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灭亡，大明帝国经历了276年的稳定发展，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蓬勃生长。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农业增长、手工业生产也如雨后春笋，活跃于城乡。并且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军队屯田。明初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明代200多年的基业打下了厚重的物质基础。
素有“东海名郡”、“江左要区”的明代海州是个什么样情况呢？可以这样说，海州是个灾难连绵的地区。元帝国的灭亡，大明王朝的建国，虽然给海州人民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离失所逃亡生涯。社会动荡，停滞不前。这一局部地区的动荡和衰落与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368年朱元璋奠基江南，扫除群雄后欲取全国，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这年冬天，他派遣大将军徐达、副将常遇春率重兵二十五万人北伐以定中原。徐达驰檄谕齐、鲁、河、洛、燕、苏、秦、晋之地，投降大明。对仍顺从元帝国的，所到之处“斩草除根”。据《明史•薛祥传》，海州明初就遭到了一场浩劫，朱元璋驸马都尉黄琛，以“海州民乱”为由，滥杀无辜，老幼皆不能幸免，“战乱之地，掳人搡财，鸡犬一空，村庄城邑，多成废墟”。而《明史》中却以“诖误甚众”一句轻飘飘的词语而掩盖了这一场对海州人民的血腥大屠杀。人祸之后就是“天灾”，江淮地区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吃树皮、草根、稗子，甚至“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流移者众，田土荒弃。（《明太祖实录》）
祸不单行，天灾人祸之后又是一次大迁民。这次迁民就发生在洪武初年，家谱或口碑中有多种说法，一是“红蝇赶散”，二是“洪军赶散”，三是“红军（君）赶散”。80年代初，我们曾应邀去临沭县地名办参加他们一次地名座谈会。在临沭县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全县已经征集了一百多份家谱。其中三十个姓氏近200个村庄，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云台十八村或海州迁去的。从临沭三大姓氏家谱中提供的资料来分析，袁氏在全县有20个村庄，他们的始祖是“从海州陇西新二里”迁过去的。李蒿科李氏约有40个庄子，“始祖自陇西当路来山东兰（陵）、郯（郯城）之左、苍山之右蒿科村。”“月庄胡氏”、“山里胡氏”由海东十八村黄泥岭迁此。
至于迁移的原因，家谱中也有所反映。一是“分海”。所谓“分海”实际是明初所实行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许入海，如敢有私下与诸蕃互市者，必寘之以法。”（《明太祖实录》）。临沭《袁氏家谱》中说：“明初分海一节，始寄居于琅琊郡（临沂）苍山东第一隅。元时籍直隶省淮安府海州居东门首”。二是倭寇扰乱。临沭《英氏宗谱》：“原籍海东当路村，今海州灌云县。大明洪武年倭寇扰乱沿海各处，逃难来山东省郯城县东北”。《英氏始迁祖碑记》：“明中叶倭寇横扰沿海，居民悉令内徙，英氏之始迁祖自海东携家避地，爰宅与此。”三是“红蝇赶散”。或“洪军赶散”。据山东沂水县提供的四五十种家谱记载，洪武初年由海州迁至沂水的几十家，都是因“红蝇赶散”。山东沂水县衢庄《胡氏家谱》记载：“原籍海东黄泥岭，明洪武‘洪军赶散’，居兰山第一峪。”沂水县夏庄《高氏家谱》记载：“我高氏始祖海东野鹊窝（可能是黄窝）人也。前明之初避洪军迁居夏庄。”原来我们认为迁海，只是迁云台山之民，现在看来明初迁海牵扯到整个海州，包括岛屿与内陆。山东滕氏族谱也有记载。
家谱亦称家牒或家乘，是封建社会一个姓氏家族的血缘记录，是一个家族的家族史。族谱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是可信的。因为它是用口碑和文字记录了这一家族的时人史料。“红蝇赶散”的后面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段“迁海”的历史在作为信史的《明史》中不会记载的，地方志中也很少涉及闭口不谈。而恰恰在族谱中记录了明初东海“迁海”的史实。
