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现成
(一)
家门前有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流淌。河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几百年来任随行人从他的脊梁上踏走。桥下是一个水沱,水蓝悠悠的。小河岸上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一块一块的石板被行人踩得光生生的。每到春季，小河两岸便开满了各色各样的野花，好像给小河穿上了一条花色的裙带，小河舞动着裙带欢快地向远方流去。夏天，到小河里去游水，石拱桥下的水沱就成了我们的乐园。站在高高的石拱桥上，一个鱼跃钻进水里，潜到水底的方子石下去摸鱼，有时运气好，还真能抓住两条。秋高气爽的时候，独自站在石拱桥上，看着小河清澈的流水缓缓地流淌，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天空传来几声“嘎，嘎”的雁叫，抬头望去，一群一群的大雁，排着整齐的人字形队伍向南方飞去。冬季的小河不结冰，两岸的麦地，像一块一块连着的碧绿毡子，沿着小河伸向远方。人们沿着小河岸上那条石板路到五里外的回龙场去赶集，到更远的地方去谋生。
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响滩坝，属四川省仁寿县复立乡管辖。坝上住着五十来户人家，多数姓胡。房屋连成一大片，虽然有些破败，但那高高矗立着的石柱，默默地述说着当年的辉煌。
相传，大明年间，这里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阁老丞相胡子昭，那一大片胡姓人家，便是他的后裔，至今还保留着他的遗物。
这是七十年前的景象了，如今，小河岸上那条石板路，早已变成了一条水泥公路。几十吨的载重汽车，整天载着煤炭、粘土、耐火砖在公路上行驶，一辆一辆的摩托飞快地从汽车边驰过。还有小轿车，被挡在后面，呜呜地放着哨。公路两旁，排着一幢一幢的楼房，形成了一条小小的街道。以前那一片破败的房屋，早已变成了一群错落有致的小洋楼，五光十射的琉璃瓦在旭日下熠熠声辉，显出一派繁荣景象。这里是小河镇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只有石拱桥下的水沱，水还是蓝悠悠的。小河，还是那样弯弯曲曲地流淌。小河两岸，春天还是开着各色各样的野花。
1946年秋天，我们举家从四川省荣县于佳乡小桥沟迁到这里来居住。迁居时我3岁半，背两只鸡，步行20里，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新家。从此，响滩就成了我的家乡。
1943年1月13日，我出生在荣县于佳乡小桥沟一个农民家庭。爷爷叫胡怀安，是铁匠，善造兵器，会武术，三五人不能近身。老来把手艺传给了父亲，就学习中医，成了走街串户的乡村郎中。父亲叫胡国良，母亲李淑芳，以打铁和务农为生，佃着乡长胡自明50挑田、3石土，生活还过得去。
记得六岁那年（1949年），刚刚解放。邻居的一个叫胡万能的大孩子领着我，背着一个小书包，到离家三里外的南银庙小学去发蒙读书。当我第一次跨进学校大门时，一个大同学高声叫：“今天，又添了一位小同学！”
老师叫谭学悟，19岁，很会唱歌跳舞。他教给我的第一支歌是“解放区的天”，至今还会唱。他教给我的第一篇课文是“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只读了一遍，我就去背诵。他吃惊地望着我：“你能背了？”我说：“能，我还能写下来。”“能写下来？！不可能哟！”
谭老师听我背诵了课文，就拿出笔和纸。我就把那十个字有点歪歪斜斜地写在纸上。他看着字，摇着头：“太聪明了，真是一快读书的好料，我都自愧不如。”
读书、写字，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从五岁起，爷爷就教我读了一本《当家书》，我已背得滚瓜烂熟，书上很难的字我都能写了。爷爷还教我吟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诲读书迟。”因为会读书，会认字，人们都叫我“小精灵”。
我在村小读完七册，转到回龙中心校读八册，八册读完就初小毕业了。要读高小，就要通过升学考试。那是1953年的夏季，回龙、富强、大联三个乡的学生在回龙中心校参加升学考试。发榜那天，我去看榜。围着好大一群人，我个子很矮，掂着脚也看不到。就钻到前面去，望着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难道我没考上？
啊！我突然看到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有些吃惊。这时，梁老师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就过来摸着我的头说：“大家看，这就是胡现成，头名学生，三乡小状元，不简单啊！”说得我脸红红的，很不好意思。
明媚的阳光照在小河岸上，夏天，小河的水哗啦啦地流着。我和几个考上了高小的孩子，在小河岸上奔跑，我跑在最前面，河风吹着我小脸，卷动着我手中高举的小衣服，我要跑回家去，告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考上高小了，我考了第一名！
晚上，村小的张学铭老师，还专门到家来为我祝贺：“胡现成考了第一名，我好高兴，我教了他三年多，教出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好高兴啊！”父亲说：“感谢张老师，还有谭老师，将来有了出息，再来报答老师。”
四十多年后，我在一所高中作校长。一天，一位老头走进办公室来：“你是胡现成校长吗？”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吗？”
“我是张学铭，你的小学老师，还记得吗？”
“张老师，怎么记不得呢？快请坐，几十年了，你还好吗？”
“一言难尽，我在家当农民。孙子要当兵，没有高中毕业证，听说你在这里做校长，想来找你帮忙。”
张老师因犯错误，失去了工作，在家种地，日子过得很苦。办完毕业证后，我留他住几天。他说：“不，我要赶快回去，孙子报名要用。”
我说：“好吧，春节我来给老师拜年。”
我在回龙中心校读了两年高小，最后一期，学校建立了少先队。我第一批入队并担任中队委，分管宣传工作。1955年7月，我高小毕业，考上了仁寿县五中校。当时，班上只考上了两个同学，另一个叫邓代焱。
1955年的9月，我到仁寿五中校读初中。上学那天，二叔用一个小背篼装着我的全部行李，亲自送我到学校报名。
离家五里路是回龙场，场上有一家缝纫铺，铺里总是坐着一个小姑娘，大约十来岁，长得白白净净，秀秀气气的。到五中校读书必须从缝纫铺前经过，每当我们这些读书娃从缝纫铺前走过的时候，小姑娘总是停下手中的活计，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目送我们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因为小姑娘长得俊，好看，我们总爱偷偷地去看她，看她那身青色的衣服，看她那双大大的眼睛。
五中校坐落在仁寿县汪洋镇余家寺，占地20多亩，三个大操场，10间教室，教室多是平房。有一幢大楼，青砖青瓦，古色古香，一共三层，上面两层是男生宿舍，下面一层是食堂，听说是民国晚年创办五中时，军阀唐英捐建的。
学校有一个钟楼，下面是教师办公室，楼上吊着一口古钟。每当钟声响起，五里之外，都能听到，师生们都在这钟声指挥下工作和学习。
钟声响了，我赶紧跑进教室。我的左边坐的是老娘儿唐宗强，右边是狗头军师谢相富。谢相富直拉我的手：“快！王治策老师叫你了。”
我赶紧站起来，望着王老师，不知他说的什么。王老师走过来，从桌下拿走了我的小说《平妖传》。我摸着头，很不好意思。
王老师说：“你们看，什么叫搔头挠耳，胡现成是在用身体语言造句。”然后，示意我坐下。
“不！王老师，我能造句。”我大声说。王老师和同学们都吃了一惊。
“谢相富问我，女的为什么不生胡子？问得我搔头挠耳，答不出来。”全班都哄堂大笑，王老师也笑了。
谢相富说：“喂！胡现成，我几时问过你。”
我说：“这是造句啊，不那么说，怎么造得出来。”
课后，黄华蓉来找我：“胡现成，那本小说是我给图书室借的，你要去拿回来还我哟。”
我说：“没问题，王老师喜欢我，下午就去拿回来，看完就还你。”
黄华蓉是我们班上最小的女生，比我长两个月。我们都是小说迷，她的作文写得好，常作为范文在班上念，我的也是。她是地主子女，后来没有考上大学，流浪到新疆。四十多年后，她住在苏州，儿子女儿都在美国，还把她写的诗寄给我，诉说着当年同学之间友谊。
初中第一期，我们班上只有三个穿长衫的学生。一个叫刘联洪，一个叫李维贵，另一个就是我。我们被叫着“长衫帮”。我穿长衫，剃光头，,会游水，人称“沙和尚”。每次都是父亲给我剃头，说这样省钱。我见其他同学都留了发式，很羡慕，就悄悄到汪洋街上去理了发，是个平头。归宿假回家，父亲说：“过来，把头剃了。”
我说：“不用了，你看。”就脱下帽子。
父亲看了很久，说：“现在是中学生了，是该讲究点了，这样是比光头好看些。”
长衫是初中二期才脱下的，以后就没再穿了。从此，我告别了长衫和光头，“沙和尚”的外号也没人喊了。
1955年下半年，成立了农业合作社。父亲不能打铁了，家里小孩多，要补工分款才能分到粮食。一下就缺了经济来源，我拿什么钱读书呢？
1956年的下期，交不起伙食费，我同本村的黄鸣铎一起到学校旁边一家姓廖的农民的阶沿上煮小锅饭吃。
13岁的我，从家里挑着柴、米、锅，走四十里路。在农家的阶沿自己糊一个小灶。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在唱歌跳舞或搞体育活动，我就去煮饭。没有菜就天天吃豆瓣，也不知饭是否煮好了？反正能填饱肚子就行。
有一天，已是下午5点过了，我还没吃中午，因为没有计划好，米煮完了。我去找班主任徐忠诚老师：“徐老师，我还没有吃中午。”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怎么？你不是一个人在煮饭吃吗？”徐老师很吃惊。
“没有米了。”我说。
“穷学生啊，成绩又这么好，真可怜。徐老师便把我领到老师伙食团，添好饭，叫我吃。
饭桌中间放着一大碗回锅肉，还有几个小菜，一大钵汤。老师们都没有来，我不好意思吃。这时，陈老师从外面进来：“胡现成，今天来吃老师伙食团呀？”我不答话.徐老师说：“煮小锅，米煮完了，还没有吃中午。”
老师们来了，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徐老师不断把肉夹到我的碗里，说：“快吃，饿坏了。你那小锅饭别煮了！饭后同我到总务处去写个欠条，等以后助学金下来，就在里面扣除。”
平生也吃过许多豪华宴席，最多的四千元一桌，但总觉得，没有徐老师招待我的那顿回锅肉那样香甜。
徐老师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当了我四年班主任。四年来，我都吃全校最高的助学金，基本上没有交过生活费。他是我一生最爱戴的老师，他对我的关怀是慈父般的关怀。
徐老师后来调回老家去了，我们失去了联系。2003年，我已退休，住在深圳。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了徐老师的电话，于是，我们又联上了。
2007年10月，我发起为徐老师祝寿，专门从重庆赶往仁寿为他主持寿庆。几十年不见，徐老师穿一件红色西装，还是那样精神，还是那样谈笑风生。
我说：“老师，我还欠你一份人情，五十一年前，你办了我一顿招待。我要还礼，看选在成都大酒店吗？还是其它什么地方？我也要办老师一顿招待。”
徐老师说：“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我就把我煮小锅饭，五点过还没吃中午，徐老师领我到老师伙食团吃回锅肉的事说了一遍。徐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还有那事，我都忘了。”
同学们开始起哄：“这个招待要办的，我们都来作陪。”
