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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范仲淹与大梨胡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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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7

范仲淹与大梨胡家
转自百易草堂的博客

    范仲淹(北宋端拱二年即989——皇祐四年1052) ,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一生业绩卓著,道德斐然。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不畏权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荣辱不惊,得失不计的崇高品德,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颂。他曾任饶州知州十八个月,被鄱阳人尊之古今十贤之一。鄱阳曾有二贤祠,九贤祠均有公之名。
一:贬饶州
    北宋景佑二年(1035)十月,范仲淹(以下以公称呼)46周岁,由苏州知府调回汴京,授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监判国子监,后又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从上述四个职位中得知,这时的范公已是京官,而且是宋王朝的三品高官了。他已经有一定的从政当官的经验。但他那耿直而带点执拗的宁直不弯的性格却难以改变。
    针对任同中书门下的平章亊,辅佐朝政的吕夷简,凭借权利,大量任用私交,旧故和门生,偏离德才选官条件,他向仁宗皇帝上了«百官图»,揭露吕在用人方面的缺陷。同时还向仁宗皇帝上了«帝王好尚论»,«近名论»,«选贤任能论»和«推委臣下论»,提出用人应按照制度,规矩来实行,皇帝应掌管重要的人事任免权。这种进谏被吕夷简和侍御史韩读反咬一口,说范公"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尤为厉害的是,说范公议论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因仁宗帝27岁时尚无子嗣。随即仁宗帝对范公以“朋党论处” ,令禁军抄家,结果一无所获。范公即日被逐出京城,贬至饶州(今鄱阳)任知州(从五品)。
    宋时的江南东路饶州府,西南紧靠鄱阳湖,东北濒临崇山峻岭。路陡山高,陆路交通甚为不便,只得从开封走水路到饶州,沿途经过十几个州县,由于范公得罪了朝廷权贵,除扬州外,所经州县地方官员都不敢出面接待,而范公却依然襟怀坦荡,赋诗自勉,“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胜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五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郡斋即事»。
    其时,谢绛寄诗表同情,范公和诗一首,表达了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的豪情,向往““回头谏净路,尚望无雍楬”的官场从政议政的热烈局面,回应了谢绛的慰勉。
   “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南方岁晏犹能乐,醉尽黄花见早梅“。这首答《依韵酬黄灏秀才》的七律,是范公来鄱后,送给都昌秀才黄灏酬待的奉答。从中也可以看到范公来饶州时的心境。
    满怀政治忿懑的范公离开了繁华的京城,走出了朝廷官场的纷忧,来到了偏远的湖泽之乡。在饶州,范公患上了肺疾。由于范公被贬,禁军抄家一事,其妻李氏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日夜担惊受吓,加上来饶路途艰难,不久李氏便含恨命终饶州(曾葬鄱阳芝山)。她为范公留下三男两女,大的不过十三岁,小的才四五岁。对于厮守了13年的妻子过早离去,范公以泪洗面,三天不食,七天不睡。后来追忆此事“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御街行.离怀》。在《苏幕遮,怀旧》中写到:"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公在遭受贬职之苦的同时,还要忍受亡妻之哀。
    在此时,迁任浙江建德县令与文友的梅尧臣特地寄来《范饶州夫人挽词二首》,给予范公极大安慰。“听饮大夫日,止言京兆辰。常忧伯宗直,曾识仲卿贫。蒿里归魂远,芝山旅殡新。江边有孤鹤,嘹唳独伤神。君子丧良偶,拊棺哀有余。庄生惭击缶,潘岳感游鱼。夕苑凋朱槿,秋江落晚蕖。犹应思所历,入室泪涟如” 。
    范公一生为官37年,职级从最初的从九品到枢密副使,参政知事的正二品,37年中有超过30 年的官宦生涯是在地方,其为政的闪光点也主要体现在地方。他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先优后乐”观,他的人格是忠君为民。本文仅以范公在饶州为例。
