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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起义部队正式编入解放军序列，成为“一野”主力之一，在保卫延安、解放关中、进军大西北的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1955年初，景铎同志转入地方，在陕西省交通厅工作，直到1977年7月逝世在办公桌上，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为陕西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在这样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又“柳暗花明新转折”的历史大背景下，年幼的景铎开始受到革命的熏陶。父亲胡彦麟由于曾经理三原“发隆泰”商号，常年奔波于三原、西安、富平等地，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因而对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及民间疾苦感受深切。他豪爽旷达，爱憎分明，急公好义，仗义执言，具有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常常把所见所闻讲给乡亲们听，针砭时弊痛快淋漓。同时彦麟对子女教育严而有方，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从不恶语相加，更不动辄体罚。他对儿子最严厉的责备是“国贼”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词语，其意思大概是要求孩子从小养成自尊自强、爱国报国的品德，而不做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奴才。及至景铎弟兄们长大成人带军从政以后，其父仍教导他们：“耕稼以治生，节俭以养廉，读书以正己，严格以治家，统帅莅政为国家尽劳，非自为致富。”其时，景铎家虽已是闻名一方的富裕家庭，但“其父母亲操作子女粗衣恶食，与平民无异”。章炳麟（太炎）先生曾与其父稍有交往，他对胡彦麟在那“社会混乱、人世衰薄、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对孩子“严正督导”大为赞赏。景铎就是在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父亲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家庭熏陶
胡景铎，乳名昌娃，字更生，1914年10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富平县位于关中平原北部，北接乔山支脉，南连渭河平原，物华天宝，资源丰富，据县志记载，富平“邑有山川，阜财物兴，富称沃壤，利甲关中”。西晋时就因取“富庶太平”之意而得名。
富平县建置至今已有2450余年历史。夏商时属“天下九州”之一的雍州，西周时（约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属京畿之地。东周时，秦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始在频山之南、频水之北建立县治，定名频阳县。西汉初年，另置怀德县，与频阳县并列今富平境内。其后境内先后设立土门、美原等县治。公元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罢美原入富平，至此富平地区再无两县并存的局面，明清沿制，以至于今。
富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不少王朝视富平为风水宝地，县境内有文化遗址12处，帝王陵墓10多个，其中唐陵就有5处之多。古往今来，富平人杰地灵，逸才辈出。“文有杨爵，武有王翦，孝子梁悦，忠臣张忱，太子太保孙丕扬，魏征一梦斩龙王”的佳话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及至近现代，更有焦子静、王守身、杨衮等仁人志士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英雄气概，毅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而胡家弟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景铎祖籍富平陵怀堡，位于县城西北20公里处，因系唐懿宗李勒简陵之所在地而得名。其父胡彦麟早年丧父，家境也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少小离家”14岁时就到200多里外的户县一家商店当学徒。数年之后，由于他藏历好学，处事恭谨，颇得东家赏识，因而被东家调到三原“发隆泰”商号做帮帐，即协助理财。不几年，就升任商号经理，薪俸逐年提高，家计也逐步好转，成为闻名一方的首富。辛亥反正后，他从三原回家务农，是种棉务果树的高手。此前因他婚后常年奔波在外，家中只有母亲和妻子，于是便全家举迁岳父的村子侯家堡。1898年又从偏僻的侯家保迁居庄里镇。庄里镇唐时为名将李光弼采田庄户聚居的地方，明代时称庄里镇，嘉靖年间修筑城墙，清同治年间重修城廓。由于该镇地处石川河灌区，农业发达，园林茂盛，从清代起，粮、棉、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交易就很活跃，是县内的通衢要道。景铎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胡景铎童年时，正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将要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开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成果被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袁世凯窃取，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所谓中华民国徒有虚名。 1916年6月，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和声讨中死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紧接着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相继爆发。
