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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北魏时期的胡太后执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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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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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舟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实都是男人们演绎的历史,在男权主宰一切的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男人们留出了太多的空间和给予了太多的特权,功树其至高、过掩其至微。而对于女性却设置了种种束缚和限制,位居其下,行处其卑。而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又离不开女性的支持,使其实际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人为的压制就这么不对等地延续着,就在这么一种着意扭曲的社会状态下,女性们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却不可掩饰地时时大放光彩,其耀眼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那些堪称精英的男人们。小到中馈主事,大到社稷天下,莫不如是。翻开史书,永垂青史的女人,俯拾皆是。
    北魏历史上,就曾出显过这么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宣武灵太后胡充华。虽然在史家的笔下和文人的故事里,多所贬毁,但是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独领风骚的文学才华使她由一个地位卑下的嫔妃,最终登上政治权力的巅峰而创造的人生传奇,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星空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一、宫廷权力博弈中的胜利者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生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卒于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孝明帝登基后称胡太后,因谥曰灵,也称灵太后。祖父胡渊在太武帝攻打统万(今陕西横山境内)时,“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其父胡国珍,字世玉,平生好学。太和十五年袭武侯伯,由此可知,胡太后出身于归降北魏的非鲜卑贵族的侯伯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年虽笃志,而雅敬佛法,时事斋洁,自强礼拜” 。姑母信佛,出家为尼。胡太后性聪悟,幼时依托姑母,在其影响下,略得佛经大义,  成 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佛教信徒。姑母于“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 掖 庭为承华世妇”。胡太后就是这样,在姑母的推荐下,因为佛的机缘而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初时的“承华世妇”,地位并不高,“世妇”是后宫的女官,掌管宾客,祭礼事务,对皇帝亦有嫔妃的义务。这样的身份,给她提供了接近皇帝而有可能被宠幸的机会。
    这是条看似花团锦簇,实际上荆棘丛生的道路,它给行进者设下的是凶险和噬灭,稍有不慎就会灾没其顶。
    北魏宣武帝末年信任外戚,导致高皇后和高肇外戚集团掌控朝政与内宫,他们结党营私,独断专行,致使朝纲不振。高后是文昭皇后的侄女,宣武帝第一位皇后是顺皇后,太尉于烈之女,生子昌。顺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在内宫威望较高。宣武帝正始之年(504年)十月,顺皇后暴卒。永平元年(508年)元月,皇子昌亦死。时传为高肇、王显及高后所害。永平元年七月,宣武帝立高夫人为后,即高太后。高后曾生皇子,然早夭,生女建公主。高后性格凶横妒忌,使得内宫气氛相当紧张,“宫人希得进御”,“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待接者”。
    高皇后虽然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宝座,但她的欲望并没有就此满足。在她控制的内宫,一方面限制“夫人嫔妃”与皇帝“待解”,另一方面,“ 立子杀母”的祖制,迫使许多嫔妃不愿怀孕,即使怀孕也是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样一来,宣武帝就面临着绝嗣之危,而宣武帝一旦绝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皇后和高肇为首的外戚集团,他们在皇帝驾崩后可选择元氏皇室中的幼童为帝,高后则可临朝称制,进而夺权称帝。因此“继嗣”就成为内宫斗争的焦点。
