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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显高风亮节“两好”传万世英名 ——金寨藉开国将军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搜集整理者：胡遵远 人物简介：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金寨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徐立清，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兵团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立清的一生，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钦敬，被人们誉为“三让将军”、“人生楷模”，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一)主动让级别 徐立清将军1929年8月参加红军，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功勋卓著、进步很快，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1兵团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等要职。 1950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总干部部成立后，由罗荣桓兼任部长。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在副部长分工时，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调配工作。 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副部长赖传珠都认为徐立清应定为正兵团级，同时，也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为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二)坚持让军衔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他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了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毛主席看到后，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就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对徐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这封信就到了罗荣桓手里，他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总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指示应授徐立清上将军衔。一天，彭德怀还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情况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呢，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至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总理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并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后来又补授王建安、李聚奎两位)、中将175人，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刘少奇委员长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委员长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金量可不一般啊。”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三)再三让职位 在主持定级、评衔工作的同时，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3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此外，他还参与调配了近20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主席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仍旧参与主持全军干部的铨选工作。 由于徐立清曾“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所以军内外都尊敬地称他“三让将军”。 1983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逝世后，有1800余位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握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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