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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胡宁生 从 支源流派 移动到本区(201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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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协绩溪县委员会 作者：黄来生 一、龙川胡，和谐治家，精忠报国 1672年前，也就是东晋337年，官封歙州散骑常侍（相当于后来徽州一府六县地区范围还要大一些的最高行政长官）。胡焱来，到歙县华阳镇（即后来的绩溪）登源龙川，发现这个地方“东耸龙须，西峙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登源河）蜿蜒而来”，背倚石金诸山，面朝石笏（山），水口如封似闭，气势雄浑，羡其山水清丽，于是举家从山东青州濮阳板桥村迁到龙川之水口上的荆林里定居。打那以来，沧海桑田，时光流逝，胡焱的子孙枝繁叶茂，派衍纷呈，形成了广布绩溪徽岭南北和县外各地的龙川胡姓大族。由于这些胡姓后裔都发源于绩溪龙川，故在修祠堂、修宗谱时便冠以“龙川胡姓”之称，所有的龙川胡姓子孙都尊胡焱为龙川胡始祖。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兼兵部尚书的婺源人汪鋐在《胡氏族谱序》中说：“吾徽固多世家，而华阳则以胡氏为首，胡氏文以龙川为首，龙川之胡氏，我徽郡罕见有出其右者！”
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龙川，笼罩着祥和的瑞霭。我们在龙川胡氏第48代裔孙女胡锦霞的陪同下，漫步观赏着安徽省重点文保单位奕世尚书坊和国家重点文保单位龙川胡氏宗祠精美绝伦的石雕和木雕艺术，在被建筑大师郑孝燮誉为“木雕艺术厅堂”的胡氏宗祠内，锦霞老师指着祠堂西厢第一块隔扇门的裙板说：“这块荷花图板，主图雕刻着荷花与螃蠏，荷，和也，蠏，谐也，它的寓意非常明显，就是家族和谐。还有几幅分别是和顺、和美、和鸣的意思。家和万事兴嘛，我们龙川胡家族就是一个从古到今讲究和谐中庸的大家庭。这也可以说是一千多年来，龙川胡家族兴旺、人才济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绩溪人讲文化之邦、名人故里、和谐之源、徽菜之乡，不是浪得虚名，而是有历史根据的。您看这些古代木雕的内容，不就充分证明这一点了吗。”
说到这里，胡锦霞老师又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家族的中兴始祖胡念五捐资建造半个杭州城而不愿做官的故事。胡念五，又叫胡之纲，是两宋期间龙川胡的大富翁和大善人，他广有田土三万顷，遍及徽、严、杭、宁四地，每年打粮十万石，仅交皇粮就要交几万石，可谓当时江南的殷商大户了。当时凤阳府发生灾荒，他输粮五万石给予救济。皇上要建杭州城，看他有钱，就下诏叫他修半个杭州城。按照皇上旨意，念五公修成了半个杭州城，朝廷嘉奖他，诏封他为“提干”（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念五公不屑与秦桧为伍，不愿为官，于是就在龙川隐居，龙川胡氏宗祠就是这个时候建的。据说念五公为人大度宽广，养士多多，颇有孟尝君风度，所以当时的堪舆大师赖文正与他成为莫逆之交。
在龙川胡的历史上，最出名就是精忠报国的抗倭统帅胡宗宪了。胡宗宪小时候就非常聪明，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进士，29岁就当上了山东益都县令，36岁担任浙江余姚知县，37岁升任湖广监察御史，38岁在担任宣大巡按监察御史任上时，机智勇敢，平息了兵变风潮，39岁担任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时，提了著名的《筹边八议》。40岁担任湖广巡按监察御史，43岁担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抗倭大业。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倭寇肆虐，凃毒生灵，而明朝军队腐败无能，屡战屡败，不仅东南沿海一带百姓的惨遭屠杀劫掠，甚至于毗邻的江西和江南一带，也难以幸免。绩溪县的老学究，对胡宗宪颇有研究的徐子超先生向我们介绍：胡宗宪担当抗倭重任以后，在总结前人抗倭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战略方针，先后诱降和剿杀了辛五郎、徐海、王直等倭元凶。在抗倭斗争中，胡宗宪先后被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及右都御史兼理浙江巡抚，48岁时晋升为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兼总督，49岁时担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节制江西等东南七省总兵，加少保衔，可谓位极人臣了。绩溪另一位胡宗宪研究者洪树林先生还向我们讲了几则关于胡宗宪抗倭的故事。
众所周知，在明代抗倭历史中，有一支作战一往无前的军队，那就是“戚家军”，晓勇善战的戚继光，则老少皆知。然而，这戚继光与戚家军却都是胡宗宪培育出来的。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对戚继光请求创立兵营的建议很重视。但是明朝的军队编制是有严格规定的。到世宗时，“额兵存者仅半”、“支粮则有，调遣则无”。要建立一支配备精良、能守善战的队伍，谈何容易！
嘉靖二十七年（1557），倭寇侵犯乐靖、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由于种种原因而来不及援救，致使这些地方受到劫掠，胡宗宪主动承担责任，以“道阻不罪”戚继光；戚继光“寻会俞大猷兵，围王直余党于岭港，久不克，坐免官。”胡宗宪又上疏朝廷，极力解救。要戚继光“戴罪办贼”；给事中罗嘉宾弹劾“继光无功，且通番”，胡宗宪则以当时实情为其辩护，让他“以平王直功复官”，还让戚继光改守台州、金乡、严州三郡。
1558年，永康县盐商施文六到义乌城南50里的八保山开矿，被当地大族首领陈大成阻挠。双方互不服气，引起流血械斗，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方园几百里地群情沸腾，事态不断地扩大。总督胡宗宪闻讯后，即前去调处，他在平息事件中，了解到义乌、永康一带民风淳朴，性格粗犷，勇敢標悍，能吃苦耐劳，有自卫感，并对倭寇深恶痛绝，故派戚继光前往募兵。还赶写一本“奏保戚继光专掌训练水陆事宜疏”，接着又写了“遵旨练兵请期三年疏”和“遵旨练兵毋任监军牵制疏”，让戚继光专心专意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