我说：“欢迎，欢迎！ 2013年10月,是徐老师90寿庆,到时我们在成都为徐老师祝寿。”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了，学校到处是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一夜之间，我们一些很尊敬的老师，突然成了右派。一个叫颜鑫的数学老师被查出是中统特务，一个地理老师张开儒被打成右派和坏份子。还有我的小学老师，萧良丰、梁武成、高曾孔、赖汉卿都成了右派。这些都是很有学问，受人尊重的老师啊？！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的口号满天飞。回龙区改为越溪区，划给简阳县管辖。简阳十万钢铁大军进驻越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战钢铁运动。
记得有一次，归宿假回家，从汪洋到回龙，我们平时走的那条石板路不见了，变成了一条公路。我的天啦！只有七天时间，虽说只是一条公路毛胚，但速度也太快了吧。
1958年7月，我完成了初中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五中校的高中部，成了高中六一级一班的学生。我们是招的第一届高中，五中校招了高中以后，办成了完中，更名为仁寿县汪洋中学。
1959年的上半年，我瞄上了初中59级的一位小女生，大家都叫她幺妹，我也叫她幺妹。长得很乖巧，能歌善舞，天真活泼。总是想见着她，总是想和她说话。归宿假，我们一路回家，总是想靠近她。分别的时候，总有些依依不舍。我很高兴，我长大了，我有了初恋。但是，我从不敢向幺妹表白，那只是一种单恋，单相思。59年下期，幺妹考入乐山艺校，从此相隔两地，初恋也就很快结束了。
大跃进后，青壮年都去大战钢铁去了，庄稼没人种，没人收，到59年的下半年大饥荒就来了。成立了公共食堂，大人每天吃8两，小孩每天吃半斤，不准在家里煮饭，人们都饿得发慌。什么山上的草根、树皮、野菜、蟋蟀、青蛙、蛇、鱼湫、黄鳝，凡是能够吃的，几乎都被人们吃光了。我的四妹、二叔、一个堂弟、表叔和爷爷都相继在大饥荒中饿死了。
1960年4月，爷爷已经83岁高龄，因缺营养重病在身。我从学校回家，爷爷拉着我手：“孩子，爷爷不行了，爷爷过不了这一关。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了出息，好好孝顺你父母，爷爷在九泉之下看着你们，爷爷会很高兴的。”就在那天晚上，爷爷离开了我们。
是我亲自扶灵，把爷爷送上了山，葬在中觜胡氏坟茔，朝向宝顶山。站在爷爷坟前，一根白色孝布拖到脚后跟，点燃香蜡，焚烧纸钱，我向爷爷下跪、磕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这是爷爷的教导。我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改变我们祖祖辈辈当农民，受穷受苦的现状。把这农民家庭变成知识份子家庭,变成书香门第。
大跃进以后，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挑煤、做砖、烧石灰、运木料，学习被耽误了。1959年的下期，仁寿县文教局想抓教学质量，实行高中全县统考。
语文考试就是一道作文题：《我在勤工俭学中》。我以87分夺得全县第三名，二班的袁子美以90分夺得第一名。语文老师王治策，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师生，竟然能教出这样优秀的学生，他在全县语文界名声大震，第二期就调到仁寿高中保高三去了。后来，王老师在乐山地区讲观摩课《蜀道难》，全地区的高中语文老师都来听课，人们对他的学识，他的口才无不称道。1963年，我到仁高复学，王老师又教我的语文，我的语文成绩都在95分以上，大家都知道，我是王老师的高徒。
1960年5月，放农忙假，我们班集体到汪洋镇五星管区支农。魏华富是当过兵的，很成熟，很会社交，他是队长，与食堂的炊事员打得火热。当时大家正在挨饿，炊事员就把食堂的红苕和蔬菜让我们随吃。这还了得，大家放开肚皮，狼吞虎咽，一个个吃得肚子都快胀开花了，还在往下咽。
农忙假结束返校，每顿只吃二两，胀大的肚皮开始收缩，难受啊！我就患上了胃病，渐渐地，不能吃东西了，人开始消瘦，瘦得来皮包骨，完全变了形。
1960年10月，仁寿县全县保高三，我们被集中到县城的仁寿高中上课。我因病，不能上课，整天躺在床上，一个叫萧昌益的同学对我很好，为我端饭熬药。
学校放了寒假，我走不了路，回不了家。李长寿同学就留下来陪我，同我一起在仁寿高中过年。过年后，我同长寿一路走了两天，才回到了我的家——响滩。
1961年开学，我不能到学校上课，只得被迫休学。从此中断了学业，加上疾病缠身，我走近了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就这样死去吗？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的理想，我的前途还在等着我，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 (二)
六岁发蒙,从小学到高中,12年寒窗苦读,绕了一个大圈,我又回到了原地,回到了家乡的小河。拖着病殃殃的身体，站在石拱桥上。我在寻找当年那个天真活泼的小精灵，寻找那个在小河岸上飞跑的三乡小状元。
我在生产队领养了一头小牛。早晨，去放牛，小牛吃着路边的青草，我哼着儿时的童谣；下午去割草，一把镰刀砍断草丛中的毒蛇。我重新回到了童年，喝着小河的水，挖着满山遍野的野菜，晒着明媚的阳光，爬着泥泞的山坡，我要再成长一次，从家乡这块热土上再一次长出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小牛不养了，就直接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都和乡亲们在地里干活。到1961年12月，乡亲们选我当了生产队会计。1963年3月，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我被评为先进会计，参加了威远县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认识了回龙乡的杨福泉，成了朋友，我俩去合了影，作为留念（见图）。那时,二十岁的我,完全是个娃娃脸,显出几分稚气。1963年3月我(左)与杨福泉参加威远县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合影 高中毕业照
二十岁是结婚年龄了,一个远房的幺嫂,把她的表妹介绍给我。1963年春节，表妹到幺嫂家来。我在生产队忙很多事，幺嫂就悄悄地把我指给表妹看，一下就看上了。幺嫂到我家来提亲，母亲一口就答应了，后来才给我说。我说：“不行，我还得去读书。”幺嫂说：“不影响你读书啊，她才18岁，可以等你啊。”于是，叫我去看一下，看我同不同意？
我去看表妹，她站在幺嫂的房前，穿一件花衣服，身材高大，短发，脸儿黄黄的，很端庄。幺嫂说她，小学文化，身体好，劳力强，会做针线，很孝顺父母。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幺嫂说：“叫尹桂花。”我想到，母亲因生我，害了眼病，不能做针线，加上我去读书后，家里缺劳力，她是一把好帮手，母亲又喜欢她，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63年的端午节，我到尹桂花家去，拜见了我的准岳父母，就算定了婚，她们全家都很高兴。可是，我同尹桂花在一起，没有什么话说，我们没有感情基础，我也不爱她。但是，我将来要同她结婚。我老是想：两个不相爱的人，洞房花烛那晚上，要一起睡觉，怪别扭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多数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有“先结婚，后恋爱”的说法。
我要去读书，生产队、大队、乡的领导都不同意，要我在农村干，将来提拔我当乡的文书。我是从小的大学迷，一心要考北大请华，将来出国深造，干一番大事业的，谁看得上你那个小小的乡文书！
1963年9月，我私自把帐交给了何开文，就到仁寿高中读书去了。
我读的是高中六五级三班，那是招的一个插班。61年全县停办了4所高中，为了解决许多失学学生的要求，仁寿高中就通过考试招一个插班，50名学生。我更名胡现诚,以全班第三名考入了这个班。
这个班会聚了四所高中的优秀生，加上大家都缀过学，学习格外发奋，竞争非常激烈。半期考试下来，我平均85分，自以为不错。后来一看，我是第五名。在我的读书史上，我从来都是第一名，怎么掉到第五名了？
我暗暗下决心，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学习，期末考试达到平均94分，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第二期举行年级数学竞赛，我获得一等奖，我的立体几何以满分100分毕业，教师黄殿英说：“教了几十年，这是第一个满分毕业的学生，不容易啊！”
1965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学校安排我报考北京大学。我做着梦，上北大，努力学习,毕业后，出国深造，做一番大事业。
第三排左第四位是我（胡现成）
那年代，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考生要政治审查。当搞政审的陈主任从我老家回来后，班主任杨老师找我谈话：“胡现诚，你的志愿想给你调一下，考北师大。”我问：“为什么？”他说：“北师大在政治条件上要求要低一些，你听我的话，对你有好处。”团支部书记王泽君找我谈话：“现诚，你的入团志愿书批不下来。听团委的人说，你的政审材料很黑。杨老师整天叹息，可惜了一棵好苗子。”
我在想，我没有什么错误呀？我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呀?入校前，我是生产队会计,我还参加了县的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高考下来,我觉得考得很满意,估计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只等大学通知书了。
我在太和乡蓝光第同学家等通知，开始发通知后，我俩每天都到汪洋镇邮局去看有无通知。8月上旬，蓝光第的通知到了，他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很焦急，我知道北师大无望了。蓝光第安慰我：“不要慌，还有西南师范学院，西师的通知还未发。”8月下旬，另一个同学石一利的通知到了，他考入昆明工学院。这下，我彻底失望了，我高考落榜了。
蓝光第上学了，我送了他30里路，送到宝飞场。分别后，我独自返回，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唱，我哭，我笑，沿途的人们都望着我，以为是一个疯子。
我在汪洋镇外同学陈忠元家里，不吃不喝，睡了三天三夜。陈忠元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现诚，想开点，明年还可以考嘛，天无绝人之路。”我说：“忠元，我知道，我清醒得很，我不会自杀的，我会挺过去的。”“你要吃饭啊，身体要紧啊。”“好，我吃饭。”
第四天，吃了早饭，告别了陈忠元，我回家了。
1961年，我带着身体的重病，回到家乡。四年后，我又带着心灵最大的创伤回来。从小立志，想走出一条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和个人命运的路，这条路，怎么这样难啊？
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乡亲们都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考上大学，只有我蒙在鼓里。后来，听他们说，大概有三个问题。
1、分不清阶级路线，站不稳阶级立场，与地主分子打得火热，还与地主子女定亲。
2、书写反动对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
3、家庭走资本主义道路，父亲外出打铁回来不交工分款。