纵观当时的神州大地，正如孙中山所说：“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借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步步紧逼，企图独霸中国，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中国社会的政治更加黑暗。与此同时，孙中山先进领导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也相继失败。当此民族危难之时，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资态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景铎姊妹九个：景翼、景瑗、景铨、景宏、景通、景铎及其姐明媛，妹俊卿、俊芳。在弟兄当中，景铎最小，排行为六，人称“胡老六”。长兄景翼，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二哥景瑗，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1927年八一起义前后和贺龙同志有深厚的交情。“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南下渭北，进驻富平时，他大力支持，还将家中百石粮食捐给红军。贺龙称赞说：“胡二哥仗义疏财！”三哥景铨，1926年前作过国民党旅长，此后离开正规军，回家后杨虎城曾委任他为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解放后任县政协委员。四哥景宏，也曾是一位军官。五哥景通，曾任陕北保安指挥官、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1949年和董其武将军在包头起义，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景铎受大哥的影响最大。大哥胡景翼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是一位修文经武、才德兼备的爱国将领。可谓文韬武略，一代英才。他曾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省军务督办兼省长。他在青年时代就参加同盟会，在反清斗争中举兵起义，脱颖而出。辛亥革命失败后，留学东洋，面受孙中山先生重托，回陕西发动了逐陆（建章）讨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又和于右任先生领导了倒陈（树藩）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4年10月，他同冯玉祥、孙岳两位将军合作，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北京政变”，推倒了曹锟、吴佩孚的军阀统治，并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政。但因段祺瑞窃取了北京政权，他又率师南下，逐鹿中原，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终于形成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大好局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惜天不假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还不到一个月，这位以身许国、矢志革命、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1925年4月10日，因病于河南开封溘然长逝，年仅34岁。其逝世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哀悼。“盖世勋名，不为王翦；弥天风雨，又哭中山”（于右任挽）。日本友人佐佐木先生为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卓越人才和爱国将领而深为惋惜：“中华丧大将，民国失长城。”一位苏联顾问说：“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格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青史。”年幼的景铎十分敬佩大哥，9岁时就曾随父在大哥的部队生活，耳濡目染，很受教育。加之大哥英年早逝时他年方11岁，正风华年少，因此他幼小的心灵中，就立下了“投身戎伍”，“张靖国军之大义，实行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三民主义，以期驱外寇以求独立，除国贼以求独立，除国贼而要民主”的宏大志向。
数十年后，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将军盛赞胡景铎：“革命先烈井勿幕可谓有继，胡公景翼可谓有弟……”
向往革命
1921年，胡景铎初入立诚学校上学。立诚学校是其大哥胡景翼将军按照“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为宗旨创办的一所学校。“立诚”这个校名也是胡景翼在1922年夏天命名的，源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立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强，国强而后天下平。”以“立诚”二字作校名，其含义是十分深刻的。在胡景翼将军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立诚学校成了宣传民主思想的阵地，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大革命时期，学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是渭北党团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景铎在这里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熏陶。
1923年，胡景铎随父在长兄胡景翼部队生活，并和侄儿希仲（胡景翼的儿子）一起由大哥的秘书王禹门先生（前清举人）教习国文。在军队生活里，他耳闻目睹了大哥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刻苦练兵的英风，十分仰慕当一名军人。1924年，胡景铎随其父回到家乡，继续在立诚学校上学。到1925年2月，景铎已是四年级学生。这时，由三原师范毕业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在党的指导下应聘于立诚任教兼教学部主任。他一方面教书，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刊，畅谈读书心得，一方面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大讲北洋军阀倒行逆施、卖国求荣的种种罪行，声讨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枪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同学们听得义愤填膺，愤怒得紧握拳头，高呼口号，对日本侵华暴行表示强烈的愤恨。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严木三受党的指示，在立诚学校召开了追悼会，作了感人肺腑的演说.他介绍了孙中山的功绩,指出中华民族危亡、人民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号召学生为拯救人民，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道路。4月10日，胡景翼将军逝世。学校召开追悼会，严木三依照胡景翼强烈的民族观念，大讲民族解放的道理。这两次会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许多同学纷纷要求加入渭北青年社。受进步思想影响，景铎和一些积极要求进步、向往民主的青年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听时事报告。是年夏在严木三的发动和组织下，以立诚学校一批进步学生为主体，建立了革命的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即立诚青年社）。
