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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传奇岁月》（2018-年2-月7日） 无论在一个地方定居多久，中国人总是想追溯自己的血脉来源。 在长江出海口的南通如皋，冒姓的血缘来自遥远的蒙古草原；在云南玉溪，很多张姓人的祖先居住在南京“高石坎柳树湾”；在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里，王家人供奉的牌位上写的是“太原王氏”…… 翻开历史的长页，中国人无疑是很能适应陌生环境的，他们闯关东、漂南洋，凭借勤劳以及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在异乡生存，取得成功。建国60年的移民史也是如此，很多重要的成就都是移民创造的，比如早年开垦北大荒，再如近年深圳速度的诞生。从古代到今天，中国人总是不停地走在路上，中华民族也在一次次的迁徙中繁衍生息、融合壮大。 显赫家世：被大众所熟知的名人们可能有着更加深厚的背景；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名流，追溯起来，也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著名的体育评论员黄健翔拜不了祖坟黄健翔 2008年春天回乡祭祖时，他没带香蜡纸烛，老家的族人也不准备这些，都只是到坟前站了很久。至于原因，是不再方便。建国后，一群人来挖黄家祖坟，希望能从那里刨出金银细软——黄健翔的曾祖父黄大暹当过民国政府的财政次长，乡间传闻随葬品必定丰厚。挖了整整6天，只看到骨头架子，还有一个石头脑袋。所以墓早被盗空，而现在那里又有别家下葬，就不再方便焚香拜祭。梁启超 黄大暹之所以官拜财政次长，与其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他在日本结识了三个后来间接改变黄健翔命运的人：推荐黄大暹进入政府内阁担任自己副手的梁启超（时任财政总长）；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后来蔡锷将护国军入川时的财政大权交给了黄大暹；一位经年好友范旭东——黄大暹曾给予范旭东极大的帮助，范此后也开办了民族化工企业，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四大实干家”。梁启超、蔡锷将黄大暹带入了政坛，政治最终在1917年也带走了黄大暹——变节的四川军阀打死了他。范旭东则承担了中国传统家族间常见的报恩者角色，黄大暹去世后，他将黄大暹的儿子，也就是黄健翔的祖父黄汉瑞全家从川地迁往天津。黄汉瑞 在那里，黄汉瑞就读于南开中学——当时周恩来只高他几个年级。留学美国的经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MBA，归国后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做了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女婿。后来，黄汉瑞帮助范旭东在南京开办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化肥厂，深得范旭东信任，范临终前，还指定这个后辈做自己葬礼的司仪。范旭东死后不久，黄汉瑞迁徙不断：先是受排挤，回重庆大学任教；建国后收到调令，赴京到化工部任职，据说调他的人是周恩来；后来组织又安排他回到南京，管理那家由他创办的化工厂。在那里，他有了儿子黄西孟（黄健翔的父亲），同时也似乎延续了上一代的传统：像祖辈一样接济照顾了一位好友。这位好友并不知名，不过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儿子——钢琴家刘诗昆，他是叶剑英的女婿。 即使家族冗长的迁徙过程清晰无比，但到了黄健翔一代，隔一代的事情也都不知道了。在中国，许多迁徙频繁的家族都是这样。 成龙一直确信自己是山东人，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2013年秋天，正在浙江横店拍戏的成龙前往安徽芜湖房桥村。他在村里停留的时间不长，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两位哥哥。1947年成龙的父亲房道龙从这个村里离开时，家中有妻子与分别3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一年后妻子去世，两个孩子沦为孤儿沿街乞讨，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叫花子。 1954年，一路讨饭迁往香港，而且改姓陈的房道龙与再婚妻子生下儿子成龙。成龙在2001年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姓陈而姓房，来自安徽而不是山东。一直到房道龙去世，成龙都没有与安徽老家的两位哥哥见过面。在这个时代性的家族迁徙当中，为他们创造久别重逢时刻的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当时房道龙在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吴学谦访澳时知道了房道龙的身世，于是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失散父子重新联系上。 在中国人的迁徙之旅中，停留在不同迁徙站点的族人之间，似乎总会出现一种看起来尴尬的关系：因为从未谋面，所以家族归类更多的是外界所赋予的概念，这也是无数悲欢的起点。 “我们是庄稼人，有什么说什么。” 在拒绝媒体采访时，著名女演员林青霞的亲戚、家住山东莱阳东关村的任铭顺这样说，“我们真的不想再给林青霞和她的亲戚们添麻烦了。”原因是，2007年，有位记者未经他们同意登了一则消息，在台湾的林青霞亲戚都看到了照片和消息，纷纷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虽说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可总感觉心里别扭。” 林青霞家族的迁徙路线与房道龙相似又不同。林父是一名国军军医，1948年随国军赴台，留下了3个月的大女儿林莉在大陆，之后林莉随老家人迁徙到黑龙江，后来定居河南许昌。 林青霞2008年回过一次山东，她在自传中写过与家乡一位老大娘的会面：“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起山东话：‘大娘！您好！我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林青霞。’老大娘以为我骗她，直说：‘林青霞她很老、很胖，你怎么会是她？’经我一再解释，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老花眼镜，我把脸凑上去让她看仔细，她像鉴定珠宝一样，‘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乖乖！真的是林青霞）。’”开枝散叶的迁徙，是中国人用动荡的方式去寻找安定，也让各种紧密的家族关系圈变大并变得不规整，如果不注意家族关系中曲折的推导过程，位于家族链条两端的人，确实会显得相当陌生。 比如黄圣依与吴敬琏，其实他们是亲戚。 