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宁国参加工作时着列宁装的母亲。
5月12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母亲节”对我来说是个奢望，真正意义来说没有什么感觉。 在我七岁的那年，我母亲就撇下我们离世而去。与母亲相处时间太短，而且是不甚懂事的孩子，只有父亲的叙述和片段的记忆。 父亲吴迎辉（吴太生）是泾县茂林人，生前在泾县粮食局工作，母亲卫香（1895-1933）的娘家在泾县赤滩一个叫潭毛洞小村。母亲一家的童年很是不幸，父亲吴迎辉（1891-1926）35岁就因病离世，母亲卫香独自抚养四个子女，由于生活压力大，加之家族有精神病遗传史，苦撑了7年，38岁的她撒手归西。双亲去世早，遗留下18岁的大舅、13岁的母亲、10岁的姨娘、7岁的小舅，弟兄姊妹四人都成了孤儿。 好在她舅舅家里家境不错，三个舅舅很负责的承担起抚养责任。大舅爷卫梦松经商，木竹生意做的很大，在当涂开有木竹行，上海生意也很红火。二舅爷卫梦燕是赤滩卫家绅士，当时任国民党泾县县党部书记，只有三舅爷卫梦楷由于抽鸦片烟，家境很差。母亲先由三舅爷卫梦楷抚养，姨娘吴云琳由二舅爷卫梦燕抚养，最小的舅舅吴报元过继给大舅爷卫梦松，并改名叫卫太沄。由于卫梦楷无力抚养，母亲后来也到二舅家，和姨娘一起都居住在县城她二舅卫梦燕家。年长的大哥吴报焯中学毕业后在大舅爷卫梦松帮助下，早早在上海闯荡。 由于她母亲的精神病遗传，殃及了下一代，只有长兄吴报焯没有受到影响，其余的弟妹三人均患了精神疾病，姐妹英年早逝，小舅吴报元（卫太沄）解放时随轮船到了台湾，患病时能得到较好的医疗，去世较迟。 母亲在家排行老二，1920年出生于泾县，旧社会女人婚前没有正式名号，大家都就叫她的乳名爱宝，婚后因读书才取学名吴明志。1934年抗战期间泾县县城遭敌机轰炸，她随大舅、二舅举迁到泾县李村园。1938年经祖父胡养初的好友、卫梦燕的同事胡梦澐介绍与父亲认识，1939年与父亲完婚。 母亲很有上进心，婚后应她要求读了私塾一年，1940年又去溪头都刚创办的龙坦中学读了一年。尽管她因经常头痛而辍学，但还是得到初中毕业证书。 尽管母亲是孤儿，但家庭在当时的泾县地位显赫。二舅卫梦燕时任泾县县党部书记，姑父张德己时任宣城地区大法官、姑母吴美珍的公公张徽平时任泾县县参议长。嫁入胡家后，全家人对她很是尊重。 结婚时母亲18岁，而父亲16岁。当时父亲刚初中毕业，在静安小学任教。婚后，继续任教一年多，随后又在广益中学、绩溪徽州农业高级职业学校中专就读。毕业后，由于家境衰落，一直在外找工作挣钱，常年不在溪头都，多数时间是母亲独守空房。但他们很是恩爱，父亲回家经常和她到处走走。一次他们到姑父家去玩，到周围逛逛。姨娘吴罗团看到他们成双成对，携手漫步，表露出羡慕之情。 我祖父、祖母自小家境不错，养尊处优，祖父天性胆小，同乡曾介绍他在江苏靖江县县衙当录事，因看到枪毙人犯而吓的回乡；安排他到榔桥任油水丰厚的税务督办，又怕得罪人，而予以推辞。他也曾到南京、芜湖等地为儿时挚友胡惠生（文汇报创始人之一）、胡耐安（台湾著名学者）办的报纸担任过编辑，时间不长也就回来了。祖父、母很少打理家事。曾祖父将600亩良田分为四份，三兄弟各的150亩，另150亩作为公用。由于要把拉壮丁加入青年军叔叔捞出来耗费了巨资，加上祖父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家里除不时有祖母家的接济外，基本上靠变卖田地度日，解放时他的150亩就剩下不到10亩了。 母亲嫁到胡家时，婚礼还是变卖了10亩田筹办的，家具新置办的不多，用了不少旧家具。她也有在父亲面前埋怨家穷，并用自己赚的几担稻子打了一张新床。她性格倔强，竭力独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她善于理财，将出嫁时收的礼金作为资本放贷，还债时多数以实物抵债，囤积了不少粮食、菜油和茶叶。听父亲说，由于母亲有亲戚在泾县，而亲戚都很喜欢她，住食便利，她经常步行到50多里路的泾县批发些香烟之类的小杂货，到赌场销售。如果不是解放，她还准备与人合伙开店。 母亲在家是老二，与哥哥吴报焯感情很深。他哥当时投奔他大舅卫梦松在上海，后在热门的上海招商局电讯科当科长。母亲生的第一个儿子不幸夭折，（家里人守口如瓶，父亲猜测是夜间喂奶时熟睡憋死的）心情极差，那年春节就去上海他哥哥处待了一段时间。 这是1948年在他哥哥家拍摄的照片，背面还有她留下的字迹。1948年吴明志上海留影。
