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亲提供]历史上第一个被诛十族的明代名臣：胡子昭 [复制链接]

    最近母亲拉着我要解决几个胡子昭的疑问。下面就是最新成果：
    问题1：胡子昭曾在山东为官有误，是子昭的弟子义在山东为官。
    考证结果：胡子昭确在山东当过官。
    证据1、出自《明一统志·名宦·济南府》：“胡子昭，革除间，由史官迁山东按察佥事，历刑部侍郎，后遇靖难，不屈死之。”（佥事为属官，应相当于中层干部。佥事一职最早出现在金朝，明代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管理一省监察、司法的长官）属官有佥事，无定员，分道巡察。）至于胡子昭之弟胡子仪也任过山东佥事，并在靖难之役中在该任上逃亡，就是另一回事了。
    证据2、山东济南为胡子昭等七名建文死难者建有“七忠祠”。这七人全都是在山东死难或在山东为官。如铁炫就在济南任过职，在保卫济南之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被朱棣以酷刑处死于南京。胡子昭是四川人，不是山东人，也未在山东生活学习过，按说和山东不相干。如果胡子昭未在山东为官，也就不会把胡子昭列进“七忠祠”里去。
    问题2：胡子昭生于何年？
    考证结果：应为生于1352年。
    出自大足县胡氏家谱：“胡子昭生于元末辰庚年”。理由是胡子昭于1369年（明洪武二年）被任命为荣县训导。当时胡子昭17岁，从年龄来看胡子昭已经成年，才是合理的。大足胡氏家谱记载甚为混乱，一说为1362年，算来胡子昭七岁为官，那不成了神童？之所以记载混乱，是因胡子昭的后人在胡子昭死时遭受迫害，有被流放的，有四处逃亡的，甚至有改姓的。大足县胡氏家谱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也不详细，应该都是明万历年为胡子昭平反以后补记的，距胡子昭被杀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更有记载说胡子昭死时年四十一岁，经查，这种说法出自1513年大足为胡子昭建祠时的祭文，文中可看出作者是查过胡氏家谱后写的，四十一岁的说法应为按1362年出生不推算的。由于该文在大足明清县志中均有收录，流传甚广，以至于以讹传讹。另荣县记为胡子昭出生于元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但十二岁为官的可能性也不大，应该也是错的。
    问题3：明万历年大足县为胡子昭建祠于何处？
    考证结果：明万历年间胡子昭祠应是大足县城南门附近的忠节祠。
    大足县志记载：明万历二年（公元1575年），大足县令康圭奉郡守朱咸令为胡子昭建忠义祠于县城之南，又建衣冠冢于棠山之下。这里的“县城之南”在理解上一些歧义。到底是指县城里的南部，还是县城外的南边，甚至是远离县城的县境内的南部呢？
    棠山即今大足县邮亭镇东胜村七社九龙滩，在县城以南三十五公里，也算县城之南。但是据我母亲回忆，那里从来没有过胡子昭的祠堂。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是在县城中的南边，或县城外的南边。新编大足县志中收录有在明万历《重庆府志》的影印明代大足县城图，在县城里的南门附近，确实有一个祠堂，名“忠节祠”。这是不是就是为胡子昭修的祠堂呢？
    嘉庆《大足县志》卷三《祠庙》载：“忠孝祠，在文庙左侧，乾隆十年知县李德修。嘉庆二十二年重修。祀宋赵昴发、陈用庚，明胡子昭、胡子仪、李开榞、张志誉、宋应皋；宋孝子何光觉，明黎伯滚、朱卿、夏藩。”同时对照清代乾隆年的大足县城地图，县城南门附近的祠堂已经没有踪迹，而在县城西北部的城煌庙西侧有一忠臣祠。大足县城的老人们都知道老北街有个城煌庙，城煌庙旁边的忠臣祠里供着胡子昭的像。这一点虽然与文字有些许出入，但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个祠堂无误。
    如此看来，明万历年间胡子昭祠应该是县城南门附近的忠节祠。至于清朝的忠臣祠，应该是清朝重建。想想明末清初时，四川境内经多年兵火，大足全县人口仅余数家，忠节祠被毁于战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清时的忠臣祠已经不是胡子昭的专祠，而是供奉多人，既有忠臣，也有孝子。（如宋末赵昂发，也是大足县著名的忠臣之一，牺牲于抗元前线的安徽池州太守任上，也被供奉于此）。