现在的人们对那个年代已很少了解了，不要说三条，只要其中一条，我的高考政审都过不了关。但是，现实就摆在面前，我如何应对，我明年还要参加高考。
我同尹桂花定了婚，介绍人幺嫂夫妇是地主分子，两家常有来往。既然幺嫂是地主，她的表妹也可能是地主，所以说，我和地主子女定婚。其实，尹桂花家庭是中农。
我从小喜欢文学，那副对联，当时觉得对得很工整，就随意用粉笔写在我家的扳壁上，扳壁上一起写上去的还有五副对联。
父亲外出打铁，是为了挣钱给我读书。因未收完款，暂时没交工分款，后来收到后就补交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要整一个人，很小的事情都可以无限上纲的。记得有个笑话：有一位校长去洗衣服，刚到，就有人叫他接电话。旁边一位女老师为了巴结他，就说：“校长，你去吧，我帮你洗。”校长说：“谢谢，就是领袖比较脏，要多洗几下。”后来，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说他咒骂领袖（毛），斗了他三天三夜。
以前,听说过清朝的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被砍头了，总觉得难以相信。现在看来，是可信无疑了。
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痛的一次摔交，当我痛定思痛以后，我才真正开始走向成熟。我知道了，我的家庭教育只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善恶教育，我的父母只是老老实实的目不识丁的山区农民，他们爱我，送我读书，他们希望我成材，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不能教给我，怎样去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今后的路，只得老我自己去走了，社会那本书，要靠我自己去读懂。
政治条件不好，可以改变嘛。我决心通过一年的努力，以一张红色的政审表，加上我优异的成绩，重新踏进大学的殿堂。
我解除了我同尹桂花的婚约。在生产队劳动专干重活、脏活。我去找乡党委书记汇报思想，想建立一个农业科学实验小组，得到了李书记的大力支持。我每天早上天刚朦朦亮，就起来进行山头广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还承包了乡政府的板报宣传，专栏园地的设计书写，和重要材料的撰写。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乡村干部和群众看在眼里，他们觉得胡现诚，就是一个思想好、品德好、吃苦耐劳，积极上进的好青年。
半年以后，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18天，我当上了村的团支部书记。我以团支部的名义，组建了响水村第一个文娱宣传队，自编节目排练，参加了回龙场的汇演，受到一致的好评。1966年春节大忙季节，我组织了乡的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到落后生产队去突击生产。所到之处，笑声一片，歌声一片，干活雷厉风行，许多生产队都争着请突击队去干活。我的经验，在全乡三级干部会上得到推广，每个村都组织了青年突击队。
我是科学试验小组的组长，乡政府后面一弯梯土就是我实验地。实验项目是党委书记亲自定的：在山区推广小麦玉米套种。那年天旱，许多地方的麦苗都长不起来，而我的实验地里，黑油油的一片麦苗，长势喜人，乡里组织了几次现场会。
一年前,我是书写反动对联,站不阶级立场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一年以后，我成了共青团的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科学实验小组的组长，成了乡里最红的年轻人。这一切，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想，这样的政治条件，考清华、北大都没有问题了。
1966年5月，仁寿高中的朋友已两次来信，叫我马上到校复习，一切资料都为我准备好了。
我已两次找乡党委书记李成贵谈了我想去参加高考，可他都不同意。他说：“乡村缺文化，留在乡里一样有前途，乡里会考虑你的工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停止了高考招生，我的大学梦又一次成了泡影。
(三)
1966年8月,乡里缺教师,确定我去教书,属民办教师性质,从此,开始了我十二年的民办生涯。
8月份，我到县参加民师培训，在越溪等车。“喂！高才生，怎么是你？”我抬头一看，是刘凤仙，以前的同学，比我高一年级的。成绩很好，因为是地主子女，所以也没有考上大学。
“是凤仙啊，你好。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哟。”我说。刘凤仙是有名的美女，以前，我们一起上学，从汪洋走到仁寿，沿途总有说不完的话。可现在，我们能说什么呢？
在培训班上，我写的诗登在培训园地里。区的民师主任邓俊才来找我：“你就是胡现诚啊？我在沱江报上看过你写的通讯，还以为是记者下来子写的。没想到是本区的通讯员。”
我说：“我是在外县读书回来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
“好的，发现了你这个人才，自然有用你的地方。”他显得很高兴。
在这次民师培训会上,我认识了复立乡的王德君。他是威远高中毕业的高材生，我俩很谈得来，后来成了终身朋友。王德君会写文章，后来作了复立乡的党委书记。
1966年9月，我走进了南银庙小学的课堂，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说月奇怪，我发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还记得：17年前，当我第一次跨进这个庙门的时候，有一个大同学高声说：“今天又添了一位小同学。”我站在课堂里，耳边还回响着谭老师教的那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17年前,我从这里起步,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没想到，17年后，我回来了。更没有想到，以后我的教书生涯也是从这里的小学一年级起步，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班。
只教了两个星期，我突然接到通知，调回龙农业中学任教。我知道这是区里的安排。区里做乡里的工作，做了很久，乡里终于同意放我走了。
我到回龙农中后，担任初中两个班的数学课，管学生伙食团。农中和回龙小学是一起的，就像小学附设的初中班一样，教师一起办公，学生一起活动。这里的校长、老师都非常了解我。十多年前，我是这里的高才生，三乡小状元。
每逢赶场，我都要带学生去作街头广播宣传。有一次，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喂！胡老师，你好。”我一看，是刘凤仙：“是凤仙啊，这么远，来赶回龙啊。”“我来买小鸡，能陪我去吗？”“能啊，听说你和松柏在耍朋友，是吗？”“谁说的？”“是松柏亲自告诉我的。”“有这事，但他妈坚决反对，可能成不了。”
松柏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石油学院读书。他不嫌凤仙是地主子女，克服了家庭的阻碍，两人最终结为连理。
我到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是批判当权派，二年级一个叫杨宗保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红军战斗队，主持了一次对学校负责人梁老师的批判，还给梁老师戴了一个很高的尖尖帽，气得梁老师脸都青了。
我对杨宗保说：“杨宗保，你的方向错了，梁老师不是什么当权派，他只是教师，你们的班主任。”“那谁是当权派？”“应该是校长和书记。”“他们在哪里？”“在乡（公社）里，乡长和书记才是我们的校长和书记，才是我们学校的当权派。”
杨宗保想了很久：“我错了？胡老师，这样，你来参加我们红军战斗队，来给我当高参，以免我以后又犯错误。”于是，我就加入了红军战斗队。
学生要去大串联了，把学生全部放走后，我同梁老师才出发。我俩步行到威远、自贡，然后乘车去内江。在内江，我每天去听大辩论，学习辩论技巧，这对我的提高很大。
1967年2月，老帅们掀起了“二月逆流”，许多群众组织被打成了反动组织。
文化大革命初期，谁也看不清运动向什么方向发展，只凭一股忠于毛主席的感情，投身进去。
回龙小学的廖代木老师,因“二月逆流”中受到批判，四月份，以他为首，联络我、戴高度、萧祖光四人成立了战旗战斗队，我是副队长。那时的我，自以为能说会道，会写文章，会辩论，经常抛头露面，主持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成了越溪区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
1967年7月，全区教师集中开批判会27天，最后大联合成立威远县越溪区文教革命造反司令部，我被推选为司令（七人领导小组成员）。
我坐在司令部办公室，从窗口望出去，一个女孩正在教老师们跳忠字舞。高挑的身材，舞姿很美，这是谁呢？
下午，潘老师找我：“胡老师，幺妹回来了。她想见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幺妹，是不是下午教忠字舞的？”我问。“是啊，你见着了。”“幺妹现在哪里工作，结婚了吗？”
潘老师说：“在乐山，教幼儿园。结婚了，她爱人也来了，是搞美术的。”
下午，因急事到县开会，就没去见幺妹了。几十年后，在成都拜访潘老师，我们谈起幺妹，说她一直在乐山。以后，就从没有见过幺妹了，只有五中校里那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的美好形象永远留在心里。
当了司令以后，事情可多了。除了教学工作外，还管理着回龙、富强两个乡的学校工作，外出开会的时间也多了。一天，我下课后回办公室来，见外面围着很多人在看一个女孩跳舞。我走过去一看，呀！是缝纫社的左馥初，就是以前我们到五中校读书，常坐在缝纫机旁看我们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可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漂亮、大方、能歌善舞，人称回龙一枝花。
她跳的是“远飞的大雁”，舞姿时而轻柔，时而娇捷，都跳到我面前来了，一笑：“司令，请指教。”我说：“不敢，你这舞也跳得太好了，在哪里学的？”她说：“在成都，到我姑姑家去，没事就去学跳舞。”
舞跳完了，我对刘老师说：“刘老师，你把学生组织起来，请左老师来教他们跳舞，老师也可以去学。”
文化大革命中，只能演样板戏。回龙场有一批唱川戏的业余班子，加上学校的师生，我就想把京剧《红灯记》移植成川剧，搞一个《红灯记》剧组。
剧组搞起来了，由杨士成老师负责组织排练。小学的石建秋演铁梅，缝纫社的杨荣华演李玉和，左馥初演老奶奶。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一个月就排练好了。
川剧《红灯记》在回龙首演，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连仁寿、荣县都有很多人前来观看。
我开始带着《红灯记》剧组外出演出，第一站就是青宁乡成立革委会，邀请我们去演出。我不会唱戏，我的任务就是写《海报》，刷大标语，代表回龙地区造反派和剧组讲话。
青宁演出后，我还带着剧组到复立乡和荣县的双古镇去作过一次巡回演出。
左馥初正在化装，叫我在她的脸上画些皱纹。我说：“这么漂亮，真不忍心把你化成一个老太婆。”可她说：“漂亮有什么用？我连男朋友都还没找到。”我问：“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她笑：“很有文化的。因为我没有读多少书，我想找一个很有文化的大学生，知书懂礼的，会理解人的。”
