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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间胡中藻诗狱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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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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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诗狱
    清朝晚期,有个佚名作者,写过一部著作《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其中有“胡中藻(李蕴芳)之狱”一节。作者参阅大量清朝原始文件,详细记录了乾隆时期胡中藻文字狱的具体情况。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发现,乾隆帝寻章摘句,从胡中藻《坚磨生诗诗钞》诗中找“反骨”,那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认真”和“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相关原文浅显易懂,特摘出与读者共享: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乾隆帝)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犬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
    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 ,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
    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
    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竟”。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
    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
    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
    《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
    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
    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
    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
    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
    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议,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
    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
    《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
    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
    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
    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恰如狼狗嗅臭鞋,乾隆帝以一个特级编辑加特级校对的仔细,对胡中藻诗集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最终,一一加以归类,找碴寻衅,挑出了如许多的违禁、讽刺、谤讪、狂悖、怨望之语:
    第一,“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乾隆认为,大清朝自从定鼎以来,承平繁盛,远过汉唐宋明,而胡中藻竟然认为清朝“又降一世”,作为大清臣属,全无心肝!
    第二,“一把心肠论浊清”——竟敢把“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居心叵测。
    第三,“天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显然,胡中藻挑拨是非,离间满汉。
    第四, “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拿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竞”——南北分提,难道想大清分裂乎!
    第五,“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胡中藻这几句诗的用词用典,和其诗题无关涉,应该寓意在于讪谤。
    第六,“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影射乾隆帝惰政。
    第七,“人间岂是无中气”,“不为游观纵盗骊”,“三才生后生今日”。——诗意狂悖,是何居心?
    第八,“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周王淠被因时迈”。——前诗寓意大清统治后山河蒙羞,后者用“昭王南征”典故,意在讪谤。
    第九,“亦天之子亦莱衣”;“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这三个“亦”字,想胡中藻真是悖慢至极!
    第十,“青蝇投吴肯容辞”;“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前一句讥乾隆帝听信谗言,后两句讥乾隆帝不赈灾祸。
    第十一, “并花已觉单无蒂”;“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遭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以这几首诗咏乾隆正妻孝贤皇后之丧,对于帝后至尊,胡中藻竟敢直斥曰“其夫其妻”,而且“君父”人之通称,君比父尊,而胡中藻诗中竟然以君比父,真真丧心病狂。
    第十二,“得免吾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韫锁”;“一世眩如鸟在鲅”;“虱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问我”;“世事于今怕捉风”;“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这些诗句,显然皆属怨怅之语,居心险恶……
    如此寻章摘句,作为文学中老年,乾隆帝确实对诗人和诗歌敏感到极点!
    乾隆帝乃清朝帝君,政治强人,他对胡中藻下手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字狱这么简单。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号“坚磨生”,乾隆六年(1741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乃乾隆朝首辅鄂尔泰的门生。作为满洲权贵鄂尔泰,一度和乾隆朝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有隙,其间各立朋党,互相倾轧。朝中大臣党同伐异,深为乾隆帝所恶。
    为了整治朝中朋党,压抑相权,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百般搜求,一并查出,然后上交到朝廷细细勘验。以此为借口,乾隆帝兴起了“胡中藻诗狱”。看似要诛求胡中藻,其实意在鄂尔泰及其党人。鄂尔泰虽死,也要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最终,清廷定案,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依据清律应该逆凌迟处死,其家属16岁以上男丁,皆斩立决。
    乾隆览奏,假装仁慈,竟然说:“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为表“宽大”,判处胡中藻和他的儿子皆斩首,让这爷俩死得确实痛快了一些点儿……
    但是,对于和胡中藻一直诗文唱和的鄂尔泰侄子颚昌,乾隆帝恨极,认为他身为满洲贵族,多年来竟然对胡中藻大加赞赏,实属丧心病狂。而他本人的《塞上吟》诗集,乾隆帝斥为“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且诗句中竟然言“蒙古”为“胡儿”,尤其诋毁至极——乾隆表示,蒙古自满洲先世以来,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颚昌竟敢以“胡儿”目之,真真狂悖忘本!本来,乾隆帝要对颚昌加以斩首之刑,念其满洲旧臣后裔,从宽,赐死!
