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共识网 作者：胡耀萍：
1956年，胡萍在驾驶飞机。
我的父亲胡萍，原名孙传祉，1923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祖父是乡绅，父亲八岁时他就去世了。祖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家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大伯很早就为革命牺牲了，是革命烈士。二伯在青岛教会中学毕业后，也参加了革命。 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四岁骑着自行车到处送情报，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过山东海阳县委三区区委书记、东海军分区一连副指导员、文登县独立营政委、东海独立团及胶东军区特务团政委。父亲作战英勇，曾两次负伤致残，获国家颁发的革命军人三级残疾证书。1949年，胡萍在青岛。
解放战争后期，父亲任第三野战军第32军95师284团政委。青岛解放后兼任青岛市南区警备区政委，1950年南下福建，兼任福州警备区政委。此时新中国正在组建自己的空军，十分缺乏优秀的干部和指挥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职干部到空军航校学习飞行，以担任空军的飞行领导干部。父亲是高小毕业，在当时就算知识分子了，经审查各方面都合格，于1950年进入哈尔滨空军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当年空军培养的这批飞行技术干部，以后都成为了中国空军或民航的高层领导。如：刘玉堤（北空司令员）、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空军副司令员)、马宁（空军司令员）、曾克林（海航司令员）、白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副参谋长）、 张瑞霭（联航总经理）等等。 父亲从航校毕业后，1952年5月任刚成立的空军独立第三团团长，后任空军航空兵三十四师师长、空军副参谋长，一直负责中央及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 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专机事业的开创者。父亲是毛泽东首次乘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的驾驶员、机长。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宋庆龄等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上百次， 还执行过民主德国、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许多外国国家元首的专机任务，圆满地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专机任务。1955年印尼万隆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和1963年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父亲为周总理的专机保驾护航，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和非常困难的保障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父亲还亲自参加、指挥了1966年邢台大地震等抢险救灾和军事运输任务，亲自驾机穿越当时的死亡山口－－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开辟了新中国第一条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新航线。1963年，刘少奇、陈毅与专机机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时念堂、胡萍、陈毅、刘少奇、王光美、张茜。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突然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十分郑重地对父亲交代：“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要坐咱们空军的飞机，你看有把握吗?”问题来得太突然，父亲反复思考，还是先问了一句：“坐火车不是更安全些吗?”刘亚楼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坐苏联的飞机，请苏联驾驶员驾驶，可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外国人驾驶？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要坐中国人驾驶的！这任务就只好由你们来担负了。既然毛主席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中国人的志气。”父亲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在安全上总会有风险的。没有别的，我们一定精心细致地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坐飞机并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幸免于难。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租用的是印度飞机。会议结束，总理经香港回国时，空军指定父亲带一名领航员去香港，为这架飞机回广州领航。父亲他们在香港时，国民党特务趁领航员去厕所，欲策反领航员去台湾，正在紧张时刻，我香港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赶到，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 回广州后，周总理的专机由父亲执飞，这是周总理第一次乘坐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驾驶自己的专机，机型是当时最好的苏制里2，空军派出两架拉11歼击机，从广州护航专机至柳州。1954年7月6日，专机从柳州经武汉回北京，当时武汉正在发大水，周总理指示专机在武汉地区低空飞行，以顺便观察水灾灾情。 新中国建立初期，条件艰难，要建设好第一支专机队伍，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只有在工作中用心摸索，认真总结经验, 指导思想就是要绝对保证安全。要求技术过硬，万无一失，全面保障。无论是自己驾驶，还是指挥专机，父亲对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安全第一，万无一失。因此，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乘专机外出，驾驶员非父亲莫属。 经过反复研究，空军党委决定，执行这次主席专机任务的是：机长胡萍，飞行员陈锦忠、领航员张振民、通讯员柳昆尚、机械师舒执章、机械员杜占林。专机为苏制里2型8205号。同时还安排一架里2作为备用机。 机组在做好全面准备之后，进行了试飞。4月30日，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来了解准备情况。汪在察看了飞机客舱后提出：“床上的软垫去掉换成棕床。”