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巨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校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孺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稗益。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戴晓刚
“安定”因立郡而得名，其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据班固《汉书• 地理志》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汉武帝为加强西北军政管理、积极有效地抵御匈奴、拓疆辟地，遂析北地郡而置安定郡，辖21县。陈育宁主编的《 宁夏通史》认为，安定郡21县中高平、乌氏（今固原市南）、朝那（今固原市东南）、月支道（今六盘山附近）、三水（今同心县东）、朐卷（今中宁县东北）六县均在今宁夏境内[1］。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则更明确指出：安定郡，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州郡级政权建制，它由此奠定了固原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格局［2］。
安定临泾胡氏发迹于魏、晋之际，十六国至南北朝臻于兴盛。期间名人迭出，如魏晋之际的胡遵、胡烈、胡奋，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的胡义周、胡叟，尤其后来更出现了对北魏历史影响极大的胡太后等。安定临泾胡氏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然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对此缺乏专论。有鉴于此，本文专门抽取十六国至北魏之初安定胡氏的重要代表人物胡叟作为典型个案，对其人物形象进行深人辨析和认真考究，以期从一个侧面窥见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安定胡氏的整体演进过程及其规律。 一、胡叟的儒士形象 胡叟字伦许，北魏安定临泾人。《 魏书》本传称其“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其意之所悟，与成人交论，鲜有屈焉”[3］。这表明胡叟少年时即对儒经深钻细究，明辨是非，领悟能力强，且善谈论，有“知名乡国”之美誉，其儒士形象于少年时代初露端倪。 通过长期地研读、感悟和“与成人交论”，胡叟尤其对《易经》有精深的见解：“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4］显然在胡叟看来，儒家经典固然许多，然博大精深、思想性高者仅《易》等少数几部；即使作为“精深儒经”的《易》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何况它经？胡叟此言既高度概括了《易》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亦扼要指出了其历史局限，观点鲜明，发人深省，据此表明其儒士形象已彰明较著。 众所周知，汉中叶前的儒学为原始儒学。论及原始儒学的精神实质时，张岱年先生曾深刻指出：“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5］亦即儒家的精华主要在于儒学先哲孔、孟、荀等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的创造精神。然自汉中叶以降，封建统治者奉行“独尊儒术”之策，原始儒学日渐被经学化、神圣化和政治化，渐次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失去了昔日的创造（创新）精神。儒士们从此埋头于教条般地儒经注解，而缺乏对儒经本身的开拓、创新和发展。 针对后世儒学的这一严重局限，胡叟颇有体认：“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就道之义，非在今矣。”[6］意即鉴于“末世腐儒”仅能“粗别刚柔之位”却未能“探赜未兆”的严重弊端，胡叟当即发出了“就道之义，非在今矣”的大声呐喊，力主恢复、发扬原始儒学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优良传统。这在当时佛、道、玄并盛而儒学发展举步维艰的时代弥足珍贵！当然，胡叟此举也就积极适应了当时一些封建统治者力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政治形势，有力地推动了自汉、魏儒学衰落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兴盛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意义。据此，胡叟的儒士形象得以较为充分地展现。 此外，胡叟熟知孝文化，注重力行孝道。据《北史》本传载：“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翔田文宗、上谷侯法俊，提壶执俎，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即使时有“君子”之誉的敦煌人氾潜亦不得不盛赞胡叟“恒于孝思”[7］。在中国传统儒士看来，“孝”乃百“行”之首，是儒家伦理的基础，一贯为儒家坚守的首要准则。胡叟能对父母“设坐奠拜”且“恒于孝思”，正是其儒士道德素养的突出表现。 二、胡叟的文士形象 受汉、魏以来文学“自觉”发展的风尚影响，特别是受魏、晋社会崇尚文化的士族门风的熏陶，安定临泾胡叟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其“文士”形象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工诗善文，且特点鲜明。《魏书》本传载其身世及其文化素养：“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学不师受，……及披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于口”。[8]可知胡叟天资聪慧，思维敏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这就为日后工诗善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传亦载，流落长安期间，胡叟曾至主人家，作赋于韦、杜二族，一宿而成，年仅十八。后来一归（北）魏，即赋诗一首，以谢隆恩［9]。其诗文修养于此可管窥一豹。 胡叟不仅工于诗文，且其诗文的写作特点相当鲜明：一是雅俗兼工，即诗文既典雅高深，又通俗易懂；二是秉笔直书，据实而作。因其“直笔”，时人皆奇其才，畏其笔，以为“笑押”[10]。后来，当辗转于河西欲投奔北凉却遭北凉主沮渠牧犍及当地权贵名流冷遇和鄙视之时，捐介不屈的胡叟怀忿髻之情，即赋诗一首，赠予其友程伯达，以抒其志。 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 直途既已塞，曲途非所遵。 望卫惋祝蛇，眄楚悼灵均。 