左馥初是地主子女，地主子女在那个年代是受歧视的，找朋友有一定困难。加上左馥初条件好,眼光高,没有男朋友也是正常的。后来，她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生，汪洋中学的余龙伯老师，教语文的，很优秀。余老师和左馥初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
1968年4月，廖代木老师的妻子谢淑芳大姐来回龙准备分娩。早上，我起来长跑，一般跑5公里。她也喜欢锻炼，常来投篮球，我们就熟悉起来了。常在廖老师的寝室里开会，学校的工作多是我在出主意。因此，大姐对我的印象很好。有一次，廖老师问我：“怎么没见过你的女朋友呢？”我说：“没有，我还准备考大学。”他说：“我同谢淑芳商量好了，想把她的五妹谢茂英介绍给你。”我说：“好象见过一次，去年，全县大联合的时候，在威远见过一次。”“你的印象如何？”我说：“一般，好象很高大。不过，我在山区，条件差，成功率很小。”
1968年8月，回龙乡和富强乡教育分家，富强乡独立建完小、初中，我便回到了老家富强乡，担任初中的数学教学。
1969年，越溪区建立革命委员会，我同廖伟良组织并带领一百多人的仪仗队去参加成立大会。
1969年10月，学校放了农忙假，廖代木老师要运蜜蜂回镇西，由谢淑芳大姐的三弟谢松柏来回龙挑蜜蜂，托我协助他运蜂回镇西。另一层意思就是到镇西去说我同谢五妹的亲事，见了面，看我们双方的意见。
我们是下午到的，伯母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放学后，谢茂英回来了，穿一件灯心绒上衣，很大方，很热情。廖老师作了介绍，她说：“这么远，累着了吧。”我说：“不累，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县里大联合那次，我在威远见过你一次。”她说:“是吗？那时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不好。”
分别的时候，我同茂英都同意建立恋爱关系，开始通信，相互了解。
1970年元旦，我到镇西接茂英第一次来响滩。我俩从威远乘车到越溪，步行40里回家（那时没有班车）。走到石拱桥时，天已黑了。
明媚的月光照着我们，把我俩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站在石拱桥上，听着小河的哗哗流水，远处山峦上是一排排挺拔的树木，指着那一片茂密的竹林，我说：“看，那就是我的家，远近闻名的响滩胡家大院。”茂英说：“好美，好美，比我们镇西还平坦。”我问：“喜欢吗？”她说：“喜欢。”
响滩是一个坝子，地势平坦，有名的鱼米之乡。记得后来写过一首诗，赞美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响滩,
小河流水弯又弯。
石拱桥上走一走,
放眼一片米粮川。
我的家乡在响滩，
青山绿水蓝蓝天。
对门山头采茶女，
声声情歌比蜜甜。
家乡响滩和我的旧居(右边瓦屋,2008年8月摄影)
响滩古老的石拱桥(6岁,我在桥下的水沱里学会了游泳)
恋爱的岁月是甜蜜的,两地相距100公里,只能靠通信,每逢周末,我们都早早地盼望着那封情书地到来.1970年3月,我们在荣县真容相馆照了定婚照。暑假去成都淑芳大姐家作客，玩了半个多月。
暑假结束后，我向岳母提出与茂英结婚。老人家很支持，亲自为我们选定农历九月二十九日(1970年10月28日)的良晨吉日。
我同茂英的定婚照（1970年3月）谢茂英艺术照（1968年）
1970年10月28日,我同茂英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礼的头一天，六弟炳光、陶进亲自送我们从镇西步行100里山路，下午五点到达响滩。六弟的同学伟良、淑芳、世杰满面春风地迎接我们。年轻人欢聚一堂，总有说不完的快乐。婚礼那天，乡亲们、学校的全体老师、一些乡干部都来祝贺，晚上，大家一起唱歌，很热闹。
从响滩到镇西有一条100里的山路，途经东兴、墨林。由于当时从越溪到回龙没有班车，我们结婚就是从那条山路上走来的，婚假满后，我也是沿着那条山路送茂英回去的。走在那青山绿水之间，走在那鸟语花香的林阴小道上，我便作起诗来：
花在笑，草在笑，
都说我们曾相邀。
山间百合花，
溪边勿忘草。
山在笑，水在笑，
都说我们曾相邀。
携手好走路，
相扶好过桥。 天在笑，地在笑，
都说我们曾相邀。
地上连理枝，
天上比翼鸟。 你在笑，我在笑，
都说我们曾相邀。
千年聚一次，
白头走到老。
婚姻就是一种责任，两个人在一起养儿育女，成家立业，都担负着责任。在几十年艰苦的岁月里，我同茂英并肩相扶，挺直腰板，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现在儿女都成材了，迎来了我们幸福的晚年。
1972年元月9日，我们的大女儿琳琳在响滩出世了，由于两地分居，就养在岳母家。一岁多的时候，岳母叫她胡山林，说是妈妈在山林中检来的，她也信以为真，问妈妈：“我是在哪个山林中检到的？”
1973年上期，越溪区抓教学质量，实行全区初中毕业班统考。由于学校的初中语文、数学老师刘天佑和廖伟良到内江进修去了，校长很发愁，不知该怎么办。我向他建议：“调周年学到校保初三语文，我负责三个初三毕业班的数学，你负责政治，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相互协作，争取考出好成绩。”
统考下来，我的数学夺得全区11个乡办初中的第一名，比那些大学生教的平均高出10多分。语文、政治也名列前矛。区教办主任罗元明感叹：“没想到，我们区最好的初中老师不是公办老师，而是两个民办老师，胡贤诚和周年学。”他哪里知道，我同年学高中毕业时都是报考清华、北大的学生，并非一般教师可比。后来，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同年学都考入了内江师范学院。
1973年下期，我到越溪中学代课，教高中物理、化学和初中的语文、数学，当时的月工资仅28元。
代课期间,认识了吴维根、温汉忠、王安流、王聪章、邓文海等人，后来都成了朋友。特别是吴维根，交往甚深。校长汪伯勋，一个很有眼光的长者，一直很器重我。
1975年4月20日，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剑伟出世了，生在农历三月初九已时，取名“九龙”。当时，我还在越溪中学代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时，茂英已迁到富强大岩村教小学。第二期，我便辞去了代棵，回到富强教民办初中。开校那天，区的财粮助征员胡仲全领着他的儿子胡子荣来读初中一年级，他说：“老辈子，我把子荣交给你，你同周年学老师帮我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出来。”我说：“大学生算啥，帮你培养一个博士。”十多年后，胡子荣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这是后话。
我同茂英已在大岩村定居,佃着学生胡岐伦的房屋。岐伦的父母是我远房的哥嫂，为人宽厚，处处照顾我们。岐伦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高中毕业回家，在家务农。那时，学校已迁到茶山，我每天同周年学步行15里山路到学校上课,下午又沿路返回。我两个落难的高中生，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认为反右中哪些右派的言论都是正确的，认为文革完全是胡折腾，盼望着文革的动乱早日结束，国家走上正轨。
一九七七年五月，听说要恢复高考，五中校组织高考复习。正好是农忙假，我便只身前往母校。是龙伯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为我安排好住宿。当年，我已三十五岁，一头长发，满脸胡茬，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上衣和打着补丁的裤子，艰辛的岁月在我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上去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杂在一群少男少女间听课，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真有芒刺在背的感觉。我知道，我就是七十年代的范进。晚上独自在寝室里演题，深夜两点，还无睡意，思前想后，百感交集，终于吟成一首咏志：二十年前在此留，风华岁月正方遒。行程苦涩容颜老，衣着寒酸面色羞。天有风云情未了，人逢乱世志难酬。烽烟高考今又是，不到长城誓不休。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到县城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由于毕业12年了，没有时间和资料复习，考得不很理想，估计平均70分。
1978年2月，开始发高考通知了。我的许多学生都相继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我同周年学的一致没来，整天盼望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度日如年。我想，13年前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了？
2月25日，我独自走在到学校的路上。刚走到石垭口时，突然听到一个男人在叫我：“胡现诚，拿通知！”，我一惊：“谁在叫我？”我站住，转身往后看，四处没人。我又沿着半岩走了30米，想看到是谁在叫我。没有人，四处都没有一个人。我想：“见鬼了吗？，是鬼在叫我还是神在叫我？”
又沿着山坡爬啊，爬啊，终于爬到了山顶。这时，又听到一个声音：“大哥，你的通知到了。”我怀疑又是幻觉，站在那里仔细听，听见是有人在叫我。便沿着土边走过去，看到了我弟弟站在很远的公路上：“大哥，你的通知到了，公社通知你到街上邮电所去取通知。”我赶紧答应：“好，我知道了。”
我一屁股坐在山坡上，抱着头，眼泪顺着我脸颊往下流，让它流吧，流走我13年的苦痛，流做我13年的辛酸！30多年的等待，30多年的拼搏，多少个打着赤脚在冰天雪地里上学的日子，多少个披星戴月，寒窗苦读的夜晚，多少次做梦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如今才迎来了这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啊！
到了街上邮电所,看了通知,我被录取到内江师范学院物理系。几天后，全乡老师开欢送会为我送行，好些同事都说：“胡老师，13年前，你就该坐在北京大学的课堂里了，你也应该有今天，祝贺你。”
“胡老师考上大学了！”消息像旋风一样席卷了越溪区，传到了镇西，传到了威远，朋友们都为我高兴，我的父母，我的妻儿更是笑得合不上嘴。而我，却暗暗担心着，我是瞒了五岁年龄参加高考的，万一有人告我，将被取消资格。幸好，没人告我，三个月以后，才算平安无事了。
退休以后,我以当时报考大学为背景,创作了小说《迟到的春天》。（四）
1978年3月6日早上，告别了父母、儿女，茂英送我到回龙赶车，我赴校报到了。汽车开动了，我从车窗往回望，茂英还站在那里挥着手，我的眼睛湿润了。公路两旁的麦地从车窗外一闪而过，我从车窗望出去，农家草屋外的几树桃树已吐出了粉红的苞芽，人们的脸上都挂着笑,春天到来了，1978年的春天到来了！
沱江从远处流来，流到这里便倒了一个90度的弯，因此，这里就叫倒弯。1978年的春天（3月7日），我到内江来上大学，就是从这里登上去对岸桐梓坝的渡船。
渡船开动了，我放下肩上的小背篼（小背篼里装着我的全部行李），站在船头了望。春风已吹绿了岸边的柳枝，一江春水缓缓地流淌,几只水鸟在江面上翻飞。远处，西林寺里传来了几许钟声，太白楼的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呼唤：“到了，到了！这就是桐梓坝！这就是我的大学！我三十多年的梦啊！”