    写这个东西，是因为自己手里的资料很多，不整理出来觉得可惜了。母亲一直在做胡子昭的宣传工作，也有了一些成绩。写出这些东西，如果今后能发表出来，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点支持。
    胡子昭，重庆大足人，史料又称为四川荣县人，明初著名学者、诗人，官至兵部左侍郎。在明初著名的“靖难”之役（朱棣起兵篡位的战争）时，因反对朱棣，拒不向朱棣投降，被杀害于南京。由于胡子昭忠君不二，面对强权视死如归，事迹之惨烈，其精神被世人传颂，《明史》中有三处介绍胡子昭，胡子昭的诗词也广被收录。因此引发的胡子昭户籍之争，从明至清，官司一直打到当代。
    胡子昭祖父胡通海为元末进士，因任昌州（辖大足、荣昌、永川等地）知州，最终定居于此。胡氏族谱记载其居住地为“棠山脚下”，即今大足县邮亭镇东胜村九龙滩。此地也一直是胡子昭后人世代居住之地。因此，大足县为胡子昭祖籍地应无争议。然而，《明史》中却记载胡子昭为荣县人，四川荣县也一直把胡子昭作为本地名人来祭拜，遗迹、诗词甚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足县著名国学大师杨明照在和家乡的领导宋朗秋先生交谈时谈到了大足县的古代名人，提醒说“胡子昭是大足县的名人，是大足县出的最大的官，不要被荣县争去了”。此时，大足县上下甚至胡子昭是何许人都不知道。宋朗秋先生一向十分关注家乡的历史文化，回县后翻阅古《大足县志》，终于找到了胡子昭是大足县邮亭人的珠丝马迹。他于是开始打听询问家乡在邮亭的胡姓人，问到了他以前的下级、邮亭人胡家碧（也就是我的母亲）。经这一询问，母亲也问忆起了自己的婆婆曾经聊天时提到其祖先是“胡忠臣”，于是回邮亭进一步打听，这一问，就问出了在邮亭的一座古墓，当地人称之为“搭搭坟”。
    1996年,宋朗秋先生组织大足县的部分专家学者前往邮亭进行考察。在“搭搭坟”和附近胡氏子孙一起进行了文物的辨识和资料的收集，证明所谓的“搭搭坟”就是胡子昭的衣冠坟，因相传埋在此地的是胡子昭的头发，当地人把头发称为搭搭，所以俗称为“搭搭坟”。“搭搭坟”在解放初期都保存得较为完好，有条石砌的墓基，其上还雕有花纹。墓碑文字保存完好，为“大明名臣刑部尚书胡公子昭墓”，立碑者为“知县康圭”，时间为明万历二年。现存的墓条石已经完全被拆掉，被附近农民用作架桥和建房。搭搭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盗，据说，被盗处仅发现了几个陶罐，并无他物。后来胡氏后人将墓复原，墓碑仍立在原地。
