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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逾越的生死“胡焕庸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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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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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胡宁生 从 胡氏人文 移动到本区(2017-03-17) —
作者:张林


    11月末,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国家博物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一问令这条早在1935年就突出的人口密度对避线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连接着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和云南省腾冲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它不仅是一条人口线,同时也是一条生态环境界线,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由此,破解“胡焕庸线”是事关国土资源、环境、粮食安全等战略问题的重大课题。本文原载于2010年出版的《科学时报》。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立和发展一百周年之际,地理学界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这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珠峰测量”之后的,是“胡焕庸线”。


    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不可逾越的生死“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
历史上的高度

    胡焕庸线主要描述了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由此得出我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这张人口密度图被附在其于193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之后。很难想象在战乱频起、民生凋敝的年代,完成这项工作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已故经济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吴传钧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当时中国总人口估计有4.75亿,他(胡焕庸)以1点表示1万人,根据掌握实际情况将2万多个点子落实到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
    在这张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区县人口数据并手绘而成的点子密度图上,胡焕庸沿黑龙江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至云南腾冲画出一条人口分布悬殊的界线。其中,全国96%的人口分布在线之东南。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似乎早成事实,但没有人对这种模糊的认识加以有力的佐证。瑷珲—腾冲线的出现则廓清了这一分界,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多年后,美国学者将之称为“胡焕庸线”。
    1921年就读于东南大学的胡焕庸,师从竺可桢。我国近代地理教育正发端于此——由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当时的学界领袖竺可桢的引领下,中国地理学界人才辈出。


    1926年,胡焕庸赴法国进修。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归国后的胡焕庸致力于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也导致他将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科研方向。
    同为竺可桢倾力培养的学生,胡焕庸发布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分布图,另一学生张其昀则于1923年编辑出版了高中教材《本国地理》,与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教材和戴运轨编的物理教材并称为“中国三大中学教材”。
    师同源,却又另辟蹊径,他们二人正是当时地理学高度的缩影。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胡焕庸线以西是唐代边塞诗描写的景象,那里是游牧民族粗犷、豪迈、辽远的风情;以东则是农耕文明主流的的小巧玲珑、秀美细腻和略显局促的景象。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将胡焕庸线看作是中国景观的一个分界线。
    由景观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出版的《发现西部》一书写道:“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成因释疑

    胡焕庸线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向《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我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
    所以说,胡焕庸线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国人口分布也逐渐形成沿一定界限流动迁徙的特征。
    王铮等学者研究发现,因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潜力波动,人口则因农业产出的区域不同作相应变化,从而形成了后来胡焕庸所发现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这仅是解释胡焕庸线成因的一个主要理论。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然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王铮的学生吴静博士通过建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演变的自主体模拟模型”,重现了伴随气候变化而来的土地资源数量和农业产出的波动,并模拟显示出大约在公元918年,我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人口总数,此后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格局始终再未改变。换言之,中国人口分布的南重北轻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间开始形成。此后随着气候温暖期的结束,至1240年,中国人口的东西分布差异最终形成,从而出现胡焕庸线所展示的人口分布特点。
    也就是说,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
    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
人口命题


