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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胡宁生 从 胡氏人文 移动到本区(201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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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日报（2014年6月12日） 胡适与妻子的合影。 青年时代的胡适。 1962年2月24日晚6时35分，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晕死在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都没有反应。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在纽约留下遗嘱。 1961年6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王志维陪胡适喝酒。胡适忽然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到我卧室去。卧室里有一个铁柜，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里边有我的遗嘱，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你现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王志维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便安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遗嘱，但他活到了93岁。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师一样长寿。” 胡适说：“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胡适去世时，来了很多人，“副总统”陈诚也来了。秘书胡颂平根据王志维提供的情况当众打开柜子和箱子，里面确有胡适的一份英文遗嘱。 遗嘱是1957年6月4日立的。当时胡适因胃溃疡动了大手术，恐有不测，故在美国纽约立了这份《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内容有八条，主要是请求火葬，将存放在北京大学的102箱书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将纽约的住所和存放在纽约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将财产的其他部分遗赠夫人江冬秀。胡适不堪李济的临门一脚？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召开第五次院士会，应邀来宾到了一百多人。胡适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新增选七位院士。中午，招待院士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据说，胡适事前吩咐过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婉辞不必坚持。” 酒会上，胡适首先致辞。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接着，李济讲话，语调略为低沉：“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 后来吴大猷和胡适的发言均认为李济的想法太过悲观，不免让人气馁。 接着，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倒地身亡。 在场的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在《忆胡适最后的一次讲话》中这样写道：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接着，胡先生邀请讲话的“第一位是凌鸿勋先生”，“接着起来讲话的为李济先生”。他说：“……去年十一月间，胡先生接受外国人的邀请，发表了一篇‘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其中的内容，虽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赞成的，谁知却引起很大的讨论。”李济讲完，胡先生说，在台的院士就只请两位（指凌、李）。国外的院士，一位是从三位物理学家中推定的吴健雄，另外一位则请刘大中。“吴健雄表示，在中午时他们已推定吴大猷，于是胡先生便请吴大猷先生”讲话。吴大猷讲完，继之，胡先生再请刘大中讲话，刘客气，只谢谢“中研院”送他的书刊。“ 于是胡先生再起来讲话。这一次，他的心情相当的激动，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李济先生对于国内的科学发展，感到悲观，并且提到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后，遭受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本来他的心情便相当低沉，只是因为开院士会议，尤其是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刘大中等院士的到来，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所以在酒会开始时致辞，能够平和愉快。但李济的讲话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现在想来，倘若胡适就此打住，不再讲下去，不让自己继续激动，或许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 “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胡适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回去了。先生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向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出手来扶他，已来不及了……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 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还有人认为胡适不堪李济的临门一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 李济与胡适的关系介乎朋友和熟人之间，相对友善，不甚亲密。当年在大陆，李济和胡适最初的交往是以丁文江为纽带，二人都是丁的朋友。李济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据他回忆，胡适最初只是对他“所研究的这一行感到有兴趣……常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不少的鼓励”，而自己对胡适也“只是单纯的佩服而已”。 胡适后来的秘书、史语所当年的事务员王志维谈到：上世纪30年代，胡适特别关切史语所的安阳田野发掘及图书资料建设，曾促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称“中基会”）补助安阳田野工作及考古报告出版的经费。1928年史语所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中断合作后，中基会董事胡适还特地建议把当时基金会在全国唯一的文科讲座教授评授给李济。 1934年，胡适与李济曾分别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李济虽未担负实际工作，但在与上海总会宋庆龄等人产生分歧直至决裂问题上，李济仍与胡适大致保持同进退的姿态。他们彼此真正有所了解，则是离开大陆的1948年夏天，他们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共同度过几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到台讲学，李济正在写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直至逝世的近四年时间里，他是“中研院”的院长，李济是“中研院”副院长兼史语所所长，二人大体保持了信任和支持的态度。但他们在性格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受学背景和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和工作方式方法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必然会引起诸多不快。李光谟在《胡适与李济》一文中曾说李济担任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时，“多以元老身份颐指气使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对待研究院某几任总干事，关系十分紧张，乃至无法共事”。 （本报综合《时代周报》《合肥晚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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