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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不要把VC/PE管死 互联网不会颠覆传统金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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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8-04-12
来源:投资界(2013年12月6日) 王晖

    导读:“湘军”、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IMF官员、经济学家、金融专家、高盛、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春华资本……胡祖六(Fred Hu)这位传奇人物一直以来都活跃在国内外各大高端财经论坛与重要经济会议上,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着对中国经济的见解。
  “田园将蕪,胡不归?”这是胡祖六在新浪微博上的个性签名,不知道这是不是胡祖六从供职长达13年的全球顶级投行急流勇退一头扎进VC、PE行业,从而追逐自己心中那个Next Big Thing的切实写照……
胡祖六:不要把VC/PE管死 互联网不会颠覆传统金融

不要把VC、PE行业管死了

  “有关部门不要把VC、PE行业管死了。”胡祖六在接受投资界等少数媒体专访时如是说。
  “相比传统金融机构,VC、PE模式更加专业化与市场化,已经证明对促进中国民营经济与创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胡祖六显然对自己目前所从事的VC、PE行业信心满满。
    胡祖六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率、多层次、多元化的现代金融体系。而VC、PE行业对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意义尤其重要。
  在采访中,胡祖六用“市场化、扶持、创新”三个关键词来形容VC、PE行业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与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高度市场化。相比传统的商业银行、保险和证券,VC、PE的商业模式和架构与市场化更接轨。
  其次是扶植。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最好的民营经济企业如中国平安保险、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在早期基本上都是由VC、PE支持发展起来的。“如果靠国有传统商业银行,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数发展不起来。”
  最后是创新。不管是移动互联网,或者其他新兴行业,因为它有太多不确定性,可能成功,更多的是失败。“传统金融不可能给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国不可能,美国也没有先例,这些创新企业都是靠VC、PE扶植,,因为VC/PE投资家与创业者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他们愿意去承担各种风险,而且想得更加长远。”
  胡祖六强调,目前VC、PE产业在中国仍在发展早期,尚欠成熟,其所掌管的资产和投资金额占整个中国社会投资或者金融体系资产还是非常小的比例,甚至连1%都不到,但它释放的能量和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这一比例,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不能把股票市场当成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
  过去VC、PE机构的退出只有一条独木桥,那就是IPO,现在很多VC、PE退出渠道已经逐渐呈现多样化,比如通过并购等等,这也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
  当然,即使有更多并购,也并不意味着IPO不重要,并购和IPO是相辅相成的,按照国际经验,IPO市场越活跃并购就越活跃,反之亦然。“所以大家不要以为IPO不行可以靠并购,这也是一种幻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这是资本市场的规律。”胡祖六说道。
  胡祖六对当前的IPO制度表示不解,“不能把股票市场当成一个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这完全不可取。”他建言称,中国证监会应尽快恢复IPO发行市场,进行自由市场的选择,而不是靠行政来决定。
  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让市场更加健康均衡的发展,而不是把市场管得太死太细。
  胡祖六认为,如果想要资本市场真正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不能继续现行的证券发行行政审批制。“我觉得注册制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去搞审批。”胡祖六说道。
  对于注册制,投资者也有两方面的担心,一个是一放就乱,另外一个是供给过度。
  胡祖六指出,为什么中国股市没有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因为中国的股市还没有代表性,国家总共有几十万个公司,很多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东西还没有在股市里面体现,假如有更多企业可以上市,这样才会给投资者更多的选择。
  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禁锢思维依旧,相关监管部门一直觉得股市低迷就少发行。其实中国老百姓的闲钱很多,中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只是大家不愿意把钱投资到股市,宁可买理财产品或者投资房地产,因为老百姓对股市没有信心。
  对于政府监管,胡祖六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很支持证监会对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包括VC、PE行业,所做出的一些非常好的探索和尝试。”如果说某家机构欺诈、损害投资者利益,应该通过法律的手段,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
  “银行暴利说”不恰当,认为做金融容易是大错特错
  金融不是什么企业都擅长的,很多做实业的老板觉得实业太辛苦,做金融容易,其实是大错特错。“真实的情况是,金融行业的监管更厉害,而且经营风险也更高。”胡祖六说道。
   以证券市场为例,中国证券市场二十年来,至少有三波证券业全行业是靠政府挽救。“不要以为那个东西好赚钱就没有风险,我觉得可能比实业的风险可能更大。”胡祖六强调。
  胡祖六也不同意“银行暴利说”,他指出,银行盈利能力强,不仅使股东得到较好回报,而且使中国金融体系更稳健,从而保证信贷供应,符合国家整体利益。银行能对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好事情,假如银行持续亏损,,银行面临倒闭风险, 老百姓怎么敢把钱放在银行里。
  并非零和博弈,互联网不会颠覆传统金融业
  2013年,可谓互联网金融的元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打造的首个互联网理财产品“余额宝”,因其超高的活期利率收益以及灵活的资金转入转出,一度成为了互联网金融的代名词。上线短短5个月资金规模即超过了1000亿元,并已累计为“余额宝”用户实现收益7.88亿元。其背后的天弘基金也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牌基金公司逆袭成为中国最大货币基金管理公司。10月28日,百度携手华夏基金推出的首款理财产品“百发”,10亿元额度4小时即宣告售罄。
  以阿里巴巴、百度为首的互联网公司以颠覆者的姿态向金融行业发出“挑战书”,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更是向金融行业喊话,“今天金融行业对互联网的了解,远远不如互联网对金融的了解。”银行业、基金证券行业从业者一时间诚惶诚恐,一些危言耸听者更是扬言,互联网将彻底颠覆传统金融行业。
  对此,胡祖六如指出,互联网确实给很多行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与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不过,他认为互联网公司的进入并不会颠覆现有的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的参与反而给金融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和契机,金融这块“大饼”只会越摊越大。
  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前高盛大中华区主席似乎有他的逻辑。他认为,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可以利用互联网低成本分销模式,利用掌握的信息资源,以及大数据的手段,服务传统金融体系没服务好或者相对薄弱的细分领域,比如中小企业融资和消费融资,这些领域的特点是比较分散,用户群体众多、服务面广泛。“在金融行业,互联网公司将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和延伸存在。”胡祖六说道。
  这一观点似乎与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兼CEO马明哲对互联网金融的的看法趋同。马明哲此前在由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马明哲三人牵头成立的国内首家获得保险牌照的互联网公司众安保险上线当日指出,互联网绝对不是取代现有金融体系,反而,互联网上比较合适于小额、大数量、标准化的金融产品。
  不过,胡祖六也告诫传统金融机构必须唤醒,变革现有的商业模式,张开双臂迎接互联网的挑战。未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这样的金融机构可能抓住机遇,利用互联网,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好,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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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户口制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2013年4月9日)

    “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4月7日下午,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城市化的质量分论坛”上认为。
     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胡祖六:户口制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4月7日下午,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城市化的质量分论坛”上认为,户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在今天非常不合理,既不效率也不公平。而城镇化不单纯是一种人口横向的流动,而且是垂直流动,即能享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会服务。
  以下为其讲话摘要:
  提问:胡博士,我看到你在博鳌各个场合呼唤自由的声音,户籍制度对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束缚的作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祖六: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安排,我们从建国以后引进户籍制度,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整个就业的机会、粮食的供应,到住房、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短缺,是一个短缺社会,所以政府引入户口制便于统一的安排,你在国营企业或者在城里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等等。这种制度应该说美国也是暂时、短暂的统治经济,因为短缺只好这么安排,就这么延续下来。
  我认为这种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合理。怎么说?低效率,把社会大部分人口人为限制在某些地方,比如农村,很多富余劳动力的潜力不能发挥。90年代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政府非常关心农民,三农问题每一届政府都提,但农民的生活永远不能改善,因为70%的人口要分享15%的附加值,农村绝对贫困永远不可能解决。
  今天我们讲城镇化,现在提出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实现收入“双倍增”,到2020年变成一个发达社会的目标,我觉得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是很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但我们前面讲到城镇化不单纯是一种人口横向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垂直流动,什么意思?你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会服务,张市长谈到医疗保险、养老、失业保险、教育等等。
  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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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能
来源:凤凰卫视(2012年8月6日)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明显,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博士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经济成长的能量还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只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道路,继续坚持融入全球化,中国经济是可以有很大发展的。
  凤凰卫视8月4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胡祖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还有巨大潜能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正式发布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其中指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但仍然能够保持7%至9%的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仍然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对于中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即使是一个百分点的缩减也影响重大,那么未来20年什么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力量呢?中国的优势和局限又在哪里呢?中国经济延续其奇迹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春华资本集团主席,经济学家胡祖六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让我们欢迎胡先生。