    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与当年前相比虽然相差不大,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已非4亿多,而变成12亿多。
    沧海桑田、物转星移,其间种种自然和人为的人口迁徙并没有撼动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曾表示,30年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使中国的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然而中国这块土地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仍然堪忧。
    胡焕庸早年就意识到人口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口数的适宜上限应是7亿,但是人口很快突破了10亿。后来他又发现,各国在经历了人口盲目增长的阶段后,都会趋于零增长率,甚至负增长率。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让他对承载更多的人口增添了信心。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的最大极限约为16亿人,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亿~10亿。
    姚景源指出,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正在加剧,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人口红利将会消失,这些都对我国下一步人口战略的实施提出新挑战。
    王铮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胡焕庸线以东的剩余劳动力将日益减少,以西或者西部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将得到开发利用,但西部的人口总量不大,这必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这也正是“胡焕庸线的限制或者挑战”。
    也就是说,中西部在以劳动力从东部换取的经济补偿,同时也送走了“人口红利”,将加大区域间人口结构的不均衡性。如何从源头上解决这一不均衡性,则需要按国土区位和宜居条件规划形成人口密集区、稀疏区。
    未来30年,中国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而这将不仅仅是拥挤的问题。
气候环境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新时、牛文元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一个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生态环境过渡带(或称脆弱带),在过渡带上表现出独特的生态脆弱性。1995年,王铮、张比远等学者陆续撰文论证了生态环境脆弱带基本沿胡焕庸线分布的情况。
    因此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界线,同时为一条中国生态环境界线,即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
    这种脆弱性还表现为,中国的自然灾害活动及发生的空间布局也沿着胡焕庸线分异,并以此为界限呈过渡性,即由西北的无涝区向东南的洪涝区过渡。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自元代以来,洪涝、旱灾等级的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具有平行于胡焕庸线的特征,而在此前的唐、宋温暖期,这种分布主要具有经度地带性。
    《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认为,从全国的角度观察,胡焕庸线占据中部主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神山”(基于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神山”信仰)。但这个地带生态环境脆弱,是东部的生态屏障,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5·12”汶川大地震后,对于地震带分布与地震活动规律的研究使这条分界线再次受到关注。因为,类似胡焕庸线附近的地理区域往往也是地震频发的地带。王铮等学者在研究自然灾害分布特别是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时,发现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强震活动震中连线具有近于平行于胡焕庸线的特征,这提示胡焕庸线的形成似乎有地球物理背景,但有待证实。
    同样值得讨论话题的是,“5·12”大地震伤亡惨重,是否是擅自越过胡焕庸线的结果?
产业及区域布局


    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
    胡焕庸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王中宇认为,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诸如国土资源、环境、粮食安全等,有必要研究胡焕庸线两侧地带在全局中的功能定位问题。
    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据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学术顾问方克定介绍,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所列22个限制开发区域,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西部”范围,包括胡焕庸线西北侧“远西部”和东南侧“近西部”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70%以上。
    从农业综合区划的“东田西草”,林业总体布局的“西治、东扩、北休、南用”,电力供求关系的“北均,东、南缺,西供”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胡焕庸线的影响。
    方克定指出,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一种地缘现象。国内从传统产业集群的分布看,东部势如燎原,西部还是星火。
    东部除海港优势外,也是全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心。西部大开发则需要重点培育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带等新的增长极以及南宁、昆明、乌鲁木齐等门户城市。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稀疏,更要重视呼包鄂(鄂尔多斯)城市群、河西走廊城市带和天山北坡城市带的理性成长。
    去年病故的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杨吾扬则多次强调,无论是上世纪初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实业计划”,还是上世纪30年代胡焕庸提出人口资源分布理论,都是值得借鉴的区域开发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王铮分析认为,经济分工除了自然条件、城市与交通条件,还有人力及技术资本的因素,这些要素的分布都与胡焕庸线有关。无论如何,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资源乃至产业的聚集仍将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
    就区域而言,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既是区域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即需要努力缓解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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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3-11
中国要想打破“胡焕庸线” 关键在于均衡区域发展
来源:界面(2015年11月9日) 作者:刘素楠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非常关注中国能否打破“胡焕庸线”。