在练兵中，戚继光没有辜负胡宗宪对他的关心和期望。胡宗宪说：“夫廉则生威，欲则不刚”，戚继光处处以身作则，用行动使将士信服；胡宗宪不允许有猫鼠同眠的“猾军悍卒”。戚继光对招募者逐个审核，择优录用，还教育将士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要体恤百姓。胡宗宪强调“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戚继光要官兵互敬互爱，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胡、戚两人还经常一起探讨孙子兵法。后来，戚家军成了一支既有高昂斗志，精神饱满，又有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军队，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劲旅，在平定倭患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维护民族尊严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位历史学家曾说：“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继光。”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一日，阴云厚积，阵阵秋风刮过，刮落了树上头一批已黄的树叶，在地上旋舞了一阵后，便静静地躺在了地塝下、地沟里、灌木丛中。绵绵秋雨季节来临了。俗话说，八月蒙雾洒，有米无柴煨。可是，浙江平湖城的老百姓早就无米下锅了。前不久，城外那一望无际沉甸甸的稻谷被倭寇烧得精光。老百姓开始成群成队地外出逃荒了。
这一日，平湖城门守军一打开那两扇厚实的包铁大门，逃荒人群就向城外涌去，可是他们前脚还没踏出城门洞，立即掉转身，争先恐后地逃进城来。那位守城门的校尉不解地向城外望去，一个哆嗦，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得城外田野上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凶险恶煞的倭寇。校尉忙不迭地和士兵们一道关上城门，下了千斤闸。即去总督行营报告。
此时，总督行营里，总督胡宗宪正与工部尚书兼督察赵文华、浙江巡抚阮鄂、浙江巡按赵孔昭等军政高级官员们开会，商议明日接受倭寇巨酋徐海投降仪式一应事宜、分析可能发生的变故、布置应变措施。听了守门校尉的报告，胡宗宪心里不免一个咯噔，嘀咕道：“这孽障，莫非又反悔了！”嘴上则招呼大家说：“走！先去看个究竟再说！”
胡宗宪一行来到城楼上，只见一千余名倭寇徒手列队城外大道上，兵器全都集中堆在路边田埂上，徐海身穿白蓝相间的僧帽僧衣，十几个大头目一字儿排在他身后。徐海不等胡宗宪责问，就叩头谢罪道：“天星爷，死罪，死罪！我等感受天恩，情愿早一日归顺，没来得及报告天星爷，死罪！死罪！”胡宗宪一直悬浮在半空的心才放落下来。但是他深知徐海狡猾多端、凶猛难图。他让戚继光去传令各个预先埋伏的部队按原定的防变方案迅速作好准备。继而由中军向徐海晓谕：“督帅钧旨，同意提前一日代天受降。只准许你带200人进城参加仪式，其他人一律在城外列队静候，不得到处乱走，更不准骚扰附近村舍百姓，违令者按大明军法论处。”然后打道回行营，准备受降。
徐海一人在前，后面紧跟200名大小头目成四路纵队昂首挺胸进城，走过护城河，河上的吊桥立即被拉起，徐海见此，心里先虚了三分；他们一过城门洞，城门立即重新关闭，也就隔绝了他们的退路以及与城外部属的联系，徐海心里又虚了三分，而尤其叫他胆战心惊的，是他们如同进入了一条充满仇恨的钢铁“胡同”；明军在街两边紧紧密密地排了三层，第一层为团牌衮刀手，第二层为长枪手，第三层则是弓箭手，而且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军健，那一道道虎视眈眈盯着他们的眼光里，充满了强忍住的刻骨仇恨，随时随地都能把他们撕成碎片，踏为肉酱。徐海一行倭酋原先那点不服输的傲气顿时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垂头丧气、小心翼翼走完这仇恨胡同，到了总督行营前的教场。
总督行营设在被废置的市舶司的衙门旧址。衙门前原是非常繁华热闹的丁字街头，市舶司撤消，海禁加严后，来往客商少了，街市清冷下来了。前年又被徐海一把火烧去一大片店铺和民房，成了一片瓦砾广场。胡宗宪设了总督行营后，就将这瓦砾场平整为操练军队的教场。
此时，那三里见方的教场，四周团团围着红墙，一条黄土甬道，直通总督行营新砌的门楼，那门楼盖造得虽然简单，但是筑在两丈多的高台上，显得气慨非凡。那高台也即是点将台。点将台左右首各竖着一根冲天的大红旗杆，杆头上一面镶红色齿牙边杏黄长方绸旗，被强劲的海风吹拂上了天，似乎是要脱杆而去，左首大旗中间好大一个“帅”字，右首大旗中间则是好大一个“胡”字。甬道两边静荡荡地排列着数千马军和步卒，马皆骠肥，兵尽壮健，加之旌旗耀目，戈戟如林，徐海这撒野惯了的海匪，哪见过这种严整的军容阵势。心里那剩下的一分傲气也虚尽了。徐海一行被旗牌官引到点将台前五丈远的甬道中间站定。
少刻，行营内轰隆隆地响了三声号炮，门楼大门洞开，卤簿一对对地缓步出来，分开在点将台正面和左右两边站定。接着，全军士兵低声齐呼场威“哦……，哦……，哦……，……”这低沉的场威呼声在徐海这批海匪听来，比往常战场上的喊杀声还震人魂魄，犹如海啸激起的旋涡，要把他们吞进那无底的深渊一般，令他们胆战心惊。此时此刻，已容不得他们胡思乱想，只见得从行营大门内疾步走出两列将官，一个个顶盔束甲，雁翅般排列在点将台下甬道上。又是三声号炮，校场顿时肃静无声，但见胡宗宪、赵文华、阮鄂、赵孔昭、任环、卢镗、戚继光、俞大猷八位文武大臣缓缓出来，胡宗宪和赵文华在点将台中间两只太师椅上坐了，其他六人分坐左右成八字排列的鼓形红木凳上。
中军挥了挥令旗，大声宣布道：“受降仪式开始！”九门号炮齐鸣，全场官兵齐喊：“嗨……！”于是者五次，表示九五之尊－－皇帝亲迎现场。徐海等人即跪伏于地，以示摄服于天威。
中军又挥了挥令旗，大声道：“徐海乞降！”徐海等即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连呼：“天星爷！死罪！死罪！”200名倭酋随同应呼：“死罪！死罪！”
胡宗宪走下点将台，手摩徐海头顶说：“你们长久以来，危害东南各地，给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今天，既然投降归附，朝廷又赦免了你们，必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许再为盗作孽了！”徐海复又叩着头高声呼喊：“天星爷！死罪！死罪！”
胡宗宪回归台上，中军宣读了总督钧旨，即命徐海率部属屯居平湖城东郊沈庄，等待宣读圣旨。徐海等众酋又一次跪伏叩头高呼：“遵命！谢天朝宽恕大恩！谢相爷不杀大恩！”
行营内三声号炮响过，中军举起令旗宣布：“受降仪式结束！”
半月后徐海反水复叛，但是，在受降仪式上被国威吓破了胆的群寇，一时难以振作，不到十天，徐海及其部下1600余寇悉被胡宗宪歼灭。至此，两浙之倭宣告平息。
龙川胡47世孙胡增顺告诉我们，他们龙川胡从唐代以后，出了20个进士举人，村中牌坊有15座之多。其中著名人物有胡焱、胡汝能、胡思谦、胡思舜、胡之纲、胡思诚、胡舜举、胡思祖、胡富、胡光、胡秀英、胡宗明、胡宗宪、胡思伸、胡天格等等。胡富为户部尚书，与胡宗宪并为奕世尚书牌坊坊主。到了清末民国期间，龙川胡氏后人又出了三泰（泰州、泰兴、泰县）茶商胡沇源、胡树铭、胡炳衡一家，三代打拼，经营徽州茶叶，在江苏三泰地区及上海创出一片天地，表现出徽州骆驼绩溪牛的徽商精神。
带着对于绩溪老徽商的崇敬，我们采访了绩溪徽商研究专家邵之惠先生。邵先生是新编《绩溪县志》编纂，因此，对于龙川胡三代营茶于三泰的事迹耳熟能详，他向我们娓娓道来。
绩溪县旅外经营茶业者多集中在岭北的上庄、余村、瑞川、旺川及岭南的瀛洲、县城等地。清代道光间至建国初，绩溪人大多数于上海、杭州、芜湖、武汉、泰兴、溧阳、淳安、台湾一带经营茶庄。江苏“三泰”地区（泰兴、泰县、泰州）的胡源泰茶庄，就是徽商中的著名宝号之一。这个宝号的开创人就是他们的龙川胡44世孙胡沇源。
