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热血铺就西进路
来源：汉网（2019年7月5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回首往事漫漫岁月尽沧桑，烽火征程热血铺就西进路上。
——题记
作者与胡正先
与百岁红军胡正先朝夕相处的日子，他讲的故事总是让我激动、兴奋。
我很幸运，在和平阳光下一次次亲吻历史；历史有幸，在硝烟四起中一次次亲历伟大。
当我捧起红军的那艰辛与苦难，当我再度亲吻那带血的征途，我不能不深怀敬仰、敬重甚至敬畏。有人把红军一次次战略转移，比作地球上的红飘带，有人把它称作征服人类极限的挑战，我在追随，不停地捡拾那遥远与艰难，我在思索与崇敬中反复多次踏上征程，反复探究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悲壮。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告别他们战斗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往西转移，从湖北经陕南到川东的那条路啊，注定是用热血铺就的，走在这条曾经充满硝烟的山区小路上，总是觉得红军战斗的故事和他们迸发出的那种精神，永远也采撷不完、汇集不完、讴歌不完。至今，令我停不下脚步、擦不干眼泪，永远在怀念中长长思念。
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胡正先应邀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老兵乘车游行，这是胜利者的姿态。
1、热血铺就西进路 当空万里有艳阳
中央电视台于2016年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永远的长征》，其内容不仅涉及到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长征、也包括寻淮州、刘畴西、粟裕率领的红七军高举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率先从中央苏区转移，到赣东北与方志敏的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同样包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跳出湘赣边区到外线作战，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进川陕根据地的行动不在其中。可是，这段用热血铺就的西进路，同样彰显着2万红军的不屈精神、昂扬斗志。14岁的小红军胡正先就在这条路上。
春日的暖阳下，我陪同胡正先在广东北部的云髻山里散步，老人突然问，今天谈什么内容？我回答，还是谈谈您和战友两个人的西进川陕之路。他停下脚步又问，你当过兵，有没有两个人一起执行任务的？我说有哇，不止一次。老人先让我讲讲当时的故事。我说，那是1982年，我在部队当侦察兵，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当时配合侦察分队实施捕捉目标科目，夜间作业，我和另外一个无线电台兵负责“放点”，我背着冲锋枪，无线兵背着电台，到开阔地上开枪释放曳光弹（无弹丸的彩色信号弹），让几公里外的侦察兵捕捉。我记得很清楚，侦察分队的位置是一个叫磨轴峡的山顶端，我们放点的位置在数公里外的冷水铺。当晚的作业项目很多，我们通过无线电联系组织作业的指挥员，先放两发曳光弹，再用手电筒显示所在目标，检查侦察兵是否捕捉到目标。我们放着、奔跑着，不断变换目标，到了深夜12点，不知不觉走到距离宿营地上十公里的地方，才听到电台里呼叫“收队”。我立即消耗完手中的曳光弹，“啪啪啪”几个连发后，背着枪就往回走。
走了大约几公里，遇见前面一个大水库，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走不出水库的岸边，多条道路的前方都是水面，其实那时心里很明白，应该不会迷路。我手里有地图，看看地图找到路就可以走出水库，要命的是，地图倒是有，手电筒不见了，黑更半夜又不见一户人家，地图是看不成了。我们继续再走，奇怪啊，遇到鬼了吗？怎么都走不出去。无线兵虽然有电台联系，但是两人执行任务迷了路，传出去丢人啦，电台一直关闭着，一心想自己走出去。天将亮夜最漆黑的时候，我们两人用凉水洗了一下脸和头，清醒之后再出发，这才走出大水库的岸边，回到宿营地已经天亮了。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活动时的胡正先。 胡正先听了我的当兵的故事后笑笑说，哪里有什么鬼呀，分明是你们累了、在那儿转糊涂了。你看啊，你们两个人都是17、18的兵，手里还有枪，就是没有枪也不怕，因为你们在和平的环境里，没有敌人出现。我和战友从黄安县的黄才畈西进，就不一样了，我们年龄小，都没长大，身上没有枪，每天钻山沟、进密林，坏人不欺负我们，敌人不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起初也不会伤害我们，可是山里有财狼、豹子、野猪啊，真的遇到也不好办。 离开大悟县的四姑墩我们走了两天后，正中午越过了平汉铁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铁路，心想，这叫什么路，两根铁条子，这么窄小，火车怎么跑？我原以为铁路跟公路一样，是用铁块子铺成的大路。好奇的时候更好奇，一定要等到火车走一趟，看看火车怎么走在这窄窄的铁条上。一阵呜呜的“胃子”声（其实是汽笛声），站立的地面都颤抖起来，我知道火车要来了。我和战友趴在碎石的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铁轨，咣当当、咣当当的声响，火车带着风从我们的身边走过，可是我看了半天，火车过去了，走远了，还是不知道火车怎么行走在这窄窄的铁条上，而掉不下来的。