黄圣依的父亲黄自强说，他们家是上海市川沙县（已撤销）黄楼镇黄氏家族的后裔，与黄炎培同宗同族，黄家族谱的序便是由黄炎培写的。在1914年至1917年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在国内外考察教育情况，推动中国教育。十几年后，黄圣依母亲的姑姑邓季惺、姑父吴竹似（邓季惺的第一任丈夫）和陈铭德（邓季惺的第二任丈夫），创办了《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邓季惺与吴竹似的儿子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就是说，吴敬琏是黄圣依的表舅。 再比如，徐志摩和金庸（原名查良镛）是姑表兄弟。两人祖籍分别是浙江嘉兴硖石徐家和海宁袁花查家，在民国期间同为浙江的名门望族，祖辈素有来往。金庸的表姐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的丈夫是航天科学家钱学森。更复杂的关系是：黄大炜（著名音乐人）的外公是张学良的五弟；金庸的堂姐与琼瑶的三舅是夫妻；冯巩的曾祖父冯国璋同两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是亲家，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是张爱玲的继母，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 以更大的视野来看，高晓松（著名导演、制作人）的成长多少与林徽因16岁那年旅居英国时的女房东有关。当时，林徽因的女房东是个建筑师，会带着林徽因外出写生，梁思成追求林徽因的方式之一就是报考了与林徽因一样的建筑系。 后来，高晓松的母亲张克群暑假随清华大学教师家属到北戴河，梁思成见她在沙滩上画画，随便问了句：“想不想学建筑呀？”就是这一句，张克群放弃了听从父亲张维读清华西语系的建议，转而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即使她的父亲张维是中国工程院、科学院两院院士。 中国人60年迁徙热点地带：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大江南北；前苏联援建项目使大量移民城市应运而生；广东从迁入人口高地转变成迁出人口高地。 在建国前后，中国大陆曾发生六次大迁徙 这些动辄千里的行程，不仅为一地带去成千上万的人口，还促进了如今中国各地政权与经济的起始、部分城市的形成。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四个老革命区的省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被要求抽调一部分干部南下，接管南方的城乡。5.3万名的人数底限也在一次文件中被规定，这是按500个县计算出来的数字。其中的1.5万名由山东包揽。5.3万名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10万名。这些从北方而来的干部随后在当地落地生根，编织了南方大部分县区的基层政权。而现今山东籍的高官数量较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次南下。当时，山东干部中近乎一半前往浙江。其时划分的浙江11个地区，其中10个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都由南下干部担任，现在仍有“8000山东干部接管浙江”的说法。而另一部分前往上海的山东人多为财经出身，后来把上海变成了支撑新中央政权的最大财源。当时的领队是此后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顾准，他有一个学生叫吴敬琏。 刘向一从山东南下上海，他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名叫刘长乐。刘长乐现在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另一位南下干部马陈术则到了海南，他的儿子后来创办了一个年营业额400亿元的公司，名叫腾讯。 建国后，为了平衡地区之间资源分布不均，中央开始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区域迁徙——1954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流动量达到2200万。随着北大荒的开垦、对边疆的支援和各大工业基地建设的展开，人口从城市流向了农村。 主持人李咏、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导演陆川，他们的父亲都是在此背景下来到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这一次人潮流动的另一个背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实施。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在全国各地开展，一部分人员被调配至这些工业基地。于是，鞍山、洛阳、克拉玛依、大庆、兰州等移民城市应运而生。因为工业的带动，这些移民城市在当时发展迅速，也吸引了很多人。出生于辽宁营口的单田芳，在1955年随一个演出团到了鞍山。那时他寂寂无名，而鞍山已经有了五六十位曲艺家，正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磨炼出了一代评书大师。现在兰州街道上的“某某巷”，例如贡元巷、箭道巷、五福巷，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北方的城市多以里、道、弄、路、胡同命名，而巷的说法实质上是来自南方的移民们留下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由城市前往边疆、农村的2000万流动人潮，有一小部分人群逆向流动，比如从上海迁往北京。 这其实也是一种“支援”——当时的首都也在建设，但服务业并没有相应跟上，任务落到了上海。从上海迁来208人、21家服装店，其中的7家和中央办公厅附属服装加工厂合并组建成红都，提供了当时及后来领导人的衣着。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央出于备战考虑，将工业基地迁往“三线”——即陕甘川云贵地区，这是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964年，上海人王家驹带着儿子王小帅前往贵阳，王小帅执导的纪录片《三线人家》，便是想为父辈留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林称，1964~1980年中，一共有2052.68亿元被投入到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400万人充实了这些地方。众多西部城市在建设者手中“无中生有”，比如十堰和攀枝花。十堰，早期不过是一个镇，全镇唯一一家打铁店就是它全部的工业基础。