    而后,乾隆帝在上谕中对死去的鄂尔泰还不依不饶: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 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
    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
    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原本已经禁毁,从乾隆帝跳出来的现有诗句看,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居心叵测”的意思,反清思想肯定没有,连什么乾隆帝深恶痛绝的“种族之见”也看不出来。否则,胡中藻怎么会念念不忘鄂尔泰和颚昌这两个“鞑子”呢?至于胡中藻诗集中那些内容稍稍显得晦涩的诗句,不过是用了几个险韵、僻典,或者故意在诗中写上一些和题目不关涉的词儿,应该都算文人穷酸卖弄才情罢了。间或有几句看似牢骚之语,也不是什么“怨望”。文人诗人都好这口,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才比天高,命比纸薄,所以才被称为“骚人”嘛……
    回望康熙年间的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蓄意制造出来的不多;雍正一朝,文网甚密,已经开始“莫须有”制造文字狱,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是清廷对雍正朝庶吉士徐骏所作诗文的借题发挥;到了乾隆时代,文字狱多之又多,完全都是捕风捉影,真正以“莫须有”来搞文字狱了。
    而康熙一朝,当时清朝统治还未稳定,借助文字狱来维护、稳定清朝的统治;雍正朝文字狱,是雍正帝借助这个手段来打击昔日和自己争位的阿哥及其同党政敌;而乾隆朝类似“胡中藻诗狱”的文字狱,显然就是乾隆帝要借此来打击朝中朋党,而且目标直指前朝重臣,告诫朝中百官不可轻易参与党争。
    我们可以发现,乾隆朝文字狱,作用已经发生改变,受到镇压的人,由康、雍时代的汉族士大夫,转变成在朝为官的满汉官员。正是从乾隆时代开始,在朝在地方为官者也为人人自危,即便他们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信件中也谨小慎微,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敢稍露对朝廷、皇帝的任何不满、怨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害怕以言获罪……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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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炮制文字狱,要对付的却在文字之外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二月,广西巡抚卫哲治接乾隆帝密谕:将内阁大学士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皇帝还声称,若稍有姑息,事“关汝身家性命”。
    这一谕旨毫无预兆,皇帝告诫,调查须“慎之密之”,另一边,陕甘总督刘统勋接通知,前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搜查“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
    很快,乾隆帝看到了二人的诗文,特别关注了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他从中摘出悖逆文字,逐句批判。其联想之丰富,让天下臣工折服。最终,胡中藻斩立决,鄂昌作为从犯,赐自尽。
    不过,依处理结果来看,这一由皇帝主动发起、精确打击的“文字狱”,有更复杂的动因,语言文字之罪,或许只是徒有其表的外衣。
“浊”清之罪

    乾隆帝给胡中藻所加的“悖逆”之罪,全从其诗文集《坚磨生诗钞》中解读而来,皇帝以己意逐句批判,写成一篇两千多字的谕旨。
    皇帝觉得本朝治理远超过汉、唐、宋、明,而胡中藻却说,“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即暗讽大清波折不断,“尚有人心乎?”更明显的“悖逆”是“一把心肠论浊清”,“浊”字加于国号之上,“尚有肺腑?”