离开哥哥家，又到当涂她大舅卫梦松处。当时在芜湖中学教书的父亲，去当涂看她，她很高兴。回泾县途经芜湖特地到父亲任教的学校看望父亲，然后一个人回溪头都家。 1949年4月22日皖南解放，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包括泾县、宣城、广德、郎溪、宁国地区成立了“宣郎广军事特区”，急需知识分子。父亲在绩溪徽农读书时同学共产党员刘国光的指引下，毅然放弃溪头都龙坦中学教师工作，去宁国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六、七月间，父亲带信，让当地神通广大的乞丐（地方称“叫花子”）头子杨竹匠带母亲到宁国也参加了工作。当时母亲舍弃了家里一切，只带了4枚金戒指就离开了溪头都。 父亲说，幸亏母亲早离开家，不然可能就出不来了。原因是刚刚解放，省、县、乡都没有划分，土改工作也没有开展。母亲放贷有民愤，人走了，就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了。父母和我（背面母亲题字：1950年5月9日摄于宁国县河沥溪）
我是出生在宁国甲路，当时父母并不在那工作。缘由我父亲原在的九公庙3区工作，后由于国民党残余土匪了袭击甲路7区，将躲进碉堡楼上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杀死，而补充抽调到甲路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遇见也是溪头都人的饭馆老板娘，老板娘会接生，不过是老式的。因是家里人，老板娘很爽快的答应了。所以，我的出生很是特别。老板娘对母亲照顾的无微不至，做完月子，母亲带着我回到虹龙小学。 母亲到宁国时先分到宁国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后来担任女生指导，随后分到宁国虹龙小学任教。尽管是初中毕业，但他底子很薄。刚当教师很是吃力。教学任务重，我晚上又吵，她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学校负责人王治国很是关心。三岁那年把我交给他夫人带，而她也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乳水不足，我瘦了不少，并患上百日咳。妈妈见状十分心痛，马上吃香菇等发乳食品将乳追回，并将我送到河沥溪桥头一个姓李的私人医生诊所医治。当时链霉素很是昂贵，而那时实行供给制，父母两人都没工资。妈妈将家里带出的全部家当4个金戒指兑现凑到八块钱打了几针链霉素才治愈了我的病。 我在李医生家待过一段时间，记得他全家都是北京人，有个女儿叫贵芳非常喜欢我。说起来也是奇怪，那么小？天黑时，贵芳妈抱我哼着“嗷——嗷——嗷哎也哎嗨嗨，宝宝睡觉啰”催我入睡的情景记忆中十分清晰。当我与父亲说起李医生家房子的结构，描述他家3人形象时，父亲都是肯定。宁国母亲和我合影。