山里出生的孩子，没有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又没有读书，看见的东西不认识不是一件两件。 “走吧，再看也还是不懂这个洋玩意儿。”我对身边的战友说。又走了两天时间，我们好像来到了安陆县与随县交界的地方，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一处不深的山谷里，长满了很多白果（银杏）树，那参天的大树枝稠叶密，两个人坐在树下躲雨。开始，树叶还能挡住雨水，过了一会儿，雨越下越大，树也不能挡雨了，我们的全身都淋湿透了，怎么办呢，附近也不见一个村庄，往哪儿躲雨啊。更糟糕的是，躲雨没有地方，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浑身像落汤鸡的战友不停地在树下走动，他见满地都是银杏果子，抓起来一个就往嘴里塞，我连忙想夺下来，“别乱吃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毒，小心毒死你”。可是他已经嚼了起来，感觉到很香很甜，看来这东西还真能吃的。这样，银杏果子填满了一肚子。还塞满了口袋。 秋雨还在下个不停，今晚到哪儿住？浑身的湿衣服怎么干得了？我们继续往西北方向走，一条大路边立着一个窝棚，窝棚以木架搭成，稻草盖顶。这大概是夏秋季节农民看瓜的棚子。走进一看，棚顶还在，没有了床铺，地面有一层厚厚的稻草。这就够了，真的够了，还需要什么？能找个这样的地方睡觉，已经很好了。那一夜，我们吃了白果，肚子饱饱的，睡得特别的香。 更可喜的是，我们追赶到随州、枣阳的地界时，终于追上了大部队。心里那个激动呀没法说。可是，眼睁睁地看见大部队，却又不敢靠前，担心被发现不要我们，又叫我们回去。我们两人暗自下定决心，这一回就是赶我们走，我们坚决不回去。那天中午，一片开阔地上，一列整齐的队伍正在行进中，清一色的灰军装，一看就是我们的队伍。突然，密集的枪声像是炒豆子啪啪响起来，敌人从两侧山上俯冲而下，红军的部队面临被包围之势。只见得，红军战士立即成散开队形，拉开左右迎敌的架势，阵地上，顿时腾起滚滚浓烟，枪声更加激烈。红军战士都是打过硬仗的英雄好汉，才不在乎敌人的这一套。你进攻，我反击，你想包围我，我即刻反包围。狭路相逢的双方，最勇敢的总是胜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红军冲上了山腰，敌人仓皇逃走了。可是，阵地上留下了很多牺牲的红军遗体，还有很多重伤员。这个时候，我们跑上前去，希望能做点什么。很巧的是，在六安苏埠镇一同执行任务的那个连长也在现场，他看到我时，大声吼叫，你站那里干什么，赶紧抬上伤员走哇。连长这么说话，显然是接纳了我，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抬伤员我是不行的，14岁的少年怎么能抬得起成年人，我搀扶着一个右腿负伤的战士往前走，看到开阔地上一片血红，那是烈士和伤员流的鲜血染红的。这张照片据胡正先说是他最早的照片。
2、怀揣十个银元 一路没花一分
追上部队的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的土地庙里宿营，这个土地庙虽然不大，但是前后左右都是房子，伤员有地方安顿了。连长再见到我时，从腰间扯下一个布袋子说，“层子，帮我拿着这家伙，打仗的时候鼓在腰间，咣咣响，跑起来很是碍事！”我接过布袋子，袋子里传出清脆的响声，原来这是一袋子钱，有银元十块，还有铜板几十个。
修整一天之后，部队继续西行，前进的方向擦着河南的边儿，古城襄阳就不远了。连队有读过书的战士，一路上讲着三国时期，发生在襄阳的很多历史故事，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三国是什么，也不知道刘备、关羽和张飞是谁？只记得“火烧博望坡”和“三顾茅庐”这两个故事。
每天跟着伤员在一起，照顾他们吃饭、喝水，有的伤员手负了伤，我还得给他们喂水、喂饭，还有的伤员大小便也需要我们帮助。跟上队伍了，吃住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改善，但毕竟跟大家在一起，没有了孤独和寂寞。跟着部队过集体生活，是我向往的事。部队里有歌声、有口号声，还有人讲故事。
来到一条小河边休息的时候，老连队的一个战士看到我屁股后头拴着一个袋子，问我装的是什么，我说，宝贝啊。那个老兵一把扯下钱袋子说，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多钱呢，我说是连长叫我保管的。他晃动钱袋子，小子，你得好好保管住了，可别拿着钱溜回家了，跑回家去买房、买地、娶媳妇。他的话让周围的战友哈哈大笑。我才14岁，离娶媳妇的年龄还早得很。
晚上，我靠近伤员睡觉时，头枕着钱袋子，生怕袋子里的钱有个闪失，这个时候，我觉得有责任了，保护好钱袋子就是我的职责，我也想过，长到14岁，从来没有见过这多钱啊，我在石板冲的老家放牛一年才得到一个大洋，现在我手上有几十块钱，这些钱真的能买地买房娶媳妇。我这么想，并不代表我真的要贪污这袋子钱。对于我来说，我一心跟着红军干，从来就没有去想要钱去做什么。从襄阳到郧阳几百里路，钱一直在我身上分文不差。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正先。
3、没吃没穿没处住 随时都会有牺牲
郧西县往陕南的一路上，部队倒是打仗不多，可是一路上大家的吃饭问题遇到困难。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顿稀饭，大米白饭和馒头好久没有见过。刚刚放下碗筷就有觉得又饿了。路过郧西上津古镇，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山间镇子，镇上经营吃喝的店铺很多很多，从街上走过，看到很好吃的蒸糕、炸油条、白米饭、热馒头，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好吃的……看到美味，越发觉得肚子更饿。没有办法啊，只能不断往下咽口水，身上的钱不能动的，那是红军的钱，不能一个人私自花销。这个时候我想，要是连长在身边该多好啊，跟他说打开钱袋子，拿出几个铜板买点吃的，快要饿死了啊。可是连长在哪？我按了按钱袋子，饿得两眼发花，就是不敢打开钱袋子。
