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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徽州文化网 胡适与江冬秀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大名在当时着实风靡一时!当然，胡适一生所交往的朋友遍于五湖四海，可谓多而广泛。然而在胡适的故乡，以善经商、重文风而闻名的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一个拥有三千人口聚族而居的村庄，对胡适感兴趣的人却如凤毛麟角，他们并不感觉出了胡适这个乡亲而引以为荣。说实在的，胡适的名声是愈远愈大，在其它省份和国外的知名度要比家乡大。在上庄村普遍流传两句顺口溜：“宁要一个胡卓林，不要十个胡适之。”胡卓林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经商，每年都要带几个乡人出外就业，而且乡人去上海谋事，在他那里一宿两餐受到招待不成问题，有困难的亦可得到帮助。胡适的名声虽大，但直接资助和提拔乡人是没有的。不论亲疏，他看重的是人才，对兴学和劝人读书方面不遗余力。他常对年轻的一辈说，有了学识才能为国家、社会做有益的事，才能达到文明的境界！ 与众不同的，常人都有七情六欲，免不了一时好感情用事，胡适始终能以理智来克服情感。我亲身体会的两件事：其一，胡适是很敬爱他母亲的，但胡母生前染有抽鸦片烟治疗疾痛的习惯。1917年胡适返国后劝母戒掉此恶习，胡母为了爱子的声誉，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强制地戒了烟，中年早逝，不能不说亦有点影响。此其二，先母胡惠平是胡适的侄女，童年时与胡适同受胡母的抚养，亲情至笃。1947年6月，我在当时的北平上大学。先母在沪病危，来信嘱我速返沪见一面，我向胡适告别，想不到胡适竟劝我不要回去，他说：“你又不是医生，回去有什么用?读书要紧。”我未听劝告去沪奔丧后回到北平，胡适早已写好了一张名片送给学校领导，要求准许我补考课程。 说到胡适的近族、亲戚和姻亲，除了他夫人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数学家外，实在举不出特殊的人物。胡适的表弟冯致远先生(舅父之子)一生从事教学。江、冯二位都是埋头苦学，敦厚有余的人，现都已作古。胡适同父异母兄弟的三个侄孙，现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一个中学教师，两个务农。与胡适一家亲近的侄女婿程治平(即先父)则是一个普通商人(亦已去世)。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有一位族侄胡明先生，较有才华，近年来研究胡适思想和学说，编写了几部关于胡适传记之类的书。江冬秀 关于胡适的婚姻，早年时也曾招人非议，那是由于胡夫人冬秀是一个乡村女子出身，又没有文化，有不相匹配的看法，胡适的一班亲戚看法却不同，他们熟悉的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 冬秀出生在安徽黄山东麓的旌德县江村，与胡适的家乡上庄村隔一座山岭，当地土名叫羊桃岭。江村是皖南一大村，占地约十平方公里。四周青山环绕，峰峦重叠，两道清溪贯穿村中，土地肥沃，古树成林，是个好地方!江村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在明代天顺、弘治年间曾有父子双进士同朝为官的佳话，至今村中小街尚竖立着“父子进士坊”牌楼。现代知名人士有江朝宗(民国初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后沦为汉奸)与四博士，即江绍铨(亢虎)、江绍原(政见相悖的兄弟博士)、江世义、江泽涵。 旌德县现正酝酿建设江村为“历史文化古村”而大做文章!据考证江村族谱，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祖籍亦源出于此。江主席的曾祖是一个普通木工劳动者，于清朝咸丰年间避洪杨之乱流落到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开设了一“振记”木匠铺，以后一直未返回原籍。其子江绍岳(石溪)，孙子江上青，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之父。去年江泽慧女士曾去江村寻根访祖，在小小山城传扬纷纷。 