    胡太后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勇敢地向高氏集团和“立子杀母”的旧制挑战的。公开宣称“天子尚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乃至身怀有孕,大家都以生子母死来恐吓,劝她另想办法,她不仅不为所动,还于深夜独自祈曰“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这种以身家性命相搏的做法,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在这一场博弈中,胡太后胜出了,这缘于她通过对时局的冷静观察和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她目睹了宣武帝无子的痛苦和焦急的心情,也了解宣武帝的性情,治尚简静,实行宽政,因此才冒险一搏,最终赢得了胜利。永平三年(510年),生子元诩,即孝明帝(肃宗),宣武帝大喜,立即晋升其为充华嫔,延昌元年(512年)“冬十月,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她的胜出,彻底粉碎了高皇后高氏集团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宣告了北魏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的终结。
    二、胡太后临朝称制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病逝,太子诩只有5岁。一切争夺年幼皇帝和夺取“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
    在立帝问题上,一方是侍中、太子少傅崔光和领军将军于忠 等 ,支持胡贵嫔(胡太后)和太子元诩,坚决主张太子元诩当夜登基为帝,另一方是詹事王显及高肇党,要求奏请中宫(高太后)同意后才能登位。崔光等 坚决反对,严辞驳斥,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天明”,“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遂于当夜奉天子元诩至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孝明帝(庙号肃宗)。
    高皇后等并不甘心失败,抬出“立子杀母”祖制,企图处死胡贵嫔(胡太后)。崔光、于忠闻讯后,立即“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高皇后和王显等无法下手,谋杀失败。最后孝明帝、于忠等采取断然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由孝明帝下诏“暴其(高肇)罪恶”而“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彻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团。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居瑶光寺出家为尼。
    孝明帝登位之初,于忠恃拥立之功,实揽朝政大权,既居门下,又总宿卫,“权倾一时”,独断横行,诛杀无辜,“朝野冤怒,莫不切齿 ”,人心丧尽。
    延昌四年八月,胡太妃被尊为太后,移居崇训宫(即太后居宫),取得“临朝称制”的合法身份。她抓住时机,重组中枢机构,解除了于忠尚书令职务,结束了他八个月左右的檀权行为,独理政事,终于走到了北魏政治舞台的最中心。
    胡太后在执政期间,制止北魏顽固势力以“恢复祖制”为名,企图废止孝文帝封建化的改革战果,坚持“高祖革礼成治,遗泽在民”的思想,释放奴仆,兴教劳军,重农务本,多所建树,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恢复等均有贡献。
    临朝之初,即有作为,“亲揽万机,手笔断决”,为稳定政局,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准确适时的政治决断,为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依靠汉化的宗室贵族和汉士族,任用清河王怿、任城王澄,高阳王雍、广平王怀、父亲安定公胡国珍以及侍中崔光等,抑制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使国家的政治机制得到正常运转,从而避免了政权承接所出现的动乱。
    二是暂停对南朝的战争。由于连年战争,虽然开拓了疆土,但人财损失惨重,国力大伤。胡太后执政不久,东西两线仍在与南梁作战。熙平元年(516年),东线淮堰之战中,魏攻占硖石头(今安徽凤台县西南),又击败淮堰梁军,不久,淮水暴涨,淮堰崩塌。双方守军在淮河一线停车相持,西线益州(今属四川)魏军击败梁军,战局渐趋稳定。这样就为北魏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坏境。胡太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暂停战事,使国家在战火纷飞的间隙里得以休养生息。
    三是平息羽林、虎贲之乱,有效地稳定了政局。神龟二年(519年)二月,洛阳的羽林、虎贲近千人围攻尚书省,又纵火焚烧张宅,张彝伤重而死,张仲瑀走免。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罕见的、远近震惊的羽林、虎贲之乱。这次事件实际上是迁洛代北武人和鲜卑中小官吏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向权益日渐扩大的汉士族公开挑战。因此,胡太后处理这次事件从北魏政权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惩办于妥让相结合的政策,事后只处死了首要分子八人,其余大赦并下令武官“得依资入选”。
    四是颁布《停年格》。停年格虽被历代史家褒贬不一,但这一措施确实缓和了当时“官多职少”矛盾,尤其缓解了与鲜卑武人的矛盾。停年格实施实际是羽林、虎贲之乱倒逼出来的措施。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办法选拔官员。但由于其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以及利益的诱导作用,中正不“中”不“正”,结果选拔官员的标准是依据其祖上的功德与表现,官员选拔制度实质上成为世袭。到胡太后时期,官员越来越多,都要求晋升职务。但由于职务有限,晋升又没有明确严格标准,很多人到达一定任职年限后不能得到提拔,最终暴发了羽林、虎贲军近千人的暴乱。暴乱之后,胡太后为满足羽林军军官的愿望,安排吏部尚书李韵进行安排。但人多职位少,难以安置,李韵处置不当,引起很大不满。继任吏部尚书崔亮为解决此问题,设计了“停年格”制度,即官员不论贤愚,轮流停官,停官年限最长者首先提拔担任上一级官职。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官多职少的难题,也实现了官员队伍的人心稳定。