    胡中藻两句“天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诗,踩中了“种族”的敏感词。乾隆帝认为,“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这是在挑拨满汉族群,一句“与一世争在丑夷”更是触发了满人敏感的自卑。
    皇帝又指胡中藻刻意区分南北,暗讽朝廷出现朋党。证据是,“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指南北之间的党人水火不容,又如“三才生后生今日”,将“今日”置于“天地人三才”之后,“指斥之意”昭然若揭。用词不当的,还有“亦天之子亦莱衣”,“亦”字“悖慢已极”。
    更恼怒的是,皇帝判断胡中藻暗中诽谤他本人,譬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
    又如“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儿彼因时迈”,讽皇帝如周王一样“南征而不复”却“不觉”,还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则在指责乾隆帝灾害反应太慢,“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
    而在其所出试题内,皇帝还捉出“乾三爻不像龙说”,认为,龙与“隆”同音,乾不像隆,“诋毁之意可见。”不唯如此,皇帝还发现了指责已故孝贤皇后干政的诗句,即“并花已觉单无蒂,”皇帝辩称:“孝贤皇后……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朕亦何尝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
    也许让胡中藻抓狂的是,皇帝还对诗歌中的“君”、“父”顺序吹毛求疵。看到诗句“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皇帝说,“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提到帝、后,胡中藻直接以“夫”“妻”相称,“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皇帝从中看出胡中藻对仕途相当不满,又有诗句“琐沙偷射蜮,谗舌狠张箕”,“青蝇投昊肯容辞,”皇帝认为是暗指其身边有小人进谗,“谗舌青蝇”特指重臣张廷玉。
    细数诸多违碍之例,乾隆帝似乎意识到舆论或后人对兴文字狱会有异议,便自我辩解“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理由是,诗文措辞、用意“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而是“谤及朝廷”,譬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又降一世夏秋冬”,是明显的“叛逆”,纯属政治罪。
    至于鄂昌,皇帝从满洲汉化的角度批判。乾隆帝称,鄂昌的《塞上吟》写得很差,“背谬之甚者”,竟称蒙古为“胡儿”,蒙古归附大清已久,还是满洲人的坚定盟友,“乃目以胡儿”,身为满洲人的鄂昌,岂不是自我诋毁?进而上纲上线,认为满洲人“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不知敦本务实,染上了借诗文诋毁讽刺恶习。
    相比之下,鄂昌之罪轻,似能在满洲内部消化,不幸的是,他与胡中藻是好朋友,胡是其叔鄂尔泰的门生,自诩“西林第一门生”,以鄂党自居,这就问题大了。皇帝指责鄂昌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诗歌悖逆之处,竟然不自行指出,不知愤恨,还“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看到违逆而不举报,可视与违逆同罪,是从犯。
激情办案

    胡中藻案是皇帝主动提出并交办的,与类似案子一样,皇帝不忘告诫刘统勋和卫哲治,查办时务必“慎之密之”,“不可预露风声”,以免打草惊蛇。
    尚不清楚皇帝从何处得来胡中藻诗文涉悖逆的消息,鄂、胡二人遭遇精确打击,定是皇帝预谋已久且有足够信心拿到想要的结果。卫哲治提交的胡中藻所出试题、唱和诗36首以及任陕西学政时的诗文一本,为皇帝三月十三日的长篇大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加上先入为主之成见,皇帝的“解读”自然得心应手。