  解说:胡祖六,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博士在创立春华资本集团之前,担任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为高盛在亚洲地区的发展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并主导完成了高盛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标志性项目,他曾在高盛集团的主要全球委员会任职,包括全球合伙人委员会,全球投资银行领导小组,松树街领导力计划,既高盛大学以及公司文化、多元化和领导力委员会。胡博士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他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长期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财政和养老保险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独到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
  胡博士是香港特区政府战略发展委员会,香港证券和期货交易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目前,除了担任数家公司的董事之外,胡博士还担任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
  王鲁湘:胡先生您好,上一次做客《世纪大讲堂》应该是,正好是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您分析了金融危机,当时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办的一些问题,那么您今天好像又是在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放缓的趋势的时候,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来到我们大讲堂,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经济应该何去何从。那么您对中国经济现在这样一种放缓的趋势,您是怎么认为的?您说的这个经济演讲题目中间的新十字路口又是一个什么意味呢?
  胡祖六:就是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打下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又面临着新的一系列的困难,挑战、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这个时候我们从宏观战略来说,我们所做的这个决策就对我们未来20年、30年,能否继续我们过去那种高速成长,就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的十字路口,就很像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环境和一些挑战,很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那种比较高的不确定性,所以那个时候南巡以后,我们推动这个市场化的改革,加速改革,包括最后进入WTO,所以才使过去20年中国这种经济保持一种双位数的高速的成长。
  所以我们是有这种机会,所以关于这个未来中国的前景,很多人都看到目前这种走下坡路,比较低迷的情况,觉得以后可能不只是今年甚至下半年,或者说是短期的事情,恐怕是未来10年、20年,我个人是比较审慎乐观,因为我觉得中国还很大的潜力与空间,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能量还没有。
  王鲁湘:释放出来。
  胡祖六: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道路,继续坚持这种融入全球化中国是有很大的继续光明的前景。
  王鲁湘:就正好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到5000美元这么一个线是吧,也就所谓中等收入,而这个时候正好我们又进入一个经济放缓的这样一个经济过程,这两个过程碰到一起以后,就说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所谓中等收入陷井这个问题,就是拉美模式问题,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重蹈拉美模式的覆辙。
  胡祖六:我们要看东亚,中国是个东亚国家,我们的经济成长模式更多是像日本、韩国、台湾,东亚时下的这种模式,低成本的制造业,出口拉动,比较外需型的这个经济,那么东亚是避免了这种中等收入陷井的,那么拉美国家确实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尤其80年代是失落的10年,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的泥潭不可自拔,所以叫拉美国家在这个,像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在一个比较中等收入的水平徘徊不前,有几十年没有高速成长,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经济学术界还有政策界,还有广大的关心经济的朋友。
  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刚刚进入这个门槛,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政策的决策,这个就说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不知不觉的,一不小心就陷入这种类似于拉美式走过的中等收入陷井,或者如果我们继续政策非常的明智,非常的审慎,那么我们是有可能更加复制,像我们东亚邻居一样,到了这个中等收入并没有徘徊不前,是继续地往上走,最后进入发达经济体这个行列,我个人更多是后者,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比较复杂,比如尖锐,我们要乐观,但是也得(有)很清醒的头脑。
  解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的黄金期已经过去,处于新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该往哪走,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是否还可以持续,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景如何,《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正在播出。
  王鲁湘:好,现在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胡祖六先生演讲。
  胡祖六:大家下午好,我很荣幸又回到凤凰《世纪大讲堂》,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在经历了30年高速成长以后,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国经济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同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那样,我们现在又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做一个探讨。
  我想主要介绍四大方面,第一,中国经济的黄金期是否已经过去。二,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的陷井。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如何确保我们未来可持续的成长。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否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经济从去年下半年来明显减速,2012年第一季度,尤其是最近两个月,进一步显著地放慢,引起了许多的担忧,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GDP增长率走低,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随着中国人口老化,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加上结构的瓶颈,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减速阶段。
  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布把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为7.5%,显著低于以往的增长目标,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有些评论视此为官方对于中国进入一个永久的低速成长期这一事实的一个正式的默认。然而,不管人们如何解读官方的GDP成长指标,通常并非实际的经济表现最好的预测指标,历史上实际的增长率总是大于官方的指标,所以其实中国政府今年调低GDP增长目标,主要的目的应该是给公众,尤其是给地方政府送一个明确的信号,就今后我们不再拼命追求增长的速度,而是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在需求结构,比如说出口与内需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并且在经济成长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以及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实现更加和谐的兼顾协调。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明智的考虑,尽管中国曾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双位数GDP成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极其粗放的,低效率的,我们的过高成长依靠的是巨大的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的过高的投入,表现在占GDP达45%,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高投资率,而高投资率是靠银行的信贷膨胀和政府公开的赤字或者隐形的赤字,比如说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这样的高杠杆的支撑,结果造成银行不良资产,企业与政府债务负担上升,威胁了金融稳定,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货膨胀,甚至资产、房地产泡沫,这种高成长还带来了人员与原材料的空前的消耗。
  推动了全球自然资源价格的飙涨,并造成了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就好像在一条并不稳固的轨道上全速疾驰的高铁,中国经济近10年来双位数的高成长率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也必须指出,降低官方GDP的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低成长,对于中国就是个更加合乎情愿的良好的选择,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百姓,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吻别世界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而接受一个新的,但是很平庸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高成长的确造成了不平衡不稳定的现象。
  其背后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高成长本身也为化解这些问题争取了时间,提供了资源,创造了条件,如果中国经济一旦陷入衰退,失业剧增,类似于美国和欧洲近几年所经历的情况,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的刚性结构将难以应对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测试,我们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缓冲垫,中国的决策精英与国民也没有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在完成经济赶超美欧日,发达国家的过程之前,并为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之前,我认为中国几乎没有选择高增长或者低增长的这种奢侈。
  幸运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地释放,高速追赶发达国家的空间仍然巨大,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过5000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93位,仅为美国同年人均GDP的九分之一,显然,与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仍然甚远,所以追赶的潜力空间依然巨大,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是仅仅刚过一半,比如说城镇化刚达50%,如果我们再过20年,中国城镇化的比率达到今天韩国、台湾的水平70%以上,那时候我们的城镇人口就会有10亿,而城市化这个国际经验,还有我们国家特别是近10年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是推动内需,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运输、电讯、能源、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还有医疗、教育、娱乐服务等等。
  是推动内需最重要的一个马达,所以城市化是未来中国20年发展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是很多国家比如说现在正在挣扎的这个欧洲,不可有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优势,此外,我们的高国民储蓄率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靠外债来推动中国近来成长,靠我们自己的储蓄,我们丰富的人力资源,因为每年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全球排在第一,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创业的热情与能量,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潜能,我们可以总结过去30年高速成长的经验与教训,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而能够导致中国继续地成长,这第一个问题,就怎么样看待当前我们经济放慢,中国是不是已经告别一个黄金发展期这么一个问题的看法。
   胡祖六:打破国有垄断保障公平竞争
  解说: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吻别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潜能,如何看待中国是否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吗?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中国未来需要怎样的经济模式,《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正在播出。