报到了，看到了我的考分284分（当年只考四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居班上第九名。那年的录取线是200分，重点线是240分。我已高出重点线44分，连川师大都没考上？后来才知道是在内江阅卷时，内江为了培养当地师资，提了一些高分起来。
报到的第二天，我独自去游西林寺太白楼。登上一百多级台阶，站在太白楼上，了望甜城风光，俯瞰沱江流水，触景生情，思绪万千。
千百年来，沱江就这样流淌，江水冲刷着岸边的岩石，将岩石一粒一粒地带走。江水带走了岩石，也带走了内江的过去，带走了内江人的多少苦难与心酸。江水从远处流来，在河滩上泛起哗啦啦的春波，在河弯里泛起一个又一个涟漪，涟漪里含着少女羞答答的笑意，这又给内江人带来了多少新的希望！
俯瞰一江春水，即兴吟成七绝一首：登上西林太白楼，甜城风光一目收。古往今来多少事，不尽沱江滚滚流。
下午，政工科通知我去为明天的开学典礼写大标语。我在那里挥毫泼墨，一展我书法的风采，老师和同学们都连连称赞。好几个同学在帮忙，把写好的标语和横额挂起来。
第二天，全班集合，准备参加开学典礼，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一个同学走来：“啊！你也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昨天写标语，我们都把你当成学校的老师了。”我笑笑，示意他坐下：“大家都是苦命的人，我那有资格当老师。”“你叫什么？以前干什么的？”“我叫胡现诚，民办初中的教师，教了十多年。你呢？”“我叫谢兴华，当大队会计，也当了十多年。你文化比我好，以后要多帮助我。”“别谦虚，以后大家互相帮助。”谢兴华是资阳的人，很健谈，问我结婚没有，老婆叫什么。我说：“早结了，叫谢茂英，有一儿一女。”他说：“啊，我们是两弟兄，以后别乱开玩笑。”
成立班委前，我被指定作第二组的组长，谢兴华管生活。我常叫他“谢生活”，大家都跟着那么叫。后来几个小青年开玩笑，叫成了“性生活”。我说：“别乱叫，要尊敬谢大哥，没礼貌。”
谢兴华安排农场劳动，叫一个叫潘光宇的去挑水。“老潘不能去挑水，他腰有伤。”一个高挑的女同学，戴付眼镜，说话泼辣。谢兴华说：“那，谁去呢？”我说：“我去！”她望着我：“你行吗？看你瘦瘦的。”我说：“我行，我是山区来的，从小锻炼，有力气。”
“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贤诚，你呢？”“我叫黎嘉昭，老潘以前和我同班，所以知道他腰有伤。”这时，潘光宇走过来：“你们两个在说什么？是不是又在说我的坏话了？”“是啊！在说你和那个文娱委员的罗曼史。”老潘笑：“好你个黎嘉昭，我都儿女成对了，还提那些旧话。”黎嘉昭说：“这是胡贤诚，帮你去挑水，还不谢人家。”老潘赶快过来握手：“谢谢，谢谢，好朋友，好朋友。”我说：“不用谢，我是威远山区来的，喜欢干重活。”老潘说：“我是资中的，黎嘉昭是内江的。”
一个星期天，老潘约我：“贤诚，走，今天到黎嘉昭家去玩。”“她家在哪里？”“就在内江城里，都是我们内江二中的，嘉昭说，一定要约你。”
到了黎家，黎嘉昭好高兴，早以买了鱼、肉、菜，她的曾先生早已在厨房里忙开了。她一直陪我们聊天，都是老三届的，受了十多年苦，终于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大家心里那股甜蜜劲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回家的路上，我说：“老潘，黎嘉昭家好像是她作主，她的性格像男的。”老潘说：“是啊，她主外，曾哥主内。曾哥是本科毕业，学财会的，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
成立班委会后,我进入班委管宣传,大家叫我“宣传部长”，后来干脆就叫“部长”，大家都那么叫，连班主任唐文杰老师也那么叫。班长杨雪特是威远同乡，我的好友。第二年，我便作副班长。老潘、黎嘉昭、谢实从进入学生会，老潘作了两届副主席，一届主席。黎嘉昭作了三届学习部长，谢实从作了三届文娱部长。
杨雪特的家在内江城里，读通学，早来晚归，班上事交由我处理。老三届都是30岁的人了，家有老婆（老公）孩子，经常要请假回家。有一次，但堂森来找我：“部长，我想老婆孩子了，想回家，可，唐老师不准我假。”我说：“回去吧，我到唐老师的帮你请假。”
唐老师是部队的营长转业，讲纪律。我向他反映了老三届的具体情况:“我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家有老婆（老公）孩子，经常挂在心上。老三届来请假，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这批人学习很自觉，耽误了课，他们自己会补的。”唐老师说：“部长想得很周到，以前，我在部队，和爱人孩子两地分居，也想老婆孩子，人之常情。你的建议很好，今后就照你说的办！”唐老师平易近人，我们师生间常开玩笑，他的家里我们班委的是常客，我们叫他爱人何姨，叫他的女儿小妹。班上的小青年找不到女朋友，我说：“有一桩美满姻缘，你们视而不见。”大家问在哪里，我说：“你们约上十个小伙儿，我来告诉你们。”
一天，十多个小青年在二组寝室里，请我去讲课，告诉他们那桩视而不见的美满姻缘。我说：“河边唐家有美女，养在深闺无人问。”大家想了很久，想不出是谁。
我说：“我发觉班主任唐老师家的小妹，人漂亮，18岁了，高中快毕业了。如果找到唐老师当岳父，留校没问题，那才是美差。”
大家点头：“不错，不错，部长有眼力。”
真的有两个小青年去找了唐老师：“唐老师，部长叫我们来给你当女婿，你同不同意？”唐老师说：“我没意见，但要小妹点头。”
晚饭后，我同老潘去散步，遇到唐老师。他说：“好你个部长，你这个教唆犯，叫你的小兄弟来追我的女儿了。”我笑着说：“唐老师，你选一个很能干的有孝心的学生当女婿，你会一辈子幸福的。”
后来，唐老师真的选了一个学生当女婿，是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几十年后，我返校去看望唐老师，小妹还笑着说：“我认识你，当年，大家叫你什么部长。”
78年的7月，出现酷暑，那时没有空调，其热难忍，学校就把期末考试推到下期开校。第二期开校，考试完后，学校进行总结。每一个系选一个发言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总结发言。
我被推选为物理系的发言代表，稿子是我自己写的。
总结大会上，首先发言的中文系。开始大家还认真听，时间久了，谁听你那些又长又臭的官话、套话，整个会场一片嗡嗡嗡的声音，值周老师都招呼几遍了。第二是数学系发言，纪律更糟了。
老潘是学生会主席，和我坐在一起，他说：“贤诚，下一个是你了，如果你能镇住堂子，我就佩服你。”我说：“大主席，很难，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真的很难。”
我上台了，首先走到台上并排挂着的毛主席和华主席像前，深深向两位老人家三鞠躬。台下开始安静下来，看我表演，我又向大会主持人张校长深深鞠了一躬，开始了我的演讲。
老师们，同学们，话说今年8月26日，资阳汽车站里匆匆赶来两位年轻人，他们带着行李，一上车就叫：“师傅，开车，我们要回校复习迎考。”师傅正发动马达，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呼喊声：“师傅，请等一等，我要赶车！”二人一看，来人正是物理系77级的谢兴华，两手提着行李，飞一样地奔过来：“师傅，等一等......”车上二人叫师傅等一下，说来人是同班同学。再一看，谢兴华后面还紧跟着一个30来岁的女人，拿着一根扁担，边跑边喊着什么。二人想：糟了！一定是谢兴华要提前到校复习，他老婆不同意，要追他回去。
谢兴华气揣吁吁地跑到车边，把两包行李扔进车来，车上二人赶快接住。这时，女人也到了。车上的年轻人说：“嫂子，要留谢哥吗，在家就该商量好嘛，人都走了，又来追。”女人说：“杨少林，张奇志，你两个坏东西，我是给他挑行李，送他上学堂。”
这真是：复习迎考人人忙，妻子送郎上学堂。桐梓坝里声声读，切莫辜负好好春光。
我把写的材料全部重新组合，用评书的形式讲。结束时，赢得了一片掌声。
会后，老潘说：“今天，只有贤诚的发言镇住了堂子，赢得了真正的掌声，不是礼节性的。”
我在物理系作了三年的发言代表，多次要求换掉我，都没有换掉。
班长杨雪特，威远人，我的同乡，家住内江城里，小个子，精明能干。第一期，我作班的宣传委员，工作出色。第二期，雪特亲自提议我作副班长，当他的助手。他家在内江城里，读通学，早来晚归，班上许多事务交由我处理。
我配合雪特工作，很默契，两人关系很融洽，他常邀我到他家做客。他的夫人佩姗，贤惠，热情，夫唱妇随，一对恩爱夫妻。佩姗和雪特在威远中学读书时是同班同学，1966年高中毕业后，停了高考，雪特只得回家代课，没有工作。而佩姗是铁路工程师的女儿，在铁路上找到了工作。佩姗的父亲反对她和雪特恋爱，而佩姗不顾家庭反对，嫁给了雪特。他们的爱情当时在威远，在内江的同学和朋友中都传为佳话。后来毕业后，雪特留校，作后勤处的处长，物理系的系主任，评了教授，成为了内江师院的顶梁柱。
谢实崇是荣县城的人，会拉小提琴，担任学生会文娱部长。开校不久，他就组织排练了大型舞蹈史诗“甜城早春”。在甜城剧院与四川轻化工学院一同汇演，内江市的领导也来观看。大幕拉开，独舞，内江先民，从沿海带来甘蔗的种子，辛勤劳作，从此把甘甜洒在内江，所以内江称甜城。经历了上千年的变迁，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洗礼，甜城内江迎来了春天，舞台上的群舞，万众欢呼！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
毕业后，实崇留校，评了教授，任成人教育学院的院长。与雪特同级，成为我们班上的两位佼佼者。
刘国永，入校时已32岁，班学习委员，老大哥。班委组织编写《高中物理题解》，他任主编。毕业后分内江教育学院，后任内江师院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姣姣者。
蒋有功，入校时，我们对电视知之甚少，他早已组装了一部黑白电视机。后来，几次考研，未中。毕业后，分教育学院。
1984年，我已任教导主任，有一次返校。一个癞头儿跑来拉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啊！老胡，几年不见，你好啊！”我木然了：“你是……”“我是蒋有功啊，你不认识我了？”
“有功，你怎么了，你的头发……”
“我患了鼻咽癌，化疗，头发几乎掉完了。不过，命保住了，没问题了。”他笑着，好想说着别人的事情。”
“有功啊，你太不一般了，连癌症都怕你，你是什么人？”
后来，有功调成都汽车检测公司，自己搞了个专利，办了厂，生产自己的产品，成了富翁，大老板。
周年学在中文系77级当小组长，其能力超过班长，经常为班长出谋划策。我俩太穷，回家没路费，就通过朋友找便车。年学说：“家有老婆孩子，每月必须回家一次。”
周年学是一个思维敏捷，乐观豁达，善于社交的人，我同他有几十年的友谊，相互都很了解。一起在富强茶山教民办初中时，就设法去茶场搭伙，其目的就是要吃他们的豆花饭。他先我一年毕业，分威远凤凰山煤矿，后来作副矿长，调刘家洞煤矿也做副矿长，最后调内江技校作校长，直到退休。
中文系的黄济人，当知青时我两就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写作。读书期间，他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见过他的手稿，是他的舅舅邱行湘为他提供的素材。
杨少林是我们班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学习发奋，成绩优秀。毕业后，分资阳中学，后做资阳中学校长，升资阳市教委主任。张奇志、谢兴华毕业后也分到资阳城关中学，同杨少林关系很好。毕业后，我曾两次去资阳办事，都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
陈福庆、陈念昆毕业后分资中球溪中学。陈福庆做副校长， 念昆做教导主任。念昆因癌症，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我们都很悲痛。
毕业后，开过两次同学会，见过面的同学有：付荣学、付怀清（分简阳，从他岳父那里学会了填词，曾把他的作品寄给我欣赏。）罗必勤、王世伟、李进文（分内江，后作校长）胡宗义、李宝成、龙岳清、代庆林、荣财源（分乐至）、李为民（分纳溪）、姚元富（分资中）、魏宏国、钟伟、刘小白（分资中）、周永昌（分资阳）、邓明和（分资中）、钟汉奎、苟现奎、徐相琴、李容、孟慧、丁惠琳、代昌树、蒋昆伯等。
