录平倭功入国史；万历十七年，赐葬故里天马山，追谥“襄懋”。 关于胡宗宪其人，历史上纷争颇多，有说是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亦有说是奸邪佞臣、媚上欺君之徒。笔者认为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其他任何皆可虚化、搁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胡公岩石刻（明）
胡公岩（现为观音阁）
边款：赐进士知余姚县巴郡李伯生 边款：大明嘉靖乙卯岁孟春吉旦
胡公岩龙女造像 胡公岩童子造像
该摩崖石刻位于胡公岩上端凸出的岩石上，为胜归山摩崖石刻最早雕凿地，始凿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原先造像的雕凿为胡宗宪像，不知何时毁圯，后来又换成观音大士像。前凸的岩石上刻有‘胡公岩’三个大字，两旁镌边款‘大明嘉靖乙卯岁孟春吉旦·赐进士知余姚县巴郡李伯生’字样；题刻下方是一尊圆雕观音像，高1.92米，端坐在三层莲台上，法相庄严；两侧崖壁上分别刻有善财童子和龙女的造像，有圆拱形龛。 【按】李伯生，明四川巴郡人，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五年任余姚县令。 【注】关于胡公岩摩崖石刻，在清光绪《余姚县志》有这样记载：“胜归山摩崖·嘉靖四十年。胡公岩。‘嘉靖辛’（案）胡公岩三大字横镌，石壁上旁有小字一行，惟‘嘉靖辛’三字可识，参《修复记》当并在辛酉岁。”看到此条笔者有些糊涂了，嘉靖辛酉为嘉靖四十年（1561），而现胡公岩最早的纪年为嘉靖乙卯（1555），要早于县志所载六年，且边款字迹至今仍清晰可辨，没理由县志作者会舍早取近的呀？于是翻阅大学士、礼部尚书吕本所撰的《修复胜归山记》，其中明确重修时间为嘉靖辛酉夏四月。故此，笔者认为此处摩崖石刻纪年有后世重镌的可能。诸葛亮名言石刻
势利者难以经久——诸葛亮语辩经罗汉造像
辩经罗汉造像位于胡公岩摩崖中部，为一大型圆雕石刻。两位罗汉相对而坐，一位罗汉举手投足，侃侃而谈；另一位罗汉则手展经卷，似持有异议而若有所思般。该组石刻身体比例极不协调，但场景刻画富世俗化，形象滑稽可笑，别开生面。白居易诗句石刻
《慈鸟夜啼》
唐·白居易
慈鸟失其母，哇哇吐哀音 昼夜不飞去，终年守故林。 夜夜泣半啼，闻者为泪襟 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 百鸟岂无母，汝独哀怨深 应是母慈重，使汝悲不忍。 昔有吴起者，母没丧不临 嗟者斯徒辈，其心不如禽。 慈鸟复慈鸟，鸟中之曾参。释迦牟尼佛造像（民国）
释迦牟尼佛立像位于胡公岩摩崖东侧，高6.12米，呈旃檀佛造型；佛像头顶螺髻，方脸长垂，表情敦厚慈祥；穿双领下垂袈裟，着裙衣；胸口饰万字符，以示吉祥德明，为佛像‘八十种’妙好之一；右手下垂结与愿印，右手屈臂上仰结施无畏印；脚踩三重莲瓣，端庄相严。像顶摩崖刻‘佛光普照’四字，边款为‘民国乙亥年·胡世锠敬’字样。该立佛整件雕刻水平一般，惟在衣饰的处理上有稍许出彩。伏虎罗汉造像
人物坐像二尊
人物坐像二尊，分别位于胡公岩摩崖中部辩经罗汉上方和济公坐像的东侧，从人物造型及衣饰来看，亦应为胡公造像。先总理说佛石刻（民国）
（一）、先总理说佛教为救世之仁。 （二）、天下事坏於懒与■。 （三）、无心者明，无我者公。 （四）、酒色为伤身败德之本，嫖赌为事业失败之因。 （五）、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济公造像（民国念五年）