后来镇上来了上海人——上海汽车制造厂的三线援建职工；又来了东北人——从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调来，组成了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就是现在央企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他们来到十堰后，才有了“东方底特律”。二汽的两名普通技术员李岚清和王兆国，后来进入了国务院。 1968年，胡锦涛、温家宝走出校门，分别前往另外的三线重点地区——甘肃刘家峡和酒泉工地。 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民工潮”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由经济导向，自发迁徙。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4.2亿的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6亿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也正是因为要面对如此多的流动人口，广东、浙江等地出现了“新移民局”。 不过，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分析，“经济移民”已经发生了细微变化。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人口迁徙的重心已经北移——特别是浙江省的崛起，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成为人口迁入的首个阵地。从广东迁出的人口正在增加，以268.24%的高增长率居全国首位。 近代中国各省居民来历溯源：“衣冠南渡”后，形成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法国学者“帮”中国人找到祖先。 广东普宁归湖村，64岁的江辉南画了一张路线图：从河南正阳到北方的涟阳，再到更北方的济阳，然后向东到山东境内，再南下转向安徽、浙江、江西，进入福建，最后进入广东，终点就是归湖村。这是归湖村江姓人士的迁徙图。 无论在一个地方定居多久，中国人总是想追溯自己的血脉来源。尽管存在大量附会、臆想和伪造，中国汉族各个姓氏的族谱依然能够粗略勾勒出汉族人历史中迁徙的路线。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他们因为诸侯的封地而获得姓氏，然后迁移到四面八方。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浪潮： 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发生在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等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开始了。三次北人南下的移民浪潮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但在葛剑雄、曹树基主编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只有明初的章节，被称为“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这样一棵雄伟的大槐树，成为了移民跋涉道路上最深刻的记忆。当这些移民到达新的定居地之后，把自己的来处告诉子孙，但是时间久远，山西那一座座村庄的名字反而迷失在传说中，他们的后辈无法再追溯到更早的故乡，于是祖先曾经停留的大槐树下，成为寻根祭祖的终点。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到了清朝初年，三藩割据。康熙二年（1663年），顺天府尹张德地被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的四川重庆，城中居民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人口稀少，结果之一是四川境内老虎横行，顺治年间，南充县招来500多人开垦定居，被老虎吃掉228人。面对如此残局，张德地上书请求移民四川：“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康熙七年（1668年），又再提移民之事。 向四川移民在政府鼓励下开始了，奖励也颇为诱人：移民入川，五年内不用纳土地税。三藩之乱平息之后，清朝政府宣布，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应科举。一对夫妇，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土五十亩，有可作为丁壮劳力的儿子，再力拨四亩。每户给银十二两，作为定居的置产费用。于是移民蜂拥而至，那一次浩大的移民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湖北、湖南居民沿江而上进入川东；广东人则大批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给四川带来客家话。此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江西、广西的移民，他们以乡邻、亲戚为纽带，结成数百人队伍，向未知之地跋涉。与此同时，湖广人还继续向北，进入与四川毗邻的陕西南部。等到乾隆后期，那些曾经被荒草覆盖的地区已被开垦，一县人口已经增加到上千户甚至万户，山岩和深谷中都有了居民。所谓“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造就的盛世。 转入近代，中国还有三波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闯关东，关是山海关，关东也就是今天的东北三省。在整个闯关东的大潮中，华北地区居民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东北三省成为中国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华北地区人口浩浩荡荡渡过渤海、穿过山海关的时候，山西北部的居民则因频繁的旱灾和贫瘠的土地，被迫翻过长城，向今天的内蒙古进发，寻找活路。而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则一批批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在中国人向东北、西北和南洋寻找新的生活定居之地时，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被一个法国学者说服了，这个法国人叫拉库伯里。他说，中国的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王尼克黄特，他率领巴克民族东迁，经过昆仑山，抵达中土。巴克指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广泛宣传和接受。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歌词中就有“华胄从来昆仑颠”。