    “证据”到手后,谕旨发出,办案不用藏着掖着了,重点随之转移——不是获取更多证据,而是防止“谬种流传”。为此,皇帝还特意换掉江西巡抚,命胡宝瑔走马上任,查抄胡中藻的江西老家,“倘查办不理,胡中藻或有供出藏匿销毁情形,必于胡宝瑔是问”,这一相当强硬的措辞,在胡宝瑔与胡中藻之间暗设竞争机制,意味着胡宝瑔必须赶在胡中藻及其家人销毁、藏匿字迹之前,把需要的东西找出来。
    胡宝瑔花了10天时间将查办情形上奏,计查出中四件朱批奏折、部分诗文稿、字稿,可以说,文字上的收获并不大,但重要的是,胡宝瑔已完全控制了胡中藻的亲友,控制了传播源。
    这些人是80岁的老母、十四岁的女儿、三岁的孙儿,俱是胡中藻最亲之人,但已不构成威胁,虽然其弟胡中藩在胡宝瑔眼里不是什么好鸟,诸如“狡诈、毫无学问、怀挟幸获”等道德牵连,并未给他带来更好的运气,经查,胡中藩家中并无悖逆字迹。
    胡中藻虽官居一品,老家的友人仅仅是两名知县:江西石城知县李蕴芳,以及试用知县申发祥,二人被疑理由与鄂昌一致,即“互相标榜,党恶无耻”,胡宝瑔迅速将其看管。
    乾隆帝对此相当满意,赞赏“所办甚是”,胡宝瑔刚刚上任即拿到如此奖赏,很不容易,再次上折时,请求将胡中藻“亲戚、门生、举监向与亲密者”都抓住,“务在从重”,不料碰了钉子,皇帝批示“亦不可过当”,不同意株连太多,仅要求对有贪赃前科的李蕴芳从重处罚,并查清乾隆十七年之后三年,胡中藻诗文何以没有只言片语。
    尽管皇帝怀疑尚有“藏匿、搜查未到、以及销毁灭迹”的诗文,但仍不愿意将事态扩大,而是将其维持在文字议题本身。然而胡宝瑔办案热情似火,特别积极,不光监禁家属、奏请胡中藻家财罚没入官,顺便参了江西按察使范廷楷一本,指其办事不力。胡宝瑔说,上任前,范廷楷曾查抄过一遍,但对胡中藻家人看护不严,“致有烧毁字迹、透漏银钱首饰之事”,胡宝瑔疑二者是进士同年,范氏有意庇护胡中藻。
    告范廷楷一状,更可视作胡宝瑔推卸责任之举。面对皇帝何以胡中藻三年内无一诗文的询问,胡宝瑔没办法交代,因为胡中藻家中没有找到相应档案,把球踢给范廷楷,似在告诉皇帝,范氏查抄时,纵容家人烧了,也有可能是胡中藻藏得太深,他请求京官审问胡中藻时能问出下落,“其毁灭藏匿之处一一指出”,以便查办,意在避开皇帝对于“疏漏之罪”的责问。
    乾隆帝并未有过激反应,仅以“知道了”敷衍,相比之下,他更感兴趣的是李蕴芳。胡中藻自比韩愈,而这名石城县知县自称“韩门”弟子,在皇帝批判之前,他似已得到其“师”或将出事的消息,便嘱咐其子将二人往来的信札、诗文全数焚毁。后审讯得知,这些文字不过普通的丧事问候,偶有官司勾兑。皇帝对此相当难以容忍,“此人实可恶,”“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宽也”。
    参了两名官员之后,三月二十八日之前,未有更多字迹出现,胡宝瑔两星期的查办之旅暂告一段落。而那边厢,刘统勋仅上了四道折子就将鄂昌查了个干净,还查出了其他涉腐猫腻。
    两相比较,胡宝瑔的压力很大。
“似过严矣”

    与胡中藻不同的是,鄂昌在语言文字之罪外,还有受贿行为。时任殿试读卷官的史贻直曾写信请求时任甘肃巡抚的鄂昌为其次子奕昂谋一官半职,不妨于“甘藩之任”,“鼎力玉成”,鄂昌为此还收了点小钱,并与时任吏部尚书的黄廷桂“舞弊市恩”。刘统勋称这事儿“非寻常贪鄙者”,意指鄂昌、黄廷桂以及史贻直结党。
    但史贻直坚不承认向鄂昌请托之事,倒是鄂昌供认不讳。有此口供,皇帝认为鄂昌“所犯之罪甚重”,再联想两人向来关系不错,鄂昌没必要诬赖好朋友,便坐实了贪贿之罪。
    这一“言”外之罪,足以让皇帝狠狠地办了他,但皇帝仍强调他与胡中藻唱和往来,特别是看到大逆不道之词,“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一事,实属“丧心已极”。
    刘统勋提供了两条定罪依据,办事得力。皇帝不无傲娇地告诉刘统勋“汝如此不瞻顾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
    主查胡中藻案的新任江西巡抚胡宝瑔,其执行力并不在刘统勋之下,但皇帝却并不甚满意。若依鄂昌案的标准,胡宝瑔在胡中藻的悖逆之文之外,查出李蕴芳与胡中藻“勾结”,已属有功,亦足了结此案。然而他似乎“积极”过头,挖出了更多黑历史,譬如胡中藻鱼肉乡里,“乡党受其荼毒,莫不怨恨”,其父出殡时,一处民房因挡道被拆,时任按察使的范廷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惩办了受害者。又发现其拟的父母寿联,云“两仪自然偕老”“十千岁永偕堂上我乾坤”,实“狂纵肆逆至于如此”,但并未说清楚悖逆何在。
乾隆帝南巡

    这些“用心”之处,没有招来皇帝的任何表态,仅以“已有旨了”“览”敷衍回复,但胡宝瑔仍锲而不舍,刘统勋上奏鄂昌贪贿行径的第二天,胡宝瑔请求京官审完胡中藻,若有新线索,不妨交给他去办,然立即招来皇帝一盆冷水:“令汝留心者乃谓此案之后,非指目今而言,似过严矣,不必。”
    皇帝意在防止扩大化,不料,胡宝瑔还是会错了意。也许他认为查出李蕴芳与胡中藻勾结案招来嘉奖,便再参奏试用知县申发祥“平时推尊逆犯胡中藻,互相标榜,党恶无耻”,皇帝仍不领情:“皆不必究矣。”再转向李蕴芳案时,皇帝给了胡宝瑔最后的旨意:“李蕴芳从重定拟,其余一概从宽,不必究矣。”