走出上津古镇，是一条小河，大山里的气候比山外冷，季节也晚一些，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割，金灿灿的一片，多么诱人的丰收季节啊，农民种地，一年到头盼望的就是这个丰收的时刻，好年景就是农民的天啊。
我陪着几个伤员径直往前走，来到到稻田边，用手轻轻地拂了拂成熟的稻子，算是分享了这里农民丰收的喜悦。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拽起一把稻子搓在手心，来不及去掉稻壳，就塞进了嘴里。尽管是生米还带着谷壳，嚼在嘴里依旧是那样的香喷喷。嘎咕嘎咕的咀嚼声，唤醒了胃里的饥饿，那时的感受才叫真的好。我当时很想，如果稻田的主人来了，我就掏出钱袋子里的铜板付给他，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我以后有钱了，再把公家的钱还上，这就是买他的稻子，不能算偷，也不算违反群众纪律。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发现我偷吃了稻子。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吃。后来我想，这次的做法不仅是偷稻子吃，心里还想违反规定，私自花公家的钱，至少是挪用。这个想法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从参加红军到今天，我已经102岁了，再也没有做过违反纪律的事。
大山的初冬，不知道怎么这么多雨，自从进了郧阳的地界，就没有见过太阳，一天到晚淅淅沥沥的细雨下过不停。冷倒不要紧，14岁的我火气很旺，根本不觉得很冷，最大的困难是穿着又笨又重的蓑衣、戴着斗笠行军，天天是上坡下山的路，笨重的雨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到了晚上宿营，经常是在山岩里找个石洞栖身，即使进了村庄，部队那多人，山沟老百姓谁家有那大的房子招呼那多人住呢。住在雨中是常事，雨停了，就将蓑衣垫着，把斗笠反过来枕着睡觉，如果雨不停，就随便找个树下面，连蓑衣、斗笠都不摘下，睡个囫囵觉过一夜。长长的西进路上，我记得没有几天住在房子里。打仗负重伤的人，不断有牺牲在路上的，含泪告别战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
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胡正先。
4、穿着布鞋长途跋涉 千里之后赤脚步行
暮春的日子，走在广东粤北山区云髻山风景区平滑的小路上，我和胡正先的话题转到了穿鞋上了。胡正先说，现在的鞋子千种百样，穿起来舒服而且质量很好，一双鞋能穿很多年。可是，我们那时的红军只能穿草鞋、好一点儿的穿布鞋，至于皮鞋嘛，解放前我很少见过。
从家乡安徽六安出来，走到湖北与陕南交界的地方，应该有千余里地，我一直穿着那双千层纳底布鞋。那双布鞋，跟我妈妈、奶奶做的一样，鞋子结实而且合脚、养脚。走了1000多里的山路后，布鞋已经“开口笑”了，再往前走，原来的困难一样不少天天跟着，接下来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布鞋烂了，没有新的换、草鞋我又不会打，只有打赤脚行军吗？出了湖北到了陕南的山阳县，我真的打赤脚行走了一天，那时已是冬天了，天气很冷，早上水沟里结一层冰、旷野的草木上白白的一层霜花，有时天上还飘起雪花，赤脚走路一天，脚掌磨烂了，脚后跟又裂开道道口子，火辣辣的疼。老兵见了心疼我，有人让给我一双草鞋，有草鞋没有棉袜，走路倒是不扎脚板儿，可是我的一双脚从趾头到后跟全被磨、被冻出血口子了。
其实，这并不是可怕的，受冷挨冻，忍饥挨饿，那都不要命，最多是个难受而已，人啦，没有吃不了的苦，红军西进的路还远着的，生与死的考验还在后头，因为，前面快到漫川关。漫川关，西进的红军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强力堵截，那一仗，后来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中，那一仗，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历险。
之五：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来源：汉网（2019年7月9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作者与胡正先
又到了七七中国人民不能忘、不敢忘记的日子。百岁红军、红色听风人胡正先的系列传奇故事，今天的展开不按时间顺序，专门挑选他的抗战经历，以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崇敬打鬼子的英雄，我辈当踮起脚尖儿仰起头。
1、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抗战的中坚
与胡正先谈起抗战的话题，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神情凝重的他说，眼下总有一些人在背地里说，红军当年的战略转移不是为了抗战，甚至还有人说，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心不在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主力，是正面战场的国民革命军。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十分生气。往小里说，说这种话的人没有良心，没有起码的阶级感情，往大里说，这种人不懂历史、缺乏教养。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这个老兵。