  近两年来,“胡焕庸线”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关注而成为业内讨论的热点,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打破“胡焕庸线”。
  11月7至8日,为了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人口学会联合举办了“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少学者指出,打破“胡焕庸线”并非指绝对平均的人口分布,而在于均衡区域经济发展。
  “胡焕庸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分界线,由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提出,其背景是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1935年,他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通过搜集当时中国各县的人口统计数据,并标注于地图上。该文称:“今自黑龙江爱辉(今黑河),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的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计四亿四千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总人口的4%。其多、卦之悬殊,有如此者。”
  这条从黑龙江省爱辉县到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被后人称之为“胡焕庸线”,简称“胡线”,它揭示了中国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特点,这一发现对地理学界意义重大。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地理所)副研究员陈明星指出,“胡焕庸线”第一次明确了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也指明了背后存在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充分提现了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差异以及空间布局研究的特色。
  “胡线”的神奇之处在于,其倾角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地貌线相似,也和400㎜等降水量线相似,甚至与公路交通运输网突变线分布类似,还和QQ同时在线人数分布图中的突变线有高度的重合……陈明星认为,“胡线”不仅仅是一条人口地理界线,也是一条综合的生态环境界线。
  如今80年过去了,有研究表明,“胡线”整体向西北方向偏移,且东南和西北人口密度均在增加,但其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却没有多大变化。
  中科院地理所教授封志在此次会议上指出,2010年中国东南与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仍大体保持在解放初期的94%比6%水平。“这说明中国西疏东密的人口分布大势一定受到了某种自然规律制约或资源环境限制;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基本地理格局。”
  在会议上,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王贵新则指出,“胡线”在过去的80年高度稳定,以现在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准、改造自然的力量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发展看,“胡线”未来依旧将十分稳定,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2014年11月,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曾提问:“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陈明星透露,早在2013年8月,李克强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召开中科院和工程院城镇化研究成果汇报会上,就曾向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提出“胡线”破与不破之问。他说:“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丁金宏认为,“胡线”转热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是否需要、如何实现地域均衡的严峻拷问,同时也是胡焕庸线自身隐含的因果复杂性引致的”。
  “经济发展才是打破的关键,”中科院地理所研究院王铮反复强调,“人口均衡分布是指人口、资源、社会、环境的平衡。过份追求人口均匀分布,只会加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不平衡。”
  “李总理提问,我认为核心出发点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童玉芬指出,2008年之后中国对外加工制造行业、沿海加工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继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
  童玉芬认为,在此背景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扩大内需,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能的增长点;而且,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成为必然,第三产业或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另外,“一带一路”等开拓发展海外市场,也让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潜力和可能。
  “因此,改变过去以海外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向沿海地区的集聚,转而向内地和西部转移企业和劳动力以及人口,有了一定的可能。”童玉芬说。
  陈明星也注意到,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而“一带一路”也在打造“向西”开放的新格局。
  他建议适度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扶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引导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好的城市群地区集聚,在城市群内则要促进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意外的中小城市分散,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路径。
  与会专家在打破“胡线”一说尚有分歧,但总体看,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同政府必须顺应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缩小东西差距、实现西部就地城镇化需要顺势而为;改变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大势不太可能,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分布进行适当调整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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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地理学家胡焕庸
来源:百度百科


    胡焕庸,字肖堂,中国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 以瑷珲―腾冲一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并首次提出中国农业区划方案。他在培养地理人才,创建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1915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史地部,1920年,竺可桢来校任教。1921年,南高扩建成国立东南大学,并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任主任。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师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同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1928年9月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1930年代,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江南以胡焕庸教授为首,北方以黄国璋教授为首。中央大学地理系迁川后,缺乏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教师。为此,胡焕庸改教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并且结合教学工作完成一系列的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专著,并公开出版。1940年代,和张其昀被遴选为全国地理学领域的两位部聘教授。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胡焕庸任主任。1953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大事年表

    1901年11月20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
    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史地部。
    1923-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
    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926-1928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
    1928年,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1934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首届理事。
    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
    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
    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
    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 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
    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
    1981年,任中国人口学会顾问,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
    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1984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第一位人口地理学博士生导师,翌年又被批准为第一位人文地理学博士后导师。
    1986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0年,被聘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顾问。
    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学习时代

    胡焕庸幼年丧父,家境清贫。1912年,他读高小。当时的高小,已开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帮助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从而使他为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础。1915年,胡焕庸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在这里,艰苦的生活激发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而教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留下为人师表的榜样,并且影响他的一生。
    胡焕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前途未卜的时代,是呼唤青年人关心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时代的胡焕庸决心走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道路。
地理教育家