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11] 该诗措辞直率激烈，语言形象生动，意境幽微深远，耐人寻味。 第二，常与名士交往，以文会友。史载年少时期，胡叟即与广宁常顺阳、冯翔田文宗、上谷侯法俊等文人雅士来往，彼此切磋学术、畅叙友情，而,“（常）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交流”[12]。可见胡叟与常、田、侯诸文士间常以文相聚，交流心得，探讨学问，而安定临泾胡叟正是该“文士圈”的核心人物，在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即使隐居之后，胡叟仍与名士高允、高闾、宗舒、许赤武等不时有文字来往，尤与高闾的交往甚密。因为胡叟颇为穷困，高闾曾以物相赠，并作《宣命赋》以誉之，胡叟遂应约为该赋作序，以述其志[l3]。按《 魏书》本传：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与高允并称“二高”，乃魏初一流名士[14]。然即使为一流名士的高闾，其文写就，也得约请安定临泾胡叟为之作序，足见胡氏文才之高，亦可见高、胡二人交情之深。另外，因文笔显然优于名士宗舒，胡叟还曾荣获文化修养较高的魏文成帝当面奖[15]。 正是通过不断地与诸名士交往，以文会友，一则增进了胡叟与诸名士间的友情；二则更提升了他们共同的文士形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北魏初期文学的发展。 三、胡叟的隐士形象 所谓“隐士”是指古代社会中具备了为官的资质而不愿为宦者，尤指仕途失意后的退隐田园林泉者。对中国传统隐士形象的基本成因及其主要特征，《后汉书•逸民列传序》 有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16]。又《南史•隐逸传论》：“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l7]。依据《后汉书》《南史》所论，考究《魏书》《北史》等相关史籍发现，安定临泾胡叟正乃北魏之初明显地符合“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特征且颇“禀偏介之性”的“独往之人”，即隐士的形象。其隐士形象生成之历程大致如下。 胡叟生逢乱世、命途多舛：少孤，无依无靠。十八岁后因时局动荡便离开故土去长安“观风化”，匿名隐行，惧人见知，其隐士形象即已表露。流落长安期间因“孤飘坎壈，未有仕路”，不得已又到汉中，梁、秦二州刺史吉翰虽“颇相礼接”，仍“不称其怀”,不予重用［l8］。此后胡叟便辗转于巴、蜀一带，居此地五、六年间默默无闻。随即北上到陇右，仇池杨氏亦不延用。魏太武帝太延四年（438），胡叟只好继续北上，进入河西，然而北凉主沮渠牧犍对其“遇之不重”［19］。 正是由于长期孤独漂泊，仕途不通，饱尝鄙视，备受冷遇，亲身经历了从“隐匿名行，俱人见知”“孤飘坎壈，未有仕路”到“不称其怀”“遇之不重”的漫漫颠沛流离之路，且目睹了后秦、刘宋及北凉政权的衰亡历程，故此胡叟对世态炎凉及历史的治乱兴衰颇有体认。在河西“遇之不重”的第二年即太延五年（439 )，随着北凉政权的覆灭，胡叟及时归魏。尽管魏廷以其知时务而拜虎威将军，并赐始复男爵，予以礼聘，但此时的胡叟已再无意追逐功名利禄，而是蓬室粗衣、随遇而安，定居于密云，逐渐过起了如傲然独立般的隐士生活。依《北史》本传载，当名士高闾登门造访时，恰“遇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疏食，皆手自办。然案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醢酱调美”[20]。可见此时的胡叟已安贫守道，超脱红尘，他既对其友金城宗舒夸道：“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又赠言于权贵、名流高允：“吴、郑之交，以紵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韦为幽贽，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 21］。更有甚者，身着“贫老衣褐”的胡叟还曾于高允馆舍面斥“被服华靡”的中书侍郎赵郡李璨： “‘李子，今若相脱体上裤褶衣帽，君欲作何许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22］ 胡叟不仅无意于政事，且不治产业，虽常苦于饥贫，然不以为耻，毅然决然摆脱了尘世之苦，正所谓“… … 安苦节，甘贱贫，… … 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23］不仅胡叟自身颇具隐士风范，受其影响，其养子螟蛉照样不慕名利、清心寡欲，“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牛，弊韦裤褶而已。… … 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之以财，都无所取”，而高闾“见其（指胡叟）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弊。”［24］ 由此可见，安定临泾胡叟啸傲山林，纵迹江湖，如闲云野鹤，潇洒脱尘，其隐士形象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诸方面，也表现在生活态度上，且影响到了家人。对此，古人曾赞曰：“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25］今人则更将其与同期的著名隐士陶渊明相提并论，进而指出他们二人共同构成了南北朝初期隐逸文化的一道景观，在整个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6］。 四、胡叟隐士形象的基本成因 在胡叟的三种人物形象中，隐士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一）从历史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汉末、魏、晋以降隐士大量出现的隐逸风尚的影响使然。综观历代隐逸现象，远古时期即有隐士出现，汉末、魏、晋以来更是出现了隐逸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根由确如徐清泉之论：“无可否认，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由于魏晋时局变乱，世风日下，人心空虚，道、玄盛行，致使士人、士大夫归隐羡隐风行天下”,“实质上，这一时代突出地体现为隐逸文化的勃兴及隐逸人格精神的阐扬，其余威则给后续各个时代的士人及士大夫铸就了一个归隐羡隐并投身文艺的传统。”［27］魏晋以降，推崇隐逸成为士大夫的共同风尚，隐逸之士日见增多，其中非常著名的隐士有“竹林七贤”之中的阮籍和“浔阳三隐”之一的陶渊明等。陶渊明则被称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 进一步考究魏晋隐逸风尚的形成，当与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孙立群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中深刻指出：“魏晋士人以其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士人生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魏晋士人在生活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形象。”