当1926年大革命如火如荼、潮漫全国的时候，立诚学校相继成立了团小组和党小组，也相继涌现了习促勋、邵武轩、白振江、师继周等一大批激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活动。在立诚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严木三（时任党小组长）一面在校内积极发展党团员，一面带领学生走村串户，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动农民起来开展抗粮、抗捐和反霸斗争，年轻的景铎也积极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担任通讯和纠察，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中和习仲勋等一起接受革命的洗礼。6月，在五岳庙斗争恶霸地主张积德的活动中，景铎同习仲勋、白振江等同学一起参加了斗争大会和游行示威，并冲进张积德的家，砸了张家门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和家具，此事被他父亲得知后，就让三哥去叫他，当时他不愿意回去，后来回到家里，被痛打了一顿，但他一声不吭。10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共产党员乔国桢、韩崇正等受中共西安地委的指示来到富平，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学生自治会。1927年春，立诚党小组唐玉怀等人支持索村同盟会会员徐自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伪县长刘麟阁的麦捐棉款的斗争。6月，又发动了交农运动，农民万人，包围了富平县城，伪县长麟阁不得不答应农民减租减公粮的要求。当时富平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陕西农运发展较快、作用较大的县份之一。景铎经常和习仲勋、白振江、唐玉怀、宋杰生等同学一起活动，宣讲马列主义，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到农民中去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抗粮、抗捐、打击土豪劣绅，开会、讲演、演剧，一些纪念日、红五月活动等他都积极参加。他和同学们搞了这样的活动将近两年，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胡景铎后来在回顾这段少年生活时这样说：“虽然也有些盲从、冲动，但确实在这一段中接触了新鲜事物，也仰慕马列的观念，以效法英雄的思想方法去效法马、恩、列、斯之为人。从而也有些革命的印象”。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遍神州。当时立诚学校校长郗敬斋要求学生“勿谈国事”，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不准学生出校集会、办刊，甚至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但是，学生并未在逆境中停止斗争，党团组织的刊物《向导周报》、《中国青年》仍在学生中秘密传阅，进步青年不断向党组织靠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景铎等积极参加了“驱逐郗敬斋”的斗争。1927年秋，李大钊在北京被绞的消息传至学校，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共产党员宋光涛组织全体同学在十三间楼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抒发对先驱者的悼念之情，李大钊面对绞刑架慷慨赴死的凛然气节，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同学，师生们放声痛哭，受到很大教育。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胡景铎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父亲的不安。父亲胡彦麟因长子胡景翼领兵革命中年亡故，其他几个儿子也都从军在外，他不愿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再卷入革命浪潮。1928年秋，父亲因为他“不安分”读书，就把他和侄儿希钟送往苏州，在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附中读书。
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景铎产生很大激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散内逃，全国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并赴南京请愿，甚至“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东吴大学和东大附中数百名爱国学生也结队赴南京示威请愿，景铎和同学们参加了请愿活动，高呼抗日口号，愤怒声讨蒋介石丧权辱国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警对请愿学生的野蛮镇压。
1932年初，胡景铎从苏州回到家乡富平。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陈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日武装，还在三原北郊的武字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景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感召下，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景铎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子祥、黄子文、马德禄等同志联络，并联系老同学雷兆龙、许秀歧等在富平北区搞武装，从他三哥景铨（时任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那里搞了一些枪支，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装，不久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逮捕了景铎及一些青年，收缴了义勇军的全部枪支，并将景铎捆绑起来，押解西安，交杨虎城处置。杨虎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景铎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学，但不准他参加革命活动。然而就如胡景铨所说：“他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谁都改变不了。”这种直爽而又倔强，敢做敢为，认准一条路就义无返顾的刚烈性格，使他具备了不畏强权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4月下旬，在西安这个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地方，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西安学生在民乐园殴打戴季陶的事件，进行了反对蒋系势力入陕的罢课活动。