    胡焕庸在地理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的。因此,他首先是一位地理教育家。他长期的教师生涯,先是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以后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度过的。
    我国近代的地理教育是从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以后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的。创办这个系的是竺可桢。继承竺可桢所开创事业的是胡焕庸。他于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1926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读东大的学分,取得东大理学士学位。当年,他乘船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胡焕庸和竺可桢

    当胡焕庸还在法国进修的时候(1927年),在竺可桢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9年更名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9月,胡焕庸从法国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竺可桢在这两个单位的得力助手。
    从1930年起,竺可桢不再担任中央大学教授。竺可桢留下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的教学任务,几乎全部由胡焕庸担任。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这样,当年由竺可桢承担的培养地理人材的任务,全部转移到胡焕庸的身上。
中央大学地理系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包括此前的地学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中,特别是1930年以后的7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天气预报、地图投影以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从事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等。
    正当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事变"。在战火蔓延到上海后,学校当局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市。
    在重庆办学的困难是敌机的狂轰滥炸。1940年暑期的一个傍晚,敌机投弹,使地理系的几间房子受到严重破坏。
    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由胡焕庸任主任,当年就招收首届研究生3名。以后,每年招收研究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时为止。1947年他从美国回国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南京解放前夕,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决心。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年,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3年。1953年,他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的长达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室)成立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方面,他担任过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举办过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在1956年以前他亲自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段时间尽管不长,他仍然认真编写出有关专著。
    在1981年以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1984年起,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从1985年起,他担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他在1989年3月退休以后,仍返聘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60多年,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落俗套而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的一堂课的内容,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配合一幅地图或者一张表格,而分析起来却是丰富多彩满满的一堂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天我国地理学界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主要贡献
治学广博的地理学家

    在地理教师的工作中,胡焕庸一方面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又以“学而不厌”的精神对待自身的提高。为此,他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国外文献,注意地理科学上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资料,从而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客观需要,从一个教学领域转入另一个教学领域,并且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他撰写出多种大学教材和专著。
    胡焕庸从竺可桢手中接过的教学任务,最主要的是气候学。他所著《气候学》就是他在中央大学的教材。此书主要参考德国学者J.汉恩(Hann)和W.柯本(Koppen)的著作,第一次把柯本的气候分类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认为这种分类法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是最完善的气候分类法。
    1980年,胡焕庸为研究生讲授世界气候课程,并编著《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一书。此书论证南北半球、不同纬度、大陆东中西区的气候差异,认为:"纬度地带性产生气温的地带性,而大陆东中西区的非地带特性,更多地表现 在降水量方面的差别。由于水热状况的差异,各地才有不同的土壤和植被,因而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
    胡焕庸认为,我国水利地理的重点,在于黄河和淮河流域。他在30年代所写的《黄河志·气象篇》属于黄河流域。其他工作均属淮河流域。为了研究淮河,1934年他率领学生前往苏北淮河南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及《两淮水利》一书。此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导淮委员会提出的以淤黄河为淮河出海口的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即成立治淮委员会。水利部特邀他参加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完成《淮河》、《祖国的水利》、《淮河的改造》等著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焕庸比较集中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他在讲课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地理》、《美国经济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它们都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强调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需关系,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其有余和不足的状况。同这些著作相配合的,是《世界经济统计》一书。
    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洲研究所。胡焕庸根据主客观条件,着手《法国地理图志》、《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的系列著作。它们都以经济地理为重点。"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
    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胡焕庸在区域地理研究方面,强调人地关系的阐明,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总体。除了单篇论文外,他的区域地理著作有3个方面:即分省地理、分洲地理和分国地理。在分省地理方面,主要有《江苏图志》和《四川地理》。前者是在苏北里下河和苏南东坝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在著作形式上独创一格。后者是在中央大学迁川之初完成的,是第一本关于四川省的地理专著。在分洲地理方面,主要有《各洲自然地理讲义》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二者本来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材。其中的《欧洲自然地理讲义》,经金祖孟和严正元、康淞万补充修改后,以《欧洲自然地理》名义重版发行。在分国地理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地理图志》,此书充分发挥地图的作用,做到了图文并用,在形式上类似《江苏图志》。此外,他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出版《英国地志》、《法国地志》、《德国地志》、《苏俄地志》和《南欧地志》,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出版《日本地志》、《朝鲜地志》和《台湾与琉球》。
    在抗日战争后期,胡焕庸受有关部门委托,在余俊生的协助下,在重庆进行战后重划省区的研究工作,最后提出一个包括新的省区和省会的完整的方案。这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先声。
    在1962年和1963年,胡焕庸曾两次为研究生讲授《古地理学》课程,并且写出《古地理学教程》的专著。此书引用大量外国文献,论述全球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包括地球及其圈层的形成和演变问题,第四纪的冰川和冰期、气象气候、海陆变迁和新构造运动以及生物和人类的古地理学。
    当“文化大革命”风浪初步平息,人们发现,西方已经完成一次地学大革命,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经确立。为了赶上时代,胡焕庸在《古地理学教程》的基础上,写出《世界海陆演化》一书,重新探讨全世界的海陆演化问题。此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陆演化,认为:东非大裂谷处于海洋的胚胎期,红海处于幼年期,大西洋处于壮年期,而太平洋处于晚年期。太平洋周围的海沟、地震、火山和造山运动带,是地表的活动带。一方面,板块在此俯冲、下沉和消亡;另一方面,大陆在此造山和增长。
    上述著作覆盖地理科学的广泛领域,都是西方地理科学思想和中国地理实际的结合,在引进西方地理科学的基础上,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开创中国人口地理学

