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编辑时有删减 作者：胡联合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
作者介绍：胡联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的研究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国内对中产阶层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升温。这些研究往往都寓于一个所谓统一的共识性前提，即将中产阶层肯定地视为社会的“稳定器”。实际上，无论是从理论上或者是实践上来看，中产阶层既可以是“稳定器”，也可以成为“颠覆器”或“异化器”。 一、“稳定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理论由来已久。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凡勃伦、西美尔、科恩豪泽、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等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为一种政治动物”，而“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 他强调国家“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正义是一种“适度”，要求社会财富在各阶级之间适度均衡成比例地分配，“过多和过少”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一切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分为极富、极贫、中产阶级等三个部分，其中极富和极贫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或狂暴放肆，或懒散无赖;而惟有中产阶级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最能遵循正义即中庸适度的原则行事;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他们既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又是最适宜担任治国理政职责的阶层，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政体是最符合正义原则的，是最稳定的，也是适宜于一般国家的。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以美国为例对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进行了阐述。 (1)在所有阶级中，中产阶级对财产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他们是最反对动乱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很富的人财产多，并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财产对其的魅力下降;穷人财产本来就少，往往对拥有的少量财产并不大关心，甚至寄希望于动乱或革命改变这一状况。但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家(中产阶级)，则极为关心增加自己的财产，因而没有心思和精力去造反。 (2)中产阶级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不但是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而且也对社会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不但如此，这种激情，还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而为了满足这种爱好，就“需要秩序”。 (3)中产阶级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强化了其保守性。虽然没有哪个国家比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人更“爱钱如命”，“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4)中产阶级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智的爱国主义、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 (5)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公民建立了繁多的社团组织，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都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其中最大量的一般性社团的作用特别突出：“一般社团不是指导人们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全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 (6)最简单的原因在于，“在文明国家，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而中产阶级拥有的东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他们的天性，因此他们是不会去造反的，是希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 意大利学者加塔诺·莫斯卡认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用来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越强大，社会就越容易保持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人才甚至是最优秀人才的储备库和主要供应商;是相对独立其家族和政府的人力资源，其经济地位独立于掌权者，他们依靠教育和科学知识获得职业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是对统治者行为进行公共讨论的践行者，处在各种强大利益的日常冲突之外，有公民权意识，是独立舆论和无私的公共精神的“最大储存库”；奉行相互容忍的进步文化，使得不同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够共存，有助于完善的政治组织之形成发展;是联结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大众的中介，上层阶级正是通过中产阶级才能实现对下层社会大众的统治和领导。 美国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认为，中产阶级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其保守性天然地有利于社会稳定。 (1)富裕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任何变化总是尤其令富人生厌。 (2)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加强了中产阶级对改革的阻力。 (3)由于保守性已成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等富裕阶级的特征，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从而加强了富裕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内部保守性。 (4)富裕阶级的示范作用，也使其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向外扩散，大大加强了对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阻力。 (5)中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同态度”，加强了其保守性。 (6)最后最基本的方面在于，“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 总之，中产阶级等“有闲阶级”奉行的哲学是“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他们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是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稳定的主要力量。 德国学者西美尔认为，一个以中间等级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这这主要是因为中间等级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间等级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可以滑落到中层。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间等级，保持了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中间等级还“掩护着软弱的单一个人不受国家政府的毫无法纪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有较强的中间等级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相反，如果没有中间等级的存在或中间等级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突然发生革命。 美国学者科恩豪泽认为社会中间组织（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特殊中间组织）具有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中间组织能完成很多首属群体(如家庭)或国家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且有利于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一体化;它是沟通意见、展开讨论的有效工具和平台，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源泉，是民众学习政治事务的“免费大学”，帮助人们提高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能力;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桥梁，可约束国家或任何一个民间权力源头垄断全部政治资源，既能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专制”的发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为大众压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义”。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呈多数时，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特别是可通过支持温和的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织、组建和参加民间组织等种种方式，阻止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财富的增加，会通过使社会分层结构由以巨大的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的改变，从而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 他还强调，财富的增加，中产阶级的稳步成长，有利于弱化社会上、下层阶级的差别特别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会影响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通过对现实政治的长时间观察，有利于其逐步走上接受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强抵抗激进主义政治影响的免疫力;而且会影响上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使其逐步改变对下层阶级的轻视、傲慢等政治偏见，愿意与其分享一定的权力，从而消减社会上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阶级意义上的特点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级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多数地位(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美国j已“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肯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这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共识”已经产生，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级流动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寻求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群体社会，其中的社会单位是团体组织而不是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功能性经济团体、象征性地位团体、文化表意性团体、功能性政治协会等各种社会中间组织不断分化增生，使社会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础上，不能在某一个单独问题特别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两极对立意见，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根本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被撕裂成两极。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级“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问题就变成了围绕金钱分配和税收政策而进行的和平争议。甚至可以说，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 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一支主要的社会平衡力量，他们的发展壮大将阻止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他们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中介；他们是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平衡器”，是社会的和谐剂，归结到一点是社会的“稳定器”。 二、“颠覆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颠覆器”理论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同“中产阶级”与生俱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源自近代英国，是当时的贵族阶级用来指代和贬称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一个贬义词。