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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治安：全国55万右派“摘帽”时的一波三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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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摘帽办”：解决55万人的问题
胡治安

    从11号文件，到55号文件，到否定之43号文件，再到回归之65号文件……后人称之为“解放了55万右派的55号文件”，出台过程其实一波三折。  
    1978年5月3日，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
    “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员参加。
    从那时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办”工作了3年。这期间，我起草或参与起草了几个中共中央文件、电报，其他工作还包括编发工作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等。

    来信来访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办”共处理来信23000多件，接待来访13000多人次，还到各地调查和听取汇报，先后在15个省市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那时，我经常手忙脚乱，日夜加班，有时流着眼泪读完一封封申诉信，有时怀着同情接待来访“右派”。
    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我思想转变“进化”最大的时光。
烟台会议

    “摘帽办”是为贯彻“11号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于时任中组部领导拒绝签名，只好由统战部、公安部两部联署，于4月4日上报中共中央。第二天，报告即获批准，这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文件下发到中共县以上党委。
    这个报告是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下形成的，带着严重的历史伤痕，虽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规定：“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有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完全没有右派言论和行动的人，才实事求是予以更正。”上报的报告中，还有一句“绝不允许右派分子翻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讨论时，删去了这句话。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联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为小组成员，童小鹏牵头，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经常关心过问。
    领导小组之下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俗称“摘帽办”)。“摘帽办”设在中央统战部，由统战部四局局长郭彤任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工作人员刘小萍负责实际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员参加，还从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调了几名干部。鼎盛时，“摘帽办”共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贯彻“11号文件”的《实施方案》。
    出席会议的，多是从“牛棚”和监狱中解放出来的“走资派”，对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对这个禁区，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与会者都认为，搞错的不是个别，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些人是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此时既有内疚，又有担心。
    因此，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意见。有人主张，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审议右派案件。有人主张，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应遵照中央以往的规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会上争论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主持闭幕会议。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1962年因摘帽面过大，受到过中央批评。有了这一教训，他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劝告与会者，不要搞甄别平反。
    凌云讲完后，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发言。他引述胡耀邦在中组部的讲话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冤假错案，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不得解决。他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来听“摘帽办”里的中组部成员讲，胡耀邦说：“老杨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烟台会议没有争出结果，《实施方案》带回北京，仍处于讨论中。
55号文件

    胡耀邦见此情况，提议再开一次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重新审议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会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8楼举行。除摘帽领导小组成员杨士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仍然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公安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长程子华出席，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因公请假，由副部长杨士杰代表。
    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气氛下，几位重量级人物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们都认为，对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但对平反问题，他们却疑虑不少，最担心的是：“如果50多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乱了套?”“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斗争?”
    上午休会后，杨士杰找来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下午的会议上，他拿出这份报告说，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生产的效果，如今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乱套”呢?部长们都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发言支持胡耀邦、杨士杰的观点，都认为右派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
    会议决定，立即以五部名义，补充修改《实施方案》，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一节，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而划错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消开除团籍处分”等极为重要的内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批转了《实施方案》。后人称之为“解放55万人的55号文件”。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致信胡耀邦，认为对右派分子，不应只是摘帽，而要甄别平反。后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一次统战系统大会上，他为1957年反右扩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乍暖还寒

    一个被禁锢了20多年的铁案一旦打开，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并未如想象中那样热闹非凡。党内抵触情绪不时流露，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则徘徊观望，虽喜犹惧，踟蹰不前。
    有人认为改正右派搞过头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责“摘帽办”吃共产党的饭，为国民党办事。
    11月，人民日报社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讨论时，有的部长提出，文章的重点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团结上下工夫，不要过多地讲改正这类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但《人民日报》仍然坚持了原来的论述。
    直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才起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公安部机关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出，震动全国。随后，中央党校和最高法院等单位的右派也全部获得改正，消息见诸报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由此，复查改正工作全面展开。
    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领导出席。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胡耀邦已调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表讲话。
    刘澜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地改正错划右派，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有利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利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宋任穷和刘澜涛的讲话中都反复声明：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河南永城等单位先后介绍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经验，会议开得很有成效。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召开了类似会议。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进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国改正了49万余人，有21万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但1979年的政治气候，尚是乍暖还寒。
    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43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改正后，“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这与“55号文件”发生了冲突，使应该落实政策的20余万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许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于停顿，有些地方的“摘帽办”甚至要“关门打烊”。
    童小鹏对此非常着急，也很生气，指名道姓地批评相关领导。在童小鹏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办”向中央整理报送了各地对“43号文件”的强烈反映。同时，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否定了“4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这一报告以中发 [1979]65号文件之名下发全国，使这项工作又走上正轨。
“55万”的来源