从九一八起，景铎通过到南京请愿、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一系列活动等，越发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将军为榜样，决心投笔从戎，走爱国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对朋友说：“好男儿爱国爱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怜，要把热血洒在疆场”。
1933年初，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华北地区，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率部顽强抵抗，重挫日军，威震四方。此前，景铎便率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投奔关麟征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浴血抗日
1933年，胡景铎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特务连当兵，后升任班长、副连长，在部队受到了锻炼，并时刻准备在抗日战场一显身手。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二十五师撤离抗日防地，并在二十五师清查共产党组织，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使景铎大失所望，也感到极为愤慨，觉得这儿不是他的久留之处，便离开了该师，回到家乡，当时，他五哥胡景通在榆林任国民党八十六师骑兵团团长，他想从他五哥那里拉出一支队伍上前线打日本，但胡景通说他年龄太小，不能带兵，就送他到榆林中学（时称省立第六中学）学习。次年9月他重返西安，找到中共陕西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到陕北找习仲勋参加革命。地下党组织不赞成他去陕北，认为他去国民党部队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他利用大哥胡景翼旧日的关系，再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为革命和抗日掌握武装。景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地下党组织的批示下前往绥德，参加了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十七军八十四师。由于高桂滋是胡景翼的老部下，曾得到胡景翼的扶助和保护，和胡家交谊很深，所以对胡景铎非常器重。1935年8月，高派他到洛阳军官学校（第四期）去受训。同时派去的还有李振华、张亚雄、史华等人，他和李振华编在第二大队第六队。他俩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抗日救国、追求进步的共同志向使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李振华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军校学员三千众，知遇畏友数更生”。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李振华一直是景铎的得力助手。
在军校里，景铎经常鼓励好友们练好本领，做番报效祖国的事业。从西北去的学员都喜欢亲近景铎，他们经常在一起怒斥日本侵华的暴行，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景铎对一些教官打骂学员的行为很反感。一次，在操场训练时，一位值星官训斥他说：“胡景铎，你不要摆少爷架子”。他义正辞严，反唇相讥：“我是当兵的，不是少爷，是老爷出身”！
1936年7月，景铎从洛阳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高部任学兵连连长。为了培养一支抗日军事骨干，他将经过部队锻炼思想进步和有文化的士兵以及从榆林、关中招收的一批中学重重编入刚成立的学兵连，积极进行整训。
高桂滋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受挫折，深感“剿共”没有前途。1935年12月，经过谈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的进攻，因而在八十四师部队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高涨起来。
1936年末，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向高桂滋发报，高复电拥护西安事变的八大主张。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早晨，高桂滋就向部队官兵公开讲“谁救国我们就跟着谁走”！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尤其是学兵连这一批富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官兵更是群情振奋，积极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仇蒋反蒋情绪越来越高。胡景铎趁此时机向学兵们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的罪行，宣传爱国思想。他们在学兵连大门前，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还在操场竖起“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不做亡国的甘地”等大幅标语牌，表现了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迹爆发后，日军冲破长城防线，疯狂地直扑晋、绥、察、冀。此时高桂滋升任十七军军长，东渡黄河上了抗日前线。景铎率学兵连也奉命东进，开到了抗日最前方。