  胡祖六: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下,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的陷井,所谓中等收入的陷井,就是在人均GDP达到5000至15000美元之间的这个区间的时候,GDP增长就开始减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一个低成长的轨道,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中等收入陷井并非经济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我们观察近两百年的经济史,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低成长低收入的状态,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水平,最后转型成为了高收入的富裕社会,所以欧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是一个动态、复杂,但是是非常连续的过程,并没有在所谓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停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扩张,最终使日本沦为废墟。
  但在二战以后,日本又奇迹般的复苏和崛起,确立了其先进发达国家的地位,东亚四小龙紧步日本之后,经济起飞于1970年代左右,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水平,两次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传统产业竞争力的丧失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并没有使它们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井,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在长时期保持的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并最终成为了高收入的经济体,今天如果你看IMF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这个四小龙都是在跟欧美发达国家一起列为这个高收入的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在经过了30年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有些跡象表明,中国也有可能步拉美国家后尘。
  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这些拉美大国,资源丰富,与盟国一样曾经为欧洲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比如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美洲排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是大萧条以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拉美国家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严重贬职的恶性循环,拉美经济完全停滞,甚至大步地倒退,经历了失落的20年,在1980年和2000年之间,人均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如果有中等收入陷井的话,拉美国家绝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东亚四小龙和拉美的经历也清晰地表明,中等收入陷井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
  而是人为的政策的结果,坏政府和坏政策,把充满发展潜力与资源优势拉美国家推向了一个绝望的陷井,而东亚四小龙的自由市场开放与审慎财政货币政策,使它们克服了土地狭小,资源短缺、人口拥挤的瓶颈,极大地发挥了企业家的创业潜能,取得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从而迅速地迈入了高收入的社会,我想最后与大家探讨,我们如果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要避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慢速的发展轨道,我们未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经过3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个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就在我们试图努力说服,美国、欧洲、主要贸易伙伴国来接受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有自知之明,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市场经济应该说依然是幼嫩的,脆弱的、不完善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都说明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尽管市场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或者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其他经济模式都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连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惊叹,资本主义在它一两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这是马克斯在《资本论》那是1860年写的,那时候资本主义才100多年的历史,他说在这个100多年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超过了所有之前人类历史的总和,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资本论》,但是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呢表现了不同的形态,一种主要形体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和约瑟夫熊彼特所推崇的,就是创业性市场经济,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以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创造性的破坏为典型标志。
  但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形态,就是曾经或者继续流行于拉美国家,东南亚、特别是印尼与今天的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有些学者包括吴敬琏先生,也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国家目前有些现象,也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个色彩,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官僚资本主义,因为毕竟国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现与运作,依赖一个庞大的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体系,官僚资本主义,通过政府过度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从事以盈利,而非以社会价值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它通过行政垄断、特殊的法规,监管的政策等等,让国有企业优先享占稀缺资源。
  比如说国土、土地、能源或者电信、电力、电视网络、航空、铁路、金融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享有国家监管与产业政策的倾斜的支持,享有低息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等,在官僚资本主义下,非常类似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市场准入受到限制,竞争受到压抑,市场经济的固有优越性得不到发挥与释放,所以官僚资本主义是低效率的,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官僚资本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由于政治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使用的高度不透明,缺乏适当的制衡与问责,往往导致腐败盛行,在国企与民企有特殊政府关系的人脉与无关系的市场参与之间,造成了极不公平的游戏场。
  与此不同,创业的市场经济保障企业再一个公平透明的法规政策环境下,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约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滥用特权,公平透明的环境,大大压缩了滋生腐败的空间,它虽然不能总是确保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公平,但它至少是高效率的,能够确保社会稀缺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与利用,能够增添国民财富,从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最好的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也可以享有经济繁荣,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曾经有一段经济好像一跃千里,势不可当。
  但是最终低效率与不公平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逐渐地丧失活力,走向停滞,比如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完全就已经停滞,最终酿发社会与政治危机,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下半叶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与严重债务危机,与其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紧密的联系,而创业型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经济真正的优越性,具有巨大的能量、灵活性,与自我调整能力,能够充分调动与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与创业热情,引导资源最合理的配置与利用,刺激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扩张,与经济可持续的成长,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只要加速与深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打破国有垄断,壮大私人企业,保障公平竞争,鼓励研发创新,换言之,只要在我国建立与完善创业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就能够充分释放出我们固有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未来保持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高速成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
   胡祖六:美国最接近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
  解说:经过3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建立起了初级的市场经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高速增长,需要建立与完善创业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新兴产业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看待印度、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与新十字路口的抉择》正在播出。
  王鲁湘:非常感谢胡祖六先生精采的演讲,我们都知道一个经济体的成长其实离不开几个基本条件,一般地说总结为三个条件,一个是科学的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再一个就是人力资本,还一个就是制度因素,那么我们从胡先生的这一个演讲中间看得出来,实际上制度因素可能是我们中国这个新十字路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必须要经过全民的这个思考来进行一次历史性选择的一个问题了,我们30年前进行过这样的选择,但是30年以后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更全面地,更长远地来思考这个问题,进行一次选择,否则的话我们的人力资本优势,我们的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这根本就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和支持,好,我们现在进入现场提问阶段,在这方面有问题需要和胡先生进行讨论的请举手,好,这位先生。
  学生:尊敬的胡先生你好,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系的研究生,很高兴能听到您演讲,刚才您在演讲当中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应该学习我们的东亚邻居,像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而最近我就在看一些关于日本韩国的一些资料,就是它们有提到于,就是它们可能跟欧美发达国家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它们有自己的那种财团模式,就是产学研在一起联合,就它们的政府在发展阶段,尤其像日本的那个通商产业省市,就是经济产业省,还有韩国的国家开发计划,类似于这种研究院,它们那个政府之间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比较紧密,有点类似于那种,您刚才提到那种国家资本主义,但是我界定的不是太明显,就是您觉得,就是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它们从,无论是制度上,包括这些企业上,对我们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好,谢谢。
  胡祖六:其实呢我觉得所谓的东亚,特别是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可取的一个模式,其原因正像你所指出的一样,就说它们可能这个政府还是官僚有时在经济中的干预,还是有过度之嫌,特别是这种所谓大财团这种模式,政府支持,其中它们也有很多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也有很多黑箱操作、有很多腐败,所以呢非常的,所谓黑金政治对吧,所以导致这种不公平,也更没有效率,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从亚当斯密或者约瑟夫熊彼特这个学说里边,最完美的就是完全是自由竞争的这种,创业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最理想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美国是最接近的,最接近这种所谓的模式。