    经近一步的考证，胡子昭的祖居地为大足县邮亭镇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胡子昭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和荣县有关。胡子昭的父亲胡复初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迁居到四川荣县东川沟，建立了东川书院，在当时的四川一带很有名气。胡子昭就是从小随父亲在东川书院读书，其学问得到当时明朱元璋的十六子、蜀献王朱椿的赏识。经朱椿介绍，胡子昭游学到汉中，向史称“中国第一名士”的著名学者方孝孺学习。学成后，胡子昭被朱椿举荐到南京，开始了为宦的历程，由史官迁山东按察佥事，历刑部侍郎。他本人也在东川沟建起了自己的宅子，号称有四十八口天井的大庄院。所以，荣县把胡子昭看成是荣县人。
    因拒不向朱棣低头，胡子昭于建文四年为朱棣所杀，其家族也受到株连。父复被充边军，其妻女俱没为奴。两个儿子胡继、胡缜同时被杀，受牵连者达五十八家。东川沟的胡氏族人星散逃离，大庄院损毁殆尽。百余年后，明神宗为胡子昭平反昭雪，决定抚恤其子孙。经查找，在大足县邮亭镇找到了他的两个曾孙子，将其举为栙生以为恤。所以,邮亭再次被世人认定为胡子昭的祖籍。这样一来，胡子昭就有了两个籍贯：大足人和荣县人。两地的争执从此开始。
    正德10年（公元1516年），巡按御史熊相祠子昭，岁祀之。嘉庆十六年，（公元1537年）朝廷批准在嘉州（乐山市）九峰书院立专祠祭祀。二十余年后，于荣县曹家街另建新祠，初名“耿忠祠”，改名“祟仁祠”。清乾隆时，荣县知县黄大本迁祠于文庙明伦堂左。光绪时，知县唐选皋又迁建新祠于凤鸣山上（今钟楼侧，俗称胡公祠）。在明朝庭开始为胡子昭等“靖难”死难者平反开始后，大足随即向朝庭提出了质询，认为建错了地方。争执不下之际，朝庭也批准大足建祠，并整修胡子昭衣冠冢。明万历二年（1574）大足县令康圭奉郡守令建忠义祠于县南（今邮亭镇东胜村胡家湾），又建衣冠冢于今邮亭镇东胜村七社九龙滩。清时又建忠臣祠于大足县县城城皇庙右壁（今龙岗办事处老北街县武装部处）。
    清末以后，因战火不断，加上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对封建历史的批判，荣县和大足县城内的祠堂均被当作旧社会的法理余孽，渐渐颓废而最终拆除，更没有人敢于公开祭祀胡子昭，胡子昭渐渐地被人遗忘，以致于大足胡氏后人也只把胡子昭的故事当成了传说。时至今日，胡子昭又慢慢被人提起。新编《大足县志》重新收录了胡子昭的事迹，同时，荣县也有学者著文，把胡子昭作为荣县名人，呼吁进行宣传和纪念。于是，胡子昭籍贯这一纷争，又开始继续下去了.....