1980年12月，物理系和数学系开始实习。我作为威远实习组组长，带领12个同学到威远实习，实习的同学被分在威中和严中。我实习的威中两个重点班，指导老师杨仲华（教导主任），威远物理界第一权威。
实习结束，威中对我印象很好，特别是杨老师很看重我，要留我在威远中学任教。我说家在小河镇，太远，还有两个小孩，太困难了，只有回越溪中学。杨老师说，把家迁出来，学校出面给你解决县城附近的生产队落户。我说，谢谢学校和杨老师的好意，太穷了，要修房造屋，确是无法承担，辜负了你们一片好意，很对不起。
实习回校后，就是总结。老三届的巴不得早日毕业，回家盘家养口。我同老潘去照了相，作为毕业纪念，他分回资中（后来做了资中一中的校长），黎家昭分内江（后来做过教导主任，调内江七中任教）。杨雪特、谢实崇留校（后来两人都评了教授，雪特做物理系主任，实崇做成人学院院长），刘国永、蒋有功分教育学院（国永后来做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有功调成都工作）。小弟小妹们依依不舍。我们班上促成了四对恋人，要求照顾分配，而数学系一对也没有。
我在会上说：“祝贺四对小弟小妹走进了恋爱的殿堂，这是大哥大姐们引导的结果，更是你们自身努力的结果，以4比0战胜数学系，战果辉煌。”
黎家昭说：“当了月老，当了红娘，还是要有所表示，结婚要请客，发请帖来，我们再远都要赶到，来领那只猪头。”
小青年们都说：“那是当然，怎么忘得了大哥大姐们，一定会请客的。”
1981年元月，我们毕业了。离校那天，汽车一车一车地把我们的行李送到车站去，由于汽车太少，难等，我就同几位同学步行去车站。
来到沱江边，登上倒湾的渡船。想到三年前，我到内江来上大学，放下身上的小背篼，站在船头瞭望，春风吹绿了岸边的柳枝，一江春水缓缓地流淌，几只水鸟在江面上翻飞，远处传来几许西林寺的钟声。那时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的大学，我的桐梓坝，我来了！”
如今，我学业已满，学成归去。登上码头，站在高处，回过头来，望着学校高大的教学大楼，楼顶上翻着一本巨大的书，书中写满了我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寒窗苦读的故事，还有那熟悉的宿舍大楼，窗明己静的图书室，堆满仪器的实验楼，学校到江边那条散步的羊肠小道，小道边开满的鲜花，球场上的吆喝，宿舍里的欢声笑语，这一切都将离我远去了，远去了，以后只有在睡梦中才能回到那快乐美好的时光里。
眼睛湿润了，眼泪流出来了。擦干眼泪，我转身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向前方走去，我要回到大山里，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地方，把我所学全部传授给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山区孩子们。（五）
越溪中学座落在凤凰山半山腰，从越溪街上到学校是一条石梯路，一共四百多级台阶。1973年到1975年，我在这里代课两年。
1981年2月，我被分配到这里任教。挑着行李，登上四百多级台阶，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变了的是我的身份，我是以文革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来的。
旧时的朋友们，听说我到了，校长汪伯勋，还有吴维根、唐福宁、肖龙建、黎兴才、王安流、张重等都到操场来迎接我。
王安流说：“欢迎苏修归队！”上来就给我一拳。
“美帝，别来无恙，好像越活越年轻，又在走运了？”我笑着。
王安流是西师大俄语系毕业，内江人，以前我在这里代课时，同他是一对冤家，两人经常扯皮叫板。大家都说我两既勾结又争斗，因此，他得了外号“美帝”，我得了外号“苏修”。
记得当年搞到一本《红楼梦诗词》，共有一百多首。王安流提出：“谁敢同我比赛，看谁背的最多？”大家都不敢应战。
我说：“我来！只是我是高中生，你是本科生，我是山里娃，你是大城市的，我是代课老师，你是公办老师，赢了你，真的不好意思。”
王安流说：“苏修，我就知道你要应战，激将法呀，不就跳出来了吗？”
结果，战个平手，我们两人都能背诵那一百多首诗词了。
我的寝室里，一张学生高低床，一张旧的写字台，一把藤椅，两口破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王安流来串门：“哎呀！世先生果然清贫。”
“是穷了点，39岁才找到正式工作，但苦难都过去了，往前看，前途是光明的。”
“喂！苏修，昨天晚上汪老头儿大大的表扬你了，我看他在培养你，你将来要接班，在这里干几天。”
“废话，我是那块料吗？我只对教书感兴趣。”
“喂！上了台，照看照看，提个副职干干。”
“口是心非，你不是申请调回威钢老家吗？回去抱老婆，享天伦之乐啊。”
“唉，我是说，万一调不走呢。”
新的工作开始了，我担任高一2班班主任，上高中毕业班和高一2的物理课，做理化生教研组组长。高一2班，是有名的烂班，纪律差，成绩差。上期期末考试，全年级两个班，前四名都在高一1班。
我调整了班委会，提拔易建国作班长，宋荣威作副班长，朱忠文作学习委员。
我说：“同学们，我们差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上进，大好光阴从身边溜走了，后悔就晚了。我提出：一天改变纪律，半期成绩追上1班，期末全面超1班。现在分组讨论，订措施，每个同学都要表态。”
讨论结束，同学们群情激奋，跃跃欲试，都想改变现状。
我问易建国：“你是新班长，敢不敢带领同学们往前冲，代表班委会表个态。”
易建国说：“胡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带领同学们实现订的三个目标。”
我说：“好，有志气。明天早上是学校第一次出操，必须出满勤，我在操场等你们，带领同学们长跑。”
开学一周，高一2班出操整齐，纪律严明，天天受到值周老师的表扬。同学们心里乐滋滋的：“上期我们天天受批评，现在天天受表扬，这心里感觉是不同啊！”
我说：“同学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目标已定，永不放弃！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有些同学知道我的经历，当年我在仁寿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大学，因政治审查不过关，落榜回家，教了12年民办。但我没有放弃，36岁我考上了大学，39岁我才有正式工作。你们生的年代比我好得多，要想考个大学，有什么难？只要发奋，一步一步走，都能走到目的地。”
说也奇怪，5年以后，我原高一2班的同学有很多都考上大学了，原高一1班一个也没有。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退休，在一次师生聚会上见到了易建国。他主动过来握手：“老师好，见到你真高兴。”
我说：“建国，到新的地方开展工作，顺利吗？”
易建国在两河镇做了两届书记，两河镇成了威远县的红旗镇，现在调新店镇作书记，县委希望他把新店镇搞上去。
建国说：“感谢老师的教导，以前我是你提拔的班长，管50个人，现在我仍然是班长，管5万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目标已定，永不放弃！也成了我的座右铭。高中毕业后(那时是两年制高中)，家庭太困难，无法支持我复读，我哭了好几场。但我想到老师没有放弃，我也不能放弃，我通过自学，我现在已有硕士学位。有人说我的学位有水分，不，我是认真的，我的论文和答辩都是我亲自完成的，没有找人代笔。”
一个教育者，就是学生的指路人，身教重于言教。看到学生有所作为，心里感到无比愉悦。
越溪中学是一所山区中学，生源不广，师资不配套，从78年到80年，每年只能考上一个大学生。汪校长到县教育局点名要我分回来，后来听说威中留我，整天唉声叹气：“胡贤诚回不来了。”我是谢绝了威中的挽留，自动申请回山区的。想用我的力量帮助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们的才华。
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物理课，第一节课，我衣冠整齐，满面春风地走进教室。
“同学们，我是一位新老师，刚从大学分出来。在坐的同学，以前有认识我的没有？”
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我认识你，你是胡老师，以前教过我姐。”
“你们听说过胡老师的情况没有？譬如教书，教的很糟糕。”
“不，同学和家长都说你教书蛮厉害的，还夺过全区初中统考第一名。”
“这些你们都打听到了，好，我也知道些你们的情况，说你们学习很刻苦，想将来考上大学，可是成绩老是上不去。我能告诉你们学习的方法，我能传授知识给你们，我能帮助你们考上大学，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我？”
“欢迎，欢迎，我们听说要来一个新老师，都盼着你。”
“同学们，要从我们现在坐的这间教室走进大学的课堂，这条路上满是荆棘，坎坷不平，只有那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有志者，事竟成。我就是那条路上走过来的人，所以我有信心帮助你们，一定能达到那个光辉的顶点。同学们，有信心没有？”
“有，有，我们有信心。”群情激奋。
“好的，今天我就带领你们在这条长征路上迈出第一步。把纸笔拿出来，画出小黑板上三个图的受力分析。争取一位同学到黑板上来画。”
到黑板上来画图的同学是班上物理学得最好的，画对了两题，错了一题。
受力分析是力学的重点和难点，我所展示的三个图，就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然后，我把受力分析怎样才不掉力的方法告诉了同学们。
“哦，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我们原来老画不正确。”
几十年以后，我已退休，在成都一次师生聚会上，林翠萍说：“多少年了，我们还记得胡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物理课，当时我们充满希望，好敬佩你，好喜欢你。是马传刚自告奋勇到黑板上来画图的，自以为全正确，结果错了一题。”
马传刚说：“胡老师来了以后，我的物理突飞猛进，当年就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本科，真的感谢胡老师，还有吴老师、肖老师，不是你们的栽培，我可能还在农村种地。”
吴老师说：“马传刚，不说那些，这次把招待办好点，我们三位老师都高兴了。
上面提到的吴老师叫吴维根，教高中政治，会收集整理资料，会猜题，他教的高考政治成绩每年都在全县名列前茅。
上面提到的肖老师叫肖龙建，是我同吴维根的学生，教化学的，每年高考成绩也名列全县前茅。
吴维根是我八年前在这里代课时认识的朋友，当时就教他班上的语文，他当班主任，我当副班主任。我两带领学生在老林山上开荒种地时，休息就写歌词。后来由他谱曲，在班上教唱，把班级搞得很活跃，歌唱比赛还得过奖。
我平时叫吴维根老吴，老吴是个有追求有毅力的人，他写了几十年歌词，成了四川省有名的歌词作者，他的歌曲在家乡，在全省，在全国传唱。他还喜欢笑话、谜语和对联，平时收集整理，出版了几本集子。
1981年的初夏，天气热了。晚饭后，我同老吴沿着风凰山的羊肠小道散步，谈着学校的未来和我们的发展，那时，我们心中充满着希望。
我的邻居是曹祥洪老师，当时担任学校的会计，一个对人满腔热情，善于社交的家伙。他见我喜欢看书，就叫我“老孔”，我回敬他，觉得他很可爱，就叫他“老宝”。
每天吃饭他都来叫我：“走，老孔，今天吃回锅肉。”我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同他去吃饭。
有一天，老宝又来叫我了：“老孔，今天吃三鲜，快去，晚了就卖完了。”
我说：“等一等，我还没完。”他就在旁边等我，中途催了我几次，还来看我写些啥。