关于红军的转移是不是为了抗日？我先说说长征出发前的历史，1934年7月初，寻淮州、刘畴西和粟裕等率领的红七军团，从赣南苏区出发时，就是高举抗日的大旗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同年11月，又有红25军为了抗战而转移出鄂豫皖，他们的旗帜也是北上抗日，红25军长征的沿途，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我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的底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我红军中唯一的一支妇女独立团，在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她们的番号就叫“妇女抗日先锋团”。1936年12月1日，红军长征刚刚胜利之时，毛泽东就给蒋介石发表公开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抗日英雄。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1937年夏秋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发布了《抗战救国事十大纲领》，随后，全体红军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这些存入中国档案的历史，足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随后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坚定的抗日武装。
2、 民心所载重托在肩上 从新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 在新疆“新兵营”训练了几个月后，我这个从川陕苏区起就开始学习电台业务的老兵终于学成，凡是电台业务的发报、抄报、译电、破译和电台抗干扰，我的考试全是合格。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的教官刘寅说，这样的成绩来自经历过长征和西路军征战残酷环境后，激发出来的动力。我当时也这么认为，我是在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总部参加的电台报务员集训的，那个时候我的文化底子太浅，认识的几百个字还是在行军路上学到的。年龄又小、文化不高，学习收发报的电台技术，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学了几个月后一经考试，成绩不及格。所以，我在长征路上和征战河西的路上，虽然编在总部电台序列中，却总是背背电池、搬搬物资，跟着队伍行军，与收发报和译电业务几乎没有关系。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直走到长征胜利，又经历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从祁连山走到新疆的刘寅教官，不止一次地讲起电台工作，在部队的行军、打仗中的重要作用，我红军是从缴获敌人的半补电台起家的，那是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时候，很多红军战士没有见到过电台，更不懂得电台有什么用处，甚至将缴获的电台连同附件乱砸一气，好在没有砸烂电台的主机，这就是半部电台。后来红军在兴国县的作战中红军又得到一部电台，从此中央红军有了空中联络的工具。一个优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时能抵得上一支师、团部队的战斗力。因为关键、因为重要，所以，业务不好的人是绝不可以操作电台的。刘寅教官是个电台操作和教学的高手，有了他的帮助，我离开新疆奔赴延安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电台技术人员了。 1938年春天，天山脚下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接到党中央的命令，电台训练班的人员全部去延安参加抗战。就要回延安了，就要回到党中央的住地，回到一起长征的战友们中去，那天晚上，电台台长、报务主任反复强调，从新疆到陕北，要坐车很多天，大家必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准备长途跋涉。可是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离开川陕苏区的嘉陵江边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时间，部队经历了长征、经历了征战河西，提前到达陕北的部队还经历了东征、山城堡战役和西征，部队的牺牲很大，几年没有联系了，一同从鄂豫皖、川陕苏区走出的那些战友是不是都活着？如今部队都开始开赴抗日的前线，我回到延安能不能见到战友们？多么想念那些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战友们哇。 几乎是一夜无眠，听到外面吹起了集合的哨声，我才知道要出发了，这时想睡觉已经来不及了，反正是坐车行军，就在车上补觉吧。晨旭中，我们身着苏军军服，排列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停靠在操场上的苏联汽车前等待上车，几十辆汽车中，有2辆车属于我们电台人员乘坐的。教官刘寅对大家说，回延安的路上吃住行都有安排，行动是秘密的，路上不能停留，不能上街，大家身上不要带很多钱，都把钱交上来统一管理。 上了车后，我和徐明德（河南新县人）、王医生坐在一起，带篷布的卡车上没有座椅，我们坐的全是自己的背包。头一天整夜没有睡觉，刚上车我就困得不行，即使是“老毛子”司机的车子开得飞快，尘土飞扬中，汽车颠簸的十分厉害，我也能东倒西歪地睡觉。