清代道光间，胡沇源应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古谚，由歙县三阳坑一远房亲戚荐往江苏东台茶叶店学徒。胡沇源生性淳厚，为人笃诚，习商刻苦，办事勤敏，深得店主的信任。后安排他任该店“水客”，专事进山采购徽州高山名茶。采购一职是异常艰苦的差事。因苏北至徽州相距千里之遥，交通十分不便，每次进山收茶，要将茶叶从徽州山里以骡马或人工肩挑至歙县深渡，再以木船由新安江运往杭州湾，还要经海路转运至苏北。由于胡沇源不畏艰难，诚恳敬业，勤于茶货购运，保证了茶庄的正常经营，店东为此奖励他一笔可观的酬金。后来，在采购中，自己也顺便做了几笔茶叶购销生意，积蓄了一点创业的资本，即与当地徽州同乡的洪、王两姓合伙于泰兴县开设裕泰和茶号。经营不到一年，奈因该店市口偏冷，生意清淡，洪、王两姓便动议拆股，沇源毅然买下两姓的股份，改合资为独资。这可算是沇源出道后开设的第一爿茶店。到道光末年，他苦心操营，以货丰价廉取信顾客，生意渐佳，店事日隆。其时，子树铭在大坑口村已读完了三年私塾，亦随父沇源到东台学生意。咸、同期间，是战乱频仍的年代。自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三年（1864）的12年中，太平军十进绩溪，徽州数万生灵丧命于连绵的兵燹中。而此时苏北一带，尚无战事，局势甚为安定，市面也较繁华。为维持店业，沇源甘冒生命危险，亲自进山收茶。由于货源不断，茶品优良，使店中营业得以正常开展，获利颇丰。当时，沇源既奔忙于商场，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家乡妻儿老小的安全。同治初，沇源又趁进山采购之机，携全家老幼逃至东台避乱，租房暂居于泰兴。沇源生活俭朴，精于划算，不久，又集其所蓄，于泰兴独资开办了胡源泰茶号。随之，为培养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将此店交由儿子树铭管理。
树铭接手店业后，刻苦钻研茶叶贸易业务，很快掌握了茶庄的经营规律。这里地处水陆交通枢纽，过往行旅频繁，茶店集中，商业竞争颇为激烈。树铭深受其父的淳淳教诲，不仅继续保持节俭家风，又多讲究信誉，注重商德。从茶叶的选购、装运、储存到销售等各环节都一丝不苟，胡沇源茶号生意日益兴隆，以致历十数年而不衰，成为当地茶业界的佼佼者而名噪苏北。于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在当地的十字街口又增设了一爿胡源泰茶号。
清末，沇源以80岁高龄返回大坑口，三年后，便逝于故里，安葬于大排美女摊花（墓称“永源”）。为继承沇源创下的基业，树铭不仅致力于操持店业，还不遗余力地培养四个儿子炳荣、炳华、炳文、炳衡（宗谱称炳恒）读书，除炳荣早逝外，其余三人均考取了秀才（二文一武）。嗣后，炳文中年即逝，就由炳华、炳衡兄弟二人接手营商。在艰难的营商经历中，他们深感徽州商帮在“三泰”虽有名气，但因店自为营，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对外帮商贾的抗衡力；且由于同乡同行的无形竞争，又使得乡谊渐淡，缺乏扶助精神，长此，对本帮经营亦带来不利。为团结徽州旅泰商人，联络乡谊，以谋共同发展，经炳华、炳衡倡议并与同乡的洪、方两姓联合发起，组织徽州旅泰商人成立同乡会，设立新安会馆，会馆置有馆舍十余间，水田十余亩，并兴建新安公墓一处。同乡会的建立，强化了徽州商贾在苏北的竞争力，促进了徽商在“三泰”地区的发展。
民国初，树铭积劳成疾，不幸病故于里中，享年63岁。店伙趁胡氏子孙返里奔丧之际，勾结外贼，盗走茶货数十担，致使胡源泰损失惨重。炳华、炳衡兄弟料理完了父亲的后事后匆匆奔返苏北。他们经商议，决定调整内部人事，严格规章制度，又因有其他几爿店的资金作通融周济，终使该茶号经营复生。民国六年（1917），炳华、炳衡发奋图强，重兴店业，立下了胡氏茶业名震“三泰”的宏愿，又于东大街增开茶号，冠名胡震泰。设业二载，经营初有起色。民国九年（1920）的炎夏酷暑，炳衡因回绩溪竞选省议员，旅途劳累而感染疫疠，医治无效，逝于大坑口老家，年仅47岁，墓葬于山间岱顶大坦。炳衡去世后，几爿茶店里外进出概由炳华一人担当，使其不胜劳累之苦，后也因积劳成疾，亦于民国十三年（1924）病逝于故里，墓葬于正排坞口虎形脚。
20年间，沇源祖孙三代相继辞世，极大地影响了胡氏茶业的顺利发展。沇源孙辈妯娌们遵祖遗训，处变不惊，苦渡难关，毅然撑起祖业。她们合计缩小店业规模，收歇一爿茶号，合力经营三爿，并大胆调整人事，重金敦聘经理。由于潜心经营，各店业务复又走上轨道，仅半年多的时间，便扭转了亏损局面。沇源曾孙辈等相继成人后，兄弟间真诚团结，紧密合作，采纳合理化建议，认真治理店业，除经营茶品外，又扩大销售品种，并在资金的借贷上恪守信用，提高了胡氏茶号的信誉。民国二十二年（1933），又于泰县增设了胡裕泰茶号。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大举进犯苏北，战事吃紧，市面萧条。胡裕泰茶号滞留于码头仓库里的20多担茶叶、12桶桐油、100条草席等物资被劫殆尽，折值损失达万余元（老法币），又一次挫伤了胡氏茶号元气。但胡氏子孙并未气馁，为拓展购销渠道，兄弟间经过商议，仍于民国三十年（1941）在上海长治路开设了胡源泰茶店（申庄），以此作为徽州至苏北各茶号的转运站。当时，徽州尚未沦于敌手，所销茶品，仍由绩溪、歙县、屯溪一带购进。次年春于绩溪、歙县收购绿茶、花茶数百件，当转运至浙江杭州时，被国民党守军抢劫一空。胡氏茶业再一次遭受严重挫折。加之当时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捐税繁重，几处店业均难以维继，分居上海、泰州两地的一大家十余口人不得不另谋生计。民国三十六年（1947），沇源曾孙辈于泰州开设胡源泰茶号，以济家困。又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于上海开设胡源泰茶号。
自胡沇源于苏北开设胡源泰茶号起，历经百数十年的艰难创业，刻苦经营，传四代，先后在三泰地区、上海、徽州开设茶庄、茶栈12爿。几起几落，历尽坎坷，但胡氏三泰茶业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壮大了。二、明经胡，隐居不仕，亦儒亦商 徽州绩溪钟灵毓秀的山川沃土，孕育了胡适、胡雪岩、胡开文这样名满天下的巨儒大贾，足为世人所艳羡。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位是出自一个胡氏祖宗，而且是“假胡”、“李改胡”或者叫“明经胡”。
为什么叫“明经胡”或者“假胡”、“李改胡”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前往上庄，采访了胡适的姪孙胡育凯先生和胡适的堂姪胡从先生。他们介绍说，所谓“李改胡”，就是讲，他们的始祖胡昌益公，原来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叫李昌翼，因唐末朱温叛乱，唐皇帝暗将儿子托给在陕县宦游的婺源人胡三，秘密带回婺源考水抚养成人，于是便跟义父胡三公改了胡姓，而胡昌翼后来被他的子孙推为一世祖，但都是李姓骨血，所以，这支胡姓便被人称为“李改胡”和“假胡”了，绩溪民间现在还流传着“胡李不通婚”的风俗，便是这个由来。再说，胡昌翼长大后，考取了后唐同光三年（925）的明经科（唐代科考取士，以诗赋取之者叫进士，以经义考取的叫明经），所以呢，胡昌翼后人又称自己这一支胡姓为“明经胡”。胡昌翼考取明经后，开始是准备去当官的，后来他的义父胡三公对他讲述了前因后果并取出御衣宝物给他看了以后，胡昌翼心想，我本来是堂堂天子殿下，现在被弄得寄人篱下，还去考什么劳什子科举，这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于是，胡昌翼也同历代隐逸一样，放浪形骸，徜徉在山水之间，再也不踏进官场一步了。他有一首诗，很好地表达了心志：“家住乡庄称僻处，就中幽景胜他人。林园满目犹堪玩，丘亩当门渐觉新。绎思斋中寻古义，畅情他上钓金鳞。”胡公昌翼，终生不仕，闭门专事经学研究，注有《周易专注》，人称“明经公”，他的子孙也以经学传家，所以后人就称呼这一支胡姓家族为“明经胡”，并尊胡昌翼为始祖。