到宁国后，母亲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要求进步，还参加共青团。但由于三反运动中父亲出了状况（后平反），受到牵连被除了名。并且将她调至距县城60里之外的东岸小学。 我跟随母亲到东岸，东岸给我留下很多回忆。学校是在河畔的祠堂里，我们住在最里，这里原是供放祖宗牌的地方，地势高，两边有石阶而上，左边的房间是我们居室。调皮的我用段竹竿斜靠在房外木壁，学孙悟空上爬。竹竿横向滑倒，我的头被立柱下的方形奠基石的角碰砸一个窟窿，当时血流满面。母亲心痛的一面埋怨我，一面急匆匆的把我抱到医院。至今我额头还留下有疤痕，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件了。 学校前有宽敞的石条砌成的广场直通河边，发洪水时河里总会有上游被冲毁房屋里的木料、家具，家禽等随流而下。东岸有人用铁钩拴上长绳，抛向河中目标，打捞带回家。我爱看热闹，正在上课的母亲听说我在河边，急忙赶到，连拉带拽把我拖回家。 告诉我：“那多危险呀？水那么急，一滑下去会水的人也救不了你呀！” 东岸河上有一道木桥与对岸相连，端午节龙舟竟渡，鼓声雷鸣，很是热闹。 来了一个照相师傅，母亲带我过木桥，到对岸照了这张珍贵的母子合影。 另外又让我单独照了这张，还顺手采了野花让我捧着，三岁的我特像一个姑娘家。 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吃苋菜，母亲买来红苋菜，她先用汤把我的饭染成红色，用“吃红饭”哄我。吃鱼时总把鱼籽夹到我碗里，说高蛋白，有营养。 为加强营养，母亲每天早晨都要给我冲个糖水鸡蛋花，晚上都要给我服几粒鱼肝油胶丸，从未间断。 记得那年三十，母亲早就烧好了饭菜，说是已经调到太平工作的父亲要到东岸过节。下午她盼夫心切，老是去门外。下晚她牵着我去门外，一出门就见父亲背着包走近了我们，妈妈很是高兴，但我见到父亲倒很是陌生。 春节后，骗我留在东岸她同事家，而她们双双回泾县老家探亲去了，回来时她和父亲分别回到宁国和太平。当时我好恨她们，后来知道宁国到泾县老家有100多里，当时没有公路，全部步行。把我留东岸，实属无奈。离开宁国时母亲和我合影
通过父亲的请求，1954年妈妈调到太平。先从东岸到宁国，临别时妈妈带我到李医生家打了招呼。记得贵芳姨那天结婚，新娘子特别漂亮。 父亲在屯溪开会，约定在屯溪接我们。从宁国到屯溪有公路，乘的是汽车。印象中乘的是货车，车头右侧挂了个木炭炉。解放初石油奇缺，很多车采用木炭作动力的。从后面木挡板中看到灰尘笼罩下宁国越来越远…… 调到太平后，母亲先到三口小学任教，星期六下午回县城，星期日回学校。那时我只有4岁，特别感觉麻村到棺材岭一段路好长，远远看到是一条笔直的路，而就是走不到尽头。记得一次，妈妈提着宁国带来的冬天取暖火凳，看我走不动了，就停下来让我到火凳上坐会，走走坐坐，不知不觉到了三口。 沾了母亲是教书的光，从4岁起我就在母亲的班级跟班读书，“马来了，马来了，你到哪里去？我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干什么？我要去见毛主席！”等课文我都熟记。一次母亲让一个学生当堂背诵，他不会，我脱口而出。母亲将眼一瞪，吓得我立刻住嘴。三口任教期间父母和我合影
班上有学生长了虱子，虱子会飞，我也染上了。母亲急忙带我到理发店给我剃成光头。回来时我将脸一直偎在牵着我的母亲手臂，不敢抬头看人。 我得了麻疹，母亲一直把我关在房间，不让见风。一下课就到房里，看看我可自在，叮嘱我不能出去，吓唬我，出门被风一吹就成麻子，那就完蛋了…… 有次我着了凉，咳嗽了很长时间，母亲每天给我削一个生萝卜、剥一瓣生大蒜让我吃。萝卜还好些，生大蒜辣的心都疼，皖南人一般都没有吃生大蒜的习惯，现在我偶然也能吃上1、2瓣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高年级学生在操场打羽毛球，我就用石块砸空中的球，一不小心把一个专心打羽毛的男生头给砸破了。母亲急忙把他送进医院包扎了，送他到家里赔礼道歉。很久再回来，看到闯了祸的我战战兢兢，也没有多说。但以后带我上街路过豆腐店，她就吓我：“你砸的就是这家的儿子，他家里人看到你要打你，”所以我总不敢看豆腐店。一次母亲买豆腐，我没能避开，他父亲看到我笑笑，悬着的心就放下了。 …… 几年后母亲调到沟村小学，据说这时期她有精神病状了。 沟村小学是当时少见的洋楼房，楼上走廊木栏杆面对黄山。