    1979年，我出差安徽无为，为改正右派问题召开座谈会。几十个获得改正的人，痛诉划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后的喜悦，会上哭声、笑声汇成一片，人人情绪激越。会上，县委统战部部长说：反右时，我是副县长，对各位的情况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说话，对不起大家，说着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时，忽然闯进来一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来的青天大老爷”，吓了我一大跳。忙扶起来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十来岁男子。他说，县里的右派几乎都改了，就他没有改。他因为批评了县委领导，成了“反党”的铁案。第二天，我向县委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他也获得了改正。
    到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
    现在都说右派分子是55万，其实这是概数。
    关于右派的总数，反右结束时说是全国划定了右派30万，1958年12月统计时为430305人，1961年说是45万，到1978年4月“11号文件”下达时，仍说是45万。
和凤鸣：夫妻都被打成'右派' ，丈夫被活活饿死

    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5.7%。
    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领“劳动指标”(户口、粮油等关系)。各地各部门向“摘帽办”报送数字，由我们核实汇总后向国家计委报送。
    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为了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万人、 “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他打断我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我说，那就是55万。他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
    此后，55万就成为定论。

杨显慧：夹边沟事件是2400多名右派的苦难史

    我至今认为，突破右派改正禁区，与当时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展览，第一件展品就是“55号文件”，当时真是激动不已。
    我认为，对它的意义，现在的认识尚不充分。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第一锤——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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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原副局长胡治安

    胡治安先生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公安部供职，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巡视员兼副局长等职。退休后，曾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一职。胡治安先生主持编辑和创作了多部作品，包括《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等）。
    胡先生长期在内地的公安部、统战部工作，与上层民主人士多有接触。2010年，他出版的《统战秘辛》一书，揭秘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其中涉及梁漱溟、马寅初、章乃器、谢雪红、赵朴初、周培源、孙越崎、萧干、罗章龙、黄顺兴、林希翎、吴祖光、屈武等。乃属第一次公诸于世，譬如原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经过、港人熟悉的陆铿离境到港的真相、秦德君与茅盾的爱恨情仇等，都极具传奇性，兼有史料价值。作者以大量史实为当代史补阙，文笔流畅，纪事翔实，内容精彩，可读性甚高。　　　
    作为一位体制内的官员，胡治安先生经历了许多精彩的历史瞬间。非常可贵的是，他在完成职业赋予的使命时，没有放弃个人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所接触许多的人和事，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他时时处处留心搜集史料，在退休以后出版了《统战秘辛》这部著作。胡先生这么做，需要极大的勇气、毅力和操守的。不为君王唱赞歌，要为苍生说人话。他的人格，赢得了众多学界同仁的钦佩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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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中央专案组“石油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4月21日）

    解放时，“资源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护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资委会的三万多技术和管理人员、几十万职工，全都投向了新中国。然而在文革中，这些人却被怀疑是带着任务潜伏大陆的特务。


1995年1月1日，江泽民、李鹏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1995年新年茶话会上，向百岁老人孙越崎祝贺新年。
我亲历的中央专案组“石油案”
作者：胡治安(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巡视员兼副局长)
　　1969年2月，我打点好了行装，准备随大部队一起，去东北的公安部五七干校。就在这时，我接到通知，到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报到，分配在“石油专案组”。

　　石油专案组的被审查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负责重工业发展和管理相关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任要职。解放时，资源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护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在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又叫主任委员)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接收工矿企业的少量人员外，该部门所有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
　　专案组怀疑，资源委员会拒迁台湾是带着任务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我当年30岁，是公安部11局的普通办事员，还不是党员，居然叫我参加中央专案组，办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亲笔批示的石油案，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感激万分，决心要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贡献一切。
石油案缘起