但棕床装不上去。汪说：“改成木板的也可以，尺寸加长一点。”于是，机械师舒执章找到团修理厂，加工了一个木板床安装在客舱里。 1956年5月3日清晨，机械师一早就对飞机进行了试车，待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到后，又进行了试飞，检查了机上各种设备的运转情况，在确认状态良好后，飞机着陆停在滑行道口。一会儿，刘亚楼司令员给机组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这次任务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你们要拿出全部的本事来，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现在飞机经过检查试飞都很好，航线天气也好，惟一担心的就是怕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就像我平时坐你们的飞机那样，不要紧张，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这点。”随后，刘司令员进入机舱，当他看到桌子抽屉内有扑克、象棋时，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们收起来。随后，他又察看了其他设备的情况，表示满意。 7时30分,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开到飞机跟前，车门打开，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步履轻快地下了车。父亲立正敬礼：“飞机已准备好，请主席上飞机。”毛泽东与机组人员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刘亚楼报告了飞行准备及天气情况后，请毛泽东登机。陪同登机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接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在轰鸣声中缓缓地离开了地面，父亲柔和、准确地驾驶着飞机，使其平稳舒适地上升到两千多米的规定高度后，改为平飞。刘亚楼来到驾驶舱，询问飞机情况，父亲告诉他一切良好。经过4小时30分的飞行，专机于当日中午12时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息加油后，专机于下午2时起飞前往广州。 那时的毛泽东已六十多岁，但坐飞机时，他并没有不适的感觉，也从不睡觉或卧床休息。有时，他会通过机窗一览机外的风光，或是凝神思索着什么。更多的时间，是伏案阅读线装本的《资治通鉴》。有时，他也与同机的同志谈工作。毛泽东吸烟，喝龙井茶，但很少吃糖果一类的东西，从不在机上吃饭。 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较厚，看不到地面，需要利用地面导航设备进行穿云下降。白云机场的侧方有山，离机场又近，威胁着飞行安全。虽然在飞行前已有准备，但在穿云实施前，机组成员又互相提醒：不要紧张，按分工精密计算，准确操纵，协同好动作。飞机下降到百余米高度时穿出云层，看到跑道，下午6时，专机安全降落。 陶铸、黄永胜、江青，到白云机场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还是坐飞机快, 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他和机组成员一起在飞机前拍照留念，与每个人握手告别，说：“谢谢你们。”此刻，机组成员们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1956年5月3日，摄于广州白云机场。左起柳昆尚、张振民、刘亚楼、陈锦忠、胡萍、毛泽东、杜占林、江青、舒执章、陶铸、罗瑞卿、黄永胜。 5月30日，毛泽东又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飞行时间2小时15分。在长沙停留一天后，专机又于5月31日飞往武汉，在王家墩机场着陆，历时1小时15分。 飞机到达武汉上空，开始下降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驾驶舱，父亲向毛泽东欠了欠身，告诉他下面就是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大桥的桥墩耸立在江面上，在桥上施工的工人和车辆设备都很清晰，场面十分壮观。毛泽东喜悦地说：“啊！好看，好看！”领航员张振民为让毛泽东看得更清楚，请他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为他指出武汉的一些重要目标。一会儿，毛泽东又把视线转回驾驶舱内，询问一些飞机设置的用途，父亲一一作了回答。飞机即将着陆，见机组人员都在集中精力操纵飞机，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首次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6月4日上午，毛泽东又第三次畅游了长江。下午乘飞机飞回北京。虽然上午刚游完泳，但毛泽东来到王家墩机场时，仍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 专机起飞后，毛泽东又开始读书、看文件。三个小时后，机组发现正前方有雷雨云出现，云层自下而上，连成一片，时有闪电出现，过河北衡水后，距雷雨区更近了，飞机开始颠簸。乌云升腾，伴随着闪电，这种雷雨云对飞行安全威胁很大，机组当时虽有些紧张，但经过仔细观察后,根据飞行前看到的天气图，认为没有系统的天气变化，现在出现的雷雨云是地区性的，虽然面积大，但属于局部孤立的积雨云，是可以绕过去的。于是，领航员计算出绕飞的距离、时间、航向，掌握好飞机的位置。驾驶员努力保持飞机的稳定，机械师密切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情况和温度变化，通讯员在无线电波受到强烈干扰的情况下，细心地寻找信号，以保持与地面的联络。飞机在向航线右侧平原地带绕飞三四十公里后，避开了雷雨云，改回原航线。 里2飞机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短波通讯受干扰很大，前后有二十多分钟与地面失去联系，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刘亚楼十分紧张，多次责令塔台指挥员蔡演威不停地向飞机呼叫，搞清飞机的位置和状况。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飞机终于安全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滑行到候机室前，毛泽东来到驾驶舱,高兴地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腾云驾雾，暴风云中见成长！”接着与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刘司令员对父亲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刚才我真担心啊！”父亲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细心地观察了天气现象，认为是局部的，可以绕过去，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刘司令员说：“好好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要坐飞机。” 毛泽东在第一次乘坐空军飞机以后，又多次乘坐空军专机。父亲为毛泽东驾驶专机四十余架次，飞往全国各地。据统计，毛泽东在1956年乘坐专机六架次，1957年二十六架次，1958年三十二架次。三年总计六十四架次，飞行约一百五十余小时，航程四万余公里。所到之处有：广州、长沙、武汉、郑州、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徐州、济南、青岛、西安、成都、昆明、沈阳、长春、南宁、合肥、山海关等地。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外出活动极为频繁，为了快速方便，就充分地运用了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1964年随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期间，摄于埃及金字塔。中为胡萍。