作者：红马酷哥

图片:七忠祠旧照.jpg

七忠祠旧照（网络照片）
    去过山东济南的人大多知道位于大明湖北岸的铁公祠，是纪念明初在反对朱棣篡位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最终英勇牺牲的铁铉，建于明代后期。其实早在更早的明朝中叶，济南就有了一处为纪念铁铉及其他六名为反抗朱棣而遇害义士的“七忠祠”。七忠祠原址在济南西门里高都司巷以东路北胡同内，胡同就叫“七忠祠”。与铁铉齐名的其它六位忠臣，其中就有我的祖先——大足人胡子昭。
    七忠祠里供奉的七位靖难义士中，为首的是铁铉。铁铉本是文官，战争初期负责军队后勤保障工作，在前线明军大败时困守济南，力挽狂澜，两次大败朱棣燕军于城下，被称为济南“城神”。最终朱棣在最后一次进攻时不敢与铁铉军对垒，而是绕过济南，直扑南京，置铁铉于无用武之地。朱棣攻占南京后，前线明军溃散，铁铉只身往南京与朱棣论战于朝堂，被老羞成怒的朱棣当场割耳断鼻，下油锅而死。世人称铁铉为“铁肩担道义”的千古忠臣。
    其他六位义士的事迹是：陈迪，字景道，安徽宣城人。建文初，官礼部尚书。被执后，对朱棣骂不绝口，和两个儿子同时被杀。明福王时追谥“忠烈”。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初在四川荣县任县训导，建文时擢为刑部侍郎，被执后不屈而死。后追谥“介愍（注：同“悯”）。丁志方，山东聊城人。建文帝时，官御史。朱棣进入南京后，与御史山东诸城人谢升、安徽怀宁人甘霖均从容就死。高巍，山西辽县人。建文帝时，为都督府断事官。当时，朝臣齐泰、黄子澄主张废藩或削减各藩王的兵权，他则力主实行“推恩”政策，缓和矛盾。朱棣起兵南下，他自请到北京说服朱棣罢兵。但当他到北京后，几次上书给朱棣，朱棣均不予理睬。后来南京城破，他自缢而死。后谥“忠毅”。郑华，字思孝，浙江临海人，东平州判官（佐助地方长官处理公事的僚属）。赴任之前，他听说朱棣起兵，嘱托乡人赵次进照管妻子，自己赶到东平，参加守城。城破后，绝食五日死。后谥为“贞壮”。王省，字子吉（一作子职），江西吉水人，为济阳县教谕（县学教官）。燕兵至，他坐在明伦堂上，击鼓召集诸生，而后以头触柱而死。后谥“贞烈”。
    据我的分析，这七位忠臣义士虽然籍贯不一，地位不同，但都与山东有关。如胡子昭是四川人，被朱棣杀害于南京，之前曾经在山东任山东按察佥事。又如王省是江西人，在山东济阳任教谕。 经查史料，这七位忠臣义士在各地（家乡地等）均建有公祠，任民众祭祀。胡子昭也在荣县和大足县有建祠（另文述）。
    济南城里的七忠祠建在小巷里，是因为当时还未给靖难之役的死难者平反，是属于有识之士冒着风险建起来的。七忠祠为一个小四合院式的建筑，如果分类的话，应该放入私祠一类，与官方出资修建的“公祠”相区别。直到明朝万历二年，距靖难之役已经快两百年了，万历皇帝为靖难事件平反，才明正言顺地大规模纪念七位义士，特别是为最有名的铁铉建了铁公祠。这时，距明朝灭亡已经没多久了。在铁公祠建成后，七忠祠在其规模、所处位置不及铁公祠，然而自明至清，均是济南城里的著名祠堂建筑，明万历年间曾重修过，明清期间多次重修。据记载，七忠祠内供有七位忠臣义士的牌位、记录其事迹的石碑等物品。大门上是清同治四年萧培元所书的“七忠祠”石匾。遗憾的是，2002年为建济南沃尔玛商场，七忠祠所在的七忠祠胡同、高都司街等均被拆毁。这张照片就是在拆迁以前有心人去拍下的最后的遗存。拍照后不几天，门上的“七忠祠”石匾即在拆迁的混乱中被盗，不知去向，成为当时济南轰动一时的事件，并引发了山东日报等媒体对历史遗迹保护的激烈讨论。为了抢救文物，山东省文物部门紧急采取行动，将七忠祠内的石碑等物移走收藏。现在想到济南市去凭吊胡子昭，已经无法找到七忠祠的痕迹了！