二:在饶州
    倡建州学。范公无论到那里做官,都重视人才的培养,热心筹办学校。景佑年间,他到鄱阳就职后,积极探访民风民情,认真绕城实地观察,倡议在东湖之东北建立州学,认为以妙果寺塔为文笔,浮舟寺(督军台)为印,东湖(督军湖)为砚池,建学堂,二十年后,当出状元。州学来不及建立,他被调任。庆历五六年,知府张潭按上述设想将州学建成,此后该学校学生不断增加,出了不少贤才。宋治平二年(1065),鄱阳滨田学子彭汝砺,果然状元及第,他的弟弟彭汝霖也中了进士。创办州学堂,使整个饶州六县(即鄱阳,乐平,余干,浮梁,德兴,安仁)办学求学之风,随即高涨起来。
    尚贤重德,修葺州内先贤祠坊。吴芮,秦时为番阳令(西汉时为长沙王),在任时,为政以德,很得民心,死后建有番君庙。”旧时在州治内,宋范仲淹知饶州迁庙于治西北”(今鄱阳西门)并定时祭祀。(元代重修时,立有番君庙碑,碑文系赵孟頫所书。明洪武八年即1375年又迁往十八坊毛家巷,即今高门仓库后面高阜上)
    在城内德化桥,竖起了我国古代三大贤母之一,陶侃之母——湛氏故址巨碑,上镌“延宾坊故址”五个大字,供往来行人车马驻足瞻仰。陶母截发延宾,说的是,西晋大将军陶侃,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陶母湛氏常教诫孩子,结交朋友,以诚相待,应以胜于自己的宗亲才好。某年冬天,童年朋友鄱阳孝廉范逵来访,仓卒间,家里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客人,陶母随即入室,剪掉自己的头发,拿去变卖,换来酒食以款待儿子的朋友(截发延宾)。陶母又把冬天铺床用的稻草编织的垫席拿去剁碎,以喂儿子朋友用的马(剁席喂马)。这充分表现了慈母热情待客之情景。范公立先祠,树德坊,对当时弘扬正气,扭转颓风,起了积极作用。
    修城疏渠。宋时的饶州城,东依下东湖,西临滨州湖,北枕芝山,南襟鄱江,是个既怕洪水又怕涝灾的水中城。范公守饶任职期间,饶州城洪水成灾,沿鄱江一带城埧有几处为洪浪冲毁。水退之后,计发民工修复。可就在为城埧垒基时,基坑渗水如注,屡砌屡塌。此时范公昼夜寝食不安,于是问计于沿湖民众,采取“河中淘金”方式,在基坑周围挖坑排水,又用糯米蒸熟后掺拌石灰砌石块,城基立成,坍毁城埧很快修复竣工,由此“金沙为媒,城基为证” 成为时人佳话。
    古时,成为赣北的饶河水系“江右(北)鱼埠”水运交通枢纽,商贾云集之地的饶州。其府治有郭,即筑城墙后,设有六门:东曰永平;南曰鄱江;西曰滨洲;西南曰月波;西北曰灵芝;北曰朝天。但由于当时饶州城里内涝严重,特别是州城南和东湖之西南岸一带更是洪水一片。“身甘一支巢,辛苦千仞翔,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面对外洪内涝,灾民饥困,范公将个人得失恩怨抛在脑后,积极投身入救灾之中。他下令疏通内渠排泄淫水,亲自到实地监工,将市内龌龊之水引出城外,在大家的努力下,当时的新桥、大龙桥、小龙桥等南面沟渠,仅在一个月内全部疏通。而对城东即永平门外的浮桥下的东湖之西南地带,则将此地由南至北,东西向,分成几块,并初步开通了现五一路至东湖边的几条巷弄。这样既排泄了内涝之水,又方便了群众的往来,制住了淫水之风,使饶州城逐步走向干净文明。“九箭射东湖”也就成了今天人们歌颂范公功绩的名词。为防止灾后疾病发生,他又提议,在城内多挖水井,改变吃河水的习惯。城内“七星井”如北斗形(今己湮沒),为范公所创凿。今天鄱阳镇的很多古井大多是那个时候挖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挖井用水不忘范仲淹”。
    严明狱规。范公一生勤政为民,体察民情。他来饶不久。就接待了不少前来申冤的百姓。对很多案件,他都亲自审理。有一天,鄱阳县的一位妇女牵着两孩童,跪拜在衙前喊冤。范公上前询问究竟,那妇人悲伤地说“我丈夫死在狱中,请大人做主,为我丈夫申冤”。范公安慰了那妇人之后,立即到监狱调查,通过实查得知,那妇人丈夫确是在狱中被严刑拷打而死。同时还了解到监狱中经常发生囚犯死亡的事。范公查后,十分震惊,严厉处罚了狱中看守官员,妥善安置了那妇人。下令饶州各县,严禁狱中滥用刑罚,严刑逼供,杜绝狱中囚犯意外死亡的现象发生。并要求手下官员办案多做调查研究,慎重量刑。监狱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不仅对案情审理有利,也使囚犯敢于陈述案情事实,结案较为迅速而合理。从此很多案子均能得到较为公正的处理,百姓感恩载德。
    奏免税课。饶州人向有种茶习惯,尤以浮梁县百姓种茶最盛。无奈每年贡茶负担过重,茶农苦不堪言。一天,范公和随从一行人长途跋涉,来到鄱阳县北部的铁炉冲村,(今鄱阳县金盘岭乡大梨胡家村),访唔曾在京师任侍郎致仕回家的故友——胡光先生。听说清官范大人来了,村里人沸腾了。不约而同地从家植梨树上挑选最大的摘下,送给范大人一行尝试,范公看着百姓送来的大梨子说:这个村种了这么多大梨子,以后就叫大梨胡家了,此话一出,把当场的百姓逗乐了。为纪念范公,铁炉冲村百姓将村更名为大梨胡家。至今,胡氏家谱上还记载着“此村名为宋景佑年间范仲淹所取”。当范公问及这里农民的生活状况时,胡光说:“这里的百姓由于茶税过重,不堪重负,长此下去,必民不聊生,有的百姓已经背井离乡,外出求生。”范公听后,心情十分沉重。联想到饶州所属德兴县冶场(地处邓公山)由于“出穴倾摧” ,银矿“不出银”,而贡课未除,矿工纷纷逃离,冶场濒临荒废。返回州署,范公伏案提笔,可一想起自己是被朝廷贬职的人,如再上奏,有可能再遭不测。但“不能做良相,且当良医”,救黎民于水火,帮病人于疾苦的忧民本性一直占上风的范公,通宵达旦就将减免贡茶税和暂免银矿贡课的奏折写好,并派人专送京城,朝廷很快批准了奏免。从此以后,饶州无茶税,,万民称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章奏免贡新茶,惠及饶民千万家” ,有诗云:“三出专城鬓已霜,一封奏罢邓公场。”银矿也得以复苏。
