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传寿
甲午金秋，我们在搜集《安徽新闻传播史》资料时，欣喜地发现，皖南胡氏与抗战新闻界有着一段较为密切的关系。皖南泾县胡氏是名门望族，是一个书香世家，曾涌现出一批文人学者，其中有不少新闻界名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书香门第 新闻世家
从清代开始，泾县胡氏就有考订、校勘历史古籍的传统。考据学、校勘学又称为汉学，亦称“朴学”。
胡氏族祖胡承珙﹙1776-1832﹚，清官员、学者。字墨庄﹙一说字景孟，号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十五年，升任御史。多次向朝廷建言献策，曾就地方官普遍亏空公款一事，提出禁止冒支滥借、抑制浪费、用人宜慎等对策。二十四年，任福建延建邵道，后调任台湾兵备道。公务之余潜心著述。毕生精研经学。
后来，胡朴安、胡怀琛兄弟在学术界、教育界享有盛誉，而且在报学史和革命史上同样令人崇敬不置。
朴安﹙1878-1948﹚，学者、报人。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后又加入南社。曾与翟晏如等垦殖于芜湖万家圩，召集队伍，暗地练兵，以图在长江中游建设革命基地，未成。辛亥革命后，与宋教仁、于右任等在上海办《民立报》，并主持《中华民报》；与戴天仇﹙戴季陶﹚一起主办《民权报》。1912年加入叶楚伦主办的《太平洋报》，担任专电编辑。1916年，又担任叶楚伦主创的《民国日报》主笔，后继叶为该报负责人。1920年，在上海与汪子实发起“鸥社”，出版有《鸥社集》。1923年，与柳亚子一起发起成立新南社，任该社编辑主任兼会计，并主编《新南社社刊》。1927年起，任《民国日报》报务委员、考试院专门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1年冬，回上海任大学教授、主持《民国日报》笔政。1932年至1937年，任上海《民报》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正论社》社长、《民国日报》社长、上海通志馆长。1945年10月6日，他主持复刊原国民党上海《民国日报》。“将门有将，相门有相。”
由于胡朴安、胡怀琛两位先辈的潜移默化，他们的后代从事新闻出版业的也就特别多。以“道”字辈言，就有胡道吉、胡道静、胡道和、胡道彰等；而“传”字辈的则有胡传枢、胡传厚等，都是老“中央社”成员。
胡传枢是胡惠生长子。抗战期间，曾任上海《华美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央社上海分社编辑。
胡传厚，胡道静侄子。抗战期间，跟叔父胡道静共事于大中通讯社和《中美日报》、安徽《中央日报》，先后担任编辑和总编辑，并兼任上海《中央日报》主笔，也是中央社负责人之一。解放前夕去台湾，并任台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
述多是从事采编工作的编辑记者，还有在经理部做报刊经营管理的也不少。从事报业 抗日救国
自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法等国管辖而得以孑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同“孤岛”。这一时期，史称上海“孤岛”时期。在上海“孤岛”时期，胡道静经受了战时艰苦而残酷环境的历练与考验。
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将租界内的抗日报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采取寄恐吓信、送断手和注毒水果、投掷炸弹、绑架暗杀等恐怖手段，对爱国报人进行迫害。1941年7月1日汪伪政权发布对上海83名抗日人士的通缉令，其中49名为新闻界人士。胡道静名列其中。在这期间，上海新闻界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的艰苦斗争。
虽然沦陷初期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但不久，一批新的抗日报刊纷纷崛起。胡道静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工作时说：“新的工作搞得熟手时，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又变更了行当。”
而当时通志馆的另外一部分馆员，虽有报国的热情，却无报国的路径。这时，胡道静和通志馆的同仁商量对策，决定办一份报纸——《通报》，用新闻舆论宣传为抗战服务，尽一份报国之心。
办《通报》困难重重。首先是经费短缺。臥病在家的柳亚子知晓后，主动将自己经管的南社纪念会的基金450元借给他们。其次，人手不足。由于参加办报的人并不多，负责编务的主要是胡道静。作为总编辑，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每天晚饭后去印刷厂，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
再次，环境恶劣。为了躲避检查，《通报》聘请英国商人亨利·欧系为发行人，在香港注册，成为一份“英国商人在上海办的报纸”，便能够在上海租界公开发行。
最后，办公艰苦。报馆并无真正的办公室。对外联系地址实际上是发行人的写字间，编务人员就挤在印刷厂里编辑排版。 （作者王传寿为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 ——— 胡氏资讯（zhhusw）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08月13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