从乌鲁木齐到哈密的几天，我几乎没有往外面看一眼，实实在在地把觉补回来了。到了哈密，全体人员换成便服，清一色的上衣中山装、下面着马裤。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打听才知道，穿中式便服到沿途的兵站，免得一身苏式军装引起误会。开始的几天乘车行军，除了上厕所和晚上到兵站睡觉，乘员是不允许下车的，吃饭全在车上进行，总是压缩饼干加凉水，其实就是麦麸做的粗粮饼子，偶尔有几块干鱼片，只有到兵站的晚餐，才有西餐吃，吃西餐虽然文明，价格也不便宜，可是怎么能抵得上煎炒炸的中餐美味，这一路吃下来，让以后很长日子见到西餐就有吐的感觉。 过了星星峡往东，我再也不可能睡觉了，这一路上的红柳园子、安西城、白墩子、石包城……这些一年多前西路军与敌人激烈拼杀的地方，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后，哪一仗都是异常的惨烈，硝烟未散部队撤出战斗时，牺牲战友的遗体都来不及掩埋。汽车路过一片盐碱地，我们真的看到当时牺牲的267、268团的战友还在原地，因为那里气候寒冷、碱气有很很重，人体不容易腐烂。大家坚决要求下车去，将这些战友的遗体掩埋，我数了数，倒在这里的战友一共有40多人。 从安西县往东、经高台县、临泽县一直到张掖，这一路都是西路军血战的地方，我的心一直是揪着的，牺牲的战友一路都是，假如没有他们的牺牲，假如没有他们的英勇抵抗，我们这些人也许就活不到今天。想着他们，车上的人全都痛哭流泪了。刘寅教官说，同志们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了，我们这不是去延安参加抗战吗，你们攒足了劲头，到抗战前线多杀日本鬼子，早一点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就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报答。 苏联卡车组成的车队走走停停，经过近半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在杏子泛黄的日子来到延安，见到了延河水、见到了宝塔山。 随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又从新疆回到延安，胡正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 3、日机飞机轰炸延安 二局电台移到安塞 在延安迎接我们的是军委二局负责人王诤，他是红军电台的创始人，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家邮电部长。跟随在他的身后，从延安的东门往西走，一路上我不断看着延安街头的建筑、民房和中央各个机关的牌子。延安的一切都令我很好奇，房子不多，沿山而劈的窑洞倒是不少，这跟我的故乡、川陕苏区不一样，跟新疆的房子也不一样。到达距离杨家岭很近的一个地方，我们53分队的人留下，其他人被编成51、52分队，就与我们分手了。当我走进窑洞安顿住下的时候，我的一个战友突然告诉我，记住，今天是我们到达延安的日子，这个日子值得纪念。是啊，确实值得纪念，因为，这一天，正是我满20岁的生日。 延安的街头，每天都有各地前来参加抗战的男女大学生。他们的穿戴各种各样，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南腔北调。刚到的前几天，我们只是学习文化课，还有没有正是开展工作。没有上岗的时候，还有很多时间到城外的黄土高坡上去转一转。周末的日子，我和战友小刘来到枣园的后山上，见到山坡上成片的杏子黄灿灿的，我们问过往的的陕北老乡，这些杏子可以摘着吃吗？几个老乡说，想吃就自己摘，在陕北啊，别的东西不多，夏天的黄杏、冬天的狗头枣不少，谁想吃都管饱。走进杏树林，我们又是吃又是摘，一会工夫就摘了几十斤杏子，没有袋子装，就把长裤脱下来，装了满满的两裤腿，带回住地让所有战友吃了个够，陕北的黄杏、酸中带甜，说不上好吃，也不难吃。 大概过了半个月，上级来人给我们作动员后，征求我们的意见，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在新疆就知道我们到延安是为了参加抗战，来到延安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去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我希望到江南的新四军去，到抗战的前线去。给我们作动员的首长叫邱均品，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它很严肃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毛铁”，这是我在川陕苏区取的名字，毛铁，就是四川人说的斧头。邱均品说，你以为非得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拼杀才叫抗战吗，你学的是电台报务技术，在延安也同样是抗战。听到他的这番话我就明白，这是要住在延安不走了，这句话，让我在延安战斗了七年多时间。 电台的工作是紧张、枯燥的，一旦上机，人与人交流的机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的电台全是大功率的，侦听的距离能达到1000公里外，只收报、抄报、不发报，也不需要破译。主要负责东南方向国军顾祝同、李品仙等部队的动向。抗战军兴，中共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明里国共合作抗日，可是，从国共合作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摩擦明里暗里总是不断，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国共两军，实际上并没有心合在一起。要不然，怎么会有皖南事变？怎么会有国民党军队中出现的朱怀冰、鹿钟灵、石友三等几个“摩擦专家”的登场？ 