那几年中央的会议增多，许多会议在外地召开。不仅政治局的同志乘坐专机，连大区、省、市委书记也都乘坐专机，中央常委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都陆续乘坐空军的专机。不仅单机的专机活动增多，而且发展到集群活动。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国际、国内重大活动及党的重要会议，单机和机群的专机任务，大都由空军航空兵34师来承担。期间，34师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和差错，圆满地完成了飞行和保障任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 1959年，党中央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乘坐飞机。不料，1967年“文革”时期，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鉴于形势突变，中央决定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于是，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又乘坐空军34师的伊尔18型专机，从武汉飞往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全国各地动乱不止，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奔赴各地处理、解决问题。父亲当时已任空军副参谋长（仍兼任空军34师党委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专机的派遣和保障，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下，父亲兢兢业业，精心安排，保证了每一次中央专机任务的安全。1963年4月摄于中国驻印尼使馆。左三胡萍、右一时念堂。（照片由时念堂老人提供）
人的命运是自己很难掌握的，特别是像父亲这样从小参加革命，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部队的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父亲是空军负责中央专机任务的副参谋长，送林彪出走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当然也在父亲的管辖范围之内。父亲由此被扣上了“资敌”的罪名，被关押多年。母亲和我们子女成为反革命家属，家中被抄，扫地出门。母亲和只有七岁的妹妹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当时我在空军已是一名飞行员，弟弟也在部队当兵，同时被复员到农场劳动。 给林彪派飞机就是资敌罪吗？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林彪是党的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指示父亲：林家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彪当时住在北戴河，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从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员和传递文件。由于太频繁,容易泄密，吴法宪对父亲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号，以训练的名义往返。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去北戴河，父亲像往常一样派出了飞机。可他怎么知道这架飞机会携林彪出逃？ 父亲当时正因肾病住在301医院，开始以为是癌症，后确诊是肾结核，准备天气凉爽后做手术。“九一三”出事后，父亲被直接从医院带走关押。专案组说，林彪乘飞机外逃的阴谋是父亲搞的。父亲说：你们尽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专案组说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后来，周总理为父亲说了话，说不要再追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来看了父亲，说总理很关心你。第二天专案组就说：你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父亲莫名其妙，搞不明白黄吴是怎么回事，揭发什么。后来中组部派人来宣读了中央文件，父亲才大梦初醒。父亲回忆说，我哪里会知道这些阴谋，我要是不忠诚、不可靠，怎么会一直用我，早就把我打倒了。 现在看来，其实并不在于父亲当时做了些什么，因为不管谁处在他那个位置，恐怕都要那样做，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选择了我父亲。父亲的悲剧在于，被他一直视为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并全身心投入的专机事业，成了“罪行”和“阴谋”，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他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中国空军专机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全部化为乌有！父亲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亲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状”，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在秦城关押那么多年，他一直不穿监狱发的囚衣，只穿入狱时带进去的衣服。出狱的时候，父亲的内衣已是补丁摞补丁，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成了网状，有的破得一条一缕。关押期间，父亲还因肾结核切除了一个肾。1981年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因患脑垂体瘤，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导致双目失明。父亲于2008年去世，去世时每月仅有几百元生活费。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幅挽联，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戎马一生坎坷路，呕心沥血，长空万里送公行；是非荣辱两不惊，胸怀坦荡，功过自有后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