旌德江村这一支江氏后裔从六十世到六十九世采用的是“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十个字依次为排序辈行，巧合的是江主席的祖辈与江冬秀是同一分支、同一分祠(同为六分祠，江村原有六座分祠、一座总祠)，现在总祠和六分祠尚保留着较完整的建筑。江冬秀与子女们 冬秀的父辈在江村算得上一大户人家。她出生的故居，厅堂宽敞，装饰精美，一座四面可周转的楼房(俗称通转楼，只有富裕人家造得起)。冬秀的外祖家是距江村6公里的“庙首”乡，外祖吕佩芬是前清翰林，曾外祖吕朝佩是一科二甲的探花。当年的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江家决不是一般普通人家。可是冬秀的父亲江世贤、哥哥江泽生(耘圃)都有吸鸦片烟的恶习，终日吞云吐雾，不事生产，到了冬秀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倒是冬秀的叔父江世才经商致富，购置了良田百余亩。江泽涵先生早年负笈天津南开大学，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乃得胡适的鼓励和家庭经济上的支持。 冬秀从小没有上过学，深受旧礼教的熏陶，与胡适结婚后竟能追随新时代的潮流。她生活简朴，不迷信鬼神，不提携娘家亲人。冬秀娘家仅有一亲侄江丕莹，出生于1918年，一生平凡，听说已于三四年前在云南病故。冬秀这位姑母对亲侄并不怎么关照，然而由她为亲侄一手操办的婚姻，却是丕莹一生中一段悲剧的插曲! 丕莹青年时随其堂叔江泽涵先生由安徽农村带去北京，一度求学日本。他结识一位从中国东三省(那时是伪满洲国)去的高泽桂小姐，高小姐的父亲曾作过张作霖大帅手下的高级参谋，以后又是满洲国的御商，家境富有。丕莹家里清贫，经济上很得到那位高小姐的资助。抗日战争爆发后，丕莹回国跟随泽涵一家在云南昆明上大学。 1938年冬秀与小儿子思杜由北平避难至上海，思杜就读于上海南京路原慈淑大楼的光华大学，认识一位高泽明的同学，即是丕莹的女友高小姐的弟弟，彼此交谈，才知有姻亲关系。那位高少爷独自一人住在上海原姚主教路的一幢西式公寓里。思杜去美后，冬秀为了节省开支，亦搬去同住。那是一室一厅的小型套房，冬秀睡里间卧房，高少爷与男仆阎小二住外间客厅(一睡沙发，一睡地上榻榻米)。高少爷皮肤黝黑，东北口音。那时我尚是孩童，我和我的兄弟背后戏称他为“黑皮少爷”。高少爷挥金如土，冬秀亦照顾他的生活，但他极少在公寓中与冬秀共同用餐，大多在外面上餐馆。他换下来的袜子从不洗，穿脏了朝沙发底下一扔，隔一段时间扫出去扔掉。皮鞋买得很多，也是东一只、西一只。他读书似乎不太用功，喜欢跑娱乐场所。冬秀很看不惯，住了三四个月，她又搬到我家中居住。那时我家住在上海原法租界的天主堂街五十号。 高少爷说他姐姐对丕莹痴心相许，尚未结婚(高小姐比丕莹大一岁)，这方面冬秀很表同情，再者高家巨富，因此，她作主写信到昆明，令丕莹赴沪完婚。 1942年秋，丕莹同一位年轻的同事潘先生到上海，丕莹人长得颀长，皮肤白甘，五官清秀，惟略显苍老。他性格随和、可亲，他住在我家一个多月，等候高小姐南下完婚。名义上我应称呼他丕莹舅，但他当我小弟弟一般。他自己说对他姑妈是“尊而不亲”。冬秀喜欢打麻将消遣，他无事，就和我跑上海滩，有时也花钱玩耍、吃喝与购物，回家后冬秀常要盘问我，幼小的我也懂得心照不宣的隐瞒，多花钱，冬秀要责备。实际上，丕莹那时已在国民党的经济部做事，他经常跑滇缅公路执行公务，收入不菲。他本来可以在上海住好一点的旅馆，但知道他姑妈节俭的脾气，只好蜗居在我家三楼狭小的房间中。 1942年冬，丕莹的岳丈高老先生带高小姐从东北至沪来到我家。高老先生身材高大，脸色红润，水獭皮帽，绸面长袍。高小姐鹅蛋脸，浓装艳抹，丝绒旗袍外罩狐皮大衣。冬秀在她房中接待，高老先生奉上嫁妆，大红单子上写有狐皮、翡翠、金饰、现金存折等财礼。 于是冬秀为丕莹张罗办婚礼，仪式很简单，只是在她干女婿钱思亮先生的家里办了三桌酒莱(钱家在上海当时的福照路模范村)。参加的宾客都是冬秀在上海经常来往的熟人，有徐新六太太、周怡春夫人、周老太太的女儿李大夫的夫人(亦是冬秀干女儿)、张慰慈太太、竹尧生夫妇与先父母等。新房借在上海原西摩路的沧州旅馆。三四天后，丕莹夫妇回昆明。 高小姐在上海新婚期间，即被发现她神情有点呆滞。她由日本返东北家中后，一直未得到丕莹音信，郁郁寡欢，日长时久，有点精神分裂症。听说到昆明不到一年，精神失常，与丕莹离异，由其父带回东北。丕莹又续娶，生有三个女儿。 丕莹有三个亲姐妹，都嫁在旌德农村，江村的故居已售与他人。冬秀，这位江村的老姑奶奶在乡人的印象中已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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