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切换到宽版
  • 4005阅读
  • 1回复

[网络转载]中国大迁徙---湖广填四川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胡强云
 

发帖
832
铜币
848
威望
73
贡献值
0
银元
0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0

中国大迁徙---湖广填四川
转自duan..的爱问
湖广填四川
                          
    作为一个 300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
    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悲惨世界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催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好汉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做“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还不及现在一个大乡镇的人口数。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
    简阳人傅迪吉曾经写过一本《五马先生纪年》,这是一本既令人伤痛又令人欣喜的见闻录,文字异常朴素温馨,详尽记载了作者避难时的所见所闻。傅迪吉的家乡在简阳五马桥,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未躲过战火的侵袭。“房屋尽烧……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一家子无存身之地,都跑到深山野岭的寺庙中结庐共居。不久,简阳开始闹饥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贺家场甚至有杀人吃、卖人肉之事。”傅迪吉因为故乡生活十分困难,便带领全家向蒲江和邛崃方向迁徙。当时战乱已经平息,但局势仍很混乱,因此傅迪吉一家采取昼伏夜行(“潜行”)的方式进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顿开。”如此寻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饱受战争惊吓的人来说是那样亲切。
移民狂飙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当然,类似这样的诏书或行政指令在清初还有不少。清廷的意图已然明确,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地方官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康熙十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
    政府的号令抵达民间以后,我能想像我的十二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家族、人生、创业等大问题。当时,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景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家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二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 回首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插占”落业,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故乡了。前人的经验和见闻证实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亲朋邻里间、家族间悄悄酝酿着更大的移民浪潮。但是,此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雍正年间,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张帖告示的人中,有的是已经在四川安居乐业的人,这次回到广东是为了迎接故乡的父母亲人来川,或是移祖先的骨骸。
天府之国的重生
    跟这次大规模移民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词语是“插占”,它的意思是说,可以采取插立标志物的形式自由圈占土地。当然,这仅仅是针对这次移民事件的首批移民。据相关文献记载,首批移民落脚四川以后,面对荒芜的城镇和杂草丛生的土地,的确可以采取自由圈占的手段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成了移民运动中的受益者。
    清初顺治年间随军来到四川的贫苦农民或退役的士兵,甚至可以“伐树白之为界”。民国《刘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刘廷奇在中江圈占土地时的情形说:“定居之初,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因此刘氏家族很轻易地获取了大片土地。由于地界过于宽阔,边远一些的领地甚至“月余能履”。随着移民数量的逐渐增多,刘氏地界内不时有闯入者“窃居”,刘氏便佯装打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每星期定期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一次。
    但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南方移民,他们大量入川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动身时间既晚,加之漫漫长途的艰辛跋涉,来到四川盆地以后,大量的良田沃土已被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占据,等待他们的只有丘陵山地和不利于耕作的粘土区。
    晚进的移民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已不能像先期的移民采取圈占手段,他们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安插”,一方面只能通过“租佃”的办法,在站稳脚跟以后,再通过若干年艰苦的垦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土地和家产。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成都《江氏族谱》记载说:“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公等忍苦耐劳,为人佣工,勤俭异常。”
   《廖氏谱族》记载祖先廖吉周于乾隆初年带领儿子从广东兴宁县迁往成都,落户以后,“仅存银十两,佃到水田五十亩零”。 《彭氏谱族》也说他们的祖先于雍正丁末正月初六由广东海丰县起程入川,“来人共八口……初居简阳观音堂,佃田耕种”。 10年后,才在金堂县龙门桥购置田地,“新修瓦房以乐晚年”。
其实,他们的祖先比我的祖先幸运百倍。我的十二世先祖是于雍正年间从广东起程入川的,这个木讷迟钝的祖先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家业,直到我的曾祖父那一代,还过着一半是乞丐一半是佃农的生活。然而不管命运是如何的不济,但是整个四川盆地自大批移民拥入以后,的确赢来了它历史上少见的飞速发展时期。残破的城镇得到了修复和重建,荒凉的农田得到了开垦和灌溉,昔日虎狼出没、荆棘丛生的乡村市镇变成了繁华热闹的街道社区。在移民的初期阶段,各省移民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上保持紧密团结,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土地、财产和人权纠纷,他们纷纷以乡谊为名联合建庙,这就是所谓的“会馆制度”。那么何为会馆呢?
  《威远县志》解释说:“清初各省移民来填蜀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
    这些供奉着故乡神祗的屋宇如同黑夜中的星星,布满从劫难中渐渐苏醒的巴蜀大地,成为各省移民在一种新环境中的精神皈依。人们定期在自己的会馆中看戏会合,相互倾诉移民历史中的酸甜苦辣。作为会馆来说,解决本省移民和其它省份移民之间的纠纷,也是一项重要功能,人们通过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新环境的新问题,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理智和有序的态势。
    移民们还从故土携来优良的物种和先进的耕作方式,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的引进,就极大地推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优良物种的成批种植和引进,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特色经济与产业。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江因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也因木棉的引进而名噪四川。戏迷们知道,川剧的形成也跟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有着亲密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省份和人种的界线被打破以后,一种新的文化渐渐被培育出来。《成都竹枝词》中说到一个新的移民环境中的家庭时,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大姨是陕西人,二姨是广东人,三姨是湖北人……这样一个家庭多有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们对外来者的感觉和记忆逐渐消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种无限的包容和文化上的风云际会,使四川赢来了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