作者：红马酷哥

图片:胡子昭祠堂.jpg

    胡子昭在明初靖难忠臣里并不算最有名的，毕竟他前面还有他的老师方孝儒和黄子澄、铁铉等官阶比他大、事迹比他惨烈的。但一路考究下来，居然还是发现了很多与胡子昭有关的历史遗迹，其中就包含了不少他的祠堂建筑。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把祖先看得很重，祖先崇拜思想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由此，祭祀便成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多的活动之一。而祭祀的场所——祠堂也就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建的祭奉本姓祖先的祠堂叫宗祠；纪念先贤的祠堂为公祠或就叫先贤祠，以官府所立为多；封侯或做过皇帝的姓氏则在明清以后被专以名之为家庙。此外，还有祭祀鬼神的神祠。
    圣贤崇拜是中国古代人们宗教信仰中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圣贤崇拜的对象不是完全虚构出神灵，而是有一定传说根据或者实有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因为政绩显著、为官清廉、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有的则是因为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心灵手巧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去世以后，大都被人们神化为半人半仙式的圣贤人物。《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为了能够长期瞻仰圣贤们的光辉形象、弘扬圣贤们的崇高品德，人们选择了一些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处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祭祀和纪念场所，这种场所就是所谓的先贤祠。胡子昭的祠堂多是此类。
    笔者所找到最早的纪念胡子昭的先贤祠是明朝中叶建于山东济南一条小巷里的七忠祠。这个祠堂里供奉的是包括胡子昭在内的在靖难之役里死难的七位忠臣义士。这七位义士中既有高官，也有低级官员（如王省，济阳县教谕，大概相当于学校里的教导主任，顶多算是县级的教育局长吧，可能九品官也算不上），但其事迹皆可歌可泣。这个小小的祠堂从现存的图片看来不象祠堂，倒象一个民居四合院，而且是很小的那种。我分析，可能当时对这桩公案朝廷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祭祀七忠臣的活动还是非法的，所以该祠堂应该是私人冒着风险所建，而官府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未予追究。（说实话明朝时有东厂这样有名的特务组织，对这种的祭祀活动肯定不会不知道，只是没采取行动而已）
    实际上在朝庭正式为靖难忠臣平反之前，明政府就有不少的放宽政策的行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鼓励了民间的纪念活动。包括朱棣本人，虽因政见不同而大开杀戒，但私下里也曾表达过对建文忠臣的钦佩之情。朱棣死后，其长子明仁宗朱高炽在位虽只有一年，就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赦免很多建文的旧臣及其家属，特别是当时非常残忍的政策：被流放的家属除一人继续流放外全部放归原籍；被没入教坊为妓的女眷被全部放回(胡子昭之女胡银瓶也因此能带着胡子昭的骸骨归老荣县东川沟）。虽然这只算是对前朝过于严厉和不人道的做法的一点点纠正，距从政治上平反还远得很，却也给了人们一点想象空间。我也见到过当时纪念胡子昭的文章和诗词传世，也没有受到过追究。
    万历时，距朱棣篡位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出于对当时并不太平的政局的考虑，万历帝正式为建文死难忠臣平反，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祀，并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于万历三年建“表忠祠”于南京表节坊。这是官方正式承认和祭祀胡子昭等人。此后，对建文死难忠臣的祭祀活动进入高潮，大量的祭祀庙祠从地下转为正式，大量的重建和扩大规模。
    四川御史熊相于正德10年（公元1516年），奏请朝廷为胡子昭反昭雪，朝廷准奏，这时胡子昭已沉冤将近120年。后熊相到川南巡按时，又为胡子昭墓立碑一块，上书：“兵部左侍郎，敕封明忠臣”，此碑至今犹存。出于巩固政权，“忠君”、“成仁”的需要，南明福王时（公元1645年），朝廷追赠胡子昭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溢号“文憨”。清嘉庆16年（公元1537年），朝廷批准在嘉州（今乐山）九峰书院为胡子昭立专祠祭祀。二十余年后，又在荣县曹家街建祠祭祀，初名“耿忠祠”，后改名“崇仁祠”。清乾隆时，迁庙于文庙傍的明伦堂。光绪时，又迁建新祠于凤呜山(钟鼓楼侧)，俗称“胡公祠”。祭祀祠堂历代香火鼎盛。2008年我母亲前去荣县考证时，胡公祠已经被拆除了，只见到钟鼓楼下的古树还在诉说当年的盛况。
    在大足也建了祠堂。1513年，明朝庭命大足县令康圭为胡子昭建忠义祠于县南（今邮亭镇烈火村二十二社胡家湾），又建衣冠冢于今大足县邮亭镇东胜村七社九龙滩，立碑墓前（今墓、碑尤存）。清朝又建忠臣祠于大足县县城城皇庙右壁（老北街今大足中学与县武装部之间，解放后因建拆除，现为商业步行街，见图），命有司春秋进行祭祀。我小时候就住在那条街上，武装部东边的院子里，记得小时候确有城皇庙，那时候传说文革武斗时打死的人的尸体全都放在那里，所以那时根本就不敢去（我那时才四五岁耶），后来稍大一点因为大足中学要建校办工厂，城皇庙那一片就拆掉了。我确实不记得那里有个忠臣祠，大概拆掉的时间比较早吧，我母亲倒是见过的，居说里面还供着胡子昭的塑像。
    很遗憾的就是这些祠堂建筑现在都不存在了，所找到的或只是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或者是老年人的口头叙述。特别是七忠祠，真的是有历史价值的，它的的拆除真是中国时下大拆大建风潮中的一个缩影，悲哀！