  比如说1980年代对吧,那时候比如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美国最受人尊敬,这个最有影响的这个高科技公司就是IBM,Big Blue,最蓝筹的蓝筹企业,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开始,还没有开始四个现代化,那就希望能够学IBM,能够希望中国有自己的IBM,但是那时候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公司叫微软,就是由于哈佛大学的一个叫保罗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肄业生,这个白手起家跟几个朋友同学就创办这么一个叫微软的公司,这就是微软过了10年,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微软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小企业,最后迅速成长为一个巨人,取代了IBM,成为这个美国也是全球最值钱的最有价值的高科技公司是吧,好,它微软领的风骚差不多10年、20年,那么到了这个2004年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个又是个新的企业,谷歌,那时候很小,斯坦福大学的几个学生创办的。
  就挑战这个微软,但是没能取代微软,但是微软的宿敌、苹果,又能够凤凰火中、浴火而后生,最后能够推出很多像我这种,所喜欢的产品,今天取代了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乔布斯去世以后,甚至乔布斯去世以前,苹果的人我接触的他们都有一种非常大的忧患意识,他知道他们本来曾经快要破产,现在终于能够起来了,但他觉得一点都不能停留,他不停要创新,因为现在有脸谱,也有亚马逊,也有谷歌,很多都在后面穷追猛打,所以它的这种地位也是不能够保护的。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创业型的市场经济,它非常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下一位。
  学生:胡先生刚才提到了脸谱、谷歌这些新的产业,包括您现在所用的平板电脑,那么我就想,中国现在的新兴产业应该如何发展?它们应该如何创新?包括像中国现在新的神舟飞船已经上天了,说明我们现在国家在高精尖技术是在世界上领先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如何将这些高精尖技术,在民用方面进行,并且创造可观的生产的总值,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胡祖六:你提的这个关于创新是吧,就像谷歌、脸谱,你像我们国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也非常重视这个自主创新是吧,也意识到,我想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意识到,我们各种靠低成本,这种低端的制造业是蛮有危机的,对吧,没有竞争力,没有这个,边际利润非常低,所以我们要转型,要非常重视这点,但是呢这个其实要中国变成个创新大国,也具备很多条件,比如我们现在人才,我们的内需市场对吧,这都是非常连韩国都没有的这个优势,如果从创新来说,我们是更加由美国这种优势,但是呢我们在人才这个制度的就是还有金融体系方面,还有需要改善的空间,比如你单从人才,想想前苏联从科学家,工程师的这个质量和数量来说,可以说前苏联与美国不相伯仲。
  可以说是相媲的,但为什么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影响人类最大的这个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基本都是在美国发生的对吧,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也是第一个把人送上天的,但它是国家通过行政的意志,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去做一项,完全是不计代价和成本,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科技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大部分的科学家工程师并没有像比尔盖茨,像马克扎克伯格,去创造一种有价值的这种企业对吧,推动社会的创造就业,创造税收,所以没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没一个好的包括法律,包括保障财产权利,保障知识产权,它就不能够刺激创新,它是靠国家的意志,这种东西只能够维持一时,不可能永久的,也不能转化成生产力。
  杨静:胡先生您好,我是中国经济网的杨静,刚刚读过一本书,就黄亚生先生写的《中国模式》,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是推崇了印度的这种是自由市场制度,有像您所说的,它是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他提到说,我们中国的这种高经济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印度现在的经济,包括它的社会也是高度腐败的,也存在整体的低效率的现象,另外李稻葵先生呢,他在《乱世中的大国崛起》这本书里,他也提到了,那苏联解体30年之间,它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还有这种腐败的现象,经济发展低效率也是存在的,那您说我们的中国经济处于这种新的十字路口,怎么能保证我们就能走向,中国就能走向美国的这种完美的模式,怎么能避免我们不沦为,就说印度和俄罗斯的这种模式,怎么能保证,我们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胡祖六:谢谢你,那个你引述的这两位作者黄亚生和李稻葵,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我对他们的观点都比较了解,特别黄亚生先生,他这个推崇印度,他更多是觉得印度有很多私人企业,比如说像我们走出去,印度它很多这个大的企业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国有企业,它这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投资,这个很多是国有的这个大企业,比如像2009年的那种经济刺激,是吧,大部分都是比方通过铁道部,或者说这些国有企业来实现的,这点东西他非常推崇印度,但是呢我还不把印度看成是个自由市场经济,过去十几年印度也是一个高速发展,所以跟中国被列为金砖的四国成员之一。
  但是呢印度这些腐败,就是因为,一是它这种政府的权力还是太大了,还是不够透明,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也是面临着跟中国,目前同样的挑战,至于说前苏联,苏联解体以后吧,就从1990年以来,而且是典型的还是一种,虽然说以前是纯粹的,全国有的这个中央计划经济制度,那么后来开始想转轨对吧,开始有些私营企业,有些竞争,有些开放,但是是远没有完成的,它基本上还是个典型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特别像最近一些年,普京这个总统在试图要重新国有化,重新占领这个经济的制高点,这点呢我觉得对未来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是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的。
  我想基本上可能是负面的这个影响,而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这个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比如跟俄罗斯人比,我觉得中国人,这种创业的这种文化传统,要更加这个深厚,这个具备更多条件,对吧,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开放度等等等等,还包括我们的金融市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也是全球差不多第二第三位的这个从规模来说,当然我们质量效率,还有跟大的改善的空间,这点都是俄罗斯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优势,就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继续地坚定不移地按照我们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那样,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不是一种国家,或者官僚主导的这种经济体,那么就能够真正能够发挥,释放中国人每一个,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年轻一代,所拥有的这种创业的这个能量和潜力。
  王鲁湘:好,这位同学。
  学生:谢谢胡老师,我看到的资料呢就是八九十年代,拉美的政府,确实有您提到的那些问题,但是它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并不是没有采取过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经济学上经常说的SAP,就是这些结构调整项目,这些东西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很多经济学家直接就空投到这些拉美国家,然后进行经济顾问,然后采取的这些改革的措施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些私有化,然后推进市场经济,然后进一步的国际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拉美国家呢,在采取了这些改革以后,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社会差距进一步增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且就是资源浪费,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在我看来呢,要不然就是这些政策,它并不能触及这些国家问题的根本,要不然就是可能这些政策,本身方向就有问题,我不知道胡老师是怎么想的,然后它对中国又有什么借鉴意义,谢谢。
  胡祖六:那个首先我们解读拉美,就是拉美的这个经历跟你刚才说的有些出入,到了70年代、80年代,(它们)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包括这个恶性通货膨胀,在那种情况下,尽管有些国家,比如像智利,在这个皮诺切特将军下面,引进了芝加哥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对吧,但那些都是不是很完善的,都是种叫没有改变根本的政府统治经济情况下,做了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改革,而且还过早,效果还没有展现出来,就已经被这种极度的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就特别债务危机,对吧,这个所掩盖,比如今天我们发现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这个本身是一个短期局部的现象,并不能够说明这个中长期自由市场经济无效,它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它自我调整以后,稳定以后,你看这种创业,这种效率,这种活力就会发挥出来,所以你说的这个拉美,曾经在70年代、80年代,做的所有的芝加哥学派的试点或者私有化,这些都是局部的,还没有成一种系统性的这种经济改革,而且就被这种债务危机所干扰,所打断,那么反过来是到了差不多2000年以后,基本上所有的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更不用说智利,都是有机会在一种比较宏观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也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这个极度的汇率贬职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这个结构改革,包括私有化,所以现在为什么像巴西,让它们加入中国,成为金砖四国,而且墨西哥现在也是非常,曾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经济非常不景气,非常没有活力,现在也开始比较,拥有稳定的成长,恰好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在中长期,显示出了市场化的这种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好处和享受,所以跟你原来说的这个解读有点这个稍稍的这个不太一样。
  王鲁湘:对视为中国经济最大难题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月份的4.5%快速下降到了5月的3%,出乎多数人的预料,而经济增速、从去年4季度的8.9%,降到了今年1季度的8.1%,同样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两项指标基本代表了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跌宕起伏,有喜有忧地,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日趋恶化,世界经济短期内看不出走出衰退的曙光,由此海内外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会通过什么手段稳住经济增速,并帮助世界经济走出泥潭,处在新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该如何抉择,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中国模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困难和挑战也逐渐显现,有些还相当严重,因此对中国经济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胡祖六先生在他的演讲中,剖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局限,在辨析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创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方向,让我们再一次感谢胡祖六先生,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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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企业卓越之路
来源:新财富(2012年5月22日)


    摘要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必须也一定会伴随着一大批优秀企业的出现。
  宏伟的愿景、卓越的领导、独特的文化、优异的产品、巨大的韧性和卓越的回报,是发达国家伟大企业共同的DNA。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哪些企业已经具备卓越企业的基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个国家的崛起无不伴随着一批伟大企业的涌现。这些企业顺应了工业革命的潮流,抓住了独特的发展机会,取得了瞩目的业绩。商业企业是一个国家创造就业、税收与财富的主要源泉,是国家经济强盛的支柱,是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基石。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必须也一定会伴随着一大批优秀企业的出现。从研究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是,哪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卓越企业的基因,有可能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军者?