夏季的延安，天气跟南方一样，时常狂风暴雨，遇到雷电交加时，天空中一秒钟就能发生多次闪电，这种天象是很影响大功率电台的正常工作，室外必须架设更高的天线，室内必须加装高放设备，才能保障电台信号正常，才能能捕捉到千余里外的信号。这项工作完成后，在延安城很远的地方都能发现架在山顶的天线，这是我们军委二局的所在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延安工作了不到半年就迁到了延安西部的安塞。1938年11月20，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一连两天，日机出动飞机14架次，投下了110多枚航空炸弹，延安城内很多房屋被炸成一片瓦砾，炸死扎伤军民150多人，11月21日那天，我正在延安城办事，警报响起，街头的人四处躲避飞机丢下的炸弹，从天而降的爆炸，倒下的人成片的，有的是被炸受伤，也确实有些人并没有被炸伤，而是被炸弹吓得倒在地上。 到了当年12月，日军已经三次轰炸延安了，我们架设在山顶天线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上级决定，让我们立即迅速转移到安塞县的延河边，选择隐蔽的山沟继续我们的侦听工作。胡正先、何真。陕北安塞的大山、延安延河的水，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的美好爱情。
4、山沟里“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
我们离开延安后，在安塞县延河边的云盘山附近一处很隐秘的山沟安了家，这个家既是我们的工作地，又是我们住宿的地方。1939年底，我被任命为组长，负责四部电台和十多个报务人员的事务。尽管这个小组远离机关，但是管理一点都不能松懈，我们肩负的连接着党中央和前方的新四军部队的重任。每天接触的是“滴滴答答”蜂鸣声，是闪烁不停的指示灯，收报、抄报、送报，几乎没有娱乐、没有业余时间。到安塞6年多时间，我只去过延安两次，一次是奉命到延安看苏联电影《带枪的人》，还有一次去开会汇报工作。桌子上的电台没有停止工作，每个人与机器一样也在不停地工作。累不累，肯定是累的，但是比起抗日前线那些与日军面对面拼杀的战士，我们多了一份人身安全，没有牺牲性命的危险。
1940年初的时候，军委二局的电台扩充编制、增加人员，上级安排我到军委三局开班训练班，培训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男女学生，充实到电台队伍中。培训工作完成后，我的小组分到了15个男女学员。这15个人中，就有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何真。
在延安工作的人，跟前线作战的部队管理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前线部队的人谈对象、结婚成家，在年龄、职务等方面要求都很严格，我们的电台里没有这样的规定，大学生分来不久，我的小组里就有男女自由恋爱的事，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男女，相亲相爱是很正常的事，反倒我这个当组长的人赶不上趟，22岁多了，还没有尝试过恋爱的滋味。不是没有人看上我，也不是我不懂得罗曼蒂克，我在川陕苏区时认识的一个姓李的女战友，等回到延安重逢后，就对我很好，她还托人带话，愿意做我的恋爱对象，还有一个叫刘凤菊的姑娘，当面表示过喜欢我的意思。其实，我当时也有自己的想法，第一、自己所做的贡献太小，找对象就不要太早；第二、我个子本来不高，找对象一定不能个子太小，不然将来的孩子也免不了都是小个子；第三，我是电台小组的负责人，找对象不能太主动，万一不成被对方拒绝不是很没有面子？
很有原则性的胡正先说，这个想法后来我才在书上找到一个理论根据，那叫“卡耐基式的”恋爱方法。我不明白什么是卡耐基方法，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个名人叫卡耐基，他小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到一户人家去玩耍，当主人拿出一大盘糖果时，很多伙伴见了都争先恐后地抢糖吃，唯独卡耐基站在那儿就是不动，有人问卡耐基，为什么不动手去抢糖吃，他回答说，我的手很小，能抢几个糖果呢？我不动手，大人肯定会帮我拿，大人的手大，能抓到比我拿到的更多的糖，这样，我不是比其他的小伙伴拥有更多吗？我点点头，佩服我对面的百岁老人的聪明和睿智。事实证明了他的这个恋爱观和恋爱方式的正确性、科学性，胡正先的个子真的不算高，而他的妻子何真是个高个子，后来他们生育的的三女两男，身高都超过了他很多。
胡正先、何真，两颗年青的心贴在一起时，正是硝烟四起的战争岁月，从陕北转战到东北、入关后参加解放平津、解放中原、解放武汉、解放华南、解放海南岛……他们，抵御外侮的英雄，他们是为人民打下江山的功臣。
5、延河水为我们的爱情作证
胡正先笑了笑，继续讲述他的爱情故事。妻子何真，河南洛阳人偃师县人，那时的何家虽不算什么大户，但是何家父母能让宝贝女儿从洛阳到河南的首府开封，念开封女子中学，除了观念的前卫和新潮，家境也绝不贫穷。抗战全面爆发后，何真的书是念不成了，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她成长为进步的爱国青年，辍学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奔赴延安，参加抗战救国。
可是，一个处在读书时期的女子，在父母那里还撒娇的掌上明珠，如果要远离父母去参加抗战，父母绝对不会轻易同意的，抗战是要有牺牲的，一个女孩子，被父母视作心头肉的丫头，他们舍得吗？可是，下定决心要去延安的何真，自有说服父母支持她的办法。她给父亲写了一封要到西安赶考的信，信中还提出让家里多给一些钱，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到了中原的门槛，今后兵荒马乱的不好邮寄钱和信。其实，她的这个理由是为了给一同去延安的同学争取路费。这一招很灵，远在洛阳的父母十分相信自己的女儿，同意她去西安赶考，所需的钱两也如数寄到，其实，他的父母哪里知道，这封信，他们从此很难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抗战、解放，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宝贝女儿才回家去看望父母。