    五是敕令制造申诉车。胡太后不时乘坐申诉车出巡宫中,“出自云龙大司马门,从宫西北,入自千秋门,一纳怨诉。”平反了一批冤案,如给澎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士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平反。同时亲自在朝堂与州郡计吏策选孝廉秀才,为国家选拔人才,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六是巩固孝文帝改革成果。对“怀道丘园、昧迹板筑,山栖谷饮、舒卷从时者,宜厂戋帛;有能谠言直谏、济世益时者,在所以闻,当待以不次之位;孝孝、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以彰厥美;高年孤独不能白存者,赡以粟帛;若因饥失业,天属流离,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各听归还;将统久劳、士卒疲弊,并遣抚慰,赐以衣马;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赉……”采取一系列措施,纳忠谏,彰孝义,救孤寡,济仆隶,赐壮士,益时利治,不拘常制,使孝文帝的改革成果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
    七是体恤百姓疾苦,诏令所行,躬亲所览,使社会得到稳定。熙半元年( 516)、二年,幽、冀、沧、瀛州民饥,开仓赈恤。太后下诏:“炎旱积辰,苗稼萎悴”,“晚种不纳,企望忧劳,在予之责,思自克厉。”“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劝农省务,肆力田畴。”重申杀牛之禁。十月,对洛阳、河阴及诸曹杂人年七十以上,鳏寡贫困利不能自存,及年虽少而痼疾长废,穷苦不济者,具实列报救济。熙平二年春,派遣大使巡行四方,问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时“治纲术振,狱犴繁广,嗟诉骤闻,虽曰司存,每多诬壅”,下诏行政首长“察讼理冤,实维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另外,必学建校,尊师崇道,主张“建国纬民,立救为本”;严敕州郡,务申枉滥,抚恤穷冤,理决庶狱。这些措施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八是大兴佛教,促进民族融合。佛教在北魏胡太后时期的兴盛,有其历史渊源。首先,胡氏家族素崇佛教。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自汉代始,已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又因其包容性和广泛性,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为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所接受。北魏王朝,由鲜卑族拓跋部落所建,拓跋鲜卑兴起于中国东北部的代地。最初,佛教并未渗入拓跋部落,后来由于拓跋氏强大起来,统一中国北方,入主中原之后,除征战杀伐之外,与汉族在经济、文化、农耕、信仰诸方面皆格格不入,而中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达的农耕技术带来富庶,使拓跋部落望尘莫及。为了维护其统治,先帝诏令鲜卑族从语言、服饰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全面进行汉化,并以法令的形式加以推行。佛教自然成为拓跋氏信仰同化的首选。胡太后看到了佛教对民族融合的现实作用,在临朝之初,于洛阳以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重视。在寺院中心建有极为辉煌壮观的九级木塔,均用木制。此塔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五级佛图等。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518年)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522年)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
    除了兴建佛寺之外,胡太后还在洛阳的龙门开凿石窟,大兴佛事。在古阳洞南壁,西山老龙窝,西山莲花洞北壁和西山火烧洞,都可见到胡太后及其家族的有关题记。
    胡太后在她的故乡陇东开凿的石窟,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今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由此可见,胡太后主政期间佛事的兴盛和她对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九是延续丝绸之路的运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北魏自孝文帝改革以来,中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使东都洛阳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东端的新起点。到胡太后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洛阳与西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虽然中原地区战乱不断,但作为商贸往来主要通道的丝绸之路,仍然得以延续。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富饶的物产,灿烂的文化加上繁华的都城,强烈地吸引着各国、各族的使者、僧侣、商贾及学者纷纷前来洛阳,贸易的发展使许多异域商人常驻洛阳。丝绸之路的延续不仅促进了中西双方间物质的互通,而且促进了中西的文化交流,使胡太后执政时期的洛阳,在经济文化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十是卓越的艺术才华,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在文学艺术上,胡太后是中国古代女性诗人的杰出代表。虽然她留存于世的作品仅一首《杨花词》,但却成了北魏诗坛创作的巅峰之作。