离线胡强云

发帖
832
铜币
848
威望
73
贡献值
0
银元
0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12-10

中国大迁徙---湖广填四川问题研究
转自网络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它还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四川社会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但是却与这场移民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川酒”、“川戏”等,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的。

    (三)“湖广填四川”研究难度大,至今仍有许多疑案需要破解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四川社会普遍关心、长期以来急欲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遗留问题。从康熙朝开始,四川一些文化人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如《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试图解释造成“湖广填四川”的起因。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偏见的支配,他们大多把责任推给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说这是由于“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解放后,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针锋相对撰写了许多著述,但由于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路线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为张献忠“辨污”上,因而疏于对大移民运动本身的研究,以至留许多悬案有待破解。诸如:“湖广填四川”是否是由“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四川人的祖先是否都是被“捆绑押送”入川的?为什么四川人多称原籍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为什么四川会有数量甚多的“土广东”?四川的会馆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四川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四川人?四川土著与移民的关系怎样?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怎样?四川社会是如何由清初的移民社会演变为土著社会的?等等。

    (四)重新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湖广填四川”内容丰富,贴近现实生活,与老百姓关系密切。它是从最近的源头上认识现代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生动教材。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必然提上日程。在所有精神文化需求中,追寻人的生命起源,叩问“我从何来”,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最原始、最质朴因而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深化“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群众观的要求。

    “湖广填四川”蕴藏着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解开历史留下的疑案,涉及到几乎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重新研究并破译“湖广填四川”问题,既可以为繁荣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文化事业提供原创性素材,催生和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繁荣发展社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培养更多方面的人才提供机会和推动力。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拓展清史研究的内容,为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工程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此外,“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作为一种重要人文资源,还可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近年来四川省利用清代移民过程中积淀的客家文化资源,大打“客家牌”,在扩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的出路何在

    继续深化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离不开对原有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超越。原有研究成果是继续深化这一研究的基础,但不应因此成为束缚人们超越的禁锢。在当前形势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敢于跳出原有的研究路子,是把“湖广填四川”研究推向深入的关键。

    几年前,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其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对当时国内“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泱泱大省四川的人口,由此而构成清代前期最大规模的区域移民;这不仅指其移民数量众多,而且指其移民来源广泛。可惜的是,有关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故而以前的有关论文,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有关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各个区域移民史作出更深一步的分析……”

    四川是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主战场,川渝学界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回顾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川渝学者为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曾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率先撰写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的学术专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并开辟专栏推进这一问题的讨论。这些举动对推进“湖广填四川”研究工作起步,在当时国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四川学界又出版了许多地方史专著,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这段历史。例如,其中孙晓芬编著的《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从选题上切入这一领域。此外,还有《张献忠传论》、《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汇编》、《四川人口史》、《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农业历史地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等等专著,也从不同侧面论述到这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至于这一时期发表在国内报刊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的单篇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也有数十篇之多。

    纵观这些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大致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入手,剖析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张献忠剿四川”的后果只是导致清初大移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唯一的原因。(2)对清政府的移民实川政策的性质、特点、过程、阶段及其演变作了初步探讨,指出清初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控之下,移民浪潮随之跌宕起伏。(3)较为充分地探讨了移民垦荒政策下四川人口、耕地、粮食及城乡经济发展的状况,肯定了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复苏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对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对移民会馆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文化事象,如民间文艺、民俗文化、地方文献、民居建筑等,作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这表明,解放以来四川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份量不够、质量不高、挖掘不深,则是共通的弊病。分析起来,之所以存在这些不足,主要是缺乏创新思维,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沿着传统史学的老路,满足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以至对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

    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在这期间,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几部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开始从不同侧面触及这一区域性移民的根本问题。其中重要的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蓝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等。曹树基评价说,这些学术论著一改以往“举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许多’、‘大量’、‘广泛’等字眼对四川移民的数量规模进行笼统的描述,而是力图求解移民人口的规模和各籍人口的数量。”

当前要把“湖广填四川”研究推向深入,决不能走低水平重复的老路,必须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为此,必须在宏观指导思想上下一番功夫,来一番改变。这里,仅就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中亟待改进的几个问题,择要作一阐述。

    (一)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

    “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省际移民运动。这一性质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决不能仅仅局限在移民迁入地———四川境内进行。移民迁出地,即移民生存的原乡,是移民长途迁徙的出发地,是移民运动来潮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观察这场移民运动的基本出发点。数量众多的外省移民之所以从四面八方迁往四川,除了四川本土的因素起了拉动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移民迁出地对他们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大量事实表明,移民在原乡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与民风习俗,直接决定着移民迁移的状况。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分析长途迁移的原因、动机,判断移民运动的性质有直接的帮助;而且对于解剖移民流向、分布,进而研究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在地化)转化等等问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对移民原乡的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深度。