［28］汉魏晋士人正是在“忧生意识”的驱动下，崇尚“贵适意”的生活观，颇具“任心适志”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我行我素，具体表现就是因普遍意识到生命的易逝，故而渴求在短暂的人生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安定临泾胡叟生长于十六国后期，时距魏晋极近，因此，魏晋士人“恬淡为心、不皦不味、安时处顺、与物无私”［29］的隐逸品质及其“贵适意”的隐逸方式就极其容易又极其深刻地对胡叟产生了影响。 （二）从政治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中国古代政治腐败、官场险恶等因素的影响使然。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和本质特征，而隐逸现象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是与封建专制政治相伴而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士人与政治历来就有不解之缘，士人的生活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但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宦海险恶等政治因素使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的参政理想很难实现，而且深感生存艰难。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不少士人不得不走上归隐之路。所以说，隐居行为总是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等原因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隐逸是政治角逐的副产品，是一种典型的避世行为。从永嘉之乱、西晋覆亡到十六国兴起、东晋偏安、刘裕代晋的百余年间，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此起彼伏的动乱和仇杀使许多士人死于非命，多数士人对政治的态度已由忧患焦虑变为冷漠恬淡，由热心参政变为消极隐退。如《晋书•束皙传》 所说“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30］可见悲观厌世的思想主导着士人的生活。安定临泾胡叟正好身处此百余年的关键期，其时政权更迭更为频繁、朝政更为黑暗、宦海更为凶险，加之胡叟自身浪迹四方、备受冷遇的坎坷经历及其“猖介不屈”的个性等因素，这一切终于迫使胡叟走上归隐之路。可以说正是由于对现实政治失去信心，正是由于对人仕为宦心灰意冷，胡叟这才彻底超凡脱俗，隐居不仕。 （三）从文化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中国传统隐逸思想的熏染及中国士人价值追求的影响使然。一方面，胡叟的隐逸行为无疑与中国传统隐逸思想的熏陶有极深的关系。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占据上风，并与儒家思想互补，形成了玄学，促成了当时的隐逸风尚。隐逸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将人的生命存在与宇宙中自然万物的生命等同看待。人通过对自己行为积极性、主动性的消解，进而进人与万物齐一、与自然合一的生命状态。这是人本真的状态。归隐山林自然的本性既是人生命的归宿，也是人本真生命追求的理想参照。因此，回归自然是人对自己生命本源与精神家园的追寻，而自古以来的隐士正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作为士人的胡叟正是在传统隐逸思想与时代隐逸风尚的影响下，具有了回归自然的心理预期，此即其羡隐归隐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士人与隐士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仕和隐是同一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仕与隐的思想根源来自儒、道两家不同的人生哲学，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思想基础，它促成了士人理想人格的形成，也促成了士人人儒出道的行为方式，诚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1］。人仕与归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两种基本人生选择，是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的基本价值构成。人仕则“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出仕则隐居山林老泉，求得自身的解脱，实现道家的自然人格。中国古代士人不仅非常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亲自设计并规范了“理想人格”的范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不倦地追求此理想人格，以使其自身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32］。但由于政治更迭时期社会黑暗，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加之中国传统隐士“逍遥自由、远祸保身”的人生准则［33］的影响，他们便由愤世嫉俗而走上消极反抗之路，其表现方式就是或终其一生过着如介然超俗、浩然养素般的“全隐”生活，或先仕而后隐；半仕半隐，仕途不通后始悟“隐”时之乐，以此保持他们的自由人格，维护他们正统的士大夫形象。胡叟的人生轨迹亦正如此，即其人物形象的发展更符合此言之第二种情形。 综上，因主客观诸种因素影响，安定临泾胡叟兼具儒士、文士和隐士三种人物形象，尤以隐士形象最为鲜明。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临泾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深人研究不无裨益。 基金项目：甘肃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名门望族与陇东社会研究”(1110一09) 作者简介：戴晓刚（1963 一），甘肃静宁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发表刊物：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2014 年第2 期 参考文献： [l］陈育宁．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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