“红蝇赶散”是洪武初年实行“禁海”和“屯田”双重政策的结果。“红蝇赶散”，民间流传是张士诚失败后被杀，死后变成红头苍蝇，四处乱飞，见人就咬，咬着就死，因而人们大搬家，大移民，躲避这场灾难。“红军赶散”，头上裹着红巾的军队，那正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义军头上都裹着红巾，称为“红军”。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红蝇赶散”、“红军赶散”、“洪军赶散”，都是指朱元璋的头裹红巾的起义军。而它都和张士诚有关。
张士诚是和朱元璋、陈友谅、方国珍前后起家，是参加红巾军反元的义军首领。元至正十二年起于泰州，称诚王，国号大周，纪元天祐。十七年降元，去国号，二十三年再称吴王。政治中心在平江（今苏州），称东吴。二十七年徐达等破平江，士诚自缢而死。他的地盘最大时南到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湖北，东到海。张士诚死后，他的余部逃亡海岛，一方面继续与朱元璋为敌，不肯降明，一方面勾结倭寇，抢掠沿海，扰乱边境。为了断绝大陆内部人员与张士诚残部互通信息，接济粮饷，洪武年间实行了空前的海禁政策。更为甚者，强迁沿海岛屿居民去外地，说是为了防倭，实际是断绝内陆人民与张士诚残部的海上联系。这才有以上所言的“红蝇赶散”。“红蝇赶散”是迁海人民对强迫他们离家的头裹红巾的官军的诅咒，“红军赶散”、“洪军赶散”更是对洪武部队所造成的这一场灾难的客观记录。迁海的移民不仅去了临沭，包括莒县、莒南、郯城、临沂、沂水等地都是他们迁入的地方。
明初“迁海”造成的恶果对海州地区的影响是严重的也是深远的。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恶果是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盐田废弃，经济凋蔽。用朱元璋自己的话可以给“迁海”作一个很好的注脚：“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涉他郡，不得以归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明太祖实录》）。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王同出任海州知州时，海州更为凋蔽，平民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人口虽减，而官府差赋一如以前：“民逃而差不减，田荒而粮照旧。”作为一名父母官，关心贫民之疾苦，吁呼人民之心声，冒着端掉乌纱帽的危险，秉笔直书，代民请命，向统治者进呈一份减轻人民负担、并里减负的奏稿。就中可能有夸大之辞，而海州荒芜，民疲日渐却是“据实奏闻”，凄凉景象跃然于纸上。今天读来仍是字字血泪，铿锵人心：“州原额116里（户籍编置），节年灾累，仅存30余里。原额人户12700余户，节年逃亡仅存3500余户。原额官民田地11460顷有零，节年逃绝荒芜，成熟仅存1500余顷……数年颗粒不收。各项钱粮并征，百姓流移……该银15000余两……民逃而差不减，田荒而粮照旧。一户常有数差，一丁常有数役，苦累逃亡。”人虽然逃亡，但一甲十一户，十甲一里的编置仍旧，征收，差役“仍以一里一甲粮差尽责现户包赔。至于全里全甲通无人户者，各项粮差亦照原额科派。上司累累督催未完，参官提吏问罪，殆无虚日。杖并淹禁，种种情苦……鬻产倾家，市儿卖女，叫天踊地。富者益累渐贫，贫者莫可支持，惟逃与亡而已。”“即今惟存州名，十分狼狈：民居倾圮，田地荒芜，市井肖条，乡村寥落”。后来皇帝老爷派出了巡按御史郭廷冕巡视海州。亲历其地，目击民艰，不仅向朝廷恳切具奏，而且同样提出了并里减赋的条陈。海州的疲败在他写的《海州诗》里也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入境凄凄海气寒，民皆饥食不堪观。
停车试问生民计，日午寻求草实餐。
高秋按历海东涯，四顾荒凉重自嗟。
鸿雁不知哀向往，西风芦荻一川花。
明嘉靖时期不仅民户逃亡，官营盐工灶丁逃亡也越来越多。明代海州有四大盐场，即临洪场（包括今兴庄、富安、临洪滩），徐渎浦场（今云台大村）板浦场、莞渎场（灌南新安镇）。四盐场每年要上交盐课106012 引。（见《隆庆州志》）以其当时落后的煎盐技术，有时实难完成。为生活之需，灶民或倒卖私盐，草场，或私煎和官营制作斗争。甚至集体逃亡。明廷虽一再下令清查逃亡灶丁，甚至采用拉丁补灶的手段，但许多灶丁仍“逃移相继，或负直为人佣工，或乞养为人男仆，或往煎盐场为人煎办。如高邮、通、泰等州，如兴化，如皋、海门，盐城等县，如富安（今东海县富安村）东台、梁垛，何垛等场，固逃灶之渊薮窟宅也。”（《两淮盐法志•卷下》）明代海州灶、丁杂处，且又负担拖重。