他们在山西平型关、忻口等地与八路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八路军坚决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鼓舞下，他们自觉地以八路军为榜样，坚守阵地，与日寇殊死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景铎目睹了日寇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嫡系部队狼狈溃逃的景况，同时也目睹了八路军浴血抗战的感人场景和火烧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平型关大捷等辉煌战果，增强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特别是八路军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对景铎教育很大。在离石同八路军搞联防时，景铎还请八路军宣传队来部队教唱革命歌曲，讲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的道理，进一步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和抗战信心，增强了战斗力。
1938年3月，学兵连改编为十七军第五○○团第三营，胡景铎任营长。为了补充兵员，三营赴关中接兵。部队路过延安时受到延安党、政、军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景铎应邀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三·八”节纪念活动，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在延安，景铎给部队买了许多革命书籍，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中共中央所在地官兵亲密融洽的生动情景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许多人都要求留在延安学习。但因承担着接兵的任务，只留下张自新和边紫坤进抗大学习。
他们于3月下旬来到了景铎的故乡——富平庄里镇。景铎见到了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他得知与他熟识的地下党员师源、刘茂坤等在庄里镇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学兵营 正在进行训练。这支由富平地下党领导的队伍原计划北上边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但因当时日军占领风陵渡，炮击潼关，关中形势十分紧张而暂时原地待命。师源在和景铎交谈中，了解到他抗日救国的决心和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的愿望后，经请示富平地下党组织同意，将抗日义勇军学兵营40多名勇士编入胡景铎的五○○团第三营，作为部队发展的骨干。景铎明白这支抗日义勇军学兵营建有党小组，便告诉部属说：“这是咱的人。”党的组织为这支部队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1938年6月，胡景铎在西安南郊完成接兵任务后，就亲率部队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在晋南安泽县唐城镇进行整训时，胡景铎就接受了共产党员刘茂坤关于在部队学习八路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建议，即：营部设立小型俱乐部，组织官兵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提倡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士兵；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成立宣传队，演唱救亡歌曲和进步节目。这些制度贯彻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三营和八连建立了图书室，行军打仗就用骡子把书驮着，喜欢读革命书籍的人越来越多。部队成立宣传队后，景铎亲自指导操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等一些救亡戏剧，不令向驻地群众演出，而且和八路军搞联欢，请八路军星火剧团同台演出，因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另外，景铎还接受了刘茂坤关于成立游击队的建议，游击队由50多人组成，刘茂坤任队长，负责侦察敌情、扰敌、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等任务，在配合三营的多次战斗中游击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山西抗日前线，景铎率领的三营，在与日军的多次较量中，士气高昂，英勇顽强。他们常常以少胜多，屡挫强敌，使日本侵略者吃了不少败仗和苦头。1939年2月，号称日军精锐的海洛明联队，兵力数倍于三营，又有炮兵协同，在进攻三营霍石阵地时，都被三营击退。这年秋季，日军第九次大举进攻中条山，妄图消灭抗日力量。3000多名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三营阵地闻喜县坡岭阵地气垫汹汹地扑来。敌人几次进攻被击退后，便野蛮地向三营施放毒气，随后冲入三营阵地，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直战到天黑，敌人伤亡惨重，只好撤退。在坡岭阵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敌人的尸体，三营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八连的一个排几乎全打光了，排长张文林和刘勋义、王国良、李耀东三个班长壮烈牺牲。每个烈士的身边都躺着几具被刺死的日军尸体。
景铎率领的三营，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也是和景铎爱兵爱民的作风分不开的。在行军作战中，他不仅经常强调干部要带头，而且自己总是身先士卒。一次，部队行至垣曲西北方向约30里的地方，遇到大雨，他让部队就地避雨，不准打扰老百姓。士兵们挤在附近一座小庙里，他和副营长姚绍文只有一件雨衣，他俩查哨之扣，不地背靠背、顶着雨衣坐了一夜。第二天吃饭，因柴湿，士兵的饭还未做好，他的饭送来了，他就让给有病的士兵先吃。行军的时候，他骑的一匹大红马，经常让掉队的士兵骑着。因为他和士兵关系融洽，所以士兵们也亲切地称他“老六”。
由于三营始终有党的活动，并且按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训练部队，同时又有八路军的密切配合，因而士气旺盛，作战英勇顽强，在中条山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三十八军（皆为西北军）中声威大振。人们称三营是“胡营愣娃”，敌人也多次集中兵力向三营反扑，妄图吃掉三营，然而这支“愣娃”部队不但未被吃掉，反而愈加强大，在中条山、灵石、垣曲一带坚持抗战长达四年，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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