  笔者认为,虽然企业的卓越之路各有不同,但伟大的企业皆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宏伟的愿景
  如果翻开发达国家的企业编年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企业在创业伊始,就已经树立了未来的发展愿景。高盛在纽约松树街卑微的地下室里,苹果在其创办人乔布斯养父狭窄的车库里,Facebook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就都已怀有鸿鹄之志,为未来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
  这些企业一开始可能只怀有朦胧的梦想,模糊的雄心,但它们自觉地将其加以梳理完善,使之逐渐变为清晰的战略,可行的行动规划,以及能够加以遵循的发展路径。
  没有伟大的愿景,企业就不能敏锐捕捉和充分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就无法充分发挥它作为一个组织在特定时代和市场环境下所具备的潜力,就不能形成独特有效的商业模式,并且难以鼓舞团队,激励出持续的员工士气和最佳的工作业绩。
  卓越的领导
  约翰·洛克菲勒与标准石油,安德烈·卡内基与美国钢铁,亨利·福特与福特汽车,赛蒙·沃尔玛与沃尔玛连锁超市,安迪·格鲁夫与英特尔,斯蒂芬·乔布斯与苹果,比尔·盖茨与微软,沃伦·巴菲特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等,一个伟大的企业从成长到壮大的整个生命周期,无不与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息息相关。
  正如平庸的将领无法带出骁勇善战的军团,平庸的管理团队无法打造一个伟大的企业。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尤其是顶层领导人才。一个卓越的 CEO,就像一位卓越的将军,必须具备战略思维、非凡眼光与个人魅力,能够吸引、凝聚和激励一支一流的团队,率领员工为了共同的发展愿景积极合作,确保经营计划得到一流的执行,从而带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独特的文化
  企业文化是决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之一。伟大的企业通常具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具备团队合作精神之外,还有着追求卓越,尤其是对不断创新的执著与高度关注。
  企业的创办者和CEO对于企业文化有着最大的影响,通过其信念、思想与言行对企业文化打下深刻的烙印。企业文化是吸引人才凝聚团队的胶乳,也是决定企业品牌与声誉的重要因素。
  优异的产品
  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商业企业成功的法宝在于能够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比如福特的T型汽车,微软的视窗运营系统与办公室软件系列,苹果的iMac、iPod、iPhone、iPad与iTunes,谷歌的搜索引擎,星巴克的咖啡,FedEx的快递服务等。
  伟大的企业一定拥有优异的产品,而平庸的产品却会损害一个伟大的品牌。只有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卓有成效的研发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受欢迎的优良产品与服务,企业才能持续扩张销售收入,提高市场份额与利润。
  巨大的韧性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性。变化是唯一的常数, 技术、商业模式、消费者品味偏好与行业竞争格局等,都是不断变化与更新的。昨日风行的产品今日就不受青睐了,曾经领先的技术可能过时了,可靠的商业模式也不再灵验了,或者面临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故与法律诉讼,宏观经济周期逆转,不时或有的金融危机,可能都会导致现金流恶化,债务负担急剧上升。可以说,企业从创立伊始到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会经历各式各样的风险,鲜有一帆风顺的案例。
  有效地识别与管理风险、灵活性、调整能力与创新,是企业基业常青的基本品质。苹果也曾一度频临困境,被人们遗忘。但是,乔布斯偏偏不认输, 重返苹果担任 CEO后,推出了一个接一个拳头产品,终于东山再起,使苹果成为今天全球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
  在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挫折、失败,甚至面临倒闭与破产的考验。企业生存与永续发展的关键是有能力从错误中学习,被打倒还能够拾起信心爬起来,展现顽强的韧性与忍耐力。
  卓越的回报
  与非盈利组织不同, 一个商业企业的成功最终体现为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长远价值。这是衡量一个伟大企业最综合、最重要的尺度。
  乔布斯之所以为世人尊敬,并不仅仅是他的非凡创造力与开发的优秀产品,更重要的是他成功把自己与团队的创造力和产品转化成了利润与价值。苹果曾濒临破产边缘,当乔布斯1997年重返公司时,公司净亏损8余亿美元,市值不到30亿美元。到乔布斯英年早逝的2011年底,苹果净盈利高达260亿美元,市值高达3740亿美元,成为了全球最值钱的高科技公司。
  股东回报率的差异往往反映了一流企业与平庸企业之间的根本区别。不论在哪个国家,或者在任何行业,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能够创造持久的与优异的股东回报。离开了这个硬指标,就不必奢谈什么社会责任等话题了,因为社会赋予一个商业企业最核心的使命正是创造价值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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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通胀风险居高不下 不排除继续加息
来源:南海网(2011年4月15日)


  胡祖六(左)认为,目前我国的通胀形势还是比较严峻,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后续政策还需要继续收紧,不排除加息的可能。(南海网记者张茂摄)
  南海网博鳌4月15日消息(南海网记者符泽亢)4月15日上午,正在博鳌参加2011博鳌亚洲论坛的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我国的通胀形势还是比较严峻,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后续政策还需要继续收紧,不排除加息的可能。
  4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0%,其中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这是自2008年8月以来中国CPI的最高水平,创下了32个月以来新高。
  对此,胡祖六表示,中国的通胀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通胀风险还是居高不下。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态势不会改变,不只是货币政策,还有相关配套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结构政策等都要收紧,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趋势性的风险,才能保证中国经济能够可持续的增长。
  对于接下来是否还会加息的问题,胡祖六认为,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加息的幅度和速度取决于通胀率的走势,今年能实现正利率就已经令人感到乐观了。他说:“从现在的通胀率和名义利率上看,实际上利率在中国还是负的,负利率对于通胀来说是火上浇油,为了使负利率的情况消失,名义利率继续上升的空间还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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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海归是创业者是财富新创造者
来源:新浪财经(2007年10月28日)


  2007年10月28日,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暨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与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新浪财经作为主办媒体全程直播了本次论坛的盛况。上图为高盛集团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主旨议题:海归的新使命上发言。
  新浪财经讯 2007年10月28日,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暨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与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海归、新使命”。新浪财经作为主办媒体全程直播了本次论坛的盛况。上图为高盛集团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主旨议题:海归的新使命上发言。