世俗化是民间化的应有之义，中国佛教民间化过程中的世俗化倾向在济公身上有诸多体现。从外形来看，佛教向来注重形象，佛、菩萨都是相好庄严，又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之说，故行住坐卧均有讲究。而济公却形貌丑陋示人：面黄如蜡、骨瘦如柴、眉如扫帚、鼻孔撩天、嘴大如斗，衣衫褴褛、落魄邋遢，哼小曲、翻筋斗，走路歪歪扭扭、连蹦带跳，完全一副街头疯癫乞丐模样。而在生活方式上，济公也一反远离社会的禅门传统。他‘风狂嗜酒、沉浮市井，爱走围棋、喜斗蟋蟀，走街串巷，和热闹的市民生活融为一体，与贩夫走卒打成一片，还随身带着酒葫芦、蒲扇等民众生活用品，一如街坊邻居般的平易近人。 从济公后来的称号来看，此前同为癫僧的丰干、寒山、拾得和契此均被作为菩萨或佛的化身，而济公却只是罗汉转世。但是济公为何只是被神化为罗汉而非佛或菩萨！为什么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在民间会如此受欢迎！其实这还是和佛教世俗化有关，因为在大乘佛教中，罗汉的地位虽比不上佛或菩萨，却是与人是最接近的，民众也更喜欢这种充满人情味和亲切感、更加贴近生活现实的罗汉形象。格言连壁两则
（一）、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 （二）、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弥勒佛造像
皆大欢喜弥勒佛（民国甲戌）
《济颠祖师》
清·罢翁
怪尔真罗汉，纵横魔佛间。师尊一瞎老，颠尽两名山。
诗偈天然韵，神通半杂顽。金身披破衲，顶礼欲开颜。
苦修罗汉造像（清）
胡公岩石的这尊露天摩崖苦修罗汉造像，比真人略大，双眉紧锁，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口唇紧闭，满腮胡须，袒露的胸部凸显出嶙峋的肋骨。罗汉侧身倚在菩提树下，手持念珠，袈裟下摆自然地垂覆在三重莲瓣上。该罗汉形象塑造自然丰满，刻画粗犷却不失庄严，为胡公岩摩崖石刻中艺术展现力最强的二尊罗汉之一。
佛教有坐禅修行的传统，通过静坐来冥思人生现实与心灵理想，提升自己的世界观。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一七论禅定时说：“问曰：菩萨法以度一切众生为事，何以故闲坐林泽，静默山间，独善其身，弃舍众生？答曰：菩萨身虽远离众生，心常不舍，静处求定，得实智慧，以度一切。”
早期佛教造像中有一种苦修像，瘦骨嶙峋，惟骨架和血管状，此为示释迦牟尼出家后拜师苦修圆满之报答；然佛最终放弃了这种自虐的修行行为方式，改用静坐修行来禅化。
思惟罗汉造像（清）
该尊思惟罗汉为比丘形象，高1.65米。罗汉盘腿而坐，面相丰满，表情生动；头略略侧向一边，左手支颐作思惟状，右手自然垂放在腿上；袈裟斜穿在身上，宽袍大袖，褶纹清晰，体现出了面料的质感；罗汉天庭饱满，缕缕发髻垂于颈前，双目微闭，嘴角呈神秘笑状，似乎已然了悟大同世界的真谛般。该罗汉造型姿态优美，神态恬静，结构准确，手法简洁，为胡公岩摩崖石刻中为数不多的罗汉精品。
胡公岩摩崖石刻属于民间造像，总体艺术表现力不高，也没有同一的规划，个别造像雕刻工艺拙劣；但考虑到毕竟属于民众自发组织雕凿，能表现出如此艺术水准已然不错，尤其在思惟罗汉和苦修罗汉的艺术设计上，在无具体形象和严格仪轨的束缚下，雕凿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个人技艺，塑造出了富有特色、与众不同的罗汉形象，这点确实值得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