老了吗，没老！几十年后，胡正先、何真，这对革命伴侣再回延安、安塞，已是耄耋之时，站在当年的窑洞前，他们感觉到并肩战斗和美好的爱情就发生在昨天。
6、远离故乡远离父母 两只狼为我俩“做媒”
你一定听说过人为媒、花为媒、树为媒、月为媒的故事，但是你绝对没有听说过狼为媒的故事吧？我说，绝对没有。胡正先说，我和妻子何真的恋爱，先是她主动的，她读过很多书，有文化的她思想很进步，性格很开朗。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值班，他不断地打量我好几次，我装作没有看到，到下半夜下班了，我们走出机房，外面一片漆黑，我们的寝室距离机房其实并不远，她说一个人回寝室好害怕，要我送她到门前。我点点头，让他先走，我跟在后面。他问了我的很多情况，问了我的家里还有什么人，问了我参加红军后的经历，还有学文化、学技术、还有理想、信念、追求等等，一段不到500米的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快要到门口时她才表示愿意与我处朋友。那一夜，实际上是后半夜到天亮，我与她分手后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根本没有睡着，是激动、是喜悦、是高兴还是什么，我说不出来，砰砰直跳的心，反正感到特别特别的舒畅、很美、很甜。
战争年代，不像现在的青年人恋爱富有浪漫而新潮，革命军人的爱情其实很简单、也很直接、从开始认识到热恋，都是火光四射、激情四射。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俩只要不值班时，就走在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有抗战的的主题、有工作的细节，更多的还是相互爱慕的心里话。我俩的这种关系在整个队伍里传开后，战友们都吵着要早点吃我们的喜糖。
胡正先与妻子何真合影
秋天的一个傍晚，月光像水洗了一样特别的明朗，我和何真手拉着手沿着蜿蜒的延河走着，此时的延河水量很小，听不到水流的声音。只能听到我们散步的脚步声。静静的延河岸边，天和地、还有当空的月光，仿佛都在偷偷地听我们谈恋爱。
这时，一个小意外不期而遇，河的对岸的山头上不知从哪里窜出两只财狼，从山顶往山下冲，我说，是豺狼。我从小在山里放牛就不止一次见过这畜生，自然是不害怕的，可是何真没有见过呀，女生天生胆小，见到小动物都害怕，何况是豺狼，这俩家伙的出现，竟然让何真惊慌失措，她大叫一声一头钻进了我的怀里。她的这一大叫，没有吓到我，倒是吓走了豺狼。我说，有我在，怕它干啥？何真说，我最怕豺狼了。两只狼早已无影无踪了，何真还依偎在我的怀里不肯松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幸福、美好、温暖之后，我是不是真的该感谢那两只豺狼呢？并且，何真敷在我耳边表白，要是总有你在我身边就好。这叫什么？这是爱情的表白，这是一个女孩要托付终身的坚定表白。我说，我答应你，永远在你的身边保护你。
7、岳父寄来的七块大洋 补请战友喝上喜酒
何真身为一个女性，说话办事让人感觉有一股男人的干脆和利索。我们商定结婚后，很快向组织上打了报告，人生中的很多事，那是一顺百顺。组织上了解我们两人，一个是小组负责人、一个是技术骨干，组成新的家庭后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展开和部队的管理。这样，我们的结婚报告很快就批准了。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地瘠民贫的陕北更是物资匮乏，而且，处在抗战艰难的岁月，延安还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吃粮要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就连食盐也很难满足部队所需。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也只能是简单又简单。其实，艰苦的岁月简单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延安，革命化的婚礼也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结婚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有战友们热烈祝福，这就是喜庆，这，就算结婚了。
胡正先与妻子何真胡正先、何真，这对革命伴侣再回延安、安塞
闺女出门嫁人这样大的事，当然不能不让生她养她的父母知道，我们成家后，何真写信向远在洛阳的双亲报告，对于何真的选择，我的岳父岳母是完全赞成和大力支持的，大约三个月后，7块大洋连同一封回信，从河南寄到了我们的手中。这封信，算是岳父岳母对我这个从未谋面姑爷的承认，算是对我们婚姻的认可。而那7块大洋，算作父母给予女儿的陪嫁。用这7块大洋，我们才正式请战友们吃了一餐喜宴。
70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伴已经离开了我好几年了，在我心里，她还是当年的那个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积极向上的爱国青年；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样的漂亮、温柔，那样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之六：战友后背是黑板 行军一路是课堂
来源：汉网（2019年7月10日） 长江日报记者：汤华明