作者：红马酷哥

图片:位于重庆市大足县邮亭镇东胜村棠山九龙滩的胡子昭衣冠冢.jpg

位于重庆市大足县邮亭镇东胜村棠山九龙滩的胡子昭衣冠冢
    这是上传的最后一篇关于胡子昭的文章。本来还有一个第五篇，主要写胡子昭的诗词和找到的有关文史资料的情况，感觉就只是个记录而已，而我写的东西又不是个真正的论文，也就不必要再附上个参考文献的单子，还有些零零碎碎的材料，也就无心再写了。所以就此打住吧。  
    这篇文章是这个系列中最轻松的一个了。说实在的，收集到这些故事，一开始我也觉得挺有趣。后来就想通了：中国历史上不都是这样的：对于圣贤，人们何不是都把他们当成了半神半人式的人物。圣贤崇拜是中国古代人们宗教信仰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圣贤崇拜的对象不是完全虚构出的神灵，而是有一定传说根据或者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因为政绩显著、为官清廉、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有的则是因为恪守忠孝、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心灵手巧等原因而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去世以后，大都被人们神化为半人半仙式的圣贤人物。胡子昭的传奇故事也正好落入了这个俗套。 ­
    既然我是大足人，那就从大足这边的传说开始吧。这个故事叫《骑竹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而她是听她婆婆讲的，我也听胡氏后人在闲聊时说起过。­
    话说邮亭棠山下九龙塘边的胡氏故宅出了一位高官叫胡子昭，虽在京城做官，家眷却没有同行，仍住在老宅中。其妻王氏也出自读书之家，为人至孝，好生侍奉婆婆，晨昏定省未曾失礼。不料有一日，婆母郭氏却发现她腰围大起来，像怀孕模样，不禁有疑。心想：儿子不在家，儿各自独居，家中除工役使女外也从未有外人来过，儿媳怎会有此变化？但又不好说出来。­
    那天正是朔望之日，心怀疑虑的郭氏睡不着，便到庭园散步。来到东厢王氏处，却听见室内有切切私语声，郭氏不好发作，便回大堂坐等到天明。待王氏前来，婆母便劈头问话。那王氏不好隐瞒，只好实言相告：“是仲常回来了。”郭氏不信，令其叫儿子出来，王氏却告知胡子昭已在天亮前回南京去了。­
    棠山距南京千里之遥，胡子昭怎么可能随时来往？王氏见婆母不信，只好以实相告：原来胡子昭在京为官清正，且孤身一人，难免孤单，有异人赠骑竹马，供他每月朔望之日与妻相会。果然第二个月的朔望之日，胡子昭又出现在棠山老宅王氏的房内。­
    郭氏多时不见儿子，见儿子出现，自然是喜出望外。对于儿子骑竹马来去如飞的事实，不禁童心大起，也要骑骑试试。胡子昭十分为难：受赠竹马时已被告知切不可另换它人骑行，否则就要失灵。但胡子昭是个至孝之人，只好让母亲一试。谁知这一试，竹马果然失灵了。胡子昭只好找来一匹良马，往南京赶去。­