明经胡氏从胡昌翼开始，到胡适（排行名洪骍，字嗣穈）这一代，香火绵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胡适是第42代“洪”字辈人。胡适的长兄名嗣稼，字耕云，排行名洪骏；二兄名国琦，字绍之，排行名洪骓；三兄洪马丕，字振之。胡适祖父贞绮公，名奎熙，字世恩，号律均，诰封奉政大夫，晋封遵议大夫。有子五人：祥蛟、祥谷、祥纪、祥绂、祥祐。胡适父祥蛟公为长，名传，字守之，号铁花，又号钝夫，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胡适的母亲冯氏，是继室。那个时候，胡传在上海县任上，已经四十七岁了，儿女成行，大儿子都已成家。但家无主妇，甚为不便。听说附近中屯村冯金灶的女儿顺娣很贤慧，便托人说媒，因年龄相差很大，冯父不便作主，就同女儿商量。因顺娣见过祥蛟公，所以她很爽朗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她说：“不怕年纪大，只要寿年高。”祥蛟公得消息后，大喜过望，急忙纳聘完婚，婚后同回上海任上。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县。这时，胡传已先往台湾赴任，数月后，母子共赴台湾。胡适3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知州胡传力主抗战，战前派人送胡适母子先回故乡，留下胡适二哥绍之，与抗法名将刘永福一道，立誓与国土共存亡。他终日奔忙，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后来，因朝廷断绝粮草军援，战死沙场，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胡传死后，二子绍之扶柩回到上庄，因为父亲是违抗清廷命令，抗日牺牲，尸首不全，因此只好借口病死，才免了许多麻烦，草草埋葬于故乡上庄。所以上庄直到“文革”前期，还流传着胡适父亲不是完尸回家，而是装了金首回乡下葬的传说。文革中，造反派一是因为好奇掘坟，二是因为胡适累及其父祖之坟被掘。绩溪县胡适研究专家胡成业向我们介绍说，胡适先生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先的现代文化巨人，他在家乡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他的启蒙读物是胡传手编的《学为人诗》、《律诗六钞》等书，然后便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这期间，胡适还广泛涉猎家中藏书，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十几部小说，还点读了《资治通鉴》。胡适从小口齿伶俐，十二三岁就给村人讲书上看来的故事，大家便称他“穈先生”。可以说，这九年的家乡教育使胡适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底，也确立了他最基本的学术兴趣：哲学、历史和文学。
1904年是胡适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转折，他随二哥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梅溪学堂求学。第二年秋，转入学科比较完备的澄衷学堂。1906年秋，又考入中国公学，他在此学习的三年，最主要的活动是与《竞业旬报》发生了密切关系，从起初的一般性撰稿发展到担任该报主编。这期间，胡适深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在《竞业旬报》上用浅近的白话语体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08年10月入中国新公学任教员。不久，该校因闹学潮解散。胡适失学后，曾一度思想消沉，在上海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很快觉醒过来，并在友人的资助下，于1910年赴京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同年9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书，一年半后，转入该校文学院，主修哲学。1914年2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年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胡适常发表著作和演说，尝试白话新诗的写作。并写信给国内的陈独秀、朱经农等人，讨论“文学革命”问题。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提出“八不主义”的文学革命主张，在充当“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不久，他应邀回国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所主任。12月，胡适回到家乡与十三年前订下婚约的旌德县江村人江冬秀完婚。此后，两人相伴终生，留下了“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的美谈。
“五四”时期，胡适全面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他参与编辑《新青年》，接办《每周评论》，主编《努力周报》，发表了有关批判孔教、倡导国语、主张女子解放、教育改良、戏剧改革等大量文章，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翻译不少外国短篇小说，还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以实验主义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和考证工作，建立了“新红学”。此外，胡适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交往。当时，孙中山、梁启超、郭沫若、徐志摩、毛泽东、印度诗人泰戈尔和美国司徒雷登等人都与胡适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此后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争论，他与新文化运动同盟分裂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适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第二年，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在上海的三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成立“新月社”，出版《新月》刊物。1929－1930年间，胡适在《新月》杂志陆续发表署名文章《人权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后成集为《人权论集》，对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结果，上海市特别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国民党教育部发布了对胡适的警告令，《新月》杂志也落得个“没收焚毁”的结局。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胡适于1930年5月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11月携眷北上，仍居北平，整理出版个人文集和撰写回忆录《四十自述》。