灶户逃亡也是明中期海州户口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明太祖开始，重本抑末，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全国的农业生产呈现了少有的丰收。特别是实行军队屯田制度以后，大量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国库充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国内安定时期。然而，海州在这276年中仍然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灾害连年，经济凋蔽。从明初一直到明末，经济也没有很好地复苏。万历十五年（1587）谢淳大建三元宫时，正值海州大饥，灾荒连年。谢淳“以工代赈”，招揽了一大批民工修筑庙宇。什么是“以工代赈”？就是干活管饭不给钱，就这样还“全活”无数民工，功德浩大。直至隆庆朝，海州知州郑复亨蒞临海州时，他见到的海州仍是“榛莽极目，茅茨无烟。即民所止聚而名为镇者，亦仅仅数家耳。”城区数十里之内“渺若湖陂”“可菽可粟之区，洼下而为水所浸淫者也”。入城“屋无鳞次，城西一带，颓垣可逾。谒先师庙，见其殿庑倾圮，妥灵无所”（隆庆《海州志》跋），到处是一片衰败景象。天启四年（1624）海州知州刘梦松受命理海，“入其疆，见土地荒芜，闾里肖条。窃叹曰：“东海古称名郡，今尔尔。予忝司牧，得无有隐忧乎？”
沧桑270年，当南方许多城镇以及邻近的淮安等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之际，而海州历明代一朝，仍处于穷因潦倒、农业经济十分落后，这是因为什么呢？
知州王同上其并里奏稿中说：“自正德六年，突遭流贼残害，自后累罹大饥大疫，逃亡将尽。数年颗粒不收，各项钱粮并征，百姓流移。”“突遭流贼残害”，指的是农民起义军过境。即使义军侵扰也是短暂现象，不可能有200多年的深远影响，这只是托词而已。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刘六、刘七起义军曾于正德五年“连岁攻劫”郯、沂、赣、沭地区，正德六年刘六、刘七义军又突袭赣榆城。这两次义军行动，很快地就被海西千户张瀛以及游击许泰和守备韩广率领的明军击败，并未引起大的社会扰乱以及当地经济的破坏。至于明末的沭阳白莲教教徒暴动，反抗政府，那已经是果而不是因了，明朝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
海州270余年的动乱和衰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早期，这就是明初海禁的影响。云台山孤悬海外，海禁首当其冲。明初颁布的迁海令：“片帆不许入海”，如果说是针对张士诚的。而后来则是针对倭寇的，自洪武、嘉靖、隆庆倭寇侵袭事件可谓不绝于史，因而终明一世，禁海作为“皇祖遗训”，在沿海许多地方仍严格执行。明代在沿海广建卫所、营寨，严密海防，就是防倭的重要措施。所谓倭寇也不尽是倭，而是沿海因海禁而不能海外贸易或从事渔业劳动者，他们因海禁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经济环境，而冒险犯海，偷越海境，和境外的倭寇勾结起来，劫掠和骚扰沿海各地。“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这一原因的造成，就是海禁迁民封港的后果影响十分深远。沿海居民依海为生，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封海扣船，海商无致富之路，渔民断绝生活来源，严交通外蕃之禁，造成了“逃海为生者不计”（《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迁海只顾及了明王朝政治的需要。而以海洋经济为主的州境东区，十八个村庄岛民以及内陆大量人民外迁，给明代的渔业经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海洋运输海外贸易给以沉重的打击。近海的商业交往和货物运输也改海由河运，海州的海洋经济的优势受到极大的削弱。海州的社会变得更加内向和封闭。
农业生产是海州地区传统的生产模式，而农业生产是人类努力与自然环境共同结合的产物。而自然环境的要素主要是土地和气候组成。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三者称为“天、地、人”。天指气候，地是土地，而人则是这三者中的主体，是天与地的主宰。因而人口的因素是土地增产或土地增损的决定性因素，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根本。有明一代，当江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甚而提出“人口压力”的时候，海州地区的人口自正德以来所增无几，从嘉靖元年至嘉靖三十一年，其中虽有苏州等地移民迁入，三十年中为0增长，海州人口发展有明一代进入“停滞”时期。下面仅列举《明隆庆州志》中《户口》所列之统计，从中可见海州在明代户数和人口增长情况。