    扶弱济贫。范公对家人对外人的爱,都是用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温暖的。欧阳修说他是“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富弼说他“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在鄱阳,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至今。
    范公在饶州时,有一个穷书生求见。在与书生交谈中,范公发现此书生很有才气,且有报国之志,只是生活贫困,连饭都没有饱食过一餐,身无分文,还想进京赶考。范公同情他的处境,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和志向,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带着纸墨,并令胥吏陪同,前往荐福寺去,拓印欧阳询的碑帖,说是拓印后,拿到京师可出售,每本可获千钱。穷书生和胥吏来到荐福寺,说明来意,寺僧答应第二天给他们拓印。不料夜间雷雨大作,雷轰碑裂。穷书生自怨运气不佳,典故“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的后句,指的就是此事。范公得知,也为此而叹惜。为了使穷书生不失科考良机,他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些银两送给穷书生。穷书生含泪收下,准备进京赶考。
三:情系饶州
    范公在饶州期间。一有空闲,喜欢到饶州城北的芝山游憩。
    芝山,又名土素山,海拔73.4米。唐龙元年(661)这里因发现三茎灵芝,故刺史薛振将此山改为今名。不久。当地人建亭于山顶,取名“芝亭”。每到晴天,登上此亭处,便可往西眺望庐山,饱览湖光山色。由此,此亭一度称为“五老亭”。芝山南麓有座禅寺。唐朝初期建。寺后有“碧云轩”。此轩据说为范公任饶州知州时所建,“碧云轩”三字也为他亲笔所提。范公常在此轩歇息,读书,吟诗。“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这首咏芝山诗就是在“碧云轩”写的,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庆朔堂” 据说也为范公所创建。它位于当时府治木家山(今鄱阳中学校址内)的西北,“左瞰蜀锦,右连流杯,前占春香虚静,傍对湖光,四望直见” 。“庆朔堂”之名,好象有诸侯藏朔马之意。其实朔为初为始,又为北方隐喻朝廷,范公期望由此而获新生,一切从此而开始。“庆朔堂”旁边则是那个有着一览无遗,观看鄱阳湖的赏景佳处——“四望亭”。范公虽然没有留下赞颂“四望亭”的诗词,但从庆朔堂的选址,和他的诗中,也可看出他对庆朔堂和四望亭的喜爱。“有泽能理水,无簷不见山,番君千里国,俯仰一亭间(王十朋四望亭)” 。
    《送饶州董博士》:“番国英豪富鲁儒,同时举送起乡闾。文章耻学扬雄赋,议论羞谈贾谊书。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遗壮士二千馀。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归乘驷马车” ,这是范公寄希望于饶州的莘莘学子的一首诗。表明这位曾任饶州父母官的一往情深。
    宋人重交游。范公在朝为公,交友为诚。所谓朋党乃是政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在朝廷,范公和韩琦,富弼,欧阳修,尹洙等人情逾手足,其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基本一致,但不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相反为了国事,常“公言廷争”,乃至”色忿“。范公以其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赢得了时人尊重和后人好评。他因三黜贬饶州,尹诛挺身而出,称”与仲淹义兼师友,愿得俱贬” 。王质“祖宴都门” ,范公恐连累他而婉言谢之,王质义无反顾,称“吾愿为党人,从而贬之光矣” 。宋人美其名曰:“金石之交”,实为确切概括。范公即使对吕夷简,也以国事为重,生前已解仇。吕卒后,范公祭文;“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庆历四年十一月)。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哀悼,绝不是虚应故事的表面应酬。
    饶州不是京城,但这里同样有着交友的条件和畅谈的乐趣。”山水番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坐啸安浮俗,谈诗接上宾。何由趋盛府,徒尔望清尘”。这首«寄饶州范侍制»律诗,是范公贬饶后不久,梅尧臣由德兴转往建德赴职,得知范公已至饶,自己不能亲自拜会,故以诗表达对范公的敬仰之情。
