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2011年12月22日） 作者：叶坤妮、叶介甫
胡陈杰（资料图）
胡陈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他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随朱德入川，在郭汝栋部任职。1930年受中央派遣，化名胡慎己，进入洪湖苏区，先后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新六军参谋长、红九师和红八师参谋长等职。1932年，在扩大化的“肃反”中被错杀，年仅29岁。在黄埔军校带头填表退出国民党
胡陈杰，四川铜梁县土桥场人，1903年12月12日出生。3岁时随父母迁居县城城郊东郭乡，7岁入私塾，后在县立小学读书。1920年升入铜梁中学五班学习。1924年夏，胡陈杰从铜梁中学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科。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胡陈杰积极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8月，胡陈杰来到了广州，找到了投考黄埔军校的报名处，不久就在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参加了考试。被录取后，编入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原来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的入伍训练，期满经考试合格后，才能成为军官生。 胡陈杰入伍不久，就由一个队长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但以后各期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并进行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胡陈杰被录取，分配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提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上讲话，提出“现在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胡陈杰向党组织请示，回答是每一个跨党的党员都可以自由表态，也可退出共产党，也可退出国民党。这实际上是对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胡陈杰表现得十分坚决。他还主动到政治大队各队去稳定一些同志的动摇心理，并和一些坚定的同志一起，带头填表退出国民党。在他们的影响下，政治大队3个队的共产党员一致退出了国民党。胡陈杰也在这一次斗争中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尊敬。 1926年6月上旬，为了培养随军北伐的政工人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广东大学开办了一个为时一个月的政治干部训练班，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挑选300余人受训。被选者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胡陈杰也被选中了。 在学习结束前三四天的一个晚上，队长突然给每个人发了一份调查登记表，并且交代在填表时不准互相交换意见。表上有“家属”、“通信处”等栏，特别有一栏问“是否跨党”，还注明“如果你只能参加一个党，你选择哪一个”。胡陈杰看后，毫不犹豫地写下“参加共产党”5个大字。 7月8日，政治干部训练班举行了结业仪式。第二天，北伐军即在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胡陈杰被分配到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当宣传员。 7月下旬，北伐军到达衡阳后，为了适应与吴佩孚主力决战的需要，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决定临时抽调部分人员下部队担任连级党代表。胡陈杰被派到第四军的一个先头部队。8月中旬，胡陈杰所在的连队进抵蒲圻县境。一天深夜，部队遇到敌人的偷袭，连长不幸牺牲。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胡陈杰指挥部队泅水突围。随后，他又率领这个连队参加了攻克汀泗桥的战斗。朱德派他到川军郭汝栋部工作
1926年9月中旬，胡陈杰来到了被北伐军攻克不久的汉口。接着，他被通知和其他一些同学跟随朱德入川。 原来，当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以后，因他曾和杨森是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中的同事，党组织就派他去策动杨森脱离军阀吴佩孚，参加国民革命军。9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并决定由朱德带领40多名政工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入川，以便在杨森部建立党代表制度。胡陈杰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挑选来跟随朱德前去任职的。 10月上旬，胡陈杰等跟着朱德乘船来到万县。军阀杨森看到朱德带一批人要按照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大吃一惊。杨森宣称，这些政工人员对他毫无用处，因为他的士兵根本不需要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是执行命令，战死沙场。如果让这些人在军队中谈民主和改善生活，只能惹出抗命和公开叛乱的事来。最后，杨森只同意让这些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政工人员到他所开办的专门训练低级军官的军事训练团去上课，而且只允许讲民族主义，不能讲孙中山的其他主义和政策。 一天晚上，胡陈杰来到朱德的卧室，要求派他到四川的另一个军阀郭汝栋的部队里去。郭汝栋是第二十军的一个师长，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川鄂边防军副司令，驻涪陵。胡陈杰说，郭也是铜梁人，是他的同乡，这个关系对他很有利。据他所知，郭当时和杨森有矛盾，比较倾向革命。朱德非常支持胡陈杰的建议，第二天就以党代表的名义给他写了介绍信，派他到涪陵郭部报到。 胡陈杰到涪陵后，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些。郭汝栋公开大讲革命，赞扬共产党，并且早在1926年7月就在他的部队里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尹肇州——一个曾经参加过同盟会的共产党员。胡陈杰被安排到政治部工作，并通过尹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且很快受到了郭汝栋的赏识。不久，胡陈杰便被任命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 1927年7月初，郭汝栋因急于投靠刘湘，便运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诱捕了他的老师、中共涪陵县委委员、农民自卫队总指挥李蔚如，并押解至重庆杀害。尹肇州因是公开的共产党员，经请示党组织后，辞职以示抗议。胡陈杰便接替了尹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以后，又担任了地下党军支书记。 10月，刘湘为了削弱杨森的力量，抓住杨森收容败退到四川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这个把柄，上告杨“勾结吴佩孚，潜谋不轨”，并推荐郭汝栋取代杨为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得知此事后，拟派胡陈杰等到南京活动，并许诺事情办成后，将任命胡为团长。胡陈杰及时将此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党组织认为这是进一步取得郭的信任、掌握兵权的大好时机。