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翼 受命冯玉祥督军河南
来源：河南商报记者 赖海芳/文 周敏/图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富平人。胡将军与河南有着很深的缘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胡景翼和冯玉祥参加了郑州之战；1924年联合冯玉祥将军发动举世闻名的北京政变，一举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军阀统治。1925年４月10日，年仅33岁的胡景翼将军，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
1932年，与胡景翼甘苦与共的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力主重新修建胡公祠。1936年，历时４年建造的胡公祠终于完工。图为位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的胡公祠，人们现在只有在此凭吊这位以身许国、矢志革命的爱国将领。
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进去，经过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大国槐，再往里不足百米，矗立着一座古旧的大殿。
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大殿名叫胡公祠，是为纪念陕西人胡景翼（1892~1925）而建。胡景翼曾任河南督军，其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省长时政绩显著，受到中原百姓的爱戴。
调虎离山：
与冯玉祥联手发动北京政变
从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进去，不足百米处，矗立着一座古朴的大殿。这座大殿名叫“胡公祠”，是为了纪念陕西富平县人胡景翼而建。
据上世纪80年代编撰的《人民公园园志》记载，胡公祠原来是胡景翼为自己的阵亡将士所建。1932年，冯玉祥、张群、于右任等，为纪念胡景翼将军，又重新修建。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会在郑州给一名陕西人修祠？据载，1924年年底，这名陕西人率领国民二军来到河南，此时，他的身份是冯玉祥任命的河南军务督办。
就在此前不久，他和冯玉祥共同策划了“北京政变”，这次政变采取的是调虎离山计，直接后果是把吴佩孚赶下了台，把溥仪“请”出了皇宫。
北京政变是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则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胡景翼作援军，策应前方。
但那时，冯玉祥一直认为吴佩孚是排除异己，有意刁难。而当胡景翼要求后勤补给时，也遭到吴佩孚的拒绝，这使得两人决定回师倒戈。
这次倒戈用的是调虎离山的计谋。在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赶赴山海关前线时，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胡景翼则立即下令全军撤离战场，南下接应冯玉祥。
胡景翼很讲究战争韬略：为防止吴佩孚察觉后再次回京，他密令兵发榆关，堵住其从陆路回师的通道。又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形成对唐山和天津的包围，堵死吴佩孚从海上回师京城的通道。
正是因为有胡景翼做配合，前往北京的冯玉祥才能顺利发动政变。
就这样，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的大队人马开进了北京城，控制了局面。25日，北京政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此时的吴佩孚虽已感觉不妙，他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则进驻天津。
但在之后的“天津会议”上形势突变。1924年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如下结果：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奉军进攻江苏，但不入浙江；国民军攻河南，但不入湖北。
根据此协议，冯玉祥下令，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对冯玉祥此举，一说是其暗怀私心，故意支开胡，以利自己在京发展。一说冯安排心腹胡景翼南下定中原，正是为了肃清河南的直系军阀，稳固地盘。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胡景翼这名陕西人终于接受任务，奔赴河南。
站稳脚跟：
武力驱逐镇嵩军出豫
如何在河南站稳脚跟，胡景翼费了一番工夫。其中，1925年2月爆发的“胡憨战争”，正是胡率领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率领的镇嵩军，为争夺河南地盘而进行的一场大战。
1924年11月19日，吴佩孚由武汉转至郑州，设立“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并于当日转赴洛阳。此时河南的直系部队总共只有3万多人。
为壮大声势，吴佩孚急令招兵买马、充实力量，他想以河南为根据地，恢复原来雄踞中原的局面。而段祺瑞则深恐吴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即将到手的临时执政的职位，于是他授意胡景翼向吴发动进攻，吴佩孚的军队节节败退。
此时，吴佩孚又后院起火。1924年11月25日，他的自家人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时任陕西省军务帮办兼中央陆军第七师师长）也联名通电劝吴下野。