    胡焕庸于1926年到1928年在法国进修时,不仅进修地理学的科学知识,而且进修地理学派的科学思想。回国后,胡焕庸大力介绍法国学派的地理思想。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天定胜人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一面。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首先是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因此,他一直把这两门学科看成是自己的主要科研方向,强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而把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密切结合起来。
    早在30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与《中国的农业区域》。前者是第一次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后者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研究。

胡焕庸1935年绘制的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

    《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我国东南部地狭人稠,而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人所共见的。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那就是自黑龙江之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在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很明显,爱辉-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焕庸的人口地理研究只能停顿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进行了人口普查。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且很快拿出关于江苏省以及南通、常熟、宜兴等县的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论文。遗憾的是,由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室,在仅仅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很快就陷于瘫痪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得到人们的肯定,许多大学成立了人口问题的研究机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国最早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机构,在1981年就得到了恢复。现已扩大为人口研究所,而且是国内唯一的以人口地理为研究重点的人口研究所。
建立中国地理学会

    胡焕庸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曾任理事长多年,现任名誉理事,是我国地理学70多年来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唯一健在的见证人。1990年,正值中国地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祝贺他的90岁生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自选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以人口地理为主,旁及自然地理,还有一个包括182个条目的《著述目录》的论文集,是他60多年来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特别是人口地理研究的详尽记录。
进入21世纪,胡焕庸所揭示的规律尚未被打破
    今天,胡焕庸和他的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已不再限于人口分布及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是跨入人口经济和人口预测的领域。根据他的研究,世界各国人口都曾有过盲目增长的过程。如今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值。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工作,我国也将会有这一天。因此,问题在于认真工作,而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
主要论著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后,全所人员在胡焕庸的率领之下,在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以及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其中有胡焕庸独力完成的著作,如《中国8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和《中国8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两书;还有全所共同完成的论文集,如,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一书的15篇论文中,他个人有10篇。可以想见,年逾八旬的胡焕庸,仍然处于思维活跃状态,因而在人口地理研究中一马当先。
    胡焕庸的一些工作成果是同年轻人合作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他和张善余合作的《世界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地理》(上下两册);和伍理合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前2种是全新的著作,而且材料丰富,分析详明,篇幅巨大,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后2种是他在30年代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人口密度图》的更新和重绘。它们都是老一辈的经验及热情同新一代的智慧和勤奋的结合,是两代人各尽所能、通力合作的结果。
    胡焕庸的人口地理著作,有很多特点。他十分重视人口地理的区域差异。根据这样的差异,他把全国分成8大人口区,即黄河下游区,辽吉黑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沿海区,晋陕甘宁区,川黔滇区,蒙新区和青藏区。而且,在一区甚至一省以内,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他把甘肃省称为"人口生态类型最多的"省份。关于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异的问题,他十分强调人口密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尤其是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在中国8大人口区之中,青藏区和蒙新区在表面上都是地广人稀的地区。但是,如果把人口数量同当地负载能力结合起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人口地理中,胡焕庸还注意到人口变迁的问题。我国西北半壁人口对全国人口的比重,同1933年相比,有1.6%的提高,即从4%提高到5.6%。这显然是我国40年来重视开发西北的结果。东北三省的人口总数,在近百年中增加了20倍。这里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人口迁移的因素。研究人口地理是为了提供国家制订人口政策的参考。在这方面,胡焕庸设想,青藏区人口不宜超过1000万,蒙新区不宜超出6000万。因此,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急需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其迫切性更大于人口稠密的汉族居民地区"。所有这一些,都体现科学的人地关系的原理。
