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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其反面为小人)。 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君子？ 若求答案，毫无疑问，胡适是一个标杆。 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 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一生无子女。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鲁迅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 1926年，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生无子女。胡适之与江冬秀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订婚后15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 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婚后，胡适写了一首诗自我宽解：“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便是胡适——言而有信，行而有义。林语堂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 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 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 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 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 他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 一次，卖烧饼的袁瓞来胡适家闲聊。胡适说：“我喜欢游泳，可鼻孔长了小瘤，呼吸不便。” 袁瓞说：“好巧，我鼻孔也长了一瘤，恐是鼻癌。”胡适立即提笔写了封信，让袁瓞交给台大医院院长。 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当年之民国，很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之仗义疏财，由此可见一斑。陈之藩 有一年，大学者陈之藩寄支票感谢胡适：他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胡适回信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学生们纷纷叹服。 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从不进行人身攻击。羽戈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1948年，胡适被迫离开北京时，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 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鲁迅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鲁迅的《随感录》。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苏雪林 1936年，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 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诛心是人类的通病，祸延千年，勿论中西。能做到胡适般“恶而知其美”者，有几人哉？丁文江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 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 罗文干说丁文江：“看钱太重，有寒伧气。”但胡适则反思——“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有一次，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胡适读罢此文后，给李敖写了一封信：“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说我‘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信中指出的错误，全是给胡适贴金的。 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书人杂志》将其选入“中国最新十部佳著”。 胡适读后，当面批评罗尔纲：“做书不可学时髦。”“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之乱，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只字未提，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罗尔纲 正因胡适的耳提面命，罗尔纲后终成著名历史学家。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的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 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胡适与蒋介石 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当时的台湾，连钱穆都没胆这么说。 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拒不接受：“我有心脏病，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 有人问：“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 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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