    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历代诗家都特别注重言之有物,情景交融,以情吟诗,以诗言志。《杨花词》的诞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太后在登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大权在握的时候,她还是位年轻的女子,深宫寡居,个人生活及情感上的缺失,常使她不能自持,遂与年轻将领,杨白华密幽后宫,情致至浓。杨白华恐事泄而招杀身之祸,私逃远遁。胡太后情不能  忘,思念愈烈。《杨花词》就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完成的,诗成之后令宫女昼夜吟唱,以寄远思,其情甚悲。
    情发于心而言之于诗,从而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为历代诗家所推崇。对这一段真诚至爱的情感,后人虽多有歧义,但《杨花词》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却无人诋毁。
    纵观胡太后北魏时期的执政,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她的执政能力、政治才能和治国策略对北魏的政局稳定、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融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对一个女政治家来说,更加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人们在论及胡太后时,对她治国理政的功绩常常一带而过,甚至刻意淡化,而热衷于谈其如何“淫乱”,如何“奢靡”,如何“误国”。同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男皇帝们纵情色的行径,论者常以“为尊者讳”给以最大限度的宽容,而对胡太后及其一切女性们的行为却贬毁过甚,这种尊男卑女的观念所潜藏的深层原因是,站在国家最高权力顶端的女性政治家所映射出来的耀眼光华,让那些自以为是而又力不能及的男人们无地自容,于是在传统道法的名义下,将泄愤的污水一齐泼在了胡太后的身上。这种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对于女干部们的升迁认知,潜意识里,仍和千年以前的人们一样。
    对于北魏时期胡太后执政的这一段历史,论者所及,褒贬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说出了公道话:“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无论怎么评价胡太后,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女性,是封建男权社会里闪耀光彩的女政治家,她的聪明才智,她的执政能力,她追求人性自由的叛逆精神,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是谁也抹杀不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必将会给她一个准确公正的评价。
    参考资料:
    1、《魏书》“胡太后传”
    2、《魏书》“胡国珍传”
    3、《魏书》“高皇后传”
    4、《魏书》“顺皇后传”
    5、《梁纪》 147卷
    6、《洛阳伽蓝记》
    7、吕思勉:《南北朝史》
    8 、陇原史话——陇上人物馆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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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魏胡太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摘要】北魏胡太后充华临朝称制13年,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虽然她生活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但她不囿旧制、果敢产子,女主当权、临朝称制,不畏世俗、追求爱情。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女性,她的举动无不体现着她对传统旧制以及封建礼教的挑战与反叛。本文将通过胡太后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记述,来解读这位传奇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以及其彰显出的历史性进步意义。
试论北魏胡太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石代莲

    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皇权历史上,被记入史册的女人虽寥寥无几,但仍有数十位女性身居后宫却临朝称制,以其波澜不惊的处变能力、高瞻远瞩的统揽能力以及贤淑慧德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惊艳的一笔。
    在北方雄霸多年的北魏王朝,虽然自道武帝之后实施了严厉的“子贵母死”制度,力图阻止女人当政,然而在这种残酷的旧制面前,仍然出现了胡充华等几位当政的女主。