胡陈杰到南京后，通过他在黄埔军校的关系积极进行活动，终于促使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初明令撤了杨森的职，不久宣布郭汝栋任第二十军军长。郭为此对胡陈杰感激不已，但由于郭的师旅长们大都怀疑胡陈杰是个共产党员，任命他当团长的命令通不过，郭汝栋便任命他兼任副官长。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胡陈杰在郭部利用自己这种特殊地位，在情况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在组织和发展党的队伍、保护同志和开展兵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重庆和下川东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任白戈、邓劼刚等数十位同志到涪陵避难。后来，参加南昌起义被打散的一些同志也陆续来到这里。胡陈杰住的是单家独院，房子比较宽裕，这些同志便以胡的“亲戚”、“同学”等名义在这里住下来。那时，他家几乎成了旅馆，天天都是人来人往的，经常是十几个人吃饭，晚上就在屋子里打地铺睡，走时还要送路费。自己的薪水不够用，就写信向家里要钱。 1927年秋，刘湘指令郭汝栋厉行“清党”，指名要逮捕地下党员陈同生等人。胡陈杰得到消息后，便设法将陈等五六人安全地由郭部转移到万县、武汉等地。次年春，当时担任团副的袁镜铭在传递情报时被捕。袁系郭派往黄埔军校学习的7个亲信之一，郭汝栋对其十分气愤，准备处以死刑。后经胡陈杰大力援救，幸免于难。 1928年9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报道：涪陵郭部“政治部主任胡陈杰公布大举清共，连日在学校、铺户搜查，数日未获一人”。这就不能不引起郭汝栋对他的怀疑。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利。1929年6月19日，重庆《国民公报》在报道地下党活动情况时说：“尤其川东特委在川东各县活动异常，其原因盖由某主任系一共产党，而一般共匪系为其掩护。”1929年7月，郭汝栋命令胡陈杰对涪陵城镇、乡村、学校、店铺进行突袭性大搜捕，企图一举破获涪陵党组织，并暗中窥探胡陈杰是否通共。在这危急时刻，胡陈杰巧妙而迅速地传递了情报。在17日的大搜查中，除搜到少数书刊材料外，郭汝栋要抓的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抓住。 1930年4月中旬，郭汝栋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出川，一直调到湖北阳新县，进行反革命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郭汝栋的部队也加强了控制，如撤销政治部成立政训处，并由曾扩情选派特务担任政训处长。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郭汝栋请胡陈杰到他在汉口的家中赴宴。宴罢，郭汝栋将胡陈杰请入内室，对他说：“老弟，你知道今天为啥请你吗？我是为你送行的！”接着郭汝栋告诉他：上边要胡陈杰等登“反共启事”，不然，就要郭逮捕他们。他要求胡陈杰出国到日本留学，避一避风，等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再回来。当晚，郭汝栋派副官给胡陈杰送来600块大洋的路费。郭汝栋告诉他，出国的一切手续都由他找人负责办理。而胡陈杰考虑的是另一条道路——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战斗！受中央派遣进入洪湖苏区
1930年6月下旬，胡陈杰回到故乡铜梁。 7月9日拂晓，胡陈杰由弟弟陪同离开了故乡，取道重庆前往上海。在同妻子话别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说：“文锦，这一次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今后别说见面，就是通信恐伯也不那么容易了。我是共产党员，这你知道。如果我不死，今后会有完聚的日子。两个孩子，只有靠你了。我们的辛苦不会是白费的，再过20年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 胡陈杰到上海以后，为了便于活动，仍然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面貌出现，下榻于爱多亚路一个豪华的旅馆之中，并通过组织上规定的联络渠道，向中央表达自己到革命根据地参加战斗的愿望。 中共中央决定派胡陈杰去湘鄂西根据地工作。临行前，胡陈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了一张身穿僧衣、头戴僧帽、手拿佛珠的照片，背后题诗一首，诗曰：拔出慧剑斩六根，扫荡群魔朝至尊。 1930年7月底，胡陈杰化名胡慎己，跟随中央指定的向导，由上海溯江而上。最后化装成渔翁，坐着小舟，进入洪湖苏区。当时，湘鄂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周逸群和贺龙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0年夏，根据中央的指示，由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由孙德清、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贺龙和段德昌分任红二、六军军长。红二军团成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培养军政干部。胡慎己一到苏区，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在华容县的焦山河——一个江边小镇上开始了筹建工作。他带领教职工因陋就简，很快就作好了开学前的准备，并且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兼任政治课的教学工作。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要求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占领岳州，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红二军团于10月末渡过长江后，才发现红一、三军团早在9月间即已撤出长沙外围，退往赣西活动，根本没有再次进攻长沙。同时，红二军团在攻打津市和临澄的战斗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胡慎己领导的红大也被迫北渡长江，到洪湖集中。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湖北省主席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对洪湖地区开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集中洪湖所有武装力量成立新红六军，以段德昌为军长，陈培荫为政委，胡慎己为参谋长，担负起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的重任。新红六军成立后，遵照特委关于“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红六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敌之锐，转移到江南，集中兵力在站鱼须歼敌一个营，再次攻克华容县城，士气为之大振。接着又返回江北，恢复洪湖苏区。1931年3月下旬，部队掩护特委和苏维埃机关顺利地转移到洪湖瞿家湾一带，并且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不久，新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辖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在“肃反”中被错杀