    三次“不必究”,意味着皇帝已完全控制住事态,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案结。照例,皇帝要求合议针对某一人的惩罚拟旨时,各部门揣摩圣意,一般会轻罪加重,重罪更重,以博嘉奖。这一“潜规则”的好处是,若轻罪由重判变轻,皇帝会获得仁慈美名,若重罪从重,各部门亦会收获皇帝的嘉奖。这次,也不例外。一个月前,奉旨调查的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拟了一出重惩意见:
    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出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
    简言之,胡中藻灭族,刻书、作序者得死。量刑比照雍正年间的查嗣庭文字狱案,该案中,当事人家族俱受牵连,无一幸免,事后,还有人报请参照此案停止江西乡试。可以说,惩罚将导致很坏的结果,由一人牵连整个家族,赶尽杀绝,再由家族牵连一地方的士子前途,招来万人唾骂。
    意外的是,乾隆帝驳回了建议,仅处斩胡中藻,知县李蕴芳,亦“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人俱“从宽免其缘坐”。至于鄂昌,“从宽赐令自尽”,留个全尸。至于请托索官的史贻直,以原官品级打发回老家退休。
    两案虽然始于“语言文字之罪”,处理结果却画风突变。
弦外之音

    胡中藻案,若以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标准衡量,皇帝只杀胡中藻一人,对其家人尽皆放过,抄家时,还指示胡宝瑔留一些资产给予其八十岁的老母,其他家人亦从宽免罪,这些料理,可谓仁慈之至。
    最惹人注目的,却是案中受牵连的官员,鄂昌也好、李蕴芳也罢,乃至刻书、作序的同僚张泰开,亦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外围官员中,胡中藻亲家张绍渠的弟弟张绍衡也被卷进来,胡中藻说,张绍衡曾在京得知《坚磨生诗钞》已被呈上御览。皇帝怀疑,胡中藻回老家后之所以诗作甚少,肯定是张绍衡通风报信,一定有人泄密。张绍衡供称,消息得自户部侍郎、殿试读卷官裘曰修,而后者矢口否认,张绍衡一口咬定信源属实。二人最终革职。
    至于鄂昌案,受牵连的则尽是其叔鄂尔泰家族中人,且皆身居要职。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因为明知鄂昌与胡中藻来往甚密,竟不告发,“不知愤恨,反与唱酬,实属丧心之极”,被发配边疆。胡中藻怀有悖逆之心,而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竟举荐他,不配享有贤良祠供奉,令撤出。当事人鄂昌被赐自尽,家人罚作奴婢。
    基于上述情形,学界一般将此案看成皇帝打击鄂尔泰党人的由头。毕竟该案中遭重罚的官员多与鄂尔泰有重要关系,如鄂尔泰家族成员、第一门生胡中藻,乃至同年进士史贻直(鄂昌甚至唤其为伯父),均遭整顿,这与当事人亲友遭大规模株连的一般情形大不相同。
    借文字狱案打击朋党,并非乾隆帝首创,乃父雍正帝就玩得纯熟,即如查嗣庭案,雍正帝借查嗣庭所出题目“维民所止”割掉“雍正”二字的头为由,杀掉了这名隆科多的旧人。胡中藻案亦不过是该情形的复刻。
    然而皇帝不可能明说真实用意,诸多要案遂穿着文字狱的外衣,戴着“悖逆”的政治罪面具出现,极大地震慑了高官。胡中藻案结不久,在籍终养的吏部尚书、浙江高官梁诗正“与人交接言谈时自必随时检点”,他告诉浙江按察使富勒浑:“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向在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用乾隆帝自己的话说,梁诗正已经“知惧”。效果立见。
    可以说,文字狱是皇帝驾驭、控制、威慑官僚的工具。官员诗文有无悖逆,全靠皇帝的一张嘴、一颗良心,并无明确的标准,由于解读一出即是定论,官员根本没法反驳,即便知道弦外之音,官员更不可能指出来,譬如诗人沈德潜因“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获罪,真实原因是乾隆帝十分不爽其将为皇帝的代笔诗作收入个人文集,他若知真实原因,亦是有口难辩。正是基于这种特性,皇帝用起来从未失手,虽然一度整肃了慵懒的官僚机器,但负面效果非常明显。这里就没法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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