我说：“你看，不是快完了吗？”他就继续等，足足等了半个钟头，见我还没有动。
“我上当了，我上老孔的当了！你，你是吃了饭的。”拿起碗跑了。
过后，我问老宝：“今天吃成三鲜没有？”
他说：“啊，你老孔还会整人，我一向以为你很老实。如果是别人，还真的吃不成，黎师见我没去，专门留了一份。”
“你很幸运，有人留菜，如果是我们当教师的迟到了，只有吃酸菜，我都吃过好几次了。”
“有这等事，我给伙食团打招呼，每天都要给老师留菜。”
没想到，开个玩笑，反而解决了后勤的一个大问题。
老宝也是一个很上进有追求的人，后来缺财会教师，他就改作专业教师。他教的学生到县，到市，到省参加珠算比赛，捧了许多奖品回来。
老宝和他的夫人李大姐，很重视培养子女，儿女个个成材。长子李东，做到核工业部西南片区的总代理，长女曹娜，在成都财税部门工作，女婿张杰是政工干部，都是当官的。二女曹娇，在威远幼儿园当园长。老宝退休后，住成都，我每次去成都，张杰就开车来接我去玩。见到老宝，他跑上来同我拥抱，我说：“本性不改，还是这么宝气。”
张杰、曹娜、曹娇都是我的学生。张杰的爸张旭涛是我在大岩村住家时的朋友，那时他当村支部书记，很照看我这个外来户，请我到他家做客，张杰那时才7岁，领导孩子们唱歌，我说：“张支书，你这个儿子将来有出息。”他说：“还望胡老师帮我教育培养。”
张杰是高中85级的学生，毕业后，考入泸州警官学院，做过派出所长，内江市公安局的科长，后调成都郫县政法委做科长。
一转眼，6月份来了，高中毕业班毕业考试了，科任老师被关在旅馆了出题。出题后要关三天，学生考完后才能出来，这三天就是老师们放松娱乐的时间了。
看！王安流正在表演“特异功能”。
桌上放着8串钥匙，他说：“我离开这里，谁用手去摸了钥匙，我回来后，通过手的感应，提取残留信息，就能找出摸的是那一串。”
大家都说：“不可能，不可能，你王安流没有特异功能。”
肖龙建把王安流带到外面去，熊国炳伸手摸了第三串钥匙。王安流进来，把手放在离钥匙10厘米的上面依次感应，最后提起了第三串：“就是它。”
怪了！王安流几时有了特异功能？又试了三次，次次准确。
我说：“美帝，平时没有看见你练过气功，功能是怎么上身的，是不是跟怀孕一样上来的？”
王安流说：“不是练的，是一个月以前，我回威远钢铁厂家去，路上遇见一位异人，亲自传授给我的。”
我问：“那，你能不能辨别出这是谁的信息呢？”
“这要高级气功师才能做到，不过，我已接近那个水平，可以试试。”
王安流用手去感应每一个人，用鼻子去嗅，在熊国炳身边站了一分钟，用手一指：“第一次的第三串钥匙是老熊去摸的。”
大家都面面相观：“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告诉我们，是怎样认出来的的。”
“特异功能人人都有，就是看开发出来没有，我就是那位异人帮我开发出来的。你们当中，也有高人，譬如苏修，看他能不能破解这个谜？”
我说：“我不是高人，不过，你这个小把戏，我能破解，告诉大家。”
肖龙建说：“胡老师，你说啊，我们想知道王老师是究竟是怎么认出来的。”
“演这把戏时，王老师必须有个搭档，或者叫媒子，两人配合，才能表演成功。”
“搭档？媒子？谁是他的搭档？”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我说：“你们能猜出谁是他的搭档吗？这就要考你们的水平了。”
“熊国炳校长，肯定是他。”有人说。
老吴说：“我知道，谁是他的搭档。”大家都叫老吴快说出来。
老吴说：“就是你们叫苏修的那个人。”
大家都望着我，我不置可否。大家又表示怀疑：“不会吧，不会是胡老师。”
“不会，苏修以前在这里代课时，两人就玩过这鬼把戏，我只是没拆穿他两个罢了。”
“啊，你原来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出来？”
老吴说：“说出来有什么意思，玩嘛，大家紧张了一期，放松放松，高兴高兴。”
那时，学校聚集着一批中青年教师，有老吴、曹祥洪、王安流、熊国炳、张重、肖龙建、黎兴才、杨建国、蓝淑芳、尹泽远、幸帮孝等，大家干起活来很卖力，玩起来也是很快乐的。
1981年的高考结束后，学校考上了四个大学生，三个中专生，破了历史记录，超过了68、69、80三年之和，汪校长喜笑颜开，全校师生皆大欢喜，越溪中学的地位上升到了全县区中学的中上地位。
我教的高中物理，有四个同学及格，平均分46，5，（全省平均40分）位居全县14所高中第四名，改变了过去靠尾的落后状态。
只教了一期，就有如此成绩，我对我的教学充满信心，决心再接再厉，82年更上一层楼。
1981年下期，我发现了一棵苗子，那就是雷吉成。他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山沟里，家里很穷，人聪明，读书特发奋，平时沉默寡言，一心钻学习。
我多次同吴维根老师（82级班主任）谈，一定要培养几个尖子生，考上重点大学，学校才有声誉。雷吉成就是一棵好苗子，大家都要劲往一处使，你是班主任，要经常联系科任老师，不要有一科拖后腿。老吴很同意我的意见，做了很多工作。
老吴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两很谈得来，见解往往相同。后来他被提拔为校长，我做教导主任，管教学，两年后又作副校长。他调走后，我接任他做支部书记兼校长，我们有几十年的友谊。
1982年，是越溪中学一个更大的丰收年。雷吉成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庆大学，是越溪中学第一个直接培养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另外，还有黎洪奇（镇江工学院），杨长青（四川师大），萧友元（泸州医学院），李国安（四川农大），胡志刚（内江师院）。通过实践检验，越溪中学的高中师资基本配套了，可以培养出优秀高中生了。我所教的物理，雷吉成的高考成绩已达80分以上，我所教学生的高考平均分已进入全县14所高中的前三名。
在1982年高中毕业班的毕业晚会上，我很高兴，很激动，朗诵了我送给同学们的诗《再来看一眼凤凰山吧》。
两年前，越溪河的潺潺流水，
看见你迈着匆匆的步伐走来。
细细的腰，满脸的稚气，
挑着行李，登上了四百多级台阶。
路边的苹果树频频向你招手，
满山的黄菊花笑着为你绽开！
凤凰山头的彩云啊，
也在为你喝彩！
好后生，好闺女，
欢迎你，欢迎你到这山里的学校来！
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书桌旁，你一页一页地把书翻开，
在知识的海洋里，
划着那支渡海的木排。
划呀，划呀，你要划到对岸去，
那里有鲜花由你摘，锦绣任你裁！
运动场上，你奋力向前奔跑，
两根粗粗的发辫，在脑后又甩又摆。
篮球场上，你一个三分远投，
赢得了一片高声喝彩！
晚会的舞台上，
你高歌一曲，尽抒胸怀！
坡上，沉重的煤炭挑子，
压弯了你的腰，压得你汗流浃背粗气喘！
可是，你没有哼一声，
迈着吃力的步伐，一步一步登上来！
就是这山里的学校，
把你变成了天上的雄鹰，大山的儿崽。
让你在以后的人生路上，
吃苦耐劳，勇往直前，大放光彩！
如今，你学业已满，即将离去，
去把你的锦绣前程重安排。
再看一眼凤凰山吧，
山巅上飘着五色云彩。
再趟一次越溪河吧，
涓涓细流终将汇入大江大海。
山里的学校留下了你成长的足迹，
凤凰山、越溪河记下了你青春的色彩。
将来，当你飞黄腾达，事业成功的时候，
欢迎你，再回到这山里的母校来。
再来趟一次越溪河吧，
在溪边的那条小路上徘徊。
再来看一眼凤凰山吧，
看山巅上飘着的五色云彩！
1981年下期，我开始做高中83级的班主任，想亲自带一个班出来，看效果如何。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两年毕业的时候，我班上的应届生雷吉新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也算是在越溪中学放了一颗“卫星”。
紧接着，后几年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杨金华（华西医大），黄学松（华东师大）胡文金（湖南大学）。萧光强（重大），黎玉香（重大），王跃飞（西南农大）。另外，还有许多一般大学的本科和专科。
我所教的高中物理从82年到85年，（85级以后是职高班）一直保持高考成绩名列全县14所高中的前三名，其中，1983年超过了威远中学的重点班。
还有更多的同学，由于各种原因，如家庭缺劳力，经济困难，或者需要顶替，他们没有进入大学深造，他们直接进入了基层。他们所处的环境比升入大学的同学更艰苦，他们必须从艰难的环境中靠自身的努力走出来，他们就像当年高考落榜回家的我，从消沉中奋起，在困难中前行，去开创自己人生的道路。这些同学由于在越溪中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摔倒了重新站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代表，如：刘维帝，陈光友，易建国，许琳，杨权学，唐志友，贺什文等。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通过自考，函授，有的仍然取得了大学文凭，个别的还有了硕士学位。他们在奋斗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的同学来找我帮助。作为他们的长辈或者长兄，我都有责任帮助他们，曾经给过他们精神上的鼓励，物质上的支持。因此，我同他们不仅是师生，更多的是朋友。反过来，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经常找学生帮忙，县政协副主席，前威远县法院的张正西院长就曾帮过我很多忙。
1984年，汪校长退休，学校领导班子改组，吴维根任校长，我任教导主任，负责教学工作，开始进入学校管理层。
1986年，吴维根任支部书记，我任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
1987年，吴维根调奉龙中学，我担任支部书记兼校长。
越溪中学从1982年改制办成职业中学，招生条件变了，重高招了，普高招，最后才是职高招生。职高不再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只为当地培养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刚刚起步，缺少经费，没有设施，学生不能就业，办学相当困难。因此，职高学生的巩固率很低，从招生到毕业，一般流失一半，有的流失百分之七十。
越溪中学地处山区，校址凤凰山半山腰，占地仅10多亩，不通公路，没有实习基地，没有实习设备，招生范围窄，学生不能就业。怎样办学？考验着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
我的办学理念是：学校首先是育人，培养有理想，有志向，正直，善良，不怕艰难困苦的人才，学文化知识，越多越好。至于上面要求的技术，能学一点就行了。只要有了志向，有了好的品德，丰富的文化知识，走入社会以后，自然会学习掌握技术，成为有用人才。
上面要求的职高教材，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我都没有执行。而是按越溪的实际情况，使用普通中学教材，外加少数专业课，办成以普高为主，职高为辅的综合学校。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普中复习，可以升大学，成绩次一点的同学，就直接参加工作。
威远县有四所职业中学，除我校以外，其它三所都是按上面的要求开课。因此，我背上了办学方向不明确的“罪名”，多次受到上级批评，但我顶得住压力，坚持不改，按实际情况办学。
由于办学理念不同，使用教材不同，开设课程不同，我校同其它三所职业中学有明显区别。
一是职高的巩固率，我能保证百分之九十八，其它三所只有百分之五十。省教委职教处的周处长下来检查工作，不相信我有那么高的巩固率，要我亲自带他到学校看看。他到教室里亲自去数了人数，终于相信了。然后问我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巩固率，我说：“要办群众满意，家长欢迎，学生觉得有出路的学校，才留得住学生。”