其时，“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更具讥讽意味的同义称呼，这就是“暴发户”(nouveaux riches)。在当时的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是与“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市侩”、“庸俗”、“脑满肠肥”、“冷酷”等特性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不但如此，“中产阶级”一词也是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代和当代世界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颠覆性力量的领导者。 这一点，即使是最倾向于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等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对中产阶级之“颠覆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较多，其中以托克维尔、亨廷顿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56年）对法国中产阶级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阐述。在这里，他并不是象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极度赞誉那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当时的中产阶级不是“稳定器”，而是一个“革命”的“反叛阶级”。他认为，法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社会是由第一等级(王权)、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组成的三级结构。 法国贵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但拥有许多特权，而且承担着大量管理地方事务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了中央集权改革，把原来由贵族行使的权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又给予贵族免税等特权。这样，贵族就沦为了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管理功能的寄生阶层，并逐步没落腐朽，这样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虚名;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而第三等级中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却日益发展壮大，并由贵族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为其(贵族)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 贵族制度被摧毁之后，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并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占据了原由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祟尚“空谈”，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鄙视改良道路，鼓吹用简单统一的“普遍理论”和“统一方案”对法国社会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导致“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占有的位置”，“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赋予人民”。这样，人民的政治热情被大规模地煽起，社会的不满情绪则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权，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自然成了法国封建政权的最有力的“掘墓人”。 托克维尔还认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传鼓动、以及贵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国“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新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难”的“革命”话语权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托克维尔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参与掌权的法国中产阶级也没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没有讲其具有“稳定器”功能，相反却对其功能持消极态度，认为法国中产阶级软弱无力、自私陕隘、腐败，缺乏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关怀，因此甚至对他们“颇为鄙视”。 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之所以是颠覆性的“革命”阶级，主要原因在于： (1)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求从政治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强烈，但愿望往往落空。 (2)新兴的中产阶级无法有效地在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中寻求实现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排斥在外的社会集团。 (3)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会创造和利用自己的“现代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除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富足”，“清廉”，“反独裁”、“反专制”、“反贫困”、“反饥饿”、“反腐败”等意识形态话语及其理想完美的“新社会制度方案”之外，民族主义往往也是中产阶级屡加利用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 (4)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参与政治的愿望落空和参与政治的渠道堵塞的情况下，往往会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包括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军队)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农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如贫穷及对贫穷的主观意识、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一定的限度，中产阶级诉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他还指出，不仅在军人和其他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的“普力夺社会”，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迎合城市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往往难以安抚他们，却会导致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因此，政府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不但不能迎合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要求，而是要设法削弱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否则，“改革”就可能演变成“革命”。 三、“异化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异化器”理论的提出，较早时主要源于20世纪初人们研究提出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1871—1912法国选举中支持极端主义运动的理论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对中产阶级走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上。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新中产阶级“白领”迅速崛起，在一部分西方学者盛赞新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高呼“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另外一部分西方学者则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疏离等政治异化现象。 这样，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偏执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异化现象的，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等异化现象的。对中产阶级之“异化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也为数不少，其中以戴维·萨泊斯、李普塞特和米尔斯等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戴维·萨泊斯认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而法西斯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或者直接称法西斯主义就是“中产阶级主义”（Middle—Classism）的极端表现。他认为，中产阶级来源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而又想成为独立阶级的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人员，他们“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又与(大)资本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所谓的(大)资本主义”。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大资产阶级的挤压。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产阶级一方面面临着大资本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压力，这样中产阶级就感到了强烈的“地位恐慌”，他们很自然地就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大)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发现此时的“民粹主义象它过去一样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满身武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产阶级选择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已彻底异化，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最肥沃的社会温床和阶级基础。 李普塞特认为，历史上的德国、意大利及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法国的布热德主义（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运动，都反映出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来自许多国家的数据资料证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运动”。他强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多是城乡自营职业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正在没落的阶级，对现代化大工业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压抑心存不满，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非理性的激进意识形态方式和制度来直接接管国家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削弱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力量，恢复和提高早先中产阶级拥有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中产阶级相对地位的下降，以及它对前进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继续仇视，它支持个人权利反对(政府)大规模权力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已经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呼唤和参加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不同阶级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应。作为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这类特点的国家中出现”。 米尔斯（1951年）认为，“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了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因为一方面那种以个体公民为中心、希望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扩大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极大的挑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希望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影响也在式微;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往往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很远，并且越来越远，以致于个人的政治无力感越来越严重。“在政治希望与政治现实之间，横亘着两大政党和联邦政府的科层体制，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们似乎常常在割断直接的政治兴趣的神经。