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本文原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09月19日 作者：陈宏
主管特区工作时的吴南生。
“如果要拍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吴南生十分气愤。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1983年春，吴南生在深圳向胡耀邦汇报工作。
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焕发勃勃生机的汕头港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习仲勋、吴南生向叶剑英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华国锋一愣：“你们想要什么权？”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习仲勋接着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这其中主要谈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但是，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后与吴南生等合影。前排左起：吴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北京传出另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关于这次汇报的具体细节，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深圳的斯克司之谜》作了这样的叙述—— 北京，中南海。 这里却十分平静、安然。 镜头：修剪整齐的绿阴，夹着一条幽静的小路。3个人影在缓缓向我们走来。 走近，我们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来自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菜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似乎很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似乎有些动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语句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忽然，邓小平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领悟。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段叙述文学色彩很浓，吴南生的回忆相对平直得多。 吴说，谷牧告诉他，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马？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1980年，吴南生(前排左三)、吴健民(前排右二)陪同谷牧(前排左二)、考察珠海。
吴南生解释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理由 12月17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 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当时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而闻名中外。 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王全国、范希贤、秦文俊，福建的郭超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南生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他详细解释了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理由： ……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同志和朋友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批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台湾已在新竹市一带划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业实验园”，区内办科研，也办工业和住宅，条件比其他工业区更优惠，目的在于吸引省外科技人才到台湾定居。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更确切些。1996年，吴南生(左)陪同杨尚昆视察汕头经济特区。
2000字写了一年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77年冬，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干部。图为叶剑英与吴南生握手。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