    胡充华(名仙真,史书上记载为妃嫔封号充华,后世也称为充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妃子,后被孝武帝元修追谥为“灵太后”。灵胡太后秀外慧中,文武兼修,尤其在其临朝称制后,承前启后、勤勉政事、稳定政局,对北魏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胡仙真入宫受封,开启从政之门
    据《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记述:“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其实,这些记述无不说明,胡充华的一生是注定不会平凡,而充满传奇的。
    据史载:“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这充分说明胡氏之所以能够进宫、且得到宣武帝元恪的宠爱,其本身就才智非凡。她不仅美艳动人,而且深通佛经义理,善于诗词歌赋,且习于骑射,射箭能穿针孔。当胡氏进宫讲道时,宣武帝元恪见其姿容秀美,口才伶俐,于是破例下诏封其为世妇,随侍左右。
    而胡充华人生最大的辉煌,并不在于她能进宫受封、且得到元恪的百般宠幸,最重要的,是她不畏旧制、果敢产子;女主当权、临朝称制;不畏世俗、追求爱情。这也让她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聚焦点,被后世所瞩目和关注。
    二、胡充华勇敢“三为”,反叛封建礼教
    在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胡充华作为一位女性,无论是无畏“子贵母死”的旧制,敢为太子母;不惧男权社会传统,敢为女主;还是反叛“嫁一从终”封建道德观,敢为爱情献身。都是她对封建礼数和男权社会大胆反叛和勇敢突围,无不闪烁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人性光辉。
    (一)无畏旧制,敢为太子母
    “子贵母死”的旧制,始于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汉书•外戚传》讲汉武帝之妃赵倢伃,她是昭帝之母,深为受宠。因为居于钩弋宫,所以称为“钩弋夫人”,其子昭帝,也号“钩弋子”。武帝常言,昭帝类他。“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钩弋倢伃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史记•外戚世家》关于赵倢伃的事情是褚少孙补的,说武帝有意立昭帝,“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耶?’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

    “子贵母死”的旧制被北魏延用并发展到了鼎盛,据《宣武灵皇后》记载:“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种“子贵母死”的旧制在北魏历史上实行了七代,历一个世纪之久,目的自然是为防母族干政。
    当时北魏尚未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嫡庶长幼之序,储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有赖于母后和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到道武帝时,这种状况有了改变。道武帝先用战争手段强制离散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后来还先后逼死自己的母亲贺兰太后,赐死太子拓跋嗣的母亲刘皇后。拓跋嗣思念母亲,伤心地哭泣。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可以说,从道武帝开始,北魏就奉行“子贵母死”的制度。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就把皇位让给了拓跋宏,拓跋宏为北魏的第六位国君,即为孝文帝。孝文帝的母亲李氏,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被赐死,年幼的拓跋宏则由祖母冯氏抚养。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皇太后冯氏把持了政权。
    后来,孝文帝的爱妃林氏,因为生下儿子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林氏也被赐死。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使得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苗,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孝文帝曾求当时当权的冯太后废除旧法,但被拒绝。
    北魏所奉行的“子贵母死”制度虽然换得了稳定的君位传承秩序,利于拓跋部巩固政权,但却牺牲了无数无辜的母亲,可谓血腥、残忍和暴虐。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十月,顺皇帝暴卒。永平元年(508)三月,皇子昌亦死,传为高肇、王显及高夫人(高后)所害。永平元年七月,宣武帝立高夫人为后,即高皇后。高后曾生皇子,早夭,生女建德公主。高后性格凶横妒忌,内宫气氛十分紧张,据《北魏史》记,“宫人希得进御”,“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当时,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尚未废除,许多嫔妃为求生路而不愿生子,都暗中祈愿自己生诸王、公主,即使怀孕也千方百计地偷偷处理掉。宣武帝面临绝嗣之危。宣武帝一旦绝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后和高肇为首的外戚集团。他们在皇帝驾崩后可选择元氏皇室中的幼童拥立为帝,高后则可临朝称制,待时机成熟便夺权称帝。可以说,此时“继嗣”一事已成为内宫的焦点,也成为关乎妃嫔生死大计之事。因而,北魏元恪的后宫可谓是人心惶惶。据《北魏史》记载,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但胡氏却无所畏惧,勇敢地向高后和“立子杀母”的旧制挑战。《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有云:“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当她怀孕后,周围人都劝她想法流产,免得生下太子被杀掉。当时世宗和皇后于氏仅有的儿子已夭折,如果胡氏所生是男孩的话,肯定能当太子。然而,对此她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对佛发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果然,胡氏生下了皇子元诩。当时元恪已经二十七岁,对诞下皇子之事欢欣不已,进封胡氏为充华嫔。