  胡祖六:我们这次论坛的议题是新海归、新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议题,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中国的留学生是中国的,是和中国一百多年来这个民族自强相连的。实际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是在鸦片战争几年之后赴美留学的,后来大批的青年就跟着去欧美留学。在西方的工业化,还有日本的崛起,形成了对中国的挑战,中华民族怎么办,怎么样走一条民族自强救国的道路?所以我想这是当时海归的使命,我们不能忘记留学生是怎么开始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第二我们几代的留学生回国以后他们做什么?就是除了少数从政以外,还有少数从军,绝大多数是在学校、教育科技方面,做科技的先驱者,中国近代教育的领跑者。一些新的留学生回国之后,把新文化、新知识教给我们这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说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又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应该是中国近代科技兴起的先行者,这是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几年是中国留学生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是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比拟的。留学生从知识结构,从学的专业分布面来说,都是最广的。不只是科学技术、工程、人文,还有法律、医药、管理、金融、传媒。现代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应用程度非常大的知识,我们留学生学的越来越多。
  留学生从容闳开始,都是国家和社会极度贫穷、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的重要支持力量。我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成长,工业化、城市化、私人经济兴起,国际贸易扩张,中国已经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几大经济体,所谓的这些都为海归提供了有用武之地的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这二三年来陆陆续续回国的留学生达到一百多万,绝大多数还是在科技、教育领域里面,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继续做科技的先驱者,文化教育的献身者之外,我们还要投身到经济建设,因为经济建设现在是中国的主潮流、主旋律,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海归投身到了IT、创意产业里面。这些才是我们海归的新使命,我们说他是创业者、是财富新创造者。还有一个我们是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就必须要有法制。所以我们这些海归也应该自觉的尊重这些法制,这里面包括财产权力、人权、知识产权都要尊重。
  另外我们要尊重我们国家的民主,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的时候也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我们对西方政治学有了解、有理论,但是没有直接的体验。经济学也是一样,博士毕业以后,在国际上大公司工作20年以上,不仅有很好的理论,还有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的从业经验。所以像欧洲、日本他们的社会,是在企业里面要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国,不仅是了解硬件,还了解软件,这样时候你回中国,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想说今天的留学生、当代的海归,不仅要跟我们的父辈一样做科技的引入者,做文化的教育者,还要做财富的创造者,做法制的捍卫者,做民主的启蒙者。因为我们学贯中西,我们了解中西方的文化等等,所以在中国崛起融入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球化的推动者,做中国联系世界的伟大桥梁,做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质。这就是我的分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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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拿来主义”胡祖六披露高盛入股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20日) 记者:韩瑞芸北京报道


  我们提供基本协议时,工行还没有财务重组,国家没有注资。我认为这是因为高盛极其珍视这个机会,清楚的了解它所包含的挑战与义务。
  用高盛(亚洲)有限公司(下称“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话来说,中国工商银行(6.080,-0.16,-2.56%)(1398.HK,601398.SH,下称“工行“)与高盛是相互信任的,甚至在工行仍未开始财务重组时,双方就已签订了投资意向。与此同时,双方的协商谈判也非常有效率。从2004年11月1日双方高层明确合作意愿的一个月后,高盛就提供了短短一页纸但内容实在的投资建议书。所列条款基本构成了双方最后的合作框架。
  目前,工行与高盛正在履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金交易、资产管理、公司与投资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员工培训,以及工银亚洲与高盛在发债和融资方面的合作等八个模块。
  “为了与一家机构合作而专门成立一个办公室(ICBCOffice),这在高盛是从来没有过的。”胡表示,该办公室职能是专职地全日制地协调高盛集团全球各个部门在各个领域与工商银行的全面合作。办公室的负责人是高盛亚洲首席执行官MichaelEvans。
  对工行如此大胆信任地表态,高盛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双方合作的实际成效离我个人的预期还相去甚远。”胡祖六又何出此言?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胡祖六。
  工行智囊库
  《21世纪》:工行的IPO刚刚过去。据我了解,高盛在背后起了很大作用,很多重要的事情工行都会向高盛征求意见。你认为,对于工行的IPO来说,高盛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胡祖六:高盛自始至终是工行的战略伙伴。近几年,高盛参与了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和上市,高盛一直都扮演财务顾问的角色。虽然高盛没有成为工行的承销商(这与其作为工行的战略投资者身份存在利益冲突)但我们还是尊重这种结果。只要有需要,高盛会尽可能地以其他各种方式去协助工商银行确保IPO的成功。
  《21世纪》:工行与高盛八个领域的合作都才刚刚开始,要说最看得到效果的可能要数培训了。据说高盛组织工行中层干部去美国受训,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很有效果的。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的培训项目?
  胡祖六:人才培训应该是多种模式相结合的。一家金融机构最关键的就是服务,服务在人,所以人力资本的培训很重要。工行人才大都是高学历,培训并不是要跟他们讲基本知识,而要讲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前沿的实例,以及现场的考察、观摩、体验等。培训项目中还有对董事的培训:你曾是一个政府官员,现在成为一家商业银行的董事,你的职责是什么,如何履行你的权力等等内容。还有对管理人员的培训,等等。
  《21世纪》:你如何评价工行和高盛合作的成效?比如据我所知,QDII产品的研发就是双方一起合作的,工行也曾在高盛内部推广信用卡。
  胡祖六:QDII产品的开发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项目。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全面合作的开始,也是双方互补的一个案例。但我现在还很难对双方的合作有评价。毕竟才刚开始,我觉得至少应该在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回顾总结。
  我的预期目标是,工商银行要被国内外资本市场认可,被社会公众认可,被监管机构认可,成为一家优秀的能够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稳健的、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一流银行。但我们不会急功近利。
  高盛的顾虑
  《21世纪》:你刚刚强调说,高盛对工行原本只是财务顾问的角色,之后怎么就改变自己的定位了呢?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有人质疑高盛这家非商业银行机构作为工行战略投资者的意义。
  胡祖六:高盛入股平安保险已经12年了,相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引进境外投资的案例之一。高盛不做保险,但作为专业投资银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专业的技术支持。
  同理,高盛不是商业银行,这不是弱点而是优点。高盛不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对工商银行的主营核心业务没有冲突和竞争。另外,双方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展开合作,特别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但未来五年十年会大发展的某些业务上,比如非利息收益,投资产品等等,而这些是高盛擅长的。可以说,高盛与工行是一种天然互补的,没有竞争的关系。
  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一点上,就我看来,工行与其他银行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高盛与工行的合作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们彼此了解。但正如我刚所说,高盛给自己的定位是做财务顾问,直到应当成为战略投资者这种新思路的出现。
  另一方面,恰好工行也分别与安联和运通提出成为战略投资者的建议,但这两家机构都觉得,对这项资金额巨大的境外投资的前景比较难评估。于是便找到高盛。因为高盛长期是安联和运通的财务顾问,而且当时已经成功地为交通银行引进了汇丰银行。
  《21世纪》:高盛当时是怎么建议的?而且,同样的争论有没有在高盛内部发生过,觉得比较难对投资前景做出评估?