  　我来时，石油专案组的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多。
　　据我所知，三办中有“石油组”“兵工组”“海关组”等专案组，各组之间不通往来，这是纪律。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公安部。这些人，有“造反派”，也有游离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逍遥派”。
　　石油专案组的缘起，是文革开始时的一次事件。外贸部(商务部前身)一位姓莫的局长在国外任商务参赞时，购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望远镜通过香港进口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查扣。外贸部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怀疑这位局长“里通外国”，有意破坏。再查他的历史，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国石油公司任职。他因此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锒铛入狱，关进公安部看守所，即世人皆知的秦城监狱。
　　主持侦讯的姓曲，是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的哥哥。他也是位老公安，不过是专搞人口统计的处长。侦讯记录详细地记述了“杨子荣夜审小炉匠”式的戏剧化场景。
　　处长威严地坐在高高的案桌边，被讯的外贸部局长惊恐地坐在案桌下。处长一拍案桌：“莫×，如实招来！”局长木呆呆地看着他：“招什么呀？”僵持一会，处长呼地站起，又一拍桌：“招不招！?”同时作出按警铃的手势：“不招，来人，给我拉出去！”局长惊慌莫名：“我招，我招！”
　　局长说：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召集会议，中国石油公司的邹明等人奔走于玉门、上海、广州、香港，部署“应变”事宜，要求在国共易位中“处变不惊”，自行应付。
　　在侦讯人员眼里，“应变”，不就是“潜伏”的意思吗？他们继续追问：哪些人是潜伏特务？局长说不出来。
　　又是一阵恐吓后，给了他一本石油公司职员名册，上有姓名、职务、年龄、籍贯，要他指认其中的潜伏特务。他从头到尾地翻看名册，不时紧皱眉头。处长又一拍桌：“说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说，等到什么时候？!再不说给我拉出去！”局长翻开名册乱指一番：“这个这个，可能是……”“你看看，你看看，这、这、这个这个也可能是……”
　　疲劳轰炸的审讯日以继夜地进行。瞌睡虫叮到每个人头上，处长像鸡啄米一样地不断点头，每点几下，就拍下桌子，顺口喊句：“说！”被讯者在连连不断的哈欠间，胡乱地在名册上指指点点。
　　书记员覃高华是西南政法学院1964年的毕业生，练就了一身速记本领，一问一答一字不落地记下，而且表情动作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看讯问记录就像读纪实小说，令人捧腹，又令人唏嘘。
　　当时“三办”的实际负责人是副主任、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他有句名言，也是办案的指导原则：“一人供听，两人供信，三人供定。”就在这样荒唐的原则和滑稽的审讯中，形成了“石油专案”，先后逮捕了大庆油田供应指挥部副指挥、原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石油学院教授、原中国石油公司营业部副主任张英，水利部高级工程师、原中国石油公司代总经理郭可诠。这几位都是原资源委员会的得力干部，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审查他们的矛头，就是对着资源委员会的前后任委员长翁文灏和孙越崎。这个组也成为了“三办”的先进专案组。
专案组成员

　　我进组时，“创立”该案并获得表扬的处长等人已离开了。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已换了好几批。
　　当时的组长叫李光，是刚从东北调来的正师级干部，不苟言笑，非常严肃，对案子从不表态，整天愁眉苦脸，看得出来他思想苦闷，压力很大。我一去，他极为平和而认真地说，先看案卷，了解案情，不要发表意见，勤恳工作。
　　两位副组长，一位是外交部的处长，青年才俊，二十多岁就当了处长，整天捧着一本法文书，闷声不语；还有一位是外贸部的处长，是该案的“元老”。两位处长都姓王，共同特点是，了解案情，但从不发表意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唱高调，也不唱反调。
　　组里最积极的，是公安部一位姓崔的笔迹专家。他对案子列出了一大串调查、审理的线索。按这种搞法，三五年也难结案。我感觉，他是有意拖延时间，以免下放五七干校，好照顾生病的妻子。我曾跟他去广州、云南、湖南等地外调，都无任何结果，仅是逍遥游。
　　除此之外，组里还有三四位团营级部队干部。
　　当时，外贸部的那位莫姓局长和张英等人已被丢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放。工作重点转向挖“潜伏特务”。玉门油矿、大连石油五厂、上海高桥炼油厂和大庆油田等石油系统的单位都在挖地三尺找“潜伏特务”。许多留在大陆的原中国石油公司职工被批斗。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原是接管玉门油矿的军代表，也进了牛棚，不得解放。
　　我参加了对邹明的讯问。他很有胆量，敢跟姓崔的笔迹专家面对面干架，而且说话条条有理。他谈了玉门的护矿斗争。
　　他说，玉门解放前夕，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和油矿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要求将油矿、油厂炸掉撤走。他按照孙越崎指示，组织护矿。一是筹集经费，购买粮食、日用品，安定职工生活。二是组织护矿队，他自任大队长，下设分队、小队，武装起来，巡逻值班，人在矿在；原矿井队全部转入护厂队，荷枪实弹，对准国民党驻矿部队。三是封闭油矿、炼油厂，隐蔽机器。
　　1949年8月，他到香港向孙越崎汇报护矿准备，获得肯定、支持。孙致电邵力子，请邵转告中共中央，解放军占领兰州后，务必马不停蹄，直奔玉门，并与邹明联络。
　　护矿斗争取得了胜利。9月25日，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当时，矿上还积存粮食一万担，银元三十多万。
“特嫌”孙越崎