二是学生成绩悬殊很大。职高毕业考试，在教委阅卷。自强中学的毕校长偶然去翻到了密封的数学试卷（他是教数学的），有些本全是30分，40分。突然翻到一本，全是80多分，90多分的，还有100分的。他感到非常奇怪，就问教育股的领导，为什么成绩悬殊那么大？有人告诉他，成绩好的是越溪中学的。后来，毕校长专门来找我谈这个问题，并邀请我退休后去他办的自强中学工作。
那些年，职高学生可以报考高等院校的职教师资班，每年的上线名额，我校要占一半，其它三所职高占一半。
三是越溪中学的职高毕业生，由于学的是普通中学的教材，后来有许多经过复读，都考入了高等院校，有的还考入了名牌大学。
我退休后，有一次在威远遇到段培超，他请我和他的班主任李勤丰吃饭。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胡校长，你太英明了。我是北京航空大学毕业的，在上海工作。当年，不是你开设普通中学的课程，给我打了基础，我哪能考上北京航空大学。”
越溪中学规模不大，6个初中班，6个高中班，学生约800人，教职工70人。石油维修队在的时候，因为他们职工的子女在我校读书，免费向学校供水。后来。石油维修队迁走了，学校就缺水了。
由于校址在半山腰，不通公路，学校伙食团的烧煤完全由学生挑。从山下挑到学校一共四百多级台阶，累得汗流浃背。买的菜和米就由炊事班的工人挑。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几十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学校仅10多亩占地，没有农场，没有车间，无法开展职业教育。
石油维修队迁走以后，在越溪燕湾留下100多亩地，大片的房屋，公路畅通，交通方便，而且有农场，是办职业教育的好地方。为了解除学生挑煤，工人挑米、挑菜的繁重劳动，为了解决学校缺水的困难局面，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因此，我向县教委，县政府打报告，申请将学校迁到燕湾。
要迁一所学校，要200多万的资金，那时，教育经费非常紧缺，谈何容易！
而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心为山区人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曾20多次跑石油部门的自贡川西南矿区，10多次跑成都石油管理局，10多次跑四川省教委，还派我的办公室主任萧龙建，亲自面见当时管教育的副省长韩帮彦汇报情况。我到处游说，疏通关系，筹集资金，力争完成我的“迁校大业”。
通过三年努力，在内江市委书记黄森荣和威远县委书记倪念钦的支持下，于1991年五月，终于完成了迁校。
我也累得筋疲力尽，在迁校的头一天下午昏死了。是当时的副校长黎兴才把我送进了医院，后勤主任唐福宁组织教职工帮我搬了家。
我请假养病休息了半月，从此失去了健康，想退下来好好休息一下。
1992年，县委宣传部，县教委同意我不担任校长的请求，调曾本中到学校任校长，主持行政工作，我只任支部书记。担子终于卸下来了一大半，我松了一口气。
当时，学校正准备修教学楼，原定由县教委建筑队修。后来县教委建筑队放弃了，县教委和越溪区的意见由越溪建筑队修。可曾本中不同意，他要找建筑队来修。区里不准外地建筑队入场，一直闹到县政府去了。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颜敬仙大发脾气：“这胡贤诚怎么搞的，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叫他来见我！”有人告诉她：“胡贤诚不是校长了，校长是新调去的曾本中，胡贤诚只是支部书记。”颜敬仙说：”支部书记，他也要管事啊，叫他处理好来见我。”
当时，我正在外地考察。回到学校后，同曾本中一起去考察了他请的建筑队（外县的），看到所建房屋质量不好，就说服曾本中，因为我们是县和区共管的学校，要注意和当地的关系。曾本中同意了我的意见，由当地的越溪建筑队修建。
曾本中一上任后，没有同我商量，就找一个办厂的来接管唐福宁的耐材厂。唐福宁是学校的后勤主任，承包学校耐材厂，合同期一年。
唐福宁问曾本中：“我在合同期内，你有什么权力来接管我的厂，你以为你是校长，你有权力，你就可以不按合同办事吗？我的合同是同学校签的，上面有学校的公章。你给老子爬开！老子认不得你！”由此。唐和曾矛盾激化，两人对面走过，都互不打招呼。
学校后勤处副主任尹泽远，因家属是农村户口，学校为了免除教职工的后顾之忧，更好的安排家庭生活，安心工作，就同意他租用学校一间空房，办了一个小商店，卖些学习用品和小商品以维持生计。不知什么原因，曾本中要取缔他的商店，尹泽远和曾本中闹得很僵，两人成了死对头。
一个新校长来，本应团结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开展工作。看到曾本中的做法，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同他私下交换过多次意见，他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但老是我行我素的办事。因此，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分歧越来越大。
曾本中也有优点，年轻，干事雷厉风行，有魄力。他来以后，和威钢小学合办了精煤厂，办起了短训班。由于精煤厂和短训班刚开办，比较困难。我同他分工，他管精煤厂，我管短训班。
1994年元月，学校放寒假了，准备过年。曾本中搞了几十斤鱼，送给学校的校级和中层领导过年，以慰劳大家一年的辛苦。他叫尹泽远去处理送鱼，尹泽远看到名单中没有李俊文（教导主任），李勤丰（生产实习处主任），唐福宁（后勤主任，办厂），就说：“还缺三个人，三个主任都还在学校，没有回家。”曾本中说：“算了，鱼不够，不考虑他们。”
后来，三个主任知道了这一情况，连曾本中请来搞培训的技师王**都分了鱼，李俊文笑着说：“曾校长，他知道我们三个是从来不吃鱼的，我们怕鱼刺，卡住了喉咙，去动手术，有生命危险。”
1994年上期，我因检查出有肝炎，请假治病。
学校经费很困难，在我治病期间，曾本中没有同我商量，动用学校资金买了一辆越野小汽车，整天开着车在外面跑，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激起了教职工的愤怒。
1995年元月18日，越溪中学爆发了21位教职工集体上访，到县教委，县人大，县委去反映学校情况，要求撤销曾本中的校长职务。在21名教职工中，有4名中层干部，有5名共产党员。
上访那天，本来安排的是期末阅卷。我到办公室发觉许多教师没来，问办公室主任幸帮孝，他悄悄告诉我：“可能是到县里反映情况去了。”
我赶紧打电话到县教委，说学校有20多位教师上访，赶快准备接待。
当天，我赶到县，与县领导一起处理上访事件。而曾本中开着车子一直在外跑，大家都不知他到哪里去了，那时还买不起手机，用座机四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事情闹大了，接下来就是调查上访事件，县教委，县委宣传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后来内江市纪委的工作组也进了学校。
曾本中不能在学校工作了，县教委安排他1995年上期到内江市中学领导干部进修班去“进修”。
县委宣传部和县教委要我重新主持学校工作，我说身体不好，建议由副校长黎兴才主持学校工作，领导不同意，我只得拖着病怏怏的身体，一面开展学校工作，一面接受内江市纪委的调查。人已瘦得来皮包骨，体重仅九十多斤。
1995年暑假，我多次向上面打报告，请求处分，撤销我的职务。
1995年下期开校，县委宣传部，县教委领导找我谈话，传达县委常委会决定：免去我越溪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
我问：“是撤销职务还是免去职务？”
找我谈话的倪主任说：“是免职，不是撤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吗，可以不算处分。”
我笑着说：“都一样，终于解脱了。学校出了大事，我知道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本来该撤职的，该开除党籍的。只是免职，谢谢领导的照看。
曾本中和我一样，被免去校长职务。参加上访的中层干部，有两人被免去职务。
越溪中学出了集体上访事件，县教委倪主任也受到牵连。教委主任卸任，调侨联任主席。
免职以后，我就向县教委递上了病休报告。
1996年10月，病休报告被批准了，从此结束了我的教育生涯，时年54岁。
退休以后，威远自强中学（私立中学）的毕校长几次邀请我到自强中学工作。我已心灰意冷，加上身体不好，婉拒了他的邀请。
重庆綦江一所私立职业中学，邀请我出任副校长，分管业务。我一口就回绝了，因为我对职业教育一点兴趣都没有。
江油县一所贵族学校缺物理教师，师院同学黎家召在那里任教，问我愿不愿意去教物理。当时，我还有心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但儿女们都反对，我就没有去了。
2008年，我回越溪初中校（燕湾），看到我奋斗了三年，买下的这一百多亩地，学校新修了运动场和许多房屋，办得红红火火，心里非常高兴。
在与学生胡岐伦的交谈中，他说：“老师，你喜欢写作，何不上网来写博客。”
我说：“我行吗？网上藏龙卧虎，高人很多，我这点水平，要被人笑话的。”
他说：“怎么不行，我都行，你一定能行。”
我笑着说：“你中文系毕业，科班出身。我是土八路，游击队，往往不按套路出牌。”
从此，我进入了网络，在网上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发图片，传视频，用文字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网友们交流，觉得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2013年元月13日，是我70岁生日。回过头去，看我70年所走过的路，真是感慨万分：当年还是少年郎，如今已成白头翁。一转眼，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整理一下，怎么，时光就流失了70年！70年的光阴怎么这么短啊!?
我在苦苦思索，这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活世上，首先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
所谓“正直”，就是要有正气，行得端，走得正，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向邪恶低头。
所谓“善良”，就是要有同情心，同情弱者，帮助弱者。做善事，不做恶事。
另外，你要学知识，学本领，除了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外，多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年轻时，要有理想抱负，要有干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努力奋斗，创造人生的辉煌。老来要看淡名誉地位，忘记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心态平和，快快乐乐地度晚年。
我的自传发在网上新浪博客里，有许多朋友来读了我的自传，写下了许多留言。有位年轻的朋友说：“胡老师，读了你的自传，很感动，这就是普通人的历史，但能给人以启迪。很欣赏你的文笔。”
我的文笔很朴实，见文如见人，我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教师，一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做了三十年教育工作，非常敬业，一心一意用我的心血去培养我的学生，让他们站在我的肩上，去创造他们人生更大的辉煌！去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更大的有益的事情。(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