吴佩孚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刘镇华会从背后捅上一刀。刘镇华（1883~1955），字雪亚，河南巩县人。与胡景翼陕人治豫刚好相反，豫人刘镇华于1918年任陕西省省长，1922年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的小算盘是“豫人治豫，陕人治陕”。早在1924年11月8日，他就密电段祺瑞，表示“愿调河南，陕西督军一缺，即与胡笠僧（胡景翼，字笠僧），则陕人治陕，豫人治豫，顺理成章”。
刘镇华即派手下大将、时任第三十五师师长的憨玉琨率部东出潼关，向河南进发。憨玉琨于11月底兵发潼关，并于12月1日发出通牒，限令吴佩孚24小时内让出洛阳。同日，段祺瑞亦致电吴佩孚，望其“只身引退，勿碍统一”。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无奈，吴佩孚于12月2日黎明离开洛阳，逃往郑州，后又避居信阳鸡公山。
憨部即于2日晚进占洛阳。5日，憨玉琨、张治公（原镇嵩军第二师师长，时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分别以豫军总司令和豫陕军后防总司令的名义进占郑州。
憨玉琨抢占郑州后，为实现“豫人治豫”的目的，电请段祺瑞“拟恳饬下胡孙两司令停止南下”。同时，为了防止胡景翼来争地盘，他又派部队在黄河南岸设防，并将部分黄河铁桥拆毁。
此时，国民二军已进至黄河北岸，两军隔河对峙。
早在此前的天津会议上，已经商定国民军进驻河南。而段祺瑞是在得到国、奉两大军事集团的支持才得以上台，自然不会得罪国民军，他命令憨部迅速退出郑州。
为迫使憨就范，孙岳又派何遂率国民三军占领开封，在此情形下，憨玉琨被迫服从段祺瑞的命令，于10日退出郑州。胡景翼于11日渡河进入郑州，并于次日在开封就任河南督办一职。
虽然名义上占领了开封，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仅占有一个残破不全的豫东地区。相反，憨玉琨从郑州退出后，占领了荥阳、密县、登封、禹县、郏县、鲁山、南阳一线的广大豫西地区，并“收编土匪、溃兵有三十六旅之众”，使其势力由8000人迅速发展到4万余人。
随着实力的扩大，憨玉琨“独霸中原”的野心不断膨胀，这样一来，就与欲统一河南全省的胡景翼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1925年2月22日，段又以临时执政府军务厅的名义分别致电刘镇华与胡景翼，下令：“两方军队各距铁路五十里退驻，以免接触”。但为时已晚，胡、憨双方于当日交火，正式揭开了“胡憨战争”的序幕。这次战争以憨玉琨的惨败为结局。
胡景翼和于右任在一起
陕人治豫：
励精图治军令严明
费尽艰辛，胡景翼以河南军务督办的身份开始了陕人治豫。且不论其以前作为如何，那时他的一些措施尚可称道。
根据有关记载，胡景翼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到任之初，就划拨教育专款，规定每月发放薪饷给教育机关。他还采取各种措施，资助贫寒青年上学。据说，他自备了一个小木箱，箱盖上贴着那些需要资助的青年的名单，每月按名单寄款，还亲笔写信，激励青年努力学习力求上进。
这种倾向也许与其自身所受的教育有关。胡景翼出生于1892年，6岁就去读私塾。后来，胡景翼又拜到了举人出身的关中古经学派名家赵如笃先生门下。同时，他又拜当地拳师为师，舞刀弄棒，强身健体。
胡景翼的父亲胡彦麟经营着一家商号，但他又是一名“儒商”，读过几年私塾，识得文墨。
虽然都说商人重利轻义，但胡彦麟显然是个例外。他有六子一女，胡景翼为长子。他在教育孩子时，方式也不同于过去男人所推崇的“棍棒教育”。据说，胡彦麟对儿子最严厉的责备是“国贼”，用意很明显，要自尊自信、爱国保国，不做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奴才。
胡景翼胞弟胡景铨
直到胡景翼弟兄长大成人领兵从政，胡老先生仍然常常教导他们：“节俭以养廉，读书以正己，严格以治家，统师莅政为国家尽劳，非自为致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种教育对胡景翼影响巨大。
虽然自己是陕西人，但胡景翼在组建新政府时，采取了“豫人治豫”的方针，这种做法很是笼络人心，迅速稳定了中原局势。
据载，国民二军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据《续安阳县志》记载，胡军占领安阳后，有一个警备队长王渔江“乘机诈财，胡讯明枪决之”。由此，胡的军令严明也可见一斑。
同时，胡景翼下令整顿队伍，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时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李大钊、王若飞先后派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国民二军工作，开展革命活动。
在胡景翼的要求下，广州黄埔军校输送杜聿明、张耀明、马志超、王太玄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到国民二军担任职务。徐向前、阎揆要也从黄埔军校来参加国民二军的工作。
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也相继到达开封，如于右仁、李根源、刘允丞、张季鸾等直接参加国民二军的军务、政务工作。
一时间，河南开封成了革命者云集之处，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
如此风云际会，胡景翼正应励精图治，大展身手，以其能力，也足以担此重任。然而，他却疔疮复发，于1925年4月10日病逝于开封。5月，他的灵柩由豫归陕，安葬于华山北麓的王猛台下。
他去世后，冯玉祥、张群等为其建祠，历时四年完成。
据《人民公园园志》记载，在1967年第二次修缮中，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承建单位在修建时，把脚手架搭起来，却没有施工。
现在的胡公祠日益破败。“人们进去时，总是砖瓦掉下来，为了防止伤人，现在我们把它拦了起来，并标上了危险建筑的字样。”郑州市人民公园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