    元恪的皇后高氏凶横妒忌,面对备受皇上宠爱的胡氏,她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寝食难安,立意除之。当胡氏生下皇子以后,她满心以为按照北魏皇室的规矩,胡氏必将因其“子贵”而被赐死。然而,当元诩三岁被立为太子时,看似儒弱的宣武帝元恪竟然一举废除了先祖道武帝拓跋珪一手制定、并已实行了104年的“子贵母死”律令。对此,高皇后与高肇大失所望,反复劝谏元恪要遵从国家制度,可是元恪不仅不听,反而进封胡氏为贵嫔。胡氏由此非但逃过一劫,而且还晋封升位,这使得高皇后和高肇愈加愤恨不已。胡氏也将面临更为残酷的后宫生存之争。
    元诩六岁时,宣武帝驾崩,太子元诩继位。一场争夺“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以高皇后、詹事王显及高肇同党,阻止元诩登位,并抬出“立子杀母”的旧制,企图处死元诩的生母胡充华。然而机事不秘,胡氏被太监刘腾联络于皇后的母家兄长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太傅崔光先行下手转移保护了起来,元诩也被连夜拥戴称帝。胡充华、于忠采取果断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在瑶光寺出家为尼。
    面对着北魏王朝铜墙铁壁般的“子贵母死”祖制,胡太后不屈服于强大的封建旧制、不拘囿于个人的生死安危。勇敢产子的举动,不仅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反抗,更是旧时代女性追求生命自由与完整的一种人生觉醒,彰显了女性柔韧而不屈的人格力量。
    (二)临朝称制,敢为女主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雄霸北方多年,是存在时间最长、最强有力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一章。当时北魏王朝有西边各小国的进贡,又和南朝往来贸易,府库充盈,万物皆备,不啻于一个“北朝盛世”。
    熙平元年(516年),宣武帝去世,年仅六岁的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胡充华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实际掌握了北魏的最高政治权力。据史料记载,胡太后临朝听政之初,颇有一番作为。她每日临朝批阅朝臣奏章,对重大案件亲自决断,亲自考核地方官员,并颁布《停年格》,缓和当时官多职少的矛盾,稳定局势。在她执政期间,北魏夺得了淮堰,这对巩固北魏的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她还勒令制造申讼车,平反了一批冤案,给彭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土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予以平反。一时“朝纲肃整,百官膺伏”。
    胡太后临朝后,她佛事口炽,广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实属历代之最。如在洛阳龙门山、伊阙山建造石窟寺;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当时,全国庙院激增至3万余所,僧尼多达200余万人。仅洛阳一地,寺院竟有1367所。史称:“自佛法入中国,塔高之盛,未之有也。”由于胡太后崇敬佛法,一时宦官建寺、诸王建寺、地方官员建寺、僧人建寺,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北魏时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举国上下,崇佛成风。
    不可否认,胡太后崇佛礼教的政策,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和普及了佛教文化,安抚和教化了普众民心,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政治太平。但与此同时,大肆崇佛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也随机而生。一方面广建寺院劳民伤财,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流失,民众赋税负担剧增;另一方面,胡太后在大肆崇佛之时豪奢无度,流风所及,达官贵人竞奢夸富,也激化了阶级矛盾,弱化了其政治影响力。这些都为后来的“河阴之变”埋下了伏笔。
    纵观胡太后临朝称制的十三年,她定夺国家大事,驾驭众多臣僚,处理风云变幻的对内对外关系,的确不失为一位果敢有为的政治家。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胡太后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女后的伟大和智慧。而这些,不仅实现了其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更是她对男权社会一贯遵从的纲常伦理的叛逆与挑衅。