　　我们到唐山找孙越崎外调。
　　孙越崎，可谓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有“煤油大王”之称。知道他的大名，是在学生时代读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时。该书第五章《封建的，买办的军事工业独占》，说平津轻工业33个单位，组成华北八大公司，“受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介乎宋子文与翁文灏之间的孙越崎‘指导’”。
　　1948年5月，孙越崎接替翁文灏，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他确是个“大老板”，他属下121个总公司，上千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员3.2万人，工人六七十万，职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资源委员会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电力占50%以上，煤炭占32.5%，钢铁占80%，石油占100%，矿产品钨、锑、锡90%由资委会统制出口。
  　孙越崎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王寅生、季仲威有了联系。1948年10月，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工会成立大会，他借此机会，召集资委会本部及下属各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动员大家处变不惊，迎接解放。
　　这时，他对厂矿的留迁态度，与1937年截然两样。当年在日本入侵时，他坚定不移地将中福煤矿设备拆迁入川。
　　他说：过去东北吃紧时，大家纷纷逃进关内。目前华北又告吃紧。我看到哪里去都是一样。鞍山解放时，钢铁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死亡。可见战争到来时，只要不乱窜，不惊慌，就不会有死亡，鞍山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希望大家不要走，维护厂矿，等候解放移交。他提出“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应变方针。他要求与会者回去后将以上意思相机转告附近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如有离开单位的人，应由他们自行负责，资委会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
　　资委会重庆办事处的曹丽顺提问：各厂矿负责人有厂矿可护，对共产党总算有些贡献，共产党会留用他们的。但像我们办事处，只有几间办公的房子，没有厂矿财物可护，没有贡献，共产党也能留用我们吗？怎么办？孙说：你可把重庆的几个工厂的名字、地点、产品、产量，员工人数和负责人姓名等等，一厂一行列成表，共产党进城，你主动去找有关方面，把表送上，并表示愿意陪同去接收，这样也算有些贡献了。
　　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命令孙越崎把资委会在南京的五个工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磁厂和马鞍机器厂，拆迁去台湾。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奉蒋之命，几次电话催促。孙越崎以拆而不迁的办法应付，同时得到李宗仁的支持，最后将五厂完整保留下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孙越崎以经济部长的身份，携带150万美元飞抵广州，电告中南、西南、西北各地资委会所属厂矿负责人五十余人到广州，向他们分发美金，以维持大变中的职工生活，稳定厂矿局势。
　　之后，他辞去经济部长、资委会委员长职务，于5月中出走香港。在那里，他与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并得到周恩来同意他北上的消息。
　　5月29日，进驻上海的陈毅到了“资源大楼”，对留在上海的资委会人员宣布，“资源委员会是起义团体”，孙越崎是“为国家事业而做官的，我们对他谅解，欢迎他回来”。
　　在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的外，资委会人员全部留在了大陆。11月4日，他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经他电请，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从海外回到北京。1950年3月，孙越崎被蒋介石当局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以叛党叛国罪受到通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越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被取消，他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文革中，他因“特嫌”的罪名，被关入了“牛棚”，隔离审查。
　　我们去找他外调时，他的表现极为乐观，与我们聊家常般地答对。谈到与蒋介石的关系时，他说：“我们关系好着呢，我进他的办公室不打报告，直进直去。他对我开办玉门油矿支持称赞，连连说不容易，还派他两个儿子去看我。”问及玉门油矿，他大谈应变的惊险和邹明的功劳，反问：哪来的“潜伏”？
明知假案，反映无门