1931年1月，夏曦到洪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夏曦为了实现“与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包围武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命令红三军向襄北发展，要求“不停顿地进攻”，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正如段德昌指出的：“夏曦毫不懂军事，只会叫我们拼命。” 1932年3月21日开始的瓦庙集战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次战斗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共出动14个团2万余人，向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主力则遵照省军委的作战部署，准备在汉川境内迎击敌人。但是红七师尚未到达集中地点，便与敌在瓦庙集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夏曦要红八、九师立即前往增援，“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瓦庙集战斗就打响了。时任红八师参谋长的胡慎己和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种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的打法，认为还是应该把敌人放进苏区打游击战。但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严厉批评。在七天七夜的血战中，胡慎己率领红八师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天下午，胡慎己去视察一个前沿阵地，发现在这个山头上只剩下六七个人了，而敌人又发动了进攻。他急中生智，叫战士们把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的帽子收集起来，摆在阵地上。自己带领战士们这边打一阵，那边打一阵，使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上山。待夜幕降临后，即带领这部分战士安全转移。事后大家称赞这种打法叫“新式草船借箭”。但是，由于夏曦指导思想的错误，在整个瓦庙集战斗中，红三军仅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而自己则伤亡1000多人。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指挥上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反而将失利的原因归之于红三军中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接着，便发布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训令说：“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这就是说，要借“肃反”之名，来打击那些敢于对夏曦的瞎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即所谓“捣乱”）的同志了。个性爽直、爱提意见的胡慎己，理所当然地成了“肃反”的首要对象之一，事实也正是这样。 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当时夏曦学习张国焘在鄂豫皖大搞“肃反”的经验——刑讯逼供。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为了迅速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均非用刑不可”。他们捉了这个特务队长以后，就严刑拷打，先要他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然后又指名问胡慎己是不是“改组派”，再要他供认胡慎己是“改组派”的领导者。对其他和胡慎己有过接触的人，胡慎己从红军大学带来的学生，甚至他为了工作方便在笔记本上所记的干部，都一一照此办理。就这样，5月26日在夏曦控制下的湘鄂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破获改逆（即‘改组派’）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红八师参谋长）负总责，以9人组织。”但夏曦在7月8日给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又把胡慎己变成了“第三党”。报告说：“红军中反革命派以第三党为主干，胡慎己1930年中央派来时，已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湘鄂西的。” 逮捕胡慎己，只是“肃反”的开始。夏曦在《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作斗争和纠正肃反错误的决议》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别的中坚”，从而把矛头对准了党的骨干力量。据夏曦在7月8日的报告中说，他那时已将红三军团以上军政负责干部28人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军直机关也有23人定为“反革命分子”。甚至把早已在一年多以前英勇牺牲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周逸群也定为“改组派”最高负责人，胡说什么他是伪装牺牲，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并且正在为国民党出谋划策进攻苏区。夏曦在“肃反”中独断专行，据贺龙回忆：“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同志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逮捕的人除了“一般对象”在基层“就地处理”外，各县及红军中主要的“反革命首领”，都集中到保卫局关押，苏区首府瞿家湾所有的机关都腾出来，作为临时监狱。据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仅在1932年5月至9月的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就“逮捕约计千余人”。 继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便是大规模的处决。被逮捕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般是很难幸免的。因为那时关于处决“反革命”有明确规定，一是红军营以上的“反革命”都要处决，并且一律不允许自首（即不允许坦白从宽），二是要“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即大搞唯成分论。胡慎己既是高级干部，又出身于封建家庭，当然是“在劫难逃”的。 1932年9月，在红三军从洪湖撤退的前夕，胡慎己和他的师长段玉林，军参谋孙德清，以及万涛、柳直荀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一起被杀害了，胡当时年仅29岁。在此之后，夏曦又接着搞了三次“肃反”。后来，段德昌、潘家辰等也被错杀了。 解放后，在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胡慎己被追认为烈士，遗属也得到了应有的照顾。但由于种种原因，胡慎己仍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1958年建成的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碑文上，就没有胡慎己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新修的《洪湖县志》上，甚至把胡慎己和潘家辰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给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写信，说明湘鄂西在“肃反”中遇害的大批同志，“如胡慎己、潘家辰，就不是特务，而是被错杀的”，并且指出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在革命史书中写下他们的斗争事迹，以教育子孙后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力拨乱反正，洪湖人民在瞿家湾为胡慎己修建了纪念碑，文曰：“胡慎己烈士殉难处”，并在洪湖革命纪念馆中展出了他的事迹。烈士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