    透过史料中这些有关胡太后寥寥数笔的记载,仿佛可以看到她柔弱而单薄的身影,被裹挟在一群野心勃勃、彪悍凶猛的男人之中,左右冲锋,前后进退。作为女人,她是孤独而寂寞的。可是作为太后,一个登临政治舞台的女人,她却英武神明、大气磅礴。面对着森严的封建礼法,面对着险恶的政治疆场,胡太后凭借着自己的文韬武略,率领着一个朝代徐徐向前奔进。在这一场场无形的对峙和突围中,她一次次执着地冲击着坚不可摧的封建束缚,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完整实现与尽情绽放。虽然,没有谁会去真正疼惜她的彷徨与挣扎、甚至是恐惧,但是不可否认,在男权主义的社会中,灵胡太后以自己的一袭红袖,为历史舞出了别样的风景。
    (三)反叛“嫁一从终”封建道德观,敢为爱情献身
    对于胡太后,后世褒贬不一,贬义主要是其后期的私生活。据史料记载,胡太后后期的爱情生活主要与三个男子有关,让我们姑且避开传统道德尖锐的锋芒,试着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慢慢地走近这位伟大而寂寞和无奈的女人。
    纵然位尊后宫之最,面对着森严峭壁的深宫高墙,灵胡太后也同样摆脱不了这样的凄凉和绝望。熙平元年(516年),宣武帝元恪去世,当时她年仅二十多岁。按照封建社会所遵从的“嫁一从终”的道德观,胡太后所有余下的生命时光都将在这旧制的禁锢下,慢慢凋谢,趋于死寂。“嫁一从终”这张密不透风的网,皇宫深苑这堵遮天蔽日的墙,让胡太后压抑、窒息,甚至是绝望。
    但是,胡太后绝不是一个甘于顺从、安于旧制的女人。她开始反抗和挣扎,并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自己的爱情之旅。从胡太后所钟情和倾心的三位男子,不难发现,他们个个风流儒雅,潇洒倜傥,而且胸有大才,都是朝廷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见,胡太后绝不是一个荒淫堕落、自甘轻贱的随便女子,恰恰相反,她始终恪守着内心对于爱情的美好理想,并为之义无反顾,飞蛾扑火。
    胡太后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中国文艺词典》把她列为中国女词人,至今流传的《杨白花》词,就是胡太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爱情讴歌的历史鉴政。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飞,原衔杨花入窠里。
    这首词貌似淡水而实为醇酒,无论是意象,还是音韵在南北朝诗歌中都属于上乘之作,被中国文学史上视为北朝的代表作品。透过这首委婉伤怀的爱情诗词,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一个女子,为心中所恋而朝思暮想、寝食难安的凄楚与苍凉。在爱情的世界里,灵胡太后就仿若一个情窦初开的楚楚少女,让人怜爱和疼惜。
    胡太后第一个迷恋的男子,就是杨白花。杨白华是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儿子,生得英武俊朗,而且颇具文采。胡太后完全把杨白花当作了心中的白马王子,使尽所有招数,终于得偿所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太后对杨白花的感情完全不止肉欲那么简单,准确地说,这应该是胡太后的一次真正发自内心的纯洁感情。可是,世事无常,杨白花却辜负了她。杨白花自觉屈辱,于是逃离洛阳,叛逃投靠了南朝梁国。
    恋人走后,灵胡太后惆怅万千。她写下了这首动人的《杨白花》歌词,并让歌伶谱上曲,日夜吟唱。而杨白花的背叛,也让灵胡太后自此不再相信爱情,她从一个心理上的豆蔻少女,迅速成熟为一个宠辱不惊的少妇。在对待情爱上,也愈加大胆和放肆。
    清河王元怿在魏帝元恪驾崩后,担任太傅、侍中等职,是小皇帝元诩的皇叔。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透过“美风仪”之语,我们可以想见元怿如何地仪表堂堂、丰神俊逸。而灵胡太后对这位皇叔,由于军政大事,多次交流商讨,自然有了爱慕之情。《魏书》中写道:“(元怿)幼而敏慧,美姿容貌,高祖(北魏孝文帝)喜爱之。”1948年出土的元怿墓志上也有一段文字,“王仪容美丽,端严若神,风流之盛,独绝当时”。正如所述,元怿无论是才学,还是仪表都是值得胡太后为之倾倒和痴迷的。
    只是元怿被总管禁军的中领军元叉和升任卫将军的宦官刘腾两人设计诛杀。胡太后的这场无畏之恋,又被政治和封建礼数的烈火烧得灰飞烟灭。一代太后,面对自己钟情的男子被政治戮杀,竟然也是无可奈何。
    后胡太后由与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郑俨相伴。《资治通鉴》记述:“(郑俨)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随之,(郑)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郑俨曾担任胡太后父亲胡国珍的行参军,后来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时,就直接让郑俨负责她的饮食起居,而“昼夜禁中”。据史料记述,郑俨“容貌壮丽”。通过《资治通鉴》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郑俨成为胡太后的情人之后,太后经过两次爱情的创伤,更怕再次失去所爱,对郑俨看管得非常严。每当他休假回家,太后都要派一个宦官随时随地跟随而加以监督,从而确保太后是郑俨的唯一,以至于郑俨见到自己的妻子,“唯得言家事”。在爱情的世界里,是排他的,是自私的。胡太后此刻,也成了一个爱情中多疑善嫉的女子。可惜,这位郑俨毫无担当,在后来尔朱荣起兵要清君侧时,只顾逃命而后被部属所杀。
    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专制的封建社会,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由此可以想见,史料中有关胡太后的记述,尤其是关于她后期私生活方面的描述,未免也失之偏颇,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卫道士气息。难道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不该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吗?