  胡祖六:高盛是尽可能客观地做出建议。我们认为,安联和运通对投资前景的担心不无道理,比如中国的法治、信用、风险管理等等问题,这同时也是几乎所有境外机构对中国银行(3.910,-0.06,-1.51%)业的看法,但还是应该更动态更长远地去看问题。综合来说,高盛是鼓励投资的。而这个时候恰好工行也对高盛做出投资建议。
  但说老实话,现在要成为这么大笔交易的投资主体,高盛内部包括公司高层、董事会难免会在投资与否的问题上反复掂量。比如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资本市场不发达等问题。
  “神速”谈判的背后
  《21世纪》:听起来,你应该非常赞成这笔投资。我想知道,包括你在内,赞成的一方如何论证这项投资的可行性?
  胡祖六:对于一笔金额如此大的长期投资,自然会很慎重,因为有许多问题需要理清。而高盛的决策机制与合伙人文化非常强调共识,所以内部沟通与协商的工作非常重要,也很不容易。我们的团队写了几十页纸的分析报告,其中很多内容也被用来说服安联和运通的股东和董事会。
  这份报告认为,首先,要真正了解中国银行体系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真正了解工商银行这个明确的投资对象,真正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与国家金融改革整体蓝图。这才能使建议、意见、判断有可信度,有说服力。这是最基本的。
  其次,要客观、全面、准确、实事求是,不能盲目说好或不好,每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举个例子,虽然有三年投资锁定期,增加了显著的流动性风险。但高盛肯定是要长期持有的。不过目前中国作为一个转轨时期国家,金融体系还是有很多风险的。比如,宏观经济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对银行风险的暴露问题,怎么保护投资者利益等等,欧美投资者对这些问题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和评估这些风险因素。
  第三,要有长远眼光。工行有非常强的重组决心,但毕竟是国有银行,很多国有的文化习惯根深蒂固。我们相信经过较长期的持续的工行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的推动,投资风险应该是越来越低的。
  《21世纪》:虽然论证的过程有可能很漫长,但据说双方的合作谈判进展非常神速?
  胡祖六:是的,双方相交已久,相互信任,因此谈判都是开门见山,非常坦诚的。就在工行向我们提出投资建议后没多久,2004年11月1日,双方高管层在北京见面,明确了高盛的投资意愿。12月份,高盛起草了一份投资协议书,其中一些条款构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最终文本的主要框架,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看到的公开的内容。唯一有所变化的是,高盛在价格方面做了让步。
  你可以看到,我们提供基本协议时,工行还没有财务重组,国家没有注资。我认为这是因为高盛极其珍视这个机会,清楚的了解它所包含的挑战与义务。我们也有信心能为工商银行增添价值。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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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8-04-12
人物介绍:胡祖六
    胡祖六,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现已离职。有消息称其后会加盟私募行业。曾任瑞士日内瓦-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胡祖六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他被媒体评为中国最英俊、最富有绅士风度的经济学家。

胡祖六

    胡祖六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汨罗市新塘乡,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顶着洋学位,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搏击多年,拥有令人艳羡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国企业中国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
    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
    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主导了2012年对迅雷的5000万美元投资。
    胡祖六出生在湖南的汨罗市新塘乡(原属老湘阴县,1960年代从湘阴县独立出来成为汨罗市),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的省份,晚清的郭嵩焘也是湘阴人,他给小时候的胡祖六留下了神秘感。县志载,郭嵩焘早年海外留学,是中国人在英法公司里工作的第一人。他非常有远见,从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就断言日本将成为中国的大敌。郭嵩焘可能为胡播下了今天生命轨迹的种子。
    17岁时,胡祖六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他从汨罗县一中考上河南科技大学化工与制药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后来考中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学硕士。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胡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那时候,中国向美国公派了几位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就学美国哈佛大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王一江等人。
    在胡祖六看来,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尽管如此,胡祖六还是感到巨大的压力。首先是语言关非常难过,因为他以前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其次是文化传统的障碍,当时从中国出来的他们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而同班的犹太学生有着语言的天然优势,加上感性的直觉非常好,给他们几个中国同学很大的压力。
    "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几个都非常玩命,互相激励。"胡祖六回忆起当时的学习情况时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甚至四点睡觉。
    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祖六已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
    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1991年至1996年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
    但胡祖六觉得非常寂寞。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深受导师萨莫斯入世风格影响的胡祖六,怎可能拒绝如此诱惑。恰在此时,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学向公司推荐了他。正欲开拓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高盛投资银行对他非常感兴趣。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这些投行是世界经济生态链中接近顶端者。在这个生态系中,为跨国公司OEM加工产品者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传统的跨国公司,再上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垄断巨头(比如INTEL和IBM),而高盛等投行又是在他们之前,每年都要对这些公司进行财务资本等级,对经济预期进行评定。金字塔顶的是标准普尔,它则来评价高盛们。
    1996年,33岁的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却觉得风景如画的瑞士让人寂寞。
    10年后,这个不甘落寞的人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种论坛与重要经济会议上,人们关注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所倡导的经济变革方向,正与变化中的中国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对外表示:不应把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人民币汇率放开,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积极宣称,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这些声音随着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时,胡祖六亦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其判断力,胡被评价为“轻声说重话”,也因此,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2004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国际金融炒家
    离开高盛
    2010年3月10日晚间消息,有媒体报道称,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今日辞职。高盛高华媒体负责人随后向新浪财经证实此事。 据悉,从4月开始,胡祖六将辞去高盛职务,但仍将是高盛的顾问董事。有报道称胡祖六之后将投身私募行业。胡本人手机已关机。
    2010年3月,一条突发性新闻轰炸了国内各大财经媒体: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即将宣布退休,辞去合伙人之职。年仅47岁的胡祖六,说"退休"未免言之尚早,他的下一站自然成为猜测的焦点。介于"海归"金融人才进入国有银行、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已成为一种风潮,让人不禁联想,胡祖六是否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凭他的履历,足可担当某些位高权重的头衔。
    胡祖六1997年进入高盛,已供职13年。
社会评价
    胡祖六打着客观分析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在解释他的"五个论"时说:"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 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9日)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0月26日) 这些话的意思让人觉得,在外国名牌大学毕业暂时回到中国内地兼职的,基本上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丁学良实际上是把内地大学所有的经济学专业贬低得一塌糊涂,那么不著名的教授就更不够格了。所以他又说,"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其甄选副教授的标准,可作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这就更表现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都比内地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强。对内地那些忽悠的"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那些学者毕竟是少数,借这个机会,把内地的教授进行贬低,就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了。
    这是在讨论经济学吗?显然不是!这是在贬低内地的大学教育,我们并不否认内地确实有那么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特别是在郎顾之争中暴露出某些经济学家的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要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引起公众的反感。
    那么,我们看一看香港的情况吧!外资驻香港的金融大机构雇佣了一批从哈佛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表现如何呢?其中有些人也是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打着客观分析经济的旗号,我们举一个例子:
    胡祖六 (HU,Fred Zuliu)现任美国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曾获 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对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兴趣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看了这些,我们首先可以推翻丁学良所谓"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的说法,因为胡祖六是清华毕业的硕士,如果"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教师水平低。那么谁培养他考上哈佛呢?类似的情况很多,例如:丁学良本人,70年代末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也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丁学良:哈佛博士的酸甜往事》 《市场报》2005年11月11日 第七版)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了丁学良,可惜于光远先生不包括在丁学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之内,因为"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不适用丁学良的所谓"国际标准"。转了一大圈,要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还是要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丁学良却忘记一件事,如果没有中国学者们给他评奖,他又是如何被推荐到美国留学呢?换句话说,美国哈佛大学还是承认了中国学者的评价。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考察丁学良和胡祖六两位先生的简历,而是根据报刊上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由此引出一问题:如果中国内地大学的教授们水平低,他们推荐的学生为什么能得到外国名牌大学的承认?因为,大家都知道,推荐这一步是与国际接轨的,也是出国留学的必要条件。
    中国大学教授辛辛苦苦教出了很多学生,然后推荐他们到外国留学,最后却成了"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一般的教授更没有这个资格。这就出现了一个二律悖反:这些教授如何培养出能够出国的留学生呢?为什么外国大学要承认中国教授们的推荐呢?这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我们再看看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做了些什么事?