梁启超他们相信并宣扬这个学说，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等民族，而是跟西方同源。 尼克黄特的故事不足确信，但从人类这个物种繁衍迁徙的历史来看，在大汶口、周口店的火光亮起之时，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是移民的后代。 全球海外华人的中国籍贯：在东南亚，华人甚至曾建立国家；“淘金热”使得大量广东人前往北美碰运气；精明的温州人已经成为欧洲商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中国人去南洋区域活动（官事、经商、打工、迁徙），被称为“下南洋”。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广东、福建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而地缘上的毗邻关系，让东南亚成为他们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迁徙地。 明朝郑和下西洋后，马六甲渐渐成为开展海外贸易的落脚点。中国人甚至在马六甲建立了国家。1777年，来自广东梅州的罗芳伯在西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共和国”，他自己担任国家首脑“大唐总长”。这个国家100余年后才被荷兰所灭。祖籍同为梅州的李光耀（新加坡国父），其祖先就是兰芳共和国的公民。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促发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到2006年，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已超过3600万，占全球海外华人总数的近80%。马来西亚1/4的人口是华人，在新加坡，这个比例更高达3/4。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100多年前那些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福建人、广东人和少量海南人的后代。在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华人大多来自福建，其中金门人偏爱文莱，晋江人在菲律宾居多；广东潮州人则偏爱泰国；客家人和海南人更多移居印度尼西亚。闽南语、粤语和客家话也随之在南洋流传下来。在南美，占巴拿马总人口5%和秘鲁总人口2%的华人都是当年华工的后裔，只不过前者大多来自广东，后者主要来自澳门。操着台州话的浙江人和一口标准粤语的广东人还来到美国和加拿大修建铁路。 太平天国的“内忧”和鸦片战争的“外患”，给他们的家乡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长期贫穷，他们情愿为预付金签下在大洋彼岸长期劳动的合同，挣来的钱也全部寄回家，不指望自己能活着回去。除了这些身不由己的苦役劳工，还有不少人为狂热的发财梦驱使，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途。詹姆士·马歇尔 1848年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在加州亚美利加河流域清理水道时，意外发现了黄金。消息一出，震惊了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汹涌而来，企图到“金山”碰碰运气，其中就包括中国人，确切地说，是广东人。 直到1842年，广州仍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对外贸易往来和信息交流的中心。美国西部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只比传到美国东海岸晚了几天。随后，加拿大卑诗省的菲沙河谷以及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掀起了“淘金热”，中国淘金客大规模迁往这些国家。 即便找不到金子，也不会白来一趟。早期在美国的华工，每年能积攒80到180美元，是当时国内农民收入的十几倍，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只需30美元。巨大的收入差距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举家迁来，并且再也没有离开。骆家辉（美籍华裔政治家，曾任驻华大使）的祖父骆世泽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广东台山来到美国当小工。台山是著名侨乡，仅在美国就有42万台山籍华人。 一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在法、英、俄等协约国从事艰苦的劳作。英国在青岛设立了“招募华工总处”，法国在潍县（今潍坊市）成立了“侨工事务局”，专门招募华工。战争结束后，大多数中国劳工被遣返回乡，也有一部分留在法国，成为法国第一批中国侨民。现在，大部分华裔英国人的祖辈是从香港或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移居到英国本土的。这次移民潮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目的是填补二战后的劳动力缺口。 随后的越南战争中，也有大量华人自东南亚逃往欧洲。如今，在欧洲生活的华人华侨已经超过200万。其中，精明的温州人已经成为欧洲商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将巴黎地下成衣厂的模式带到意大利传统纺织工业城市普拉托，建起了一座“温州村”；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的伯爵镇，几年前还是印度人集中做批发生意的地方，如今也被温州老板占领；西班牙东北部著名的鞋城埃尔切，也几乎成了“温州进口鞋城”。 这样的情况在北美、大洋洲和东南亚几乎同步出现。华人移民逐渐脱离了开餐馆和洗衣店的底层经济，甚至在异国接受高等教育，从事金融、IT、产品设计工作的越来越多，一些人还开创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在美国，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上个世纪各国的“排华”运动业已成为历史，新一代华人移民正在积极融入他们所处的社会。相对于老一辈温州移民“寄钱回家，光宗耀祖”的观念，他们的后代已经把在巴黎定居作为新的奋斗目标，一些老一代移民也用原准备寄回国内的钱，在巴黎买下了一块终身墓地。 （责编/李丹 来源/《移民大数据：中国究竟谁在移民》,《世界博览》2016年第14期；《近代中国的三次大移民》，《文史精华》2013年第4期；《中国移民新地图》，《东南西北》2015年第2期；《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孔飞力/著、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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