1931年1月，胡适又重回北大任教，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九一八”事迹后，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适等社会贤达人士，“对大局有所垂询”这是胡适首次围绕中日交涉问题积极地向国民政府献计献策，在《独立评论》（1932－1937年）上发表了一百余篇政论，针对当时的“剿匪”问题，“李顿调查团”、“民权保障同盟”、“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等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其政治态度有倾向于国民党，但也有不少的爱国举动，如：1933年应傅作义之邀为国民党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官兵撰写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碑文；1936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后又召开大会时，胡适不仅到会，还发言支持学生们反对“华北自治”的正义要求。
在整个三十年代，胡适作为文化人卷入了那场中西文化论战，他既指责萨孟武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又对陈序经的极端全盘西化保留态度，主张用“充分世界化”、“全力现代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做着反封建的启蒙工作。
1937年“七七事迹”后，胡适开始为国事奔走呼号，他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美，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1938年9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为推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政府争取美国贷款，做出了特殊贡献。胡适一生中被授予的三十六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二十几个正是在1938－1942年间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获得的，这与他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在外交活动中表现的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从而赢得欧美学术教育界同人的尊敬是分不开的。这表明，胡适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不失为一位有特殊贡献的爱国者。1940年12月15日，胡适家乡绩溪上庄村民为庆贺其五十岁华诞，改村名为“适之村”。
1942年9月，胡适驻美大使任期已满，便向重庆政府电呈辞职。然后，移居美国纽约继续从事中断多年的学术研究。次年起，又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这期间，胡适主要潜心于《水经注》的研究，他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版本，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所谓戴震抄袭赵翼水经注释的冤案。此外，胡适还多次去哈佛大学作演讲和讲授《中国思想史》等课程。1945年4－6月，胡适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等问题。11月又赴英国出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并参与制定该组织的章程。
1946年6月，胡适离美回国，9月在北平正式出任北大校长。面对当时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胡适显露出了他不肯放弃“无党派人士”身份的矛盾心态。他多次拒绝蒋介石邀其出任“国府委员”、“考试院长”、“行政院长”等职，希望保持“在野”的“超然地位”，替国家、替政府说些“公平话”，但又以“学者”身份参加了1946年11月的伪“制宪国大”。以至于当国民党在1949年败走大陆时，胡适也被中共新华社广播称为“重要的战争鼓吹者”，戴上了“学者型战犯”的帽子。
1949年4月，胡适由上海乘船赴美国定居，开始了他流落美国长达十余年的“寓公”生活。这期间，他除了应邀赴台讲学和出席伪“国大”二次会议外，主要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和东方图书馆主持人，以及后来的葛思德图书馆名誉主持人等职，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国故”的工作。
1958年4月，胡适离美赴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想借此实现“学术独立”、“科学救国”的梦想。为此，胡适拟定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并成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等，呼吁海内外学人共同为发展台湾的科技贡献力量，这为日后台湾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胡适所倡导的改革专制型政治制度，建立健全法治一系列主张，却遭到了蒋家父子的高压。1960年台湾当局查封了以胡适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也卷入了这场“雷震案”当中，饱受了精神上的痛苦。
晚年的胡适体弱多病，又患有心脏病。赴台定居后，数次复发，但他仍坚持看书写信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62年2月24日胡适来到台北“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在欢迎新院士的致词中，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台湾当局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各地有几十万人举行公祭活动。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和学术团体纷纷打来唁电，对国际著名学者胡适表示哀悼，蒋介石也撰写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后来，蒋又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颁布了“褒扬令”。10月15日，一代学人胡适被安葬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山坡。后来，台湾当局又建立了“胡适纪念馆”和“国立胡适小学”等。