因此，对无权感的冷漠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有法定选举权的人只有一半多一点参加投票，而且其中参与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关心政治。实际上，美国大众普遍政治冷漠，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回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满足;政治符号对他们失去了有效的行动动力，也不能成为政治机构存在的合法理由。而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和疏离与其他阶层并无多少区别，他们与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国大众一样 “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政治的局外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级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特征”;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白领，“政治消极就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除了在极为分散和零散的意义上，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一方面缺乏团结，也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明显的中产阶级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也没有公共地位，只是作为个人在摇摆不定和犹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漫无目的，如果参与政治斗争，他们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器’”。 四、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表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既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不断地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因此，那种简单地将中产阶层(中产阶级)认定为社会“稳定器”的说法，在理论上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并会对实践产生消极以至有害的影响与后果。 那么，人们自然最关心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最根本的，人们最关心中产阶层在什么条件下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而不发挥其他两种消极功能呢? 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实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很欠缺，相关的文献很少，即使涉及到的少量文献也大多相当原则，很不系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把中产阶层预设或认定是社会的“稳定器”，根本没有去考虑还存在其他消极功能的问题，因此自然就不存在分析研究它向“颠覆器”或“异化器”等功能转换的问题;二是对于那些把中产阶层视为是“颠覆器”或“异化器”的学者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只是把中产阶层看作是“颠覆器”或“异化器”，因此也没有去分析所谓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三是对于认识到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着“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可变功能的那些学者而言，他们对于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论述和研究大都也语焉不详，只有塞缪尔·P·亨廷顿等极少数学者有过很明确的简单的部分论述，而托克维尔、李普塞特等人也在意识到中产阶级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社会政治功能时，简单提及或暗含了一些分析。 例如，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是随着现代化的时间推移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的过程，强调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产阶层会从最初的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保守的“稳定器”。“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象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此外，亨廷顿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对待中产阶级的策略也非常重要，对于温和的中产阶级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有策略地善于吸收，但对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则不但不能迎合，相反“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在托克维尔看来，中产阶层可能成为“稳定器”，也可能成为“颠覆器”，但是他并没有论及这两种功能的转换机制。从他关于美国和法国中产阶级不同功能的论述中，人们可以认识到的是，由于国情不同，中产阶级的品质也会不同，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功能迥异。在美国，中产阶级酷爱财产所有权，追求财富增长，同时富有职业伦理和公共精神，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爱国、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浓厚、信守法律(“爱法律如同爱父母” )、热心公共事务和民间社团活动，并有基督教这一“教条性”的普遍信仰的规范和约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会秩序，自然地希望社会安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在法国，中产阶级祟尚“空谈”，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鄙视改良道路，鼓吹彻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产阶级最为激进，自然就成为社会现行制度的“颠覆器”。在李普塞特看来，中产阶级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沦为“异化器”。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而稳步地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多数时，即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从而发挥“稳定器”的功能;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弱小时，如果它既面临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压力，又面临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压力，中产阶级就可能产生很强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这时候该国的中产阶级就很可能沦为社会的“异化器”(如支持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不少把中产阶级视为“稳定器”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产阶级在稳定社会中发挥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认识到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的重要性，认为惟有当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阶级(极富上层、极贫下层)而有余，或至少要比其它两个阶级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更为强大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才真正有切实保障;否则，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力量薄弱，中产阶级就会被压迫，自然难以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国家的稳定也难以政治保障。 虽然人们对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但是从中产阶级存在这三种可变的功能以及可能发生功能转换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启示和借鉴。 首先要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稳定器”，它有可能成为现行社会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对于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清醒，也才能制订出正确科学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层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国际上一些国家因对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政策失误(如放任自流或错误打压)而导致社会不稳或社会停滞或“改革不当从而引发革命”的历史教训必须引以为鉴。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份复杂的社会阶层，在它内部又有不同的层级（如中产阶级的上层、中层、下层等）和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层级的人们在价值观上是互有差异的，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他们要形成统一的中产阶级意识，发挥统一的阶级(阶层)政治功能，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一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说一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的积极的中坚力量，那么在这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中产阶级政治属性很可能是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走向保守，但这种保守化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形成的过程。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引导对于中产阶层发挥“稳定器”的功能非常重要也极为必需。 为此，第一步必须大力扶持和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只有中产阶层的人员数量和比例壮大到有相当力量时才有利于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一个弱小的中产阶层很难发挥较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很难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发挥调节和缓冲矛盾与冲突的平衡作用)，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产阶层倾斜，尽可能地减少中产阶层成员可能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注意防止和减少其产生“地位恐慌”，并利用政策(如保护合法的财产所有权、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舆论强化有利于公平合法创业致富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引导中产阶层通过合法手段大胆致富，将新增的财富更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促进社会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 与此同时，对于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一方面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增加政治体制的有效弹性，以便有选择地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开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的合法机会(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排除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并依法规范参政的程序和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对中产阶层进行整合引导，对其政治诉求要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选择，特别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改革方案的周全、稳妥，尤其要重视加强对不同类型的新兴中产阶级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用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去规范、形塑和整合他们(而不能自由放任他们去侵蚀现行社会的根本政治体制)，支持其组织各种职业性、功能单一的民间组织，适当转移他们对政治的过度注意力;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发挥宗教自我约束行为、净化心灵、鼓励施惠从善等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努力培养中产阶层的良好的职业伦理、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务实作风，增加他们对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认同，使新兴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引导其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真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坚决防止其成为“颠覆器”或“异化器”，沦为危害社会的消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