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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谍报“后三杰”为何都是胡宗南亲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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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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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胡宁生 从 胡氏故事 移动到本区(2017-03-20) —
文章摘自《风云历史中的潜伏者》  作者:《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位中共战时情报人
蒋介石心腹、“西北王”胡宗南

    特工战史上的奇观:中共谍报“后三杰”,他们都在胡宗南部潜伏,他们都成为新中国外交家。
  2005年6月,一本由张戎与其丈夫英国人乔.哈利戴合写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在书中声称“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强烈抗议。
  将昔日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指为“红色代理人”,的确足够有爆炸力。尽管书中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胡宗南在逃台后逐渐失宠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辉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
  论年纪,熊向辉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辉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辉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辉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辉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辉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辉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辉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辉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辉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辉。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辉(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辉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辉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辉“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辉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辉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的熊向辉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辉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辉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辉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祥。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
  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谍报人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辉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辉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1972年,53岁的熊向辉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辉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辉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揆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
黄山怪石——其貌不扬——内涵无限!
离线胡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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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后三杰”是指哪三杰?
    7月13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去世,他是中共情报系统“后三杰”中最后一位离逝的。
“后三杰”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三杰”是指“龙潭三杰”,在中共隐蔽的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后三杰”三人都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身边担任职务,熊向晖更是担任胡宗南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后三杰”的名称主要来源于周恩来,再熊向晖所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回忆文章中介绍:1949年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后三杰”。
熊向晖
毛主席接见熊向晖 

  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生于山东省掖县,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
  熊向晖是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熊向晖整理口述的地下工作史料《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以流畅的文字、翔实的史料、鲜为人知的细节,叙述了熊向晖打入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身边12年,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的真实故事。
  熊向晖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熊向晖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9月9日,熊向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熊向晖同志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领导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对熊向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申健
1977年朝鲜金日成主席和申健在一起

  申健(1915-1992),原名申振民,直隶(今河北)大城人。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历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1960年后任驻古巴大使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学院教授。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师范大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三校联合迁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开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在西安,申振民与并称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都是秘密党员,又都是来自平津地区的大学生,给国民党当局以左派的印象。在与胡宗南接触时,有点左倾的青年学生,反而更受到重视。因为在胡宗南看来,有点左倾的人往往是有见识、有能力的青年。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组织,申振民曾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意或无意地交给他们中另一位同志来审讯、来执刑,在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位同志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意思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永远深埋在心底,以保护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振民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革命的乐观派,他们常在相互见面时轻松幽默地说,“我们每天都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就这样,这些共产党员长期隐匿自己党员的真面目,公开以国民党反动官员的身份出现,背着“骂名”直到解放后。
  1949年7月,留学美国数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汇苓及陈忠经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他们一回到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上便指示他们改名字。”申强回忆说,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申健的妻子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申健认为,组织上要求他们改名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党将委任他们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从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到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申健夫妇从内心感到自由、欢快和自豪,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结束任期返回北京。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印友好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每年我国国庆,印度总理尼赫鲁都要到中国使馆参加招待会。
陈忠经
中共情报元老陈忠经

  陈忠经(1915—2014)江苏仪征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陈忠经1934年考入北大经济系,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末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战云密布的长沙来到秦腔雄起的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上三青团首任西京市分团书记。后来接受进步人士的指导,思想进步决心抗日,并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通过周恩来德尔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西安的岁月里,陈忠经是非常出风头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和三青团这样一个青年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让他在西安城这个不大的交际圈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连当时旅居西安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时,他也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出场。
  于是,陈忠经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获取了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情报,及时准确地报告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研究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中央对西北广大战场的敌情了如指掌,1947年,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只得到一座空城,而毛泽东当时就在陕北,拖住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国民党找不毛泽东,反而被彭德怀吃掉了一个师和一个军部。
  陈忠经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是中国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4年7月13日12时30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自此“后三杰”三位情报元老都已离世。
“后三杰”的传奇事迹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后不知是空城,部下高级将领在飞机前合影 

  “后三杰”被誉为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因为他们都潜伏在“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身边,并且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宗南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历史上的“龙潭三杰” 也称“前三杰”
“龙潭三杰”(左起)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龙潭三杰这个名字,是源于周恩来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名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的总称。三人共同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职位便利,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出过突出贡献。“龙潭”取自龙潭虎穴的意思,表示三人所处环境的险恶。20年代初,龙潭三杰组织了一个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他们利用自己在敌人内部的特殊岗位,在白色恐怖中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龙潭三杰除李克农外,钱壮飞和胡底都牺牲于战时,钱壮飞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死在乌江,胡底也是在长征中,被分裂分子张国焘陷害,后在1935年9月遭到杀害。李克农在解放后以及在朝鲜战场显赫一时,在党内评价很高,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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