胡适一生对人和蔼、平易，对家乡人尤为热情有礼，保持着浓郁的乡土之情。早在北大任教时，胡适就曾任绩溪同乡会会长十余年，其“徽骆驼”、“绩溪牛”的题词更是给了徽州旅外人士以莫大鼓舞。此外，胡适还为家乡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做了大量实事，如：捐献图书三千册成立绩溪县图书馆；为上庄毓英小学筹集经费，聘请教员，并亲任名誉校长；发起建立止原公幕，改革殡葬陋俗；倡议编纂《绩溪县志》，并把自己珍藏的万历、康熙、乾隆三部县志捐献出来；出资修建绩旌山路杨桃岭；1948年绩溪疫病流行，胡适自购药品相赠，又出面争取资金和医疗设备，建成“绩溪公立医院”（县人民医院前身）。晚年的胡适仍眷恋自己的故乡，曾为台湾出版的《绩溪县志》题词，“努力做徽骆驼”，他创作的诗词《希望》“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被台湾同胞谱成思乡之曲，广为传诵，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声。
以亦儒亦商著称于世的绩溪明经胡氏，在晚清时候，还有一位不可不提的杰出人物，那就是经商而至富可敌国、官至二品、资助左宗棠平定新疆的红顶徽商胡雪岩。在绩溪胡雪岩纪念馆，我们细细地品味了胡雪岩跌宕起伏的商海浮沉。胡雪岩纪念馆馆长周显明向我们讲述了胡雪岩的传奇一生。
胡雪岩，绩溪湖里人，名光墉，幼名顺官。小时候家境贫寒，无力入塾，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经亲戚荐往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因其乖巧玲珑，且不辞辛劳，踏实好学，粗通文墨，深得店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店主无后，又觉光墉生性机敏，稳重踏实，为人可靠，便在临终前将钱庄悉数相赠，胡则拜其为义父，送老归山。此后，胡靠患难之交浙江粮台总办王有龄的资助，自开阜康钱庄。随着王有龄的不断升迁，其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光墉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1862年，王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在战争环境中，胡雪中送炭，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接济清军，获得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巨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请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多万两，田地万亩。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还管理赈抚局事务，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古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也大大提高。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补授江西侯补道，御赐二品顶戴，赐穿黄马褂，成为红项巨商。
同治十三年（1874），胡雪岩等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十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江浙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膏丹丸散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疬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痧药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真不二价”和“戒欺”字匾，告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余堂成为南方最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中，胡雪岩立下了汗马功劳，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功成名就之后，他热心慈善事业，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如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设船，为乘客提供方便，并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达二十万两白银，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些举动中可见胡雪岩行侠仗义的仁厚和拳拳爱国之心。
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竟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余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遗散婢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黯然离世。
绩溪明经胡氏派衍纷繁，杰出人物如灿烂星河，除上述胡适、胡雪岩外，还有名满天下的徽墨胡开文，积德行善，遍于富徽工地的大善人胡商岩，著名书法家胡锺吾等等。三、金紫胡，崇文重教，汉学传家 金紫胡氏，是北宋胡舜陟的后裔，散居绩溪城内东街一带。胡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与抗金名将岳飞结为莫逆之交，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徽猷阁学士，受封金紫光禄大夫，因此，他家的后代就以“金紫”命名本姓，这支胡姓是以官职来称呼自己家族的。
这里，有必要说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在19世纪中后期，亦即在清代乾隆与嘉庆朝前后，绩溪四胡中最著名气的是“金紫胡”，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时期，其它几支胡姓都比较沉寂，唯有“金紫胡”因为崇文重教，汉学传家，出了所谓“乾嘉大师”、“礼学三胡”（又称“经解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而名噪一时，以至于胡适成名后还有人把他与这个有名气的汉学书香望族在血缘上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写的“序”中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在《答林琴南君函》中又说：“胡君（适之）家世汉学”。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曾特地指出更正：“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又老实承认：“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生意经营为生的。”另一位弄错胡适家世的著名人物是梁启超，他在1924年2月写的《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安徽”一节中称胡匡衷、胡培翚、胡承琪为“绩溪三胡”，又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又《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们将胡适与“绩溪诸胡”挂起钩来，且言之凿凿：“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胡适不是“绩溪三胡”之后，他家祖上压根儿与汉学没有联系。