    棠山至南京千里迢迢，自然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到的，第二天早朝便要误了点卯。眼见胡子昭就要招罢官丢爵之责，当值日官点到胡子昭大名之时，却有时辰之神仿子昭之声答到。如此天天如是，直到胡子昭回京临朝。­
    相比之下，荣县的传说更多一些，大概是因为正史把荣县当作胡子昭的籍贯，而当地又再无一胡姓后人，所有关于胡子昭的事情都以传说的形式在当地民众中流传。
    《双狮伴读》的故事。故事是母亲在四川荣县拜访荣县县志办主任时听他介绍的。­
    传说胡子昭自小在东川书院长大，喜爱读书，每天早上鸡鸣即起，便在院子里读书。读到太阳初升时，才有家仆起来，为他打来洗脸水。小胡子昭便在院子里洗脸。这时就着反射在水盆里的阳光，水中竟出现了两头金光闪闪的小狮子，在水中跳跃翻滚。小胡子昭觉得好玩，伸手去捉，两只小狮子就在他的手边跳来跳去，与他一起玩耍起来。小胡子昭与狮子玩了好一会，直到水凉了，母亲来叫他才罢手。洗过脸，小胡子昭只觉得神清气爽，读什么书都过目不忘，而且全然能够理解。小胡子昭于是和小狮子玩着了迷，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洗脸玩耍。父亲胡复初觉得奇怪，小子昭每天早上洗脸洗半天，洗了以后就会聪明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原因。原来是上界为保文曲星，特派两只狮子显灵。小胡子昭就在两只狮子的伴读下，刻苦攻读，很快四书五经就无一不通，天下大势无一不晓，年纪轻轻便高中状元，成为朝庭的高官。
    《金脑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在四川荣县东川沟胡子昭墓探访祭拜时听附近老农讲的。
    话说胡子昭因反对朱棣篡位被杀害在南京，其父被流放，其女胡银瓶被没为宫女，在皇宫中做最粗鄙的活儿。胡子昭的尸身无人敢收，多日后才被有识之士偷偷葬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而胡子昭的头颅就此无踪。但朱棣的后人也知道胡子昭忠心不二，死得其所，朱棣篡位理亏在先，朱棣死后便未深究此事。后来胡银瓶在宫中已经年逾七十，向皇帝提出乞骸骨（就是告老还乡）。皇帝可怜她父亲胡子昭死得悲壮，便同意她返乡，并带胡子昭的尸骨回乡安葬。由于胡子昭的头颅已经无法找到，便用金子铸造了一个金脑壳代替。胡银瓶回到四川荣县，将父亲胡子昭的尸骨葬在东川沟胡家坝。
    胡子昭的墓里有价值万金的金脑壳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便被一些肖小之徒得知了。于是便多次有人前来盗墓，寻找金脑壳。谁知这胡子昭的忠魂附在金脑壳上，便使金脑壳有了通灵。每当有人前来盗墓，金脑壳便自己躲进后山，使盗墓贼空手而归。几百年过去了，金脑壳仍然在胡子昭墓里，没人够偷走。
    我母亲于2008年来到四川荣县东川沟时，那胡子昭墓只剩下半块残碑，当年盛景早已了无踪迹。前些年胡子昭还又被盗挖过一次，老农说当时现场一片狼藉，却什么也没挖到。看来这金脑壳还是有灵通的呀，哈哈！

感谢红马酷哥提供这么好的材料，遥问笔健。

感谢红马酷哥提供这么好的材料，遥问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