1921-1930
    1 胡焕庸等译.战后新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 胡焕庸.约翰白吕纳的人生地理学.地理杂志,1928,1(1).
1931-1940
    3 胡焕庸.法国之地理学.载《新地学》(南京:钟山书局,1933).
    4 胡焕庸.东坝考察记.方志月刊,1933,6(12).
    5 胡焕庸.法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3.
    6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3(2).
    7 胡焕庸.白吕纳人地学原理译本序.方志月刊,1935,8(1、2).
    8 胡焕庸.英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5.
    9 胡焕庸.德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5.
    10 胡焕庸.俄国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5.
    11 胡焕庸.江苏图志.中央大学地理系,1935.
    12 胡焕庸,李旭旦等.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央大学地理系,1935.
    13 胡焕庸.黄河志气象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4 胡焕庸.中国商业地理大纲.地理学报,1936,3(1).
    15 胡焕庸.中国之农业区域.地理学报,1936,3(2).
    16 胡焕庸.国内交通与等时线图.地理学报,1936,3(4).
    17 胡焕庸.南欧地志.南京:钟山书局,1936.
    18 胡焕庸.气候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38.
    19 胡焕庸.四川地理.重庆:正中书局,1939.
    20 胡焕庸.世界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1940.
1941-1950
    21 胡焕庸.苏联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1941.
    22 胡焕庸.美国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1942.
    23 胡焕庸.中国经济地理.重庆:青年书店,1943.
    24 胡焕庸.日本地志.重庆:京华印书馆,1944.
    25 胡焕庸.朝鲜地志.重庆:京华印书馆,1945.
    26 胡焕庸.台湾和琉球.重庆:京华印书馆,1945.
    27 胡焕庸.两淮水利.南京:正中书局,1949.
1951-1960
    28 胡焕庸.淮河.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
    29 胡焕庸.淮河的改造.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
    30 胡焕庸.苏联自然地理概论.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31 胡焕庸.各洲自然地理讲义〔亚洲部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59.
    32 胡焕庸.各洲自然地理讲义〔欧洲部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59.
1961-1970
    33 胡焕庸.古地理学教程.上海:华东师大讲义,1963.
1981-1990
    34 胡焕庸,康淞万,蔡吉.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35 胡焕庸,陈业裕.世界海陆演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6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
    37 胡焕庸,周之桐.法国经济地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8 胡焕庸,严正元,康淞万.欧洲自然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9 胡焕庸,张善余.世界人口地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
    40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
    41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密度与人口政策(中英文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2 胡焕庸.论中国的人口分布.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
    43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
    44 胡焕庸等.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
    45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46 胡焕庸.淮河水道志.蚌埠: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6.
    47 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简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48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下册).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49 胡焕庸等.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
    50 胡焕庸,伍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分布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
    51 胡焕庸,伍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密度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
    52 胡焕庸.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地理学报,1990,45(2).
    53 胡焕庸自选.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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