小时候对清晰可见的白石头迷惑不解，一直以为是山上积雪。 冬天一个早晨，母亲准备早饭，我独自出去玩。洋楼前有一条水沟，沟边放置有一个废弃的大圆石。我“走边边”，从石头边很窄的空间穿行。前脚跨过，当迈后脚时，没有想到笨厚的棉衣被石头拦住，我掉下沟里。附近有人急忙把我拉起来，送到学校。母亲看到浑身湿透的我，急忙把我带到房间，脱下我的衣服，用热毛巾擦揩后让我到床上用棉被捂盖。内衣有换洗的。可毛线衣、棉衣、棉裤可只有一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直到棉衣棉裤烘干后的第二天，才“回归大地”。晚上看到母亲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翻烘我的衣服，心里真不好受。 冬天，母亲习惯将烘篮放到被里将床预热。我先睡时总不自在，一次不小心将烘篮蹬倒。听到我叫，正在煤油灯下备课的她，连忙掀开棉被，叫我下床，抽开被单，抖落煤灰。然后从箱里拿床干净床单，重新铺好。记忆中，母亲从没有打骂我。 母亲在沟村生的我弟弟，生的那天我印象很深。父亲不在，半夜里我被迷迷糊糊叫下床，看见房里有几个人，床上垫了块橡胶垫单，没有多少时间就结束了生产，天还没有亮，母亲让出右边的一块干净处，让我睡下。那晚我总睡不着，总感觉背心那边冰凉。 1956年9月我正式读书，此后我就在城里读书。而母亲带着弟弟还是在沟村教书。 还是在小学一年级，一天上课时，班主任杨书香老师走进课堂，把我叫了出去。悄悄的对我说：“你现在回家，你妈妈死了，你爸爸等着你。”并安慰我，不要急。当时太小，回想回家的路上有些失落，但也没有嚎啕大哭。 就是这天早晨，同学杨立平到我家邀我一同去学校。过门市时，母亲就从外面进来，买有很多锅贴饺。当时是一个山东的师傅做的，他的大饼、锅贴饺非常好吃，现在的面貌全非了。看到我后给了许多个，还给了同学不少。当时我真的很高兴，对同学说：“这么多？从来没有过的。”哪知？这母亲留给我最后的印象了。 母亲是自杀的，她家有遗传性精神病史，妹妹、弟弟都死于精神病，兄弟姐妹4人中，只有她哥哥没有受到影响。母亲一直患有头痛病，估计缘于此因。 还有诱因：一是祖父曾告诉过她，土改时泾县溪头都有人提出要将她拉回来批斗，给他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她经常在父亲前唠叨，稻和油走的时候还不是都留在家里，也不是她得到的？得病后经常讲政府要枪毙她了，不如自己死。大舅吴报焯新疆伊犁全家合影
二是哥哥吴报焯是她的精神依托，而她哥哥又从上海支边去了新疆。她一直想去新疆找哥哥，那时兰新路没有通车，去见哥哥的愿望无法实现，这也是纠缠她心结的一桩心事。 种种事情她天天萦绕在脑中，百思不解，结果得了精神分裂症。父母合肥医治期间合影
1956年父亲曾带她去合肥精神医院医治,期间，遇见了熟悉的宁国县的领导，领导说是有老家人要她回去的事，但那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前的事，不会追究。说明了情况，但对她还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又因工资改革时认为工作能力比她差女教师，工资反而比她高一级的问题思想转不过弯，导致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离开了教师岗位在父亲处病养。母亲、弟弟与我沟村合影
病重期间，我弟弟交给沟村的一个保姆领养。而她经常连夜跑到沟村去看弟弟，穿的皮鞋常常弄得双脚起满水泡。即使精神病时期，也透射出母爱的天性。 母亲走了，人世间只有历史长河中短短的37年光景；但母爱却留下来了，将伴随我的一生。我得用笔记录下来，用以告慰在天之灵的她。待我西归若见到她，我一定会说，下辈子还做你的儿子！
——— 胡氏资讯（zhhusw）微信公众平台2016年08月19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