他家祖上是农民，近世乃小本经商，识字的不多，更说不上“多才”了。胡适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一个秀才，后来虽也做了州县级的地方官，但声名不出乡里本族，在绩溪一县的名人录里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其学问识见、行为胆略大可称道。由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后面跟着错的人也不少，如杨家骆《新世纪高中国文选》称：“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翚之后，故云家世汉学”。传到日本，竟径直变为“胡培翚的儿子”了，如日本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中“胡适”条目下明白写着“安徽绩溪人，胡培翚之子。”而胡适的父亲称胡培翚则为“吾邑胡竹村先生！”近二十多年来胡适与“绩溪诸胡”的纠葛已被澄清，但对胡适先世的考述则大多语焉不详。所以，绩溪的胡姓，对外人来说，几乎是一笔糊涂帐，即使本地人，也还是难以一时弄得清楚的。
绩溪金紫胡嫡系后人、饱学之士、88岁的胡家禔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他们金紫胡的来龙去脉和崇文重教，汉学传家，代有闻人的历史。
金紫胡宗唐散骑常侍胡宓为始祖，南唐时迁绩溪，南宋时建祠堂。但冠名“金紫胡”，却是以胡舜陟的金紫光禄大夫而称呼的。胡舜陟，是他们金紫胡历史上值得百代称颂的第一人。因为他不仅是官做得比较大，而且是个忠臣，是个敢于死谏的直臣，他与岳飞不仅私交甚笃，而且敢于面对权奸秦桧，上奏朝廷，为岳飞辩诬伸冤，这在秦桧权倾天下的当时，那时需要非常胆量的。胡舜陟因此而被秦桧构陷害死。朝野百姓，闻知舜陟死于冤狱，痛哭失声。群情激愤，朝野不服。胡舜陟的夫人江氏申诉到朝廷，宋高宗派人核查后对秦桧说：“舜陟从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于是，将查办的胡舜陟一案的官员移送吏部处置，并下诏赠封胡舜陟为少师，遗体赐葬湖州归安县谢勘村，遣官致祭，命名当地为胡家坞。《绩溪县志》录有一首岳飞到绩溪与胡舜陟父亲胡咸公彻夜长谈的诗作《靖康初过华阳镇宿胡殿中东麓书院与咸公话别》：“杲杲日初出，祥云已半空。梳头促马鞍，不觉东窗红。别酒洒行泪，挥戈敢立功。闻公侍御子，奋臂斩奸雄。”可见岳飞与金紫胡氏父子的交情非浅。
胡舜陟死后，他的儿子胡仔既痛奸侫之当道，又悲父亲之屈死，愤然辞去当时任职的晋陵县令，归隐于浙江的湖州苕溪，终日以课徒文研为事。胡仔虽自号“苕溪渔隐”，即一直未忘记自己的家乡。他说：“绩溪乃余桑梓之地”。他在（《苕溪水阁诗并序》）中记下了这种浓浓的思乡之情。诗云：“三间小屋贾耘老，一首佳词沈会宗。无限当时好风月，如今总属绩溪翁。”丛话中提及湘中浯溪的石岸时，他不无自豪地说：“吾乡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鉴物，与浯溪石崖正相类，人因呼为石照”《丛话》中多次提到徽州，在谈到温泉时，他引用两句古诗：“嵩阳若与黄山比，犹少灵砂一道泉。”提到石砚，他则写道：“新安龙尾石，性皆润泽，色俱苍黑，缜密可以敌玉，滑腻而能起墨，以之为砚，故世所珍也。”并以《砚谱》、《砚泉》中的有关记载来证明歙石远胜于端石。
胡仔平生博览群书，著述甚丰，隐居苕溪后，更潜心研究唐以来的各家诗词，“终月明窗净几，日披手抄”。穷二十余年，写成《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共百卷。《丛话》按照发展“开元之李杜，宋之苏黄”的宗旨，采摭辑录各家诗话及有关材料一百多种，或将相关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或联系生活实践去研究解释诗句，或引用有关诗文或史料进行论证辨误。《丛话》除辑录前人或时人的著述外，兼采其父舜陟（三山老人）之说，申述自己的见解。
胡仔在论诗上，每多精辟见解，在唐宋诗人中，他极推崇李、杜、苏、黄，尤为推崇杜甫。胡仔对黄庭坚、秦观的词创作也有佳评。他说：“自今观之，鲁直词亦有佳者，第无多首耳。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胡仔自己也是十分出色的诗人，他的诗词清新俊逸，情景交融。
“苕溪渔隐丛话”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很有影响的诗话集，《四库提要》认为它和阮阅的《诗话总龟》二书相辅相行，“北宋前的诗话，大抵略备矣。”当代诗学大家钱仲联先生说：“今人所编的宋代诗话辑逸本，其许多材料很多取自胡仔书中。”谭正壁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评：“去取谨严，为诗话中杰作。”
说到乾嘉大师的礼学三胡，88岁的老人胡家禔先生更是如数家珍。他说，蔡元培先生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序中提及的“汉学世家”，指的是绩溪县城金紫胡氏家族中的学人。他们世代相承，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用训诂和考据的方法治经（即研究经学），多有创获，其注疏广为流传，受到乾隆朝以下学界的关注；胡适与唐德刚先生提到的“经解三胡”（亦称“礼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叔、孙三代，就是“汉学世家”的三位代表性作家。《清史稿》中有他们的传记。
胡匡衷（1728－1801），字寅臣，号朴斋，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幼承家学，遍读诸经，必究所以，不妄苟同；治学严谨，以经治经，尤深于《易》。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周礼井田考》、《井田出赋考》、《春秋列国职官谱》、《左传翼服》、《礼记职官考》、《三礼札记》、《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论》、《朴斋存稿》与《仪礼释官六卷候国官制考》二卷、《候国职官表》一卷等十三种，学界尊之为朴斋先生。其远祖东峰先生（名永淳，一名时中），嘉靖间即以治《尚书》著称：其祖、父、叔、兄、三位弟弟皆治经，都有著述，尚有若干传世之作。
胡秉虔（1769－1832），原名秉乾，字伯敏，号敬亭，又号春乔。匡衷侄、匡宪子，嘉庆己未（1799）会魁，钦点主事，签分刑部山西清吏司。辛酉（1801）充会试外廉官，丙寅（1806）调任甘州府张掖县知县，己卯（1819）充陕西乡试同考官，旋署泾州直隶州知州，升河州知州，调补西宁府丹噶尔同知，道光壬辰（1832）卒于官。于西北边疆建设，民智开发多有建树，并有一子、一孙留居甘肃。胡秉虔幼承庭训，通晓诸经大义，长而治学严谨，在“经解三胡”中，著述最丰，仅光绪间家谱书目即列有22种之多，且不包括民国年间在甘肃发现的著述10余种（稿本）。今流传的刊本有《卦本图考》、《尚书序录》、《说文管见》、《古韵论》、《凉西京博士考》、《甘州明季成仁录》、《河州景忠录》、《受经堂诗存》等，可见其用训诂考据对古籍整理之贡献，诚为乾（隆）嘉（庆）间皖派汉学之名家。其子培孝、培元，孙肇昕，于经学亦有传承之作。