海州明景泰三年至嘉靖四十一年户口增损一览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景泰三年 （1452）14216137927
天顺六年 （1462）14241137983
成化十九年 （1483）13711152011
弘治五年 （1492）12821152112
正德七年 （1512）14946141251
正德十一年 （1516）14946143497
嘉靖元年 （1522）15583103357
嘉靖十一年 （1532）同上 同上
嘉靖二十一年（1542）同上 同上 30年未增
嘉靖三十一年（1552）1582298414 10年减少4943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1586298826 10年增412口人
如果说洪武初年因“迁海”而造成户数减损，人口锐减还是事出有因。自景泰三年至嘉靖四十一年，这110年间，正是明朝最稳定的时期，经济最为发展时期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时期，江南的经济飞速发展，人口激增，洪武二十六年江南人口已巨增至870万，到泰昌元年（1620）已激增至1800万左右，每年以0.3%的增长率增长（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而海州明代中期正德十一年至嘉靖三十一年，30年0增长，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反而减少4943人，和江南地区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差。
建置裁省，将沭阳县划出这有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元末战争天灾连年都是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经过100余年的“安辑流亡、奖励耕植、释放驱口”（蒙古人占有的汉人的奴隶）等一列系政治措施，到嘉靖三十一年，海州户口数比金代海州户数30691还少4823户。嘉靖二十三年前海州原额人数12700余户，节年逃亡，“减税粮，轻马价，百般减轻人民负担”，“民赖以苏。”而到嘉靖四十一年，十年中户口更锐减5000人。
有明一代，历任海州知州都曾致力于减轻赋税，经济复苏，把“宽赋税”，“劝农桑”作为自己的德政。但海州200多年间人民徭役苛负，赋税沉重，节年逃亡。为什么同为一个明王朝统治，江南的赋税更重于江北，反而江南人口滋甚，经济却飞速发展呢？王同在《奏稿》中有一句话：“民无抵准，不能存住。”抵准是什么？就是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依托。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史研究而言，连云港市历史上就是一个海洋经济占主体而兼顾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海洋经济萎缩，传统农业不能增收，提高产量，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逃亡异乡，寻求出路。这才是人口锐减的本质的原因。地瘠而不能增产，民贫而无力纳赋。户数不增，而赋役如故。恶性循环，政荒而民散。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力增长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一要素。
直到隆庆朝，海州“一户之田有四五顷，一人之身常有数十亩，耕者不能尽其力，故田遍污莱，官府不能稽其弊，故赋加偏累。”人均占有耕地的多少，并不能保证产量的高低，逃亡动乱，官田抛荒，熟田变荒，无主田作马厂草田，土地质量大变，然后再去垦荒种田，水利失调，连年歉收。当南方已经普遍稻麦两熟，甚至一年三季稻种植之时，海州仍然以黍、稗子、麦、菽等低产作物为主，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原始的耕种技术，始终未能解决人口减少、户田增多“地半荒而赋如故，民愈逃则敛愈急”的社会矛盾。直到明末，仍呈现“安东、赣榆邑几为空，海州、沭阳户亦减半”的社会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