   “……今日贬江徼,多惭韩与王。罪大祸不称,所损伤纖芒。尽室来官下,君恩大难忘。酒圣无隐量,诗豪有馀章。秋来魏公亭,金菊何煌煌。登高发秘思,聊以摅吾狂。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矫首赋灵乌,拟彼歌沧浪。因成答客戏,移以赠名郎。泉南曹使君,诗源万里长。复我百馀言,疑登孔子堂。闻之金石音,纯纯自宫商。念此孤鸣鹤,声应来远方。相期养心气,弥天浩无疆。铺之被万物,照之谐三光。此道果迂阔,陶陶吾醉乡”«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从范公诗中,可以看到范公和梅饶臣,滕子京,魏介之,陈希亮,魏兼,毕京,曹径这些文友,同年同僚或以纸笔相互酬唱,或来饶相聚,交流各自的感受,获得互相关注的愉悦。
   “同心而友,唯德是依” ,用洪迈的话说,是”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 。
    《岳阳楼记》是受好友滕宗谅(范公称为子京)之约而写成的千古著名文章。滕宗谅(公元991-1047),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同僚挚友,曾降职监鄱阳郡榷酤。范仲淹知饶州时,曾写《酬滕子京同年》的七律诗:”谢家风雅若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如共茂先瞻气象,莫言神物在南州”。移官闰州(今江苏镇江一带)时,曾与滕子京,魏介之见面,饮酒吟诗抒志;“二公访贫交,过之如坦途” ,“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沒者草自绿,存者颜无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
    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谪守巴陵,修复岳阳楼完毕,为宣扬他的业绩,他接连发出几封求记信,请好友,文章高手作记。其中写《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偃虹堤记》是欧阳修,写«岳州学记»是尹诛。这三篇记都求到了,面子之大,友情之高,难于言表。并使«岳阳楼记»形成四绝:滕修楼,范作记,苏(舜卿)书石,邵(餗)篆额,传为美谈。
    且不评,范公是否到过岳阳及洞庭湖,但范公却亲身体验了“浩之汤汤,横无际涯” ,“波澜不惊,一碧万顷”的鄱阳湖的景况。可以说,假如没有滕子京并修复岳阳楼,就没有范公的«岳阳楼记»;假如没有«岳阳楼记»的传世佳作,范公的影响肯定会大打折扣。因为一提到范公,就会想起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想到范公和他的«岳阳楼记»就会想到,这是范公应他的好友滕子京约请而写的。其时,范公贬之邓州(今河南邓县),接信三个月之后写成。这集中体现了范公“因心交友,唯德是依”的高尚品德。
    景佑四年(1037)12月,范公奉旨离饶州而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知越州。三年(1040),范公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知州。庆历三年(1043) ,范公为参知政事,实施“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底,范公被贬为邓州知州。皇佑二年(1050)知杭州,知青州。皇佑四年(1052),范公请知颍州,五月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63周岁。范公病重期间,仁宗皇帝派人问候并赐药。死后。仁宗亲笔书写了“褒贤”之碑,并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这里要说的是,最使人感动的是,范公在生命垂危时写下《遗表》计六百字,:除总结自己的人生外,还希望仁宗“上承天心,下绚人欲,明慎行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栽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丝毫不提个人所求。按照宋朝规定,大臣临终前要留«遗表»可向皇帝提出给予子孙照顾的请求,叫“遗表恩”。范公在《遗表》中却“不于私泽,不为禄仕出”。并且范公死后,无房产,无钱财,后事都是朋友帮忙,按遗嘱运往河南伊州万安山母亲谢氏墓旁安葬的。
   “先忧后乐”忠君爱民是范公的人格。范公死后,王安石称其为“一世之师”。朱熹评论他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宋史》称其为“本朝人物第一”。康熙帝赞其为“济世良相”并钦定将范公之牌位置放于孔庙之中。毛泽东从心里佩服中国古代文臣有两人:一是范仲淹,一是曾国藩。这都是因为范公一生以其特殊的人品和作为,流传于世,光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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