百岁老红军胡正先，不仅在战争年代有很多传奇故事，就是活到100多岁时，同样有很佳话，99岁，在没有旁人帮助下，钓起一条13斤的大青鱼。100岁时下棋，很少有人能赢得了他。102岁的春节，他在手机上用微信给晚辈、朋友发红包。其实，这些都不是他强项，老人真正的强项是读书和写字，他读史、读诗、读传记、读小说，以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积极向上姿态卷不离手。
我们交谈之间，老人不时哼起他喜欢的戏剧。
今天的话题继续回到他的行军路上，回到他读书的“课堂上”。开始的时候，胡正先说，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怎么的，走哪里都是抱着个手机看个没完，吃饭看、走路看、逛街看、睡觉躺在床上还在看，有时间怎么不好好读点书？想想我们年青的时候，根本没有条件读书，尽管没有条件，我们还是想办法读了很多书，而现在的年青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没有意义的玩耍上。
胡正先走过百岁，老红军依然阳光。
1、战友的后背是黑板 行军路上是课堂
胡正先说，红军识字在路上，抗大学习在树下。我的小的时候家里很穷，10岁就离开家到航排头村的山里去放牛，牛仔山坡上吃草时，我偷偷跑到村里的私塾去看人家读书，只记得教书先生念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怎么写。穷人家的孩子多么想读书啊。
读书看报是百岁老人日程的重要内容。
我12岁参加红军后一直到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我都是一个“光眼瞎子”。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只有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红军干部学校，没有启蒙的识字班。再说，部队不是打仗就是执行任务，实在是没有时间教战士们学文化。
红四方面军西进的路已经走过了陕西山阳县的漫川关，我们才开始有机会在行军路上学认字。部队里有文化的同志担任教员，用一块小纸片，写上“人、枪、农民、红军、战斗、纪律”等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上，跟在身后的教员大声念，大家也跟着读，一天只认5、6个字。没有拼音，发音都不准，还经常还闹出笑话。在汉中的一处上路行军时，我聚精会神看着前面的字，嘴里不断发出声，忘记看路的我，咣当一下踩了个空，滚到几米深的沟里，我嗖地一下爬起来，继续走，继续念。
我送给他的书，真担心拿不出手，没有想到老人同样认真地读。
没有纸和笔，没法做作业练习写字，认字的印象不可能很深，很多人认了前面的，忘记了后面的。到了条件好的宿营地，教员在老乡的家里的门上写个门字，在桌子上写上桌字、如此类推，水缸、谷仓、饭碗……都写上字。部队开拔时，战士们的背后、我们背的袋子、电台上，都有用木炭写的字。说实话，学习认字的条件很差，但是大家学习的空气很浓。走一路，念一路，中途休息时，你考我，我测你，印象不断加深。部队进入川陕根据地的空山坝时，我已经认识了500多个字。500多个字不多，就因为这个，我作为有文化的人被推荐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电台报务，令很多比我认字少的战友十分羡慕，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离休。
严肃认真、治学严谨是胡正先长期恪守的准则。题词的前一天粤北山区突下大暴雨，气压很低影响心情，他说，心情不悦可不敢写字，胡乱地应付一下，会让人笑话的。
胡正先走过百岁，老红军依然阳光。
2、木棍当笔地面当纸 学习文化一刻不停
部队到达川东的通江县后，红军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不再是天天行军、天天换地方住。除了军事训练外，很多时间安排学文化。教员站在队伍前在黑板上板书好字，战士们席地而坐，手拿一根木棍，依照黑板上的在地上写写画画，写了又擦、擦了有写。念着写着，熟能生巧。考试也是这样，学员在地上写好了，教员一个个地看，成绩合格了，再学新的生字，不合格就要挨批评，不吃饭也要完成当天的任务。为了调动大家认字的积极性，教员经常搬出很厚的书对大家说，这本书里有诗词、有歌曲、有故事，只有认识很多字，今后才能学会吟诗、唱歌、讲故事。才能看地图、看电报、指挥部队打胜仗，他这一招很灵，谁都愿意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百岁老红军胡正先的书法。
胡正先勉励青年人继续长征的题词。
认识很多字后，部队还开始叫大家学习算数、练习唱歌、朗诵诗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天才在于勤奋，只是在于积累吗，进学堂、到正规院校是学习、深造，在部队的艰苦条件下，只要努力、刻苦，同样能掌握很多知识。延安办的抗大，学习条件好一些，有室内课堂、桌椅板凳、有书、有纸笔，而其他担负作战任务的八路军、新四军办的抗大学习班，不都是在大树底下搞教学，木棍作笔、大地做纸学文化吗？还不是培养出了大批的有文化有知识的指挥员？灵活地将这些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就能为军队、为国家做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正先。
部队到了新疆新兵营后，我才真正地开始坐在课堂上学文化、学技术，但是比起今天的大学生，我们还远远不够。我不是文人，也不是技术权威，好在，我参加革命八十多年，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从胡正先的经历我看得出，爱学习是他人生的一种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