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幼即受经于朴斋先生（祖匡衷）和绳轩先生（叔祖匡宪），见知于汪廷珍，后又师事于汪莱、凌廷堪等大家。嘉庆庚午（1810）中举，己卯（1819）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实录馆详校官，事毕擢户部广东司主事兼办云南司事。他认为“户部之理财，不在开捐例、加盐价，惟在理其自有者而已”。由是他稽查严密、不避劳怨，部下都敬而畏之，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道光十一年（1831），与“真失察者同被议”，愤而辞官离京，应陶澍之聘，主讲于江宁（南京）钟山书院，接着又应聘主讲于博山惜阴书院；而后又历主云间、娄东、庐川、泾川诸书院，前后十余年。死后钟山、惜阴二书院都常年祭祀他。
胡培翚治经，初有志于《毛诗》，后转至“三礼”，尤重《仪礼》。《仪礼正义》是他积四十年心血的代表作。初命其从子肇昕辑成初稿，后由其高足江宁杨大堉补纂成《仪礼正义》四十卷，由陆笠夫刊布，填补了宋儒以来对《仪礼》研究的空白。后人评此书曰：“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郑康成）、贾氏（贾公彦）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余岁绝学也”。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补仪贾疏订疑》、《宫室提纲》、《仪礼释文校补》、《燕寝考》、《研六室文钞》等。
胡培翚每年必将节省之款捐于义仓、义学、义田，以赡养邑中贫困者。道光4年（1824），他仿休宁县公捐宾兴盘费基金、存典生息资助科举学子的办法，为绩溪募集宾兴盘费基金5000余两；道光8年（1828），又念及绩溪古书院无一存者，便倡导捐建了东山书院，募集书院基金8180串、田地600余亩。此两项基金为晚清和民国年间绩溪县的主要教育基金，直接促进了绩溪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嘉惠甚远。道光17年（1837），他又与族人商议，募集了一批图书，创建了胡氏世泽楼（即民国年间的胡氏图书馆），并兼营胡氏先人著述的刊布；所刊之书，至今仍受到出版界、学术界的瞩目。世泽楼的刻版，尚存数百片，仍能刷印成书。在胡培翚的影响下，胡氏家族中又有一批兄弟、侄孙辈治经学，其中卓有成绩者有绍勋、绍英、廷授、培系、培受、肇昕、昌丰、肇龄、胡澍直至民国年间的晋接诸人。若上溯至永淳，自晚明至晚清，金紫胡氏前后有十四代人治经，故被蔡元培誉为“汉学世家”。四、遵义胡，谦恭持礼，低调行事 绩溪遵义胡因住在绩溪城内遵义坊而名，是明代工商尚书胡松的后裔，所以又叫“尚书胡”。这一支胡氏是宋代中叶由胡清从浙江乌程迁到绩溪县临溪高车（以前叫胡村）定居，传到八世的胡日严，再迁居绩溪县城遵义坊（原绩溪县棉织厂一带），并建有宗祠。因此，遵义胡也叫尚书胡，这支胡姓宗胡清为始祖，至今也有800多年了。再往上溯，便与金紫湖是一宗了。胡松，字茂卿，号承庵，明代正德九年（1514）进士。礼授嘉兴府推宦，己卯（1519）擢陕西道监察御史，辛已（1521）授山东监察御史。在任屡劾（朱）宸濠党羽内外为奸，祸国殃民；又请裁东厂缉事、撤临清市内官店而闻名。
嘉靖元年壬午（1522），因荐事忤旨而被罢官还乡。嘉靖六年丁亥（1527）复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因劾“桂萼荐王琼”而被谪为廉州推官，次年授福建按察司佥事、布政司右参议。在任察民情、平冤狱有声；十四年乙未（1535）任南宁兵备道副使，十六年丁酉（1537）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二十年辛丑（1541）任贵州按察使；二十二年癸卯（1543）任广东布政司右布政，二十五年丙午（1546）任左布政，二十六年丁未（1547）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上疏治淮良策。二十七年戊申（1548）总督河漕，兼巡抚凤阳、淮安等处，次年授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二十九年庚戌（1550）晋升工部尚书。伊王欲拓其洛阳府第，费金十万，以十之二赇严嵩、期必得，胡松则据“祖制”抗争而止；“俺答入寇，仇鸾以边众入卫，欲悉召其众实京师，移武库仗于营，便给调”，胡松以“边兵不内驻，武库仗不外移”为由，强调杜微慎防，执意不许。又议改任刑部尚书，遇严嵩作梗，遂于是年十一月以病乞归。在乡，谦恭为民，为减狄港徭役，筑东门长堤，出力犹多，于是民立世德碑诵之。
遵义胡从他们的祖宗开始，就是一个谦恭持礼，低调行事的家族。我们在绩溪县采访遵义胡后人、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女儿胡嗣玲时，她这样对我们说，她的父亲胡裕树，笔名胡附。194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49年调入上海复旦大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七十年代中期，受国家委派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事金日成著作汉译本的审阅定稿工作。1983年应邀访问日本，在大阪市学术演讲会作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学术报告，并在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等校讲学。2001年在上海逝世。
胡裕树早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撰写《论唐代的边塞诗》等论文，得到陈子展、刘大杰的好评。50年代起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重点研究汉语语法。先后开设“语法修辞”、“现代汉语”、“语法理论”、“汉语结构学”、“汉语语法学史”等课程，60年代初，和陈望道教授合作，招收语法修辞专业研究生，从那以后，倾心培养硕士生、博士生、高校进修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国外留学生、国外访问教授等，为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胡嗣玲女士说了二件她父亲的趣事，一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她父亲的一个研究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她家，进门时，把一件比较破旧的外衣脱下，挂在门外的树枝上，这事被胡师母知道后，告诉了胡教授。胡教授赶快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学生身上，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不要因为爱面子而冻伤了身体，我们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家，今后大可不必这样。使那位学生深受感动。另一件是他父亲作为一个著名教授，从不让人宣传他，始终低调做人做事，他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但生活极其俭朴，只知道做学问。看他的衣着装束，就是一个典型的教书先生。逢年过节，儿女们要他放下学问，来团聚一下，他都要想办法把这点时间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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