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所藏信札，发现一封胡乔木致周扬的信。写信的时间是1980年2月9日，是胡乔木就周扬一篇讲话的修改问题写下的。查新近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未收此信。现录于下，并略作解释。
周扬同志：
遵嘱把讲话看了两遍，稍有修改，略微解释于后，仅供参考而已。
页1使文字较亲切些。
2这里加了一段话，我想是需要的，否则别人也会提出问题来。
3这页加的话都只是为了与上文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相呼应。原来的话只说了思想发展过程，这不能说及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只能说曾有局限……
4四人帮是很不愿出鲁迅的书，姚文元曾压过多年，周海婴最清楚。战友似以改同志为妥，不知以为如何。下面的话，也是不说为好。
10-11关于阿Q是否要革命，鲁迅在关于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针对西谛的论断加以驳难，但这仍是指阿Q式的革命党。故所加的话也不一定就合适。但毛主席所说因未参加农民斗争则不免把阿Q时代的农民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混同起来了。
话太噜苏了，就此结束。
敬礼！胡乔木二月九日胡乔木的修改意见
信中所说“讲话”，是1979年5月8日，周扬在鲁迅研究学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重新认识鲁迅重新学习鲁迅》。198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拟发表以志纪念。周扬将整理稿送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读了讲话稿，并作多处修改。这封信就是为这些修改作说明的。
对照修改稿，胡乔木所修改的是这样几处：
第一页：周扬在谈到加强鲁迅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后说：“今天我讲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正。胡乔木改为：“同志们要我讲几句话，现在我说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正。”这样一改，确是“亲切”多了。
第二页：周扬在谈到向鲁迅学习时，认为应该尊重鲁迅，并检讨自己在30年代对鲁迅尊重不够的问题：“我们当时做得很不够，是有不当之处的。”胡乔木改为：“我们当时却做得很不好，确有许多不妥当之处。”并在后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认识，也不是毛泽东同志所首先发现。在他的《呐喊》、《彷徨》、《野草》、《热风》等作品出世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广大的青年所景仰，更不必说在他明确地加入左翼文化运动以后了。为什么我们少数同志会落在广大群众之后呢？”
周扬在谈到“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时说：“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我们有少数同志对口号的解释原都有不恰当的地方，但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一些正确意见。”胡乔木改为：“本来鲁迅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照顾大局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地对待鲁迅，没有尊重鲁迅的很多正确意见。
第三页：周扬在谈到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时说：“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表示现在我对于鲁迅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还需要继续学习。鲁迅所遗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时代的百科全书，其中所包含的广博知识、哲理和智慧，是吸之不尽，用之无穷的。他的独特的辛辣的文风也是我们永恒的典范。”
胡乔木在对周扬这段话作修改的同时，加写了一段话：“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却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们学习鲁迅，正是为了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表示现在我对于鲁迅就有了充分的认识，当然还需要继续学习。鲁迅所遗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伟大高峰，其中所包含的广博知识、哲理和智慧，是吸之不尽，用之无穷的。他的独特的深刻而热烈的文风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
第四页：周扬谈到“四人帮”对鲁迅的歪曲时说：“他们蓄意歪曲毛泽东同志对于鲁迅的高度评价，他们把我们伟大的领袖神化，也把鲁迅神化，其目的就是要为篡党夺权猎取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胡乔木改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宣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但是有时他们也把鲁迅捧出来。”
在下文中，周扬说：“我们和鲁迅是……革命战友。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战友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鲁迅从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四人帮’才把这种关系描写为敌对的，那不过是伪造历史和恶意诽谤罢了。”胡乔木将两处“战友”改为同志，并删掉了“也是不说为好”的”鲁迅从来……罢了”一句话。
第十页：周扬谈到鲁迅的《阿Q正传》时说：“他怜悯被压迫者的不幸，但又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呢？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怜悯他们。阿Q、闰土都值得他同情。同时却又生气他们不奋起斗争。他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在思想领域中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所以他不会写革命的阿Q，只写了一个落后的阿Q。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胡乔木改为：“他很怜悯被压迫者的不幸，但又向他们提出问题，为什么不斗争呢？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怜悯他们。阿Q、闰土都值得他同情。同时却又生气他们不奋起斗争。他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在思想领域中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第十一页：周扬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也是要革命的，虽然他满身都是缺点。胡乔木将“满身都是”改为“有那么多”后，加写了一段话：“鲁迅说过‘……阿Q可要做革命党……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胡乔木何以这样修改
胡乔木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他不但“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而且“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杨尚昆在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赞叹说，“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胡乔木对周扬文章的修改，大到关于对鲁迅的评价，小到是用“战友”还是“同志”，以及能否使读者“感到亲切”等细微之处，都一一斟酌。这也为杨尚昆的赞叹提供了佐证。此其一。
其二，胡乔木对周扬文章的修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
早在30年代，胡乔木在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时，就同鲁迅并肩战斗。他非常热爱鲁迅，崇敬鲁迅。在许多场合，他都热情地宣传鲁迅，并认为：“鲁迅的旗帜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旗帜。(胡乔木：《携起手来，放声歌唱，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在他的文集中专讲鲁迅的文章就有《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鲁迅对中外文化的分析态度》、《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纪念鲁迅》等，散见于其他文章中对鲁迅的评价就更多了。以他对周扬讲话稿第二页、第三页的修改来说，一方面使“国防文学”派承担了对鲁迅不尊重的责任，另一方面将鲁迅留下的遗产称之为“一个时代的伟大高峰”，体现了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
其三，胡乔木对第四页的修改及说明，实际上浓缩了鲁迅著作出版的一段历史。
1971年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决定将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鲁迅日记、鲁迅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籍作品集等，作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之一，争取两三年内完成。但是，在周恩来领导下所拟定的鲁迅著作出版规划实施方案，却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1972年1月，周建人拟就一个落实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报告，国务院办公室转到姚文元手里，他批了“待研究”三个字，把报告束之高阁。周海婴给姚文元、江青写信，也没有下文。此后一系列的有关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计划，都被扣压。直至1974年再次提出计划报告，“四人帮”仍然扣压不批，致使这项工作长期无法进行。
1975年7月以来，主持整顿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在胡乔木等人配合下，使文艺界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周海婴和周建人等商量，决定给毛泽东写信，把长期没有解决的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向毛泽东反映，以求得到支持和帮助。如何写信和转信？他们想到了胡乔木。
胡乔木不但帮助周海婴修改、润色信，而且把信经邓小平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信后，即于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国家出版局立即作出规划，着手出版《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底前出齐；新注《鲁迅全集》15卷(正式出版时为16卷)，1980年底前出齐。12月5日，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关于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又承担了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重任。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新版《鲁迅全集》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问世。
胡乔木信中说，这一过程“周海婴最清楚”，事实上，作为当事人，他本人也是“最清楚”的。
周扬全部采纳胡乔木的修改意见，并抽出胡乔木在第三页加写的话———“我们学习鲁迅，正是为了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将讲话题目改为：《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这个讲话发表在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