　　经过看卷宗和讯问，我向三办办公室主任赵文星建议，先将张英和邹明放了。他表示同意，让我们先写个报告。结果，报告没批，我反而挨批了。我想：这是天大的错案，毛主席被骗了！
　　我向来自外贸部的王副组长谈了我的看法，这位时年50岁的老革命拍拍我的肩，轻轻一笑：小伙子，行！但现在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说了，于公无用，于私有害。糊涂点吧！
　　1969年冬，我盘算着向毛泽东写信，说明石油专案是个假案。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好朋友刘宗铎。他是1959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是我的知已。他一听，半天不吭声，然后一脸严肃地说：小心，你什么人，谁听你的？卢玉文三人的教训就在眼前。
　　卢玉文是公安部10局干部，在办专案中，他们如实向上反映了李锐谈陈伯达问题的一番话，被冠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逮捕入狱。
　　不几天，因为专案工作人员情绪消沉，工作进展缓慢，周恩来宣布休整，他和江青等人请办案人员看戏。我们一连将几个样板戏看了一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戏时，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孙叔岱将我拉到一角落，阴着脸说：你小子想找死呀，就你聪明？就你看出问题？你写信，毛主席听你的？你的信能送到他手里？真糊涂！你干不了走人嘛，写申请去五七干校，离开是非之地。久了，你迟早要出问题！孙是中国人民大学1961年毕业的，是刘宗铎的同室好友。他从刘那里知道了我的想法，狠狠教训我一顿，我很感激，也知道了一般办案人员的心理。
　　随后，我请求去五七干校。1970年春节后，我离开了中央专案组，到了黑龙江佳木斯乡下的公安部五七干校。此后专案组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骂出来”的落实政策通知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解放后，资源委员会的“留用人员”，同其他的起义人员一样，大多遭到清算、整肃。从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到反右派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资委会的三万多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甚至几十万职工，多数人受到了冲击，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劳改、下放农村或学非所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如翁文灏之子翁心源，就含冤自尽。不少人员的子女也受到牵连。这些人及其家属纷纷要求孙越崎帮助平反和落实政策。
　　对此，孙越崎十分内疚，深有“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之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他将大量精力用在为原资委会人员争取平反上。
　　197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又叫6号文件)，为部队起义人员落实政策，重新发给起义投诚证书，安排工作或办理离退休手续。孙越崎等人听说后，不断向统战部门和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对资委会人员按起义人员对待。
　　80年代初，我已从公安部调入统战部干部局。在孙越崎的不断“纠缠”下，有关部门曾想按起义来解决原资委会人员的问题，但一位当年进驻南京、80年代已是中央领导的老人说：资委会是我们接管的，不能算起义。这一句话，就将起义否定了。后来罗青长有一次曾说，说这话是不了解内情，资委会是接受地下党的影响有组织的起义。但工厂企业的“起义”，毕竟同战场上的率部起义有形式、内容上的区别。既然有领导人不同意按起义落实政策，就来个折中办法“比照办理”。
　　198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护产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的通知》，承认资委会的绝大多数员工在帮助我们顺利地接管该会所属的各地厂矿企业上作出了成绩。通知称，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对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我们解放后经济上较快地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对这些人，应该比照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妥善安排”。
　　这个文件的出台，同孙越崎的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他不仅敢于直抒己见，甚至敢于公开吵骂。可以说，这个《通知》是“骂”出来的。1989年2月3日我与统战部另一位处长到孙越崎府上拜望。他推荐一位资委会高级职员为国务院参事，未被通过，我们来做些解释工作。老人极不高兴，说一夜没有睡，当着我们两人的面大骂统战部干部局局长是个骗子，他答应了的，怎么公布名单时又没有了！
　　孙越崎不满足于仅仅“比照办理”。1991年10月24日，98岁的他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中列举了资源委员会护产及起义有功的事实，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性质问题。
　　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共进晚餐。席间，他明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拒迁台湾、护厂护产的贡献，并提出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带有“起义”性质，资源委员会人员中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人员，可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对待，待遇应高于起义人员。
　　在孙越崎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此事还有一个插曲。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召开前，统战部要就政协人事安排做出推荐。我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的分管副处长，就写了一个报告，推荐邹明为全国政协委员。推荐被接受了，并且，与他同案的郭可诠也一同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名单公布时，这两人和石油部的人均感意外。恐怕他们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当年在狱中审查他们的人，被其精神所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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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特赦与监狱大清理
毛泽东在杭州批示：都放了算了。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胡治安

