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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丰乐红仙峒主的新浪博客 作者：丰乐红仙峒主 中国人认祖归宗，靠的是姓氏祖谱，皇室的玉牒、普通百姓的祖谱、家谱，就是岁月传承的家世档案，直到今天，国人在对组织和管理机关填写有关申报表格的时候，还保留有“籍贯”一栏，籍贯实际上就代表着祖居地望的意味，它和姓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文地理记忆。 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就有家谱，诗人屈原官居三闾大夫，职责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大姓的家谱，而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里就记述了大量上古以来的政权更迭和诸侯世家历史的权威性资料，而成为先秦时期的家世性经典文献。南北朝时期，讲究士族门阀制度，官分中正九品，看重出身的门选制度大行其道，家谱就成为选官、通婚的重要鉴证档案，是以政府、豪门士族很重视篡修家谱，至隋唐，政府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写大型谱牒著作，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篡》、《皇室永泰志》、《唐皇玉牒》等。宋代更有著名文人欧阳修、苏殉等人参与编谱修谱，使宋以前的家谱由维护门第、选举、婚姻为目的而扩展为宋以后的家谱具有尊祖、敬宗、收族等具有的教化功能，家谱的记载也扩展到了整个宗族制度。有了教化功能，等于修成了一件统治工具，当权者的重视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无疑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如清代家谱在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而清代皇帝玉牒二百年间共修28次，平均不到10 年就续修一次。明代嘉靖年间，张宪、张辉阳主修的《张氏统宗世谱》，记载了张氏遍及全国15 个省，1470多个点的117个支派，只有民国初年山东孔府修的《孔子世家谱》的规模可与之比美。 家谱既然是家族文献，免不了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官修则可假他手粉饰家族，自修则更可自我方便作伪。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则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儒家礼制来重塑祖先形象，规范祖先言行，掩盖祖先劣迹，抹去不良影响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所以中国家谱最大的流弊就是作伪，尤以宋代以后，明清两代为烈。 今人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家谱作伪的六方面表现，可谓切中其弊： 第一, 在姓氏朔源上攀龙附凤，以上古和汉唐以来的帝王将相、贵胄名臣为本氏族始祖或远祖，乱人他人做祖先，这连谱学大师欧阳修、苏殉等人都不能免俗。以明清两代为例，通常林姓上朔至比干，陈姓上朔至南朝陈武帝陈霸先，李姓为李耳、黄帝，萧姓为萧何，赵姓为宋代帝室等，不一而足； 第二，为提高家族地位，乱标地望。所以王姓必琅铘，李必陇西，张必清河，刘必彭城，周必汝南，顾必武陵，朱必沛国，钟必颖川，应已成为通例； 第三，世系虽远，却不可靠。名清以来的家谱，通常将家族远祖或始祖上溯至远古，然而历代世系又十分清晰，甚至数十代、上百代代代不乱。一个家族十代八代延续完全有可能，十代以上就应该存疑义，而上百代的连续记录又怎么能够靠得住呢？这是因为后代续修家谱，大多来源于记忆，附会或抄录史书、志书和其他图书，这些资料的来源本身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 第四，在一些迁入异地发展的家族中，大多在始迁祖身上大做文章。最典型的例子，宋朝以前的家谱中记录家族中的功名、官爵且显赫的特别的多，而到了明清以后则十分稀少，这是因为明清以前的资料稀少，可尽情作伪，明清以后对科举和官员履历可证明的资料太多，作伪则容易暴露； 第五，书善不书恶。在几乎所有的家谱凡例中，都有家谱写法的“不书”条目，即不让入谱的标准，大多是“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这样就使得所有的家谱中就只有好人、正义君子而见不到坏人，“我在坟前愧姓秦”大约就是如此。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徒，如李林甫、秦烩都是既没有祖先父母，也没有子孙后人，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非常有趣； 第六,为了炫耀目的，借助有地位名人为族谱增光，比如收入一些皇帝的赐文，如圣旨、敕书、上谕、赐诗，以及一些官方文书，如告示、公文之类，同时宴请历代外姓名臣硕儒写序作跋、书写题词、赞词、颂诗等，其间伪造或篡改，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代笔之作屡见不鲜。 秦始皇是个有作为的大革命家，起码在“姓”与“氏”的问题上，秦灭六国后开始一锤定音，“姓”与“氏”合一为姓氏，周代“分封制”影响下的1745个“氏”全部变成了“姓氏”。《中国姓氏寻根》载：到南北朝至隋，“崔卢王谢”为四大望族，唐代李世民见到官修宗谱仍延续前载便怒斥：我李氏贵为天子，“崔卢王谢”已经衰微，为何还持之不变？遂下诏改李氏为第一望族，公孙氏为第二望族，而“崔卢王谢”自然往后顺延。唐高宗后期，武则天干政，开始修编《姓氏录》，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此举大大提高了武则天皇后的声望与地位，为武则天以后顺利接掌李唐政权奠定了基础。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家谱文化与中国的“官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显摆家谱，无非是想向世人表明，自己祖上出过官员，认祖归宗也大多以先祖为皇室帝胄、名臣贤相为荣，这与当今修志纪念丰功伟绩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可否认，历代家谱的文化价值在凝聚人心、后世认祖归宗和促进团结等方面有积极作用，而其史料价值就不敢视为言之凿凿的真迹了。中华民国编录的《孔子世家谱》，向来被视为名谱之最，孔姓也曾被视为天下第一望族，有孔子这一高大全的偶像犹为不及，还要上溯始祖至商汤，进而上溯至商祖契（传说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祖契），不啻为画蛇添足一样的笑话？今有河南人号称中华伏羲研究会的一帮人著书《中华万姓归宗》，言说天下万姓，同归太昊伏羲氏，其拳拳倡中华万姓归于一统之情尚可理解，然以天下万姓，归于一个神话传说生造出来的所谓“人文始祖”，从史料价值上说几近谬然，这中新儒家的论调岂不是另一种赤裸裸地公开作伪？这样一种伪作基础上的文化价值不知道又为多少华夏后世子孙所认同？恐怕只有时间的历史去验证了。再看看最近搜狐网上所谓“全球追认祖先”之类的话题居然成为焦点话题就可以知道，现在的主流话语和文化流向主权荒谬在哪里了，不由人不感慨良多，这就是我书写本博文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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