    遗憾的是,此前许多研究著述普遍忽略了对原乡状况的研究。人们从这些成果中,看不清移民迁川前的存环境和生活状况,至于他们为什么会作出长途外迁抉择,迁川前有些什么具体活动等等,都是不甚了了。由于对原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以至迄今四川学界对于本省居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自称其先祖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的问题,仍然说不清、道不明,而对于湖广移民生活的原乡状况,更是知之不多。借助于近年来客家文化研究的开展,虽然人们对于迁川的闽粤客家人在原乡状况稍微有所认识,但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就深度、广度上讲,当前我们都还不足以建立起对“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前外省移民迁出环境、生活状况的总体认识,更说不上对它作细致入微的复原与深刻具体的勾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有的人心目中,“湖广填四川”运动并不是一段客观存在过的历史,而仅仅是一些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而已。在这种背景下,难怪有人会撰文怀疑“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客观真实性。

    (二)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倾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典型的经济类型的移民运动。与历史上那些因为逃荒、流放、宦游、戍边、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们不同,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史,按理说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形态的舞台。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方面。举凡与下层民众有关的社会生活事象,诸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宗族法规、会馆帮会、场镇交通、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地名方言、方志族谱、文学戏剧、饮食文化、建筑艺术等等,无一不与这场运动有关。毫无疑问,这些内容理当成为“湖广填四川”课题中专门研究的对象。但是,过去由于偏重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因此在“湖广填四川”的题目下,许多研究领域大多局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清政府填川政策来展开,重点自然集中在封建王朝和上层人物活动上。至于在这些政策演变背后平民百姓的活动,以及下层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则往往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在这样的视角引导下,其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以触及这场移民运动的本质,由此可想而知。

    (三)深入挖掘史料,关注移民运动细节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揭示社会运动规律、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把中国各族的“迁移大势”作为研究重点,在宏观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类移民史著述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多为移民史的概况,以及建立在移民史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而移民史概况的研究,则又偏重于勾画移民活动的基本轮廓,即概述每一次移民活动“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相对说来,微观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

    梁启超先生在定义“史者何?”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在他看来,只有善于“摹体”“描态”的“真史”,才堪称“能尽史之神理”。否则,即使是“纪事纵极精善”,也只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史”,应该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而要产生这样的“真史”,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具体到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我们的研究不仅应该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等重大问题,从宏观大势上确立起对一历史“骨架”的认识;同时,还应该关注移民运动中移民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移民在作跨地域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态问题。相对于前者,这些问题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它们虽然细小琐碎、微不足道,但却能对宏观论述起到印证、说明、补充、检验、活化的作用。仅有洋洋洒洒的宏观论述,而没有新鲜生动的微观细节来填充,就容易变成为空论,而空论是难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就拿“湖广填四川”来说,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移民跨地域迁移的宏观理论问题,而且更普遍关心他们究竟是怎样“填”四川的?填川过程中移民们究竟怎么生活的?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历经了何种艰辛与磨难?等等等等。这许多细节,非通过微观研究手段不能解决。但是,由于在官方史书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史料细节,而民间史料又散见于各类地方文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没有从生活情态上深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不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很难想象那些足以展现移民社会鲜活状态的、有价值的史料细节,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而如果不能将这些生动的内容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复原”移民运动场景、“再现”移民社会生活,构建宏大的移民史大厦的目标终都将落空。

    (四)改进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结合,提倡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湖广填四川”作为清前期规模最大的区域移民运动,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等问题。因此,仅仅依靠传统史学全景式述评方式,是难以把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和趋势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站在一定理论高度,从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结构来进行解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理论模式与研究技术,需要掌握和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以丰富自己,构建历史。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借鉴人类学长于解构生活的优势和田野调查手段,充分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考察与感悟。只有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让历史研究具有人类学视角,让人类学研究注重历史深度,这样才可能从新的角度理解这场移民运动,从而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在这方面,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研究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著称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manuelLeroyLadurie),就开辟了“过去不被重视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领域,有助于认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的态度和感情。”借鉴这些研究理论与典范,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对深化当前“湖广填四川”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一段已经消失、但是至今仍活在民间的平民生活史、生命史。它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经消融,但在四川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这一段历史,传统史学习惯于采用“盖棺定论”的话语方式加以叙述。这种“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方式,在以平民为主体的移民运动面前,势必难以将移民运动鲜活生动的特点与精髓表现出来。而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让历史‘活’过来”。所谓“让历史‘活’过来”,正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就是应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气平和的历史‘交谈’。”显然,“湖广填四川”就是这样一段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历史学家有责任让它从历史教科书中走出来,走向民间,深入大众———这应该就是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的根本出路。

快速回复
限15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