　　1975年，我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实际坐班的就我一人。
　　现在回顾起来，“清理办”虽然是个临时机构，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1975年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特赦释放人员代表当场发言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接见以后，所有特赦释放人员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接过特赦通知书。
一个不杀，一个不留

　　1975年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都放了算了。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
　　3月5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赦释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万多人。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万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
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肃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1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 王云沛、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 也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入台”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辞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对我来说，回台湾并无希望。回去后搅动人心对国民党也不利。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而且过得很好。我的愿望现在已经达到。我的死与富都酒店无关。我的遗款可作丧葬之用。
　　遗书说明，张铁石自杀，既不是中共所逼，也不是蒋特“迫害而死”。正如当时港英政治顾问唐纳德所说：“该老人变得厌倦和不满，不能赴台，又不愿回大陆，精神陷入很低的低潮中，因而自杀。”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回到内地。后来，段克文、王秉钺先后由美国进入台湾。大陆又通过从厦门直接渡海的方式，陆续送了几批宽释人员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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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治安讲述：原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当年遇害以后情况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沛瑶，1933年生，广西自治区苍梧县人，其父为李济深。

　　1996年2月2日晚，我外出回来，刚入家门，就听到电话铃响，中央统战部一局副局长在电话里说：你赶快来部里，兆国同志在礼堂等你，有急事！我不及多想，马上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部里，直奔礼堂。一进门，看到王兆国部长等多人已在，大家神色凝重，气氛肃然，心想一定有大事发生。王兆国说，李沛瑶同志今晨四点到六点之间被人杀害。他简要介绍了一些情况后，对我说：叫你来，是请你考虑一下明天如何发消息，以及起草生平稿等相关事宜。兆国同志又说：我要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说完，他匆匆离开。我们又谈了一阵，一局局长孙晓华上午十点到过现场，他介绍了一些现场情况。大家心情沉重地各自散去后，我回到家里，一时难以入睡，脑子里一直在翻腾这件事情，由此也想到了李沛瑶和他的父亲李济深先生。
　　李济深将军是著名的反蒋民主战士。抗战前的1933年，他曾发动福建事变；解放前在香港成立民革，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解放前，蒋介石一直把他当成眼中钉，早年曾把他囚禁于南京汤山，后来又不断派特务追杀他。在那种祸端四伏的危急局面下，李济深先生曾数度巧妙、机智地躲过了谋害。李沛瑶同志却在和平环境中惨遭杀害，而且死在一个警卫战士手里，他的悲剧，确是很值得深思的。
　　李沛瑶同志长期在江西工作，是南昌飞机制造厂的高级工程师。1986年以前，中央统战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1986年，中央统战部在顺义召开各省市统战部干部处长会议，研究培养党外干部问题。会议期间，江西省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副处长多次向我们推荐李沛瑶同志。他们介绍说，李沛瑶是李济深的儿子，今年参加民革，为人忠厚，口碑很好，和党的关系也一向很好。我一听说是李济深的儿子，就特别关注。我知道李济深有个儿子叫李沛文，是一位农学家，资深的政协委员，1985年逝世。我建议他们推荐李沛瑶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然后进一步培养考察。1987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李沛瑶同志被增补为政协委员。4月16日，中央统战部宴请增补的党外政协委员时，我见到了他。他那时50多岁，却显得比实际年纪老成，给人仁慈、厚道的印象。吃饭时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只是颔首笑笑，话不多，看上去很不适应觥筹交错的场面，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他第一次当政协委员，第一次来统战部。
　　1988年，全国总工会换届，应该有党外人士出任全总领导职务，我们首先想到了李沛瑶同志，并派人到江西进行考察。当年9月，李沛瑶同志顺利当选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1月民革换届，他又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又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副部长。1992年又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八届人大副委员长。他到民革中央工作后，有时在一些活动中碰面，他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从1986年到1992年，六七年的时间，李沛瑶由一名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每一个进步，与他自己的努力和各级党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完善是分不开的，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是分不开的。李沛瑶同志慈祥微笑的面容时时闪现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他地位变了，但谦虚待人的本色始终不改。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惨死在一个小偷的刀下。