    从人性角度来讲,胡太后大胆追求爱情,是人性真实的展示。然而,在封建统治时代,一个在男权社会里执掌朝政的女人,其本身就具有着某种特殊性。尽管她位居高堂,叱咤风云,但她身上所表现出的叛逆和不羁,仍会受到普世的严重压抑与尖锐批判。当我们一层层揭开这些重负与戗伐时,才可以看到胡太后身上所散发出的、对于生命自由与平等勇敢追求的人性光辉。
    胡太后在其后期对于情爱生活的率性和大胆,无非就是冲破了“嫁一丛终”传统道德观的束缚,为了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而去勇敢追求爱情的一种自我张扬与个性释放。无疑是封建时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是对封建礼教有着突围式的叛逆,并且敢于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敢于实现心中的爱情理想,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封建时代女性自我觉醒的萌芽。
    马克思的“人性论”认为,自由意识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也是人的本性。按照他的理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不过是其自由意识活动的体现,同样,一个完整的人,自然也有爱的需要。同时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饮食男女,人之天性。理智的克制往往会伴有深刻的自戕。封建礼教道德观念,长期以来禁锢着人的个性要求和发展。“纲常伦理”的观念,更是残酷地扼杀着女性的自然天性。魏帝元恪死后,二十多岁的胡太后,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寂寞和几欲窒息的自我压抑,日日煎熬。正是杨白花、元怿、郑俨这些青年才俊唤起了她渴求异性之爱的情感需求。于是,那种蓄积已久的、对于伦理道德的背叛情绪顷刻爆发,她终于站在了传统旧制的对立面,为了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渴望、为了自己作为完整女人所正常的需要,她开始了一段被史书定义为“荒淫无节”的情感生活。
    从人性的角度看,胡太后是勇敢的,她勇于突破束缚自己的清规戒律,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可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灵胡太后所处的地位、她的特殊身份以及封建礼教的不断窥视与重压,加之她内心深处生命欲求的诱导,胡太后在爱情面前逐渐变得疯狂。如果说胡太后这种对于情欲的释放,本身具有正常的人性光辉,那么,她后期的不加节制、挥霍无度,却让自己的情欲生活趋向畸形和变态。
    胡太后的身上,体现出一种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抗争和诉求。她渴望与男性有同等的地位。无论她临朝称制,还是追求爱情,都是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女性,对于自身地位的抗争和诉求。在封建王朝,皇帝可以三宫六院,就连普通的男子,也可以三妻四妾。可是作为太后,一个位极权重的女性,她却只能恪守“妇道”,自我戗伐。从这点上说,她是痛苦的,也是不甘的。于是她开始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当爱情逐渐幻灭时,胡太后选择了放任情欲。她的放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追求平等而向男权社会发起的一种挑战。只可惜,她的放任无度最终也使她走上了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岂不也是男权社会以及身陷其中艰难抗争的女性们双重的悲哀?
    从某种意义上讲,胡太后的行为是封建礼教导致的女性过度压抑以及骤然爆发。梁巧娜在《女性失语与男性代女人言》一文中说:“传统的语言体系是男性意识的载体,体现的是男权的立场的价值观,女性在这种充斥着男权意识和语言的环境中,无法获得有效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的形式。”中国的儒学理论一贯重练达的人情,轻自然的人性。“红颜祸水”,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女性,有着深刻而偏激的定义。先哲曾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生理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需要。可是,胡太后却因此而遭受了当朝后世的无尽指责与唾骂。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她,仍是有着鄙夷和不齿的表情。这也无疑是男权体制下女性抗争所引发的命运悲剧,马斯洛认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胡太后女主当权、临朝称制,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巾帼英雄的智慧和才华。然而,在男权体制下,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完整人性。作为一个太后,她不该有爱情的冲动,不该率性地袒露自己、追求幸福。于是,她被当朝甚至后世都视为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一个淫乱祸国的女人。从这点意义上理解,即使灵胡太后怎样果敢出众,怎样无羁叛逆,对于整个庞大森严的封建社会,她仍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孤立无援,众叛亲离,最终只得背负着沉重的指责和辱骂,沉寂黄河,归于太虚。
    而胡太后对于情爱,其真正的悲剧在于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她位尊太后,自然不可能再组成合理的婚姻家庭;她位高权重,自然很难真正得到倾心爱慕的男子。在这重重礼教包围中,她极度压抑,而后骤然爆发,让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异化为一种病态的行为,即为了达到生理的满足而过度地放纵自己,甚至“荒淫无节”。其中悲凉,不言而喻。
    可以肯定的是,胡太后一生所做出的三件大事,都是对封建旧制礼教的大胆反叛,体现着她的人性魅力,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只是,令人悲叹的是,由于胡太后所处的时代,加之她特殊的身份以及其他原因,胡太后对于封建礼教的反叛斗争,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她在强大的封建旧制窥视和重压之下,心理和人性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态。然而,即便如此,胡太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仍然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生命最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① 《魏书》   中华书局    2003.10.1
    ②  邵士梅  《中国皇后传》  三秦出版社2008.8
    ③  杜士铎   《北魏史》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10
    ④  司马光  《资政通鉴》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12
    ⑤  胡芫 《从人性的角度解读〈水浒传〉中典型的女性形象》 中文期刊网
    ⑥  董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⑦  梁巧娜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石代莲,女,汉族,生于1977年5月,甘肃永登人,中医学本科学历,现任镇原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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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6-12-15
北魏时期的胡太后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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