    2003年初,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全球投资市场趋势和机会"报告会上表示,QFII投资沪深股市应该以看好市场基本面为基础,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汇率投机风险很大。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这种低估不是严重低估,而是温和低估了10%到15%。中国连续保持贸易顺差,外汇供应超过外汇需求,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如果汇率放开,人民币肯定会升值。如果QFII只是作汇率投机,完全寄希望于外汇上升,不看好股票基本面和股市前景,那是大错特错。高盛不是搞股票炒作,不会太在意股票短期的涨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盛仍然非常看好沪深股市,看好中国的许多行业。
    人们不禁要问:自从2001年以来,驻在香港的某些外国机构人士对深沪股市横挑鼻子竖挑眼,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呢?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中国QFII政策刚刚发布时宣称:"绝大多数境外机构不会马上通过QFII进入股市,境外的基金经理也将会因为QFII规则种种严格的投资限制对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望而却步。"但实际情况让他大跌眼镜,美国高盛成为QFII的积极申请者,并且在获得批准后不久也开始了对A股的投资。对于胡祖六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论,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低估了10%到15%,这种计算准确吗?如果QFII看好深沪股市,为什么大量地买入债券和基金呢?是不是寄希望于外汇升值呢?有报道称:
    2003年7月23日,国电电力可转债申购结果揭晓。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是当时获准入场的两家QFII--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和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同时现身获配名单中。两家公司动用的申购资金分别超过了1亿元和5亿元,最终前者获配1044手,获配金额为104.4万元;后者获配4835手,获配金额为483.5万元。
    8月20日,又有两则关于QFII的消息公布。首先是一家QFII出资认购了正处发行期的指数基金裕富,投下QFII在开放式基金上的第一单。另一则是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买下了山鹰转债21.7%的份额。这已经说明了他们是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所以多买债券,少买股票。
    《中国经营报》记者吴娜娜报道说:QFII对债券的投资将比对A股的投资金额大得多。投资股票似乎只是QFII的一个烟雾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QFII虽然向媒体公布其"第一单",但其"意"却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此种举动至少说明现阶段QFII不十分看好A股市场。QFII在投资中更多地选择债券也显示了其对人民币升值的十足信心,在"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渐高中,QFII大单也就吃定了债券。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胡祖六所谓的"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非常看好沪深股市"也是烟雾弹。
    更让人疑惑的是胡祖六还在2003年9月鼓吹内地外汇进入香港股市,他说:"QDII动用的是外汇资金,对沪深股市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拿出10%就有350亿美元,这已经足以支持QDII的实施。"(《沪深股市长期发展潜力大高盛看好后市》《国际金融报》2003年9月16日)
    谁都知道QDII对内地形成的不仅是资金影响,更重要的是比价效应造成的心理影响,香港H股比内地A股低得多,一旦QDII开放,这种心理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已经上升,许多股票翻了倍数,在这样的时候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岂不是要为国际炒家去抬轿?为什么胡祖六不在2001年底至2003年春节前提出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呢?如果那时介入是抄底,从2003年9月胡祖六"非常热情"地宣扬QDII,而且调门越唱越高,在2003年4月外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完成建仓、拉高之后,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其用心何在?请不要忘记胡祖六是高盛公司的亚洲董事总经理,他拿了高薪,首先要为高盛服务,他不过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外国金融机构服务。
    已经有专家指出,在香港股市中已经有内地三成资金,H股已经大涨,实际上不少人在指望人民币升值和QDII,其实这种盼利好,逢高出货的心态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居心何在?宝贵的外汇是国家资源,是人民的财产,如果出现B股那样的情况,外汇的损失谁承担风险?
    一直活跃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财务专家郎咸平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则认为,香港资本市场对QDII的期待有些"误入歧途",他强调香港需要的是结构性调整,而不仅是这些优惠措施。
    这个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特别提醒我们"要小心提防国际金融的变化及对货币与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应该说郎咸平对国家的外汇资源是负责的,特别提示了风险。我们不禁要问胡祖六先生:在H股已经翻了倍,创几年的新高之后,要国家拿350亿美元进入香港股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国际投资者逢高出货怎么办?有位一直关注胡祖六在香港报刊、电视台言论的朋友告诉我:胡祖六有点像内地股评家。像不像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从他对QFII的前后矛盾言论和对QDII的过分热情,实在让我怀疑。
    最后,我们要请教丁学良教授,像胡祖六这样在哈佛大学毕业,又有《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算不算"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如果算,那他的前后矛盾的证券市场分析,究竟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看来,不仅内地,甚至香港,也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地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是打着推进改革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讲话,香港某些经济学家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都表现出双重人格。
人物观点
    胡祖六:只有奴隶制能与户籍制相比
    2013年4月7日,春秋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户口制只有奴隶制相比,就是应该取消,没有什么好改革的,你改革奴隶制这种说法行得通吗?"他指户籍制导致"二等公民","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有取消户籍制才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3]
    胡祖六表示,户籍制度不符合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只有取消以后,才能推动政府功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养老,提供公共教育以及更好的环境,"这样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安排,我们从建国以后引进户籍制度,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整个就业的机会、粮食的供应,到住房、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短缺,是一个短缺社会,所以政府引入户口制便于统一的安排,你在国营企业或者在城里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等等。这种制度应该说美国也是暂时、短暂的统治经济,因为短缺只好这么安排,就这么延续下来。我认为这种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他进一步指出,户籍制度低效率,导致富余劳动力潜力不能发挥,"90年代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
    同时,造成城市"二等公民"存在,"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谈及城镇化前景,他表示,"我们有澳洲的朋友在台上,讲到澳洲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差异,我们每隔2年中国城市人口创造一个新的澳洲,城市化过程对基础设施、住房、消费、社会服务巨大的需求,中国内需拉动很多人很悲观,不可能靠内需,靠出口,我觉得中国是最有条件实现内需消费拉动经济成长的经济体,我对中国的城镇化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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