　　2月3日上午，中央办公厅、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召集的会议，研究李沛瑶同志治丧事宜，我也随部领导参加。会上，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介绍了案情经过。罪犯张金龙入伍前有多次偷盗行为。他1994年12月入伍，成为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中队战士，1995年3月开始到李沛瑶住所值勤。1996年2月2日四时许，张金龙利用值勤之机，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李沛瑶同志的严厉申斥和教育。张见事已败露，速从李家厨房拿出两把菜刀行凶。李沛瑶同志与之英勇搏斗，并夺过菜刀自卫，但终被张金龙杀害。白景富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对李沛瑶同志的遇害及后事处理问题，中共中央很重视，几位领导同志都有指示。会议商定了“关于李沛瑶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当天报中共中央。“请示”提出，遗体告别仪式，请中央主要领导人出席，遗体覆盖国旗。会上还拟定讨论了关于李沛瑶同志逝世的两则消息稿。
　　部里有批示，要我参与办理治丧事宜。我从2月4日起开始查资料，看档案，与民革中央联系，起草李沛瑶同志生平稿。6日写成初稿，送请民革中央、全国人大、劳动部、全总等单位修改补充。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完成《李沛瑶同志生平》稿。2月9日，王兆国部长签发了生平稿，经中央办公厅报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生平稿称李沛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一代的卓越领导人”。生平稿对李沛瑶一生作了全面的回顾和客观、高度的评价。李沛瑶在工厂工作生活了30年，生平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培养了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出差回厂看望同事，工人们握着他的手仍亲切地称他‘李师傅’。”一句“李师傅”，叫出了他的本色。事实也是这样，他曾说：“我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了30年，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在工厂时，他经常以自己的所学和特长主动为工人装配、修理家用电器。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还常说：“我就是一个工程师。”可谓地位变了，本色不改。生平稿最后说：“李沛瑶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国家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领导，是国家和人民无可挽回的损失，举国为之惋惜和悲痛！沛瑶虽逝，但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与世长存！”生平稿发表后，各方面的反映都不错。我起草过不少党外人士的生平稿，但没有一件像李沛瑶同志生平稿这样的被重视，报到中央办公厅后，时任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亲自动笔作了多处修改，他又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一一批阅。
　　在起草生平稿期间，李沛瑶同志的亲属曾两次致信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国外亲属回国奔丧等一些问题，并在信中表示：“沛瑶去了，但我们李家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一颗忠心没有走，我们一定会继承先父及沛瑶的遗志，子子孙孙代代为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贡献我们的力量。”2月10日，统战部、人大办公厅专门请李沛瑶同志的家属开会，由公安部门向家属公布案件侦破情况，民革副主席彭清源也到会发言，感谢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关心，并说：李沛瑶主席遇害以后，民革中央及时向全国各级民革组织发去通报，对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和所作的安排表示坚决拥护，并要求民革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各项工作。
　　2月13日，李沛瑶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2月12日开了预备会。13日上午八点半，李沛瑶遗体运往八宝山。九点二十分，告别仪式开始，江泽民、乔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群众参加人数预定在1500人，实际人数则出乎想象，保守估计不下3000人，大大超过了事前的预定。由于准备不足，秩序一时比较混乱，筑了几道人墙也不起作用。情急之中，我提出改变悼念方式，即免去三人一排、站立鞠躬、与亲属握手的习惯做法，改成群众队伍一直行进，环遗体行注目礼。这个方案马上被采纳，场面渐趋平稳。我在现场见到速算专家史丰收，他专程从深圳赶来，面对李沛瑶同志遗体放声大哭。他曾得到过李沛瑶同志的不少帮助。
　　2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治丧的综合消息，在京的大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李沛瑶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日还全文发表了《李沛瑶同志生平》。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悼念文章。
　　(文章原载于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口述：胡治安，主持人：刘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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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宁生兄！
源远流长安定郡；枝繁叶茂宝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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